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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六章将军归营

　　门肯曾说，新闻学是一门不准确的科学。艾森豪威尔时代的最后几年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在民主党中期选举取得胜利的6个星期后，阿肯色州一家特别立法委员会披露小石城取消种族隔离的争端“被肯定地证实受到了共产党的影响”。该委员会主席、众议员保罗·范达尔森表示，委员会曾举行过三天的公开听证会，早已使阿肯色州人民警觉到共产主义的威胁，范达尔森的一个同事自信满满地预测美国黑人将会拒绝受邀加入任何由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煽动或“共产党支持的”游行示威。他说，种族和平已近在咫尺。

　　1959年，加利福尼亚大学新任校长克拉克·克尔仔细观察学校的大学生后说：“雇主们将会喜欢这一代人……因为他们将很容易被驾驭。再不会有什么暴乱了。”

　　这一年11月，美国罗马天主教的主教们反对使用联邦经费在国内外宣传人工节育，他们认为，那些声称美国天主教将会逐渐接受避孕措施的说法十分可笑。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一直在寻找一个整洁体面的年轻美国人，以抵消猫王的影响力，结果选中了查尔斯·范多伦。此人是哥伦比亚大学一名年薪4 400美元的教师，他此前刚好在长达14个星期的、联播中最大的有奖问答节目《二十一》中赢得12.9万美元的奖金。之后全国广播公司以年薪5万美元聘请他成为该公司的顾问以及《今日》节目的评论员。他还编辑了一本颇具启发性的文集，名为“致母亲们的信”。在他收到的信件中，有3/4来自感谢他为国家年青一代树立光辉榜样的父母和老师们。1958年年底，当纽约州的一个县级大陪审团开始对那档测试节目弄虚作假的控告进行调查时，记者们全都聚集在他那格林尼治的漂亮住所。他对于这一控告极度蔑视，说： “我从未接受任何暗示或帮助，据我所知，之前其他人从未在这档节目中赢得大奖。”当他们一直追问此事时，他严厉地说道：“你们一直问我这些问题，简直是一种侮辱。”

　　然而，美国黑人、大学生、天主教教徒以及查尔斯·范多伦开始令那些自认为了解他们的人感到惊讶。

　　1960年2月1日，认为黑人的斗争精神将会消失的希望突然破灭了。那天，北卡罗来纳州农业技术学院的4名黑人学生走进附近格林斯博罗市南埃尔姆街道的一家伍尔沃斯商店，先买了一些东西，接着便在快餐厅坐下，点了几杯咖啡。按照南部实施种族隔离的法律和传统，负责人并未理睬他们。他们就安静地坐在座位上，直到餐厅关门。第二天，他们再次出现在餐厅柜台前，还带了5个黑人朋友。他们称此为“入坐”。接下来，每天“入坐”的黑人越来越多。那些黑人青年情绪稳定，举止得体，完全不理睬那些嘘声不断、在他们面前挥舞美国南方邦联旗帜，还向他们弹烟头儿的白人青年。他们要让那些人知道，他们会一直待到咖啡送来为止。

　　如果这次“入坐”只针对这家商店的员工，那么他们将永远无法得到想要的服务。但是，伍尔沃斯是一家美国连锁公司，这正是他们所指望能够起作用的一点。在北卡罗来纳州，“入坐”运动蔓延到了达勒姆、温斯顿塞勒姆、夏洛特、罗利和海波因特，而该州以外位于纳什维尔、查塔努加、塔拉哈西、里士满和南卡罗来纳州的罗克希尔的餐厅也都被占据了。在接下来的14天，黑人在15个城市的伍尔沃斯分店上演了“入坐”，在波士顿，分别来自哈佛大学、布兰迪斯大学、波士顿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400名学生在12家伍尔沃斯分店设置了纠察线。这一举动令格林斯博罗的黑人十分高兴。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则让他们以及整个美国为之一震，示威者还出现在了沃尔格林、克雷斯、格兰特和利格特 ( 这些都是美国最大的零售公司 ) 的餐厅。在新泽西州的恩格尔伍德，同情黑人的人士举行了一次捐款以支持那些示威者，耶鲁神学院的学生在纽黑文市中心游行以表支持。被激怒的廉价商店经理将咖啡价格提升到一美元一杯卖给那些黑人，并把座位中的螺丝取出，还威胁要关闭餐厅。然而这些举动都无济于事，因为那些示威者用各种新的消极抵抗来面对那些商店经理采取的措施。接下来，运动从餐厅扩散到了社会上的每个实施种族隔离的公共场所。他们在汽车旅馆走廊上“入睡”，在公园里“入游”，在图书馆“入读”，在电影院“入睡”，在赌场“入赌”，在土耳其式浴室“入浴”，当春天来临时，他们还在仅限白人游泳的沙滩“入泳”。

　　5月10日，当纳什维尔6家餐厅取消种族隔离时，黑人们初战告捷。这是除得克萨斯州以外南部各州第一次采取的普遍行动。整个春天，南方各地都打响了消耗战，种族界线在这里后退一码，在那里后退一码，顽固分子的压力不断增加。6月5日，黑人南部地区委员会报道，9个分散在南北边界的餐厅都取消了种族隔离，这些地方之前并未发生暴力事件，也没有任何商人因愤怒的白人威胁要进行报复性抵制而受到损失。弗吉尼亚州的热餐店于6月23日向黑人开放，这是该运动打入该州的第一个楔子。7月18日，诺克斯维尔的商店取消了餐厅种族隔离制度。7月25日是黑人欢呼雀跃的日子，因为6个月前便开始进行全面行动的格林斯博罗的伍尔沃斯和克雷斯商店取消了种族隔离。就在同一天，位于弗吉尼亚州诺福克和朴次茅斯的4家商店也结束了这种制度。自那以后，事件发展就开始不那么顺利了。从不言败的美国极南部正死守阵地。10月19日，亚特兰大警察逮捕了由马丁·路德·金带领的51名“入坐”游行者。他们由于拒绝交纳保释金而被捕入狱。1960年闪电式的伟大的“入坐”运动就这样结束了，黑人们停止活动来巩固他们的战果，但甚至是阿肯色州的立法机构也知道这种暂停活动只是缓兵之计。拥有18 871 831人口的黑人种族正在萌动，美国黑人终于走向了前台。

　　1960年5月13日星期五下午，天朗气清，克拉克·克尔终于看到了未来。这些年经过对加利福尼亚州共产党坚持不懈的调查，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在旧金山洛可可市政厅举行听证会。被传唤出庭的人中有几个公立学校教师和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名大二学生，据说他们所有人都是积极的左翼分子。加州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些学生坐着几辆车前来给他们加油打气。但没人想过举行游行示威，因为在那个天真无邪的时代，几乎没有大学生知道如何去游行示威。他们只是想在听证会里找个座位，但是整个会场都已挤满了人。警察将台阶上的门堵住。有人开始推搡。一名警察跌倒了，但后来有人说他被打了。后来警察使用了警棍和水龙头。在这疯狂的半个小时里，有12人受伤，52人将被送进监狱。奥克兰的杰西卡·米特福德在《国家》杂志中报道：“现在的学生已经丢掉了20世纪50年代所拥有的冷漠和顺从。”她预测，在未来的10年，那些学生将“改变整个世界的未来”。一名被打了的大学生告诉记者：“我是一名政治上的‘处女’，现在却在市政厅的台阶上遭到‘强奸’。”对全美361万大学生而言，来自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消息无疑是一种挑战。在此之前，忍无可忍的学校教职工一直鼓励学生们投身政治活动。现在他们知道该如何做了。

　　在这躁动的几个月里，由于黑人自尊心和学校政治意识的提高，促使另一场社会变革的方法正在出现。1960年5月9日，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宣布批准使用一种安全的口服避孕药。这种药物的商品名为伊诺菲德，由芝加哥塞尔公司制造。该公司表示，此药在1 500名女性志愿者身上进行了4年试验，被证实百分之百有效。每月服用20片，凭处方即可购买，每月花费仅10～11美元。这种通过药物节育的方式再结合新式避孕设备，以及外科节育手术，就可以让女性逃离对怀孕的恐惧了。因为从一开始，担心怀孕就限制了她们的性生活。现在，似乎她们可以和男人一样随便上床了。上百万妇女将诊所和药房围得水泄不通，就为求得此药。除了防控疾病以外，从未看过如此多的人定期服用特效药。当全国天主教徒家庭生活事务所主任欧文·勒布朗大主教报告说天主教妇女和非天主教妇女一样正在定期服用此药时，天主教主教们大失所望。1959年11月，主教们曾谴责“一些基督教团体代表”，即新教牧师们，不实行节欲。如今，甚至天主教神父以及一些担任圣职的修女们，都因生活的变化而正在重新考虑他们的修道誓言。

　　纽约市立大学市政学院的学生赫伯特·M·斯坦普尔在败给范多伦之前曾赢得49 500美元奖金。而在1958年8月，该学生向曼哈顿地方检察官弗兰克·霍根和《纽约世界电讯 – 太阳报》讲述了引起他良心不安的苦恼。就在此时，查尔斯·范多伦的泥塑像开始碎裂。斯坦普尔告诉他们，《二十一》这档节目就是在作假。他表示，事先参赛者会被告知题目的答案，但当他们的人气衰退时，便不再能得到答案，因此他们只得假装被击败。他之前曾被告知要输给范多伦。和他一样，范多伦也曾在一个装有摄像机的隔音玻璃房内接受面部表情训练，例如，当他为一道题苦思冥想时要表现出紧咬嘴唇、擦拭额头上的汗或者说话结结巴巴。经过节目制作人的彩排后，范多伦的表演便让2 500万名电视观众为之震惊，例如他说出仅有的三名累计击中超过3 500次棒球的球员名字（“泰·科布、凯普·安森以及…… 特里斯·斯皮克！”），识别出在《茶花女》中歌唱“我要生活在欢乐里”的咏叹调的歌手是谁（“她在由……举办的派对结束时刚好演唱过这首歌，她的名字是！是个女高音。她的名字是……薇奥列塔！”），此外还说出了7个小矮人的名字（“瞌睡、喷嚏、愚笨、快乐”，停顿了一下——“爱抱怨的那个——啊，顽固——博士——呃，害羞的那个——叫怕羞！”）。

　　斯坦普尔和其他参加《二十一》节目的参赛者以及哥伦比亚《6.4万美元挑战》节目的参赛者都将他们知道的内幕告诉了纽约大陪审团。范多伦在宣誓后否认此事，米切尔·施魏策尔法官则因为当代美国民间英雄遭到诽谤十分生气，以其中包含了无法证明的指控而将记录封存。在陪审团庭外，范多伦告诉记者，他对于报界的那些诽谤十分“伤心”并且“震惊”。他还重复说，他过去一直都表现得十分“诚实……从未接受过训练或指导”。

　　做伪证的问题就在于，犯罪人无从得知是否有人能够证明他们在撒谎。惠特克·钱伯斯曾经把事实真相藏在南瓜里，表明真相终会浮出水面，而范多伦也同样难逃一劫。詹姆斯·斯诺德格拉斯是一名艺术家，同时也是《二十一》节目的获奖者。他提供了一些他在参加节目前一天到前三天寄给自己的挂号信，上面是将在节目中涉及的相关问题和答案。这些信件由众议院立法监督小组委员会成员开启，正是这个铁面无私的委员会，先后让伯纳德·戈德法因和舍曼·亚当斯垮台。这些信件证实斯诺德格拉斯所言属实，立法监督小组委员会由此接手曼哈顿大陪审团留下的这个案件，开始在证词和物证上设计，要让这位名叫查尔斯·范多伦的人，这位迷人、英俊、落落大方、出身于书香门第、毕业于名牌大学的人垮台。

　　1959年10月，他们开始此次行动。范多伦像之前的希斯一样表现出一副义愤填膺的贵族派头，向小组委员会发去一份电报，决然地否定了所有对他不利的指控，声称他并未“受到任何形式的帮助”，还表示无论委员会何时向他问话，他都会“出席”。委员会回电邀请他自觉来国会议员面前做证时，他却消失了。正式传票已经发出，可是送传票的人却无法找到他。接下来的6天，美国人民不知道他到底是死是活。10月14日，也就是第7天，经事先安排，他出现在纽约罗斯福饭店，接受了传票，并举行了一次人满为患的记者招待会。他读了事先准备好的稿件，他说，由于一连串事件让他十分伤心，因此他请假与妻子一同从哥伦比亚飞往新英格兰，“在那里10月的美景中……整理我的思绪”。他说之前并不知道自己被传唤，记者们感到十分吃惊。当这件事成为每家报纸以及新闻广播头条时，他怎能不知道传票的事？他苍白无力地笑道，出于对美国国会的尊重，在出席“那个恰当的论坛”，也就是听证会之前，他不会发表任何评论。

　　11月2日，他一身朴素着装，出现在听证会上。当他坦白一切时明显有些紧张，他说道：“倘若能改变我过去三年的人生轨迹，我愿付出任何代价……我已学到许多关于善与恶的东西。它们并不总是如表面看上去的那样。我陷进去了，深深地陷在骗局之中……我几乎可以说服我自己，我所做的事情并没什么害处，因为它对于全国人民对老师、教育和文化生活的态度产生了积极影响。”

　　他继续说，他后来“感到十分不安与害怕”，他“多次”请求节目制作人让他在比赛中输掉。他们却回答，会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结束我的比赛。最后，一名极富魅力、满头金发的女律师成为参赛者，其中一位制作人“告诉我，我会输给她。我因此表示感谢”。当公众开始知道这场节目秀是在骗人时，他感到“很恐惧……接着就逃跑了……首先我是在自我逃离”。存在“一条出路，我当然会对它考虑再三，这条出路就是说出真相”。可是“从感情上讲”，这是“不可能的”。接着，他的传票到了。“……后来，一件小事改变了我的想法。我收到一名陌生妇女的来信，她曾经在加罗韦主持的节目上看到过我，表示很羡慕我在那里的工作。她告诉了我一个唯一可以使自己心安理得并弥补我过去所作所为的方法（当然，她也并不完全知道我干过什么），那就是清晰、坦白并诚实地坦白这件事。突然，我明白她是正确的。”次日清晨，范多伦接着说，他鼓足勇气给他的律师打电话，当听完他讲的话后，律师说了一句：“愿上帝保佑你。”这就是他最后的陈述。他将发言稿放下，转向自己的律师，并投以微笑。

　　这真是荒谬。让他坦白的并非一个陌生女人，而是那张传票。再者，如果他当时真在节目上感到“极度不安”，那么就没必要请求制作人“放他一马”，他只需在直播时答错一道题就可以了。小组委员会的一名共和党人，来自纽约的众议员史蒂文·B·德鲁尼安看穿了他的谎言，于是对他说：“我认为拥有你这样智慧的成年人不应该因为讲了事实就受到赞扬。”然而，其他国会议员接下来却真的做出这样的事来。委员会主席奥伦·哈里斯表示他想“称赞”他的坦白。伊利诺伊州众议员威廉·E·斯普林杰希望哥伦比亚大学不要“过早”将他开除，该州另一位众议员彼得·F·马克则说他相信全国广播公司会原谅他。其他一些人表示，他们想要为他的“坚韧”、“坦白直率”和“自我反省”表示“称赞”。哥伦比亚大学则与这些人看法不一，5小时后该大学便解除了范多伦的教职，全国广播公司也于次日将其解雇。然而，这可不是得人心的做法。听证会的群众当时都支持范多伦，为他和那些称赞他的小组委员会成员鼓掌，并对国会议员德鲁尼安的评论不屑一顾，全然不予回应。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因他被撤职而举行了一次集会以示抗议。一个民意调查显示，3/4的美国民众认为，如果和范多伦面临同样处境，“大多数人”可能会和他做出同样的事情，而在全国广播公司收到的来信中，支持他与不支持他的人数比为5∶1。

　　范多伦和其余13名知名人士刚在纽约被指控犯下做伪证罪，哈里斯小组委员会便马不停蹄地找出电视台欺骗民众的新证据。青少年文娱节目头号唱片播送员迪克·克拉克坦白，他选择播出的都是能给他带来经济效益的唱片。这被称为“暗中给回扣”。事实上，联邦电讯委员会主席约翰·C·多尔弗却对此进行辩护。他争辩道，没人因此受到伤害，而且任何试图对此进行监督规范的行为都将“破坏我们十分珍惜的话语自由权。”有人就此揭露，多尔弗自己就曾在其监管的一家广播公司巨头那里收受贿赂。之后，艾森豪威尔接受了其递交的辞呈，但公众对此似乎漠不关心。因此，那些对此事毫不关心的电视观众会接受1960年那些索然无趣的联播节目也就不足为奇了。《剧艺报》杂志表示，如果1959年是有奖问答节目年，那么1960年就是西部故事年。这一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制作了8个此类性质的节目，全国广播公司有9个，美国广播公司则有11个。这些节目每星期占据的黄金时间达24.5个小时。

　　在艾森豪威尔政府的阳光下沐浴了7年之久，那些曾经支持总统的舆论制造者开始烦躁不安起来。早在1958年，《芝加哥每日新闻报》 就曾问道：“很多事情正闹得沸沸扬扬，艾森豪威尔正在做什么呢？大家从报纸上读到的都是他在打高尔夫球的新闻。那么谁在治理国家呢？”读者们对此漠不关心。总统在欧洲时，副总统通过谈判结束了长达116天的钢铁业罢工，从而赢得一次个人胜利。尽管如此，民意测验结果丝毫未受影响，因为公众对此不闻不问。刚刚获得解放的刚果在一场悲惨的内战中经历血雨腥风，由贡勒上尉领导的老挝叛军则推翻了昭·萨松尼特首相领导下的亲西方政府，而美国民众在地图上都找不到这两个国家。美国国内，报业罢工使所有纽约报纸都停止发行，与此同时，监狱爆发了一连串暴动事件，飞机上还出现携带炸弹事件，其中一起事件发生在一个利欲熏心的年轻人身上，他为了得到自己母亲的保险费，便在飞机上安装炸弹，将当时正在飞机上的母亲和其他乘客一同炸死。一项调查显示，报纸头版无人阅读，读者们比较关注的是连环漫画和体育新闻。当卡里尔·切斯曼在8次缓刑后终于在加利福尼亚州接受处决时，那些反对执行死刑的人们对此表示反对，但这些人相对较少，一系列手法极其残酷、泯灭人性的谋杀事件似乎也并未触动那些一向冷漠的人们。其中一宗谋杀案涉及一名来自堪萨斯州的农民赫伯特·克拉特，他的妻儿也无一幸免。《时代周刊》在1959年11月30日的期刊上发表了对此次犯罪的报道。新闻标题是“冷血杀戮”，它的读者中包括一位名叫杜鲁门·卡波特的作家。

　　那年人们脱口而出的流行语是“什么的”，该词已成为口语中万能的成分了。例如，格林斯博罗的黑人正在举行“抗议什么的”，罗曼史就是“爱情什么的”，梅特里科尔就是“节食什么的”，或者希区柯克的《惊魂记》就是“惊心动魄什么的”。几乎每个地方都在使用这个词，但联邦政府的其中一个机构中却未出现这样的词。还未有人说过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是在搞“外交什么的”。这似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显然也不太合适，因为杜勒斯是老一辈，是常年受到身穿燕尾服和条纹裤的外交部长们影响、具有政治风度的人。但他那傲慢自大的说教和过分简单的“大规模”报复论与苏联火箭升空的数据相比，的确显得过时老套。在1959年的头几个月，由于病痛的折磨，杜勒斯几次进出沃尔特·里德医院，并且似乎开始明白他曾经为之奋斗并想要永久维持的东西方僵局即将不合时宜。然而，他还是为此抗争到了最后一秒。就在他忍着疼痛离开华盛顿并踏上前去欧洲的最后之旅时，他对一位朋友说道：“如果这病不是癌症，我认为此行至关重要，不得拖延。如果这是癌症，那么身体更加不适也无关紧要。”

　　这个病的确是癌症。他每天不是在沃尔特·里德医院接受百万伏特的X光照射，就是在丘比特岛上休息晒太阳，这位国务卿开始将整个身心都投入与死亡进行的绝望的战斗之中，当他与病魔奋力抗争之际，治国的缰绳最终还是从他手中滑落了。从表面上看，世界权力平衡局势并未发生改变。根据条约，美国仍然承担着42个国家的防御义务，就杜勒斯而言，用最新流行的时髦词来说，他仍然在政界神通广大。美国社论作者对这位“不可或缺的人物”所提出的“睿智建议”和表现出的“坚定不移的力量”表示敬意。英国政府在来电中表达出“万分难过”之情，法国外交部对于“这个可能是西方遭受的最大损失”表示关切，波恩则对西方政策制定的车轮上拆掉了一根“辐条”而感到遗憾。然而，这只不过都是一些外交辞令，杜勒斯一定深谙此理。尽管他仍然通过电话和白宫以及国务院保持密切联系，并警示任何可能反对冷战的异端邪说，但是对于那些能够察觉这些迹象的人来说（杜勒斯也能够察觉这些迹象），一旦他退出历史舞台，华盛顿和莫斯科就会采取缓和政策，这是显而易见的事情。埃米特·约翰·休斯写道：“杜勒斯紧握的拳头”即将被“艾森豪威尔那伸出的手”所代替。

　　在共和党中期选举惨败的余波中，哈格蒂编辑了一份长长的备忘录，展望艾森豪威尔在1960年为成为共和党继任人参加竞选时，能够继续保持他作为维护和平使者的功绩。根据与总统的谈话，备忘录将杜勒斯在雾谷的6年中所反对的一切事情都当作目标。备忘录中直接假设在外交上采取灵活态度的时机已经来临。艾森豪威尔 – 哈格蒂备忘录指出，总统必须以一名和平使者的身份站在国际舞台上。当中还继续宣称，无论是在出席联合国各种会议、到访包括持中立态度的印度等远在世界角落的国家，还是在面对以热忱的态度希望他参与与苏联的赫鲁晓夫的高级会议和会谈这类建议时，总统都必须扮演这种角色。

　　苏联总理已经准备好欢迎此类提议。1959年1月26日，赫鲁晓夫在迎接阿纳斯塔斯·米高扬副总理从美国访问归来时曾说过，“不排除”苏美之间关系“解冻的可能性”。他表示，只要能够改善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任何可以做的事”，我们都必须去做，因为一旦爆发热核战争，后果将不堪设想。西方国家有人说，赫鲁晓夫“比任何人都惧怕战争”，这一点他们完全说对了。在过去，杜勒斯会照例回答，苏联要首先表达出诚意，任何相关会议才能顺利进行，但他对此是怀疑的，因为在他看来，苏联志在赢得冷战，而非结束冷战。然而就在此时，另一位政府发言人表达了不同观点。副总统尼克松表示，美国也希望两国关系能有所缓和，“因为我们意识到，如果关系就这样僵持下去，我们终将冻结在坚硬难破的冰雪中，只有原子弹才能将它炸开”。

　　5月24日，沃尔特·里德医院结束了对杜勒斯的临终看护，并发布公告：“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先生于今晨7点49分（ 美国东部夏令时间）在睡眠中与世长辞。”当时，副国务卿克里斯琴·A·赫脱已经开始掌管事务。他的首要任务便是解决最近刚发生在柏林的一系列令人厌烦的危机。赫鲁晓夫之前已向西方大国发出最后通牒：如果他们在6个月内还不撤离柏林，红军就会把他们撵出去。如果按照杜勒斯生前惯常的反应，他会对此通牒做出反击，同时还会一展实力，在战争边缘迫使对方放慢脚步。艾森豪威尔却采取了截然不同的行动方针。他召开记者会并发表了一份慎重的声明，宣称如果柏林发生任何开火事件，都将“阻止我们履行自己的职责。我们现在并不是说要向柏林开火，我们只会继续承担对那里人民应尽的义务。但如果我们的义务被阻止履行，那说明一定是另有他人在使用武力”。赫脱把这个最后通牒作为会前谈判的一个策略，而且随着事态的发展，也的确如此。

　　杜勒斯一进入坟墓，事件发展就过度急促起来。5个星期后，也就是6月28日，苏联副总理弗罗尔·R·科兹洛夫带领一批由苏联官员组成的代表团前往纽约，为苏联科技与文化展览会揭幕。7月11日，艾森豪威尔以个人名义邀请赫鲁晓夫来美国访问。7月23日，也就是杜勒斯逝世后的两个月，美国副总统前往莫斯科，在索科尔尼基公园为美国国家展览会揭幕，用艾森豪威尔的话来说，就是为苏联到访美国所做出的“礼节性回敬”。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不能称为对缓解东西方紧张局势做出的贡献，却可以从中看出赫鲁晓夫和尼克松两人好斗的本性。展览会上最有趣的展览就是一套有6个房间的牧场住宅样板房，中间是条参观走廊，参观者能通过走廊看到房间内的所有家具陈设。苏联领导对此十分愤怒。这触碰到了他们的敏感神经，因为苏联人造地球卫星是以牺牲消费品生产和相关服务为代价制造出来的。当时展览会揭幕式正通过苏联电视台进行直播，赫鲁晓夫感觉自己有些失策。他迫不及待地想打上一架，而尼克松就是那个应战者。揭幕仪式同样也在美国电视台直播。尼克松希望成为下一届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不论哈格蒂对竞选战略有何看法，他早有自己的打算，其中决不包括在电视直播上受到一个气愤的共产党人的欺负。最后的结局便是新闻界所谓的“厨房辩论会”或“索科尔尼基最高级会议”。

　　当他们驻足于样板房那时尚华丽、设备精巧的厨房时，这场辩论便随即展开。尼克松声称这是一个典型的美国住房，在美国几乎任何一个工人都能住上这样的房子或类似的房子。赫鲁晓夫则对此嗤之以鼻。

　　赫鲁晓夫：你们认为苏联人民会为这个展览大吃一惊。然而事实上，所有新建的苏联住房内都有这样的设备。在美国要花钱才能买到这样的房子，可在苏联，只要你是这里的公民就可以拥有这样的房子。如果一位美国公民没有钱买房子，他就只有睡在大街上的权利。你们却说我们是共产主义的奴隶！

　　尼克松：……我们并不认为这个展览会使苏联人民为之一怔，但这会激起他们的兴趣，正如你们的展览激起我们的兴趣一样。对我们而言，多样化、选择权以及我们拥有一千个不同建筑师的事实，就是生活的趣味。我们不想要政府的一名官员做出决定，宣布我们将只有一种样式的房子。这就是差异。

　　赫鲁晓夫（中断对方讲话）：就政治差别而言，我们永远不会有达成一致的一天。如果我追随你的意见，那么我就会被米高扬引入歧途。他喜欢辣味汤，而我不喜欢。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意见相左。

　　尼克松：我们来谈谈各自洗衣机的优点，而非双方火箭的威力岂不更好？这种竞争不也是你们所希望的吗？

　　赫鲁晓夫（把大拇指顶在尼克松胸前）：是的，这种竞争正是我们想要的，但是你们的将军说他们十分强大，足以将我们毁灭。我们也能给你们展示一样东西，让你们知道什么是苏联精神。我们十分强大，完全能够将你们打倒。在这点上，我们也能给你们看点东西。

　　尼克松（用手指在赫鲁晓夫面前晃动）：我认为，双方都十分强大。在某些方面，你们比我们强大。而在另外一些方面，我们却强过你们……

　　当他们在摆放着加利福尼亚州葡萄酒的桌前停留时，开始了最后的较量。赫鲁晓夫举起酒杯说：“为维护和平以及废除所有在外国土地上的军事基地干杯。”

　　尼克松（并未举起酒杯）：让我们就为和平干杯吧。

　　站在一旁的一位苏联人：祝赫鲁晓夫总理长命百岁！

　　尼克松：我将为此干杯。我们或许不赞同你的政策，但我们还是希望你能身体健康。祝你长命百岁。

　　赫鲁晓夫（干杯后）：等我到了99岁再来进一步讨论这些问题。为什么我们要如此心急呢？

　　尼克松（他在此次讨论会说了最后一句话）：你是说你在99岁时还在执政，而没有自由选举吗？

　　这真是一场奇特的交锋，与其说它是两位好斗者之间的一场辩论，倒不如说是一场争吵。双方都下定决心要给观众留下比对方更加平和的印象，同时也面临着由自己造成的不利。美国副总统在这次辩论上更胜一筹，但那位苏联总理却表现出一副温和、坦率的样子，或许这更适合他的角色。尼克松表现出一副喜欢思想交流的模样，赫鲁晓夫则展现出爱民如子、愿意竭尽全力保护他们的形象。赫鲁晓夫好像正是为了证实这一点，才不再计较尼克松的傲慢无礼（他显然是这样认为的）。并且，尼克松一回美国，赫鲁晓夫就接受了艾森豪威尔邀请其访美的请求。他虚伪地说道：“我准备把衣服口袋翻个底朝天，向大家展示我并无恶意。古时，人们在谈和之时通常都会把武器留在大厅。我们现在也应该那样做，而不应刀剑相向。”一番话后，他悄无声息地撤销了柏林那份最后通牒。

　　杜勒斯反对召开此类最高级别会议的一个原因是，他担心美国同盟可能会觉得他们即将遭到抛弃。为使他们消除疑虑，总统于8月底飞往欧洲，分别与康拉德·阿登纳、哈罗德·麦克米伦和夏尔·戴高乐进行为期两个星期的谈话。这是一次令人感到惊异的行程。在华盛顿，人们很容易忘记欧洲人对艾森豪威尔那深厚的感情。他们的那份感情并未受到党派性或意识形态上的干扰。对他们而言，艾森豪威尔是曾经带领远征军取得胜利、将他们从纳粹统治中解放出来的美国将军，他是那么的善良、坦率与低调。德国人也同英国人和法国人一样对他感恩戴德。当艾森豪威尔乘坐的梅赛德斯 – 奔驰驶入波恩时，大约有31.5万人（几乎是该城市人口的两倍）排队站在路旁向他欢呼，并举着“我们信任你”和“我们敬仰你”的标语横幅。在伦敦，他乘坐的是一辆鸽灰色的劳斯莱斯。在那里，成百上千人大喊着“很高兴见到你，艾克”或是“你真行，艾克”，当车队进入格罗夫纳广场时，记者们看到他眼中噙着泪水，因为在这里，艾森豪威尔将军曾指挥盟军打败了希特勒。

　　对于正处于困难时期的戴高乐而言，他本希望巴黎人表现得更加克制，但这已不大可能。在布尔歇机场，两名皆为将军出身的总统正在互致颂词，接着一群人尖叫着“艾克”（被法国人叫成了“伊克”），把其他所有声音都淹没了。“伊克”在巴黎待的这两天里，这种呼声从未完全止息，即使是在凯旋门下向法国无名烈士敬献粉红百合花和玫瑰花圈，抑或是在巴黎市政厅对持续的欢呼声表达感谢时。他在感谢时说道：“我心中充满感激，无以言谢。那么我就用一句简短的法语来表达我的激动之情——Je vous aime tous（我爱你们）。”很显然，在这种场合下讲一些严肃的话题有些不合时宜。戴高乐曾向由三国指导的北约反复强调他的计划。艾森豪威尔向他保证会通过大洋彼岸的电话与他保持更加密切的联系，才制止他这一行为。（艾克对一名助理说：“我知道他是一个顽固的人，但只要他顽固地站在我们这边，那么任何事情都好办。”）他在苏格兰卡尔津城堡待了一个周末，在那里他一个人住在有9个房间的公寓里，这是苏格兰人民在欧战胜利日后给他的礼物。之后，他于9月7日飞回美国。他告诉那些前来欢迎的人：“我十分确信，至少目前所有事情都进行得很顺利。”

　　赫鲁晓夫在美国举行的巡回访问将是缓和世界紧张局势的又一阶段。9月15日，在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机场，苏联大使米哈伊尔·缅希科夫对着飞机舷梯叫喊道：“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我在美国的土地上向你致敬。”就在美国观众对此深表疑惑时，那位大使从舷梯上走了下来。他身材矮小却十分粗壮，秃头，身着黑色西装，上面佩戴着三枚小勋章。与他一道的还有他腼腆的妻子尼娜·彼得罗夫娜、女儿朱莉亚和拉达、儿子谢尔盖和63名随行的苏联官员。总统艾森豪威尔对他们表达了正式的欢迎，接着他们便由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亨利·卡伯特·洛奇陪同，进行为期两星期的美国访问之旅。

　　总的来说，这次访问很成功。美国人通常都偏爱那些脾气不好的人，而此人的尖酸刻薄堪比托马斯·爱迪生和亨利·福特。无论是在面对美国企业家的演讲中、在艾奥瓦州乡村之旅的讲话中，还是在同纽约市市长罗伯特·瓦格纳和洛杉矶市市长诺里斯·波尔森共进午餐的交流中，赫鲁晓夫都表现得有些狡猾、以自我为中心以及毫无顾忌，但同时也很有人情味，并决心与邻国和平相处，但还是无法避免要出些乱子。赫鲁晓夫在与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的董事长斯皮罗斯·P·斯库拉斯进行的一场争论中占据上风，而在另一场争论中则败给沃尔特·鲁瑟和他工会的6名副主席。（他接着便谴责他们是“资本家的代理人”，而在鲁瑟大笑时，他感到十分茫然。）在观看了好莱坞一家歌剧舞团为他表演的“康康舞”后，他一脸正经地称这种舞“败坏道德”，还补充道：“一个人的脸可比他的臀部好看多了。”

　　在位于马里兰州卡托克廷山的总统别墅戴维营里，赫鲁晓夫表现出他最好的一面。他并未发表任何冒犯的言语。事实上，他说的不外乎都是一些模糊空泛的东西。他理解的谨慎似乎就是避免去触及那些实质性的问题。在第二天会谈的中途，艾森豪威尔以个人的名义向他呼吁道：“你能够使紧张局势有所缓和下来，从而对历史做出巨大贡献。这个机会就掌握在你的手中。”然而，这位苏联领导人拒绝被约束。他对美国烤牛肉赞不绝口，也很享受同艾克一同观看的一部西方电影。在乘坐直升机到葛底斯堡的短途行程结束后，他称赞了总统珍贵的黑色安古斯牛群。到此为止，这就是他对缓和做出的贡献。

　　第三天，两位领导人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他们此前都同意普遍裁军是全球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此外，就柏林事件应该重新协商，目的是为“符合各方意见，以及维护和平”找出一个解决办法。“所有棘手的国际问题都不应以武力解决，而应通过协商的和平方式处理。”艾森豪威尔总统将于明年访问苏联。

　　有一段时间，报纸上都在大肆宣扬“戴维营精神”。在短短的时间里，这个精神几乎就像罗斯福 – 丘吉尔的大西洋宪章那样重要。人们认为，美苏关系最终迎来了一个转折点。但这全都是假象。对德国和世界未来发展因意见不同而引发的基本的、关键性的问题，美国总统和苏联总理甚至只字未提。良好的情绪最终也会消失殆尽。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情绪发酵变质，人们也开始不再幻想。相关人员认为，在同苏联举行任何一个新会议之前都必须要打好更坚实的基础，尼克松也赞同这一说法。

　　但是，尼克松并不认为这个令人失望的结果可以证明杜勒斯坚持反对举行最高级会议是正确的。全世界的政治家已经开始着手《时代周刊》所谓的“新的个人外交的全球比赛”，他们都不愿回到过去冰冷的状态。他们精心策划的旅程正在循着一个明确的计划，它将引导他们走向称心如意的结局。下一步将是举行被人们称为“西方最高会议”的会议，与会者包括艾森豪威尔、麦克米伦、阿登纳和戴高乐。这4位领导人将重申维护柏林和平的誓言，同时为他们与赫鲁晓夫之间举行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会议拟出一份共同方案。

　　这次重要会议于12月在巴黎召开。尽管如此，艾森豪威尔也不会把12月的行程仅限于巴黎。其个人外交的冒险之旅令人欢欣鼓舞，因为波音707型新式喷气式飞机的诞生让这次冒险之旅持续下去。在欧洲西部国家的各个首都，艾森豪威尔受到了热情欢迎，这让他天真地以为在车队中欢呼人群的热情，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转化为持久的善意，并能改善国际关系。抱着这种想法，再加上哈格蒂之前为他准备的备忘录，这位总统便决定既然已经出国，那么不妨去拜访一下意大利、土耳其、巴基斯坦、阿富汗、印度、伊朗、希腊、突尼斯、西班牙以及摩洛哥等国的执政者。拜访这11个国家需要历时19天，跨越三大洲，行程共1.95万英里。在此之前，他向全美民众发表了一个电视讲话。他表示：“在执行这次和平与友好使命的过程中，我希望能促使他国对美国有更多的认识，也能更加了解外国友人。”

　　此行是否会增进了解尚未可知，却提供了总统大受欢迎的令人吃惊的新证据。在意大利，那些罗马人站在雨中，全身都湿透了，只为一睹总统风采。这里的人把“艾克”叫成“易凯”。一名记者在《晚邮报》上写道：“我们欢迎的这个人是用那种植广袤如海的小麦的堪萨斯州农民的口吻在与我们交谈，是在其出生前不久去西部拓荒者的口吻。当危机迫在眉睫时，他呼喊着‘和平，和平’，完全不带一点儿华丽辞藻。”下一站是土耳其。艾森豪威尔自己说他在安卡拉受到的欢迎是“我见过的最震撼的一次”。而在卡拉奇，75万多名巴基斯坦人前来欢迎他。他表示，在新德里，他“完全被淹没”在人群中，事实可能也的确如此。上百万尖叫的印度人高举横幅，有的人欢呼道：“艾森豪威尔，和平之王。”他们还向他乘坐的敞篷车抛掷许多鲜花，结果他一下车，便站在了一英尺深的鲜花上。在他到访的国家，这样的场景比比皆是：在伊朗首都德黑兰，75万伊朗人民为他欢呼喝彩，之后他在伊朗议会两院联席会上发表了讲话；当他向希腊国民议会致辞时，50万充满激情的雅典人就聚集在外面；当弗朗西斯科·弗朗哥元帅在马德里迎接他时，50万西班牙人也在那里欢迎他；在卡萨布兰卡，欢迎他人的也有50万。

　　这场景让人既目瞪口呆，也让人十分费解。西欧国家对他的热情欢迎可追溯到“二战”期间，但此次访问中唯一经历过“二战”的国家只有意大利，而意大利人当年是站在敌对一边的。为什么印度平民要徒步40英里路，只为一睹总统风采？为什么阿富汗部族人要花上几天时间编织花环，只为放在总统座车的前面？部分原因似乎在于各种语言反复赞颂的“和平，和平”。在世界各个角落，战争都被视为人类最大的灾难，甚至对那些从未听过炮声的人来讲都是如此。但这并非是那些数量巨大的人群背后隐藏的全部原因。显然，美国其实比美国人知道的要更招人喜欢。尽管反美人士制造了更多的噪音，但这些国家的大多数人似乎还是很赞赏并信任美国的。

　　艾森豪威尔于12月22日返回美国。那年圣诞节是他总统生涯的一次高峰，同时也是美国外交历史上的一个顶峰。在他每年向全美国发表的圣诞贺词中——这次是以28种语言向海外播送的，他谈到了此次行程：“我此行的目的是改善氛围，让外交进行得更加顺利。这次外交是为全人类寻求……和平与正义。”他的成果将在不到5个月的时间内初见分晓。到那时，他和西欧国家的三位领导人将在最高级领导人会议上同赫鲁晓夫会面。这次会议计划定在1960年5月16日举行，地点在巴黎。

　　在20世纪50年代末，《 纽约时报 》 的读者不时会读到赫伯特·L·马修斯撰写的文章，他生动地描述了一群满脸胡子的年轻古巴革命分子，正藏在位于马埃斯特腊山区那杂草丛生的热带丛林中。他们的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是一名30多岁的律师，身材魁梧，说话啰唆。1956年圣诞节，卡斯特罗带着12个人登陆古巴。在独裁者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抓住这些人之前，他们就已进入山区，举出“7·26”运动的红黑两色旗。这次运动名字来源于在卡斯特罗领导下，于1953年7月26日对圣地亚哥巴蒂斯塔分子发动的一次殊死攻击。此次举旗的目的在于号召古巴热爱自由的人们加入他们。

　　最初几年，卡斯特罗发起的运动在美国颇得人心。巴蒂斯塔统治下的古巴是个极权国家，由恐怖分子和贪官污吏所操控。那些贪官污吏依靠卖淫业、赌场以及侵吞公款获取钱财。为了镇压造反的学生，哈瓦那大学被封锁，持异议者被谋杀。他们的尸体被肢解后送到其父母面前，或是直接像垃圾一样被丢弃在臭水沟里。华盛顿对于一个真正民主的古巴即将到来的前景感到欢欣雀跃。早在1958年3月，美国就已经全部中止向巴蒂斯塔提供美国武器。马修斯这样的美国记者就写了一些极富同情的报道，将卡斯特罗和他那些满脸胡子的革命者描绘成为同胞带来自由和正义的罗宾汉式的人物。但那些记者们错了，而这种错误在当时十分普遍，对巴蒂斯塔厌倦不已的大多数古巴中产阶级和许多有影响力的古巴军官也错了。这就是巴蒂斯塔失败的原因。卡斯特罗麾下只有不到2 000名革命者要与4万名装备精良的巴蒂斯塔武装相抗衡，但商人和地主都在给卡斯特罗提供资金，中产阶级也在为那些革命分子呐喊助威。其中大部分革命分子就是中产阶级，包括年轻的自由职业者和知识分子，如菲德尔和他的弟弟劳尔，以及埃内斯托·切·格瓦拉少校，也就是后来成为卡斯特罗的托洛茨基的阿根廷医生。

　　1958年的最后几个星期，格瓦拉在距离首都150英里的拉斯维亚斯打败3 000名政府军，并占领了该省省会圣克拉拉。巴蒂斯塔派去的一车队的军人，甚至都拒绝下车。旧政权的末日就要来临，巴蒂斯塔也知道这一点。元旦这天，巴蒂斯塔乘飞机逃往国外。接着，卡斯特罗便沿着古巴的中央公路一路行进600英里，庆祝这大获全胜的时刻，总共持续了6天。菲德尔的军人举着手枪和冲锋枪朝空中开火。他们亲切地称呼他们的领袖为“老马”。他是“卡冈都亚”式的人物，在这个观念深入人心之前，他就已经是个极富魅力的人了。他是个禁欲主义者，从来不近女色。除了购买价值50美分的基督山牌雪茄以外，他没有其他个人享受。要想让他脱掉那身沾满污垢的军装，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

　　卡斯特罗说道：“我对权力不感兴趣，也不想拥有权力。从现在开始，古巴人民完全自由了。”他恢复了古巴丧失的尊严，带给了这个国家民族认同感，彻底根除了腐败现象，同时还推出了大量旨在教育儿童和激励其父母的举措。有人暗中传播他是共产党员的消息，大众对此都不屑一顾。反动主义者总是把改革者称为赤色分子，像马修斯这类在《纽约时报》工作的人对20年前反动主义者在西班牙的这一作为仍然记忆犹新，他们也是这样说的。

　　为了表现出自己是美国的友好邻邦，菲德尔带了100箱表示友好的朗姆酒飞往美国。他和代理国务卿克里斯琴·赫脱吃着牛排，喝着香槟。甚至在这种场合，菲德尔也穿着那身又旧又脏的军装。之后他又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会议室同18名国会议员进行交谈。他告诉他们：“‘7·26’运动并非一次共产主义运动。参与该运动的人员大部分都是天主教徒。”当被问及美国在古巴的投资时，他答道：“我们无意没收美国财物，我们拿走的所有财物都会如数奉还。”他其实十分招人喜欢。当然，其中也有一些不和谐的音调。与卡斯特罗结束三个小时的会谈后，副总统尼克松写下一份长达12页的机密备忘录，分发给中央情报局、国务院和白宫。他在这份备忘录中提到，他相信古巴的新一届领导人“若不是非常天真地看待共产主义，就是受制于共产主义的条例之下”。但中央情报局将这份备忘录粗略归档，国务院直接置之不理，艾森豪威尔则将其丢在一旁。在尼克松眼中，各个地方都有共产主义妖魔，而政府已对此感到厌倦。

　　1959年春夏，美国人民猛然清醒了，随后美古关系便开始恶化。当古巴独裁者的名字换成卡斯特罗时，他对独裁者一贯的憎恨似乎消失不见了。他对权力的满不在乎也随之消失。菲德尔以足以使巴蒂斯塔都为之震惊的残酷无情终止了人身保障法，在整个岛上都建立了军事法庭，同时下令终止已被判有罪的被告上诉的权利。到了9月，他开始向“左”倾。他承认红色中国，把美国称为“以人类为食的…… 秃鹫”，并宣布废除1952年与美国签署的军事条约，还挑衅地表示，美国佬肯定不敢入侵古巴。

　　“7·26”运动的理想主义者和梦想家们都被出卖了。当他们意识到这一点时，他们那股因遭受挫折而愤怒的情绪震动了整个古巴。其中100多人因此锒铛入狱，其他人则向北逃亡到佛罗里达州。逃亡者中包括激进的年轻工程师曼努埃尔·拉伊，他曾领导卡斯特罗在哈瓦那的地下组织；还有两位十分出名的自由党人：曾被卡斯特罗选为新政府第一任总理的米奥·卡多纳和经过遴选成为新政府第一任总统的曼努埃尔·乌鲁蒂亚。此外还有那些自认被出卖给赤色分子的勇敢官兵，分别是何塞·佩雷斯（“佩佩”）、圣罗曼、埃尔内多·奥利瓦，以及马埃斯特腊山区“7·26”运动的英雄之一乌维尔·马托思。有些人第一次听到卡斯特罗背叛的消息时，根本就不相信。他们表示，除非亲眼所见，否则绝不相信这件事。而有些人确实已经目睹了这一切。奥连特省年轻机智的省长曼努埃尔·弗朗西斯科·阿尔廷梅博士听到卡斯特罗亲自概述将在三年内把古巴共产主义化的计划。阿尔廷梅后来表示：“我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渗入共产主义政府的民主人士。”

　　这些人是不会向他们视为彻头彻尾邪恶的东西妥协的。倘若他们想要自己的灵魂自由，就必须从美国记者所称的“蔗幕”中逃离出来，并希望将来某一天能够收回他们的家园。古巴人有自己的风格，一些人的逃跑方式十分勇敢，阿尔廷梅就是其中一个。他给卡斯特罗写了一封私信，宣称将退出此次运动，原因是他已“从你的嘴里听到将使古巴共产主义化的全盘计划”。他乔装打扮成一名牧师，带着一本内藏手枪的弥撒书进入美国大使馆。在那里，有人将他引荐给一个名叫“威廉斯”的人，此人负责将他藏在一艘驶向北方的洪都拉斯货船的秘密隔间中。在坦帕市码头，前来迎接他的是一位高大的美国人，此人自称是“威廉斯的朋友，名叫伯内特”。不久，许多难民聚集在迈阿密，使这里看上去就像是一座古巴城市，威廉斯和伯内特的其他朋友也都在此出现，他们介绍自己为“吉米”、“桑尼”、“西比”和“唐”等。阿尔廷梅渐渐发现，这些人其实都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工。

　　当然，他们并不承认自己是中央情报局特工。即使有人问他们，他们也不会承认。这些人找借口说自己受雇于美国一家致力于解决古巴问题的大公司。他们的领导尤其注意维持这种假象。他身材高大、衣着华贵，是唯一有全名的特工，即“弗兰克·本德”。弗兰克一直提醒阿尔廷梅：“请记住，马诺洛，我不是美国政府工作人员。我与那里一点儿关系都没有。我只是为一家愿与共产主义抗争的大公司工作。”之后，那些美国人还试图想给别人一种有位古巴富翁在背后支持他们的印象。那些古巴人互相挤眉弄眼，开玩笑说那位富翁的名字就叫“山姆大叔”。很久以后，其中一人表示：“当时我们真是愚蠢至极。我们认为山姆大叔在背后支持我们。他想秘密行动。没关系，因为他是山姆大叔，他十分强大。”那些中央情报局的特工严肃地告诉他们，如果联邦调查局发现他们正在做的事情，他们就有入狱的危险。他们还解释说，这就是他们隐姓埋名的原因。这也被当作用黑布蒙眼、传口令以及使暗号等鬼把戏的托词。美国人就此次行动可能会混入双重间谍表示担忧，因此要求那些古巴人接受测谎仪测验、罗沙克测验，此外还要接受一名戴着眼镜、外表温和、带有浓重德国口音的精神病学者长时间的盘问。（他是马克思。）那些通过测验的人就被派出执行秘密任务。举个典型的例子，他们其中一人需要飞往纽约，以“乔治·L·林戈”的名字在斯塔特勒·希尔顿酒店登记入住，接着按照一系列人打来的电话的指示行事，直到消除监督他们的美国人的疑虑。

　　通过审查的人将被分成两组。年轻一些并愿意投入实战的人被编入一个旅，此后被称为“la Brigada”（旅团）。在迈阿密，年长的那些人就组成名为“Frente”（阵线）的联合政治战线，它将慢慢接替卡斯特罗政府。作为一个有效的组织，“阵线”泄露了大量秘密，但关于年轻士兵的信息并未透露太多，因为该组织对他们也知之甚少。那些泄露出去的秘密也没什么重要的。即使当时有人告诉菲德尔，派去对付他的那支军队有多么弱，他也不会相信。他认为那支队伍肯定得有2万人左右。可是直到1960年11月，队伍的实际数量还只有450人，并且从未超过1 200人。他们使军人编号从2 500开始，好让那些抓住俘虏的敌军上当受骗。当一名新兵在训练中死去时，该旅就以他的编号2506作为自己的番号。该旅的徽章就是在一个十字架上加上2506这个数字。他们的军服和战旗上也绘有这个图案。

　　后来，在特务的谎言被揭穿之后，大家才知道这项活动其实是受命于华盛顿最高领导层的。负责每日监察的是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全盘计划都来自于所谓的“特别小组”，它是由来自白宫、国务院、参谋长联席会议和中央情报局的官员组成的高级指挥机构。虽然艾森豪威尔总统并未参加他们的会议，但他听说过他们。当卡斯特罗于1960年3月17日拒绝艾森豪威尔政府为达成一项谅解做出的最后努力时，总统便同意训练古巴流亡者，以备来对付卡斯特罗。

　　关于“旅团”活动的许多细节，就像是出自一本伊恩·弗莱明写的以詹姆斯·邦德为主人公的间谍小说，这部小说在当时风靡一时。监督流亡者训练的美国官兵大都借自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他们都是老兵，在“二战”和朝鲜战争中频频受到表彰，却都有勇无谋。他们在选择训练地点时似乎都是杂乱无章的。起初，一名古巴人用中央情报局让弗兰克·本德转交给他的钱租下了墨西哥湾的度假胜地尤斯帕岛，那些古巴人便在尤斯帕乡村俱乐部舒舒服服地住了下来，其中一些高尔夫球爱好者还因此提高了球技。之后，一架C–54型运输机将他们载往美国巴拿马运河区古利克堡陆军丛林战训练营。他们本不该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但一名中央情报局指挥官将一份巴拿马的报纸落在了那里，而且从军营所在的那座小山上，可以清晰地看到巴拿马运河。

　　在接受完8个星期的游击战课程后（有人告诉他们，这些技巧将由他们传授给一支古巴解放军），他们再次辗转，到达了危地马拉。这次也是故意不让他们知道所在的位置。离开巴拿马后，他们被告知下个目的地的代号叫“小农场”。然而，当两辆大轿车将他们从危地马拉圣何塞机场运出之后，他们便知道这个代号的含义了。受训者的阅历都十分丰富，他们中的许多人曾到处旅游。鹅卵石铺成的街道和印第安村落肮脏的土坯房都足以证明，这里地处中美洲。再加上美国颇具影响力的标志随处可见：高速公路沿途都是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的广告牌，还有许多加油站出售着得克萨斯石油公司、壳牌石油公司、美国石油公司或者标准石油公司的石油。这些就能说明目的地是危地马拉。

　　没过多久，车子开始穿越群山环绕的热带丛林，这里是危地马拉濒临太平洋海岸的马德里山脉。他们将要去一个大型咖啡种植园，该种植园归危地马拉驻华盛顿大使的兄弟罗伯托·阿莱霍斯所有。在危地马拉总统米格尔·伊迪戈拉斯同意不加过问后，阿莱霍斯便允许中央情报局的特工人员使用种植园的部分土地来训练。（在此次行动的肮脏后果中，伊迪戈拉斯坚持表示美国曾同意他对英属洪都拉斯领土的要求。华盛顿方面当然坚决不承认这一点。）这个营地称为特拉克斯基地。营地选在种植园最不好的一部分土地上，这是此次行动的一大特点。从基地总部可以看到仍在活动的圣地亚古多火山，营地下的土地就是火山灰形成的。一些地方的火山灰可深达6英尺，一下雨就变成一摊稀泥。在人们的记忆中，那年的雨量最多。因此，那些古巴人大多数时间都是在稀泥里打滚。

　　就在这时，他们中有一些人开始公开怀疑中央情报局是否无所不能，另外一些人则把他们的怀疑之声压了下去。大多数人还是对他们的美国佬顾问充满信任的。当然，他们推断，那些打败过纳粹德国和日本帝国的强大征服者一定知道他们正在做什么。他们也同意“旅团”的力量非常薄弱，但卡斯特罗之前领导的“7·26”运动也不过只有12名游击队员而已。当时，拿他们和卡斯特罗的队伍这样比较还算合理。中央情报局顾问正打算将他们分为若干个小型游击队，他们会在接受训练后分散到古巴的6个省份中去。他们准备在美国总统大选之前动身，最后期限是9月19日。这个计划很可能会奏效，即使不成功，后果也是可以承担得起的。战败的丛林游击队队员通常都能够分散逃跑，也不会留下什么痕迹。卡斯特罗很难证实他们背后有美国支持，而他们也许还能参加下次行动。

　　8月，位于华盛顿的特别小组开始怀疑在新古巴成立游击队是否是明智之举。卡斯特罗的军队可比巴蒂斯塔的军队难应付。国务院给出的数据显示，卡斯特罗麾下拥有40万军队和民兵，是巴蒂斯塔兵力的10倍。再从马埃斯特腊山区发动丛林游击战似乎已不大现实。此外，卡斯特罗的军队已由他在莫斯科和北京的新朋友精心武装，美国国务院研究估计，他的朋友已给他提供了2.8万吨军用物资。更重要的是，卡斯特罗的海岸哨兵和空中侦查员的警戒以及部署均表明，他已从巴蒂斯塔在这方面所犯的错误中吸取了教训，因此现在想要利用空投来提供游击队队员的物资恐怕异常困难。

　　如果这些理由足够充分（来年发生的事件证明果然是这样），似乎表示应该劝阻他们进行任何军事远征。然而，事情并非如此。那些在华盛顿指挥这一行动的人开始权衡两栖登陆的优势，他们让古巴人驾驶美国军用飞机对该旅登陆提供战术上的空中支援。有人指出，舰艇登陆进攻的方式在“二战”中的欧洲和太平洋战场上十分有效，麦克阿瑟让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在仁川登陆，从而破坏了朝鲜的供应线。但似乎没人指出“旅团”的规模只相当于美国一个步兵营，而过去重要的两栖作战行动从未少于过9个营，还有炮兵、空中优势和一支舰队作为后盾。“二战”最后一次实施舰艇登陆进攻是在冲绳，总共出动了1 200艘舰只。

　　华盛顿方面信心十足，认为他们已经找到了成功的法宝，因此放弃了游击作战的计划，确信一旦“旅团”建立起一个桥头堡，整个古巴都会聚之麾下。中央情报局在弗吉尼亚州兰利的总部向特拉克斯基地发去一封很长的电报，下令丛林游击员的人数必须减至60人，并让危地马拉特工“只发给其他人常规武器，同时进行一些常规训练”。古巴人认为这一命令意味着他们一上岸，美国军队就会紧随其后。他们推测，只有这种情况才能解释这个改变的合理性。中央情报局顾问不仅没有对他们加以指正，其领导弗兰克·本德还告诉佩佩·圣罗曼以及随从的古巴军官说，他们会得到“水中、空中、甚至水下的保护”。所有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人员都对这个新计划充满激情，从那以后，他们表示对胜利持任何怀疑态度都是软弱的表现。弗兰克·本德认为这件事比他对美国总统的忠诚还要重要。他告诉佩佩·圣罗曼说，华盛顿的有权人士正试图取消这次行动，而且可以相信，这个命令可能来自白宫。他表示：“如果真的发生这样的事，你要过来做一场表演，假装把我们这些顾问都抓进监狱，同时将整个计划实施下去。”为了确保让那些对此感到吃惊的古巴人明白他的意思，他做出了更具体的安排。他解释道，他们将在每个中央情报局顾问的房门口都安置一名“旅团”的武装人员，切断其与华盛顿的联系，并继续执行原定计划。他会告诉他们何时以及如何离开特拉克斯基地，并前往集结地。他笑着说：“我们终将获得胜利。”

　　毫无疑问，弗兰克在华盛顿的上级对此一无所知。像那些与此次行动有关的所有人一样，他们也是到后来才看清整个局势的。而身处白宫的艾森豪威尔、哈瓦那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弗吉尼亚州的艾伦·杜勒斯、危地马拉的弗兰克·本德、五角大楼参谋长联席会议、迈阿密的“阵线”以及在马德里山下咖啡种植园里受训的勇士们都处于困惑之中，只是程度不同罢了。通信联络失败了。特别小组竟忘记告诉艾森豪威尔要将游击战改为两栖作战的计划。“旅团”的古巴人仍然相信他们只是一次袭击行动的先遣部队，而“阵线”那些人则认为美国人说过，少于5 000名士兵是不会发动攻击的。

　　中央情报局正在试图招募尽可能多的战士。每位新加入的战士每月可得到175美元工资，妻儿也会分别得到50美元和25美元的补助金。在这种情形下，保密工作势必受到影响。只言片语一经传出，便人尽皆知。卡斯特罗经常预言，“雇佣军”即将入侵，但古巴人民根本不需要他来告诉他们这一点，连社会最底层那些砍甘蔗的人都知道反动分子要开始行动了。关于“旅团”的文章已经刊登在危地马拉的《时报》上，而且被大多数西班牙文报刊转载，其中一些还在古巴发行。新古巴的民兵们睡觉时都挨着步枪，炮兵则在大炮旁睡觉。

　　美国人可以从《迈阿密先驱报》和《纽约时报》上读到相关的英文报道。尽管总体上讲，美国人并不像古巴人那样关心即将到来的战争。他们虽然知道那里正在发生一些事情，但他们的注意力已经被其他事情分散了。即将受到侵略的又不是他们自己的国家。他们更加关注的是民主党总统提名发生的戏剧性变化，以及艾森豪威尔的白宫生涯即将迎来的高潮，即重要的巴黎峰会和出访苏联。特工的先遣小组已在爱丽舍宫对安全措施进行了检查。5月1日，巴黎峰会召开前的16天，一架奇怪的飞机突然出现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上空，该地是位于苏联边境内大约1 200英里处的乌拉尔山区的一个工业综合基地。和危地马拉的古巴旅一样，这架飞机是中央情报局实施计划的一部分，由洛克希德飞机公司按照中央情报局的特别要求制造。它的官方型号是U–2。不久以后，全世界都称其为“间谍飞机”。

　　U–2型飞机呈黑色，机身狭长、尾翼高且机翼宽，装有一具涡轮喷气式发动机，驾驶舱只能容纳一人。从严格意义上讲，它不算是军用飞机，因为飞机上没有任何炮火装置，而只是配备了灵敏的红外线摄像机，可以通过机身下面7个舱孔向外拍摄，能够将宽125英里、长3 000英里的景物拍摄下来，可供洗印成4 000张双幅照片。照片的清晰度简直让人难以置信。经过数倍放大后，解译员甚至可以完全看清在飞机下方9～10英里处拍摄到的报纸标题。飞机上的其他装置可在空中检测出秘密进行核试验的证据，同时还能测定苏联雷达的效能。U–2型飞机以其飞行高度作为防护手段。相关人员对动力学以及飞机结构细节的仔细研究，使得该飞机能够在高空进行有效续航作业。据说，它已超出苏联雷达的监测范围。总之，这架飞机作为侦察设备，其精密程度是前所未有的。这架飞机于五一劳动节这天进行试飞，飞行员是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

　　鲍尔斯是新一代喜欢冒险的职业军人。他从事飞行并非出于爱国，而是为了钱。这对于他而言只是份工作，而且是份很好的工作，他一年的收入是三万美元，这可比在进入中央情报局之前，他和妻子共同收入8 400美元强多了。4年前他27岁，是一名空军中尉。他肌肉发达、身材健壮，再加上留了一个平头，看上去就像一个职业橄榄球运动员，或许还是个防守型边卫，肯吃苦、靠得住，但缺乏头脑。

　　然而，鲍尔斯并不愚蠢。那年年初，他询问一名情报官员：“如果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其中一人驾驶的飞机坠落到苏联境内怎么办？那可是一个大国，要想走到边境可得花上好些时间。我们能在那儿和谁取得联络吗？你能给我们几个接头人的名字和地址吗？”据鲍尔斯描述，这是第一次有人问及这个问题，尽管所谓的“越空飞行”在那时已要进入第5个年头。那位官员回答道：“不，我们无法给你提供这些资料。”鲍尔斯坚持询问：“好吧，就说说最坏的情况吧。如果一架飞机坠落，驾驶员被俘。那么他该怎么说？确切地说，他该告诉他们什么？”据鲍尔斯回忆，那位情报官员的原话是：“你不妨全盘托出，因为他们无论如何也要从你嘴中得出实情。”直到现在，也没人更正他说的话。

　　这次事件最令人难以相信的一点，绝不在于没有事先安排好托词。1956年，“越空飞行”实施初期，舍曼·亚当斯还在白宫任职，他知道每一架飞机“越空飞行”都是经过总统批准执行的。鲍尔斯出事之后，亚当斯拜访艾森豪威尔并向他询问这一事情。艾克说道： “你说的对，这是我做的决定，每一次‘越空飞行’我都知道，而且也予以批准。当他们向我提出在苏联上空实施这一特别的飞行计划时，我认为这是已被采纳的情报政策中的一个，因而给予批准。我当时并未想过这会对此次峰会或接下来在莫斯科的访问产生任何影响。除了一些无法预见的情况，这件事本不会有任何影响。”

　　毫无疑问，艾森豪威尔相信这一点，但事实并非如此。有些情况是可以预料的，或者说，无论如何也应该在仔细斟酌的范围之内的。鲍尔斯最后一次飞行并非例行飞行。这是长时间停止“越空飞行”后的两次飞行中的一次，也是首次尝试飞跃整个苏联。鲍尔斯从巴基斯坦白沙瓦的一个美国基地出发，需飞行3 800英里才能到达挪威的博德。从一个国家起飞，在另一个国家着陆，需要两组地勤人员，这也是史无前例的。之所以有人认为这值得一试，是由于U–2型飞机比过去那些飞机更能深入苏联境内，因此该飞机应该能够飞到从被未拍摄过的重要目标地。

　　对于执行此次任务的动机，驾驶U–2型飞机的飞行员有颇多揣测。其中一种猜测是苏联人当时即将在导弹制导方面取得突破，美国中央情报局试图在此之前将尽可能多的目标拍摄下来。还有人猜测，艾森豪威尔想赶在和赫鲁晓夫会谈之前掌握最新资料。当然也有人猜测即将与苏联达成的缓和协议或将不利于日后的任何隐秘行动。飞行员充分意识到，他们参与的是一项非正当行动。有一种猜测在他们之中的呼声越来越高，那就是苏联雷达已经发展到能在任何地方对他们进行追踪的水平。他们还讨论机器可能出现的各种故障。鲍尔斯曾说过：“飞机的任何地方出现螺丝松动，都可能导致飞机坠落。”事实上，这已经发生了。一架U–2型飞机于上一年秋天在日本东京附近坠毁。一名日本记者调查后总结说，这架飞机是在执行侦察活动，并报道说他将在下一期刊物上对此事进行详尽报道。

　　飞机设计人员已经知道这种飞机要冒的风险非同寻常，因此在上面安装了定时自毁机械装置。后来，为进一步保险，他们还在飞机上安装了一种名为“庄稼汉”的装置，用以摆脱雷达监测。尽管那位情报官员对于鲍尔斯提出的应如何应对紧急情况所给出的答案颇为草率，但他也考虑过一些飞机迫降的问题。指挥“越空飞行”的空军军官威廉·M·谢尔顿上校告诉鲍尔斯，如果他发现自己在飞往苏联摩尔曼斯克地区坎达拉克沙城时飞机燃料不足，他可以在芬兰或瑞典的备用机场降落。谢尔顿还补充说：“降落在任何地方都比降落在苏联好。”

　　中央情报局甚至考虑过，坠机飞行员是否自杀为好。很显然，中央情报局当时还没拿定主意。这个决定就留给了飞行员自己。氰化剂药物有现成的，谁想要都可以拿去，后来还有人给他们展示了一个类似吉祥饰物的小玩意儿。那是一枚带有金属环的银圆，可以固定在钥匙链或项链上。拧下金属环，里面是一根针，其实也是一个外鞘，拿开后可以看到里面有一根细针。靠近针尖处有许多小槽，小槽内有黏稠的褐色物质——箭毒，人只要被针刺上一下就会立刻身亡。包括鲍尔斯在内的大多数飞行员既不想带氢化剂药物，也不想要箭毒。然而，就在鲍尔斯为最后一次飞行做准备时，谢尔顿上校问他：“你想要那种银圆吗？”就在那时，他改变了想法。他认为那根致命的针或许是一个有效的武器。于是，他答道：“是的。”之后便顺手把银圆放进了飞行衣的口袋里。此外，他还带了剃须盒、便装、半包过滤嘴香烟、妻子的照片、德国马克、土耳其里拉、苏联卢布、若干金币、手表、戒指（在急需帮助时用于行贿或交换）、100美元现金、美国邮票、国防部身份证、国家航空航天局证件、各种仪表检验证、美国和国际通用汽车驾驶驾照、兵役卡、社保卡以及印有美国国旗的招贴，上面还用14种语言（包括俄语）写着“我是一名美国人”。很久以后，鲍尔斯回忆说，当他被俘后，被问及是否是一名美国人时，他表示： “当时想要否认似乎已毫无意义。”

　　中央情报局在巴基斯坦的设备出奇的简陋：飞行员睡在折叠床上，热军用罐头吃。还好他们不经常在这里。他们大多数时间都在位于土耳其阿达纳的美国空军基地打扑克牌或到处闲逛。（在闲谈时大家最喜欢的一个话题就是即将到来的峰会以及该会议如何能够消除世界紧张局势。）到1960年3月，他们开始有点儿迫不及待了。近两年来，他们飞行的次数大幅减少，而飞行次数越少，飞行员在下次飞行时就会越担忧。在很长时间停飞后，1960年的两次飞行确定将于4月进行。鲍尔斯将作为4月9日飞行的后备飞行员。第一次飞行进展顺利。第二次飞行则由鲍尔斯负责。

　　就在飞机到达巴基斯坦上空时，事情进展开始不顺起来。鲍尔斯得知留作这次飞行用的那架最好的U–2型飞机无法使用，目前因维修正处于停飞状态。因此，他这次飞行只能用U–2·360号飞机代替。这真是一个坏消息，因为360号飞机是个次品，他们把它称为“癞狗”。这架飞机经常出状况。最近的一次是油箱故障，有时它根本无法向发动机供油。当谢尔顿上校授权给鲍尔斯，让他于必要时在芬兰或瑞典着陆时，就考虑过这个问题了。

　　如果油箱运作正常，其他也进展顺利，那么鲍尔斯此次飞行路线就会像一个巨大的“Z”字。他从白沙瓦起飞，将飞跃阿富汗和喜马拉雅山支脉兴都库什山，在斯大林纳巴德附近进入苏联境内。接着，他会途径咸海、丘拉坦人造地球卫星和宇宙飞船发射场、车里雅宾斯克、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基洛夫、阿尔汉格尔、坎达拉克沙以及科拉半岛上的摩尔曼斯克。飞离苏联后，他将越过巴伦支海和挪威北海岸，最后到达博德基地——世界上最荒凉的一些地方。整个飞行将耗时9个小时，3/4的路程——约2 900英里都会在苏联境内。起飞后，他将切断与流动空勤调度官的无线电联系，接下来的整个航程将一片寂静。鲍尔斯表示，那是一种“孤寂感”。

　　过了恼人的三天，这次飞行似乎将永远不会开始了。华盛顿方面在下达命令的最后时刻一直支支吾吾。最后，出发日期定在4月28日星期四。于是，谢尔顿上校、鲍尔斯以及其他18名专业人员和机组人员从土耳其飞往白沙瓦。鲍尔斯在星期三下午4点入睡，星期四凌晨2点，有人将他叫醒并告知他飞行时间将推迟一天。第二天夜里也是如此。这次，他起床后便在享受免费服务——“呼吸新鲜空气”，但还是接到同样的通知。到星期六，他已被第三次通知飞行要推迟24小时。在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有人迟迟无法下定决心。

　　5月1日，星期日上午5点30分，鲍尔斯终于进入飞机，进行飞行前的检查。然而接下来，飞行计划又开始拖延。原计划的起飞时间是早上6点，可是时间一到，却没有任何出发信号。驾驶舱里酷热难耐，当谢尔顿上校跑来解释时，鲍尔斯的衬衣已完全被汗水浸湿。他们都在等待白宫的最后指示。之前从未发生过这类事情，过去，飞行员在进入机舱并准备出发之前，总统就已发出批准的命令。而此时这一等待已持续了20分钟，令人十分难熬。接下来，鲍尔斯终于等到了绿灯信号。伴随着轰鸣声，他驾驶飞机升入空中，然后他便开始填写飞行日志：机号，360；架次，4154；起飞时间：当地时间早上6点26分，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点26分，华盛顿时间下午8点26分，莫斯科时间凌晨3点26分。

　　飞机进入苏联领空时，云层很厚。但这并无大碍，因为中央情报局对这片区域毫无兴趣。咸海上空万里无云，鲍尔斯向下望去，瞥见由另一架单引擎喷气机排出的一道尾烟与他飞行的航线平行，但方向相反。没过多久，他又看见一道尾烟朝相反方向移动。或许这来自同一架飞机。他猜测苏联测位仪已经通过雷达监测到他的存在，并派出了侦察机。他对此并不担心，因为目前为止，那两道尾烟离他很远，苏联飞行员不可能发现他。

　　向东飞行大约30英里后，他到达了卡拉维拉尔角的丘拉坦发射场上空，向下望，便可以看到苏联发射人造地球卫星和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台。他轻轻打开各种开关，同时打开照相机。但此时云层再次变厚，他便关掉了设备。在车里雅宾斯克以南50英里处，天空再次放晴，他清晰地看到了一度被人们视为亚欧分界线的乌拉尔山脉，山顶上覆盖着积雪。就在那时，飞机开始出现问题：自动驾驶仪失灵，机身朝上倾斜。他将自动驾驶仪关掉，手动驾驶飞机一段时间后，再次打开了自动驾驶仪。但飞机却再次倾斜起来。他考虑要调头飞回巴基斯坦，因为在飞机出现异常不得不中止飞行的情况下，决定权掌握在飞行员手中。但他已经进入苏联境内1 300英里，而且前方能见度极好。于是，他决定继续前行，通过手动方式驾驶飞机。在越过一个大型油库区和一个综合工业区后，他转弯朝苏联的鲁尔、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飞去。在6.5万英尺高空，他又转弯90度朝北飞去。当他正在填写飞行高度、时间、速度、废气温度以及引擎仪表读数时，听到一声沉闷的撞击声。飞机猛然向前一冲，一股耀眼的橘色火光涌进机舱。

　　当时白宫的时间大约是午夜过后半小时。克里姆林宫的时间是早上7点30分。鲍尔斯想：“上帝啊，我这回是碰上了！”

　　飞机失去控制，开始向下坠落。鲍尔斯准备伸手开启自毁按钮时，却改变了主意，因为他想首先进入使用弹射舱座的位置，但他无法做到这一点，因为金属座舱罩的横杠正别着他的大腿，令他无法动弹。如果这样弹射出去，他将失去双腿，每条腿都会在膝盖上方3英寸处被截断。飞机已经下落3.4万英尺了，并且仍在向下坠落。就在一瞬间，他再次想到自毁按钮，但首先他想解开安全带。就在他解开安全带时，重力将他半个身体拖出了机舱。输氧管又将他拉了回来。他之前忘记将输氧管取下了。在惊慌失措中，他又踢又拽地从中挣脱出来。他飘浮在空中，正想要拉开降落伞索时，感到一震猛烈的抖动。在1.5万英尺的高空，降落伞自动打开了。突然，他驾驶的飞机从他面前掠过，依然完好无损，却在急速下落。他想到了银圆。他将银圆上的环扭开，拿出那根针，考虑是否要自我了结，但之后又把银圆放入口袋。因为他想活下去。

　　那天是星期日。之后那个星期的星期四，赫鲁晓夫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进行了长达三个半小时的演讲。在演讲接近尾声时，他提到了U–2型飞机，这引起了一次长达两个星期的骚动。

　　在回美国的途中，艾森豪威尔所乘的飞机在里斯本着陆。他选择这一特殊时间，是为了向葡萄牙年过古稀的独裁者安东尼奥·德奥利维拉·萨拉查致敬。就在克洛斯宫美丽的花园散步时，艾森豪威尔恰巧碰到一位美国记者，他正将法国硬币随意地抛掷到一个喷泉中。总统疲惫地问道：“这就是你闲来无事后找来做的事情？”“不是的，总统先生，”记者说道，“这只是求求好运罢了。”

　　艾森豪威尔转过身说道：“接下来你最好再扔一些，为我们大家求点儿好运。”

　　尽管如此，总统还是未能摆脱U–2型飞机飞行事件招致的麻烦。日本作为美国在亚洲最强大的盟国，按原计划是总统外交之行的最后一站。倘若之前举行的峰会顺利进行，那么此次行程将无上光彩。如今，此次日本之行却成了修补总统威望的救命稻草。然而，连这最后一丝希望都破灭了。众所周知，日本是U–2型飞机“越空飞行”的亚洲基地，现在臭名昭著的侦察机中的三架就停在那里。由于从赫鲁晓夫那里得到启示，日本“左”翼分子便借机发起示威。为安排此次访问，吉姆·哈格蒂于6月11日抵达东京羽田机场。就像尼克松访问加拉加斯之行一样，哈格蒂侥幸逃脱了一场灾难。两万名示威民众将他和小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大使围困在车里近一个小时，后来他们不得不由海军陆战队直升机营救才得以脱困。

　　日本内阁召开紧急会议，劝告艾森豪威尔为其安全着想，最好不要前来日本，但他已抵达马尼拉了。在十分尴尬的情况下，总统由第七舰队的6艘战舰和100架飞机护送到中国台湾地区。船只在海上的航行速度已超过每小时30海里，这倒不是担心让蒋介石久等，而是以防遇上非友好的潜艇从中作梗。在中国大陆，北京的广播电台正谴责美国总统是“瘟神”。为了让总统知道他们的感受，中国人民用近几年最坚实的炮弹向近海岛屿金门发起连续猛击。这样一来，总统在第七舰队的船只上也能听见那隆隆的炮声。那些爱挖苦人的记者报道称，他是唯一一位受到8万发礼炮致敬的国家元首。

　　6月27日，艾森豪威尔抵达华盛顿，他的此次行程宣告结束。在过去的18个月，他历经6万英里只为寻求和平，最终却空手而归。在检查完飞机残骸并寻找原因之后，他无力地表示：“归根结底，共产党人会以他们的一贯风格行事。”埃米特·约翰·休斯悲伤地写道：

　　在他幻想的美好的全球之行中，所有政治愿景的光环如今都一去不复返。他慷慨地付出了自己的精力和威望，同时也换来了大家的欢迎——上百万群众热烈欢呼，还举着各种欢迎横幅。他曾将积攒的所有政治资本投入两个地方——巴黎和日本。现在，资本已花得精光。

　　冷战从各条战线再次聚拢，到苏联旅行开始变得困难起来。位于柏林的查理检查哨发生了几起事故。自上次峰会的残局一扫而尽后，整个春季一直都进展顺利的东西方10国裁军会议再次在日内瓦召开。然而，在苏联首席代表瓦列里安·佐林对西方进行长达90分钟的谴责并随即离席后，此次会议再次搁浅。7月，苏联在公海上空将一架美国RB–47型侦察机击落，美国向联合国提出对此进行公平调查，却遭到苏联反对。

　　接下来，在8月，虽然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结束带来了稍许安宁，但当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在莫斯科被判处间谍罪时，美国人又再次想起了U–2型飞机所带来的耻辱。鲍尔斯当时在一家大型国有农场降落。那里的农民缴获了他的手枪，并在克格勃（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即秘密警察）前来拘留他之前一直监视他。他在苏联法庭上表示，他知道最高峰会和艾森豪威尔原计划访问苏联的行程都因为他此次的飞行任务而遭到取消。他说道：“我对于自己造成的影响深表抱歉。”最终他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

　　总统在任职的最后几个月，常常陷入沉思。政府开支使得富兰克林·罗斯福以政府资金刺激经济的计划都显得微不足道。整个政府开支，包括国家和地方开支，现已达到1 700亿美元，几乎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1/3。而艾森豪威尔的党派未能将以往支持他的年轻无党派选民拉拢来支持共和党，也让他感到十分失望。当他的前任助理舍曼·亚当斯来宾夕法尼亚大道拜访他时，他问道：“那些在1952年为我们放气球、走访选民的优秀青年，如今都怎么了？”

　　次年1月，艾森豪威尔在离开白宫的前三天对选民做了最后的发言。20世纪50年代，五角大楼，特别是空军，建立了一批由退伍将军和海军上将管理的公司。艾森豪威尔警告过其中的危险性。他在对全美人民告别的广播和电视演说中表示：“在相互尊重与信任的基础上实施裁军仍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由于这一需要迫切而明确，因此我承认，我是带着沉重的失望卸下自己的重担的。”他继续说道：“我本希望今晚自己可以说，持久的和平已近在眼前。但我依然能高兴地说，战争已经避免了。”随后，他谈到了正在迅猛发展的军火制造公司：

　　庞大的军事机构和大型军火工业相结合的方式在美国历史上实属创新之举……我们意识到了这种发展的迫切需求。但我们仍然不能忽视这其中的严肃含义……在政府举办的各种会议上，我们必须防范军事 – 工业集团有意或无意地获得不恰当的势力。其引起危害的可能性现在存在，并且还会继续持续下去。

　　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演讲，但赞成美苏之间进行军事竞赛的力量太过强大了。尽管两国之间有许多不同之处，但实质上它们都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国。到1966年，美国军事 – 工业集团的规模及其对国会经费的依赖程度都令人瞠目结舌。当年，波音飞机公司和通用动力公司向政府出售公司全部产品的65%，雷锡昂飞机公司出售70%，洛克希德飞机公司出售81%，共和飞机公司出售的产品则为100%。6年后，加尔布雷思在《新工业国》中引用了一个例子告诫读者：如果一家公司研发出新式战斗机，这家公司便“在影响飞机设计与装备上占据有利位置。在飞机适合执行哪种任务、所需数量、如何部署乃至被用来对付哪种敌人等事情上，公司都有一定的发言权”。

　　1960年的总统选举形成了一个典型的二人决斗局势。双方候选人都属于“摇摆世代”，在“二战”时期都是年轻的海军军官。在“二战”结束后的几个月里，他们各自进入政坛，当下都处在40多岁的精力旺盛期。在1960年1月，尼克松便认为这场即将到来的选举将是美国大选历史上候选人实力最不相上下的一次，后来也证实了这一点，但这只是唯一一个被证明是正确的预测而已。

　　当时的美国已不再是1952年艾森豪威尔和史蒂文森发表演说时的美国了，更不像在那之前两年参与朝鲜战争时的美国。到1960年，大批人向新郊区移居的浪潮正处于高峰期，整个国家也变得更加繁荣昌盛。新的人口普查表明，华盛顿当时已成为美国第一个以黑人为主的城市，1950年黑人所占的比例为35%，到当时已达到54%。到1960年，4 000万个美国家庭，也就是全美国88%的家庭，至少拥有一台电视机。考虑到有亿万名电视观众，两名候选人都绞尽脑汁地想要吸引他们的眼球。后来，大部分人都认为电视机给肯尼迪助力不少。马歇尔·麦克卢汉认为他了解个中缘由。他表示，肯尼迪在电视上塑造了一个“害羞的年轻警长”的形象，而尼克松则表现得像一个“铁路公司的律师，专门签署对小城镇不太有利的占地契约”。然而，麦克卢汉忽略掉了一点，那就是美国人在更加富裕的同时，也变得更加保守，大多数美国人正在向铁路投资，因此是站在律师这边，而非警长那边。

　　两位候选人都按照各自的战略计划行事。肯尼迪吸引的是年轻群体、蓝领阶层以及罗斯福在20世纪30年代拉拢到的民主党的自由选民。肯尼迪占优势的两大基地都在民主党居多的南方，把握住这一点是他竞选伙伴的任务。另外，还有工业集中的东北部。他此次的竞选活动主要在9个大州：马萨诸塞州、加利福尼亚州、纽约州、得克萨斯州、新泽西州、伊利诺伊州、俄亥俄州、密歇根州以及宾夕法尼亚州。如果他能在这几个大州取得胜利，就将获得竞选所需的269票中的237票。他所采取的策略包括对700万名未登记的选民进行登记，每10个新选民中就有7名是民主党人。这些想法来自于常春藤盟校智囊团的施莱辛格和加尔布雷思，以劳伦斯·F·奥布赖恩和肯尼迪·奥唐内为首的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年轻爱尔兰裔美国人也为他献计献策。

　　肯尼迪本身的优势包括：劳工组织的支持、其父留下的一大笔财产、他荣获的普利策奖、友好的报界人士以及他的个人魅力（记者已经开始把这称作肯尼迪“风格”了），当然还有他身为多数党成员的身份。

　　他的劣势则是：其父亲在20年前令人印象深刻地支持过绥靖政策、他43岁的年龄相对于尼克松的47岁略显经验不足，还有自1928年艾尔·史密斯被提名以来，一般人都认为罗马天主教徒不能当选总统。

　　肯尼迪打算尽其所能，全力以赴地坚持到底。尼克松则采取不同的策略。他认为一场政治活动既有高潮也有低潮，忽略这些就会有令人厌烦的危险，从而与选民疏远。在他看来，其中心目标就是在选举当日让一个活动达到“顶峰”，也就是进入高潮。与肯尼迪一样，尼克松也计划将目标集中于各个重要的州，对他而言主要是7个州：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密歇根州、得克萨斯州、宾夕法尼亚州、俄亥俄州以及伊利诺伊州。他还承诺会到剩下的43个州去竞选，后来这个承诺让他后悔不已。但他没有智囊团，如今，尼克松依然和往日一样是孤家寡人，沉思而内敛。肯尼迪竞选活动所宣传的主题是，美国的声望正在日趋下降，美国人民必须勇往直前。与此同时，这位共和党候选人还鼓吹自由企业的优点、个体的责任、强硬的反共产主义以及艾森豪威尔所主张的和平与繁荣。

　　尼克松本身具备的优势有：企业家的支持，相较于肯尼迪经验丰富（例如，在总统生病期间，他妥善处理了钢铁罢工事件，以及与赫鲁晓夫的“厨房辩论”），强大的中产阶级根基以及艾森豪威尔当时仍未离职。

　　他的劣势则是：胡佛在白宫任职时期的形象仍让老一代选民记忆犹新，而他在竞选中使用卑劣手段所招致的不良名声（“老家伙尼克松”）也将是整个竞选活动中一直缠绕他的厄运，另外还有他少数党的身份。

　　每年，美国共和党的人数都在减少。“老大党”候选人在1950年中期选举中赢得全部选票的49%；1954年，选票数变为47%；1958年则为43%。1960年发布的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过去的8年里，各种职业团体对共和党的忠诚度有所下降。在1950年，当被问及哪个党“最能满足”农民利益时，28%的农民的答案是共和党。到了1960年，这一比例仅为18%。在白领阶层中，这一比例下降得更为明显，从44%降至29%。人人都希望艾克留在白宫，但这种喜爱并没有转移到扮演配角的其他共和党人身上，而且该党次要人物减少的速度也令人担忧。

　　由于艾森豪威尔总统对其副总统的态度模棱两可，因此他对1960年选举的影响也进一步减弱。他明显更欣赏肯尼迪，认为他是一个后起之秀（他称肯尼迪为“那个孩子”），但他之前向太多人表示过“迪克完全不是当总统的料”，此话已经传开。他在此表现出的冷漠态度着实令人费解，他一次次地对尼克松表现出轻视的态度。在讨论谁能成为他的继承人时，他决定支持他的最后一任财政部长罗伯特·安德森：“我愿意在1960年的总统竞选上为他争取一番！”他在心中拟出了一份名单，便补充说“还有一些优秀的新人”，其中包括司法部长威廉·罗杰斯。出于对朋友的忠实，他将舍曼·亚当斯也列入其中，但表示“到1960年选举之时他已61岁，这个岁数恐怕难以胜任这一职位”。在最后，他才说道：“……还有迪克，尼克松。”1960年8月24日，艾森豪威尔在选举中给了尼克松最沉重的打击。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有人问他：“副总统参与过的政府的重大决策有哪些？”总统的回答令人难以置信：“如果你给我一星期时间，我可能还想得到一件。”尼克松在《六次危机》中写道，艾森豪威尔曾打电话对此事道歉，表示他只是想“幽默一番”。但这个理由十分奇怪，而且他也从未在任何公共场合解释过这件事。

　　1958年中期选举后，盖洛普进行了一次竞选预测，更多选民支持肯尼迪而非尼克松，比例分别为59%和41%。在1959年副总统访问莫斯科之前，肯尼迪和尼克松的票数比为61∶39，比1956年艾森豪威尔和史蒂文森的差距还要悬殊。那次访问之后，肯尼迪和尼克松的票数比变为52∶48。1959年11月，尼克松首次领先于肯尼迪，票数比为53∶47。在1960年3月8日第一次总统预选前夕，票数仍然维持在这6%的差距上。

　　在新罕布什尔州预选和4个月后洛杉矶召开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之间的这段时期，肯尼迪通过证明自己无可匹敌而取得了民主党提名。其他争取提名的民主党人还包括休伯特·汉弗莱、林登·约翰逊、斯图尔特·赛明顿以及进行最后一搏的史蒂文森。在预选中，汉弗莱在众多竞争者中拔得头筹。4月5日，肯尼迪在威斯康星州大胜汉弗莱，赢得56%的选票，接着在5月10日那天，他又在被普遍认为是反天主教的弗吉尼亚州击败汉弗莱，以3∶2的票数取胜。汉弗莱就在那时选择了放弃，因为他已经没有资金支持了。接下来，肯尼迪乘胜追击，先后在马里兰州、印第安纳州以及俄勒冈州大获全胜。到6月27日，肯尼迪在蒙大拿州议会发表演说以获取支持时，已取得提名所需的761票中的550票。

　　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前夕，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他以52∶48的支持率领先于尼克松。

　　就在肯尼迪下榻到洛杉矶竞选总部比尔特莫酒店8315号房间时，这位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年轻爱尔兰裔美国参议员已取得了600张选举票数。如同历届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一样，这次会议也十分喧闹，政治人才集聚一堂。芝加哥即将退休的党魁杰克·阿维和他的继任者迪克·戴利出席了此次会议，同时提名史蒂文森的参议员尤金·麦卡锡做了极为精彩的一场演说。罗斯福夫人和玛丽安·施莱辛格同样支持史蒂文森。（鲍勃·肯尼迪草草地写了一张字条给她的丈夫： “难道你管不了你的妻子了？还是说你和我一样？”）史蒂文森的人员都组织有序。他们将整个旁听席挤满，楼下大厅到处都是举着标语牌的人。在这些人中，有一位大腹便便的孕妇所举的标语令她的候选人也乐了，上面写着：“史蒂文森就是那个男人。”

　　史蒂文森的竞选活动令人精神振奋，有时甚至堪称华丽，但这并未能改变什么。在第一轮投票中，肯尼迪以806票获得提名，威斯康星州的15票使他获得胜利。他选择林登·约翰逊作为他的竞选伙伴。在场没人能说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但肯尼迪清楚他需要在11月获得南方的支持，而约翰逊则是最有可能给他这一支持的人。在接受提名的演讲中，肯尼迪提到了“新边疆，20世纪60年代的边疆，一个充满未知机遇与风险的边疆，一个充满希望、吉凶难卜的边疆”。他告诫道：“我所说的新边疆不是一系列好听的承诺，而是一系列挑战。总而言之，这并非是我为美国人民所做出的贡献，而是我对他们提出的要求。”在演讲接近尾声时，他表示：“现在，另一段长途旅行开始了，它会将我带到美国的各个城市与家庭中。请你们帮助我（群众欢呼起来），请伸出你们的手（大家再次欢呼），我需要你们的意见与投票。”大家起立鼓起掌来，一次又一次地欢呼。

　　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结束后，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肯尼迪以55∶45的优势处于领先地位。

　　之后那个星期，尼克松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获得了提名，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他以51∶49的优势领先肯尼迪。接下来的一个星期，他仍然处于领先位置，票数为53∶47。8月末，两名候选人势均力敌。9月，还未决定投票给谁的选民将两名候选人的票数都拉到了50%以下，但尼克松仍然略占优势，与肯尼迪的票数比为49∶46。

　　这时，民主党的选举进入低潮期。由于林登·约翰逊确信自己会成为民主党候选人，因此他事先安排了一场国会特别会议，希望在此次会议中大放异彩。就在尼克松于8月26日满心欢喜地开启他的亚特兰大之旅时，肯尼迪却被困在那个会议中。特别会议于6天后结束，肯尼迪动身前往缅因州。此时盖洛普最新数据显示，尼克松与肯尼迪打成了平手，票数比为50∶50。

　　造化弄人。在尼克松此次南行的第三天，他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格林斯博罗被汽车车门撞伤了右膝关节。他的伤势并未被治愈。沃尔特·里德医院的医生告诉他，伤口已经受到溶血性葡萄球霉菌的感染，除非在沃尔特·里德医院进行为期两星期的大剂量抗生素治疗，否则关节软骨组织就会受到伤害。因此，从8月29日到9月9日，他只能躺在病床上，一条腿被牵引着，为错失的时机懊恼不已。重新投入竞选活动后，他又在圣路易斯得了感冒，嗓子变得沙哑起来。祸不单行，就在他面临最坏的情形时，又发生了宗教问题。

　　尼克松曾反复交代他的工作人员，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与人提及肯尼迪的宗教问题。不幸的是，他却没能管住他的一位朋友——美国著名的新教牧师诺曼·文森特·皮尔博士。皮尔博士带领一群牧师发表了一则声明，对一位信奉天主教的总统是否能够不受罗马教廷的影响提出质疑。尼克松不便对皮尔博士发起抨击，尽管他在星期日《与媒体见面》的节目上差点爆发。这时，肯尼迪已经抓住机会来应对这个最微妙的问题，他知道这一问题迟早要面对。大休斯敦传教士协会当时刚好邀请他于9月12日到休斯敦的赖斯饭店谈论他的信仰问题，他欣然接受。他庄严、明确地宣称，他坚信政教完全独立，并表示如果他不能解决自我良心与政务之间的冲突，便会辞职。话毕，大家都鼓起掌来。

　　两个星期后，盖洛普民意测验宣布双方候选人的选票差距再次缩小。尼克松与肯尼迪的票数分别占47%和46%，还有7%的选民未做出抉择。

　　竞选活动已临近关键阶段。在9月的两个星期里，两名候选人均从西海岸到东海岸 , 跑遍了美国做巡回演说。尼克松已经跑了25个州，共计1.5万英里，在超过200万的选民面前发表演说。但他明白，正如他后来所说的：“无论你游说的选民数量有多么庞大，或是跑的城市有多少，这都只是沧海一粟。与9月26日晚上举行的首次全国电视网广播中面对面的辩论相比，9月25日以前产生的影响都太微不足道了。”

　　总共将举行4场辩论，其他三场分别在10月7日、10月14日和10月21日。首次辩论是最重要的一次，这次辩论吸引的听众最多，约7 000万美国人，比另外三场的人数多出2 000万。此次辩论肯尼迪大胜。尼克松为此感到沮丧，并认为也是出乎他意料的。尼克松本来是一个技艺精湛的辩论家。他在电视上观看肯尼迪的提名演说时，并未意识到肯尼迪那时已经筋疲力尽，只是觉得他的竞争对手语速太快、音调太高，并且对普通民众而言，他的想法太过复杂，难以理解。这也是尼克松之所以接受辩论挑战的原因。两人都尽全力为第一次辩论做着准备，好像是在准备律师资格考试一样。就说话技巧和内容而言，两人不分伯仲，但这本身就是肯尼迪的胜利。因为在那晚之前，尼克松相对更受欢迎，而且职位也更高。然而，在公断人霍华德·史密斯面前，他们两人却实力相当，肯尼迪毫不逊色。更重要的是，肯尼迪看上去状态更佳。那些在收音机前收听辩论的人认为他俩都十分出色，但更多的电视观众看到肯尼迪皮肤黝黑，身体健康。而尼克松则在沃尔特·里德医院瘦了5磅。他面容憔悴，衬衣的领口还大了半号。他整个人无精打采，表情冷酷，脸色苍白，还不明智地在脸上涂了一层用来掩遮胡茬儿的化妆品，弄得油光锃亮。

　　盖洛普最新民意测验显示，肯尼迪和尼克松的票数比为49∶46，5%未定。

　　在遵医嘱每天喝下4杯巧克力牛奶后，尼克松的体重回升了。在接下来的辩论中，他看上去和对手的健康状况相当了，并且在辩论中得分较多。尽管如此，这一切还是徒劳无功，因为上百万选民已经清楚了他们所需要的，他们的主意已定。在最后一场辩论之后、尼克松最后一搏之前，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肯尼迪占51%的选票，尼克松为45%。这次有4%的人未做出决定。

　　就在竞选活动即将进入尾声时，两个重要事件影响了黑人的选票。10月12日，洛奇在未和任何人商量的情况下便在哈莱姆区讲道：“……内阁中应该有一名黑人……这是我们计划的一部分，我在这里向大家承诺。”尼克松十分愤怒地表示这并非他计划的一部分，这虽然不公平，但不可避免地触怒了黑人。一星期后，也就是10月19日，马丁·路德·金的一次“入坐”运动再次触犯了佐治亚州的法律。金由于拒绝离开亚特兰大的一家百货公司而遭到逮捕，并因此被判处4个月的苦役。当记者向尼克松问及他对此事的看法时，他却表示没什么看法。他私下认为金的宪法权利受到了侵犯，便打电话给司法部长罗杰斯，请求他调查此事。罗杰斯同意了，但艾森豪威尔不想牵涉其中，因此这件事就这样被搁浅了。肯尼迪对此事的反应却截然不同。这位民主党候选人亲自致电金的妻子科雷塔·金表示同情，并表示他愿竭尽所能帮助金。他与弟弟鲍勃商讨后，鲍勃给审判此案件的佐治亚州法官打了一个电话。第二天，这位黑人牧师便被保释出狱。虽然那时新闻界还没注意到这件事，但金将此事告诉了其他黑人领袖。消息很快传播开来，这无疑为肯尼迪在11月8日的竞选活动中获取大多数选票起了很大作用。临时改变主意的选民就包括金的父亲。他告诉记者，他从未想到自己会给一个天主教徒投上一票，但他儿媳的一个电话令他改变了主意。肯尼迪低声说道：“想不到马丁·路德·金的父亲会是一个老顽固。”接着他又补充说：“是啊，我们都有父亲，难道不是吗？”

　　10月底，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双方实力太过接近，难以预测。埃尔默·罗珀、卢·哈里斯和克劳德·鲁滨逊等民意测验机构都赞同此说法。劳伦斯·奥布赖恩也向肯尼迪表示这是一个“难以预料的事”。然而此次竞选不会一直不分胜负。双方的政治写手和政要人士均认为两方势力会在10月此消彼长。竞选前两星期出现了倾向肯尼迪的明显趋势，而尼克松的支持率在最后一分钟又有所上升。尼克松因此认为，这是因为肯尼迪过早达到了“顶峰”。但还有另一种解释，即选民转变的势头是伴随着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涉足的。艾克在美国的受欢迎程度并未受到U–2事件或是日本羞辱的影响，但他和尼克松的关系却不甚理想，这也解释了这位副总统为何直到10月21日星期一才向总统求助。总统当时突然涉足竞选活动，令整个局势顿时转变。可以想象，再过一个星期或者几天，结果都可能发生逆转。

　　竞选活动接近尾声之时，局势似乎变得模糊不清，成了画面和声音交织在一起的蒙太奇：肯尼迪用他那冷静、清晰的语调提醒观众道，卡斯特罗派来的共产党已到了距佛罗里达州只有“8分钟喷气式飞机航程”的地方。尼克松说道，美国禁不起将白宫作为“一个想要学习如何当总统的人的训练基地，并以整个美利坚合众国为代价”。肯尼迪则像念咒语似的一遍遍重复道：“这是一个伟大的国度，但我认为它还可以更强大。我相信我们能做得更出色，让这个国家再度前进。”杜鲁门满口不敬之语，尼克松则回应，发誓绝不在白宫内使用亵渎神明的语言玷污总统身份。艾森豪威尔反复讲述共和党8年来的丰功伟绩：个人收入增加48%、国民生产总值增长45%、社会保险事业的扩大、圣劳伦斯河航道的开辟以及4.1万英里州际高速公路的修建。“我的朋友们，美国从未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取得如此多的成绩。”十几岁的女孩在汽车队经过处的人群里跳来跳去，只为一睹候选人的风采，副总统承诺尼克松政府永远不会允许社会主义中国进入联合国，因为这会给予“共产党政权以体面的光彩，极大地增强其在亚洲地区的力量和威望，同时也可能会无法挽回地削弱该地区非共产主义国家的势力”。肯尼迪在大学校园里满怀激情地谈到未来的日子，说那是“充满挑战、富于创新的20世纪60年代”。尼克松支持重启原子弹试验。在宾夕法尼亚州，肯尼迪的一名崇拜者把他的手握得太紧，以至于最后把肯尼迪布满老茧的手弄出了血。尼克松指责说，肯尼迪宣称美国的威望正处于最低潮的言论是在“贬低美国，让我们满怀卑微之感”。肯尼迪每次提到他怀孕的妻子都会使女性面带微笑。尼克松催促观众：“请为你心目中认为的美国和世界在这个关键时刻都需要的人投上一票吧。无论决定如何，我都认为这是对美国来讲最好的选择，我们将一直遵守并支持这个决定。”

　　突然，一切都结束了。明朗的天气和竞选活动中两名候选人不相上下的实力，使得此次选民人数创下历史的最高纪录，共计68 832 818票，比1956年增加了11%。竞选结束后，尼克松稍微放松了一下，载着三位朋友开往加利福尼亚州海岸，带他们参观墨西哥边境小城蒂华纳。肯尼迪则一整天都在位于海厄尼斯港的自家庭院里玩橄榄球。

　　鲍勃·肯尼迪在阳台装了一个精巧的电子设备。当晚和星期三早晨，这位民主党候选人就是在这里观看了竞选结果。

　　一台IBM–（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电子计算机，根据晚上7点15分的数据预测尼克松将会获胜，这令当天傍晚的气氛一度高涨。它判断双方比分将是100∶1，这简直让人难以置信，因为这意味着尼克松与肯尼迪的选票数分别为459票和68票。接着，随着具体数字大量涌入，整个国家似乎都在向民主党倾斜。在票数统计一向最快的康涅狄格州，肯尼迪以9万票的优势获胜。他凭借与竞选对手在选票上拉开的巨大差距在纽约市取胜，并以33.1万张选票，占全部票数68.1%的优势得到了费城。在迪克·戴利的监督下，库克县的大部分人给民主党投了票，似乎让共和党占优势的伊利诺伊州南部只能望其项背。到10点30分，肯尼迪的多数票达到150万张。接着大家预测他将以400万或500万票赢得胜利。IBm–（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电子计算机预测他将获得311张选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RCA–501电子计算机的预测结果则是401票。美国东部的观众此时正准备关掉电视，上床睡觉。他们认为一切都结束了。杰奎琳·肯尼迪轻声对丈夫说道：“亲爱的，你现在是美国总统了！”肯尼迪则平静地答道：“不……不……现在下结论还为之尚早。”

　　肯尼迪说的没错。他的得票高峰期在午夜过后便迅速来临。这时他的票数比尼克松多出200万张，而且从洛杉矶返回的票数统计预示他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得票数可能会达到800万张。然而恰好在这个时候，他的选票开始出现问题。遥远的阿巴拉契亚山脉发生了一件令人始料未及的事情。在肯塔基州的摇摆乐之乡莱克星顿，肯尼迪的票数不及1952年史蒂文森的票数，而且也远不及1948年杜鲁门的票数。之前堪萨斯州发回的选票结果表明，尼克松的票数已超过或者说和1956年艾森豪威尔的票数旗鼓相当。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整个局势都明朗起来，这使身在海厄尼斯港的观众感到不安。共和党的选票呈现势如破竹之势：堪萨斯州的选票占到60.4%、南达科他州58.3%、北达科他州55.4%、内布拉斯加州62.1%。在所有民意测验都认为有利于肯尼迪的威斯康星州，共和党的选票已超过民主党6万多张，就在洛杉矶郊区的选举结果出来时，民主党在加利福尼亚州的领先地位也消失不见了。从全国范围来看，肯尼迪的票数优势从170万票缩减到160万票，再到最后的110万票。显然，其还可能会下降到100万票以下，甚至可能消失殆尽。

　　到凌晨3点，全国上下都知道尼克松的票数将超过肯尼迪的票数了。尽管如此，这并不能给共和党人带来太多安慰，因为他们实际上无法得到能使尼克松获胜所需的269张选票。因此，肯尼迪是否会获得这些选票就成了更关键的问题。美国有4个州还胜负未定：伊利诺伊州（27张选票）、密歇根州（20张选票）、加利福尼亚州（32张选票）和明尼苏达州（11张选票）。尼克松只有赢得这4个州的全部选票，才能当选总统，而在那时看，这种概率非常低。对肯尼迪而言，取得任何两个州的胜利都将使他成为总统。而如果他只拿下其中一个州，也无法达到目的。十四五个南部各州反民权的民主党人将会成为他胜利路上的绊脚石，而改由众议院选择获胜者。

　　黎明时分，海厄尼斯港的每个人都已进入梦乡，而鲍勃·肯尼迪则一直在电传打字机、电视机以及电话前等候。（肯尼迪那晚共花费了1万美元的电话费。）9点30分，密歇根州的共和党议员承认失败，并表示肯尼迪在密歇根州所取得的6.7万张选票的领先地位将无法被撼动。他同时还在明尼苏达州和伊利诺伊州赢得胜利。这一消息对美国美国特勤局局长U·E·鲍海姆来说已经足够了。鲍海姆从白宫打电话给住在海厄尼斯港度假坪旅店的16名特工，让他们进入肯尼迪的家中。此次竞选活动落下帷幕，肯尼迪当选总统。

　　官方于12月公布的选举结果显示，肯尼迪的票数为34 226 925票，尼克松的票数为34 108 662，仅仅相差112 881票，还未占到投票总数的0.66%，这无疑伤透了尼克松的心。哪怕在每个选区多得半张票都能扭转局势。他已经比共和党国会候选人的票数多出近5%，在全美国8个地区——新英格兰地区、中大西洋各州、美国南部、各农业州、位于落基山脉的各州、中西部工业区、太平洋5个州以及边境州，除了前三个地区，他均获得了胜利。他的一些顾问建议他对选举结果提出异议。在其他各州之中，伊利诺伊州和得克萨斯州均存在明显的作弊证据，因此很有可能会逆转结果。尼克松虽颇为动心，但还是决定不去挑战，因为前方困难重重，令人生畏。例如，在库克县重新统计选票会花费一年半时间，而在得克萨斯州则根本没有重新统计选票的程序。而在这期间，整个美国不能无人管理。

　　1月，美国宪法在这位紧张无比的人面前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宪法第二条第二款中提到，总统选举人投票结束后，“参议院议长应在参议院和众议院议员面前当众拆验各地选举报告，并计算选票数目”。参议院议长一向由美国副总统担任。1861年，当时的副总统约翰·C·布雷肯里奇曾迫于无奈而向竞争对手亚伯拉罕·林肯承认自己的失败。尼克松也郑重地宣布了结果：303票对219票，15名南部反民权法民主党人把票投给了哈里·伯德。他借机发表了一段简短、优雅的演讲，向肯尼迪和约翰逊表示祝贺，并盛赞美国政治进程中的稳定性。国会则对此报以热烈的欢呼。

　　尼克松从F街俱乐部举办的就职日午宴出来后，司机轻声提醒他，这是他作为副总统最后一次使用专车了。那晚，尼克松乘车到了国会山。黑夜中，整个城市仿佛在一瞬间荒无人烟。他后来写道： “我从车里出来，再一次俯瞰了这个在我心目中堪称全世界最宏伟的景观：白雪完全覆盖住的林荫大道，远处耸立着华盛顿纪念碑和林肯纪念堂。”

　　此时此刻，他如同往常一样从格言中找到了慰藉。“失败比成功更能考验一个人的品格”便是其中一句，另一句则源于罗伯特·雷诺兹，此人以前是斯坦福全美队和底特律雄狮队的明星，后来成为洛杉矶公羊队的老板之一。他在给尼克松的一封信中写道：“有时一次战争的失败，是为了赢得下一次战争的胜利。”他引用大学时期一位教授的话解释道：

　　……失败对于一些人来讲就好比是毒药。伟大的人常因无法接受并承受失败而变为平庸之人。也有许多人因为能够接受并承受失败而变得伟大。能否获得成功并磨炼出过人的品质，都取决于你对待失败的态度。而你将面临的失败，也是每个人都要经历的。

　　尼克松很喜欢这段话，在收拾行囊回到加利福尼亚州的老家并决定东山再起之时，仍将它铭记于心。 美国百年困局与当下危机（套装共10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