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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五章 黑夜里哈里的一点儿英雄形象

　　对于世界领导权的大旗从日薄西山的大英帝国移交给欣欣向荣的美利坚合众国的时间和地点，我们或许能够确定。1947年2月21日星期五，快到中午时，英国驻华盛顿大使英弗查普尔勋爵致电美国国务院，要求与刚接替伯恩斯出任国务卿的乔治·C·马歇尔将军进行紧急会晤。大使解释说，他接到白厅的命令，要递交一份“蓝皮书”（外交术语，指非常重要的正式文件）给美国政府。迪安·艾奇逊回复说，马歇尔去普林斯顿大学200年校庆上发表演讲了，此事能不能等到星期一。

　　英弗查普尔勋爵回答，确实不能。他将派一等秘书H·M·西奇尔现在就把文件送过去。这里就有一个对等接待的问题。艾奇逊是副国务卿，如果他接见了一等秘书，那就违反了外交礼仪。他需要一个职位更低的人作为代表，因此指定了远东和非洲事务司司长莱·亨德森负责此事。于是在当天傍晚，这两个职位不高的外交官在行政办公大楼一个昏暗的办公室里会面了，迈出了世界领导权西移的第一步。

　　事实上，西奇尔带来了两份文件，艾奇逊后来回忆道，两份文件都“相当惊人”。艾奇逊知道希腊已陷入混乱局面。据报，共产党已做好接管政权的准备，有谣言称英国要撤军，亨德森提交了一份题为“危机当前和大厦将倾”的备忘录，急切希望获得外界的大力支援，帮助希腊的联合政府，这是希腊唯一的出路。直到此时，希腊的穷途末路才暴露出来。艾奇逊在文件中读到，如果希腊不能在近期内获得第一笔2亿多美元的救助金，就不得不屈服于苏联的新一轮野蛮侵略。土耳其也深陷困境——这是第二份“蓝皮书”。土耳其人顽强一些，但若缺乏援助也将投降屈服。英国已无力帮助这两个国家中的任何一个，与纳粹德国的6年战争已使英国弹尽粮绝、国库空虚，它也亟需美援。不久，英弗查普尔勋爵将再次向美国求援，这次就是为英国自己了。

　　杜鲁门获悉后大吃一惊，他根本不知道情况已坏到这个地步。诚然，丘吉尔早就发出警告，说欧洲已变成“废墟、停尸房、瘟疫和仇恨的温床”，但人们大多认为这是丘吉尔在耸人听闻。对于欧洲的痛苦挣扎，报业不是置若罔闻，就是轻描淡写。《时代周刊》一直善于发现一语中的的旁观者，它引用了一名捷克斯洛伐克游击队队员遗孀的话：“我们要的不多，但很急迫。”在华盛顿看来，这话颇有道理，因为他们觉得欧洲与美国一样，在短暂的混乱和调整阶段之后，就会恢复和平时期的经济状况。战胜日本后的一星期里，总统审查了盟国关于延长租借法案的申请，但没有同意。他说，租借法案提供的400亿美元已经足够，该项目应该尽快清算。他坚决反对美国在1945年9月后继续为全球扮演圣诞老人，给各国提供无偿帮助。

　　戴高乐和蒋介石对此表示抗议，丘吉尔则疾呼：“我不相信这是美国的最终决定。我不相信作为世界强国的美国会如此简单粗暴行事。”美国的确没有这么做。它放弃一种借款方式，只是用其他方式代替，主要是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虽然以借款、赊账和直接赠予的方式获得了110亿美元援款，但低地国家法国、意大利、联邦德国和巴尔干半岛各国仍然摆脱不了物资缺乏的状况。在战后的两年里，每年秋天，办事有条不紊的柏林市民都要在土地冻上前挖好数以千计的墓坑，准备埋葬他们自知再也看不到第二年春天的邻居。希腊的供水系统是从雅典时代一直沿用的，已残破不堪，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赠予希腊的物资只勉强够更换锈蚀的管道和水泵。从爱琴海到北海，纳粹暴政被推翻了，但胜利之后的不是自由，而是饥饿和混乱。经历了德国人的践踏、炮弹的轰炸以及抵抗部队的劫掠，无数工厂变得漆黑阴冷、门可罗雀。想开工却搞不到原材料，即使原材料奇迹般地出现，遭受破坏的铁路网也无法将其运到工厂。看起来政治领导权注定要转移到苏联手中了，因为已没有其他指望。

　　美国国务院得知必须马上开展大规模救援行动时，本指望号称“日不落帝国”的英国能够提供援助。1946年7月，杜鲁门签署了一项法案，授权向英国政府提供37.5亿美元的贷款，期限为50年。他认为，这样就能彻底履行美国对欧洲的所有义务了。然而现在，贷款用尽，却一点儿成果都没有看到。伦敦1/4的房屋（1.7万间）仍是残垣断瓦，虽然建起了1万间尼生式活动营房作为紧急避难所，也只能满足一小部分人的住房需要。在美国女性对“新样式”议论纷纷时，她们的英国姐妹们每年却只有配给的一条裙子、4盎司毛线、两码衣料、1/3条衬裙、1/4件套装和1/5件睡袍。胜利除了使这个美国的最大盟国维持生存外，并没有带来更多东西。

　　更糟的是，1947年1月开始的严冬威胁，使得生存都成为问题。从1月开始，一直持续到2月底，温度始终在零度以下，暴风雪肆虐，雪量之大前所未有，积雪层层覆盖住房屋，使整个英国陷入瘫痪状态。农业产量不及19世纪，工厂关闭，电只在每天早晨供应几个小时，失业人数增加到600多万，物资配给比战时还严格。在那个寒风刺骨的星期五，西奇尔带着两张分别关于希腊和土耳其的“蓝皮书”乘车前往宾夕法尼亚大道时，白厅曾预言“来年情况将更糟”。伦敦《泰晤士报》把该预言称作“英国政府发布的最让人揪心的声明”。赫伯特·胡佛应总统要求走访欧洲24国之后报告，欧洲的人民，尤其是战争期间漂泊无依的儿童们，正处在饿死的边缘，只有美国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慷慨解囊，才能获救。自此，所有对欧洲艰难程度的质疑都烟消云散。

　　然而，胡佛在国会中的共和党同僚却并不相信这种想法。他们议论纷纷，认为山姆大叔被耍了，上当受骗了，把钱扔进了老鼠洞或给了一个“全球公共事业振兴署”，而美国梦却会以破产告终。欧洲人被这种冷漠麻木的言论刺痛了。

　　反美国主义迅速扩散。一位随军牧师提到，在欧洲人眼里，美国大兵是一群可怜的年轻小伙子，他们完全不知道自己在为什么而战，也不知道胜利意味着什么，他们只对三件事感兴趣：睡女人、偷白兰地酒和坐下一班船回家。在伦威克·C·肯尼迪牧师笔下，美国职业军人的典型形象是：“穿着鼓鼓的制服、肥胖、饮食过量、孤独、怅惆、观察力差、肤浅。他们是征服者——一边口袋里装着一根巧克力棒，另一边装着一包香烟……而这也是征服者能够给予被征服者的全部东西。”

　　这种说法传到国会山后，议员们怒不可遏。20世纪30年代以来，议员们第一次抱怨欧洲忘恩负义。但希腊和土耳其的问题更加复杂。共产党确实已成为当地的一大威胁，英国不再能发射葡萄弹驱散他们了，美国因此面临着艰难的选择。一个插上镰刀斧头旗帜的欧洲是不堪设想的，因为这就意味着苏联的炼钢生产能力、造船设施、技术工人、电力和化工品产量、科学技术知识以及工业设备都将翻一番。如此，也只有如此，苏联能与美国的实力相当。海军上将福雷斯特·谢尔曼在一次国会委员会上做证说：“我认为，如果我们失去了西欧……我们将难以维护美国的完整。但即使我们失去了整个亚洲大陆，我们仍能存活下来，逐渐积聚力量，再把它夺回来。”

　　这话很有道理，尽管在1947年不够引人注目。在人们的记忆中，苏联仍是那个勇猛的盟军。虽然失望已开始深化，但其影响也不过是降低士气。“二战”固然野蛮凶残，但战争双方界限分明，正义与邪恶一目了然，但若之后在新的问题上爆发冲突，未免让人沮丧寒心。1946年，赫伯特·贝亚德·斯沃普在写给伯纳德·巴鲁克的演讲稿中首次使用了“冷战”一词。巴鲁克认为这个词太过严重而划掉了。1947年4月13日，又经历了一年苏联的粗暴态度后，他在南卡罗来纳州的哥伦比亚市演讲时终于使用了这个词，但当时也仅限于所谓的“意识形态战争”。直到1950年5月，朝鲜战争爆发前夕，保罗·霍夫曼还相信“冷战是一种好的战争方式，是唯一不会造成实际破坏的战争方式”。

　　然而，人们在1947年就已经明白，只依靠意识形态是不能够将马科斯将军和他手下的2万名共产党（民族解放阵线）游击队队员从希腊的山区中赶走的。希腊合法政府需要的是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司所谓的“大规模非意识形态援助”——简而言之，枪炮。比起黄油，枪炮更能争取到反共产主义的共和党人手中的赞同票。杜鲁门和他的顾问决定双管齐下，然而他们的经验显示零碎地承担义务毫无效果。欧洲需要重建，而不是救济。美国需要制定一份真正的外交政策。为了师出有名，美国政府在最新一期《外交》杂志中找到了一篇文章，题为“苏联行为的根源”，作者只署名为“X”。

　　其实，“X”就是乔治·F·凯南，他当时还是一位默默无闻研究苏联人思维模式的学生，但已经显露出非凡的才华。他在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担任参赞期间，写出了第一篇论文论述遏制苏联。

　　在20世纪40年代的条件下，遏制政策是切实可行的。哈里·杜鲁门非常信奉这种观点，他公开声明，作为世界上最大、最富裕的自由国家，美国要履行对“自由世界”的义务。他是凯南这一观点的坚定倡导者，因此凯南的观点被普遍称为“杜鲁门主义”。在杜鲁门的命令下，这些观点被写入《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在迪安·艾奇逊看来，该文件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策方针之一”。事实上，在凯南的文章成为美国的冷战战略之前，艾奇逊已在一次与国会两党领袖的会议中，当着总统的面概述过这些原则。这关系到土耳其和希腊的未来，他之后写道：“我从未像这次讲话时那么迫切地感到问题完全取决于我一人。”他讲完后，现场陷入长时间沉默。然后，阿瑟·范登堡转向杜鲁门说：“总统先生，如果你向国会议员和全国民众发表这样的讲话，我会支持你的，而且我相信，大部分议员都会支持你的。”

　　他发表了讲话，他们也的确表示支持。3月12日，杜鲁门要求两院的联席会议批准他拨出4亿美元的援款——2.5亿给希腊，1.2亿给土耳其。之后，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和范登堡在美国各地巡回演讲，向每一个有影响力的团体宣传遏制政策。直到5月22日，杜鲁门总统在堪萨斯城米勒巴赫饭店的临时办公室里签署了援助希腊和土耳其的法案，该法案正式具有法律效力。

　　当时，杜鲁门主义堪称奇思妙招。庞大的右翼团体却发出了强烈的反对声，他们希望把共产党“赶回”战前的边界内。也有其他异见分子，但他们提出问题的方式比较温和，因此直到1/4个世纪后也未得到答复。参议员塔夫脱指出，希腊和土耳其两国即将获得美国送出的武器，因此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将发起战争的力量授权给任何政府首脑时，国会都应特别小心谨慎。阿尔伯特·C·魏德迈将军认为，遏制政策会导致愚蠢的军事行动，因为苏联人可以在其卫星国的边界挑衅骚扰美国人，到时会演变为“他们的三等部队与我们的一等部队进行对抗”的局面，使美国损失惨重。最令人不安的是，沃尔特·李普曼采用了魏德迈的观点并加入了自己的看法，巧妙地反驳了凯南的论证。

　　1947年，李普曼出版了一本薄薄的书《冷战：美国外交政策研究》。在书里，他态度客气——从头到尾都称呼凯南为“X先生”，却措辞有力。他引用了《外交》杂志上的那篇文章，指出凯南的主要观点是“哪里显现出共产党渗透的痕迹”，就应该对哪里进行“坚定不移的反击”。他写道：如果苏联是日本那样的岛国，美国就能通过空中和海上力量对其进行封锁。不幸的是，苏联是个实力强大的大陆国家，只能通过阵地战或会导致大量伤亡的无休止的游击战才能遏制它。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欧亚大陆幅员辽阔，而美国的军事力量是有限的。”在希腊，游击队已经把战场转移到山区。在那里，精密的武器毫无用处，步兵战术技巧决定了一切。李普曼接着说，在实施遏制政策的情况下，战争结局取决于本国招募的军队或卫星国自己的部队，而二者都指望不上。美国必将“与自己手下的傀儡政权脱离关系，而这无异于向苏联妥协投降，丢了面子”，或必将付出不可估量的代价，不得不在“一个我们并不愿意、无法预见、也许还讨厌的问题”上给予他们支持。李普曼三番五次对支持遏制政策的外交官谈到亚洲的局势和他们在那里会遭遇的陷阱。在亚洲接受挑战，就意味着把选择战场、武器甚至出战国家的权力都交给了共产党。他得出结论：“我难以理解X先生怎么会提出这样荒谬的战略方针。”

　　但18个月后，希腊内战结束了，土耳其不复软弱，乔治·凯南成了英雄。华盛顿人互相提醒，李普曼并不是绝对可靠的，毕竟，他曾错判罗斯福。然而这次，他的直觉是对的。诚然，没有美国的援助，希腊的中间派不会赢得胜利。但试想一下，若铁托没有与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闹矛盾而导致南斯拉夫和希腊之间的边界关闭，使得马科斯将军无处藏身，结局还未可知。后来从表面上看，朝鲜半岛的局势与希腊极其相似，因此遏制政策和“有限战争”更加大行其道，而避难所的问题却没有得到真正解决，这是导致越南战争爆发的因素之一。值得注意的是，诸如麦克阿瑟和布雷德利这样的职业军人，尽管在其他方面有不同的看法，却一致认为李普曼预计的那种战争将是一场战略噩梦。

　　这是遏制政策的消极一面。积极的一面则是马歇尔计划，它由杜鲁门主义发展而来，成为其伟大续篇。如果人们认为因凯南的远见使希腊和土耳其摆脱水深火热而感恩戴德并不值得，那么西欧对美国的感激之情确实是无法估量的。最终，马歇尔计划（官方名称为欧洲复兴计划）变得与社会保险一样，得到一致赞同。

　　说到马歇尔计划的发起人，当属副国务卿威尔·克莱顿。在欧洲进行了6个星期的考察后，克莱顿回到美国，并在书面报告中写道：此计划是避免未来10年内爆发战争的唯一选择。在他到访的每一个国家里，颠覆运动都正在破坏国家的完整性和独立性。他写道： “由于饥饿、经济失调和挫折感，破坏运动已经在一些刚解放的国家中获得胜利。”他还建议总统和国务院唤醒美国人民，让他们立即行动起来。乘坐飞机从苏黎世抵达华盛顿后，克莱顿把自己的备忘录通过艾奇逊转交给了总统。艾奇逊提醒杜鲁门，他曾要求艾奇逊于5月8日在南方的一个小型聚会上代表总统讲话，如果唤醒是一剂良药的话，也许他应该在那里小试牛刀。

　　杜鲁门同意了，所以马歇尔计划这个概念首次问世就是在密西西比州克利夫兰的三角洲州立大学教育学院里。艾奇逊对听众说，在国外，生存如此不易，刚过去的严冬就差点使北欧人民灭绝。他说：“如今，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利用美国的经济和财政资源增加存活的机会。这是维护美国的自由和民主制度的必然举措，是保证美国安全的应然之举，也是美国作为人类的责任和光荣。”

　　总之，这就是马歇尔计划，但当时并未用马歇尔的名字命名。密西西比州人喜欢该计划；提前打好招呼的《纽约时报》将之登载在第一版，并由詹姆斯·赖斯顿写了一篇分析文章。然而各家通讯社却漠不关心，因为在普罗大众看来，经济类文章就像官员们冗长的讲话一样枯燥。但如果是马歇尔将军发言，报界还是会注目倾听，所以第二轮试探由他完成。马歇尔的演讲本定于6月16日在艾姆赫斯特学院的毕业典礼上发表，后来提前到6月5日在哈佛大学的毕业典礼上。与此同时，迪安·艾奇逊也在卖力鼓动以争取记者的支持。这些都证明欧洲经济正急剧恶化。艾奇逊对英国记者尤其积极。他对英国广播公司的伦纳德·米阿尔、《每日电讯报》的马尔科姆·马格里奇和《每日快报》的勒内·麦科尔说：“别浪费时间写报道了，一拿到这份计划就给伦敦总部打电话将全文报告吧。你们中还要有人立即请总编去确保欧内斯特·贝文（英国时任外交大臣）已得到一份此计划的全文。不管时间多晚，也要叫醒他，并交到他手里。”

　　马歇尔将军在哈佛大学的讲话持续了15分钟。他首先描绘了“欧洲经济结构的崩溃状况”，然后指出解决之道在于“打破恶性循环，重塑欧洲人民对于自己国家经济和整个欧洲经济复苏的信心”。美国必须继续向其提供援助，而他正在考虑拨出170亿美元。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随意支出应该由一个系统的计划取而代之，“在针对当前局势应该采取的措施和我国采取任何行动后本国应配合使其发挥适当作用方面，欧洲国家须达成共识”。美国已完成了自己的步骤，现在轮到欧洲了。

　　多亏马格里奇，欧洲几乎马上行动了起来。英国当时已近第二天午夜时分，但《每日电讯报》的一个报童还是带着马格里奇的报告，骑着自行车奔向欧内斯特·贝文的家。当时，他还在沉睡中。这篇报告确如艾奇逊建议的那样，是通过越洋电话全文发给伦敦的。贝文和法国外长乔治·皮杜尔当即在巴黎召开了全欧会议。会后，欧洲国家请求经济援助的申请如雪片般纷纷飞向华盛顿，这些国家包括：英国、法国、意大利、希腊、土耳其、比利时、荷兰、丹麦、挪威、奥地利、爱尔兰、冰岛、葡萄牙、瑞典、瑞士、卢森堡以及之后的联邦德国。经过6个星期的辩论，否决了塔夫脱要求削减10亿美元的修正案后，国会正式通过了马歇尔计划，并再拨款5.97亿美元，以帮助这些国家度过长期援助生效之前的几个月，也就是所谓的“马歇尔缺口”。

　　1948年4月14日是杜鲁门总统正式签署马歇尔计划后的第11天，名副其实的“约翰·H·迅捷”号货船装载着9 000吨小麦，离开加尔维斯敦湾驶向法国波尔多市。这是向法国运送应急食品的6艘船中最先出发的一艘。马歇尔计划总计向欧洲提供了125亿美元，比马歇尔预计的需求少。除此之外，还有其他派生计划，如使33.9万流离失所的欧洲人成为美国公民的《战时错置人员法案》。这是美国历史上值得自豪的一页。当然，苏联人暴跳如雷。他们随即宣布了莫洛托夫计划，但之后不了了之。急剧“左”倾的亨利·华莱士把马歇尔计划称之为“战争计划”（英文谐音）。众议院里75位议员投了反对票，参议院里新当选的议员约瑟夫·麦卡锡要求美国每花一美元，就应获得价值相当的战略物资或海外军事基地。

　　尽管麦卡锡发表了这样的言论，欧洲领导人还是既深受感动又欢欣鼓舞，英国尤其如此。丘吉尔盛赞马歇尔计划是“历史上最仗义疏财的行动”。伦敦的《经济学人》杂志称它为“一国为他国所能做到的最正直、最慷慨的事”。30个月后，英国东山再起，《曼彻斯特卫报》说：“普通的言辞已无法表达我们的谢意。这是国际关系有史以来取得的最非凡的成就之一。”时任财政大臣休·盖茨克补充道：“我们这个民族，并不轻易流露情感……也不善言辞，但这些特点不应掩盖我们对美国人民真实而深刻的感激之情。”

　　英吉利海峡对面的欧洲大陆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营养不良不复存在，人们在冬天可以穿得暖和了，柴油机车拉着装满原材料的车厢在新建的铁路上快速移动，萨尔和鲁尔焕发生机，工厂甚至比战前还要忙碌。1951年，马歇尔计划直接促使让·莫内构想的欧洲煤钢共同体成为现实，6年后，欧洲煤钢共同体催生了《罗马条约》和欧洲经济共同体，即共同市场。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实力逐步增强，后来一直发展到可与美国和苏联抗衡。但在20世纪40年代末，美国仍然一家独大，甚至没有任何国家能望其项背。美国可以一直保持其领先地位，除非它经历极端的厄运，如一位或几位总统大肆挥霍国家的财富和青年力量，卷入奥威尔式遥不可及的战争。这种可能性在当时连想都没有人想过。正如英国人说的那样，无忧无虑是美国的国民特质。美国是富裕、豪爽、和平的全球第一大国，并将继续保持这一殊荣。

　　第二名的日子却每况愈下。苏联惨遭纳粹德国的破坏洗劫，不能够或不愿意明白为什么西方盟国直到1944年才开辟第二战场。虽然德国已被打败，但苏联对其表现出的任何复苏迹象都非常敏感。这种全民性的恐惧被约瑟夫·斯大林的偏执进一步放大，成为西方国家军人和政治家不得不肩负的沉重十字架。随着欧洲复兴的迹象重现，德国也再次生机勃勃，这种负担也日益沉重，在1948年达到顶峰。那个春天，美国国会还在就马歇尔计划争论不休，苏联的行为却越来越表现出侵略性。2月，斯大林夺取了捷克斯洛伐克；6月24日，他封锁了柏林。

　　直接导致的问题就是货币。占领德国伊始，苏联就在德国西部大量印发纸币，企图阻碍德国复兴。为了抑制通货膨胀，西方各国发行了新的货币，同时签署了《布鲁塞尔条约》，并同意为联邦德国复苏草拟一部宪法。苏联人一步步抵制这些改革措施，他们在会议中途退场，发行了自己的货币，使柏林和联邦德国之间的铁路交通停止运营两天，以“维修”的名义封了一座公路桥。然后，下令全面封锁，就此与西方完全决裂。

　　西方盟国决定不反击，杜鲁门想尽办法避免正面对抗。唯一微小的希望就在空中，西柏林仅靠美国占领区的坦佩尔霍夫机场和英国占领区的加图机场进行空中运输。空中封锁不可能实现。苏联的飞机有可能挑战西方的飞机，一旦出了事故，也容易推卸责任，双方都不失面子。

　　这样大规模的空中运输给自己的毁灭埋下了祸根。西柏林有250万人，比洛杉矶、费城、底特律和克利夫兰都多。从未有人以空运的方式给这么多人输送过物资。仅仅为了使柏林市民存活，每天就要4 000吨物资，意味着全天24小时内每3分36秒就要有一架C–47运输机起降。此外，每架飞机必须装载10吨货物，虽然超过了核定载重量，但这还只是基本必需品。由此看来，飞行员已冒生命危险，而柏林市民依然生活艰难。发电用的煤远远不够，发出来的电只够照明使用，再没有多余可以取暖。要使城市正常运转，每天需8 000吨物资，意味着每1分48秒就要有飞机起降。然而，这在当时是无法做到的。

　　德国承诺约束民众遵守秩序予以配合。美国空军和英国皇家空军制订了一个争分夺秒的周密计划。为了训练新的飞行员，在蒙大拿州仿造了一个柏林空中走廊的进航道和导航设施。他们学会在地面控制进场雷达的帮助下，蒙着眼睛驾驶4引擎运输机。机组人员全天候工作，睡眠不足。维修人员用水管冲洗被煤尘染黑的机身，因此患上了可怕的皮肤病。时间表也并不总是顺利运作。1948～1949年，共有28位美国人在这场柏林空运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飞行员称之为“补给行动”。开始时，送入柏林的食物并不够。1948年6～7月，每天只输送了1 147吨物资，苏联的封锁似乎就要奏效了。第一次突破是在6月30日，从巴拿马、夏威夷和阿拉斯加出发，驾驶着C–54运输机的空军中队抵达了。这些运输机体积更大，能装载更多物资，可以延长频繁起降的时间间隔。卢修斯·克莱将军飞回华盛顿要求派出更多这样的飞机，获批160架。随着冬日临近，空运行动开始以每天4 000吨的数量持续开展。在美国、英国和后来加入的法国年轻飞行员的努力下，西柏林不但可以维持生存，而且还可能有点儿起色了。

　　他们希望柏林能提供更大降落空间，这个要求现在也已经得到满足。坦佩尔霍夫机场新建了两条跑道，加图机场也新增一条。但是，他们真正需要的是新建一个机场。9月，法国提议在其占领区泰格尔修建，但他们怀疑这是否可行，因为需要太多劳工，并且，他们缺少碎石机和其他重型机械。然而，西方盟国将看到美国人的创意加上德国人不屈不挠的个性会碰撞出多么绚丽的火花，他们会受益终生。2万多柏林男女老少自愿参加劳动，工作三班倒。同时，C–54运输机开始运来必要的设备。“补给行动”指挥官克莱在其回忆录中平实地写道，第一次规划会议上，他的工程师提出新机场能在3月建成，于是“我觉得有必要告诉他们，新机场要在12月建成”。在敢作敢为的法军司令让·加内瓦尔将军的帮助下，他们真的按期完成了。他被参与该工程人员的精神所感染，在拆毁一座挡在新跑道上的无线电发射塔时，由于塔位于苏联占领区而苏联人拒绝将其拆除，他索性带领爆破队进入该区域，炸毁了发射塔。

　　法国占领区的新机场一建成，“补给行动”就一飞冲天。12月，空运量达到平均每天4 500吨，1～2月达到了5 500吨。显而易见，柏林人的生存已经不是问题，还能拿出少量的煤供家庭和某些产业使用。克莱的空运舰队已发展到拥有224架C–54运输机。到第二年早春，空运量已达到每天8 050吨，还曾有一天卸下了1.3万吨物资。围困中的柏林迅速变为欧洲物资最充裕的城市之一，仓库里堆满了物品，以防苏联还不知道他们已经失败了。

　　苏联人知道了。5月12日，封锁已经解除，空运行动成为历史。不可能的任务完成了。从1948年年初开始局部“小封锁”的那几个星期算起，封锁持续了15个月，在此期间，美国及其盟友的飞行班次多达277 264次，运送了2 343 315吨食物、燃料、药品和衣物，平均每个柏林人获得了一吨的物资。这一壮举成为佳话，美国飞行员创造的奇迹弥补了幼稚的美国大兵在休假期间的粗鲁行为。丘吉尔郑重地说：“美国拯救了世界。”当然不能说全世界，但它确实拯救了中欧至关重要的一部分。空运行动也许不能代表美国的典型形象，但它确实是美国最好的一面，担得起海军工程营和空军的自夸：“困难的任务，我们马上完成；不可能的任务，我们花点儿时间也能完成。”并且做得漂亮，做得仗义。

　　美国政府慷慨大方，飞行员也如此。美国人引以为豪的荣耀，一半归功于“补给行动”，另一半归于卡尔·S·霍尔沃森中尉发起的“小补给行动”。在出入坦佩尔霍夫机场途中，他将一袋袋绑在降落伞上的糖果投给在底下围观的柏林儿童。这种做法很快流传开来，所有的飞行员开始效仿。1948年12月，他们开展了“圣诞老人行动”。成千上万个挂着礼物的迷你降落伞日日夜夜从空中飘下，它们来自那些从头顶呼啸而过的隐身“朋友”，送给年龄太小而根本不懂得什么叫作封锁的柏林孩子。每件玩具、每个娃娃以及每块糖果都是机组人员自掏腰包买的。

　　从这件事及其他事情中，欧洲人开始对美国的国民性格产生好奇。美国人拥有解决问题的信心和丰富的技术知识，他们务实，轻理论重实践。稍不幸的是，他们市侩。麦克阿瑟将军曾代表他的同胞发表讲话，他充满优越感地对一位来访者说：“回去读一读柏拉图对乌托邦的展望，再看看我们所取得的成就，真是让人惊叹啊……在那么落后的环境中，这些老家伙居然拥有这么高尚的理想，这么熠熠生辉的智慧！”对于和麦克阿瑟看法相同的大部分美国人而言，直接探究和说干就干的精神比精巧复杂的苏格拉底式论证更加重要。

　　即使美国人穿着便服，欧洲人也能在他们开口前辨认出来。部分原因是他们的餐桌礼仪、服装剪裁、不拘礼节以及似乎每个人肩上都挂着的一部相机。同样还有他们的言谈举止。“征服者？”埃里克·塞瓦赖德谈到美国士兵时说，“他们的脑子里根本就没有征服这个概念。他们只是追击德国人，不得不走过了地球上的这块区域。”战前住在慕尼黑时，塞瓦赖德就注意到，他和其他美国人散步时总会引起德国人的注目。他得出结论：“世界上没有人如美国人一般闲庭信步。他们不像英国人那样身体僵直，也不像法国人那样敦实矮小、扭捏拘谨，他们左顾右盼，脖子自如转动。”有些人把这叫作傲慢无礼，有的人则称之为自信满满。当然，这难以确切描述，却真实存在。另有人说：“英国人在地球上昂首阔步，一副主人的样子；美国人则在地球上昂首阔步，根本不管谁是主人。”

　　过去，好莱坞让欧洲人看到的美国人的形象，仿佛都被嘉年华里的哈哈镜扭曲了。现在，他们关于美国人的印象则来自想家的美国士兵，以及日益增多的美国游客。印象并没有改善多少。外国游客通常代表的是特权阶级，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博览群书，通常会讲多国语言。但由于美国生活水平极高，各阶层的公民都可以远渡重洋观光，他们拖家带口，妻子吵吵嚷嚷，孩子的叫声更如魔音穿墙。从欧洲移民到美国，其后代回到祖辈的故乡，给美国增添光彩，但也损坏了美国的名声。

　　美国流行文化水平（略低于奥威尔所说的“上层中产阶级的底层”），使得欧洲人担心整个世界美国化。美国人从大西洋的另一边蜂拥而至，游客、技术人员、交换学者、外交官、记者、美国新闻处的图书管理员、红十字会的女职员、美国经济合作总署的行政官员、“第四点计划”的农学家、台口餐厅的女服务生和商业人士（仅在巴黎就有5 000人）在海关处分别抢滩登陆，之后散入内陆地区，人数越来越多。与此同时，富布赖特项目和史密斯–蒙特计划每年会将4万名学生送到美国学习。欧洲人开始互相议论这些人将给欧洲带来什么，而皮埃尔和格蕾琴这些普通的法德青年男女又会在大洋彼岸学到什么。

　　1945年，一把闪亮的新式美国电椅取代了法国传统派挚爱的断头台，法国人大为光火。这种变化多少具有象征意义。（美国人也同意这种说法，但他们有不同的理由。）圣诞节原是穿着五彩缤纷的本地舞者在公共场合大放异彩的时候，现在，欧洲人成了美国圣诞歌曲的“俘虏”，他们听着人类有史以来传唱范围最广的声音——平·克劳斯贝低声吟唱《白色圣诞》（截至战胜日本当日，共卖出了170万张）、《平安夜》（卖出了150万张）和《不要困住我》（卖出了125万张）。农民们世世代代都自豪于在欧洲社会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现在却意识到，自己的同胞正靠“美国中西部”（号称‘世界的粮仓’）喂养，那些被精选的葡萄酿制出的上等美酒养刁了胃口的人，居然改喝起一种廉价的棕色液体“可口可乐”——尽人皆知的“可乐”。20世纪40年代末，每天要售出5 000万瓶，将这些液体倒在一起足可以浮起一艘轻型巡洋舰。法国人发起了反击。虽然法国还没有从空运行动中恢复过来，但巴黎的国民议会还是以366票对202票通过了一条限令：“禁止在法国、阿尔及利亚和法属殖民地进口、生产和销售可口可乐。”

　　与英国漫长统治时期“约翰牛”的不受欢迎一样，人们对所谓“美国化”的憎恶也迅速蔓延，这是在所难免的。在欧洲人看来，大西洋对岸的这个庞然大物，是依靠一种新的经济帝国主义崛起的，这比老牌的帝国主义更让他们感到有损尊严。有同感的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者。当牛津大学的教授们在《泰晤士报》上读到，英国市场营销协会每年派出50名行政管理人员到哈佛商学院学习，并且由英国王室承担费用，他们作何感想？当罗马人得知，因为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技术调整”，里拉又贬值了，他们又会作何感想？当在比利时经营独立加油站的商人发现，埃索石油公司在欧洲卖出的石油比在美国卖出的多，会作何感想？当任何一个欧洲人得知，在美国商务部眼里，洛桑只是联合碳化合物公司的海外总部，苏黎世是美国谷物产品提炼公司的海外大本营，巴黎、布鲁塞尔和伦敦分别是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塞拉尼斯公司和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的欧洲总部所在地，他们又会怎么想？

　　然而，除了这些商业巨头重拳出击取得的可喜成果之外，似乎美国把它最优秀的人才和最费心的行动都白白浪费了。美国付出了超过1 000亿美元的外国援款，大使馆却经常成为敌对示威的目标，以至于不得不考虑安装防弹玻璃，这似乎让人难以接受。接受赠款时动作倒是迅速，但一个月甚至更短的时间内，那些人就公开表示对美元的鄙视。正是在杜鲁门时代，一位在欧洲颇有威望但非沙文主义者的美国知识分子路易斯·克罗嫩伯格也恼怒地写道：

　　美国人作为先驱者的传统由来已久，先征服了北美洲大陆，又控制并驾驭了无线电波，他们完全有权感到骄傲自豪。美国人有权以自己的民族理想和独特的处事手段为傲，开始时不惧艰险、披荆斩棘，最终十分安逸舒适。为什么不可以感到骄傲呢？我们豪爽大方又热情好客，我们生机勃勃又警惕小心。贫苦无助的人走投无路，却能在美国前途无量。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感到骄傲呢？

　　一些人对欧洲的批评展开回击。《时代周刊》在某一期中将法国称为妓女，令人难忘。（在法国国民大会中又一次引起骚乱。）毫无疑问，如果总统在预算中砍掉所有外国援助，他的国内威望将有所提升，但他从未认真考虑过这种做法。甚至连参议员塔夫脱也明白，想要回到孤立主义已不可能，国内压力再也不是美国总统关注的唯一因素。在热核武器时代，整个地球相比战前已缩小不少，理解别国的希望和抱负成为保证本国安全的因素之一。正是在这方面，哈里·杜鲁门将他担任总统早期几星期制定的所有条条框框置之脑后。虽然缺乏高明的治国才能，他却以自己的勇气和美国人特有的机敏弥补不足。迪安·艾奇逊后来写道：“杜鲁门政府站稳脚跟后，它的政策明显经过了集中讨论和指导，在本国历史上新颖别致，显示出一种理念和魄力的深度和广度。”当时，艾奇逊引用莎士比亚的《亨利五世》 中的话说，美国在国际危机最严重的黑暗时期里取得的胜利，使盟国安心，使敌国挫败。美国总统成长为一位强大的对手，表现出“黑夜里哈里的一点儿英雄形象”。

　　在柏林空运行动之前的整个春天，共和党人数着日子，心中的喜悦与日俱增。距离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首次让他们坐上冷板凳，已过去了16年。他们继续轻视“那个家伙”的一切，在某种意义上，依然有成千上万共和党人反对他。但他们相信，他的妖法已与之俱灭，他们不用再惧怕他那邪恶的笑容、疯子似的笑声、斜叼着香烟的样子和闪闪发光的夹鼻眼镜。

　　替代罗斯福的是一位谦逊的政客，看起来只会虚张声势。杜鲁门与罗斯福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杜鲁门中等身材，戴一副普通的眼镜，语调平平，嗓门高，没有他的贵族前任所具有的预科学校毕业那种文化人的口音特征。他们认为，是罗斯福个人向其所有政纲中注入了生机活力，显而易见，它们必然能在下个4年一次的公民投票中废止，就像美国宪法第18修正案一样。那一天将是11月2日，他们已经迫不及待了。

　　这将轻而易举。顶着一头秀丽金发的康涅狄格州女众议员克莱尔·布思·卢斯称“杜鲁门已经完蛋了”。民主党人退避了，但没人出面反驳。自从1946年11月共和党人在中期选举中以横扫千军之势赢得了所有席位以来，每次民意测验和每个政治专家的访问都传递出一个信息：如果杜鲁门竞选总统，他注定会失败。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1947年10月至1948年3月，认为总统干得不错的美国人越来越少——急剧下降到36%。如果他参加竞选，他竞选不过杜威、史塔生、麦克阿瑟或范登堡中的任何一位。

　　约瑟夫和斯图尔特·阿尔索普对其读者说：“假如杜鲁门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他将被迫展开近代历史上最孤立无缘的竞选活动。”甚至总统本人也忧心忡忡。1947年秋，他再次向在波茨坦的艾森豪威尔试探。杜鲁门请陆军部长肯尼斯·C·罗亚尔告诉艾森豪威尔将军，如果艾克愿意代表民主党竞选总统，他很乐意担任他的竞选伙伴。艾森豪威尔则请罗亚尔代他向总统表示衷心感谢，而同时又表示遗憾。也许他认为杜鲁门当他的副总统会使自己竞选失败。

　　1947年11月中旬，总统特别顾问克拉克·克利福德向总统提交了一份长达35页的连任竞选方案。其中，克利福德指出，杜鲁门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大多数人所意识到的。他善待农民，他降服了约翰·L·刘易斯，犹太人欣喜于他是一位热心的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者，黑人欣喜于他下令任命了一批黑人军官。他使三军团结起来，否决危害劳工利益的法案，提议开展大规模住房建设工程，以及将老年人医疗保险作为基本的社会保障，这些都是国会山上的塔夫脱、威利、米利金、布里格斯、裘·马丁和查理·哈勒克等共和党保守派所拒绝讨论的。克利福德认为针对第80届国会反对派占优势的情况，总统应以一个弱者的形象参选。

　　杜鲁门建议艾森豪威尔竞选这件事，并没有在其回忆录中提及，他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从未考虑过要退出竞选。但实际上，似乎直到1948年3月1日，他都还在犹豫。当时他在基韦斯特的一个媒体发布会上表示，自己“忙于外交事务及其他状况，还没有时间考虑任何总统竞选活动”。在之后的一星期里，产联坚决反对亨利·华莱士出任第三党候选人。显而易见的是，这一点使杜鲁门相信他有获胜的机会。3月9日，他致电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J·霍华德·麦格拉思：“嗯，霍华德，如果你也这样想的话，我们就干吧。”麦格拉思很困惑（他并没有要求杜鲁门再次参选，只是要求他做出决定），但走到外面的大厅，他鼓起勇气对白宫记者团宣布：“总统已授权我发表以下声明，如果被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提名，他将接受并参与竞选。”杜鲁门终于开始竞选了。

　　大多数民主党领袖立即要求他退出竞选。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前主席、布朗克斯区领袖爱德·弗林拒绝与总统在纽约同台演讲，一个体格魁梧的总统助手硬将他从车里拖出来，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奥林·约翰逊当众怠慢杜鲁门。阿肯色州的富布赖特提出总统应该辞职，好让共和党人马上接任以恢复国民信心。斯特罗姆·瑟蒙德带领的一个6人代表团，团员都是南方各州的州长，因杜鲁门政府的种族融合举措而心生嫌隙，准备退出民主党转而支持一位南方的候选人。如此一来，这次竞选就有4个党参加，其中两个是从民主党分裂出去的。麦格拉思不得不取消一次在曼哈顿举行的民主党赞助大会——只有三个人肯出席。他在洛杉矶的一次集会上提到杜鲁门时被嘘声打断。情绪激动的质问者由詹姆斯·罗斯福和其他罗斯福新政的支持者带头，他们的附和者众多。在这些发誓要推翻杜鲁门的人群里，有詹姆斯的兄弟艾略特、里奥·汉德森、佛罗里达州的克劳德·佩珀、切斯特·鲍尔斯、沃尔特·鲁瑟、威尔逊·怀亚特和明尼阿波利斯市的年轻市长休伯特·汉弗莱。伊利诺伊州的民主党领袖杰克·阿维宣称他不再支持杜鲁门，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组织则想出一个被《时代周刊》称作“别出心裁的主意”。这个主意让人惊叹，怎么之前都没有想到呢，他们可以选艾森豪威尔将军作为候选人呀！

　　1948年民主党支持艾森豪威尔的运动完全是一场高雅喜剧。人们都没有意识到艾森豪威尔两次拒绝了总统的这一提议，也没有意识到他是自视保守的共和党人——甚至杜鲁门也不知道。艾克可能出任民主党领袖的光明前景使上段列出的反对杜鲁门的人全部臣服，再加上泽西市的弗兰克·黑格、康涅狄格州的约翰·贝利、肯塔基州的黑皮·钱德勒、乔治亚州的理查德·拉塞尔、芝加哥市市长爱德华·J·凯利以及亚拉巴马州参议员李斯特·希尔和约翰·斯帕克曼。

　　最后那滑稽又令人难以原谅的行为是，华盛顿州民主党领袖休·米切尔居然给白宫发去一封电报，要求总统担任动员艾森豪威尔出任民主党候选人委员会的主席。

　　“或者艾克或者死”运动非常受欢迎，只要艾森豪威尔还会改变主意，哪怕希望再渺茫，杜鲁门都不可能得到党内提名。但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艾森豪威尔直截了当地表示拒绝，他宣布“在任何情况、任何条件和任何前提下，我都拒绝接受提名”。由此，该党的广大成员才终于放弃了这个想法。民主党代表们情绪消沉，他们坚信会在11月遭受失败，为了在所有可能的地方减少损失，他们请求先在费城大会堂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共和党将用过的装饰物留在原地。显贵的行为理应高尚，共和党大方应允。民主党人对此表示感激，简直称得上卑躬屈膝。他们已经在节省开支，好为1952年的竞选抢占先机。也许，那时艾森豪威尔会愿意领导他们。

　　与此同时，杜鲁门的团队正忙于重塑克利福德所谓总统的“肖像”（“形象”一词还没有普及）。总统看不起那些拉拢群众的手段，他将之称作“耍花招”。但是一想到要攻击共和党占优势的国会，就激起了他的战斗本能。这个宏伟的战略方案的第一招是，每星期一向国会提交一份受到民众欢迎但塔夫脱及其同僚肯定会搁置的议案。在相当短的时间里，杜鲁门接二连三提出开建圣劳伦斯河航道、扩大民权、由联邦政府兴建住房、向中国提供援助、延长战时管制条例、修建高速公路和延长互惠贸易法案的期限，这一切都注定成为11月的争论焦点。

　　若民意测验的数据可信，杜鲁门的前景在4月显得最为灰暗。但正是那时，杜鲁门的竞选团队突然灵光闪现，克利福德、乔治·M·埃尔西和查尔斯·S·墨菲三人都不记得究竟是谁想出的妙计，可见当时的混乱程度。他们皆知总统从未学会一板一眼地念讲稿，他总是低着头看稿子，语气呆板，也不知道哪里应该强调，往往错过该停下来等待掌声的时刻。然而，在即兴演讲中，他却讲得绘声绘色，收效良好。因此，有人提出何不说服他在大型集会上即兴发言呢。杜鲁门喜欢这个想法，4月17日，他先面向美国报纸编辑协会念了一篇准备好的文稿，然后临场发挥讲了半小时的美苏关系。这场演讲使人震惊，也振奋人心。结束时，编辑们为他欢呼喝彩，互相交流意见，都认为他讲得很好。之后，他又发表了4场即兴演讲，推向最高潮的是他于5月14日在五月花酒店当着1 000名年轻的民主党人进行的政治演讲。演讲最后，他说：“我想对你们说，在接下来的4年里，白宫的主人将是一位民主党人，而你们正看着这个人。”所有人起立鼓掌。第二天早上的《纽约时报》称其为“新杜鲁门式”的“战斗”宣言。终于找到了正确的竞选方式，杜鲁门对此表示满意，他和团队决定开展一场横贯美国的竞选宣传。

　　但是他们遭遇了经济困难，而且看起来难以解决。民主党为此次竞选筹措的专用资金几乎用完了。在整个竞选活动期间，民主党人注定捉襟见肘，认为杜鲁门能赢得大选的资本家寥寥无几。4月，他们甚至就开始考虑削减开支，而在五月花酒店的晚宴后，竞选团队又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为什么不让杜鲁门将他每年3万美元的旅行津贴拿出来，乘火车周游美国，宣传他在国内外所取得的成就，并就他与国会的问题说几句话呢？

　　居然沦落到要这样做，说明情况确实对杜鲁门相当不利。当然，寻求连任的历届总统通常不得不乘车到美国各地为纪念碑揭幕或为桥梁通车剪彩，以此自我宣传。这种短途旅行通常被视为合法使用纳税人的钱，因为其目的在表面上看来往往是无党派利益的。但这次公费旅行却是另一回事。杜鲁门从一开始就严正声明，他打算将每一分钟都用在与共和党人占优势的国会口诛笔伐上。而正如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卡罗尔·里斯所言，说这种做法是“非政治性的”就如同说“彭德格斯特集团”是“非政治性的”。毫无疑问，若不是杜鲁门的竞选毫无希望，若不是这次巡回演讲从远处看起来会彻底失败，里斯是绝不会轻易放过这个话题的。

　　6月3日晚上11点5分，在国会因两党召开全国代表大会而休会之前的两星期，由16节车厢组成的总统专列悄悄开出华盛顿联合车站，向西驶去。虽然杜鲁门总是坐飞机在城市之间穿梭，但人们还是希望总统和总统候选人们能够乘火车出行。火车的最后一节便是奢华的“斐迪南·麦哲伦”号装甲车厢，是美国铁路协会专为罗斯福制造的。该车厢的墙壁用胡桃木制成，车厢里能够与华盛顿时刻保持无线电联系，最醒目的特征是后部有一个超大型平台，顶部有条纹顶棚，并配有公共广播系统。那时候这个平台看上去没有任何特别之处，但后来在总统的政治历史中，它却成了竞选表演最出彩的舞台。

　　然而，人们记住的通常是发生在这个舞台上那些小小的不幸。有些民主党人以为杜鲁门同意了说服艾森豪威尔参选，所以带着自制的标语牌出来欢迎他，上面写着：艾克当总统，哈里当副总统。内布拉斯加州民主党主席威廉·里奇试图登上“斐迪南·麦哲伦”号车厢，却被赶下去了。他气愤地对记者说：“我坚信他不会当选，他的所作所为没有可取之处。他似乎更喜欢那些所谓的朋友，而不是为民主党干实事和捐款的人。”在另一个地方，杜鲁门所谓的朋友是一位1918年退伍的军人，有人要他安排一次演讲会，但他却以为这是第35师的聚会，因此将其他人挡在门外。结果，总统发表演讲时，本来可以容纳1万人的礼堂里只有稀稀拉拉约1 000名听众。摄影师们按捺不住兴奋之情，站在后排高处不停拍摄，照片全是总统对着大片空位演讲的情景。这些照片暗示，真的没有一个人对总统的演讲内容感兴趣，《时代周刊》则评价他的演讲“越来越有娱乐价值”。

　　至少有两次，他都是穿着睡衣和浴袍出现在火车平台上的。他对着一批瞠目结舌的听众说：“我知道他们通知说我要在这里发表演讲，但很抱歉我本来已经上床睡觉了，不过我认为你们也许想见见我是什么样子的，即使在我没穿好衣服的情况下。”在加利福尼亚州巴斯托市，一个女孩盯着他的蓝色睡袍问他是否感冒了。他摇摇头，而她坚称：“你的声音听起来像是感冒了。”他眨眨眼睛，回答：“那是因为我乘火车四处演讲，嘴里进了风。”事实确实如此。在俄勒冈州尤金市，他像往常一样先向听众介绍他的妻子贝丝（“这是我的老板”）和女儿玛格丽特（“她是我老板的老板”），接着信口开河谈起波茨坦问题。他忘了有记者在场，说道：“我喜欢老约（约瑟夫·斯大林），他是个好人。但他受政治局操控，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于是，美国东部的卢斯夫人对他进行了猛烈抨击。她欣喜于民主党终于含蓄承认喜欢老约，恶毒地说：“好老约啊！他们当然喜欢他呀！他们不是把整个东欧、中国东北、千岛群岛、中国华北都给了他吗？不是让他在波兰、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都建立了联合政府吗 ?”

　　在华盛顿，哈勒克对记者们说，杜鲁门将作为美国最糟的总统名垂青史。而俄亥俄州众议员克利夫·克莱文杰则说，他是头“密苏里州的蠢驴”。这时，塔夫脱说漏了嘴。本来倒不是什么大事。在对费城联盟俱乐部讲话时，他对杜鲁门“在美国各个铁路小站发表演说辱骂国会”的行为表示遗憾。他发明了“铁路小站”这个新词，而在共和党人看来，这个词颇为不妙。民主党总部发电报给杜鲁门的火车所经过的所有乡镇和城市的最高领导，向他们说明情况。他们对这种诋毁非常愤慨，杜鲁门便愉快地把他们的回复发给媒体。在洛杉矶，看到等待自己到来的长龙后，总统咧嘴笑道：“这是规模最大的铁路小站吧 !”

　　6月18日，杜鲁门返回华盛顿。他离开了两星期，行程9 504英里，在16个州发表了73次演讲。多数情况下他都按照克利福德的建议，让自己“拼命地引发争议”。旅行快结束时，他感到群众和自己的情绪无形中已经相互交融。他在伊利诺伊州就说过，11月新一届国会选出来后，“也许这个新国会将代表人民的利益，而不是富人的利益”。抬头看着他的人们含糊不清地表示同意。在华盛顿州布雷默顿市，一个伐木工突然大声喊道：“加油干呀，哈里 !”他马上喊回去： “我会的，我会的！”在斯波坎市，有人问：“向塔夫脱扔点儿鸡蛋怎么样 ?”杜鲁门回答说：“我不会向塔夫脱扔新鲜鸡蛋的 !”他大声疾呼：“你们已经选出了史上最糟糕的国会。如果选举时再让共和党在国会里占优势，那你们就是最大的笨蛋，比我想象的还要笨 !”听众大声喊叫起来，表示同意：“加油干呀 !”“哈里，给他们点儿颜色瞧瞧 !”他赶忙狂放地回答：“我现在就是这么干的，就是这么干的 !”

　　毋庸置疑，塔夫脱说得很对，这种做法有失身份，非常卑鄙。这种先例给未来的竞选运动带来了相当恶劣的影响，而且对范登堡等共和党人也不公平。如果没有他们，就不会有巴尔干半岛上的杜鲁门主义，也不会有马歇尔计划和柏林空运行动。但他单枪匹马克服一切不利条件的精彩表演确实震撼人心。白宫的记者们就这样认为，他们不时对身处首都的妻子说，总统的表现太抢眼了，他们甚至忘记了他当选的机会微乎其微。

　　费城的政府高级官员花费了65万美元整治市容，依次让共和党、民主党和进步党在那里召开全国代表大会。而被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市《新闻报》一名编辑命名的“迪克西党”（美国南部民主党），将在昔日的邦联圣地上召开大会。他们对这座东部城市相当满意，因为那里的大西洋海滨是同轴电缆实况转播能够覆盖到的最远的地方。演讲者都明白这一点，虽然爱德华·R·默罗和其他知名评论员都还坚持用无线电广播，但在美国东部，已有大批观众可以通过约40万台小型电视机收看在费城大会堂里的演讲了。在当时，这已算是了不起了。

　　1948年，新闻记者们只需花12美元就能租到带浴室的房间，却还埋怨通货膨胀。那时，他们认为旅馆里的杂务可以低价雇用黑人来做。杜鲁门那时已试图改善有色人种的困境，但是共和党的纲领委员会在仔细研究了民权内容之后，心安理得地拒绝考虑这个问题。该问题当时还没有引起知识分子的注意，他们仍对威廉·福克纳1948年出版的小说《坟墓的闯入者》 中的恳求半信半疑。南方各州的议员们继续禁止旨在废除人头税的法案，而南方黑人们也还像祖辈一样，生活在对绞刑架的恐惧中。1947年有人曾动用过一次私刑，而各党召开代表大会的这年，私刑又出现了两次。

　　当时共和党大名鼎鼎的人物是托马斯·E·杜威、哈罗德·史塔生（“划着双桨，乘风破浪，哈罗德·史塔生是最棒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哈勒克、范登堡、塔夫脱（“要干活，叫鲍勃”和“领航掌舵，有塔夫脱”）、厄尔·沃伦和小约瑟夫·W·马丁。威斯康星州的乔·麦卡锡以及理查德·尼克松也出席了大会，但他们当时都还是小角色。史塔生参加威斯康星州的初选会时，麦卡锡只是支持史塔生的代表，而尼克松也支持史塔生，但他地位低微，根本不够资格入选加利福尼亚州代表团，只能旁听。但是，他们后来大做文章的那个问题已在这里提了出来。斯坦森鼓吹采取措施放逐共产党人，参加俄勒冈州初选会的选民认为这荒唐至极。但大会主要发言人却宣称：“我们要把联邦政府雇员中的赤色分子和粉色分子（“左”倾）清查出来并驱逐出去。”

　　1月15日，杜威宣布参加竞选，或更准确地说，他让年轻的吉姆·哈格蒂代为宣布的这个决定。之后，他虽然摔了不少跟头，但依然领先于其他共和党候选人。他总是把粗鄙琐事留给他人处理，解释是自己要集中精力解决重大问题。而事实上，他将大量时间花费在衣着修饰上。他那整整齐齐的短胡须和一板一眼的举止，使人们想起启斯东电影公司电影里的笨警察或是结婚蛋糕上的小人。在初选会期间，摄影师们曾说服他戴上一顶容积足有10加仑的高大帽子，以及20世纪20年代罗马尼亚的玛丽王后访问美国时戴过的印第安人头饰。照片显得荒谬可笑，他为此后悔不已。对于他那不温不火的态度，有人恶毒而不公正地说：“你了解透了汤姆·杜威，就会讨厌他。”

　　那年春天，史塔生成为杜威的劲敌，可说是又偶然又不幸。杜威身高5英尺8英寸，史塔生则高达6英尺3英寸，他们在初选会的休息时间站在一起拍照时，看起来就像一个男人带着他的儿子。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时，杜威终于穿上了一双增高鞋。然而，以前那种形象已经无可挽回。尤其让杜威恼怒的是，他根本没有预料到史塔生会在初选会上大获成功。在威斯康星州，人们原以为麦克阿瑟会获胜，因为这位将军的拥护者资金充裕，而且该州充斥着他的速写传记：《麦克阿瑟：注定是英雄》、《麦克阿瑟：自由的斗士》和《伟大的麦克阿瑟》。3月29日《纽约时报》头版预测：“麦克阿瑟在威斯康星州胜利在望。”第二天，支持这位将军的代表在大会中仅赢得8票。参议员麦格拉思对记者们说：“这件事使我得出这样的结论：要保证民主党在11月的选举中获胜，只需评论员们一致预言失败。”记者们都客气地笑起来，全国代表大会的主席们也会开开无伤大雅的玩笑。

　　全国代表大会前夕，杜威在俄勒冈州后来居上，赢得胜利，但他却未获得共和党普遍认可。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全国范围的共和党人还是更喜欢明尼苏达州的那个巨人，史塔生和杜威的支持率分别是37%和24%。这些民意测验数据值得杜威的更多关注。前一年夏天，每两个共和党人中就有一个想选这位短小精悍的纽约人。支持率下滑得如此厉害，他本来应该有所警惕，特别是罗斯福领导之下的民主党已经成为美国的多数党。被提名为候选人以后，杜威本应重拳出击。然而接受提名时，他的讲演让代表们昏昏欲睡：“我们所追求的团结，不只体现在物质方面具体的事情和措施上，最主要的是体现在精神方面。我们的问题并非来自外界，而在于我们自身。”

　　杜威和他的副总统候选人厄尔·沃伦一起让摄影师们拍照之后，就回家休息去了。直到9月19日，离选举只剩下6个星期时，他才离开奥尔巴尼。因此，正如《纽约时报》所言，杜威的竞选活动是“近年来在野大党的总统候选人中用时最少的”。他似乎把竞选活动看作只是走走过场，而其他共和党领导人居然也认可了这种想法。几个有影响力的共和党人认定他们自己将成为新政府的一员，所以在费城开完全国代表大会回家时特意取道华盛顿，抢在其他同僚之前买下了物美价廉的房屋。

　　7月12日，费城热浪滚滚，民主党的高层代表们拖着沉重的脚步走进会议室，挥汗如雨。美联社在报道中说：“民主党人表现得活像是来参加葬礼的。”三个星期前鲜艳夺目的各色旗帜，如今已陈迹斑斑、灰暗惨淡。一面高悬的横幅上写着杜鲁门使美国散发出人性的光辉，但是几乎没人抬头看。大会向人们发放了为帮助杜鲁门获得胜利的成套装备，包括一个笔记本、一支钢笔和一个哨子。有人嘲讽道：“是为了带领民主党走入墓穴的吧 !”贝尔维尤－斯特拉福德大厅的门廊顶棚上装有一只巨型机器驴（民主党标志），向每个路过它的人眨巴着通了电的蓝色眼睛，这是整个会场唯一看起来欢快点儿的东西。代表们全都是一副饱受打击的肃穆样子，只有反对杜鲁门的各州代表团还保持着一点儿活力。他们刚从支持艾森豪威尔运动的惨败中恢复过来，现在正疯狂地满世界寻找救命稻草，以避免第三次失望。选举前夕，19个州的主席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他们接触了最高法院大法官道格拉斯，但他推辞不干，他们只好作罢。接着杜鲁门也致电道格拉斯，请他担任副总统候选人，他还是不愿意。从那时的情况来看，总统好像连副总统候选人也找不到。最后，阿尔本·巴克利，这个忠诚可靠的老伙计，说他乐意与杜鲁门一起参加竞选。

　　杜鲁门真是颜面尽失。他知道大多数代表都不想选他，如果他退出竞选，他们一定会起立欢呼，然后迅速选出另一个人。亨利·华莱士看来肯定会获得几百万张选票，足以使杜鲁门失去整个纽约州。南方诸州曾是民主党的坚定支持者，现在他们也要分裂。明尼阿波利斯市年轻的市长汉弗莱（37岁）、伊利诺伊州民主党参议员候选人和州长候选人保罗·道格拉斯和艾德莱·史蒂文森带头提出了强硬的民权政纲，激起论战。在这一点上，杜鲁门本来不想充英雄，但此时民主党的南北两派正要拼个你死我活，迪克西党在关乎成败的唱名投票中以651.5∶582.5落败。亚拉巴马州的汉迪·埃利斯高喊“拜拜”后，带头离开会场。

　　7月14日星期三晚上，南方联邦离开，几乎同时，总统抵达会场，好险没有相遇。那晚，执行主席在会议中要求大家注意秩序时，杜鲁门的专列刚刚驶离联合车站。在“斐迪南·麦哲伦”号车厢内，他坐在克拉克·克利福德和山姆·罗森曼之间，把讲话稿的要点通读了一遍。他以为一到会场就要直接上台讲话，但并不是那样，也不可能是那样，因为大会正在进行提名演讲，他还得在闷热的后台等上4个小时。这是他职业生涯中最悲惨的时刻。有人将他领到讲台下一间阴冷的小房间里，那个房间有个窄小的阳台，下面是一条垃圾遍地的小巷。房间靠近铁路，火车呼啸而过时，他可以听到轰鸣声，也可以感受到直背座椅的震动。他一会儿和巴克利说说话，一会儿又和霍默·卡明斯聊聊天，斜着眼睛瞧瞧外面的污迹和垃圾，抹抹前额上的汗，修改一下演讲提纲，张望一会儿，又独自沉思一会儿，等啊等啊。

　　星期四零点42分，杜鲁门终于正式被选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他以947.5票击败了获得362票的佐治亚州的理查德·拉塞尔和获得0.5票的印第安纳州前州长保罗·麦克纳特。卡贝尔·菲利普斯写道：尽管已是午夜时分，人们疲惫不堪，高温还没有退下去，但庆祝杜鲁门当选的“人群一下子涌上街头”。“不管是欢呼声还是反对声，似乎都是真心实意。那些一直无精打采、一脸木然望着其他人在过道中来来往往也无动于衷的代表们，现在也拿起旗帜和各种能够发出响声的东西，参加到那漫无目的地蜿蜒前行的队伍中了。站在媒体采访区长凳上的记者们面面相觑，难以置信地说‘好像不是在做梦’”。

　　巴克利的提名是鼓掌欢呼表示通过的，更突显出全国代表大会没有把同样的荣誉给予那位总统候选人。1点45分，巴克利和杜鲁门在《向统帅致敬》的音乐声中登上高台。在其他任何一个代表大会上，这样的时刻都是庄严肃穆的，两位领导人高高举起彼此的手臂，灯光闪耀，风琴奏出旋律，男人们在折叠椅上站起，妇女们激动得掩面哭泣。当然，这些现在这里也具备，却不只这些，现场流动着一种带着滑稽意味的音符，但好像也不显得突兀。雷伯恩主席刚开始介绍巴克利，一个装扮过于考究的矮胖女人就打断了他。主席台前，一个由鲜花摆成的自由钟静静等待了整个晚上，要在总统亮相时敲响。这时，她把钟献给他，或者说，想要把钟献给他。突然，钟下沙沙作响——她刚来得及结结巴巴地说完“和平鸽”，一群又一群的白鸽就迫不及待地从这座花钟下面飞出，在代表们头上盘旋，献上它们准备的“礼物”。任何一个对鸽子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接下来会出现怎样的场景，但是安排这场表演的人显然对此一无所知。人群里的农场工人大声提醒：“小心衣服！”但是太迟了。在整个漫长的会议期间，人们咕哝着脏话，现在鸽粪真的从天而降，污损了他们的衬衣和裙子。幸运的是，1948年的媒体认为这样的事太过低俗，不应刊载出来让读者阅读，所以无损于民主党的公众肖像，或说公众形象。在主席台上的萨姆·雷伯恩救了场。他抓住了一只从身旁飞过的鸽子，把它往高处一掷，代表们欢声雷动。令他们惊喜的是，就在这个充满喧闹的时刻，他们的紧张和担心都烟消云散了。他们放松下来，将手帕放回口袋，嬉笑着议论，无论哈里·杜鲁门日后为他们带来什么，都不可能比这更恶心了。

　　还有一次更大的意外。巴克利简短发言后，欧文·罗斯告诉我们：“筋疲力尽的群众勉强打起精神，想要欣赏一下总统即兴演讲的魅力。”哪知杜鲁门拿出一份讲话提纲照着念，这份提纲就是他在那对着小巷的阴冷窗边等待时，听着火车近在咫尺的轰鸣声草草记下的。他再次采用了临场发挥的新风格，发表了一篇言辞尖刻、振聋发聩、痛击对手的演说。用罗斯的话来说，“他尖锐刺耳的语调使全场听众激动万分”。他的手快速而笨拙地在空中挥舞，大声喊着说：“参议员巴克利和我会赢得这次选举，我们会使共和党人只能喜欢这个结果——你们记着吧！”“要是选民们不履行他们对民主党应尽的责任，他们就是世界上最不知道感恩的人！”

　　接着他将矛头对准共和党，细数那些他提出来而被国会否决的项目，包括医疗保险、住房建设、价格控制以及教育援助。他说，他们枪毙了这些项目，之后却将它们写入总统竞选纲领，这种无耻、伪善的态度简直闻所未闻。好吧，他会测试一下他们的诚意。

　　杜鲁门打出强力一击：“在密苏里州，7月26日是芜菁节。届时，我将召回国会议员开会，并要求他们同意通过他们竞选纲领里的那些法案。看着吧，我的朋友们，要是共和党有一点儿真心诚意要实现它们的纲领，会议开不了多久，第80届国会就应该有所作为了。如果他们有这个意愿的话，15天内就可以做完，而他们还有额外的时间到各地进行竞选。”

　　《纽约时报》报道说，这段话“让在场的代表们情绪激昂”。这一刻，天气、时间、尖锐的党内矛盾和11月注定的失败都被抛到脑后。杜鲁门等了一会儿，直到他们稍微平静一些，才接着把话讲完。“他们会设法回避这个责任，”他叫喊着，“但是，这个‘史上最糟糕的’ 第80届国会在这次特别会议上的表现将证明他们是否说话算数！”

　　他们全都站起来，向他鼓掌欢呼。他自始至终都依照计划，让自己“拼命地引发争议”，而大会堂外的反应证实这种做法是对的。社论作者们几乎目瞪口呆，利用联邦政府的补贴为竞选四方游说已经够不像话了，现在还要召集国会特别会议为自己的政党争取优势，几乎都有足够的理由弹劾他了。范登堡对一位记者说：“这听起来就像是一个即将下台的政府在最后一刻的歇斯底里。”宾夕法尼亚州众议员小休·D·斯科特对此感到遗憾：“这完全是一个同归于尽的行为，这个人失去了人民的信任，为了党派利益，连破坏国家和政府的团结和尊严也在所不惜。”佐治亚州的沃尔特·乔治用了一串精彩绝伦、绚丽夺目的比喻，他大喊道：“南方不但受制于人，而且戴着枷锁！ 我们还戴着手铐脚镣！”

　　可是，对杜鲁门的赞美声虽然吝啬，但各处都有所耳闻。《时代周刊》写道：“毫无疑问，他已经使代表们摆脱了消沉的意志。而他在政治上表现出的勇气为自己赢得了崇敬。”

　　7月，主要的大事就是这两个相互拆台的政党之间的口水战和所谓的“芜菁节会议”。迪克西党士气高昂。南方的策略是让竞选分不出高下，最后交由众议院投票解决。他们相信他们会获得与杜鲁门一样多的票数。7月14日，他们在伯明翰市召开会议。一天的时间里，他们就完成了代表大会的全部议程。他们提名斯特罗姆·瑟蒙德为总统候选人，密西西比州州长菲尔丁·赖特为副总统候选人。但是，不时出现一些征兆，预示着这条脆弱的迪克西白人联盟战线也许会崩溃瓦解。弗吉尼亚州的拉塞尔和哈里·伯德没有到伯明翰市参加大会，并不是因为他们怀抱着对平等权利的热爱，而是因为怕自己在国会里的地位岌岌可危。但不管怎样，失去南方各州依然是对民主党人的沉重打击。特别对克利福德来说，他在竞选计划里曾假设民主党的南方诸州会保持团结。

　　10天后，华莱士的美国进步公民联盟来到费城，组建了美国进步党。12月29日，进步党领袖以宣布参加总统竞选的方式开始建党运动，该党看起来前途一片光明。他当时说：“我们集合了一批勇士，铸造了一支军队。”进步党人并不指望赢得1948年的总统竞选，但他们相信1952年竞选的胜利属于他们。该党代表的平均年龄约为30岁，比两大党代表们年轻20多岁。美国不少大学都派出了代表，常春藤盟校的代表比十大联盟的代表多。工会也派出了不少代表，大部分来自那些领导人极度“左”倾的工会。男青年留着平头（当时学生的风格之一），穿着敞领运动衫。女青年身着短袜和宽裙。黑人代表也不少。很多人背着吉他，大唱民歌，模仿皮特·西格和副总统候选人格伦·泰勒的风格，似乎每个人都玩得很开心。表面上看来，进步党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实际上，该党深受内部矛盾之苦。雷克斯福德·盖伊·特格韦尔是华莱士唯一网罗到的支持新政的人，但他和李·普雷斯曼长期不和，矛盾不断。普雷斯曼是共产党人、产联的法律总顾问，后来被沃尔特·鲁瑟驱逐。那时，人们不会轻易给人贴上“共产党”的标签，特别在战后的10年里，人们更不会这样轻易对待公众人物。当时的选民听说进步党里还有共产党，感到非常困惑，因为他们本以为进步党内都是自由派，所以不同于杜鲁门。这种困惑是共产党有意造成的，他们根本没有想到自己能好运到“俘获”了美国的前任副总统。进步党是模仿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组织组建的，而后者成立于1947年1月，目的是打击共产党。1948年选举三年后，已经脱离共产党的迈克尔·奎尔在产联的一个委员会上做证时，描述了共产党在进步党运动中扮演的角色。奎尔是运输工人工会的主席，绝不是给他人扣上“赤色分子”的帽子并加以迫害的人。他说，1947年秋他还对共产党满怀同情，那时的共产党总书记尤金·丹尼斯就对他和其他工会领导说，党组织“决定组建一个由亨利·华莱士领导的第三党”，华莱士“在几星期内就会公开亮相并宣布竞选总统”。

　　华莱士意气风发地踏上这条险象环生的征途，却好像一开始就被蒙在鼓里。竞选活动后期，他告诉朋友们他意识到自己被人利用了，周围人几乎都是公开身份的共产党，他肯定是最后一个得知真相的人。《新共和国家》和《下午报》都曾经委婉地提醒过他。《纽约邮报》恳求他加入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组织，却是白白浪费口舌。美国只有两家报纸支持他参加竞选，那就是《工人日报》和宾夕法尼亚州的《约克日报》。记者们建议他断绝共产党的支持，就像罗斯福在20世纪30年代所做的那样，但他拒绝了。

　　结果，华莱士的支持率急剧下滑。3 200名进步党代表出席了在费城召开的大会，比两个大党参加大会的代表都要多，他们神采奕奕、活力四射、魅力非凡。而华莱士的共产党支持者则处处帮倒忙。华莱士将在费城沙伊布公园发表接受提名的讲演，这本来很有可能成为美国政治史上最值得纪念的事件之一。门票不贵，价格在65美分 ～2.6美元——露天看台上的无产阶级，买票入场的人数超过了3万，人群不时发出欢呼声表达对华莱士的喜爱，说明他的声望并未受损。假如媒体能表现得理性和公平一些，那年7月，他原本能轻易获得媒体支持，不用多费口舌他就能把沃尔特·鲁瑟和吉米·罗斯福那些人争取过来。如今唯一的办法就是与李·普雷斯曼那伙人撇清关系，但他拒绝这样做，他不会“舍弃任何为了和平而对我表示支持的人”。一位《时代周刊》的记者说美国进步党的政治纲领和共产党的政治纲领几乎如出一辙，想要引起他的注意。但华莱士却评价共产党：“我看他们的纲领很不错嘛！”他还毫无必要地加上了一句：“我认为共产党人最像基督教早期的那些殉道者。”

　　之后，华莱士竞选运动的美好前景破灭了。人们情绪激动地质问他，共产党人与基督教早期殉道者有什么相似之处。面对责难，他依然顽强地坚持到底。他依然伸着手，额头冒汗，人们熟悉的那一绺头发遮着一只眼睛。在北卡罗来纳州的三个城镇，南方人认为他入侵了他们的地盘，所以向他投掷了鸡蛋、西红柿和爆竹。杜鲁门对媒体遗憾地表示，这“违反了美国公平竞争的传统”。除此以外，总统对美国进步党的威胁不屑一顾，他认为人们对华莱士的新鲜劲儿一过，进步党构成的威胁自然会缩小。情况果然如此。随着竞选活动继续推进，进步党的势头日益减弱。特格韦尔不声不响地撤回了支持，“左”倾的联合电工工会也表示不再支持华莱士，而进步党国会议员候选人也退出了地方竞选。政治分析家曾经在春季时认为，华莱士至少能获得350万张选票，接近第三党参加总统竞选以来的最好成绩——罗伯特·拉福莱特在1924年获得的480万张选票。盖洛普民意测验也曾预计他可获得选票总数的7%。但到了10月的第三个星期，数字已调整到4%。最终在11月2日，华莱士获得的实际票数还不及此，仅为1 157 172张票。分裂出来的民主党人转投进步党，无疑使杜鲁门失去了纽约州的支持。但仔细分析一下选票结果，可以清楚地看出，他每在其他地方输给华莱士一票，就在中部的独立派那里获得两三张同情票。

　　在普选中，瑟蒙德得到1 169 021张选票。他的竞选活动重心在南方联邦各州，获得的回报是39张选举人票（主要来自亚拉巴马州、路易斯安那州、密西西比州、南卡罗来纳州，有一张来自田纳西州）。但事实证明，这比零票还要糟糕。民主党发现，他们即使没有南方各州的坚定支持还是可以获胜，因此感到如释重负，觉得没有必要向他们妥协了。瑟蒙德本来想挫败他们为黑人争取民权的计划，却反过来加快了他们奔向胜利的步伐。

　　7月26日，杜鲁门现身国会山，出席这次充满敌意的两院联席会议，他提出了一连串要求通过的法案，即他所谓的“购物清单”。在30分钟的发言里，只响起了6次掌声，而且都来自民主党人，共和党议员们把手掌死死地压在身下。对于记者们关于“芜菁节会议”的提问，一贯谨慎的杜威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他不愿意“同杜鲁门一起有失身份”。他指派赫伯特·布劳内尔全权负责此事，自己则躲回奥尔巴尼的书房中。布劳内尔惶恐不安，建议塔夫脱共和党的国会领导人可以给几份无可争议的法案大开绿灯，以使杜鲁门的指控沦为无中生有的诬告。为什么不修改一下《战时错置人员法案》，把其中对犹太人及某些天主教徒的歧视性条款去掉呢？他说，每个人都认为有必要修改，如果由共和党主动提出，将削弱民主党在东部大城市地区的绝对优势。塔夫脱摇摇头，没有同意，他说这是原则性问题。总统召集这次会议，是滥用职权，因此必须将那份“购物清单”置之不理。布劳内尔说服不了他，塔夫脱的共和党同僚就试图和他讲道理。范登堡说：“鲍勃，我认为我们应该有所行动。我们应该用尽一切方法向外界表明，我们正在不遗余力地利用好这两星期的时间。这样我们才能在公众面前更好地说话。”休·斯科特当时在场，根据他的说法，“鲍勃·塔夫脱完全听不进去。‘不，’他说，‘我们一点儿甜头都不给那个家伙。’凡是熟悉塔夫脱谈话方式的人就知道，此事到此为止，这次谈话结束了”。

　　杜鲁门高兴极了。他在咨文中提出的法案大多都是杜威在竞选纲领中含糊表示支持的，包括控制通货膨胀、扩大民权、提高最低工资、扩大社会保险覆盖率和支持住房建筑计划。在费城时，这些含糊其辞的表达得到了共和党国会领导人的赞成，他们做梦也没想到大选前就要负责把自己提出的竞选纲领落到实处。塔夫脱遵守党派原则是应该的，但对美国民众言而有信也很重要。共和党这样意气用事，反而坐实了总统对它的评价。

　　8月12日，白宫发布了一份报告，详细对比了总统提出的建议和国会的不作为。在当天的媒体发布会上，杜鲁门对这个“尸位素餐”的国会以及这次“尸位素餐”的会议表示遗憾。他说，他以往对国会的各种评价都是有理有据的，因为国会已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确实是史上“最糟的”一届。

　　散会前，一名华盛顿的记者却想追踪另一条新闻。大约两个星期前，一位年龄35岁上下、相貌平平、体格健壮的妇女伊丽莎白·宾利开始在参议院行政部门的财政委员会做证。《时代周刊》的编辑惠特克·钱伯斯是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证人，他和宾利一起指控某些政府雇员在苏联的指使下进行间谍活动。被告人有阿尔杰·希斯、威廉·T·雷明顿以及劳克林·柯里。这位记者问总统是否愿意就这些间谍问题的听证会发表些意见。

　　杜鲁门厉声说：“这些只是转移民众注意力的手段而已。”他仍想着第80届国会，对记者说：“他们要利用这件事转移民众的注意力，以此为借口不履行自己应尽的责任。是的，你可以直接引用我的话。”

　　9月5日星期日下午3点40分，“杜鲁门专列”由司机在驾驶室里拉响两次汽笛后驶离联合车站，总统要去和600万选民会面。民主党的竞选活动终于在党内资金的支持下正式启动了。这次活动包括两次各为期10天横穿美国的大型巡回见面会、一次美国东北部的巡回演讲以及到哥伦比亚特区附近各州的短程走访。在这次全力出击的活动中，总统要乘车行程3.2万英里，发表250次讲话，创下当时竞选活动的纪录。每天从农村的黎明开始，直到18个小时后停靠在当天的最后一个铁路小站，都有小镇居民围拢在“斐迪南·麦哲伦”号车厢后面，睁大眼睛，高举电筒，为一睹站在火车平台上的这个精力过人的小个子。而杜鲁门也整日斗志昂扬，说的话都有发表成文的价值。

　　按照6月彩排的剧本，他在多数情况下都保持着愉快的心情，称赞一番当地的乐队，介绍一下贝丝和玛格丽特。结束非正式闲谈时，他总是请大家“11月2日去投票站为民主党投一票吧，那样我能在白宫多待4年”。或者说：“做正确的事，让我不会在1949年1月20日没房子住。”每次火车要离开时，司机就会拉一下警笛，表示这个兜售竞选纲领的草台班子又上路了。

　　在城市里，围观的人数越来越多。印第安纳州波利斯市5万人，丹佛市5万人，波士顿25万人，底特律25万人。理查德·H·罗维尔在1948年10月9日那期《纽约客》中写道：“杜鲁门讲话时，没有人跺脚、大叫或吹口哨，大家都为他鼓掌。我可以说，其掌声的分贝数能媲美某个传教士刚发表了一篇以北罗德西亚战胜异教徒为内容的振奋人心的报告。这并不是说来听他演讲的人都不打算投票给他，但就我个人的观察，其中大多数人是不会投票支持他的。”

　　杜鲁门所讲的多数内容是荒谬、不负责的，有些还带有恶意。他仓促应对，孤军奋战，只获得美国15%报纸的支持，各党派人士都说他在浪费自己的时间，也是在浪费别人的时间，但他依然能发表煽动性言论。他说：“共和党人贪婪成性，要把美国消费者逼到走投无路。”还说他们“贪念特权”，把杜威比作希特勒，称他是“法西斯分子”。在艾奥瓦州德克斯特市的全国耕作比赛上，他在对8万多名听众讲话时指责“这届共和党控制下的国会在背后捅了农民们一刀”。

　　从9月进入10月，白日变短，黑夜更长。超市里开始出售苹果汁，孩子们挖空南瓜制作万圣节灯笼。初霜刚现，大雁南飞，鹌鹑和家燕紧随其后，松鼠开始储备过冬的白橡子。杜鲁门的专列还在田野上纵横排放的棕色干草堆间穿梭，森林里的枫树冠已变成金黄色，鹿角漆树一片绯红，火车姿态优美地穿行其中，发出一声悠长孤独的汽笛声，仿佛在招呼那些可以听见它的人，快来听这活泼的人介绍他的妻女，陈述他的观点，开几句玩笑，然后挥手离去。

　　按照克利福德的说法，临近10月中旬时，竞选专列驶入低谷。当时，他们停靠在中西部的一个小城镇，一个工作人员跳下车买了一份10月11日出版的《新闻周刊》。封面上的黑体大标题写着“50名政治专家一致预言杜威将获胜”。有人有口无心地重复了一句，随后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其中一人拖着沉重的脚步回来，把它拿给杜鲁门看。杜鲁门眨了眨眼睛，笑了一下，轻松地说：“哦，这些该死的家伙！他们从来没有说对过。伙计们，别管他们，咱们继续干吧。”克利福德认为，在那时，连贝丝和玛格丽特两人都不相信总统有任何获胜的机会。但是，他相信自己，而且后来证明他是对的。10月13日下午，在从德卢斯去圣保罗的途中，他在一张德卢斯讲话稿的油印纸背面写下对各州得票数的分析预测，然后交给乔治·埃尔西封存起来，选举后才拆开来看。那时杜鲁门预计他会得到340张选举人票，杜威108张，瑟蒙德42张，还有37张选票标为“待定”。他的预测谈不上完全准确，还少算了4张选举人票。但对那些以预测选举结果为职业的人来说，若能有办法预测选举结果准确到这个程度，他们愿意付出一切代价。

　　与此同时，那个跟在哈里后面进行全国巡回宣传的人却一路高唱胜利凯歌。托马斯·E·杜威的“胜利专列”一路驶来，活动安排得周密准时，各站都有联络人员接待，有各种设备能够保证把讲话稿提前发给随行的98名记者。还有一套高保真度的公共广播系统，能把这位候选人低沉的男中音从车厢后的平台传送到媒体所在的酒吧车厢。专列上配置有最新的媒体装备，无论他想说什么，都可以输送、散布和传播到每个角落。

　　但他什么也不想说。利奥·伊根在9月末的《纽约时报》上写道：“杜威就好像已经当选，只是在等待时间，准备就任。他在演讲和其他场合，透露出一种态度——选举将证明已确定之事……杜威故意避开了任何与民主党现任总统的争论。”

　　在中西部和加利福尼亚州，这两部列车偶尔会一前一后地抵达同一个车站，相隔不过一两天的时间。杜鲁门总是能留意到这一点，然后噼里啪啦地一口气向对手抛出一连串棘手的问题。杜威拒绝上钩，他宁愿畅谈落基山脉“不可思议的美景”，谈他乘车看到的“柔和的、绵延起伏的林木茂密的乡村”，谈那些“繁华热闹的城市”和“肥沃富饶的平原”——总之，谈的都是美利坚合众国的“雄伟壮丽”。

　　杜鲁门谈论的问题却是住房、最低工资、老年人医疗保险以及农作物。杜威充当起水资源的代言人，他在丹佛市响亮地说，“只要水土有效保持，我们就能采取很多办法来保障我们的未来。我们必须善用现有的水资源，要将河里的水用于农业，还要用来发电……我们应该开发西部的各条大河，并最大限度将其用于水土保持、发电、航运、防洪、垦荒和灌溉”。

　　杜鲁门“在背后捅了一刀”的讲话发表后两天，全美国都在等候共和党领导人的回应。在得梅因市，杜威却只说：“1月20日，我们将进入一个新时代。我们打算在华盛顿组建的新政府对美国人民有信心，深切了解人民的需求，并有能力使其实现。我们将使人民重新团结一致，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我们将再次发扬那种使美国成为伟大国家的精神力量。我们又将并肩奋战、携手前行，创造一个更伟大的美国，让每个美国人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有效推进世界和平。”

　　杜威发表的正式演讲内容枯燥乏味，聪明一些的新闻记者就开始寻找一些奇闻趣事和轻松的话题来点缀一下那些索然无味的段落。10月12日，在伊利诺伊州博库普城，列车突然倒退，向后面的人群撞去。倒退几英尺后刹住，没有造成伤亡，但这位州长却坐立不安，大发雷霆。对于他当时说了什么，就看你听的是哪种传言了。不是说“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白痴司机”就是说“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疯子司机”。“也许该在黎明时将他处以枪决，但既然没有造成伤亡，我看就放过他吧。”也许他难得讲出什么有实质内容的话，于是这句发自肺腑的真话就不胫而走，最后居然成为美国各个工会礼堂和铁路机车库内悬挂的反杜威口号。

　　其他共和党人则在战场上。刚走马上任的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休·斯科特抓住宾利－钱伯斯的证词大做文章，认为这个问题牵涉面太广，不能轻易定性为“转移注意力的事件”而不予调查。杜威只是提了一下此事，又马上跳回他那些辞藻华丽的空话：“我们有时做不到信仰对我们的要求，而且通常缺乏信仰。但在我们内心深处，我们相信而且知道，每个人心中都有神，每个人都价值连城。”说句公道话，在竞选活动快结束前的那几个星期，杜威也开始对自己的策略产生怀疑。他的听众越来越少，而他从报纸上了解到，杜鲁门的听众人数与日俱增。他的策略委员会（包括布劳内尔、斯科特、埃利奥特·贝尔和拉塞尔·斯普雷格）决定在工业发达的西北部进行最后冲刺。至于中西部的农民们，他们是天生的共和党人，不必操心。杜鲁门的冷嘲热讽刺伤了他，他要回击，于是他在4个居民区痛快地信口开河。例如，他说杜鲁门否决《塔夫脱－哈特莱法》的咨文是“160年来白宫所发出的最不正确、最不称职、最不符合事实的文件”。群众喜欢这样的话，他也乐在其中，但他的顾问们却心生警惕。哈格蒂询问新闻记者们的反应后向杜威报告说，记者都认为相互攻击是错误的做法，是承认自己软弱无能。为了确保杜威得到最好的建议，布劳内尔安排了一连串的电话会议，让他分别与共和党各州委会96名男女委员中的90名商讨对策。他们全都劝州长继续采取高姿态，让杜鲁门在低下的路子上越走越远，最后被遗忘。只有堪萨斯州的哈里·达比是个例外，他警告说，以农业为主的地区已变得越来越不服管教。如同卡桑德拉一样，他的预言没人相信。于是杜威又继续为团结、廉洁、善用水资源和信仰而奋斗了。

　　到了最后时刻，杜鲁门的专列收到来自服务行业经理们不计其数的账单，他们生怕将来收不到钱。但是，自从《新闻周刊》发表了令人灰心丧气的消息后，专列上的人开始稍微振作起来了。在列车上的夜谈会中，年轻一些的工作人员反复争论，究竟总统获胜的可能性有多大。但只要他们稍为乐观一些，就有人提醒他们，国内每次民意测验的结果都和他们的期望相反。在最后几天里，克利福德隐隐意识到有些迹象，似乎杜鲁门的影响力还在增长。依照传统，在选举前的那个星期五晚上，杜鲁门在布鲁克林音乐学院发表了最后一次讲演。布鲁克林音乐学院的一些赞助人在召开费城代表大会之前还是“倒杜鲁门”运动的领头人。讲话结束后，全体听众起立为杜鲁门鼓掌欢呼长达12分钟。因此克利福德想，竞选活动只要再持续两个星期，他们也许会有一丝获胜的希望。

　　在芝加哥，艾德莱·史蒂文森和保罗·道格拉斯并排站在敞篷车内，前往体育场参加杜鲁门的集会。人行道上沉默的人群大概有四五层。15年前，这些曾被人们遗忘的男女还生活在金字塔最底层，是贫困的教师或衣衫褴褛的工人。英萨尔背叛了他们，而罗斯福拯救了他们。史蒂文森惊叹于出席人数之多，似乎整个芝加哥市的人都来了，但是几乎听不到欢呼声，甚至可以说几乎什么声音都没有。道格拉斯说：“他们今天是来看看他们的美梦是怎样破灭的。”

　　在巴尔的摩，《巴尔的摩太阳报》总编汉密尔顿·欧文斯来到一位年轻记者的办公桌旁。他说：“我已把祝贺新总统的社论写好了。也已经排好版准备付印了。”他停了一下，挤挤眼睛说：“要是杜鲁门获胜，我就得另写一篇了，不是吗 ?”这句俏皮话把他自己逗乐了，笑呵呵地大步走开了。

　　在10月的最后一个星期，《生活》杂志的订户提前收到11月号的杂志。这本杂志第37页是一幅杜威州长及其夫人的整版照片，标题是“下届总统乘渡轮在旧金山湾开阔的海面上游览”，同时刊载了一篇长达8页的竞选综合报道。在报道中，编辑们得出结论，美国“将抛弃杜鲁门而选择杜威”，理由既有“感情方面的，也有理性方面的”。威拉德·吉林杰主编的《变动的时代》周刊11月1日那期的封面上刊登了一个标题，醒目地透露本期内容包括“杜威将做些什么”。《纽约时报》利用其庞大的分社数量和遍布美国的员工对各州的选民进行了长达一个月的调查，目的是研究他们对选举的看法。10月31日星期日，该报报道了研究结果：杜威会在29个州获胜，将得到345张选举人票（有266张就可当选）；杜鲁门则在11个州获胜，得到105张选举人票；瑟蒙德在4个州获胜，得到38张选举人票；另有43张选举人票待定。调查结果还显示出，共和党将继续控制参众两院。为了弄清楚调查结果的准确性，《纽约时报》咨询了正在报道杜威的47名最敏锐的记者。在一次秘密表决中，他们一致认为这位州长的胜利唾手可得。

　　《底特律自由新闻报》11月3日（选举后一天）早上准备发表社论，要求国务卿马歇尔辞职，并劝杜鲁门委任杜威的外事顾问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这家报纸的编辑们认为：“这会使国内外对我们的外交政策恢复信心。”（当时，杜鲁门主义正在使希腊平定下来，马歇尔计划正在全面展开，而柏林的空运行动也进入了第5个月。)《底特律自由新闻报》承认：“这显然是对杜鲁门要求过高。然而，这正是为了美国人团结一致，充满爱国精神，而要对千百万国民提出更多更高要求的时刻之一。”这些编辑们倒是大方称赞这位“任期将满”的总统为“勇敢的小个子，从没想过自己会当总统，就任后茫然无措，但却倾其全力战斗到失败”。《底特律自由新闻报》还向读者们打包票，说杜鲁门卸任后仍能谋生：“作为前任总统，他每年有希望得到2.5万美元的退休金。然后，广播电台有望和他签约，杂志会向他约稿，他自己还可以出书，这些加起来就有一笔可观的收入——据说，可能达到100万美元。他还不至于从白宫直接沦落到贫民收容所。”

　　但关于这位下台总统的报道，媒体并不都是这样手下留情的。一位在多家报刊上发表文章的专栏作家说他想知道“杜威究竟还会对杜鲁门在国家管理中碍手碍脚的行为容忍多久”。和《底特律自由新闻报》一样，其他杂志的作者也必须在星期一就写好准备在星期三发表的专栏文章，留出星期二进行排版。而在星期二，选民才做出选择。

　　因此，在计票的第二天刊登出来的德鲁·皮尔森的文章才使数以百万的读者感到惊讶。他在文章首段透露：“汤姆·杜威将在86天后接手白宫，我对围绕在他身旁的核心群体进行了调查。”接着他就得意扬扬地列出了新总统内阁全部成员的名字。同一个星期三，约瑟夫向斯图尔特·阿尔索普透露：“选举后的首要问题是，政府要怎样度过未来的10个星期……事情总不能耐心等到托马斯·杜威正式接替哈里·杜鲁门时再解决。特别是外交和国防方面的问题，华盛顿有些部门有些人必须能够做出决定，且能在1月20日后继续沿用。”艾尔索普兄弟建议，杜威总统新内阁的国务卿和国防部长的提名人选马上以“特别助理”的身份加入这两个部门，领导那些即将下台的政府官员，直到杜威正式就任总统。

　　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为什么那么多经验丰富的观察家会在一条黑道上越错越离谱呢？答案就是他们并不认为那是一条黑道，更不认为会走到黑。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他们都纷纷讨论杜鲁门完全没有获胜的希望，读到的都是彼此分析为什么杜威会轻易击败杜鲁门的文章。他们一致认为，选举结果已经注定，不可能有什么变数。杜鲁门在竞选时声称：“除了人民，人人皆反对我。”这话有点儿道理，他和选民不像权威人士把选举看作一种加冕，而认为这是一次竞赛。在那些致力于研究竞选趋向的专职人员看来，所有的迹象都指着同一方向：凡是在野党控制了国会，该党两年后肯定就会赢得总统大选。民主党在1930年控制了国会，两年后罗斯福就当上了总统。而且，共和党人早就该重新上台了。艾尔索普兄弟和皮尔逊都这么认为，罗斯福连任4届总统只能归功于他的个人魅力，而杜鲁门缺少的就是个人魅力。共和党候选人有钱，又获得了绝大多数媒体的支持（当然，记者们认为这很重要），而且最重要的是，还有民意测验的祝福。

　　12年前，《文学文摘》的选举预测也与实际结果相去甚远。1936年，民主党在选举中取得了压倒性胜利，满脸尴尬的共和党人发誓再也不相信民意测验了。但是后来他们发现，当时名气不如《文学文摘》民意测验人的乔治·盖洛普和埃尔默·罗珀没有使用直邮的方式，而是通过对样本进行数据分析的方法预测到罗斯福的大胜。在那之后的每次选举，他们都预测准确。大城市里的各家报纸都花钱请他们进行民意测验，任何一位与他们意见相左的时事评论员都会被人们认为是个傻瓜。只有《纽约时报》花费甚多自己做调查，但人们反而觉得稀奇。于是就开始了这样的循环：民意测验的结果显示共和党会大获全胜，专栏作家和社论作者就把这个结果当作真理传播。甚至有这种可能，为了在一群支持共和党的受访者中不显得突兀，那些准备投票给民主党的男男女女会给出违心的答案。一个谎言会导致另一个谎言，再加上民意调查人已变得自以为是、妄自尊大（至少有一次），这样就错上加错了。

　　埃尔默·罗珀是够妄自尊大的。9月9日距选举还有近8个星期，他就在一篇专栏文章里宣称他已对全体选民做了最后一次测验。他写道：“托马斯·E·杜威几乎已经当选了……既然是这样，我认为如果还要像广播电台体育节目的解说员那样，必须装作在看一场不相伯仲的比赛，那就太乏味和浪费智商了。”和许多专业的选举观察家一样，罗珀也相信当时所谓的“法利算法”。在1936年的选举预言轰动美国后，法利说过，在他看来，选民在两党举行代表大会时就已下定决心了。他暗示说，大会后的竞选宣传不过是看着热闹，实际上没有任何作用。9月第一个星期，根据工作人员在8月所搜集的数据，罗珀用自己的名誉押宝。讽刺的是，他在选举前的最后一个星期确实又进行了一次民意测验，结果显示，杜鲁门的形势略有好转，但杜威还是遥遥领先，然而，他还是决定把全部家当压在一人身上。

　　三个全国性的民意测验机构——罗珀、盖洛普和柯乐利都错在没有问调查对象是否真的打算投票，也没有把只受过小学教育的选民纳入他们的调查样本，而这些人很有可能是支持杜鲁门的。但是他们最大的失误在于，对杜鲁门在最后一刻还在拼命所产生的影响竟然视而不见。杜鲁门的专列还没有从联合车站开出，罗珀就已下了结论。柯乐利的最后一次报告（预计杜威将获得49.9%的选票，杜鲁门获得44.8%，其余的选票则被瑟蒙德和华莱士瓜分）是将8月中旬、9月中旬和10月中旬在各州采集的样本混在一起分析出来的。盖洛普是三家中最勤恳的，他应该意识到了国内正在发生的事情。他在9月24的报道中预计杜威将得到46.5%的选票，杜鲁门则会得到38%的选票。选举前两天，他在星期日的报纸发表了最后一篇专栏文章，说杜鲁门的支持率猛增到44%，而这数字还只是依据两星期前的采访得来的。克利福德说得对，美国人的态度每天都在变化，几乎是每小时都在变。

　　对于现在那些20世纪30年代之前出生的美国人来说，他们的记忆中有4件事特别突出：珍珠港事件、罗斯福逝世、1948年大选和约翰·肯尼迪遇刺。男人们也许会忘掉他21岁生日那天发生过什么，女人们也许不记得她是怎样失去童贞的，但他们每个人都能回忆起自己是在什么情况下听说这4件事的。这些事成了人们生活中的里程碑，就像他们的父母会说“我们是在停战后相遇的”，或者“股市大崩盘前夕，我们刚搬了家”。而这“摇摆世代”则会把获悉达拉斯的枪声（肯尼迪遇刺）、夏威夷遭到日本袭击、罗斯福在沃姆斯普林斯中风和杜鲁门奇迹般连任的日期与自己的个人生活联系起来。

　　那天晚上，大家都以为可以早早上床休息。吉姆·哈格蒂在纽约罗斯福酒店的舞厅里对记者说：“午夜之前，我们就可能走出战壕，结束战斗。”杜威州长在东区第51街上的一所学校里投票后（一名办事员从楼上的窗口里伸出脑袋对他喊道：“总统先生，祝你好运！”）预料自己和夫人在好朋友罗杰·斯特劳斯位于东区第93街6号的家里用餐时，杜鲁门就会发来承认失败的电报。在华盛顿，按照惯例，民主党在五月花酒店集会，而共和党人则在斯塔特勒酒店。现在，斯塔特勒酒店已把舞厅装饰一番，准备好了胸前饰花，只等女士们到来分发。与此相反，五月花酒店却死寂如石。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认定他们必然失败，没有费心预订酒店的舞厅。委员们想把钱省下来用于1952年的竞选活动，他们干脆回到办公室套间，把电话听筒放到一边，开了几瓶威士忌酒，坐下来准备度过一个无眠的夜晚。他们谁都没带收音机，因为这是唯一一个可以不必收听新闻的晚上。（在20世纪60～70年代，他们中的某个人没准会在口袋里揣一个晶体管收音机，但在1948年，便携式收音机还较为笨重，还得用墙上的电源插座通电。）这一夜，政治形势风云变幻，这些委员们都被远远甩在了后面。《纽约时报》的卡贝尔·菲利普斯也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系。他报道完杜鲁门竞选的消息，就回到了曼哈顿。为了使自己高兴点，他买了一件价值47.5美元的上衣（那时算是一大笔钱）和一张戏票，打算去看林·芳丹和阿尔弗雷德·朗特的新戏。当新罕布什尔州开始零零星星地发来选举结果时，菲利普斯正走进第47街的剧院大门。他坐在那里看了两出戏，对外面那出精彩纷呈的大戏却一无所知。

　　那些来自新罕布什尔州的最新数据使杜威颇感惊讶。虽然他在该州仍处于领先地位，但优势比不上1944年。该州原是共和党的坚定支持者，但结果却不符合任何一个共和党人的期望。他匆忙赶回酒店的套间，和家人及几个密友坐在收音机旁听着，同时看着通讯社送来的选举结果，在便签本上记着数字。

　　在密苏里州，杜鲁门总统在美国美国特勤局的亨利·尼科尔森和吉姆·罗利的帮助下，几个小时前就躲开了媒体。下午4点半，他们已驱车到达了位于独立城东北方30英里的度假胜地埃克塞尔西奥普林斯，入住榆树酒店。总统洗了个土耳其浴，6点半回到房间吃了一个火腿三明治喝了一杯牛奶。他把床边的收音机打开，听到播音员说他以几千选票之差初步领先。之后他就躺到床上，几乎立刻就睡着了。

　　晚上7时45分，《芝加哥论坛报》的一位编辑面临着一个艰难的决定。为了让那些看完深夜戏剧回家的观众能够准点买到该报的晨版。这位编辑不得不写出一条吸引眼球的标题，因为他不能只说大选谢幕了，这是谁都知道的。他需要一条重磅消息。杜鲁门现在领先，但在未弄清这些初步结果来自新英格兰的哪些地区以前，这些数字无意义。例如，共和党候选人也许会在康涅狄格州赢得绝对优势，但是如果哈特福德像过去一样，先公布该州某些地方对民主党有利的结果，这些数字就显示出民主党将获胜。但甚至康涅狄格州的评论员也说不出数字来源，他本人也不知道。为了抢先播报新闻，他一收到字迹潦草的便条就在广播电台里读出来了。

　　因此，身处报社大楼的编辑在还搞不清楚具体情况之前，就要拟定报纸标题。于是他只得保守一点，选择了此次大选中有把握的情况，大笔一挥，写下了一个通栏大字标题：杜威击败杜鲁门。

　　这时的得票总数还没有意义。杜鲁门的初步领先，众人早有所料，毕竟民主党的支持者大多在城市里，而城市里有选票计算机，通信设备精良，所以选举结果是最先出来的。但杜威夺下了纽约州和新泽西州，似乎纠正了这一偏见（只是因为华莱士分走了这两个州的选票）。除了马萨诸塞州和罗得岛外，杜威在整个东部的工业区都一路领先。这一切使他放下心来，因为这些地区历来是民主党的势力范围。而且，瑟蒙德又使杜鲁门失去了密西西比州、路易斯安那州、亚拉巴马州和南卡罗来纳州。但是尽管这样，杜威的领先优势仍然不太明显，匪夷所思。有些地区本是共和党的坚定堡垒，但该党仅以几票之差获胜。在一些地方，杜鲁门比当年罗斯福得到的选票还要多。而在各大主要城市中，他都处于领先地位。

　　真正使人震惊的消息来自阿巴拉契亚山脉的另一边。民主党候选人在威斯康星州、艾奥瓦州和科罗拉多州都遥遥领先，而这三个州原来都是共和党的地盘。当西部11个州的初步选举结果传回来时，似乎只有俄勒冈州选择了杜威。

　　10点30分的纽约，朗特新戏的第二幕落幕了。卡贝尔·菲利普斯觉得口渴。在第一次幕间休息时，他没有离开座位，现在他想去附近的一个酒吧休息一下。他点了杯苏格兰威士忌，听到收音机里正在列举各州的名字、各个选区和分选区的号码以及一大堆让人费解的数字。菲利普斯把钱付给酒保，一口威士忌还未下肚，就听见广播员用清晰的声音报道：“现在看来杜鲁门的领先是毋庸置疑的了。若他能赢得俄亥俄州……”

　　菲利普斯呛住了，把威士忌咳了出来。他立即跑出大门，向时代广场跑去。半途，他想起遗忘的新大衣，停了一下，还是决定不管它了，继续飞奔。

　　每隔15分钟或20分钟，广播电台联播的广播员就请乔治·盖洛普博士就收到的竞选统计数字发表意见。盖洛普解释说，虽然民主党目前领先，但等农业区的选票结果出来，优势就会被彻底抹杀。到了11点，农业区的选票结果出来了，他们也选择了民主党。生活在这些平原地区的人们，都还记得是哪个党帮助他们稳住了粮价并解决了粮食储存问题。

　　晚上11点，赫伯特·布劳内尔走进罗斯福酒店的舞厅，宣称杜威已获胜，共和党的工作人员欢呼起来，但他们还没来得及问清详细情况，布劳内尔又急匆匆地上楼了。看来哈格蒂对杜威的压倒性优势估计过高，他们并不能在午夜前结束战斗。

　　午夜时分，杜鲁门一觉醒来，过了一会儿，他才弄清自己是在陌生的酒店房间里。接着他又打开收音机，听到了H·V·卡尔滕博恩的声音。卡尔滕博恩说，虽然计票结果显示杜鲁门以120万票领先，但他“无疑仍被击败了”。总统把收音机关上，又躺下睡觉。

　　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华盛顿总部，一个来晚了的人经过一台收音机时偶然听见广播员说，总统还没有惨败，他甚至在一些州还处于领先地位，当然，“农民们还没有传来消息”。有个工作人员建议派人去取一台收音机来。委员们耸耸肩膀，点头同意了。趁着一切尘埃落定之前，他们还是及时行乐一番吧。

　　“与此同时，”理查德·H·罗维尔写道：“斯塔特勒酒店结实的墙壁正在颤抖。共和党人的女士们紧紧咬着饰花，先生们满身大汗，连衣领也耷拉下来了。”

　　午夜刚过不久，罗斯福酒店舞厅中的庆祝气氛开始变成坐立不安的情绪，之后转变成惊慌失措。直到现在，这么晚了，他们才确定杜威在他家乡的那个州获胜，但只多出6万票。如果华莱士没有参加竞选的话，杜鲁门也会在该州击败他。

　　现在，最终成败取决于俄亥俄州、伊利诺伊州和加利福尼亚州。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只要这三个州中有一个投向杜鲁门，他就胜利了。但是他们两人的票数在这三个州里你追我赶，一会儿杜鲁门稍微领先，一会儿杜威又超过他。凌晨1点45分，布劳内尔回到舞厅，再一次声称杜威获胜。他为什么这样做，答案只有他自己才知道。他赢得几声微弱的欢呼，其余的人只是瞪着眼看着他。

　　凌晨4点，特工罗利把总统唤醒，建议他再打开收音机听听。他现在已经以惊人的200万票领先了，但H·V·卡尔滕博恩还在坚持说看不到总统再次当选的希望。他那声音，杜鲁门到死也忘不了，而且老是向朋友们寻开心地模仿他。

　　总统穿好衣服，叫特工们开车把他送回堪萨斯城的米勒巴赫饭店，因为“看来我们要再干4年了”。他们于早上6点到达。等了一夜的记者们一脸倦容，他们纳闷总统去了哪里，怎么看起来精神抖擞，好像睡过觉的样子。

　　凌晨4点30分，总统的车子从埃克塞尔西奥普林斯的榆树酒店出发时，哈格蒂在罗斯福酒店召集了一群记者，说他已和杜威交换过意见。他说：“我们还在战斗。选举结果还在陆续公布，但看来在天亮以前我们不会知道确切的胜负。”35分钟后他又再次出现了，他说： “现在，我们不做任何预测，也不做任何声明。”

　　黎明后不久，这位筋疲力尽的州长上床睡觉了，他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已被击败。在他睡梦正酣时，他那面容憔悴的助手们知道，最后一丝获胜的希望也没有了。上午9点半，杜鲁门以领先7 000票的优势拿下了俄亥俄州，这样他就拿到了270张选举人票，超过了其他所有候选人。一个小时后，杜威睡醒才知道他在伊利诺伊州和加利福尼亚州也被击败。上午11点14分，他承认竞选失败。杜鲁门总统不但击败了杜威，而且在选举人票上取得一场巨大的胜利——304票对189票，另外38票由迪克西党的候选人获得。不但如此，民主党在国会的选举中也取得了胜利。在第80届国会中，共和党是以51席对45席控制了参议院，以246席对188席控制了众议院。现在民主党拿起了指挥棒，以54席对42席的优势控制了参议院（比上届多了9席），又以263席对171席的优势控制了众议院（比上届多了75席）。保罗·道格拉斯、休伯特·汉弗莱、林登·约翰逊和埃斯蒂斯·基福弗都当选为参议员。G·门嫩·威廉姆斯当选为密歇根州州长，切斯特·鲍尔斯为康涅狄格州州长，艾德莱·史蒂文森为伊利诺伊州州长。

　　塔夫脱暴跳如雷。“我不管这件事情能怎样解释，”他说，“反正把那个粗鄙的政客再次送进白宫简直有违常识。”但在其他地方，杜鲁门这样取得胜利后，连那些同他有宿怨的人也为之折服。极端保守的《纽约太阳报》这样写道：“对这样一个本已失败却不甘坐等挨打的人，你只能脱帽致敬。杜鲁门先生之所以取胜，是因为美国仍然热爱敢于战斗的人，仍然尊敬坚韧不拔的人。”这次胜利不只是个人的成功。选举结束两天后，沃尔特·李普曼写道：“杜鲁门先生本人的胜利、民主党在国会两院里夺得多数席位以及民主党赢得这么多个州的支持，都证明民主党在经历了1932～1944年罗斯福的领导和发展后具有了巨大的生命力……罗斯福死了，但他建设过的这个党还存在，而且无疑还是美国政治上的主导力量。”

　　选举结束第二天，新闻记者和社论撰稿员都互相避开视线。媒体和他们的消息来源成了全美国的笑柄，他们自己也知道。阿尔索普兄弟写道：“职业政治家、民意测验人、政治记者们以及其他自作聪明的人和预言家们现在有权谈论的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怎样烧老乌鸦。”当总统和新当选的副总统回到华盛顿时（杜鲁门这时高举着《芝加哥论坛报》的“杜威击败杜鲁门”的通栏大标题），受到75万欢呼者的夹道欢迎，《华盛顿邮报》大楼的正面还挂着一条巨大的横幅，上面写着：“总统先生，你什么时候把老乌鸦端上来，我们就吃。”赖斯顿给他自己的报纸《纽约时报》写了一封信：“我们和其他记者联系太少，对民意测验的大量统计数据又过分相信。”《时代周刊》 说，媒体“把记者的工作委托给民意测验人了”。有几位报纸发行商一怒之下退订了民意测验报告。民意测验人一蹶不振，盖洛普简单地说：“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一位《纽约时报》的记者想起打电话给《文学文摘》的最后一任编辑威尔弗雷德·范克，请他发表意见。范克回答道：“我不是恶意的，但我确实觉得这件事非常好笑。”

　　后来，密歇根大学的调查研究中心对各家民意测验机构进行了一次调查，而盖洛普和罗珀也认真地对自己的工作进行了检查总结。研究的结果惊人的相似。密歇根大学的研究团队发现，投票给杜鲁门的2 410.5万人中，有14%，即337.48万人是在竞选前的最后两星期才决定选他的。盖洛普和罗珀采取了一个不同的研究方法，也发现，每7个选民中就有一人（692.7万人）是在选举前最后两星期才下定决心的。在这些人中，75%（519.5万人）选了杜鲁门，25%（173.2万人）选了杜威，相差346.3万人。既然在11月2日杜鲁门比杜威多了213.5万票，那么结论只能有一个，不管是用密歇根大学还是盖洛普–罗珀的方法都发现，大约有330万人直到竞选快要结束了还拿不定主意，他们是最终结果的决定者。正是在最后几天的时间里，杜威的直觉告诉他必须采用杜鲁门那种粗暴而直击要害的方式，但所有专家顾问都告诉他不应那样做，他也就没有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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