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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一章 伟大梦想与梦之幻灭

　　肯尼迪总统的就职演讲整篇都在谈外交事务，而约翰逊总统4 000字的就职演说则完全忽略了国外发生的事件。并且约翰逊演说语速缓慢，用词讲究，像是有意为之。一位观察家说，总统像是在针对石匠演讲。他的第二次国情咨文内容也是如此，提到越南战争的部分仅有131个词。鉴于即将发生的事情，一味强调经济会显得不合时宜。［“去年我们通过减少国家政府的浪费，节约了近35亿美元。（掌声，今年我打算再接再厉。（掌声更热烈）”］约翰逊表示想成为人们心目中“关注教育和健康的总统”。他立志完成“新政”和“公平施政”两项未竟事业。

　　约翰逊打算继承肯尼迪的事业。他从“新边疆”政策中继承了四大法案：民权法案、减税提议、医疗补贴和联邦政府教育援助。前两项法案得到了优先通过，而在他的斡旋下议会最终通过了所有法案。资深议员出身的总统和美国医疗协会强大的国会游说团体在对医疗补贴法案的讨论中上演了一场精彩绝伦的对决。早在1945年，杜鲁门总统就曾亲自出席过一次国会的联席议会，他号召建立一个综合医疗保险体系，然而此提议被美国医疗协会狠狠地扼杀了，他因此一直耿耿于怀。这次，在经历了5个总统任期和16届国会后，美国医疗协会的医生们提出由私人保险负责代理的医保方案，该方案名为“更优医疗”，是患者自愿参加的。然而这根本无法满足需要，因为从杜鲁门当政到现在，65岁以上美国人口数至少翻了一番。

　　为了和约翰逊抗衡，美国医协雇用了23名专职人员对国会议员进行游说，每日花费高达5 000美元。总统则以亲自打电话问候和邀请那些议员到访白宫的方式作为回击。他绞尽脑汁想让法案通过。就在约翰逊要求制定医保法案的204天后，1965年7月30日，他在杜鲁门的故乡独立城签署了该法案，81岁高龄的哈里·杜鲁门在一旁笑容满面。1966年7月1日，美国16万老年病人被纳入医保补贴计划。新泽西州的一位叫作尤金·施奈德的65岁的刺绣工人，在那个星期五的12点1分到纽约综合医院治眼睛，费用便是由社会保障部承担的，他和伊利诺伊州内皮尔维尔县的罗伯特·埃弗里夫人因此成为全美第一批享受医疗补贴的病人。美联社的调查显示，该计划使得医院的住院率增加了3%，每星期大约有10万名新病人入院。

　　约翰逊提交医疗补贴法案5天后，又向国会递交了另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构想——“实现全民受教育机会”计划，此计划要求为公立大学和教会学校拨款10亿美元。为天主教教会学校提供联邦资金支持的做法与过去全然不同，这必然会在众议院引起一场激烈辩论。然而约翰逊深知，在美国的4 000万学童中，约有600万孩子在拥挤不堪的教会学校念书，若教会将他们置之不管，那么他们势必得依靠公共拨款的支持。另外，排斥他们会得罪国会中的天主教议员，导致他们为报复而投反对票阻止为公立学校提供联邦拨款。因此，约翰逊决定将所有学校都纳入他的教育法案中，他还对外表示，自己拒绝任何修正案，他的提案连一个逗号都不能改。在被称为“静电复印国会” （戈德华特最先开始使用这一称呼）的第89届国会，约翰逊呼风唤雨，各种事务都得心应手。教育法案仅用87天就在国会两院获批通过，总统称其为“我所签署的最重要的法案”。签署仪式定在得克萨斯州的一个只有一间教室的学校里举办——约翰逊小时候曾在这里上过学。一同出席仪式的还有约翰逊当年的老师，现在他72岁，已经退休。

　　接着是选举权法案，这是对日益高涨的民权运动的回应。该法案在8月6日就已准备就绪，只等总统签署生效。到此时，有关“伟大社会”的法案如雪花般涌向国会——仅教育方面就通过了40多个提案，包括24亿美元的大学援助计划，这比之前美国制定的教育法的总数还要多。约翰逊提出的计划还有：治疗心脏病、中风、癌症，防治水污染、大气污染，建立公路广告牌以及废弃车辆回收场的计划。国会建立了住房和城市发展部、国家艺术和人文基金组织以及一个老年事务局等机构。高速地面交通法案则开辟了研究公共交通问题的渠道。移民局也进行了改革。大幅削减消费税的法案（47亿美元）得以通过。农场法案以及公共事业和经济发展法的通过，使联邦政府在改变土地面貌的工作中能够发挥巨大作用。这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还是首次。

　　联邦政府拨款9亿多美元用于帮助美国最古老的乡村贫民窟“阿巴拉契亚”。在和平工作队的首任负责人萨金特·施赖弗的强力领导下，新的“经济机会局”向贫穷宣战。经济机会局的工作项目包括：为长期失业人员提供专业就业帮助的“企业工作机会计划”；以贫穷家庭的学前儿童为受助对象的“启蒙教育计划”，该计划实行首年就为130万学前儿童带来了拥有光明前途的希望；美国志愿者服务组织，实际上就是国内和平卫队；“邻里青年团”为青少年提供了50万个兼职工作岗位；“跃进项目”招收大学预科生到大学上课；“社区行动计划”旨在协调社区的卫生、住房和就业计划，免费为穷人提供法律咨询；收养无家可归的儿童的“抚育孤儿”计划；以及建立旨在安置印第安人、各地移民和季节工的机构等。

　　经济机会局在华盛顿租用的7层办公大楼被批评者称作“贫穷宫殿”。共和党明尼苏达州的众议员艾伯特·奎伊说：“经济机会局做的事不仅会给国家带来耻辱，更会带来一场全国性的灾难。”施赖弗甚至承认，经济机会局的项目中最成功的“启蒙教育计划”在密西西比州的实施一团糟，像裙带关系、利益冲突、对政府公车的挪用以及把补助款给不在本州的人这一类的事情阻碍了该计划的顺利进行。

　　然而，时间还是有利于经济机会局的，正如过去对于罗斯福的“公共事业振兴署”那样。在5年内，对抗贫穷计划将会发挥重要作用，使1 300万美国人脱贫。约翰逊任期内的经济繁荣也起到了一定作用。“伟大社会”计划正在一步步实现，美国人似乎对此都表示认同。就在约翰逊就任的第二年年末，民意测验显示，约翰逊受到了全美人民的有力支持，这在30年来的民意测验中尚属首次。

　　约翰逊力克戈德华特取得压倒性胜利，这样的胜利可能会诱使别的总统对国会采取强硬的态度。约翰逊却不是这样，他清楚地记得，罗斯福在1936年的大选中获胜后，由于其最高法院重组计划遭遇失败而威信严重受损。约翰逊在1964年大选后说：“我和国会打交道已有40多年，其间我几进几出，从一个青涩的毛头小子变得成熟起来。我经历过的所有国会中，还没有哪届议员最终不考虑他们所面对的总统的实力的。”他表示，追求为新官上任造势的100天变革不可取，他宁愿等国会议员们做好准备时再将法案送过去。对此，他的解释是，“这就像一瓶波旁威士忌酒，一次只喝一杯的话，完全没事。如果一个晚上全喝完，那就有麻烦了。我打算一次只小酌一口，尽兴就好。”

　　最终的结果让人大跌眼镜。10月23日，在第89届国会第一次会议休会时，有89个行政法案获批通过，只有2个法案被否决：哥伦比亚特区的自治法案以及废除塔夫脱–哈特莱法案第14（b）款，此条款规定允许各州禁止签订要求工人在指定期限内加入工会的合同。如此看来，国会完全不了解总统想修正塔夫脱–哈特莱法案的迫切想法。他完全可以就此罢手。但他不以为意，仍带着对这个结果的不满，不断尝试引导新闻走向，以扭转外界对他的看法。

　　其中最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一次在霍利布什举办的约翰逊总统与苏联总理阿列克谢·柯西金的高级会议。霍利布什是新泽西州葛拉斯堡罗州立大学校长的塔形石砌住宅。之所以选择葛拉斯堡罗，是因为它正好位于从华盛顿到纽约联合国总部（柯西金当时所在地）的路途中间。双方领导人都不愿意去拜会对方，选择葛拉斯堡罗州立大学无疑是个折中方案。两位领导人既没有确定的会议日程，更没有需要讨论的具体事项。约翰逊后来回忆道：“这有助于我们在一起谈谈理论，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去了霍利布什。相互讲讲道理就是霍利布什之精神。”会谈中除了“这次交换意见更加暴露出美苏两国间越发明显的巨大差异外”，能供讨论的其他话题真的很少。尽管如此，约翰逊总统的威望仍旧只增不减。仅凭两个拥有核力量的大国的元首坐在一起对话这个事实，人们似乎就能安心。

　　然而还是有人感到不安，他们以奚落的，甚至是轻蔑的态度看待约翰逊。在许多大城市的创造性团体和大学教职工中，反对约翰逊的人不在少数。英国记者亨利·费尔利1965年访美时写道：“我发现，美国知识分子以辱骂约翰逊总统为乐，没有什么比这更让人觉得怪异和憎恶。”费尔利指出这些指责全是针对“人身方面的”，反映了一种“对这个人的苛求和蔑视……”“有人告诉我说，约翰逊是一个笨蛋……其他人或许说得没有这么直截了当，但大抵也是这个意思。”

　　德怀特·麦克唐纳是这些批评者中最刻薄的一位。他笔下的林登·约翰逊“毫无品味，粗鲁无礼”，他还自创了一个词语“中庸崇拜”来讽刺约翰逊总统的平庸品味。麦克唐纳和那些与他类似的批评者们嘲笑约翰逊夫人，因为她最爱看的电视节目是《荒野大镖客》。他们鄙视约翰逊的理由多种多样：约翰逊喜欢听“新克里斯蒂演唱团”的歌曲，常要求摄影师“照自己的左侧脸”，不喜欢彼得·赫德为他画的肖像，有一个从“lucy”改名为“luci”的女儿，把严肃艺术家的作品称作“艺术化的”等。他们的不满蔓延到更多美国人当中，而这些人原本只隐约对约翰逊的“欺骗行为”有些讨厌。另外还有数百万美国人因为深敬约翰·肯尼迪，至今仍怀恋着他而怀疑约翰逊，毫无道理地将约翰逊视为篡位者。此外，面对大城市黑人贫民窟里日益升级的暴力事件以及大学校园内逐渐恶化的骚乱，大批美国民众觉得困惑不解，又因感到人身安全遭受威胁，最终也站到了约翰逊的对立面。约翰逊总统坚持要揽下一切，这必然会使自己成为大家攻击的对象，因此他遭到舆论的猛烈抨击。

　　1965年约翰逊在国会立法审议中获得一连串前所未有的成功后，他住进贝塞斯达海军医院，接受了胆囊结石切除手术。在恢复期间，他思索着那些诋毁他的报纸和嘲笑他的人攻击他的理由。“那里的那些人，”恼怒之中他脱口说道，“他们要什么，他们到底想要什么？我带给他们的是繁荣的时代，我提出的惠民法案数量无人能及，而他们呢，只是一味攻击和嘲笑 ! 富兰克林·罗斯福能做到这样吗？有人能做得比我更好吗？他们到底要什么？”

　　参议员尤金·麦卡锡在使约翰逊失去国会的一致支持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他曾表示约翰逊是那种有点弄错了时代的总统，在美国实行罗斯福式的新政政策——社会福利法案，而美国的问题症结并非在此。麦卡锡的这个说法只给出了谜语的一半答案。这个观点还需推敲，比如说，20世纪60年代美国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是富裕而非贫穷。麦卡锡称约翰逊完全误解了美国自由知识分子的脾性：“他总是对他们谈起他主持通过的一系列法案——流水账一般无聊，却不知道他们对此已不感兴趣。”

　　约翰逊非常愤怒，“他们难道不知道只能得到我这样的总统吗？”有时他还会说：“他们难道不知道美国正在打仗吗？”

　　他们不可能不知道。这就是这个谜语的另一半答案。

　　东京湾事件发生后，美国暂停在越南的军事行动，直到1964年11月1日美军在西贡市以北20英里的边和市的空军基地遭到越共的迫击炮袭击之后，美军才有所动作。这次袭击造成5名军事顾问死亡，76人受伤。圣诞节前夜，游击队再次发动袭击，引爆了在西贡市布林克斯酒店安放的一枚炸弹。2名美国士兵在爆炸中丧生，共58人受伤，林登·约翰逊的爱国热情因此被激发。他在白宫里面踱着步子说，绝对不会让他们杀害我们在那儿的小伙子们。他们这是蓄意挑衅，他要让他们知道自己并不是“拿着雨伞的张伯伦式的人物”。显然，北越人犯下了“侵略罪”。（“侵略就是一国不让另一国安宁。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所有人都再清楚不过。”）指望联合国采取行动将会是个错误。（“如果都是些事后的决议，能有什么用。”）约翰逊不想以一个领导越南战争失利的总统形象被载入史册。美国完全有能力教训那些个子矮小、衣衫褴褛的共产党人。东京湾决议赋予了约翰逊使用武力的权力，如果越共不撤退，他必定会那样做。

　　困难在于选择哪种解决方式。这个新对手不按常理出牌，常规军事手段对其的打击作用不大。面对敌人“打了就跑”的游击战术，即便是有着强大建制的美国军队也无能为力。肯尼迪总统已派遣过一支400人的特种部队到越南，这些人全是对付游击战的专家，然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对这些强壮魁梧的精英们并不热情。曾经有一个时期，美国军事援助越南司令部有100多位将领，却没有一人参加过在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进行的反暴动军事训练。而他们之中，没有人比驻越南援军司令部的新任指挥官威廉·蔡尔兹·威斯特摩兰更像一名传统军人。

　　联合参谋部的长官们想对北越进行大轰炸。他们告诉总统，这样才会让敌人屈服，而后逼迫他们来到谈判桌前。显然，轰炸战略对约翰逊政府具有强大吸引力。其中的原因并不清楚。两位有影响力的民主党人乔治·鲍尔和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都在“二战”后参加过美国的战略轰炸调查。该调查发现盟军的轰炸不仅没能打乱德国的战争生产计划，反而鼓舞了德国人的士气，而且德国是一个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如果空军都不能给德国以沉重打击，那么面对经济落后的亚洲国家越南，其成功机会则会更加渺茫。

　　并非约翰逊的所有顾问都认为轰炸可行。鲍尔和加尔布雷思就不赞成此做法，而且并不只有他们二人这么想。早在1964年，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委员会就对轰炸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调研。调研结果显示，轰炸北越的效果并不理想，甚至都不能起到鼓舞南越士气的作用。接替约翰·理查森担任美国中央情报局西贡站负责人的皮尔·德席尔瓦认为轰炸对战局毫无帮助；威斯特摩兰也这样认为。两人都是西点军校的毕业生，他们深知如果要使用飞机，就需要派部队保护机场——决定开始轰炸就意味着美国将会被全面卷入战争。早在1965年，在西贡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分析人员就同一问题做了两份报告。报告的大意是说，随意的轰炸只会有适得其反的效果；很有可能还会引发反渗透的情况，造成北越军队沿着“胡志明小道”大规模渗入。

　　这本该让白宫再仔细考量一番。最起码总统应该认真听取谨慎的顾问们给出的意见。但当美国国内反对越南战争升级的人越来越被人们所熟悉，这些鸽派正发生着神秘的变化。美国高层领导人中，鸽派人士越来越少。1964年10月，当乔治·鲍尔提交第一份抗议美国进一步卷入越南战争的备忘录给国务院时，他身边有许多支持者。随后，他的伙伴们一个个被调离或者失去了原来的重要职位。到约翰逊就职时，罗杰·希尔斯曼、埃夫里尔·哈里曼、迈克尔·福里斯特尔、保罗·卡滕伯格、威廉·特鲁哈特全都已离职。鲍尔在白宫孤掌难鸣。曾经在轰炸越南问题上跟鲍尔站在同一边的马克斯韦尔·泰勒仍是领导核心的一员。但现在泰勒改变了看法，想给空军轰炸计划开绿灯放行。泰勒认为美国在越南投入的兵力应受到控制，10万人足以应战。

　　现在白宫主要的特别助理中只剩一位仍未表态。他就是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麦乔治·邦迪。1965年1月27日，邦迪提议自己作为总统的耳目去越南视察。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也表示同意，于是约翰逊的安全顾问团于2月的第一个星期飞赴亚洲。亚洲之旅关系重大。邦迪虽机警聪明、阅历丰富，但缺乏实战经验。他对战争的所有认识均来自于与战争相关的文件、报告或电影。真实战争中的污秽和恶臭是他不曾见过的，每每看到这些，他就觉得恶心反感。最重要也最具决定性的是他无法忍受战场上的血腥场面。

　　2月5日晚上，邦迪正在西贡接受宴请，而来自加利福尼亚州马里纳的特种部队第5分队的杰西·派尔正在波来古的美军基地外面的掩体内放哨，波来古是越南中部高原的一个山区小镇。凌晨2点时他仍未换岗，他看见矮树丛中有一群黑色影子正朝自己移动。他鸣枪示警；越共游击队用密集的手榴弹回击；附近据点里的美军惊醒过来后也加入战斗。波来古战役激烈持续了15分钟。越共游击队最终摧毁了美军的16架直升机以及4架飞机。包括派尔在内的8名美国士兵死亡，另有126人受伤。

　　华盛顿时间2点38分，关于波来古战斗的第一手报告送抵总统。在召开了4个小时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后，约翰逊下令美军三艘航空母舰上的战斗轰炸机对越共位于洞海（北纬17度以北40英里）的集结区进行轰炸。他宣称，美军是否升级在越南战争中的参与度“取决于北越的侵略者”。麦克纳马拉说：“我认为很显然这是对意志力的一次考验。”然而，波来古战役最出人意料的结果是其对美国国家安全顾问产生的影响。作为现场见证者，他去看望了伤员，回来后深受触动。他回国时已经变成一个鹰派。总统对他说道：“他们还真让你相信了，不是吗？一点儿炮火就能做到。”

　　鲍尔仍然反对轰炸。副总统休伯特·汉弗莱也不赞成，他的立场非常坚决，以至约翰逊将他的这些疑虑视为懦弱的表现，将他从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中除名。美国进入了决策的关键阶段。麦克纳马拉后来坦承，美国在越南所犯的错误不少——都是在1965年春末犯下的；在这之后，美国已深陷越南战争泥潭无法脱身，在华盛顿方面看来，越共似乎一意孤行地挑衅白宫，使其大规模介入越南战争。波来古战役结束还不到三天，身着黑衣的游击队员又炸了越南归仁海港的作为美军军营的越南匡恩饭店，爆炸造成23人死亡、21人受伤。盛怒之下的约翰逊下令对北越的两个军事据点正和与执礼进行三小时的轰炸。

　　2月11日，越共再次对归仁发动袭击。这次约翰逊在48小时内一直按兵不动。但是，一旦他有所举动，势必会推动战争升级。从此以后，美国的空袭报复就不再只是以牙还牙。约翰逊下令对北越进行持续轰炸，而无论对方是否有挑衅行为。该行动的代号为“滚雷”。行动的原因在一本64页的《来自北方的侵略》的白皮书中有所说明。美国国务院称，该书说明“毫无疑问，北越正在实施侵略南越的周密计划”。为保卫顺化东南方向50英里的岘港空军基地（“滚雷计划”的始发地），美军总司令威斯特摩兰从海军陆战队调来两个营。这3 500名海军陆战队士兵是地面部队中首批加入战斗的。3月8日，在当天阴沉灰暗的天空下，他们在距离岘港3英里的南窝海滩登陆上岸。10个手拿鲜花、面带微笑的越南女孩在那里迎接他们的到来。

　　此次登陆在国际上引发了争议。在莫斯科，2 000多名示威者朝美国大使馆扔石头和砖块；两名西方的外国记者在那里遭到殴打。在美国国内，大学师生讨论政府政策的座谈会随处可见；在华盛顿，邦迪同意在100多个大学播放的广播节目中同他的批评者们展开辩论，这更是掀起了一波高潮。（在最后一分钟时他不得不退出，因为总统急需他去处理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发生的另一场外交危机。）政府当局派了一个“真相小组”去各大学宣传，并就鸽派教师的指责做出回应。迪安·腊斯克尖酸地告诉美国国际法学会说：“我有时会惊讶于受过教育的人的轻信态度，以及一些人忽视事实的顽固态度，而这些人却被托付去帮助国家教育年轻人，尤其还是要教会他们怎样思考。”

　　战争批评者对南越同盟知道得越多，他们持保留意见的态度就越强烈。他们了解到，半数美国军队补给被卖给了西贡黑市。出身越南富裕家庭的青少年花钱就可以免于服兵役。南越军队中逃兵所占比例达到15%。西贡的政治家们似乎在选择坏时机上有些天赋。似乎每到战斗的关键期，无论当时掌权的是哪个政府，最后都会被新政权推翻取代。约翰逊对此非常生气，对其手下说，他不想再见到“类似的政变丑闻”；尽管如此，他还是得到了同样的结果。1965年2月21日，南越军队司令阮庆中将被驱逐，由医师潘辉括接任。潘辉括的后台是担任军政府秘书长一职的阮文绍少将，此后他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人物。潘辉括政权维持了整整111天又被推翻。这是继总统吴庭艳被刺杀后的第9次政变，新任总理是喜欢标新立异的越南空军司令阮高祺，副总理是阮文绍。

　　西贡的每个动荡征兆都推动了美国鸽派阵营的壮大，他们正迅速成长为继共和党之后林登·约翰逊最有力的政治对手。前陆军部长塞勒斯·万斯认为，国内对越南战争的疑惑正“使美国面临分裂的威胁”，参议员中最早的鸽派人物之一，爱达荷州参议员弗兰克·丘奇警告说：“在帮助任何政府镇压共产党起义的事情上，我们能做的十分有限。如果人民自己都不支持当权政府，我们也束手无策……西贡政权正在输掉这场战争，其原因并非武器装备匮乏，而是缺乏一切内部凝聚力。”

　　然而这不是一个能被普遍接受的观点。约翰逊向国会提出追加7亿美元拨款以支持战争升级的需求，众议院在24小时内以408票比7票通过，参议院在另一个24小时里以88∶3的票数通过。在大众传媒那里，反对美国加入越南战争的观点总是被贴上污名的标签。多数党领袖麦克·曼斯菲尔德忧伤地对参议院说，战争可能会持续“4年、5年甚至10年”，美国联合通讯社的一名记者认为这是一种“极端的看法”。（越南战争最终打了8年。）就连最中立公正的媒体——美联社也在当年的年度新闻盘点中称，反对战争等同于向美国的敌人提供经济和心理援助。参议员富布赖特4月份召开越南战争听证会，为诸如乔治·凯南和詹姆斯·加文上将等政府政策的批评者们提供了发言平台，全国广播公司的24个电视台拒绝对其进行转播报道，而哥伦比亚电视台则对其彻底封杀。

　　对于身在越南的美国人来说，战争变得更加激烈了。3月30日，一名越南司机将一辆黑色雪铁龙汽车停在西贡美国大使馆前面，随后乘坐同伴的摩托车飞奔离去。汽车中装着250磅炸药，在上午10点55分爆炸，大使馆大楼的侧面被炸开一个大洞，17名使馆工作人员因此丧生。次日，美国飞机轰炸了6个北越雷达站。这是自波来古战役以来双方第15次发动穿越南北越分界线的袭击。越共军队以制造更多的爆炸还击美军。一天晚上，一辆满载硝酸甘油的自行车被停在西贡河岸边一家很受外国人欢迎的水上美景餐馆旁。爆炸总共造成44人死亡，其中有12名美国人。美国继续增加驻越军队人数。年初时美国驻越士兵人数还只有2.5万左右，到了当年春末则已达到年初的三倍。

　　6月9日，白宫宣布授权威斯特摩兰，“在没有其他有效办法可供选择，以及在他认为总体军事形势急需的情况下”，总司令有权派遣美国士兵和海军陆战队参加战斗。4天之后，威斯特摩兰认为，东帅市（距西贡北部60英里的一个地区首府）的形势符合美军进行干预的前提条件。经过晚上的一次交火后，美军第173空降旅的1 200名伞兵连同1 600名越南士兵和澳大利亚士兵对越共游击队展开了追击。威斯特摩兰称该行动为“搜寻歼灭”任务，即找出并全歼潜伏的游击队员，该行动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发展成为一种策略，此后该名称也就被用来描述这种战略。然而寻找越共游击队经常是一个耗时耗力、令人沮丧的过程。在东帅市的混战便是越南战争中的代表性战役之一；等战争的硝烟散去后，我们仍不能判断哪一方在战斗中更占上风。美军173空降旅的指挥官唯一知道的是自己损失了19名队员。正处于春季防守阶段第二个月的越共游击队更是伤亡惨重，伤亡名单不断增长。很久以后，威斯特摩兰才承认这次战斗输给了敌人。然而真实情况在当时却无人知晓。就在同月，威斯特摩兰向华盛顿申请增调44个营以及适时使用这些兵力的授权，但即便如此他也不能保证这样做会帮助美军扭转溃败的局势。

　　正是在这一时期，林登·约翰逊狡诈遮掩的作风开始动摇人民对他的信任。5月23日，《纽约先驱论坛报》的一位编辑提到了这一点，他在该报驻白宫记者戴维·怀斯发表的一篇报道的标题中使用了“信任鸿沟”一词。接着，《华盛顿邮报》的默里·马德撰写了一篇分析华盛顿的人们普遍觉得有时总统没有认真看待事实的文章，他写道：“该问题可以称为信任鸿沟。”人们回想起约翰逊在1964年总统大选中为吸引选票而夸口许下的和平承诺，并将这和他现在的好战立场作了对比。马德指出：“华盛顿政府发布的公告越来越多地受到质疑和讥讽。”媒体记者更是持怀疑态度。参议员戈德华特曾因为提出某项政策而遭到约翰逊总统的公开指责，而现在总统实行的就是该项政策，因此新闻界对白宫伸出的橄榄枝更加怀疑。

　　4月7日，总统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讲话中宣布，美国准备进行“无条件和谈”，以实现和平谈判。讲话内容通过美国新闻署向世界各地传播，其中许多细节听起来新颖且激动人心。他提议包括北越在内的东南亚国家加入一个临时的马歇尔计划。他说：“对于美国，一旦该计划开始实行，我会请国会批准投入10亿美元，以推动该项计划的实施。”美国农业生产的余粮将被送给饥饿的亚洲人。他会“迅速组建一个由优秀的、爱国知名人士组成的特别小组”来引导美国完成所有这些使命。结束越南战争无疑是“获得最终胜利的必要条件。但我们不能，也不可能等到和平到来才开始这项工作”。所有这一切都在情理之中，还会让人觉得亚洲听上去就像美国中部的得克萨斯州。

　　戴维·怀斯那篇满是疑虑的文章写于这次讲话后，当时有关总统和平主张的许多漏洞也已暴露。毕竟，他对于休战谈判的提议有一个前提条件——得排除越共的参与，而这必然会引起河内方面的抵制。此后，再没有听到关于美国10亿美元投资或美国余粮供应亚洲的消息，要找美国知名人士组成特别小组也从未选派。一个月之内，原本看似是解决东南亚问题的创新方式却变成了一种公关手腕。总统不仅没能贯彻实施该决议中的任何部分，而且他展示出的真正亚洲政策是通过不断升级战争来使其转变成一场美国主导的战争。

　　“滚雷计划”的头6周行动是一次彻头彻尾的失败。轰炸并没有使敌人屈服，逼迫他们来到谈判桌前，甚至没有像约翰逊政府所预想的那样使其清醒。越共还是一如既往地藐视美国国旗。总统决定再次增加赌注。4月的第3周，约翰逊飞到火奴鲁鲁与阮高祺和阮文绍进行了长达两天的会谈。随后麦克纳马拉宣布，美国1965年对西贡的援助将从2.07亿美元增至3.3亿美元。另有4万名美国士兵（他们自称“怨气军团”）被派遣到越南。参议员格里宁问约翰逊多久能赢得战争，总统回答说6个月。他说，空袭下的河内撑不过6个月，越共必定会在圣诞节前向美国驻越南援军司令部求和。

　　乔治·鲍尔为此大伤脑筋。他知道，根据已有情报得出的结论与总统所言完全相反。约翰·麦科恩报道说，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结论是，轰炸既没有使河内瘫痪，也没有吓倒它。相反，空袭增强了河内强硬分子的力量。据侦察，第一个团的北越军队已进入南越境内，他们的第二个团正在边界集结待命。麦科恩上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说，美国军队的增加只会导致更多北越军队的渗入；甚至在那些增派的士兵被运达前，运送他们的运输机在西贡所起的作用就会被抵消。国防部答复说，空军准备将原先设计用来携带核武器的8引擎的B– 52战斗机投入使用，没有人能抵挡B–52、幽灵以及F–111战斗机的威力。

　　对于在越南的美国人来说，空袭已不再是唯一的大事件，甚至连主要事件都算不上。美国军队在越南的作用有了微妙的转变。如今，美国军队的目标已经不只限于保护飞机场。步兵将对越共游击队进行威吓，让他们知道山姆大叔不是在闹着玩。国内对这一切并不知晓。这也就是为什么詹姆斯·赖斯顿后来评论说，总统秘密下令升级战争。戴维·哈伯斯塔姆多年后写道，在约翰逊总统的领导下，华盛顿的政策制定者们“慢慢地越过了卢比孔河 ，却不敢承认”，而他们的新闻官们的任务则变成了“蒙骗大众，而非据实以告”。

　　7月，华盛顿决定再次大幅增加美军驻越南援军司令部所承担的义务。麦克纳马拉结束他的第6次越南实地考察回到美国，上报说战事恶化，建议政府增加对军队和经费的支持。7月17日的那个周末，约翰逊把将军和顾问们召集到戴维营，想达成一致意见，尽管在他看来谈话已经失去了本来意义；因为对他而言，这不过是走走过场，实际上是使其他人同意他早已做出的决定——将美国驻越军队人数提高到5万。参谋长联席会议勉强表示同意。因为他们原本想要更多，因为他们最害怕参与局部战争。在戴维营，一些人并未随波逐流。克拉克·克利福德颇有预见地评论共产党说，“无论我们做什么，他们都会追赶上来。”麦克·曼斯菲尔德也表示反对，他告诉总统他认为战争会使国家分裂，所以他反对增派军队。其他人则认同总统的判断，认为多米诺骨牌效应、共同安全、抑制作用以及慕尼黑事件 的教训仍然远比他们的疑虑重要。

　　确定自己的决定得到支持后，约翰逊开始变得遮遮掩掩。他不想再和人们讨论这个决定。麦克纳马拉提议征召一个23.5万人的预备役。总统没有听从他的建议，而是直接发布行政命令将征召人数翻了一倍，从每月1.7万人增至3.5万人。这样做比一次性征召更不会引人注意。他还决定不向国会申请更多的拨款，新花费可以隐藏在国防部的庞大预算中。他说他并不想让任何人感到恐慌，他甚至一度考虑只向外界透露在越南增兵的部分而非全部消息。《纽约先驱论坛报》 的道格拉斯·凯克向他问起关于增加驻越军队的传闻，约翰逊十分肯定地告诉他那是不实报道，他只是在补充军队的缺额而已，驻越美军会大肆追捕越共成员的报道也与事实不符。7月28日，约翰逊突然改变主意，决定将全部数字和盘托出，并将美国驻越南援军司令部新出台的强制性任务公之于众，因此得罪了凯克，同时也加深了与外界的信任鸿沟。总统在午间的一个电视节目中对大约2 800万美国人说：“把守大门并非我们的选择，但又没有别人做这件事。”

　　不信任是约翰逊在那个夏季埋下的一颗不幸的种子，另一颗则是在约翰逊召集来商讨意见的人中最终产生的误解。参谋长联席会议以为他把数字控制在很低的水平，是为了让自己有机会说服大众相信他必须增加现有军队的数量；他们期望的最终数字是100万。威斯特摩兰看着河内军队以令人难以想象的速度不断增援，便向白宫报告了此事。在他的计划下最终能有64万 ～64.8万的军队供他指挥，而且他信心满满地认为白宫会对他有求必应。他的参谋还筹谋了一个应急计划，打算使美国驻越南援军司令部的兵力达到75万，该数字被认为合情合理。但是国防部长的猜想让人匪夷所思。多年后，仍只有少数了解罗伯特·麦克纳马拉的人才能理解他的想法。这意味着要明白麦克纳马拉是个极具条理性思维、有条理清晰的大脑来适应杂乱无章事件的人。麦克纳马拉在1965年断定，越南战争将会在1967年6月30日（也是当年财政年度的末尾）前结束。对他来说那将会是个完美时机，因为他的预算可以实现平衡。尽管威斯特摩兰告诉他那根本不可能，他还是坚持这一看法。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麦克纳马拉和国防部比白宫更现实。参谋长联席会议要求总统提高税收。他们的理由跟经济学原理毫无联系。他们想要美国进入全民备战的状态，为应对民众的漠然，他们从教科书中学来的解决办法就是增税。实际上，当局的经济学家都由衷地支持这一做法。约翰逊的经济顾问委员会的领头人，密歇根大学经济学教授加德纳·阿克利对总统说，除非采取增税的办法，否则政府就无法完成以下三件事——进行战争、继续实施“伟大社会”计划，以及规避通货膨胀。

　　然而，此时约翰逊正处于提交大量社会立法案给国会的阶段。他担心，如果战争的实际花费被外界知道，立法程序会骤然中断。约翰逊对身边的人说：“我对经济学了解不多，但我却很了解国会。”他们之中有人后来认为应该把这个剖白刻在他的墓碑上。“我现在就可以把‘伟大社会’计划付诸实践——这是一个黄金时期。我们有称职负责的国会，我又是个合格的总统，能够让国会通过法案。但如果我谈到战争的开销问题，‘伟大社会’计划就无法通过，增税法案也无法通过。老威尔伯·米尔斯会坐在那儿，友好地对我表示感谢，退还我‘伟大社会’的法案，然后他告诉我，他们会很高兴花掉战争所需的一切经费。”

　　在这一点上，约翰逊犯下了致命的错误。他欺骗自己，以为如果能以廉价换取胜利，一切问题都会顺利解决。那种情况有可能发生；河内与越共游击队也有可能会垮台。这样看来，美国国防部的报告是高估了形势。这个愿望进一步转换成了决策的思想基础，因而当阿克利及其同事仍然坚持将税率提高3%～4%时，总统以一个不同寻常的字谜作为回复。他把主要的参议员和企业主管请到白宫，征求他们对增税案的看法。他们反过来询问了战争的花费。约翰逊告诉了他们虚假的数字。因此他们否决了增税提议。于是约翰逊对经济顾问委员会说，增税不可能了，他无法在国会通过这项提议。后来，《纽约时报》 经济记者小埃德温·戴尔将其称作他在华盛顿采写新闻15年来，总统做出的最不负责任的行为。

　　约翰逊于1966年初决定放弃增税，这对当年的正常财政秩序造成了巨大的打击。当年的联邦财政赤字达98亿美元。未来还将面临更严重的赤字，因为到那时越南战争每月的花费将高达20亿 ～30亿美元。白宫的预算是每月8亿美元，企业委员会的拉尔夫·拉扎勒斯认为政府的预算太低，于是他在电话上被阿贝·福塔斯怒斥一通，称他的估计有错且总统对此很不高兴。事实上，拉扎勒斯在这件事情上是对的。那一年越南战争的花费为270亿美元，赤字高达230亿美元。约翰逊的蒙骗使美国开始出现了恶性通货膨胀。

　　关于越南战争的方方面面，最难以理解的也许是缺乏真正意义上的规划。戴维·哈伯斯塔姆后来就发现“无论是对作战任务还是军队人数，那些官员从未有过明确规定。回想起来虽难以置信，但事实就是如此。在战争策略方面，从未有过一个明确的数据或者对其进行过清晰的阐述”。唯一确定的是1965年美国投入越南战争的人数越来越多。8月，美军如潮水般涌向越南，而到9月，军队人数显然将突破20万。

　　为了核实对西贡附近的一次战斗的报道，美联社记者彼得·阿内特驱车离开西贡，途中看到了三种颜色的信号弹烟云，该信号表示南越军正在战斗，然而附近并没有敌人。南越军队解释说，士兵们是在为美国新闻署拍一部彩色电影，“以展示这里的真实情况”。有关这件事真相的争论在各地炸开了锅，连美国本土也在讨论此事。林登·约翰逊有时的讲话像是在回应胡志明向他个人发出的挑战，两人像电影《正午》 中二人对峙的场景那样站立着。西贡的真实情况似乎更接近于不间断的恐怖袭击，暴力事件层出不穷。12月4日凌晨，另一辆满载250磅炸药的卡车爆炸，这次事件发生在美国军人入住的大都市酒店外面，造成8人死亡，137人受伤。

　　威斯特摩兰的发言人常常只发表每天的“尸体清点”信息，这是用来描述越共伤亡情况的一个残酷无情的用语。在记者尼尔·希恩看来，越南战争的特点之一就是不加区分地进行炮轰和空袭，造成大量无辜平民死伤。希恩问威斯特摩兰，这是否会困扰到他，他回答：“会，但那样会减少敌人的数量，不是吗？”

　　1965年美国国内的反越南战争游行在美国大部分地区仍然是件怪事。很少有人愿意支持美国立刻从中南半岛无条件撤军。即便在1967年，大学教师这个最坚定拥护和平的群体，仍旧在撤兵问题上分成了势均力敌的两派。尽管如此，和平运动已展露出巨大的发展势头。10月15～16日那个周末，约1.4万名群众参加了在曼哈顿第五大道举行的游行示威活动。同时，另有1万人向奥克兰陆军基地进军——他们被警察拦在了市区边界内，还有2 000人参与了伯克利游行。在这次名为“和平示威周末”的活动中，美国其他州也举行了各种示威活动，其中威斯康星大学的50名学生试图以“战争犯”的罪名逮捕杜亚士空军基地的指挥官，抗议者在密歇根州安阿伯的征兵局办公室前进行躺卧示威。

　　第五大道争取越南和平游行委员会宣称：

　　我们要求政府停止将美国年轻人送往越南，因为这场战争无论是对美国军人还是对越南人民都无益。我们从纳粹德国的例子中汲取了教训，不会容忍任何政府实行侵略战争的政策，哪怕是我们自己国家的政府。

　　这要求很合理，但其他地方示威者的言辞，如同战争本身一样，越来越充满仇恨。感恩节后的那个星期六，在华盛顿的2万人最先发声，他们喊道：“喂！约翰逊！ 你今天又杀死了多少孩子？”“五二运动”（以1964年5月2日他们首次上街抗议美国卷入战争的日子命名）的成员包围了白宫，手中挥舞着越共的红旗，大肆宣传旨在给北越士兵收集血液的“献血”活动。在伯克利，“自由言论运动”由“越南日协会”接替，后者曾两次试图通过抢占运输车和在轨道上静坐的方式阻止军用列车通过。

　　1965年10月15日，22岁的救助站志愿者戴维·米勒在纽约爬上一辆宣传车宣布：“我原本打算演讲，现在想让行动替自己发言。”他用火柴烧掉了征兵卡，此举让游行示威有了新方式。几周后米勒被捕，尽管在8月31日国会将对这种损害联邦尊严的行为处以1万美元或者5年监禁的惩罚，但这种烧毁征兵卡的行为却带来了短期的效仿热潮。自杀式的抗议成为一种终极的抗议形式，一名教友会教徒在五角大楼外、一名天主教救助站的工作人员在联合国大楼外自焚抗议。

　　反对示威的美国纳粹党则手持汽油桶，举着“免费为对和平谄媚的人提供汽油”的标语。跟过去一样，他们并没有得到人们的支持。大多数反对示威活动的口号在语调上都比较温和。纽约的一个小女孩拿着一块写有“我希望我有一张征兵卡”的标语牌。那些郑重其事的游行则是由“美国青年自由组织”“美国退伍军人协会”以及“海外战争退伍军人协会”等团体组织的。他们的标语中体现出的最有好战情绪的是“轰炸河内”。在佛罗里达州的一次极具代表性的游行中，有这样一些标语：“我们爱美国”“热爱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国家——是对是错”“我们难道要让他们将美国引入绝路吗？”以及“古老荣光已不再”等。鲍勃·霍普告诉其中一位听众说：“如果我们让共产党赢得胜利，我们就会面临终生战斗以及失去上百万孩子的巨大危险。”这的确是一个过分夸张的陈述，但是这与指责总统谋杀孩子的行为完全不是同一类。

　　战争支持者对反战者最严厉的指控，是说他们对国家不忠诚。西弗吉尼亚州查尔斯顿的警察局长这样说道：“我们不会像那些叛徒一样，举着蜡烛在黑暗里鬼鬼祟祟地前进，我们会在正午的阳光之下进军，让自由的人民加入我们，跟着我们齐步走。”一些关于1965年和平运动的新闻报道，大都暗指共产党参与其中。美国联邦调查局与霍普一样，正试图摆脱其无党派倾向的名声，暗示这些游行示威的背后推手是克里姆林宫。政府的一份报告称：“反越南战争运动的控制权，已从一度成功控制住局面的温和分子手中转移至共产党和极端主义分子的手中，他们公开对越共表示同情，对美国仇视。”

　　实际上，事实正好相反。尽管个别反战斗士的语言和行为都颇具煽动性，但每一次游行似乎都比前一次更受人尊崇。甚至连中产阶级保守派的家庭主妇以及现役军人也加入了示威活动。这样一来，越来越多的各界名人都站到跟鲍勃·霍普完全对立的一面。11月27日，在万里无云的华盛顿举行的“停止轰炸”示威游行的队伍中，除了诺曼·托马斯和詹姆斯·法默外，还有许多之前从不问政事的名人，例如医生本杰明·斯波克、漫画家朱尔斯·菲弗、小说家索尔·贝洛、雕塑家亚历山大·考尔德以及作家迈克尔·哈灵顿等。

　　当年秋天，来自越南的战报称，美国一些知名战斗部队在越南战场一败涂地。其中有9月在安溪惨败的美军第101空降旅，10月在波来梅惨败的绿色贝雷帽突击队，11月在德浪河谷惨败的美军第一骑兵师。德浪河谷遭遇战发生在华盛顿“停止轰炸”游行的前一周，具有特别的意义；像去年春季越共发动的攻势和1968年初的新年攻势一样，该次战役也是越南战争重要转折点之一。第一骑兵师的空降兵在波来梅战役后追击敌军残部，在德浪河谷遭到敌人的顽强抵抗，这里靠近朱邦山，距柬埔寨边境7英里，地处西贡以北200英里的越南中部高原。这次美军面对的不是越共游击队，而是北越第66团。

　　第66团是北越军队中的精英部队，此次美军面临一场严峻考验。美军第一骑兵师是其军队历史上的一种新型部队，是一支具有最优火力配备的直升机空降师。对善于发明创造的美国人设计的战争武器，越共军非常了解。他们采取和步兵近身作战的战术，如果可能的话，直接肉搏，但必须是在34码的距离以内，这样美国的武器和空中战术支持就无法发挥作用。

　　德浪河谷战斗的意义注定是伟大的。7月戴维营会议召开时，南越境内只发现两个北越团。到现在，美国驻越南援军司令部已确认有6个北越团在南越出现，也许另外还有两个或者更多的军队潜伏在南越境内。南越其他部队正在进军南越的途中，胡志明的总司令武元甲将军继续将部队拆成排和连迅速沿小道渗入，行军之迅速令美军无法及时调兵围堵。

　　双方都争相向河谷派兵支援，尽管美军第一骑兵师派去的一个营遭到伏击伤亡惨重，战斗结束后，威斯特摩兰和他的副手威廉·德普伊将军仍声称获得了胜利。统计数字似乎也支持他们的说法，敌人如同“二战”中的日本士兵那样采取波浪战术，用英语喊道：“杀死美国兵！”他们损失了1 200人，而美军仅死了200人。但是其他一些观察家，其中包括以平民身份回到越南的约翰·保罗·范恩，则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越共已准备好接受这些不确定的损失。（一名越共士兵在日记中写道：“为国捐躯是我们这代人的责任。”）尽管美国在德浪河谷战斗中的伤亡比敌军要少得多，但这还是创下了威斯特摩兰部队的新纪录；它使美军在越南战争中的伤亡人数升至1 335人死亡，6 131人受伤。美国驻越援军司令部相信，威斯特摩兰已掌握取胜的战略秘诀，迫不及待地筹备着更多类似德浪河谷的战役，武元甲完全认同范恩的看法。这位北越将领相信——后来的事件也证明如此，美国人民不会接受如此巨大的伤亡，更不会允许美国继续承担这永无尽头的义务。武元甲把战争的这一新阶段看成是他的人力和威斯特摩兰的技术装备上的对决，充当比赛裁判的是美国的公众舆论。

　　12月，麦克纳马拉请求约翰逊暂停轰炸。腊斯克表示反对，他现在是鹰派中最强硬的成员之一，但是总统叫停了B–52战机的轰炸计划，并向世界上重要国家的首都派遣外交人员，散布消息称美国有意进行和平谈判。两名意大利专家抵达河内打探胡志明的态度。刚开始，谈判似乎有可能，但正当越共有和解意向的消息传到腊斯克那里时，河内方面却断然谴责这是“彻头彻尾毫无根据的谣传”。美国人大惊失色。在德浪河谷战役后，美国人认为胡志明应该很清楚自己的战败处境。海军陆战队的士兵想起了一个老笑话的结尾部分：“总有哪个浑蛋没有得到消息。”

　　林登·约翰逊向国会两院联席会议申请颁布1965年选举权法时，在其演讲结尾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因为新一代美国黑人为社会正义奋斗而付出的血泪显得尤为神圣。他认为他们的事业“也必须是我们的事业。因为不只是黑人，事实上我们所有人都必须克服在传统法律体系中因偏执和不公正所造成的缺陷，我们也一定能做到这一点”。

　　这是自由派的漂亮空话，但在那时这似乎是颇为值得怀疑的预言。5月17日正好是美国最高法院处理布朗诉教育局 一案11周年的日子，而种族主义问题却比之前更加严重。耶鲁大学斯特林讲座教授、历史学专家范恩·伍德沃德也说：“比起他们的上一代，如今的黑人孩子在学校与白人孩子的交流更少了。”从1964年中期到1965年中期，三K党的成员也增加到有史以来的最多人数，即使在美国南北战争后的重建时期，该组织的人数也不及这一时期。1965年10月，据报道，伯明翰的一位黑人因失血过多而死，原因是开救护车的白人司机拒绝送他去医院。一位亚拉巴马商人在谈及民权运动时，对《纽约时报》的记者信口开河：“当这件事结束后再找黑鬼们算账，在这儿他们不会有好日子。”消除种族歧视在北方城市也不容乐观，马丁·路德·金在芝加哥湖南部的马凯特公园发表演讲时说：“无论在密西西比还是在亚拉巴马，我从未见过这般恨意，但在芝加哥，我真的见识到了。”千百万白人的仇视态度似乎都在达拉斯县警长小詹姆斯·克拉克在塞尔马事件中佩戴的一个小小徽章上得以体现，那个徽章上就两个字：“决不。”这两个字意味着不管是在南方还是北方，像克拉克这样的人决不会平等对待黑人。

　　黑人不断遭受不平等对待，使他们情绪上继续发生转变。他们分裂成各种小团体，互相敌对仇视。1965年2月21日，马尔科姆·艾克斯在他即将掌握黑人运动领袖权时，在上曼哈顿区的奥杜邦舞厅被他的黑人同胞杀害，这反映出黑人激进分子内部的深刻分歧。黑人绝望情绪的一个象征是越来越多的团体号召黑人“回归故土”——“回到非洲故乡”。50个黑人社区纷纷建立起防卫执事团以对抗三K党的袭击。还有一部分人听从里·约·琼斯的布道，他宣称“大多数美国白人都是邪恶的”；或者相信詹姆斯·福曼的话，他发表了一个黑人宣言，要求白人教会和犹太教堂（讽刺的是，这些拥有许多白人成员的团体，却也是民权运动最狂热的支持者。）支付黑人5亿美元作为“补偿费”。

　　提倡种族隔离的团体中最有名的是穆斯林，1966年奥克兰出现了第一小批“黑豹”党党徒。1965年11月，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提出了莫伊尼汉报告，这份报告论证充分，认为解决黑人社区内部问题的现实方式在于首先根除奴隶制的遗留问题：黑人依靠福利生活、离婚率比白人高40%、私生子的数量惊人（4个黑人中就有一个是私生子）。莫伊尼汉报告的真实性不容置疑，但1966年正值黑人满腔怒火的一年，一些事件严重损害了黑人的自尊，以至于他们无法面对这些事实。他们的领导人于是将该报告贴上了为种族主义造势的标签，并斥责报告的作者是法西斯分子。

　　范恩·伍德沃德在1965年写道，“就联邦法律能够处理”种族隔离和不公平现象而言，“国会只是刚刚能胜任。”此类立法的关键在于当年的选举法案。马丁·路德·金于1月召开记者招待会，指出美国南方500万黑人适龄选民中有300万人未进行选民登记。他宣布要发动一次全面登记选民的活动。这一活动将在亚拉巴马州的塞尔马开始，在当地1.5万名可以登记的黑人选民中，只有325人登记了，而1.4万名白人选民中进行登记的却达到9 300人。金博士带着首批黑人入住塞尔马艾伯特旅社，这里过去只为白人提供住宿，因此在办理登记手续时金遭到一个白人种族分子的拳打脚踢。殴打他的那个人被处以100美元罚款和60天监禁，在金看来，这是提醒人们尊重法律的一个良好开端。可是选民登记运动很快就停下了。其中的原因再简单不过，塞尔马的黑人大多对选举权不感兴趣。只有某种反响强烈的事件才能唤起他们的重视。这类事件（也是颇为典型的事件）最终发生了：在附近的佩里县，一个准备进行选民登记的黑人被一伙白人农夫杀害了。当地的民权运动领袖们希望利用这件事、县警长吉姆·克拉克的暴躁脾气以及华莱士州长卖弄权力的作风，来使他们的运动复兴。

　　他们宣布于3月7日进行抗议示威游行。黑人和白人同情者会从塞尔马出发，沿着杰斐逊–戴维斯高速路的80号公路中段向南步行54英里，到达州府蒙哥马利。华莱士立即以游行对当地商业活动和公共安全造成威胁为由下令禁止，并派出100名州警卫支援克拉克警长，克拉克为表示他对传统的尊崇，还组织了一个骑兵警卫团。3月7日——这一天或许将成为亚拉巴马州历史和民间传说中的“黑色星期日”，600名黑人和一些同情黑人运动的白人不顾禁令，从非洲人卫理公会主教派布朗教堂出发到达横跨亚拉巴马河的埃德蒙–佩特斯桥。在那里，他们遭遇了克拉克的骑兵队和戴着防毒面罩的警卫团。示威者不理睬在两分钟内散开的警告，于是警卫挥舞着警棍和湿皮鞭冲向人群。催泪瓦斯从警卫团那边喷射出来，形成一团团黄色烟雾。黑人在呛人的烟雾中踉跄，艰难爬回教堂。他们的旁边跟着电视摄像人员，他们拍摄的画面可以让塞尔马游行一夜之间成为镇压的象征。

　　在黑色星期日这一天，金博士在亚特兰大布道时，突然丢下手头所有事务直飞塞尔马，宣布他将领导星期二的第二次游行示威，并呼吁黑人和白人牧师都来参加。300多位白人神父、牧师和教士响应了他，在北部各大城市都进行了同情游行示威。黑人参与者在司法部和白宫外静坐抗议，对此约翰逊总统发表了一篇声明谴责亚拉巴马州官员“对一些黑人公民施加的暴行”，同时他还派遣约翰·多尔和佛罗里达前州长勒罗伊·柯林斯去塞尔马，他们组织了一场形式上的游行，就是在桥上来回走了一会儿。尽管有诸多不满，克拉克警长和金还是勉强同意了，但金的不满情有可原。为此，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中激进的黑人青年们指责他是“对汤姆大叔摇尾乞怜”。在金离开那座桥时，他们唱起了民权歌曲来嘲讽他：“任何人都不能使我回头。”

　　塞尔马事件发生的当天晚上就发生了三起谋杀案，其中第一起事件让金不得不改变策略。这三起案件的受害者均为对民权运动抱有同情心的白人。波士顿唯一的一位神教派教士詹姆士·里布在离开一家黑人饭店后被一帮乡野暴徒围殴致死，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詹姆斯·福曼和他的500个追随者威胁金采取更大胆的措施，不然他们就会引发暴乱。另有1500名愤怒的黑人在蒙哥马利市以色列浸礼会教堂前集结，因为他们听说金有好消息告诉他们。蒙哥马利市联邦法官小法兰克·约翰逊允许他们在从赛尔马到蒙哥马利的范围内进行游行示威，虽然这样的游行在他的裁决下“已到宪法允许的最大限度”，但示威者的暴行显然已经超出了“宪法所能允许的最大限度”。

　　华莱士州长在电视转播的亚拉巴马州两院联席会议上，谴责即将发生的游行好比共产党的“街巷战争”，正是它使得“古巴国家分裂、越南总统吴庭艳垮台——把世界文明和现有体制撕成血淋淋的碎片”。他还表示，州政府无法给所有这些外来的煽动者提供保护；他说已发电报给白宫，要求联邦政府执行联邦法官的决定。这正是林登·约翰逊一直以来希望达成的目标。总统收到华莱士提出的保护示威人群的书面请求，他派遣了1 863名联邦国民警卫、250名执法官与联邦调查局特工、2个正规军宪兵营以及爆破专家，提前对游行路线上的街道和桥梁进行搜查，并安排直升机进行空中巡逻。除此之外，政府还为游行人群准备了过夜的大帐篷、一辆容载量为600加仑的饮水车、一些移动厕所、救护车、垃圾车以及供事先建立营地用的先行车。约翰逊的做法似乎有点过了。

　　游行本身即是一次胜利。民权运动的老手能借此巧妙地为电视台记者提供丰富多彩的素材。走在队伍前列的有金博士、拉尔夫·本奇、一个漂亮的女大学生、一个穿着连体工作服的佃农、一个犹太教教士、一位基督教牧师、一个修女和一个拄着拐杖的只有一条腿的人。（沿路站着的亚拉巴马白人居民对修女做出下流的手势，在游行者们唱圣歌时起哄，而且还对着那个只有一条腿的人打拍子，喊着：“左，左，左。”全然不顾他们“高等”公民的美好形象。）尽管亚拉巴马当局对此感到愤怒，并一致谴责“有证据表明在游行者聚集地通奸事件频发”，但一路上大家和平有序，对于有如此多人参与的活动来说，这实属一项伟大成就。3月21日从塞尔马出发时，游行队伍只有3 200人，而4天后到达蒙哥马利时已增至25 000人。金博士在州首府广场上对人群发表讲话，一个世纪前这里是南北战争时“南部同盟”的首都所在。他在讲话结尾时4次高呼“光荣与上帝同在 ! ”队伍解散后，大批汽车从80号公路把他们拉回塞尔马。一伙脸色阴郁的三K党徒盯着他们离去。随着汽车洪流的逐渐平静，这伙三K党徒要动手进行第二次谋杀了。

　　受害者名为薇奥拉·格雷格·柳佐，是一位红头发的底特律家庭主妇，也是有5个孩子的母亲。她的丈夫是卡车司机工会的代表，柳佐太太曾对他说：“我一定得为这次活动做点什么。”在州议会大楼外面草地上举行的集会胜利结束后，她志愿运送亚拉巴马的游行者回家。最后一趟，她载着唯一的乘客——一名19岁的黑人理发师，他们俩一起唱着“我们定会胜利”。经过一个寂静的路段时，一辆满载三K党徒的汽车逼近他们与之并行。这群白人暴徒中的一个汽车机工，用38口径手枪朝她的头部开了一枪。她立刻倒在一旁，鲜血从她的太阳穴喷涌而出，汽车也栽进路旁的沟渠中。年轻的理发师吓坏了，随后搭便车到塞尔马报了警。

　　第三起谋杀的受害者是一个新罕布什尔州的主教派教会神学院学生，他在杂货店惨遭枪杀。凶手是一位兼职副警长，他声称开枪是出于自卫。尽管在被害人身上并没有找到武器，目击者也称那个学生没有使用武器，最后由12名亚拉巴马州的白人组成的陪审团仍宣判该副警长无罪。三名涉案嫌疑人在里布教士被害一案发生几小时后就被逮捕了，而陪审团只用了95分钟进行审讯，随后便将他们无罪释放。三起案件中最耐人寻味的是柳佐夫人被害案，当时在凶手驾驶的车上的三K党徒中有一个人是联邦调查局的卧底，他指认了他的同伙，包括他们使用的武器以及他们的所作所为。在第一次审讯中，家中祖孙三代皆是三K党徒的小马特·墨菲为他们自己辩护，而他的总结陈词充斥着种族主义：“当白人和黑人纠缠不清的时候，那些白人就成了白人表皮之下的黑鬼……上帝不愿意我们与黑鬼们搅在一起，我也不在乎林登·贝恩斯·约翰逊怎么说。”据墨菲所言，那位探员违背了他加入三K党时的誓言：“如一条奸诈的响尾蛇一般……自己标榜自己是白人，其实还不如披着白皮的黑鬼。”陪审团将此案搁置（以10票对2票的结果认为被告犯有误杀罪），但这是墨菲最后的发言，在等待第二次审理期间，他遇车祸身亡。有偏见的法官本欲宣判此案的被告无罪，但此时联邦政府插手了这起案件，宣判这些三K党徒侵犯了柳佐夫人的人权。这条令人费解的法令曾使密西西比州“自由之夏”的三K党徒锒铛入狱，也将在佐治亚州杀害一名黑人陆军军官的凶手绳之以法。在这起案件中它又大显神威，在由12名南方人组成的陪审团的审理下，这名法官判处被告最高刑期10年的有期徒刑。

　　塞尔马事件推动了选举法案的制定——约翰逊在3月15日要求国会通过此法时如是说，国人将此功劳全部归于金博士。事实证明他达到了个人声望的顶峰。前几年在密西西比州发生的事件，开始引起人们对非暴力运动的疑虑，亚拉巴马的谋杀事件证实了新一代黑人积极分子的怀疑。这些怀疑论者认定金已不再能给予他们帮助，于是离开了塞尔马。然而广大黑人并不这样认为，随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进行的不记名民意测验表明，只有4%的黑人表示会积极支持斯托克利·卡迈克尔，2%的人支持更激进的拉普·布朗，三者中最为激进的罗恩·卡伦加的支持率仅为1%，而有40%的黑人支持金博士的观点。尽管如此，那些积极分子却也觉察出这种情绪的变化。大多数人渴望和平——大多数人总是想要和平的，但是美国正迈入一个新阶段，其中最突出的特点之一便是对暴力的推崇。现在回想起来，肯尼迪总统被刺杀以及凶手被灭口，看来似乎都是预兆。宇宙中的某个地方再次出现变动。1965年同一时期，在越南出现了追而歼之的方针，正是新萌生的那种情绪的体现，塞尔马的一系列谋杀事件是其另一表现。在之后的岁月里，由于黑人被压抑了100年的愤怒和失望现已爆发，更多的表征必将接踵而至。

　　1965年8月11日星期三，这种新的城市情绪在洛杉矶的一个破烂的黑人区初露端倪。这个黑人区位于洛杉矶国际机场入口的南面，房子低矮，墙面灰泥剥落，让人想到波多黎各的一些贫民窟。那里的垃圾似乎从未被清理过。到处都是破烂——碎玻璃、生锈的罐头盒、腐烂的鸡骨头以及空酒瓶等。当地随处可见被称作“那家伙”的白人警察，他们随便就可以叫住一名黑人公民，提出“我要检查你的身份证”的要求，那里黑人的生活质量因此变得更加糟糕。

　　8月的那天傍晚，加利福尼亚州公路巡警李·米尼库斯要求检查一位名叫马凯特·弗赖伊的黑人青年的身份证。正当他打算以酒驾的罪名拘留这名青年时，一群人一拥而上，围着米尼库斯和弗赖伊闹事。虽然这看起来似乎无关紧要，但紧张情绪却在平静的表面下逐渐积累。此时洛杉矶已经历了连续4天的高温酷暑，人们都在户外乘凉，于是很快就聚集起来围观这起事件。最终，弗赖伊在阿瓦隆大道连接皇家公路的拐角处被捕，这里是洛杉矶繁忙的交通要道之一，白人驾驶的豪车川流不息。最不幸的是，这里的居民98%都是黑人，人口分布密度为每英亩27.3人（整个洛杉矶则是7.4人），自20世纪40年代起就有大批黑人移民来到这里，每个月平均有2000人进入军工产业。洛杉矶如今共有城市居民273.1万人，其中42万是黑人。

　　在黑人居住的贫民区共有205名警察，其中仅有5名是黑人。1965年，每月仍有1000名黑人为寻找其实根本不存在的工作岗位而涌入这里。这些务工者的后代常常禁不住毒品和酒精的诱惑，而他们一旦失足，“那个人”就会把他们带走。在这个当地人称作瓦兹的地方，真正有罪的并不是当地居民，而是那些诱人犯罪的陷阱。

　　在那个星期三下午7点45分，加利福尼亚公路巡警米尼库斯逮捕了黑人青年弗赖伊，这一举动立刻使他惹祸上身。警车闪烁的红灯引来了很多人围观，弗赖伊的母亲也在其中。她先是训斥自己的儿子，接着开始教训起这位警官。她的情绪很激动，围观群众也对这位巡警指指点点，米尼库斯一时紧张，就开启无线电对讲机请求增援。接着他又犯了两个错误：他试图强行将弗赖伊押上警车，并转过身无视弗赖伊的母亲，于是弗赖伊的母亲愤怒地向他的背部扑去，矛盾进一步激化。当增援的巡警赶到后，弗赖伊的母亲才被拉开，围观群众不满情绪加剧，但因为忌惮巡警手中的手枪而不敢有所动作。米尼库斯与他的同伴随即离去，但代价实在太高了。由于使用了武力，人们在叙述这件事时难免会夸大和歪曲事实，随着时间的流逝，事件本身也不断地被夸大，最后衍生出了两个版本：一个是巡警用警棍猛击一位孕妇的腹部，另一个则是一名巡警把一名妇女猛地推倒在警车上并试图掐死她。随着事态不断升级，愤怒的围观群众向警察投掷石块和玻璃瓶，到晚上10点时，围观者已经彻底变成了暴徒，他们攻击无辜的过往民众，掀翻警车，砸碎商店橱窗。暴乱在传统套路下不断升级，到晚上11点时，警察封锁了附近的8个街区。两个小时后，2 000名暴乱者冲破防线，在瓦兹街区横行霸道，殴打外来者，砸烂一切能砸烂的东西，并洗劫商店。

　　直到凌晨3点，暴乱才有所消停——暴乱者们也需要休息，警察在贫民区巡逻，一切看起来似乎恢复了秩序。早上，被砸店家向保险公司索求赔偿，工人们也开始清理暴乱后的残局。这些人对暴乱一无所知，认为它已经结束了。但在弗赖伊被捕24小时后，也就是星期四晚上7点45分，他们的幻想破灭了。起初这次暴乱只是上次的翻版：年轻人们袭击来往车辆，向警察投掷砖头，砸破商店橱窗，直到凌晨4点，情况发生了变化。在昨天的这个时候，暴乱者们已经偃旗息鼓，贫民区恢复了平静，而此时另一帮年纪稍大且更加凶暴的暴乱者持武器涌上街头，迪克·格雷戈里带着扩音器在瓦兹区来回走动，呼吁恢复秩序，结果腿上挨了一枪。贫民区人们的暴力行径已接近叛乱的程度，但当局的高层却并未认识到这一点。在瓦兹区，一队警察在完成对漆黑街道上的民众的疏散工作后就宣称他们已经控制了局势。

　　上午10点，发生了首起白天暴力事件，两名白人售货员遭到袭击，这时当局官员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到11点，一名警察打伤了一个黑人抢劫者。埃德蒙·布朗州长本来在希腊度假，看到动乱越加恶化的报告，急忙飞回国内。他的副州长批准了洛杉矶警察局长要求调派国民警卫队的请求。第一批警卫队员于星期五下午抵达瓦兹。当他们还在一所小学里听情况介绍时，那个居民区的局势已有新的发展，他们所听到的都已过时。在一个有150个街区的区域内，5 000多名暴徒横行霸道，用自制燃烧弹点燃房屋，袭击听到警报赶来救火的消防员。晚上9点40分，瓦兹出现第一起死亡事件，一名副警长腹部受伤致死。紧接着又有三人丧生。国民警卫队持装有刺刀的步枪进入该区，随处可见的大火照亮了道路，他们看见抢夺者从黑人区的商店抢走枪支、日用品、酒、珠宝等一切值钱的东西。这些商店外面都有用粗体写的诸如“黑人兄弟”“亲兄弟”“黑人开的店”“兄弟开的店”等字迹，尽管如此，其中有些商店还是未能逃过劫难。有一伙人还试图放火焚烧橡树公园社区医院，那里挤满了在暴乱中受伤的黑人。《洛杉矶时报》的一名黑人记者罗伯特·理查森写道：“那些暴徒现在正在烧毁他们自己的城市，就像疯子有时会自残一样。”

　　星期六，屋顶上的狙击手开始专挑士兵和警察作为射杀目标。消防员配备了防弹背心。警卫队人数从1万增加到1.4万。星期六对40平方英里的地区实行戒严，星期日则扩大到46平方英里。不间断的枪击一直持续到8月18日星期三的凌晨，在一间黑色穆斯林教堂与暴徒们交火后，警察抓捕了35名黑人。至此，暴乱终于结束。在长达6天的暴力冲突中，共有34人死亡，898人受伤，4 000多人被捕。损失预计达到4 500万美元。瓦兹骚乱造成的破坏使其成为自1943年底特律事件以来美国最严重的一次种族暴动，但事实上它独具特色。尽管在这两次事件中的死亡人数相当，但底特律事件的损失还不到100万美元。美国其他地方也发生了骚乱。和瓦兹暴乱同期，芝加哥西岸发生了暴动。8月12日，一辆赶往西加菲尔德公园救火的消防车撞死了一名黑人妇女。黑人同警察以及200名警卫展开了两夜的激战，他们大肆抢劫，用酒瓶攻击白人。暴乱造成超过100名黑人被捕，67人受伤。在马萨诸塞州的斯普林菲尔德（并非大城市中的黑人居住区），18名黑人在一家夜店外面被捕，于是黑人们群情激奋地指责那7名警察的残忍行径。黑人用自制燃烧弹炸毁了许多白人开的商店，因此导致大规模的抓捕，国民警卫队再次被调过来稳定局势。斯普林菲尔德的4 000名黑人举行游行示威，游行队伍最终到达市政厅。在那里争取种族平等大会的全国大会副理事长乔治·威利对他们说，“北方争取民权的斗争”会比南方“更持久、更血腥、更艰苦”。

　　每次暴乱发生后都会有一个专家团对其进行调查，这是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特点。布朗州长挑选知名人士组成调查组，让他们在约翰·麦科恩的领导下对瓦兹暴乱进行调查，随后发表了题为《城市的暴乱：开始还是结束？》的报告。至此，所有人都明白了瓦兹事件不过是个开始，而寻找解决方案可以有多种方式。麦科恩报告着重强调了法律秩序的必要性。黑人激进分子抗议称，瓦兹事件的本质是对压迫黑人的法律的反抗。贝亚德·拉斯廷称它是“黑人首次不再逆来顺受转而进行大规模的反抗运动”。白修德认为电视和广播报道也应承担一定责任。白修德称当“超出了报道范围，本身也就成为一个因素”。他还问道：“能否对电子媒体的报道加以控制，使其符合让国家安定的最高利益？”马丁·路德·金在巡视瓦兹的废墟时，并没有得到一致的欢迎。他渐渐习惯了这一切。黑人运动的火炬已经传到了新一代黑人领袖手中，它已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火炬了。

　　1965年夏季的种族骚乱狂热而短暂。直到8月的第二周爆发瓦兹骚乱之前，美国仍有希望不爆发重大骚乱事件。第二年却完全是另一个样子。洛杉矶又一次响起警钟，但这次是在3月，一群黑人学生朝一名白人教师的汽车扔石块，袭击其他白人，后来开始抢夺财物。洛杉矶警察在前一年学到了很多经验，一夜间便成功镇压了新的威胁，只有两人死亡。但就算洛杉矶以微小的代价躲过这次暴乱，美国其他地方也不可能全都免于灾祸。几乎美国的每个黑人居住区都发生了反社会的暴力事件。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黑人于4月开始骚动。到5月，加利福尼亚州的三个城市已进入临战状态。克利夫兰也于6月末爆发了类似的骚乱，两周后奥马哈、得梅因和芝加哥也加入其中。接着是布鲁克林、巴尔的摩、珀斯安博伊、普罗维登斯、明尼阿波利斯、密尔沃基、底特律、代顿、亚特兰大、旧金山、圣路易斯，还有佛罗里达州的庞帕诺比奇、佐治亚州的科迪尔、伊利诺伊州的西塞罗和密歇根州的兰辛、马斯基根、本顿港和杰克逊。等到夏末，共有7人死亡，超过400人受伤，大约3 000人被捕，因破坏、抢劫和纵火造成的损失超过500万美元。截至1966年年底，美国当年一共遭受了43起种族骚乱的破坏。

　　在西塞罗，黑人组织了一次要求住房不受歧视的游行，进而和反对游行队伍中充满敌意的白人发生了冲突。白人三番五次地试着冲破警察阻拦去伤害黑人。有12人受伤，6名警察被投掷物击中，32名白人被捕。西塞罗事件受到特别关注，是因为它表明警察并未挑起动乱，而是经常去维系脆弱的和平状态。黑人经常攻击他们，是由于警察代表着政府权威，往往是黑人们能见到的唯一的白人群体。在工人阶级集中的社区里，白人与黑人的愤怒往往不相上下，甚至会更强烈。两边都能感受到种族间剑拔弩张的氛围。在1966年，这种冲突终于爆发。

　　最初，要求住房平等的游行由马丁·路德·金领导，活动在西塞罗的马凯特公园进行。他被一块石头击中，跪倒在地，只好宣布取消游行。争取种族平等大会芝加哥分会主席罗伯特·卢卡斯不服，发起了新的游行，理由是“争取种族平等大会想保持压力”。卢卡斯是新好战分子中的一员，1966年也是这些人得势的一年。弗洛伊德·麦基西克代替更温和的詹姆斯·法默成为争取种族平等大会的领军人物，斯托克利·卡迈克尔接替约翰·刘易斯成为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主席。然而运动的发展并不如他们想象的那般顺利。卡迈克尔上任刚一个月，就发生了一个民权运动领袖们未加重视的事件，而该事件却透露出其领导层内部的严重分歧。

　　6月5日，詹姆斯·梅雷迪思宣布他将从孟菲斯出发，步行225英里到达密西西比州位于杰克逊的州议会。他的动机是想证明美国黑人无惧艰难的精神。麦基西克和卡迈克尔都认为这个办法不切实际，就是空想。一位运动领袖称它是自己“所听过的最愚蠢的主意”，他们决定采取不理睬的态度。梅雷迪思并没有因此退缩。就像他在《在密西西比的三年》（叙述了他在密西西比大学校园中经受过的严峻考验）一书中说的那样，他被一种“神圣的职责感”驱使，他相信命运正在他的故乡等待着他，他的直觉是对的。一个中年失业的密西西比白人奥布里·詹姆斯·诺维尔代表了他的命运。就在徒步旅行的第二天下午4点15分，梅雷迪思在联邦调查局特工的护送下正沿着密西西比州赫南多正南的美国第51号公路行进，诺维尔突然从路旁的草丛中窜了出来。“詹姆斯·梅雷迪思！”他大喊道，“詹姆斯·梅雷迪思！我只要詹姆斯·梅雷迪思！”他朝着梅雷迪思连开三枪。孟菲斯一家医院的医生称，梅雷迪思全身被射满小号铅弹。

　　梅雷迪思身上并没有致命伤。诺维尔带来的真正影响，是使人们转变了轻视梅雷迪思徒步旅行的观点。枪击事件立即发展成一场运动，民权运动中的每个参与者都想加入进来。迪克·格雷戈里飞赴孟菲斯去追寻梅雷迪思的脚步，麦基西克、卡迈克尔以及马丁·路德·金纷纷从梅雷迪思倒下的地方向南步行前进。金博士筹款2 000美元用来支持“梅雷迪思自由行运动”，还要求南方基督教领导人会议为下一次塞尔马运动去动员各方力量。

　　这是个不可能实现的计划。塞尔马运动是在黑人统一领导下提倡非暴力反抗的产物。现在，金的批评者，尤其是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积极分子，纷纷站了出来。梅雷迪思遇袭的第二天，卡迈克尔对孟菲斯的集会人群说：“现在黑人要从白人手中夺回他们本应得到的一切。”金为这种煽动言辞深感痛心，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罗伊·威尔金斯和城市同盟的小惠特尼·扬却表示支持。而这些年轻激进分子的言辞变得更加有挑衅性。在1964年密西西比州的费城举办的“自由之夏”运动中，有三名参与者死亡——其中两人为白人，一个密西西比白人在黑夜里遭到枪击受伤，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拉尔夫·费瑟斯通对该事件并不感到遗憾，而是欣慰地看到黑人已告别软弱，表示“他们的行动会是以牙还牙”。卡迈克尔说话时完全是黑豹党的腔调。在亚祖城，年轻的黑人们欢唱：“哎嗨 ! 哎嗨 ! 你知道 ! 白人必须走开——必须走开 !”而就在那天夜里，在亚祖城的游乐场，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成员，23岁的威利·里克斯（因其福音派风格而被称为“教士”）登上一辆平板卡车，发表了一番让老一代黑人领袖颤抖的充满仇恨的演讲。他讲到要让白人付出血的代价，并且反复用“黑人权力”这几个爆炸性字眼来描述他的目标。

　　在45英里外的格林伍德，卡迈克尔被关押7个小时后被释放。在一定程度上，他的困境是他的激进态度造成的结果。白人自由主义者对此感到很失望，他们的贡献远不及过去在塞尔马事件上那样慷慨。食物和住所都是问题，卡迈克尔被捕就是因为他在一所黑人学校操场上搭建帐篷。正当他爬上另一辆平板卡车对在格林伍德聚集的人群讲演时，他听说了有关里克斯演讲的消息。他使用民权运动领袖从黑人牧师那儿成功借鉴来的重复和问答的技巧，提醒他的听众：他那次就是在一所黑人学校的操场上被警察逮捕。“所有人都可以占有我们的社区，除了我们自己之外……现在我们要夺回来，夺回那些具有代表性的东西。我们才不会担心这些东西是不是归白人所有——也许是黑人的。不要觉得羞愧。我们——要求——黑人——权力！”

　　人群叫喊道：“对！”他又回到主题：“我们——要求——黑人权力！我们——要求——黑人——权力！我们要黑人权力！我们要黑人权力！就是这样——这就是我们想要的……从现在开始，他们问你们想要什么时，你们就知道答案了。你们想要什么？”

　　“黑人权力！”

　　“你们想要什么？”

　　“黑人权力！”

　　“你们想要什么？再说一遍！”

　　“黑人权力！”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罗伊·威尔金斯对此并无疑问，“‘黑人权力’指的是反对白人的权力……它必然有独自战斗的意思，必然是隔离主义。而这与我们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的倡议全不相符。”威尔金斯把该术语称作“仇恨之父和暴力之母”。马丁·路德·金最初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但在后来目睹了民权团体在该事件上逐渐产生的分歧后，他改换了言辞，将该术语解释为“对种族自豪感的号召，号召黑人不再因为黑人身份而自惭形秽，号召改变黑人软弱卑微的现状，争取获得积极而有建设性的权力”。麦基西克认为这是在号召联合行动：“除非我们能联合黑人力量，否则我们将会陷入糟糕的境地。”但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在密西西比州的领袖人物查尔斯·埃弗斯，即已殉职的梅德加·埃弗斯的兄弟，警告说“如果我们继续走黑人至上的道路，那必然会失败”；菲利普·伦道夫哀叹这种煽动战争的行为是“对种族和平与繁荣的威胁”，他表示，“任何一个为民权斗争的黑人都不会支持黑人权力，因为这与民权和族群融合相悖。”

　　《纽约时报》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密西西比州部分民权领袖的不和导致了这次运动的公众支持率下降。一次民意测验发现，77%的白人认为黑人权力的主张正在损害黑人争取的权利。正在纽约疗养的詹姆斯·梅雷迪思同意这个看法。他说：“这里似乎存在不少作秀行为。”等到身体彻底恢复后，梅雷迪思又重新加入游行队伍，受到了金和其他人的热烈欢迎。尽管如此，他还是持怀疑态度。他说：“我觉得情况有些不对。”他还表示，“一些人在制造闹剧，我讨厌这种做法。”

　　新老两代领袖的公开决裂已无法避免。6月23日，在靠近梅雷迪思游行终点的地方——坎顿，事情终于发生了。当时，警察不准游行人群在另一所学校的操场上搭帐篷。2 500名黑人拒绝解散，坚持不肯让步。卡迈克尔说：“逃跑的时期已经过去。”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当警察用警棍和催泪弹驱赶人群时，他们四下散开。当金不赞成他们一定要搭帐篷的提议时，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领导层决定不再考虑金的看法。其中一人说：“从现在起我们将自己独立完成要做的事。”接着，这些领袖提议，禁止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参与在杰克逊市举行的大型集会，理由是该协进会对游行的支持并不积极。对于这一决议，金和在游行过程中提供医疗服务的一个医护人员志愿组织表示反对。但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争取种族平等大会以及代表年轻黑人的其他两个团体以多数票通过了该决议。查尔斯·埃弗斯说：“没关系。他们都不在时，我仍会守在这里。”他嘲讽地说，游行对黑人选民登记完全没有帮助。当游行队伍伴着乐队演奏的《当圣徒们开始进军时》抵达位于杰克逊市的州议会大厦广场时，其他民权运动的资深参与者们发现，多年前曾跟随金一起游行的那些白人已经不在队伍中了。

　　这当然并不代表自由主义者不再参与黑人争取公平权利的运动。已经开始实施的争取黑人进步计划也并未因此受到阻碍。同月，密西西比州费耶特县长达6个月的抵制白人企业的运动宣告结束，达成了包括费耶特的商店开始雇用黑人店员，关闭在加油站设立的有色人种专用厕所，接纳黑人担任警察和副警长在内的多项决议。朱利安·邦德在12个月内3次当选佐治亚州议员，最终他接受了美国最高法院的任命。在塞尔马，吉姆·克拉克警长默默地摘下那枚写着“决不”的徽章，因为他的职位取决于民众的选票。这样做仍是枉然。当黑人选民根据他曾反对的选举法登记投票时，他注定会失败。

　　曾经，少数黑人的成就使所有黑人都感到心满意足，整个种族都为这少数人感到骄傲。现在却不同了，卡迈克尔引用一名黑人妇女在那年9月讲过的一句话说道：“拉尔夫·本奇吃的那些食物，完全不能满足我的胃口。”电梯操作员和收入为一天3美元的棉花采摘工人也想要他们应得的那份。这是人之常情，是自然而然的想法，但激进分子实现这一想法的方式并不可行。黑人在美国人口中仅占11%。发动黑人革命的想法——1966年出现了很多类似的例子，是不理智的，而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号召黑人抵制种族融合的主张实属荒谬。

　　菲利普·伦道夫对贫困黑人和警察之间的暴力对抗感到震惊，他于9月表示，“街头游行和示威活动的气数已尽，该结束了。”他提出了一个新方案，要“从街头转向谈判桌”。10月，他联合威尔金斯、扬、拉斯廷以及另外3名民权运动的资深人士，签署了一个抵制暴力、骚乱、煽动行为的声明，声明结尾处讲道：“我们不仅欢迎，而且要求美国白人的全面合作。”马丁·路德·金虽表示在原则上支持，但拒绝签字，因为他不想让人误解他承认黑人权力的代言人“肯定地不可挽回地犯了错”。

　　卡迈克尔一度采取折中的路线，将黑人权力重新定义为：“黑人凝聚形成一股政治力量，他们选举代表，或逼迫他们的代表为他们的需求代言……对他们说：‘你看，伙伴，除非你为我们提供这些学校、医院、操场和工作，否则我们不会投票给你。’”这种路线并没有坚持多久。很快他就告诉听众：“如果我们得不到公平权利，我们就要把这个国家搞得四分五裂。”他还号召黑人“通过必要的手段为自由战斗”。在亚拉巴马州的普拉特维尔，他说：“我们来这里，是为了搅乱这个城市，我们一定要把它搅得天翻地覆。”他嘲笑约翰逊总统是“莽汉”“小丑”和“骗子”。他发现自己越来越认同黑豹党的主张，认为其“权力交予人民”的口号意味着让黑人独享权力。接着，就像罗伯斯庇尔接替了丹东的职务一样，一个更暴力的种族主义分子拉普·布朗代替了卡迈克尔担任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主席。当辛辛那提市区多地被自制燃烧瓶点燃，列火一直燃烧了5天5夜时，布朗告诉记者，“除非那些野蛮的白鬼子警察滚出去”，否则不会有和平局面。接着他宣布：“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已经宣战。”

　　1966年选举中出现的反作用投票是对要求黑人权力的一个回应。参议员埃弗里特·德克森等敏感政治家立场的转变则是另一反应。德克森曾对1964年和1965年的民权立法表示支持，称其为“一个时机成熟的想法”，但由于1966年法案中的第四条（“住房平等”条款），他斥责该法案是“一袋隐患”，因此该法案未能通过。令人惊奇的是，对新激进分子展开极力批判的，竟然是一家英国期刊——伦敦的《经济学人》。《经济学人》称：“这些所谓的领袖中许多都具有可怕的法西斯主义倾向。”报道嘲笑那些“开明知识分子”，称他们“带有侮辱性地互相转告，美国黑人中普遍存在的反白人情绪正如1943年法国人仇恨德国的情感”。报道还表示“抢劫和侮辱白人女性的事件”被这些积极分子解释为“等同于黑人革命的一种高尚行为”。报道还预测：“美国人民对泛滥的暴力事件的暂时和非同寻常地忍耐必将导致白人激烈的反抗行为。”

　　与此同时，黑人种族主义者越来越肆无忌惮。黑豹党在一些富裕的城市自由主义者中，日益被冠上汤姆·沃尔夫口中的“激进弄潮儿”之名。过去臭名昭著的罪犯只出现在警局的卷宗里，现在却被认为是对人类困境持新颖看法的观察者，进而被认真讨论。他们全部出身于贫民窟，其中一些人的发迹还可以直接追溯到最近的骚乱事件。罗恩·卡伦加来自瓦兹地区的底层，尽管他否认他所属的黑人民族组织参与暴乱，但该组织已有4个成员被控犯下这一罪名。卡伦加的威望得益于瓦兹动乱。该次动乱的全部损失，渐趋明了，但仍不可计算。其中一些重大损失有可能会隐藏多年。这次暴乱的遗产之一是55Sa型8发22毫米口径的艾弗–约翰逊短枪管左轮手枪。1965年8月末暴乱初期，一个担心自己人身安全的洛杉矶人用31.95美元买了这把手枪用以防身。之后他把枪交给他的女儿，她又把枪给了帕萨迪纳的一个邻居，邻居把枪卖给纳什百货商店的一名叫穆尼尔·“乔”·西尔汉的员工。最后，乔把枪交给自己的弟弟西尔汉——比沙拉·“索尔”·西尔汉，也就是在瓦兹事件后的第三年，西尔汉用这把枪在洛杉矶刺杀了罗伯特·肯尼迪。

　　在越南的历法中，12年为一个循环，蛇年（1965年）之后是马年（1966年），接下来是羊年（1967年）。马被认为代表好运，在吉祥的寓意上仅次于龙年，但就在1966年马年的头10个星期里，美国驻越军队损失了将近一半的兵力——就在那10周的时间里，2 559人倒在了越共的枪炮下；实际上，这还只是个开始。那一年有4 800名美国士兵在军事行动中丧生。第二年5月，美军死亡人数超过1万人；随着战争继续，伤亡人数还在不断上升。羊年每星期平均伤亡率比马年高出33%。1967年的死亡人数，超过之前任何一年。同时期平民的死亡人数为53 000人，这使美国深陷舆论的漩涡之中。

　　死亡人数并没有阻止美国国防部提出更强势、更具侵略性的政策。参谋长联席会议不断给麦克纳马拉施加压力，要求他向总统建议轰炸北越境内的汽油和润滑油供给设施（被称为“石油袭击”计划）。美国太平洋舰队海军上将格兰特·夏普预测说，此举会“迫使敌人同意谈判或者就此止戈”。尽管美国中央情报局预言称，石油打击将不能阻止北越军队和补给的渗透，麦克纳马拉还是于1966年3月同意了该提议。中央情报局的预言应验了。虽然北越军队在战场上损失了不少兵力，但沿着1 000英里长的胡志明小道渗入的北越军人数，从每月1 500人增至3 500人，接着又增至4 000人。截至那一年年末，武元甲平均每月输送8 800名北越士兵进入南越。不久，其全年兵员替换数达到了10万人。

　　国防部调研团向麦克纳马拉报告说，面对轰炸，越共游击队向南渗入的军队“并未减少”，而且“石油袭击”对河内在北纬17度以南地区的作战能力“并无明显的直接影响”。国防部长亲自飞到越南查看情况，那是他的第8次实地考察。回国后，他告诉总统：“和平形势，若有所变化，那就是变得更不可能实现。”他还说，空中轰炸“既没有效阻止敌军的渗透，也没能瓦解河内方面的士气”。他建议对轰炸计划进行重新评估。参谋长联席会议坚决反对任何有关撤销石油打击计划的主张。在递交给总统的一份备忘录中，他们辩解说，军事形势“在过去一年出现了实质性改善”，还将轰炸计划描述成“王牌策略”。威斯特摩兰将军飞回美国参加议会联席会议时报告说：“在越南的4年里，我从未像此时一样深受鼓舞……我们已迈入即将看到终点的重要时刻。”

　　麦克纳马拉并没有因此受到鼓舞。迄今为止，他已见过太多转瞬即逝的乐观估计。在西贡，他与同在那里的一位下属度过了一段愁云惨雾的时期，这名下属告诉他，官方表现出的乐观情绪是骗人的，路的尽头看不到希望的曙光。说这话的人是丹尼尔·埃尔斯伯格。实际上，威斯特摩兰回到华盛顿不是为了报告胜利，而是为请求增兵。1966年年终时，他手下共有37.5万士兵。1967年4月又增加到48万人，比朝鲜战争顶峰时期还要多。他想要在1968年6月前将军队人数增至68万，或者人数至少达到56.5万。他告诉约翰逊，只要有足够多的军队，他就能在两年之内结束战争；如果军队人数较少，则三年才能结束战争。总统不悦地指出，南越境内的共产党军队已经达到惊人的数量。他问威斯特摩兰：“当我们扩充部队时，难道敌人不会扩充吗？这样的话，战争什么时候才到头？”威斯特摩兰回答说，如果武元甲的渗透速度过快，他的军队补给将会是个麻烦的问题。无论如何，美国步兵会在敌方新兵源补充进来之前迅速杀光北越军。约翰逊又问道，如果武元甲求助中国志愿军，会发生什么情况。威斯特摩兰将军回答说：“那的确是个问题。”

　　美国卷入越南战争中的时间已经远远超出了“二战”和朝鲜战争。这场冲突看起来更像是白人和亚洲人之间的斗争。驻越南军事援助司令部用多彩的名字来给这些战斗命名，它们让人联想起丛林中的苦难生活以及国内日益产生分歧的人民心中越发强烈的痛苦。其中有阿特尔伯勒行动、海军陆战队广场行动以及马希尔行动、双鹰行动和白翼行动。然后还有达多行动、881高地北坡行动、禄宁行动、疯马行动、霍索恩行动和德浪河谷战役之后损失最大的一次行动——黑斯廷斯行动。接着是881高地南坡行动、溪山行动、康天的3个红色高地行动，以及阿速坡行动。一个位于西贡河与西贡以北20英里的13号铁路之间，由废弃的橡胶种植园和热带雨林组成的三角形区域——铁三角，被越共占据长达20年。在1967年1月的雪松瀑布行动中，3万名步兵对铁三角地区发动袭击，这是美国参战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战斗。但一个月后的章克申城行动的规模更大。45 000名美国士兵向接近柬埔寨边境的C地区逼近，企图彻底摧毁越共军事基地。他们的确做到了，但之后又不得不让敌人重新夺回，因为越南共和国军队即便充当防守部队也无法坚守住阵地。

　　与此同时，国会已明确了对约翰逊战争策略的反对态度。但照后来的标准看，这种反对的态度并不明显。16个反对政府战争行为的参议院议员警告河内方面，他们对政府的反抗是有限度的，他们“坚决反对美国军队任何单方面的撤兵行为”。然而，国会变得越来越固守自己的想法。受总统的委派，5名参议员在迈克·曼斯菲尔德的带领下，去越南进行了为期35天的考察。他们做出的报告让约翰逊总统很是失望，因为他们发现美国一年来的军事行动并未改变战争的局势，美国正越来越深地陷入一场“无尽头的”战争中：“战争长短取决于北越及其支持者以增兵应对增兵的意愿和能力。”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指责政府已经“偏离了”他哥哥制定的政策，导致现在“我们正在杀害无辜的人民……因为越南共产党就在距我们1.2万英里的地方，他们现在可能离我们只有1.1万英里了”。

　　这算是最高层的领导提出的反对意见。参议员中的鸽派议员也许反对约翰逊在中南半岛的政策，但他们却投票支持拨款使战争得以继续，而且他们的言辞温和有礼。他们中最直言不讳的富布赖特也谈吐得体。威斯特摩兰在纽约讲话时说，他“看到国内最近的一些不爱国行为，感到很失望”，并指控一些邪恶之人向敌人提供物资和心理援助。富布赖特只回应说，威斯特摩兰此次访问是政府事先安排好的，目的是“为战争升级铺平道路”。这话确实没错。马丁·路德·金做出更尖锐的回应，称美国为“当今世界最大的暴力事件承办商”，还将美国在越南使用新式武器杀害平民的试验比作纳粹“在欧洲集中营进行的新药和新酷刑”的试验。在约翰逊夫人举办的白宫午餐会上，埃尔莎·基特用几乎同样的言辞抨击了越南战争。斯波克医生同样告诉和平主义者们，“林登·约翰逊是敌人”。民谣歌唱家皮特·西格也这样认为，他在自己的一首名叫《深陷泥潭》的歌曲中将总统的越南战争政策贬得一文不值，歌中这样唱道：“那个老糊涂还在高喊‘坚持下去’。”这首歌随后被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禁止播放。霍华德·布雷特·利维上尉是布鲁克林的一位内科医生，他拒绝训练陆军特种部队——绿色贝雷帽的医护人员，因为根据纽伦堡审判所制定的法规，他如果接受这项任务就会被判为战争的从犯。利维医生于1967年6月被指控其在庭审材料上将越南战争形容为“残暴的恶行”而被捕入狱，被判刑3年。

　　各高等院校依旧是抗议活动的中心。美国中央情报局、陶氏化学公司（凝固汽油的制造商）和为武装部队招募成员的工作者遭到了粗暴对待，有时还会被赶出大学校园。1967年圣瓦伦丁节，有人揭露说，代表了300多所大学学生会的，全国学生联合会，每年从中情局获取20万美元的津贴，仅是这点就足以让全国学生联合会瘫痪。1967年10月，大学生发起了“停止征兵周”活动，组织了55 000多名示威者到五角大楼的阶梯前示威，他们掀起了反对征兵令的许多新奇的、有时甚至是令人震惊的抗议活动，包括在美国驻伦敦大使馆门上贴了8张征兵卡，试图阻挡从征兵站运送新兵前往军事基地的大巴车，与奥克兰警察发生了长达5天的对抗。为了使反战运动吸引人们的关注，学生们占领了芝加哥大学的行政大楼长达3天。

　　这并不全是无私的理想主义行动。大学生正处于最容易被征入伍的年龄阶段，1965年的平均每月征兵人数为5 000人，1966年的人数几乎在此基础上增加了9倍，学生中可以缓期服役的情况越来越少。抵触征兵令的情绪在海报、徽章以及汽车保险杠贴纸上随处可见。1967年最流行的歌曲阿洛·格思里的《艾丽斯饭店》的主题便是躲避征兵令。事实上，每个本科生的宿舍都有一大摞小册子，上面写着怎样在征兵局体检中成功被拒的窍门。（“到场时装出吸毒后极其兴奋的样子，如果想表现出毒瘾发作的逼真情况，请提前几个星期用普通大头针扎手臂。”）作为还击，赫尔希将军向美国4 088个征兵局下达命令，要他们把抗议的大学生重新归为一等合格。国会议员反对这一做法，认为赫尔希没有权利这样做。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称，用征兵令惩罚异己无异于“暴力行径”，但赫尔希并没有放弃。结果是，越来越多的美国大学生为逃避征兵而移民加拿大，造成多达1万的美国年轻人流亡在外，他们在多伦多和平行动学生联盟等团体的帮助下开始了新生活。

　　随着美国变得越发两极化，鹰派也变得更激进。俄勒冈州的莫尔斯（“美国正将人类引入第三次世界大战，而这场战争将不会带来胜利。”）和阿拉斯加州的格里宁（称新战争协调法案为“预示战争无止境升级的空头支票”）各自发表了反战演讲。为了应对这些接连而来的反战演讲，路易斯安那州的拉塞尔·朗拉起国旗抨击那些“鼓励共产党延长战争”的人。朗说：“当我看到美国国旗在国会山上飘扬时，我满怀自豪……我祈祷着这里永远不会升起投降的白旗。”埃弗里特·德克森预测称，如果越南沦陷，美国的“整个太平洋海岸线”就会“完全暴露”。曼哈顿的鹰派人士发起了感恩节行动，在巴特里公园举办为期两天的守夜活动。同时，支持战争的人被要求开着车灯行驶——突然间，每一条高速路上都生动展现出人民之中的分裂是如此之深。

　　林登·约翰逊常常是嘴上说一套，实际相信的却正好相反。1966年6月约翰逊戴着那顶白帽子说：“每个美国人，无论年长年幼，都不可否认自己享有反对的权利。任何少数群体都享有发言的权利。意见和抗议是民主制度维持生命力的呼吸——即使呼吸起来并不那么顺畅。”而他内心的想法却是，那些不赞成他战争行动的人都不是美国人，他有责任拿起手边的任何武器与他们战斗。总统的公开宣传收到了成效，他多次在关岛、火奴鲁鲁、马尼拉、墨尔本与他的亚洲盟友会谈，为了将反战事件赶出新闻头版，他特意把出国旅行和反战活动安排在同一时间。在澳大利亚，他发现并非只有美国大学生能够发动反战示威游行。在墨尔本，他的激进反对者们向他的汽车扔出两个装满颜料的塑料气球，他的车身被染成了代表越共的红绿两种颜色。

　　1966年5月17日，约翰逊对于战争反对者的真实想法暴露无遗。在芝加哥举办的一个民主党募捐晚宴上，他训斥那些“会背叛其领袖、国家和己方斗士”的人，称他们是“胆小鬼”。到那个夏季末，他一直在逃避使用“伟大社会”这个短语。他喜欢跟政治保守派打交道，对“自由派疯子”则嗤之以鼻，因为他们完全是些“麻烦鬼，会把政治家逼成右派”。在白宫的隐秘场所，他坦言，参加反战运动的美国人对国家不忠诚，他还指责俄国人一直“在后面搞鬼”。他向下属透露，联邦调查局和中情局一直在向他报告事件的“真实情况”。他表示，参议院的鸽派和苏联代理人有过接触，他们一起用午餐，还参加了俄罗斯大使馆举办的聚会，甚至鼓励他们助手的孩子去和苏联驻华盛顿和联合国的外交官约会。他断言：“俄罗斯人借参议员之口表达自己的想法。通常他们的讲话内容我事先就已得知。”1966年6月，一名总统奖学金的获得者是个天资聪颖的17岁女孩，她的父母是战争的反对者。随后学校老师收到命令，这名女孩的获奖资格要被剥夺。埃里克·戈德曼对此表示抗议，于是命令被撤回；但是，戈德曼被告知，以后的总统奖学金候选人及其家庭背景都必须经过联邦调查局的审查。

　　鹰派纷纷效仿约翰逊的做法，用不忠诚之名来攻击反战人士。1966年，哥伦比亚电视台播出了“吉波队”（海军陆战队）中的队员放火烧农舍的画面，五角大楼指责电视播报员对国家不忠。麦克纳马拉在蒙特利尔演讲中提及反对轰炸河内时，指出美国每周在北越投放的炸弹吨数已经超过了“二战”时德国投放的炸弹总数，他自己对战争支持的立场也因此被怀疑。1967年11月他决定辞职，而约翰逊的亲信顾问中还有马克·邦迪、乔治·鲍尔、杰克·瓦伦蒂、乔治·里迪、理查德·古德温以及霍勒斯·巴斯比也离开了华盛顿。比尔·莫耶斯的离开对总统打击最大，但莫耶斯的离开正是由于总统模棱两可的态度，这让他很难发挥新闻秘书的作用。赖斯顿写道，莫耶斯被信任鸿沟所伤害，莫耶斯本人则说，这个鸿沟太深了，“以至于我们连自己透露出去的东西都不相信。”总统为莫耶斯的离开感到痛心，但指责莫耶斯讨好肯尼迪家族，并利用白宫，以牺牲政府利益来牟取私利。约翰逊看到简报后暴跳如雷，但他并不愚蠢，他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约翰逊的公众形象越来越糟，而这位新闻秘书则在新闻界获得了好评。

　　约翰逊对自己公众形象的估计是对的。直到1967年，他的形象还是很糟糕。特工处透露，自达拉斯事件后，因扬言要刺杀总统而被捕的人增加了5倍多。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林登·约翰逊应该为约翰·肯尼迪遇害负责。据《时尚先生》杂志预计，到1967年5月，民间流传的达拉斯悲剧始末有60个版本。那年年初，新奥尔良州地区检察官吉姆·加里森告诉记者：“我和我的属下几个星期前就查明了这桩谋杀案的真相。”后来发生的事件表明，加里森实际上来自疯人院，而并非法院中人。当年5月，哈里斯一个民意测验站的数据表示，对沃伦报告持怀疑态度的美国人从44%上升至66%。许多人相信加里森掌握了一定证据，另外一些人开始怀疑与约翰逊有关的一切事物，包括他入主白宫的方式。

　　约翰逊的支持率一路下滑，到1968年3月，盖洛普数据显示：仅有36%的美国人认同他担任总统期间采取的行动。正如5年后的理查德·尼克松一样，约翰逊采取了自我孤立的应对办法。3年前他与戈德华特竞选总统时，高兴地朝人群中走去，这使特工们非常担心。如今只有可靠的听众才能在公开场合见到他，他会见企业领袖或住在军事基地的军人家属，只有在这些场合，他才能相信听众对他是尊敬的。白宫变得戒备森严。要通过白宫的各道大门变得更加困难，必须出示你的身份证明，公文包也要被严格检查。总统的顾问们催促他走出去亲近民众。即便人群并不友善，国人也会对他的勇气表示同情和赞许。任何方式都比像现在这样自我隔离更好。特工处认为国内充斥着一种仇恨情绪，他们不赞成这样做，认为总统贸然在未经审查的人群中露面十分危险，这次约翰逊听从了他们的意见。

　　他越来越留意他的下属和内阁成员的举动，警惕着可能的变节行为。那些有意留任白宫、想要晋升或谋求仕途发展的人，都感觉要表现出异常的热情和对他的忠贞不渝，才能实现这些理想。休伯特·汉弗莱因此变成了一个鹰派极端分子。拉里·奥布赖恩为表示对越南战争的支持，抬出死人来为征兵造势。他在弗吉尼亚州列克星敦讲话时说，如果乔治·马歇尔将军还活着，他将“毫无疑问”地支持约翰逊越南战争政策的每一点，时任司法部长尼克·卡岑巴赫在1967年8月17日的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上作证：三年前通过东京湾决议时，国会曾授权总统“运用一切必要手段采取军事行动”，这一承诺足以保证总统在包括印尼在内的地区使用武力，甚至可以轰炸靠近中国国境线的军事目标。当时对话如下：

　　参议员富布赖特：“你是否认为宣战是过时之举？”

　　卡岑巴赫：“在当前的状况下，我认为宣战之举在国际范围内已是明日黄花。”

　　卡岑巴赫说，参议院准许美国参与地区防御条约，例如这里的东南亚条约组织，这就够了。他暗示，在未征询国会的情况下，总统也可以使用美国军事力量做他想做的事。在说到这一点时，委员会中的一名成员起身，愤然离席向外面走去，口中还咕哝道：“我们唯一能做的是——告诉所有人。”这名参议员就是明尼苏达州的尤金·麦卡锡。

　　1967年是黑人暴力运动的第三年，也是冲突最激烈的一年。这年5月，斯托克利·卡迈克尔辞去了名不副实的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主席一职，飞赴古巴和北越旅行。“你们会为我的回归而感到高兴，”他说，并把其继任者拉普·布朗称作“一个坏人”。布朗的高升，代表了激进分子的胜利，这些人执意要抵制融合统一，拒绝白人自由主义者的加入。7月26日，他说：“如果你给我一把枪，我很有可能当即射杀约翰逊夫人。”他还告诉底特律的黑人：“白鬼是你们的敌人。”

　　7月20～23日这个周末，白人被禁止参加在新泽西州纽瓦克市召开的黑人权力全国大会。代表团选择黑人领袖马尔科姆·艾克斯“非暴力抵抗已成为过去”的口号作为大会的主题。大会赞成的举措包括，号召组建一个“黑人民兵组织”，召开“一次全国性会议，讨论将美国变成由黑人和白人分立统治的两个国家的可行性”以及承认“黑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有权在其认为必要时进行反抗”。种族融合已绝无可能，将近1 000名黑人代表宣布：种族的绝对隔绝是新目标。

　　布朗大学的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内部刊物——《新闻信札》在8月14日那期中，刊文谴责犹太复国主义，攻击美国犹太人，指责以色列“通过恐吓、暴力和屠杀”欺压阿拉伯人。这造成了该组织内部诸如哈里·戈尔登和西奥多·比凯尔之类的自由主义人士的离开，还点燃了布内·布里茨反诽谤联盟的怒火。但这些激进分子并未因此有所忌惮。很显然，白人同情者已经收到自己不受欢迎的信息，争取种族平等大会抹掉了会员章程里面的“多种族”一词。争取种族平等大会的代言人——弗洛伊德·麦基西克，发表了一份黑人宣言，宣称静坐、抵制以及和平示威活动都已成为过去。他说：“民权时期的战略和哲学已经不再能指导我们在争取完全平等的道路上前进。我们必须寻找新的方式，一个新的时代必会到来。”他表示，这个狂乱动荡、酷热漫长的夏季，未来也许会被当作“黑人革命的新开端”而载入史册。

　　有些白人似乎有些受虐倾向，他们常常以自虐为乐。最形象的例子也许是于1967年的劳动节周末在芝加哥召开的美国新政治大会。共有3 000名代表出席了此次会议，这些人代表了抱有不同政治目标的200多个团体，他们的目标包括呼吁结束越南战争、改善穷人的待遇以及为美国黑人谋求公平权利等。每个代表可代表的选票数量取决于该代表所在组织在当地的活跃成员人数。例如，妇女罢工和平组织拥有1 000票，越南卡姆登公民和平组织有31票。黑人团体占5 000票。他们还想要更多。麦基西克说：“黑人不能只当别人平台上的垫板，他们必须自己搭建平台。”黑人代表组成了一个黑人领导核心，提出了一个有13点要求的最终提案。其中包括：要求所有委员会中黑人代表的比例要达到50%，谴责“犹太复国主义帝国战争”以及承认在纽瓦克会议上达成的所有决议有效。他们要求，所有这些必须在星期六当天下午1点之前一字不改地全部被接受。《堡垒》杂志的一位编辑建议对提案中的语言加以修改，之后不得不收回这个建议，因为一名黑人核心组织成员斥责他：“一个白人有什么权力修改黑人的决议？”

　　一名上了年纪的白人妇女解释说，此举不过是对美国新政治大会这个“社会晴雨表”的一次考验，这个13点决议最后以3∶1的票数通过。代表们还站起来为自己鼓掌祝贺。可是接着他们又吃了一惊。黑人核心小组对这个结果仍然不满意。黑人核心小组不仅想要分给自己的那5 000票，还想把所有代表的28 498票收入囊中——以实现对会议的绝对掌控。黑人发言人在讲台上解释说，这完全是一个信任的问题，白人要想证明对黑人的信任就必须采纳此方案。一名白人代表事后描述：“发生了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帕尔默酒店的墙壁都开始渗出愧疚的水滴。”会议以2∶1的票数通过了此方案。此后，会议上每个决议的命运都交由一个年轻黑人决定，他坐在黑人核心小组的最前排，手中握着代表28 498张选票的一张粉色大卡片。事实上，大会的成果很有限。不少白人曾希望选出总统候选人，由马丁·路德·金和斯波克医生分别竞选总统和副总统。但该计划还未提出便夭折了，黑人核心小组认为金博士是黑人白鬼子，而斯波克医生行事保守，仍然在使用“黑鬼”这个词语。

　　尽管布朗和麦基西克能言善辩，还是无法改变中产阶级黑人不断增加的事实。后来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到20世纪60年代，年收入在1万美元以上的黑人家庭比例从11%升至28%。这条路对于有能力的黑人来说意味着美好未来。1965年，小本杰明·戴维斯成为空军中将。住宅和城市发展事务部长罗伯特·韦弗、参议员爱德华·布鲁克、天主教的罗伯特·佩里主教、联邦法院的法官康斯坦丝·贝克尔·莫特利，都在1966年担任了重要公职。两家私人机构的一项调查表明，有1 469名黑人担任公职。1967年，瑟古德·马歇尔担任最高法院法官。空军少校罗伯特·劳伦斯于6月30日成为第一个黑人宇航员（12月，他丧生于一次试飞训练）；伊丽莎白·孔茨被推举为美国教育协会主席；迪安·腊斯克的女儿嫁给了一位叫盖伊·吉布森·史密斯的黑人；克利夫兰市和加里市都由黑人担任市长；沃尔特·华盛顿被任命为哥伦比亚特区行政长官。温和派的黑人因黑人激进分子的过激行为得以坐收渔利。1967年，詹姆斯·梅雷迪思又开始了他的密西西比进军，这一举动只引来一些慕名而来的白人要和他合影签名。

　　而强烈反应在其他地方持续带来猛烈打击。在波士顿，一位44岁的祖母路易丝·戴·希克斯因为坚决反对解决学校种族不平等的方案，而成为名人，后来还当选为国会议员。在底特律的阿尔及尔汽车旅馆，一位黑人青年在警察问讯的过程中被杀害。枪杀他的那名警官称自己是出于自卫，而一个全由白人组成的陪审团判他无罪。这表明此类情况并不只限于美国最南部的保守地区。亚当·克莱顿·鲍威尔被剥夺了他在国会中的席位。他的确行为不端，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有人指出，托马斯·托德则只是遭到了参议院的斥责。詹姆斯·格罗皮神父在密尔沃基开展的开放（种族融合）住房运动宣告失败。莱斯特·马多克斯宣誓就任佐治亚州州长，密西西比州州长竞选的获胜者是另一名种族主义者——约翰·贝尔·威廉斯。

　　然而，这些进步被大城市黑人区里爆发的夏季骚乱所掩盖，骚乱将两年前瓦兹黑人暴动事件推向了高潮。就骚乱的疯狂和破坏程度来看，暴乱区简直像经历了一场战争，的确有人相信这正如每到晚餐时间起居室里的电视上播放的报道，像越南暴力事件的一种映象。在卡迈克尔之前担任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主席的约翰·刘易斯说：“政府的做法很矛盾，一方面让受压迫的黑人不要在街上实施暴行，同时又在越南制造可怕的屠杀事件，还把本应用来改善国内种族状况的钱用来支持越南战争。”

　　那年的4月8日，第一批火炬被点燃。当天晚上，纳什维尔的警察把一个黑人赶出费斯克大学的一个饭馆。接踵而至的是持续两天的骚乱；到下一个月，克利夫兰、华盛顿、路易斯维尔、蒙哥马利和奥马哈也爆发了骚乱。到了5月和6月，自制燃烧瓶、抢劫者的棍棒、狙击手的来复枪出现得更频繁。包括纽约、明尼阿波利斯、坦帕、亚特兰大、伯明翰、辛辛那提、旧金山、布法罗、代顿、威奇托在内的大城市都受到影响。接着到了7月的第一个星期，发生了1967年黑人居住区第一场真正的灾难。

　　按照惯例，冲突的起因又是和警察的冲突。星期五下午晚些时候，警车受命前往罗克斯伯里（波士顿东南部的一个黑人聚居区）的格罗夫大楼福利办事处集合。一群接受救助金的妇女正在举行抗议福利政策的游行示威。她们想要更多的救助金，还要求得到更礼貌的对待。当时已经过了福利机构的开放时间，这些妇女仍不肯离去。她们手挽手拦在门口，不准工作人员离开。警察破窗而入。一群黑人聚集起来，朝他们扔瓶子和石头。更多戴头盔、持警棍的警察赶来，他们迅速冲进已乱作一团的人群中。人群四处逃散，这个行动却是个错误。黑人暴徒组成小队，他们砸玻璃、抢劫掠夺、放火烧屋、袭击白人，在罗克斯伯里横冲直撞。在黎明前，1 000名警察与同样数量的黑人对抗。到星期日晚上，暴乱才渐渐平息，有70人受伤，连接波士顿市区和郊区的主干道蓝山大道上的15个街区变成了一大片垃圾场。

　　在罗克斯伯里骚乱一周后国内是平静而又危机暗藏的，在过去两个夏天里发生的事件中，并没有什么可以使人放松警惕。城市居民正保持高度警惕，注视着新泽西州纽瓦克市的动态。即便是在平静时期，纽瓦克市也会被认为是暗潮涌动的。为获得“模范城市”的补贴，这个城市的政府坦率地将它描述成“一个为穷人提供基本训练的营地”。纽瓦克市拥挤肮脏，空气中充斥着当地大量工厂排出的刺鼻臭味。它还是美国性病患者比率最高的城市；其犯罪率、危房比率均为美国第一。在过去的100年里，纽瓦克市相继迎来了新教徒、爱尔兰人、意大利人以及犹太人到此定居；到那时为止，纽瓦克市是仅次于华盛顿市的一个黑人占多数的大城市。1960年，纽瓦克市的人口中有62%是白人。现在，52%的人口是黑人，10%是波多黎各人。20.8万名黑人中的大多数居住在破烂的城市中心区。那里的失业率是全国水平的两倍，而当地黑人的失业率又是该市总体水平的两倍。在华盛顿，对于住房和城市发展部关注这些问题的工作人员来说，纽瓦克是他们的一块心病。在他们看来，纽瓦克只需一次警察冲突事件便会让整座城市爆发。这个预言在7月12日星期三应验了。

　　当天下午9点45分，一个黑人出租车司机因违反交通法规而被捕，他被带到中心区的第4警局管辖区。他和两名警官发生了激烈争论，并开始互殴。外界传言称，出租车司机已被活活打死。围观人群聚集在一起，但并没有发生什么大事。人群散去后，警官向市区报告称他们不过是“一群无所事事的孩子”。次日黄昏时分，一群黑人聚集起来，举着标语游行，但他们明显没有仇恨情绪。然后，有人率先扔出了第一个瓶子和第一块砖头。警察拿着警棍将人群驱散。黑人分成三两个人一组，开始洗劫商店。到晚间11点，大规模的抢夺行动拉开序幕，狙击手在楼顶上不断射击，到处都是熊熊火焰。纽瓦克市的1 400名警察无法掌控局面。到破晓时，2 600名国民警卫队士兵以及300名国防警卫赶到支援，此时太阳照耀着理查德·休斯州长所说的这座“公开反叛的城市”。纽瓦克市24平方英里的街区，有半数都被暴乱者占领；直到7月17日星期一，城市秩序最终才得到恢复。有77人在暴乱中丧生，损失达1 000万美元，这是继瓦兹事件后最严重的一次暴乱。

　　接下来的那个星期日，警察查封了底特律第12街上的一家黑人夜总会，因为该夜总会在法定歇业时间凌晨两点以后仍在营业售酒。底特律因此炸开了锅。人群到处游逛，传播残忍的谣言——这次有人称一个戴手铐的男孩被从楼梯上踢了下去，人群在被警察驱散后，拉帮结伙地在街上游荡，开始洗劫沿街的商店。此次暴动在某些方面显得非同寻常。底特律市不同于纽瓦克市，一直以来它并不是麻烦的潜伏区。现任市长深受黑人的拥戴，推行包括鼓励汽车产业发展在内的各项措施，这推动了大批黑人中产阶级的形成。然而这也是麻烦产生的部分原因。未能成为中产阶级的黑人就是此次骚乱的主要力量，他们憎恨白人和中产阶级黑人。还有一个不同在于，在底特律市黑人和白人共同参与抢劫，他们一起沿街洗劫商店。纵火案的发生频率几乎让人难以置信——11天共发生了1 600起纵火事件。然而，底特律暴乱最突出的特点还在于其规模。亨利·福特称它是“美国南北战争以来最严重的内部骚乱”。有43人死于骚乱，超过7 000人被捕。第12街上的18个街区以及大运河大道上3英里以内的地区被烧成一片灰烬。航拍图显示暴乱后的城市类似1945年柏林被轰炸后的景象。5 000人流离失所，许多人却像疯子一样高兴。底特律的一名暴徒说：“这些房子烧起来真好看。”他还说：“我就坐在那里，看着这些房子被火吞没。那些白鬼子除了奋力救火外，什么也做不了。”当然，他所描述的是黑人的房子。

　　约翰逊总统派伊利诺伊州州长奥托·克纳领导的调查委员会研究暴乱问题，以找出避免发生更多类似事件的对策。参议院的调查小组委员会和众议院的非美活动委员会已计划举行听证会——后者认为颠覆分子应对暴动负责。那个夏季黑人区爆发的骚乱并未就此平息。暴徒一共席卷了32个州的114个城市。总的死亡人数可能永远不得而知，但至少有88人死亡，超过4 000人受伤，1.2万人被捕。其中，威尔明顿、托莱多、南本德、大急流城、庞蒂亚克、密尔沃基、纽黑文、普罗维登斯、萨吉诺、弗林特、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和马里兰州的剑桥堪称冲突最激烈的骚乱区。

　　剑桥的暴动值得特别注意。它成为应验了非美活动委员会的怀疑的少数事件之一，还对美国国家政治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影响。影响马里兰州1966年州长选举的一个主要因素是反冲作用。一名种族主义者在民主党初选中获胜，黑人则支持共和党候选人——温和派的斯皮罗·阿格纽。但阿格纽对法律和秩序的感情，远超过他在种族问题上的热情。虽然如此，当拉普·布朗这个外来煽动者（如果真有这样的说法的话），告诉在东岸集会的黑人说：“是引爆剑桥的时候了。”阿格纽还是被激怒了。布朗把一所黑人学校称作“早该被烧毁的”无用建筑。他力劝集会人群“自己弄些枪支”，把暴乱称作“革命前的一次带妆彩排”，还说，“在美国，暴力跟樱桃派一样再平常不过。”

　　于是剑桥发生了暴乱，那所学校被烧毁。阿格纽发出逮捕布朗的命令，指控他煽动暴乱和纵火。这位州长说：“他这种人，盘算着毁掉整个城市后溜走，留下这些穷人承担他的恶行带来的后果，我们绝不能让他再踏进州内。”两天后，布朗在弗吉尼亚州的亚历山德里亚被捕。之后，他又被指控在起诉期间携带武器穿越州界。同时，州长阿格纽在处理此次事件上的果断坚决，引起了共和党国内领导层的注意，赢得了包括理查德·尼克松在内的政界人士的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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