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美国百年困局与当下危机（套装共10册）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第二十一章 主席先生，主席先生

　　后来，奠边府这个幽灵在美国人心里变得越来越可怕，但在当时，那还是别人的事。它的陷落不是1954年唯一的大事，甚至不是重要事件之一。那一年对美国来讲就是新闻之年。1月，世界第一艘核潜艇“舡鱼”号驶出康涅狄格州格罗顿市的海军造船厂。6个星期后的底特律，6位密歇根州的共产党领袖被指控阴谋推翻美国政府。面对即将到来的不可否认的经济衰退的迹象，总统决定在3月12日的内阁会议上，将经济衰退称为“循环调整”。

　　1954年，《麦考尔》杂志在复活节出版的那一期介绍了“患难与共”的概念，它立刻风靡一时，有了社会改革的意味，几乎成为20世纪50年代全美国的目标。4月1日，空军学院成立，第一期学员在科罗拉多州丹佛市的劳里空军基地宣誓入学。国防部长查尔斯·威尔逊将华盛顿州契夫约瑟夫大坝的建造合同交给了一家美国公司，而拒绝了报价较低的英国公司。国会两院通过了修建圣劳伦斯河航道的议案。

　　朱利叶斯和艾瑟尔·罗森堡夫妇被处决。在此之前，白宫外有人示威反对这一判决，而另一群喧嚣的年轻示威者则举着标语牌，写着“两份煎罗森堡肉排即将出炉”。海军作战部长罗伯特·卡尼告诉记者，他和他的参谋团预计中国将在一个月内挺进金门和马祖的近海小岛，从而让冷战气氛更加紧张。总统说：“他们掌握着我没有的情报。”但他警告说，要进攻中国台湾地区，“就得从第七舰队身上踩过去”。7月23日的内阁会议上，内阁成员个个兴高采烈，因为他们得知经济指标很快就会上升，“循环调整”即将结束。8月的卡罗尔飓风吹倒了波士顿历史悠久的旧北教堂的塔顶。9月，埃德娜和黑兹尔飓风旋即杀到。

　　艾森豪威尔与丘吉尔在百慕大群岛商讨世界和平。10月5日，原子能委员会批准了一份合同，埃德加·狄克逊和尤金·耶茨执掌的一家南方公共事业集团将在西孟菲斯为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修建一座发电厂。艾森豪威尔总统形容他的政府的政治哲学时，先是用“有活力的保守主义”，然后是“进步的、有活力的保守主义”，接着是“进步的温和主义”，然后又是“温和的进步主义”，最后是“积极的进步主义”。1954年12月21日，克利夫兰市的整骨医生塞缪尔·谢泼德被判于7月4日谋杀其妻子玛丽莲罪名成立。征服珠穆朗玛峰的埃德蒙·希拉里爵士在中西部向听众做着激动人心的演讲。第一批有关吸烟与心脏病联系的权威报告发行后，在全国畅销一时。

　　《花花公子》每份售价50美分，这10年中的报摊上与其竞争的畅销刊物有：《鉴赏》（50美分）、标榜“未经审查，不得出版”的《秘密》（25美分）、《疯狂》（10美分），以及20世纪50年代最畅销的期刊《电视指南》（15美分）。到20世纪50年代末期，《电视指南》已有53个地区版本，订阅人数达700万人。

　　美国的毒品文化还远在将来，但在一些波普音乐会上，人们能从爵士乐大师迈尔斯·戴维斯和瑟隆尼斯·蒙克那诡异神秘的音乐中，隐约听出毒品文化的根源。他们把钱叫作“面包”，女孩叫作“小鸡”，了解说成“啪嗒”；过去形容某些事为“极好”的，现在用“疯狂”来代替。形容疯狂的最高程度的词是“酷”、“棒极了”、“终级”、“遥不可及”（后者还发展成“目不可及”）。去欣赏就是“去嬉皮”，有人嬉皮到了精神恍惚的地步，不久就会被叫作“嬉皮士”了。

　　在这10年里，广告的流行语成为知识界的笑料。随着社会越来越重视广告人，他们也更加精明，他们创造的简短的广告语已成为语言的一部分。1954年，最流行是加上“wise”后缀的词，表示“关于……”“在……方面”或“以……的方式”。过多使用后，它便成为万能词。人们不说“今年的汽车都是镀铬的”，而说“关于汽车款式，今年都是镀铬的”。在钱方面，大亨都是富有的；在排序方面，输家都是最后一名。在年龄上，女孩都是年轻的；在穿着方面，她应该是时髦的；在性格上，她应该是魅力四射的。以痛饮的方式喝酒后，你可能会熟睡一晚；关于头脑，早上一定会难受；关于工作，你必须赶着去上班。

　　在麦迪逊大道的一端，坐落着音乐圣地——叮砰巷，当时那里还是民谣歌手的天下。1954年最流行的金曲是基蒂·卡伦的《事小情深》，紧随其后的包括佩里·科莫的《被需要》、弗兰克·辛纳屈的《年轻的心》以及板刷头乐队（当时只有古典音乐家才会留长发）的《嘘……砰》。阿奇·布莱耶的《希兰度的秘所》也是当年令人难忘的小调。“4个老A”演唱的《喷泉里的三枚硬币》（《罗马之恋》）是同名电影的主题曲，该片由多萝西·麦克吉尔、克利夫顿·韦伯和简·皮特斯主演，是一部高级彩色宽屏电影。1954年，关于纽约码头区腐败的消息不断传来（4月15日，阿尔伯特·阿纳斯塔西亚被开除国籍），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将这一年的奥斯卡最佳影片奖颁给了《码头风云》。其他获得奖项的电影还有《叛舰凯恩号》、《乡下姑娘》、《七新娘配七兄弟》、《龙凤配》、《纵横天下》、《电话谋杀案》、《后窗》以及迪士尼出品的《海底两万里》。电影仍然赚不了大钱，但当时有才华的人还是留在了好莱坞。

　　《剧艺报》杂志列出了1954年最受欢迎的电视节目，《我爱露西》、《法网》以及格劳乔·马克思和埃德·沙利文的杂烩节目。当时唯一真正优秀的电视喜剧节目是每星期六晚，希德·恺撒和伊莫金·古柯主演的《你的演出的演出》。该片播放160集后停播，广播公司认为观众不再感兴趣了。1954年，机智问答节目尤为流行：《我有一个秘密》、《停下音乐》、《猜猜是谁》、《猜歌曲》、《猜歌词》。有些问答节目设有高额奖金，如《二十一》、《6.4万美元的问题》都曾风靡一时。电视节目中，时间较长、奢侈的盛大场面更令人感兴趣。1951年，吉安·卡洛·梅诺蒂为电视台创作了平安夜音乐剧《阿玛尔和夜话者》，受到广泛欢迎。但1954年的重头戏《绸缎与马刺》糟糕透顶，以至于其主演贝蒂·休顿退出了影坛，尽管第二年其情况似乎乐观一些。玛丽·马汀的杰出影片《小飞侠》准备于1955年3月7日在电视上播放，那时正在签订合同。

　　显然，电视给美国的道德观念带来了巨大影响，但要定义影响的本质绝非易事。有人认为，电视网络太过开放，太过听之任之了。电视收费比广播收费更高，而且关于性的话题更为直白。大V领是20世纪50年代一个令人兴奋的设计，让女演员的胸部看起来很是丰满，并让她们以此为豪。德西·阿纳兹的妻子兼合作演员露西·鲍怀孕后，《我爱露西》的节目制作人抓住这个机会，每星期都会插播露西怀孕后的情况。甚至拍摄了因为露西的孕吐反应，德西也跟着呕吐的情况。

　　事实上，电视仅仅是一种趋势，10年后这个趋势的真正含义才会显现出来。媒体本身永远不会成为领跑者。它只是忠实地反映出20世纪50年代的生活方式，而它本身也是温和、无害、不引起争议的。电视中最常见的主题是迷人可爱但与现实问题毫不相干的，例如洛丽泰·扬在每次节目结束前所说的陈词滥调、戴夫·加罗威的“和平”、雷德·巴顿斯在画面外伴舞的“好好歌”。

　　这些节目是商业性的吗？绝对是。商业利益的动机与“患难与共”的概念一样神圣，谁要嘲笑它，就会被认为是搞颠覆活动的确凿证据。每个人都在出售某种商品，美国人也乐此不疲，美国市场的多样性在世界上已到了令人惊叹的地步。巴腾 – 巴顿 – 德斯廷和奥斯本广告公司为共和党全国委员会进行的一项秘密调查报告指出，外交政策在美国选民心中是首要问题，共产主义渗透美国的问题位列第二，但事实并非如此。这家广告公司不过是告诉雇主想要听到的东西罢了。美国人想要经济繁荣，而且也正处于繁荣时期——他们的体重因繁荣而上升，他们也享受着体重计读数增加的乐趣。市场正在蓬勃发展，而且还将更加繁荣。底特律市预计雪佛兰的戴娜·肖尔牌汽车在1955年会创销售佳绩。汽车工业预计下一年将售出800万辆车，比之前任何一年都多出近100万辆，他们信心十足，而且也是情理之中的。

　　1954年2月，7 500多名共和党人来到华盛顿椭圆广场庆祝林肯纪念日，他们吃着盒装的炸鸡午餐，唱着《上帝保佑美国》。总统到场做了简短讲话。那时，他没有卖弄“温和的进步主义”或类似概念。他用了简单的术语“保守主义”，短暂停顿后，他坚定地说： “千万别害怕使用这个词。”他们听后欢呼雀跃，共和党的中产阶级也兴高采烈。他们是美国生活方式的坚定保卫者，他们保守、富裕、墨守成规，他们为此感到自豪。他们不愿与怪人、赤色分子、异端、放荡不羁之人、激进者、傻子、布尔什维克、疯子、“左”翼、赞同共产党者、呆子、古怪的老家伙和神经质的人有任何瓜葛。“鸡蛋头”更是他们讥笑的对象。他们不允许那些怒目而视的大学教授搞乱他们的工作。1954年4月13日，詹姆斯·雷斯顿在《纽约时报》上报道，在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指示下，原子能委员会宣布在奥本海默的控诉案审查清楚之前，他不能参与其他工作。奥本海默被指控“自1月21日起，费尽心思地阻挠美国研制氢弹的计划”。

　　5个月前，两院原子能联合委员会前执行秘书、参议员布里恩·麦克马洪的高级助理威廉·博登提出该控诉。1953年11月7日，博登写信给埃德加·胡佛，表示“奥本海默很可能是苏联间谍”。信中附着一份详细的材料，包括1942年4月以前的指控内容：“他每月会捐给共产党一大笔钱”，“他的妻子和弟弟都是共产党人”，“除了共产党人，他没有任何亲密朋友”。

　　博登的动机尚不明确，他没有任何新证据。早在20世纪30年代，政府就已经知道奥本海默是一个随心所欲、中间偏“左”的理论家。但这并不影响他的工作，最近他与华盛顿也没什么联系。他曾经是不少于35个政府委员会的委员之一，但1952年7月，他辞去了原子能顾问委员会主席一职。自艾森豪威尔执政起，他已将大部分精力投入普林斯顿高级研究学院的工作，他出任院长。作为政府顾问，他保留着参与最高机密的特许证，但从未使用过。博登控告奥本海默时，他根本不在美国。1953年，他受邀出席英国广播公司声望极高的里思讲座，担任发言人。在英国期间，牛津大学决定颁给他荣誉学位，这是他的第6个荣誉学位。这很难说，奥本海默和牛津大学谁给谁增光。此时，这位美国最杰出的科学家已是欧洲各个学会的成员，各种奖金、荣誉和外国勋章不断向他涌来。在美国国内，从美国人文与科学院到《大众机械》的名人堂，都有他的大名。

　　现在博登却说他是苏联间谍，他更像是科学界政治斗争的受害者。在美国两大核实验室洛斯阿拉莫斯和利弗莫尔之间，有两种不同的思想主张，双方的核物理学家展开激烈争论。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中有奥本海默的同事和学生，他们认为核导弹应该是美国军火库中众多武器的一种，这被称作“有限遏制”。而利弗莫尔（或说“泰勒实验室”）则认为国家安全取决于核打击力量的无限发展，这被称为“无限遏制”。大多数科学家赞同“有限遏制”，但提倡“大规模报复”的政府显然倾向于“无限遏制”。利弗莫尔派占了上风，实际上这也是奥本海默躲到普林斯顿的原因之一。但他的对手还不满足。这场辩论让某些科学家变得狂热起来——这毫不奇怪，因为该问题可决定人类的未来，爱德华·泰勒的某些崇拜者下决心诋毁奥本海默。他们显然都支持博登。

　　然而，博登不过是写了一封信。华盛顿的办公桌上堆满了这样的信。除非某个官员认为信中有问题，否则这种诋毁他人的信是不会得到注意的。这就是此次事件的真实情况。埃德加·胡佛很久以来就对奥本海默心怀疑虑。1947年，胡佛用尽一切手段把奥本海默列为危险分子。据《先驱论坛报》报道，联邦调查局关于奥本海默的文件堆了4英尺6英寸高。博登把信寄给胡佛真是再合适不过，而他早就想到了这一点。

　　胡佛在接下来的三个星期准备奥本海默的档案，整理出了一英寸厚的摘要。11月30日，他将材料寄给白宫，同时也抄送给原子能委员会的刘易斯·斯特劳斯和国防部长威尔逊。阅读完毕，威尔逊致电总统，要求不让奥本海默接触一切军事设备。艾森豪威尔说这“让人烦恼不已”（当然，不管你对奥本海默看法如何，你也会因此烦恼），并召开紧急会议，商议这份控诉材料。他问，这位科学家知道这些材料吗？艾克得到否定回答后，下令举行听证会。同时，他说他希望在奥本海默与所有政府机密之间有一堵“大墙”。这是个引人注意的提法，尽管当时在场的只有威尔逊、斯特劳斯、布劳内尔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罗伯特·卡特勒，但这个决定还在华盛顿引起众多议论，最后传到了参议员麦卡锡的耳朵里。

　　奥本海默刚从英国回来，就收到让他打电话给海军上将斯特劳斯的消息。斯特劳斯催促他立刻赶往首都，事情紧迫，并且不能在电话中商议。12月21日下午，这位科学家进入宪法大道上原子能委员会所在的闪闪发光的大理石大厦，在236房间——这位上将宽大、镶着壁板的办公室，他发现斯特劳斯正与委员会总务处长肯尼思·尼科尔斯少将商议问题。他们请他在会议桌旁坐下。在一阵寒暄和小聊几句朋友的近况后，斯特劳斯尽可能得体地告诉奥本海默，他被怀疑犯了叛国罪，并向他说明了艾森豪威尔的指示，然后同他商议如何体面地退出，但奥本海默拒绝接受。

　　圣诞节前夕，让他特别难堪的事发生了。原子能委员会的保卫人员来到普林斯顿大学，没收了他手里的一切机密文件。听证会计划于4月举行。赖斯顿知道了这一情况，他打算在一切有定论后才发表，但麦卡锡已计划在参议院宣布这件事，说他迫使政府采取了这一步，赖斯顿便公之于众，引起轰动。为了不再引起更大的轰动，随后举行的听证会都有点儿偷偷摸摸的意思。会议在T–3号临时大楼举行，这是战时物价管理局官僚主义破败的遗迹。此次听证会不向媒体和公众开放。为防止记者知晓会议地点，奥本海默从后门进入。这次审判（就是名副其实的审判）在T–3号大楼2022号房间举行，这个24英尺长、12英尺宽的办公室被临时改造，以便放置桌椅及一张破旧的皮沙发。奥本海默坐在那张沙发上，后来一个与会人员回忆，这位科学家“懒散地靠在沙发上，有时心不在焉，在这种情况下，沙发就成了被告席”。

　　房间的另一端是审判席。那里坐着审判奥本海默的法官： 戈登·格瑞、退休的工业家托马斯·摩根以及西北大学化学系名誉教授沃德·埃文斯。代表原子能委员会的是人事安全部的律师罗伯特·罗布。罗布采取了控方检察官般咄咄逼人的态度，让此次审判的气氛更为紧张。他对奥本海默采取蔑视的态度。走进2022房间的陌生人一定想不到接受审判之人，就是成功制造出原子弹的实验室的负责人。罗布在整个过程中使用各种审判手段，例如自己背对窗户，让阳光直射被告的眼睛。听证会的992页记录满是他蔑视的口吻。

　　偶尔，奥本海默那魂不守舍的声音会通过一个手提式扩音器传出来。这是用战时的G–2型电话录音带录下的，没征得奥本海默本人同意，他甚至不知道此事。这是有意羞辱，有时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安德烈·马尔罗阅读会议记录后，对于奥本海默作为一个自由的公民，竟坐在那里任由罗布故意侮辱感到震惊。马尔罗说：“他应该站起来，大喊‘先生们，我就是原子弹’。”但奥本海默太缺乏自信，太过羞怯，而且在摧毁广岛后思考过多。他这样认为也是这样告诉朋友的： “我们做了魔鬼的工作。”

　　搜集了40名证人的证词后，听证会暂时休会以得出结论。指控奥本海默是敌人的间谍，这一点不成立：“我们特别重视他的忠诚问题，并得出明确的可使美国人民安心的结论：他是个忠诚的市民。”的确，陪审团指出：“奥本海默博士似乎高度谨慎，这反映出他拥有保守重大机密的超常能力。”审判小组中唯一一位科学家埃文斯主张恢复奥本海默进行机密工作的资格，但格瑞和摩根不赞同。他们不喜欢奥本海默的一些朋友。他们认为，他的“社交关系反映出，他压根儿不把保密制度放在心上”。接下来便是他对研究氢弹缺少热情的问题，这一点比较麻烦：

　　我们发现他在氢弹研究项目中的行为令人十分不安，以至于有人质疑，如果在关系国防问题的计划上，他的态度依然如此，那么他继续参加以后的工作，是否能符合最高的保密要求。

　　奥本海默就这项2∶1的决定向原子能委员会提起上诉，委员会又以4∶1的投票结果维持原判。亨利·史密斯委员希望其他委员看到，奥本海默的“忠诚和可靠显而易见”，从他杰出的光辉成就来看，“他的贡献会在未来对美国有重要价值”，而且“保密制度……既没有义务也没有权利规定一个人生活中的每个细节”。但正是在这些方面，其他委员与他看法不同。一个有着巨大成就之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谅解，而就奥本海默对热核武器的复杂心情，原子能委员会的委员也没有采取像格雷那个委员会那么强硬的态度。但他未能与相信异端政治邪说的朋友和亲人划清界限，这一点也不能忽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肃清奥本海默产生的影响正好与其敌人想要的背道而驰。奥本海默现在具有一个殉道者的新形象，泰勒反而像被社会抛弃的人。策划这起阴谋的人本来期望泰勒会成为核物理学的新掌门人，然而他却被排挤了。他是唯一反对奥本海默的著名科学家，因成为联邦调查局的告密者而被人瞧不起。他也是一个叛徒，同时背叛了科学界同事和科学本身。开科学大会时，他遭到其他科学家的冷落；他陈述观点时，他们便离席了。最终，他得到了宽容，但再也得不到信任。在小组讨论和谈话中，同行们对他都敬而远之。他向恩里科·费米求救（当时费米已不久于人世），这位伟大的意大利科学家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支持泰勒，但批评泰勒的人认为这是他又一次违反道德的做法。他们认为他是追求名利之人，继续冷落他。在科学界，他那“奇爱博士”的形象已经形成了。

　　与此同时，西太平洋的一阵风让“奇爱博士”象征的人类命运成为焦点，给美国人展示了一副短暂而恐怖的景象，让他们知道自己正在做的事会对自身和世界造成什么影响。3月1日，罗布正在准备反对奥本海默的材料时，原子能委员会在埃尼威托克岛东边的比基尼岛上试爆了第二枚氢弹。其效果超出预计，它以相当于1 800万 ～2 200万吨TNT当量的威力（相当于广岛原子弹威力的900～1 000倍）炸开了珊瑚礁。然后，风吹来了放射性尘埃。气象学家预计一股强风会往北刮去。然而，风却吹到了比基尼岛往南120英里的地方，远远超出了炸弹测试人员划定的危险区域。这些放射性尘埃落在一艘日本渔船上。恐怖的是，这艘船起错了名字——“福龙丸五号”。最初，受到惊吓的日本渔民认为遇上了前所未有的热带暴风雪。直到他们回到家乡烧津港口时，可怕的真相才开始浮出水面。全部23人都病了，并且住院接受治疗。随后，其无线电操作员死了。与此同时，高敏度仪器检测出日本、澳大利亚、美国、欧洲等地的雨水中含有放射性物质，甚至飞过印度的民航机的燃油中也检测出这种物质。

　　这又在关于死亡的词汇表中加了一个新词：锶90或放射性锶，这是有高度放射性的锶同位素，半衰期为25年。这就是那场袭击了“福龙丸五号”的致命的“暴风雪”。锶90像钙一样在骨骼中累积，与放射性碘（已在渔民的甲状腺中发现）结合，成为致癌物质。据说，它会进一步影响子孙后代，尽管这需要几代人之后才能检测出来。斯特劳斯上将称这些警告危险的科学家是“绥靖派”和“杞人忧天派”。他将自己的技术团队派往世界各地，而他们的发现似乎与此次调查的代号“阳光行动”一致。其他调查人员则愁眉不展。加州理工学院生物系名誉教授斯特蒂文特说：“这个爆炸了的氢弹最终会导致生育出更多的畸形儿。”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遗传学教授柯特·斯特恩说：“由于过去的氢弹试验，现在世界上的每一个人体内都含有少量放射性元素。”比基尼岛氢弹试验的顾问、美国海军科研局原子弹研究处负责人、物理学家拉尔夫·拉普预计，到20世纪70年代的某个时候，放射性物质在平流层的积累量会超过最大安全许可量，从而影响地球上每一个人的健康。

　　20年后，这个问题似乎使那个春天发生的所有事都黯然失色（布里克修正案引发的激辩、中南半岛的危机以及奥本海默的革职），但那个时候，放射性物质和那些事一样，被认为荒谬无比、微不足道、毫无意义，甚至被毫不重要的问题所遮盖，以至于人们严重怀疑民主制度能否应对20世纪后半叶的挑战。现在看来似乎难以置信，但当时，在整整35天的时间里，全美国都卷入这场争论：是谁将“左”翼的陆军牙医欧文·佩雷斯，依惯例从上尉提升为少校的？

　　参议员麦卡锡一再询问：“佩雷斯是谁提升的？”他无法找出答案，而他对真相也没有太大兴趣。佩雷斯只是他插手军队的借口。事实上，这位牙医晋升为少校，并不是出于其上级的许可，而是根据《医生法（草案）》顺其自然获得的。相关规定使军队收入与公民收入相平衡，麦卡锡本人也赞同这一点。1952年10月，佩雷斯加入陆军。第二年便获得铜橡叶章。后来发现他是美国劳工党成员，在当时几乎等同于共产党。1954年1月30日，他在新泽西州基尔默营的麦卡锡小组委员会上做证时，援引了第五修正案。军务处长已下令让第1集团军把他解职，三天后他被革职。但对于威斯康星州这位新上任的参议员来说，这还不够。麦卡锡认为，军队应该对佩雷斯进行军法审判。如果不这样做，就证明共产党已渗透陆军部，他便打算使用自己的调查权力来挽救这一局面。

　　研究麦卡锡的人认为，麦卡锡要的远不仅如此，事实也的确如此。麦卡锡是一个虚无主义者，他反对陆军的理由就是它代表确立的权威——没有比这更好的理由了。在未发现共产主义这个议题前，麦卡锡第一次在华盛顿挑拨离间时，就是与陆军进行较量。在阿登战役期间，73名党卫军在马尔梅迪屠杀了150名美国战俘。战争结束后，他们被判处死刑。而在1949年，麦卡锡曾为这些党卫军讲话。人们的抗议使这位参议员登上了其梦寐以求的头版头条（“麦卡锡抨击残暴行为”、“麦卡锡暗示有秘密证人”、“麦卡锡控诉掩盖真相的行为”等）。这些德国人被宽恕，但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麦卡锡不再与五角大楼较劲。但他对陆军没有旧怨，也没有利益冲突。1954年年初，他有更强烈的动机去攻击其他机构。攻击陆军并不是他的决定，而是两个优秀的年轻人为他做的决定。这两个人是麦卡锡的下属，可以说是20世纪50年代的利奥波德和洛布，他们分别是罗伊·科恩和戴维·沙因。

　　科恩是他那一代人中热衷政治的年轻人的典型，正如后来的马里奥·萨维奥和马克·拉德是他们那一代的典型。他身材矮小、皮肤黝黑、反应迟钝、目中无人，却有着过目不忘的本事。他下垂的眼皮和奇怪的肉感的嘴让他显得阴沉而狡猾。他像麦卡锡一样，喜欢为了争吵而争吵。科恩总是将黑发梳得很整齐，这大概是能体现他出生于良好家庭的唯一标志。他的父亲是民主党人，是纽约最高法院上诉法庭的法官。罗伊的母亲崇拜自己的孩子。罗伊还是个孩童时，有一次受邀参加短途旅行，带队者是他一个朋友的父亲。这位父亲接到科恩夫人的电话，她说：“你太幸运了。罗伊要和你一起去，他是个特别聪明的孩子，知道许多事情。我相信你一定会从他那里得到极大的乐趣，也许还能从他身上学到不少东西。”

　　毫无疑问，科恩少年老成。他20岁就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只得在曼哈顿无所事事，直到年满21岁成为律师。那一天，他宣誓就职，担任助理检察官。他成了研究颠覆活动的专家，除了其他案件外，还参与了雷明顿和罗森堡夫妇的审讯。23岁时，他已成为沃尔特·温切尔和乔治·索科尔斯基的内幕消息的来源。科恩奉承他们，而他们也提携他。他们给他写介绍信，为他开启下一个目标： 担任美国司法部长詹姆斯·麦格雷纳里的特别助理。1952年9月，他实现了这个目标。科恩在华盛顿的第一天就已有所表现了：他在麦格雷纳里的私人办公室宣誓就职，尽管没必要再宣一次誓；他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自己的职责，却忘记说明职位，于是举行第二次发布会纠正这一疏忽；他申请私人电报挂号号码以及连接他在纽约的前上司的私人电话号码，但都遭到拒绝。不过他成功地将其他三名年轻律师赶出他们共用的办公室，从而拥有了私人办公室。12月，他准备起诉欧文·拉蒂摩尔做伪证。那次起诉失败了，但科恩根本不在乎。1953年1月14日，他辞去司法部的职务，成为麦卡锡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的首席顾问。

　　沙因比科恩更时髦，他一头金发，懒懒散散，脸和体形都像是正在发育的希腊神祇。沙因出生于富裕家庭，毕业于安多弗高中，后于1949年从哈佛大学毕业。在剑桥市，沙因因为有贴身随从，以及一辆装有电话和无线电收发两用设备的黑色敞篷车而引人注目。哈佛大学校报《哈佛深红》记录了他参加聚会的方式：

　　他从车中通过话筒喊话：“我是戴维·沙因，我现在驾车通过科普利广场，请指路。”隔一会儿，又喊道：“我是戴维·沙因，我现在在肯莫尔广场，请指路。”

　　与科恩一样，沙因对共产主义极感兴趣。在学校时，他写了一篇关于共产主义的文章，随后制作成6页的小册子《共产主义的定义》 出版。沙因出名后，《时代周刊》称他的文章“出奇的简洁”。《纽约客》则挑剔多了：“这篇文章弄错了十月革命、共产党的成立、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始等这些大事所发生的年份。他把列宁的名字搞错了，将斯大林和托洛茨基搞混了，将马克思与列宁搞混了，将亚历山大·克伦斯基和利沃夫亲王搞混了，将15世纪的乌托邦主义与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也搞混了。”现在这本小册子已经极为稀少了，但首次发行时，《共产主义的定义》在每个沙因旅馆都与吉迪恩会的《圣经》放在一起，其旅馆产业包括迈阿密海滩的罗尼广场饭店、奥尔巴尼市的坦艾克饭店、洛杉矶市的大使饭店、亚特兰大市的里兹 – 卡尔顿饭店以及博卡拉顿的博卡拉顿饭店。一位客人满心欢喜地读了这篇文章，他就是犹太教拉比本杰明·舒尔茨，他是美国犹太人反对共产主义同盟的负责人。舒尔茨拉比找到沙因，将他引荐给乔治·索科尔斯基。他通过索科尔斯基认识了科恩，又通过科恩认识了麦卡锡。

　　将一位千万富翁的名字放在小组委员会的雇员名单上简直荒唐可笑。而且，就国会提出的资格标准，沙因也没有任何资格。1953年年初，科恩说服麦卡锡任命他的新朋友为心理战总顾问。当时并没有这样的职位，是科恩主张设立的。沙因很乐意不计报酬地担任该职务。两位年轻人在纽约市华尔道夫酒店塔楼（沙因在此处有一间永久套房）设立了临时总部，计划巧妙地对《美国之音》进行调查。他们秘密地煽动《美国之音》的工作人员告发想法或习惯怪异的同事。麦卡锡谈到有“忠诚的美国地下运动”支持他时，指的就是这些告密者。后来，在聚光灯下通过电视实况转播听证会后，媒体普遍认为，麦卡锡的这两位精力旺盛的门徒已让《美国之音》士气低落。那时，科恩和沙因只有26岁，真不知道他们会闹到什么程度。

　　他们飞往欧洲，4月4日复活节的那个星期日，二人在巴黎露面。随后是18天的疯狂：在欧洲各国的首都来来去去，神气活现地摆出姿势让媒体拍照，他们要最大限度地利用他们作为美国国会代表的一般权利和特权。无论走到哪里，他们身后都跟着一群兴高采烈的记者不断喊着：

　　完全对，科恩先生！

　　肯定是，沙因先生！

　　或唱着：

　　科恩沙因走东方！

　　科恩沙因走西方！

　　麦卡锡知晓，

　　科恩沙因走何方！

　　1953年下半年，麦卡锡身边的人都已经知道麦卡锡对白宫充满敌意。感恩节前的两天，他公开表明。在11月16日的广播中，杜鲁门严厉地提起“麦卡锡主义”。麦卡锡要求给他同样的时间做出回应。同政府一样，广播也尽一切努力满足他的要求，以便讨好他。但在讲话最开始的几分钟后，麦卡锡将自己的矛头指向了艾森豪威尔，而非杜鲁门。在一星期前的新闻发布会上，艾克曾表示不知道“麦卡锡主义”的含义。麦卡锡不怀好意地说，他很快就会知道的。艾克也表示相信自己有能力清除政府中的危险分子。他说，明年国会选举时，这个问题将尘埃落定。而麦卡锡告诉广播听众和电视观众说，还差得远呢，“赤裸裸的、残酷的、令人不快的事实”就是“共产主义还是个问题，并且到1954年仍是个问题”。

　　当然，他居高临下地说，共和党政府在这方面比民主党做得“好太多”了，但“在对几个问题的处理上，我们的击球得分为零——因为我们把球打出界了”。他一如既往地罗列案例，列举名字、日期、数据、档案等——这些都是错误的，但听众也无法辨别真假。麦卡锡说，他为此感到丢人现眼、颜面无光，内心深处极为受伤。但更糟糕的还在后头。艾森豪威尔像他的前任杜鲁门一样，不顾麦卡锡的劝告，坚持遵守与英国签订的互助条约，枉顾英国也与北京进行交易，这是对朝鲜战争中牺牲的美国士兵的侮辱。麦卡锡鼻音浓重的声音响起来：

　　难道我们还要继续把香喷喷的钞票送给他们吗……我们共和党停止这个染血的大错的时候到了……我们承诺给美国人民的与之不一样。让我们实现这一承诺吧，不是明年，也不是下个月，而是现在……我们只需要告诉我们的盟友和所谓的盟友： “如果你们继续运送货物到中国大陆……你们就得不到美国的一分钱。”

　　艾森豪威尔暴跳如雷。杰克逊和保罗·霍夫曼建议艾森豪威尔在下次总统新闻发布会上，否认麦卡锡的共和党身份。哈格蒂表示赞同，布赖斯·哈洛与其他4名总统助理也同意。但尼克松表示，这样做，真正的受害者会是共和党。后来决定由杜勒斯在自己12月1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回应麦卡锡的问题，其发言稿已由艾森豪威尔逐字审阅。该国务卿说，“麦卡锡已经击中了美国外交政策的中心要害”，该政策主张尊重别国主权，不干涉别国内政外交，或是“使其成为我们的卫星国”。然而，与麦卡锡不同，杜勒斯这个反共派的强硬分子说，美国必须时刻准备“报复苏联，对准其要害施以毁灭性地打击”。美国之所以仍有能力如此，“是因为我们能够享有其他友邦的良好地理位置基础”。

　　此时的麦卡锡如鱼得水，没有什么比得上与国务卿好好较量一番更能让他高兴了，而且他也将近一年没与国务卿交手了。另外，这也是个捣乱的好时机。艾森豪威尔即将在百慕大与丘吉尔进行会谈。如果在会谈前夜，通过电视向美国人民播放声情并茂的申诉，便会破坏这个会议，并使总统难堪。事实上，这就是麦卡锡的下一步。12月3日晚，艾克前往会议地点时，麦卡锡通过广播大声谴责英国人，称他们与屠杀美国士兵的人交易，由此敛财。他恳求“每一个对于这场与不共戴天之仇敌进行血腥交易，和我有同样感受的美国人，写信或打电话给总统……这样他就会得到合适的指引”。5天后，白宫宣布已收到5万多封函电。在华盛顿，没人相信“指引”这样的空谈，这纯粹是两个人之间的较量，报告邮件数量的总统发言人对此也直言不讳，麦卡锡获得了写信之人的信任，而艾森豪威尔则赢得了发送电报之人的支持。由于白宫收到相对较少的电报，这便成为麦卡锡战胜了总统的一种委婉的说法。

　　此时，华盛顿流行一种说法：麦卡锡在美国的地位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可以肯定的是，任何引起这种反应的煽动者都非常可怕。其他一些迹象表明，麦卡锡主义将要达到一个新高峰。下个月，也就是1954年1月，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在过去6个月中，这位参议员的公众支持率上升了16个百分点。也就是，每10个美国人中，只有不到三个人不支持他。他如今巧妙地操纵着媒体，很可能10个人里没有一个知道他是江湖骗子，但如果把普通人的反应当作无知而不予理会——其实的确可以不必理会，美国参议院的反应就必须要重视了。最了解他的恶毒的就是参议院了，但到了2月，参议院投票决定是否向麦卡锡常设小组委员会拨款21.4万美元时，参议员们却屈服了。只有阿肯色州的富布赖特鼓起勇气投了反对票。不敢加入富布赖特投反对票的参议员有：马萨诸塞州的肯尼迪、得克萨斯州的约翰逊、明尼苏达州的汉弗莱、田纳西州的基福弗、蒙大拿州的曼斯菲尔德、华盛顿的马格努森、佐治亚州的罗素、路易斯安那州的朗、特拉华州的威廉姆斯、加利福尼亚州的基克尔、伊利诺伊州的道格拉斯、纽约州的雷曼以及缅因州的玛格丽特·蔡斯·史密斯。他们个个都刚毅坚强，受到选民的极大好评。但他们从未遇到过像麦卡锡这样的奇才。

　　谁信任他？他的优势在哪里？谁是麦卡锡主义的中坚分子？他们包括美国退伍军人协会会员、女民兵队员、得克萨斯州的百万富翁、惧怕公共水库中的水被氟化和提倡精神健康的人民。他们是美国革命女儿全国协会、我要回家子弟会、我们母亲们动员起来协会、民族主义行动联盟、警卫美国协会的成员。他们与路易斯·布罗姆菲尔德、约翰·张伯伦、马克思·伊斯门、詹姆斯·伯纳姆和威廉·巴克利一样，反对“鸡蛋头”。（巴克利曾写道：“麦卡锡主义……是将善良和有严格道德标准之人紧密团结在一起的运动。”）他们反对罗斯福立法，反对与西欧国家结盟，反对联合国，反对通信革命，反对反犹太主义，反对平等主义的狂热，反对种族平等，反对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国内大迁徙，反对破坏阶级界线和取消性别歧视的社会起义，反对加深两代人间的矛盾。但在这些运动中，他们都失败了。在麦卡锡的阵营中，他们快乐地唱着：“只有人民爱着乔。”而政客们相信那些黑黝黝的大批困惑选民是支持他们的。1953～1954年冬，国会中有人认为，参议院中有8位参议员是在麦卡锡的支持下当选的。

　　艾森豪威尔执政的第二年，这位威斯康星州的新任参议员已站在令人畏惧的顶峰，而罗伊·科恩就站在他的旁边。戴维·沙因当时不在，他被招去服兵役了。沙因的缺席在华盛顿看来无关紧要，因为他不像科恩那样光彩夺目。事实上，麦卡锡私下认为他是个讨厌的家伙。他没向科恩提及此事，因为麦卡锡需要科恩，而他发现科恩也需要某人——他需要沙因。

　　7月，沙因的入伍通知书悄然而至。这显然是个意外打击，他似乎都已经忘记自己还登记服役。那时，沙因和科恩过着忙碌而活跃的生活：星期一到星期五住在斯塔特勒酒店相邻的房间里；在曼哈顿度过愉快的周末，策划对顽固守旧的官僚机构进行突然袭击，想到这些就十分愉悦。麦卡锡作为煽动者，极为懒惰地将小组委员会的一切事宜交给他俩。他们感觉自己天下无敌，似乎也是如此。如果首都没人敢反抗他们，那么谁敢？答案便是沙因家乡格洛弗斯维尔的征兵局。这极具讽刺意味。格洛弗斯维尔的良好市民离政治结构太远，他们不知道沙因那些位高权重的朋友们。他们也没有什么政治难题：华盛顿只对一件事的恐惧比麦卡锡更甚，那就是征募兵役的丑闻。

　　科恩的第一反应是，他的朋友应立刻取得军官的资格。但这不可能。陆军、海军和空军都予以拒绝，因为他不够格。后来，科恩将国会的陆军联络官迈尔斯·雷伯准将叫到办公室。后来，陆军特别顾问约瑟夫·韦尔奇就此事质问雷伯：

　　韦尔奇：你确实知道科恩先生担任这个委员会的顾问吗？

　　雷伯：是的，韦尔奇先生。

　　韦尔奇：他的这个职位……是增加还是减少了你对于处理这个问题的兴趣呢？

　　雷伯：……我觉得增加了我的兴趣。

　　韦尔奇：我们暂且不用“不正当”的影响或压力这样的词，你能否想起以前在什么情况下，承受过比这更大的压力吗？

　　雷伯：我想不起在什么情况下，有比这还大的压力。

　　五角大楼并没有轻视这一问题。事实上，对局外人来说，沙因案件最引人注目的不是来自科恩的压力，而是军事部门主动对一个年轻的富豪、麦卡锡的门徒示好——说到底，沙因不过是当年应征入伍的50万美国人中的一个。国防部长、陆军部长、两位陆军参谋长、一位副参谋长、陆军人事行政处处长、运输兵总监、负责和国会联系的空军少将和海军军事法官却都研究了沙因的情况。

　　陆军部长罗伯特·史蒂文斯（原为纽约的一名纺织制造商，在此事件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命令两位上校和一位中校再仔细考虑沙因是否有资格成为军官。同时，这位年轻的申请人自己也开始对这件事感兴趣。雷伯第一次见他时，沙因已准备举起右手，当即宣誓成为军官。但他的热情被浇灭了，因为雷伯向他解释，要想成为军官还早。后来雷伯就此事做证时说：“他显然认为填写表格和按照程序办理手续都是不必要的步骤。”

　　1953年11月3日，沙因穿上了军装，完成在纽约15天的临时任务后（完成小组委员会的工作），他被派往新泽西州迪克斯堡K连进行为期4周的基础训练。由于科恩的坚持不懈，他的问题还没有结论。实际上，事情变得越来越有趣。不能说军队处理问题不够灵活。沙因与其他新入伍的士兵不一样，他几乎每星期都可以离开军营，部队也允许他的轿车到营地接送他。他在训练期间，接了不少于250个长途电话。一个下雨天，其他人都在进行打靶训练，K连连长发现沙因却在偷懒。沙因热络地将胳膊搭在连长的肩上，向他解释，他正在研究后勤问题，“想把军队改建为现代化军队”——连长竟然接受了这个借口。沙因这种怎样为国家更有效服务的想法虽然异乎寻常，但本来会受到重视，如果不是麦卡锡与五角大楼直接对话，表明自己不像科恩那样对沙因充满没理由的热情。麦卡锡打电话给史蒂文斯（电话录了音），请求这位陆军部长“做个人情”，不要把“沙因派回我的委员会”。他说：“沙因虽然不错，但并不是不可取代……我很少见到罗伊做出这么不讲道理的事。”

　　陆军部顾问约翰·亚当斯随即成了科恩的出气筒。科恩与军营里的沙因通电话后，就知道该怎么能使自己朋友的生活过得好一点儿了。他随时都会打电话给亚当斯。有一次，亚当斯正在阿默斯特学院讲话，科恩打来电话，要求批准沙因第二天不用帮忙做饭。如果他遭到拒绝，就会变得怒气冲冲。在纽约一次激烈的辩论中，他要求亚当斯下车，那时车正停在公园大道和第46街交叉的三条行车道中间。1954年1月14日，亚当斯告诉他，沙因可能会像90%的新兵一样，到海外服兵役。科恩表示，这会“破坏陆军”，并使史蒂文斯“不再担任陆军部长”。

　　到此时，人们开始对这种奇怪的状况议论纷纷。12月中旬，德鲁·皮尔森写了一篇关于沙因的文章。第二个星期，《巴尔的摩太阳报》刊登了长篇报道，《纽约邮报》也于次年1月刊登了一篇文章。同时，麦卡锡对陆军的看法越来越差。麦卡锡被科恩激怒，又因为佩雷斯的控告而大发雷霆，也许他每天都需要胜利来刺激自己，总之2月18日在纽约举行的小组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他爆发了。而当时这个不走运的证人是拉尔夫·兹维克准将——阿登战役的英雄，也是新泽西州基尔默营的指挥官。麦卡锡斥责兹维克，说他“不适合穿这身军装”，应该“解除指挥官的职务”，连“5岁小孩子的头脑也没有”。当这些话传到五角大楼时，史蒂文斯在李奇微的压力下告知媒体，不能向麦卡锡透露遣散佩雷斯的官员们的姓名。史蒂文斯对兹维克遭受“侮辱性的对待”及“辱骂”表示遗憾。他命令兹维克不再前往小组委员会做证，由他自己代为出席。史蒂文斯很快就接到了麦卡锡的电话。麦卡锡威胁道：“罗伯特，放手干吧，你尽管试试。我会拧掉任何保护共产党的人的脑袋……你尽管试试……我保证你一定会后悔的。”

　　接着，2月24日，在德克森的办公室举行了著名的“烤鸡午宴”，那是共和党的元老试图解决麦卡锡和陆军之间嫌隙的一次尝试。史蒂文斯发现自己面对着麦卡锡、德克森、卡尔·蒙特和查尔斯·波特，而尼克松则在隔壁的办公室。一位记者说，这位陆军部长活像满缸梭鱼中的一条金鱼。史蒂文斯认为自己在这些和蔼又有同情心的共和党同胞手中是安全的，因此放松了警惕。他说，他想要的一切不过是井水不犯河水。当然，他乐意在能表达这一意思的声明上签字，而且他确实签字了。接着，门突然打开，记者蜂拥而入。蒙特走进记者的队伍，拿出“两方谅解的备忘录”，这是史蒂文斯在面对这些和蔼的参议员时放松警惕后刚刚签的声明。他痛苦不已，由于自己没能认真阅读条文，现在他几乎要屈从于麦卡锡的一切命令了。除其他内容外，该备忘录还规定：

　　陆军部长完全同意 …… 告知委员参与提升佩雷斯并体面解除其职务的人员的名单，而且这些人将在委员会面前做证。如果委员会决定传召兹维克将军 …… 那么兹维克将军必须出面做证。

　　第二天，五角大楼的官员们都挥着手帕相互打招呼。其中一人说：“能使全军士气高涨的只有沙因一人。”伦敦《泰晤士报》评论： “参议员麦卡锡今天做到了伯戈因将军和康沃利斯将军没做到的事：使美国陆军屈服。”在赫布洛克的漫画中，艾森豪威尔从剑鞘中拔出一根白羽毛，对麦卡锡说：“先生，手下留情！”《丹佛邮报》的帕尔默·霍伊特发电讯给舍曼·亚当斯：“如此看来，史蒂文斯的彻底屈服玷污了美国陆军，其程度比所有战争中敌人对我们的侮辱还要严重。”关于此事的消息在华盛顿满天飞：“史蒂文斯并不打算向这些参议员呈上指挥剑，他只是认为他们想看看他的指挥剑。”麦卡锡胜利后，仍冷酷地告诉记者，史蒂文斯“低声下气，下跪也不过如此”。

　　接下来的两星期，事情逐渐有了变化。共和党人全都挤在首都。不到一个月前，全国委员会主席伦纳德·霍尔还称麦卡锡是“伟大的财富”，如今却批评他对史蒂文斯的做法。总统在3月3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赞扬了兹维克，表示他的政府不会容忍任何官员“在国会委员会或其他地方做证时，受到任何形式的人身侮辱”。但大家还是尽一切努力迁就麦卡锡。此时，对于麦卡锡的要求是他表现出同样的妥协态度。但他非但不愿意，还嘲笑五角大楼，说佩雷斯是“某个陆军军官的圣牛”，并说他对案件的调查显示“陆军中的某些人提拔、掩饰并体面地解雇了一些为人知晓的共产党人”。

　　国防部长威尔逊说：“真他妈的胡说八道。”麦卡锡第一次在参议院遭到奚落，奚落他的是佛蒙特州的拉尔夫·弗兰德斯。“他涂上代表战争的油彩，跳起战舞，发出战争的哨声。他上了战场，骄傲地带着一名陆军牙医粉红色的头颅回来。我们可以认为这代表此时共产党渗透美国的深度和严重程度。”肯塔基州的参议员约翰·谢尔曼·库珀称赞弗兰德斯，总统则给他写信：“我对你今天在参议院所做的评论十分感兴趣。我认为美国需要听到更多像你这样的共和党人的声音。”攻击麦卡锡仍然需要勇气，但既然已经开始，陆军就振作起来了。麦卡锡对军方的影响十分可怕，汉森·鲍德温在《纽约时报》 上写道：“陆军士气低落，纪律和效率也不尽人意。”现在它已准备反击，而武器则是沙因事件。这可是很有分量的事件，因为麦卡锡和科恩为科恩的朋友必须服兵役而责难陆军。这也许是事实，并且无论在什么情况下，这都是麦卡锡坚硬盔甲中最薄弱的一点。3月11日，陆军（通过一名民主党人）把沙因事件按时间顺序的来龙去脉，包括科恩“破坏陆军”的言语威胁全面披露。

　　第二天，麦卡锡反击说，陆军用沙因做“人质”，企图“威胁”他，不让他“揭露共产党”。显然，国会需要举行正式调查听证会听取双方意见。白宫希望由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处理此事（麦卡锡对它的影响力相对较弱），但委员会主席，马萨诸塞州的莱弗里特·索顿斯托尔即将在11月再次竞选参议员，不愿参与此事。接下来是国会的钩心斗角。民主党试图让参议院政府事务委员会调查此事，那里民主党参议员较多，再加上玛格丽特·蔡斯·史密斯，一定会在数量上战胜麦卡锡。但共和党又不同意，唯一可接受的解决办法对两党来说都愚蠢之极：麦卡锡和科恩的言行将由他们自己的小组委员会进行调查。麦卡锡同意在调查时不担任主席职务，而由他的一个狂热崇拜者蒙特接替。同样，科恩也被认为不够资格担任总顾问，但要找到他的继任者则颇为棘手，现在需要一个既能干又没对麦卡锡发表过任何意见的律师。德克森提名雷·詹金斯，田纳西州诺克斯维尔市的一名出庭律师。接着就是程序问题。德克森反对公开听证会，但林登·约翰逊还是成功使他同意了进行电视转播。麦卡锡取得了质问的权利——他担任主席时，可是坚决反对证人的质问权的。

　　1954年4月22日早晨，刚过10点30分，听证会就在灯光耀眼又华丽的科林斯式参议院中心会议室开始了。似乎一切都准备就绪，詹金斯坐在话筒前，蒙特手持小木槌，麦卡锡远远地坐在他的左边，棺材状桌子的末端。9个月前，委员会中的民主党人拒绝出席会议，以抗议麦卡锡的手段，但现在他们带着自己的法律顾问——28岁的罗伯特·肯尼迪回来了，他主要以攻击科恩闻名。蒙特与阿肯色州的老民主党人约翰·麦克莱伦简单交谈几句后，敲敲桌子以示安静。蒙特说：“现在，我们的辩护律师詹金斯先生将传唤第一位证人。”詹金斯张了张嘴（他的嘴很大），但刚要说话，就被打断了。会议记录是这样写的：

　　麦卡锡：议事的程序问题，主席先生，我能否提个议事程序的问题？

　　按照罗伯特的《议事规程》，允许提出议事程序问题打断主席讲话，只要所提问题符合规程。但麦卡锡在心中盘算的是其他事，他洪亮的声音响了起来。

　　麦卡锡：我曾听说军队的意见，上至战功赫赫的将军，下至最新入伍的普通士兵，他们都表示，对于少数五角大楼的政客试图破坏我们的调查并自称来自陆军部的行为感到十分愤恨……陆军部并没有破坏调查。只是陆军部有三人并非军人，应该点名。

　　此时，一位大公无私的主席一定会用木槌敲敲桌子以让麦卡锡沉默，因为这显然不是提出程序问题，而是在发表讲话，但蒙特让他继续。他平静地接受了麦卡锡荒谬的提议：陆军部长是否代表陆军还未有定论。就像开头那样，麦卡锡又打断主席，再次发表讲话。他用紧绷绷的声音大喊道：“主席先生，主席先生。”蒙特看看他，点头示意他继续，于是他又开始陈述自己的观点：

　　麦卡锡：我认为让几个企图阻止调查共产党的人自称陆军部军人，是对一支具有百万名杰出士兵的军队的侮辱。

　　麦克莱伦平静地指出，反对陆军的46份反控诉是由“乔·麦卡锡主席”的小组委员会签署的，而蒙特还是做出了有利于麦卡锡的判决。这样听证会就形成了一种格局：麦卡锡依然毫无疑问地控制着听证会，好像他仍是委员会主席。在他提出“程序问题”到对证人的反诘之间，他说了他想说的一切。蒙特本就是他的人，现在看来雷·詹金斯也是。大家选择詹金斯是认为他不偏不倚，但小组委员会的这位特别顾问公然鼓励麦卡锡胡言乱语，让他起誓，还让他解释“共产党的机构设置”。这让之前听过很多次这个问题的听众们感到沮丧，而麦卡锡又将地图钉在黑板架上，并拿出教鞭。上完课，他说：“有许多人抱着这样的想法，那就是我们能与共产主义分子和平共处。”詹金斯热切地说：“先生，你说的是什么意思？”他的回答耗去了那个下午的大半时间。即使如此，詹金斯还是一直鼓动麦卡锡：

　　詹金斯：麦卡锡参议员……结束时间快到了……现在你大概有2 000万 ～3 000万美国听众……我希望你能告诉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小孩，他们应该如何……为消灭共产党尽一份力。

　　批评麦卡锡的人绝望了，这位参议员似乎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任何东西，甚至美国陆军都无法与之匹敌。在他人格的驱动下，他将每次听证会都变成麦卡锡式的情景剧，带着处理过的照片和伪造的联邦调查局的报告、“忠诚的美国地下组织”从五角大楼文件中窃取的备忘录，以及麦卡锡那野蛮的长篇大论——例如他童年时有个叫查理的印第安导师曾教导他：“如果有人不怀好意地接近你，你应该迅速朝他胯下猛踢，直到他不能反抗为止。”每当出现任何对他不利的证词时，情况都变得非常有趣，因为会议记录又会记着他大声疾呼“议事程序问题”或“主席先生，主席先生”，然后他便开始岔开话题，说自己如何“讨厌和厌倦坐在这里”，并且听着“一派胡言”。于是中心会议室的听众呈现一面倒的趋势，他们本来是来看双方激战的，如今都为参议员斯图尔特·赛明顿敢于反驳麦卡锡而喝彩：“你谈到了害怕。我想你知道，在我的内心深处，我不害怕有关你的任何事，也不害怕你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场合所说的任何事。”

　　但坐在桌边的其他人似乎没有谁打算超出这个界限，而且在所有人中，最不可能摸麦卡锡这个老虎屁股的可能就是陆军部特别顾问了。63岁的约瑟夫·韦尔奇身材高大，魁梧却敏捷，一直是共和党人，也是波士顿著名而有地位的黑尔和多尔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他义务接受了这次任务。记者说，这一定就是他被选上的原因。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他静静地坐着，胳膊肘倚在桌上，手掌心托着下巴，或者用手指摸摸前额的皱纹。他似乎又是个凑热闹的观众。他让麦卡锡恐吓他的当事人史蒂文斯，却不提出任何反对。他说的几句话都是庄重有礼的，倒显得有点可笑。他戴着绿色领结，神情大惊小怪，嗓音尖声尖气，更像是狄更斯笔下的律师，而并非一名成功的美国出庭律师。

　　在首都，很少看见像韦尔奇这样其貌不扬的人。他知道自己给人的印象，对此也十分满意。他发现有时被人低估很有用。韦尔奇在贝肯山和波士顿广场生活惯了，并未遇见过像麦卡锡这样虚张声势恐吓他人、睁眼说瞎话的人，因此他仰起头，听听他要说什么。韦尔奇把双手深深插在衣兜里，脚尖翘起，休息时他在人群中走来走去，听他们的谈话内容。当他在听证会上讲话时，其与麦卡锡简直有天壤之别。迈克尔·斯特雷斯在其《电视审讯》中说：“麦卡锡永远不会忘记广大听众，韦尔奇则似乎总记不起他们；麦卡锡讲话时对群众充满蔑视，韦尔奇则似乎与每个人都恭敬地交谈，因此他自始至终都赢得听众的支持。”

　　渐渐地，那些关注韦尔奇的人开始感觉到他身上那股钢铁般的力量。他和麦卡锡在进行真正的较量，而他们第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交锋出现在听证会的第9天。当时韦尔奇反诘麦卡锡，联邦调查局的机密信函是怎样落到他手中的。这份文件中的字被重新打过。根据法律，重打的机密文件就等于将文件内容公布，这一点十分重要。麦卡锡倚在话筒旁，焦虑不安，脸色难看。在聚光灯下，其浓眉下的赘肉让他的上眼皮显出扭曲、恶毒的表情。韦尔奇让他等候片刻，这位波士顿人几乎刻意装得懒洋洋的，胳膊肘撑在桌上，手指弯曲托着略带紫色静脉的脸颊，眉头紧皱，好像第一次看到如此难以置信的事物。现在他已准备就绪。

　　韦尔奇：麦卡锡参议员，当你出庭做证时，你当然知道会被问到关于这封信件的问题吧？

　　麦卡锡：我估计这是个问题。

　　韦尔奇：当然，你也理解你会被问到这封信的来源。

　　麦卡锡：……我不会回答的……

　　韦尔奇： 难道你在发誓会讲出一切真相时，还有所保留吗？难道你认为应该由你决定该就何事做证吗？

　　麦卡锡：答案是，我会说出所有事实，毫无保留。

　　韦尔奇：谢谢你，先生。那么，请告诉我们，是谁给了你这份文件！

　　麦卡锡：答案是不。你不会知道相关信息的。

　　詹金斯为了帮麦卡锡解围，语出惊人地表示麦卡锡的做法合情合理，因为他是“执法官员……职责就是搜查犯罪行为”，然后委员会成员就转向了其他问题。渐渐地，委员们和听众才明白韦尔奇刚刚干了些什么。他在揭露麦卡锡是一名不法分子。麦卡锡承认他有一封偷窃来的信，就已经违反了联邦法规。他拒绝回答韦尔奇的问题，又让自己处在藐视国会的境地。而且，他对这位波士顿律师的蔑视也似曾相识。听证会结束后，大家相互交流各自的印象，就发现了其中的原因。4年来，美国人都看着麦卡锡在自己审讯的案件中，肆意欺辱那些拒绝回答问题的证人。他曾公开嘲笑这些人是“第五修正案的共产主义分子”，从而将《人权法案》变成一纸空文。现在，他却公然效仿。

　　煽动者特别容易成为受人奚落的对象，但能奚落他们的人少之又少。自从科恩和沙因初露锋芒后，人们一直猜测他们是否有不寻常的关系，但没人想出合适的方法来谈论这件微妙的事情。韦尔奇想到了一个办法。自从听证会开始，他便一直磨着智慧之剑的刀锋，准备在麦卡锡的乱棍之下，刺向敌人。在谈到一幅经过剪裁的照片时，机会来了。科恩为了证明一件模糊的事情，给了詹金斯一张照片，那是在马奎尔空军基地拍的，史蒂文斯正对着沙因笑。现在原来的照片被找出来了。原来史蒂文斯是在对着别的什么人笑，而那个人的像被剪下换成了沙因。这时，中心会议室中寂静无声，大家都在思考。科恩极力否认，他不知道照片被修剪过。他说自己甚至不知道照片从何而来。韦尔奇佯装无知地询问当时的证人（麦卡锡的另一个下属）：“你认为这是屁精送来的吗？”

　　桌子的那头有人发出嘟哝声，棍棒举起来了。麦卡锡说：“请这位律师帮我解释一下什么是屁精。我想他可能是这方面的专家。”

　　韦尔奇的利剑出鞘了：“好的，参议员先生，我想屁精是神仙的近亲吧。”

　　听众忍住了笑声，但这位巨人已经受伤了。从那时起，麦卡锡就准备用最恶毒的言语对付韦尔奇，伺机报复。6月9日，听证会进行到第8个星期，麦卡锡认为机会到了。当时科恩坐在证人席上，韦尔奇质问他，在新泽西州蒙默思堡的陆军通信部队的雇员中寻找颠覆分子的情况。

　　韦尔奇：科恩先生，如果我现在告诉你，蒙默思堡情况糟糕，如果可以的话，你想当天就解决问题，对不对？

　　科恩：是的，先生。

　　韦尔奇：先生，我可不可以小声请求，把你知道的关于颠覆分子、共产党人或是间谍的情况告诉我们，请快点回答！你记得我说的话吗？

　　麦卡锡的声音响了起来，紧张不安，颤颤巍巍。

　　麦卡锡：主席先生，关于此问题……

　　蒙特：你想提出议事程序问题吗？

　　麦卡锡：不完全是，主席先生，但就韦尔奇先生的要求，我们现在必须给出我们知道的在为共产党工作的人的姓名，我想我们应该告诉他，在他的律师事务所有一个叫费舍尔的年轻人……他在很久以前就是一个组织的成员，这个组织在很久以前被称为共产党的法律支柱……

　　韦尔奇看起来吃了一惊。桌旁一片寂静，麦卡锡笑了笑，舔舔嘴唇，用充满讽刺的话语继续说道：

　　麦卡锡：……韦尔奇先生，鉴于我知道这件事，我只是认为我有责任回答你急迫的请求……我曾犹豫该不该透露此事。但我对于你向科恩先生提出假惺惺的请求，要他在日落之前把政府内的每个共产党人赶出去，十分反感。因此，我们将告诉你关于你的事务所的那个年轻人的消息……

　　他确实这样做了。韦尔奇显得十分凄凉，坐在那里，双手托着头，盯着前面的桌子。到这个时候，显然有些事不太对劲。科恩仍在话筒旁，看着麦卡锡，摇头以示无声的请求。他似乎比韦尔奇更忧伤。但麦卡锡一直说到底，把一个之前还默默无闻的人弄得名誉扫地。

　　麦卡锡：……你是否知道他是共产党的一员，这一点我不清楚。韦尔奇先生，但我假设你不知道，因为你给我的印象是，你是一个演员，为博得大家的笑声而演戏，我认为你对于共产党的危险性没有任何概念。我认为你不会有意帮助共产党。但我认为你在我们尽力找出事实时，以滑稽的表演嘲弄听证会，是不自觉地帮了他们。

　　麦卡锡窃笑起来，在一片静默中显得有点可怕。房间里的人都等待着韦尔奇的回答，但他迟迟不作声。麦卡锡说话时，这位波士顿人似乎动了动嘴唇，准备说“闭嘴”，但现在似乎在考虑怎么说。他身体前倾，对蒙特说：“主席先生，在这种情况下，我必须拥有一种接近个人化的权利。”蒙特迅速回答：“先生，这是当然，你可以在说话的时间里享有这个权利。”蒙特也有点儿心烦意乱。桌旁的每个人似乎都受到了影响，只有麦卡锡还在大声地对自己的一个助手讲话。韦尔奇开口了三次才引起麦卡锡的注意。麦卡锡对他说：“我一只耳朵就能听见。”韦尔奇说：“这一次，我希望你两只耳朵都在听。”麦卡锡吩咐助手拿来一张剪报，上面是关于弗雷德里克·费舍尔曾是被查禁的组织律师协会成员的消息。麦卡锡说：“我认为这应该放到会议记录里。”

　　韦尔奇： 当我讲完下面这番话，你就不需要将任何东西放到记录里了。参议员阁下，直到此刻，我认为我低估了你的残酷无情和胆大妄为。费舍尔是个年轻人，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然后加入我的事务所，与我们一起进行一项大有前途的事业。

　　接着，韦尔奇告诉电视观众听证会内情人早已了解的情况。韦尔奇来华盛顿前，一直担忧的一个问题是，黑尔和多尔律师事务所的某些律师可能会因为他而遭到中伤。他计划带两名助手到首都，在与他们交谈时，他得知其中一人（即费舍尔）在离开法学院后，曾短暂加入过律师协会。费舍尔后来了解该协会的更多情况后就辞职了。韦尔奇把费舍尔留在了波士顿，知道他情况的麦卡锡和科恩也同意不提他。在1954年，对于一个人来说，最糟糕的事莫过于在全国电视中被指认为颠覆分子。麦卡锡为了报复，便如此残忍地对待费舍尔。如今韦尔奇说出了全部事实。最后，他转身对麦卡锡说：

　　韦尔奇：……我一点儿也没有想到你会对这个年轻人做出这么残忍无情的事。他仍在黑尔和多尔律师事务所，这是真的。他还将继续留在黑尔和多尔律师事务所，这也是真的。我很遗憾地说，他将要承受你强加给他的不必要的精神烙印，这同样也是真的。如果我有能力宽恕你的残酷无情，我会这样做的。我很想像个绅士那样宽恕你，但说到宽恕，你只能得到其他人的，而不是我的。

　　后来麦卡锡告诉一位朋友，韦尔奇讲话时，他如鲠在喉。这并不是悔过，他大概不具备这种情感。他知道这次他跌得很惨，而韦尔奇又赢了。他努力想重新站稳脚跟，咆哮着对韦尔奇说，他没有权利提到残忍无情，因为“他已经在此处折磨科恩先生好几个小时了”。

　　韦尔奇：参议员阁下，我们可以不谈这个问题了吗？我们都知道他过去加入过律师协会，科恩先生也向我点头了。

　　科恩显然很痛苦，也确实向韦尔奇点头了。他咬着嘴唇，明显在发抖。他曾击败过许多证人，因此知道现在韦尔奇对付麦卡锡的后果。韦尔奇对科恩说：“科恩先生，我认为我个人没对你做出什么过分的事。”

　　科恩：没有，先生。

　　韦尔奇：我没打算对你个人做过分的事，如果我做了，请你谅解。

　　科恩再次点头，麦卡锡又想插嘴，但韦尔奇拒绝了他。

　　韦尔奇：……我们不要再中伤那位年轻人了，参议员阁下，你已经做得很过分了。难道你没有道德观吗，真的没有吗？

　　麦卡锡看着自己的大腿，抬起头，又一次问韦尔奇，费舍尔是不是他的助手。这次，这位波士顿律师以极其蔑视的口吻让他闭嘴。

　　韦尔奇：麦卡锡先生，我不会再与你讨论这个问题了。你与我相距不过6英尺，竟敢问我费舍尔的问题。你将问题公开了。如果真有上帝，那么对你或你的事业不会有任何好处。我不会再与你讨论此事，也不再问科恩先生任何问题。主席先生，如果你愿意，可以传唤下一位证人了。

　　但那天没有人做证了。听众们费力地站起来，为韦尔奇鼓掌欢呼，甚至蒙特也为他鼓掌，他放下了小木槌。而会前被告知阻止任何人鼓掌的6名警察此时只是平静地站着。麦卡锡的脸色阴冷可怕，呼吸沉重。韦尔奇走向门口，那儿的一个女人碰了碰他的胳膊便哭了起来。他走到外面走廊后，媒体记者们蜂拥而至。突然，每个人都向门口冲去，就像有人喊“着火了”一样。他们迫不及待地出去，而此时麦卡锡仍坐在证人席上，警卫和电视技术人员留在那里。他环顾四周，伸伸脖子，试图吸引人们的目光。起初没人看他，后来有一个人看过来。麦卡锡便摊开手掌，问道：“我做错了什么？”

　　陆军对麦卡锡的听证会进行了36天，于6月17日结束。小组委员会研究了那份7 400页的证词，发布了一份报告，指责双方都有责任。起初，麦卡锡遭受损失的程度还不明确。以前他每次被揭发，都会很快恢复。他的体力也未受到影响，8～10位重要的参议员仍对他忠心耿耿，他对国会里的共和党领袖也仍有很大影响。他还是野心勃勃，宣布将对陆军、国防工业和中央情报局的共产党人展开新的调查。

　　但他的所有计划都夭折了。这片土地上出现了关于麦卡锡问题的新声音，而原来的声音也变了腔调。共和党领袖吉姆·施拉姆从内布拉斯加州写信给舍曼·亚当斯，表示共和党本州中央委员会的每个成员都认为，共和党候选人因麦卡锡在听证会“出洋相”而深受其害。在科罗拉多州，帕尔默·霍伊特说：“共和党是拒绝麦卡锡的时候了，不然他会拖垮共和党的。”在俄亥俄州，保守派共和党众议员乔治·本德在竞选塔夫脱的参议院席位时表示：“麦卡锡主义已是政治迫害、独断专行、剥夺民权的同义词。我们国家在历史进程中，区别于他国的正是拥有这种民权。”大家一致认为，科恩已经声名狼藉。除麦卡锡外，小组委员会的每个人都抵制他，于是他在7月19日辞职。（麦卡锡苦涩地说：“这是共产党人的伟大胜利。”）自从麦卡锡和陆军第一次公开撕破脸后，这一年年初，民意测验发现公众对麦卡锡的看法有了极大改变。8月下旬，约22%的成年人对麦卡锡的看法变坏了，超过2 400万美国人讨厌他。

　　拉尔夫·弗兰德斯等不及证据齐全就行动了。麦卡锡对费舍尔进行灾难性攻击之后的第三天，这位佛蒙特州的共和党人提出动议，希望参议院能撤销这位威斯康星州的后辈参议员的全部主席职位。麦卡锡说：“我认为他们应该把他装在一张网里，放到一个安静的角落。”在当时，通过该动议的可能性很小。第二天，诺兰匆忙召开新闻发布会谴责该动议，南方民主党人表示，他们怕开创这样的先例，威胁到国会的资历规则。6月30日星期五，参议院展开辩论。那天晚上，弗兰德斯改变策略，提出另一个简单的谴责：“参议院认为，威斯康星州麦卡锡参议员的行为与参议院的传统相违背，并且可能会使参议院名声扫地，特此谴责。”诺兰将此提交给由三位共和党人和三位民主党人组成的委员会。这看起来很保险，委员会成员由诺兰和林登·约翰逊挑选，都是保守派，主席还是犹他州的共和党人阿瑟·沃特金斯。麦卡锡派认为他们胜券在握了。

　　但他们错估了沃特金斯。这位主席下决心避免一场闹剧，禁止电视转播新的听证会，并制定了严格的会场规则，甚至禁止吸烟。麦卡锡和他的律师只有一人能质问证人。由于麦卡锡是个蹩脚的出庭律师，这意味着他只能将舞台中心让给他人。第一次会议时，他大叫“主席先生，主席先生”以试探沃特金斯，但主席的小木槌像刽子手的大刀一样落下。沃特金斯直截了当地说：“参议员阁下不符合程序……我们不会被不相关的事打断，我们将按原定程序进行。”麦卡锡冲出走廊，那里有电视工作人员在等待，他就对着话筒气急败坏地嚷嚷：“我认为，这是我闻所未闻之事。”但特别委员会无动于衷，他们就弗兰德斯谴责麦卡锡的决议进行裁定，参议院全体以67∶22票通过，而在1月，还只有富布赖特一个人敢投麦卡锡的反对票。

　　副总统尼克松行使他参议院议长的特权，删去标题中的“谴责”，将其改为“关于威斯康星州参议员麦卡锡行为的决议”。他尽力帮助麦卡锡，而麦卡锡的崇拜者也在这样的语言中找到了安慰。但麦卡锡本人没有上当，他告诉记者：“这不是完全的信任投票，我很高兴这场马戏结束了，这样我就能回到挖掘共产主义、犯罪以及腐败的真正工作中去了。”在白宫，艾森豪威尔见到内阁成员时，略微一笑地说：“听到最新消息了吗？麦卡锡主义已成过去了。”

　　确实如此。麦卡锡没了科恩的激励，变得无精打采、软弱无力、容易沮丧。他忠心耿耿的追随者组织了一个“千万美国人争取正义委员会”，一位退休的海军少将担任“参谋长”，抗议对麦卡锡的谴责。他们用一辆装甲车将1 000 816人签名的请愿书送到首都。在纽约，1.3万人参加了“谁提升了佩雷斯”运动。这个运动的赞助人包括犹他州州长布雷肯·李、美国退伍军人协会的阿尔文·奥斯利、美国革命女儿全国协会的格雷丝·布罗索夫人、一位新泽西州前州长和一位前驻苏联大使。一个高中乐队演奏着《前进，威斯康星》，一个摇滚歌手表示，他会为他们的领袖“摇摆、颤抖、打滚”。科恩告诉群众：“我和麦卡锡更愿意拥有像你们这样的美国人，而不是世界上的所有政客。”但麦卡锡本人不在场。他与一位支持者握手时弄伤了胳膊。有人认为这是一次有象征的动作：那个人无意中将他的手肘猛推到玻璃桌上。麦卡锡住进了贝蒂斯海军医院，出院时吊着手臂。

　　接替麦卡锡的共和党主要竞选人是理查德·尼克松。民主党人表示，他们看不出他们二人有多大区别。尼克松指责民主党“向红色风暴屈服”。当艾德莱·史蒂文森发现美国经济似乎停滞不前时，尼克松谴责他“散播支持共产党的言论”。如果某个民主党人得到史蒂文森的支持并当选，尼克松就会说：“艾森豪威尔政府开除的危险分子会再次被雇用。”他力劝爱国的民主党人“忘记自己的党派，为艾森豪威尔的国会投票”，因为“我们知晓共产党的威胁，而这个政府决意粉碎这个威胁”。他警告，共产党“公开地、孤注一掷地”与共和党斗争，因为“争夺民主党候选人席位的人，几乎无一例外，都是民主党‘左’ 翼分子，他们对共产党的阴谋视而不见，并且容忍它在美国得逞”。

　　艾森豪威尔说：“天啊，有时你一定会厌倦这些吵吵闹闹。”尼克松对此也有同感。他告诉一个朋友：“我厌倦了，厌倦到了骨子里，我的心思压根儿不在上面。”他那段时间在美国国内进行巡回演说，似乎特别疲惫，但总统决定不积极干预竞选，使尼克松成为共和党内地位最高的政治家，他认为很多事情都处在危急关头。他在哥伦布的俄亥俄州共和党州代表大会上说：“如果民主党在11月举行的第84届国会选举上占优势，便意味着共和党开始没落。就这么简单。”为避免出现这种结局，他发表了204次演说，举行上百场新闻发布会，飞行2.6万英里，到访31个州的95个城市。最后，他成为美国最具争议的二号人物。史蒂文森谈到尼克松的策略时，说是“白领子的麦卡锡主义”。沃尔特·李普曼说得更严重，他将副总统形容为“残酷无情的党见极深之人”，“他的良心里没有美国人民期望的总统该有的原则和做派”。

　　20世纪50年代的特征就是，甚至连艾森豪威尔的对手也希望他是完美的，他不必为尼克松的演说负任何责任。至于他为何不知道演讲内容，却无人解释。他最爱订阅的《先驱论坛报》可是在头版头条刊登了这些话。正如詹姆斯·赖斯顿写的，不管怎样，大家都觉得总统从未暗示过民主党对叛国罪视而不见，“但以他的名义做的事，他却不知道”。可以肯定，尼克松的方式绝对不是艾森豪威尔的方式。艾森豪威尔表示，他想被视为“人民的总统”，而谩骂并非他的长项。尽管如此，他也希望共和党候选人获胜，他认为尼克松在帮助他们，因此便鼓励他放手去做。

　　尼克松和艾森豪威尔都希望共和党不必靠花言巧语而是凭借政府的业绩竞选。1953年4月，尼克松告诉内阁：“时机，在1954年竞选获胜的适当时机就是现在。”艾森豪威尔认为，他在1954年立法上取得的成绩是值得大肆夸耀的。除了中心会议室那段插曲，国会的会议还是不错的。他签署的法案扩展了联邦建筑房屋计划、互惠贸易协定，放宽了《原子能法案》的限制，扩大了失业保险和社会保险的范围，简化了海关程序，启动了新的农业计划，拨款20亿美元修建联邦公路，并减轻了10多亿美元的赋税负担。他估计按棒球的击球率算，他的成功率为0.83，他对此十分高兴。《国会季刊》的计算方法则不同，认为其成功率为0.646。即使如此，他也干得相当不错了。民主党曾预测共和党政府会再次带来“大萧条”，这种看法像尼克松提出的共产党议题一样不负责任，现在被证明是荒谬的。

　　但20年来一直投票给民主党的趋势曾是在野的共和党的优势，现在在野的民主党也有了这一优势。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中间派的人们有投民主党的趋势。艾森豪威尔与尼克松也在与历史斗争。执政党几乎总在中期选举时失去优势。而且战后繁荣也停下来喘气了。1954年已经没有人领取救济粮了，但农产品的价格却开始下降。经济衰退让一些雇主神经紧绷。

　　鉴于前方障碍重重，共和党委员会认为党内还需要一个打手。选择副总统是因为他善于当打手，而这会使他与党内人员的关系更为紧密，并且正如艾森豪威尔指出的，这也会提升尼克松的名望。尼克松是勇敢的（他说过“每次竞选总要有人走上前来，斗争一番”），但他的热情也不高。1954年春，他回到惠蒂尔学院做毕业典礼演讲，发现接待者分为两列，其中一列是不愿与他握手的学生。这令人十分不快。尼克松的妻子更不喜政治斗争。2月中旬，在一次长谈之后，他们讨论了1956年其任期结束时是否能退出政坛的问题。据默里·乔蒂纳所说，尼克松在选举前夜回到华盛顿之时，权衡了开创自己的事业与加入成熟的律师事务所之间的优劣势。飞机进入跑道时，他递给乔蒂纳7页纸的笔记。他说：“这是我最后的竞选演说。你也许会想将它留作纪念品，我的政治生涯结束了。”

　　竞选结果扑朔迷离。民主党确实重新控制了国会，因此尼克松不得不说，选举结果无法决定共和党的存亡。麦卡锡称之为“一次惨败”，“在我们这些想要揭发和根除共产党的人中间掀起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政府应为此负责。但这并非惨败。共和党在第83届国会的优势十分微弱，以至于现实派提前承认失败。尘埃落定后，民主党再次获得众议院20个席位（他们期望的是50个席位），在参议院多了两个席位。两天后《华盛顿邮报》和《华盛顿时代先驱报》总结道： “此次选举中，政府既没有胜利，也没有惨败。”

　　同一天，尼克松向内阁表明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实际上双方“不分胜负”。他认为自己有办法改善今后的表现。他说，未来竞选的关键在于好的宣传计划。美国人民必须被“兜售得当”。拥有最佳形象的那个党才能赢得选举。占据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的关键不在商业大街或华尔街，而在麦迪逊大道。各党应想出朗朗上口的口号，而非创作矫揉造作的竞选歌曲。候选人在电视屏幕上的形象与他的言谈同等重要。尼克松告诉他们，要把它们打包成一个整体，而他可以把要点告诉他们。他把手伸进口袋，拿出一个玩具鼓手，上好发条，把它放在光滑的桌上，这个鼓手便咔嗒咔嗒地走过惊愕的总统和部长们面前。这位副总统说：“总之，只要继续敲打那该死的鼓就行了。”

　　那年最令人难忘的广告主题曲，就像陆军——麦卡锡听证会上麦卡锡那洪亮的“主席先生，主席先生”一样留在人们的记忆里，歌词是这样的：

　　价值不断涨涨涨，

　　价格一直跌跌跌，

　　罗伯特·霍尔公司在这季节

　　会为你说明理由，

　　降低成本，降低成本！

　　罗伯特·霍尔服装制造公司像大型体育馆一样，是在各大城市郊区和乡村购物中心出现的折扣商店的前身。第一间折扣店的名字为E·J·科维特，于1948年开业，旋即顾客盈门。过去，打折商品大部分在破旧的小工厂附近出售，顾客很难找到这些地方，而且少有干净整洁的物品。商品上的标签被撕下来，因为批发商不愿让零售商知道，批发商在与它们竞争。如今一种全新的销售方式出现了。商人们逐渐了解了美国“汽车经济”的含义。20世纪30～40年代，大部分顾客搭乘公共汽车和有轨电车前来购物，因此零售商店集中在商业区很有必要。但如今到了20世纪50年代，公共交通的作用大不如前。20世纪50年代，城市中典型的购物者开始开车购物，却找不到停车位。在商业区停车几乎是不可能的。路边安装了好几百万个停车计时器，但还是不够用。商业大街的商人意识不到自己的利益所在，让员工将车停在店门口，每小时为其缴纳停车费，而顾客们却到处穿梭，找不到车位。

　　显然，购物中心就是解决之道。设计师设计了充裕的停车设备、宽阔的沥青道路。全国性的公司开始建立起折扣仙境，例如“科维特”、“托普”、“布雷德利”、“格兰特”、“金”等。在那里，制造商直接将商品销售给顾客，就减少了支付给零售商的一笔成本费。商业大街的零售商有能力在郊区修建商店的都开了分店，其他的只能慢慢衰落，这就是社会学家所说的“中心城区的衰退”。

　　与此同时，购物中心也遇到了自己的问题。由于顾客自己取货到门口付款，结账计算器取代了收银员，因此偷窃频发。晚上关门后，购物中心的停车场就被无所事事的少年霸占了。他们也像其父母一样驱车而来，需要一个聚集的地方。不幸的是，警察发现这些开阔区域变成了帮派斗殴和街头飙车的主要场所。

　　由于生活富足，青少年亚文化在20世纪50年代继续发展，带着自己独立的风俗、特征、身份象征、仪式和时尚：男孩剪个鸭屁股发型，将袖子高高卷起；女孩则是卷毛狗式发型，佩戴松紧项链（紧可紧到脖子，松可松到腰部）。长发和古怪的穿衣风格还要10年才会出现，但与他们相伴的新的语言已经开始发展。像他们敬佩的波普爵士乐音乐家一样，青少年经常使用“cool”（酷）这个词，尽管他们的重点有所不同，它的含义很多，与20年前的“敏捷的”、“整洁的”、“了不起的”、“时髦的”或“流畅的”有类似意思。“like”（喜欢）则成了通用的节奏词和修饰词。

　　“滚开”（scram）已被“blast-off”取代，“笨蛋”也不再是“drip”而是“drag”。最笨的人有多种不同的叫法，如spastics（无能之辈）、turkeys（蠢货）、nerds（呆子）、yo-yos（迟钝），或是最流行的贬义词“square”（方脑壳）。一个青少年会说，“她是一个……”然后模仿她的样子，并用食指在空中画一个正方形。如果她本人在场，他就隐晦地用“l7”（因为这个字母加数字可以构成一个正方形）指代。正方形最终发展为正方体。爱开玩笑的人会说某人的脑袋四四方方，帽子都戴不进去。这也许会引发被嘲笑之人的一阵勉强的笑声，但一般来说，与那个时期的青少年开玩笑十分危险，他们通常会用令人难堪的辱骂予以还击。

　　每个熟悉当时所谓的生活真相的青少年都知道，汽车电影院是个充满激情的地方。当然能到此处幽会的只限于有汽车的（或有轮子的）人，但几乎每个中产阶级的男孩要么有轮子，要么知道可以从谁那借到轮子。好事达保险公司发现全美75%的高中生持有驾照，将近60%因“社交目的”可使用家里的车。汽车已是青少年亚文化的基本组成部分，青少年的行话与改装车赛车手的黑话（或隐语）几乎没有区别，但还是可以观察到微小差别。例如，对于一个纯粹的改装车赛车手，“drag”与社会所指的含义不同，它指的是大马力引擎推动的汽车从定点出发的比赛。高速车本身也叫hack、stormer、bomb、screamer或draggin'wagon。在同龄人中获得威望的好办法就是对汽车进行大改造，例如砍掉（把车顶降下来）或耙掉（降低汽车前面的一部分）。轮胎叫作skins（皮），车轮的白圈叫作snowballs（雪球）。为了兜风玩乐叫作bombing（轰炸）或spooking（游荡）。

　　这是为闪电恋爱准备的，当时还不意味着安非他命（一种中枢兴奋剂）。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对性交技巧感兴趣。除非他被禁止使用家里的车，否则一个少年会将他的约会对象带到充满激情的地方，在黑暗的遮掩下与她做爱（等同于过去的求爱方式）。玩弄女性之人的灾难和所有女性普遍抱怨的就是月经，尽管新英格兰女子寄宿学校制定了更为合适和吸引人的条款，说“月经期间可不参与体育运动”。像公狗或野兽一般在耀眼的灯光下幽会，对于刚刚尝到了甜头的放荡少年来说很是挫败，除非他的约会对象是瞎子或他已经得到了她。当然，女孩也有鉴别和歧视的权利。如果她觉得她的伴侣是个累赘，她一定会用DDT（分两次手）甩了他。这是最大的侮辱。男孩的地位会因此十分尴尬，或用他的话说——“长毛了”。

　　青少年和他们的弟弟妹妹是全美广告商的主要目标人群。他们不仅有自己的时尚观念，而且对父母购买的商品提出越来越多意见。戴维·里斯曼说：“应该听听小孩子们讨论电视机式样、汽车款式或各种流线型汽车的优点，这样你就知道他们是多么有天分的消费者了……他们对父母购物的影响不容小视。”尤金·吉尔伯特创办了自己的咨询公司，为商人提供建议，制定针对年轻消费者的市场策略，他对自己的客户说：

　　一个在年轻人群中获得较好反响的广告商，总体来说可以认为他们的父母会屈服，为他们购买该商品……不可否认，年轻人如果认为他迫切需要在电视中看到的某物，父母会发现满足这些兴奋过度的孩子的要求比理智地同他们辩论要容易得多。

　　一项调查发现，94%的受访母亲表示，她们的孩子让她们购买电视广告里的商品。有人对小孩进行研究，发现他们甚至在不会读“洗涤剂”这个词的时候就认识了它。他们还在婴儿护栏椅上时就已接触电视，父母将他们放在电视机前以便让他们保持安静，因此他们对这个多姿多彩的商品世界颇为熟悉，这是到了他们这一代才有的。女童子军的杂志《美国女孩》表示，他们的读者“第一次使用口红、第一次穿尼龙袜、第一次戴文胸，都比10年前的女孩要早一点儿”。12岁女孩用的文胸被称为“留有余地”、“新手”、“小天使”和“小小天使”，这种文胸“随着女孩的发育而扩大”。《十七岁》杂志的商品销售顾问伯尼斯·菲茨 – 吉本告诉参加“时尚诊疗所”的广告商：“你的时尚部门是他们求爱的场所。让青少年一窝蜂地涌入你的商店，久而久之就形成了销售网。直到女孩们结婚，你也没有失去一个顾客。你得到了一座金矿。”伯尼斯·菲茨 – 吉本夫人建议她的听众“吸引年轻的富豪，不要说‘以后的’甜蜜，而要说更为甜蜜的‘现在和当下’”。她将年轻女孩称作“有财力的女人”。

　　她们通常都是有财力的女人。美国未来家庭主妇协会的杂志《青少年时代》估计，七年级的孩子每星期花30美分到8.5美元不等，而高中学生花1.65～19.5美元，有时花得还更多。《生活》杂志上一篇配有插图的文章，描述一个17岁郊区女孩每年有4 000美元零花钱。她的开支包括1 300美元的卧室装饰品、1 500美元的衣服（包括7套泳装）、500美元的娱乐费，这不包括“高中毕业后到夏威夷进行毕业旅行”的费用。《生活》杂志认为“越来越多的青少年进入像这位苏西一样的行列”。文章结尾，以欣喜的口吻写着：“父母的不断溺爱并没有宠坏苏西。她把一切奢侈品看作理所应当的事物，因为她一直过着这样的生活。”

　　全美对于新兴的青少年有闲阶级的数据统计很惊人。随着战时和战后的那代婴儿进入青春期，新的市场也在扩大，全美新增1 800万 ～2 000万消费者。他们每年的花费增长到100亿美元，然后增长至250亿美元。吉尔伯特指出，14～17岁的女孩光是在“开学服装”这一项上就花费了7.73亿美元。《青少年时代》发现，20世纪50年代里有一年，平均每个美国青少年在商品和服务方面的花费为555美元，其中“不包括他们家庭提供的生活必需品”。

　　所有行业都调整策略迎合青少年。唱片业为他们提供了两个版本的唱片：“单曲”（每分钟45转）是为13岁左右的少年准备的，而“专辑”则是为13～19岁的青少年准备的。他们总共购买了美国43%的唱片。青少年消费额占电影票房的53%、照相机销售额的44%、新收音机销量的39%、新汽车销量的9%。每年，15～19岁的人群将2 000万美元花在口红上、2 500万美元用于身体除臭剂、900万美元用于家庭烫发。每年男孩女孩花在化妆品上的钱超过3亿美元。

　　成长于推崇朴素之风的20世纪30年代的父母，对12岁的女儿每星期去烫头发或14岁的儿子专心致志地研究保险公司为他们承保的退休保险等现象，已经习以为常。在某些地方，青少年有自己的赊账户，那些名字极为吸引人：“14～21岁俱乐部”、“校园账户”和“新星账户”。他们可以在自己的房间里通过公主牌电话订购商品，或与男朋友（女朋友）交换“固定关系”的戒指（共12.95美元，不用现付，每星期支付50美分）。在加利福尼亚州，一间公司花费250万美元修建了青少年购物中心，共6个商店、一个牛奶店、一个游泳池、一个溜冰场和一间银行。

　　1954年12月15日晚，华特·迪士尼在孩子中间引发了一阵狂热，让整个美国看到年轻的消费者也能成功带来商机。《迪士尼乐园》 是每星期三黄金时段的电视节目，有4 000万观众，大多数是小孩和他们的父母。本星期节目第一次播放了关于戴维·克罗克特的系列剧，由29岁的费斯·帕克（那时还寂寂无闻）扮演魅力四射的主人公戴维。他平易近人的性格很容易让小朋友陶醉，出售克罗克特纪念品的小商贩也就轻易使小朋友上钩。那年春天，每个游乐场和超市似乎都挤满了戴着浣熊皮帽的5岁小孩。每磅浣熊皮的价格陡升至8美元。直到第二年夏天，那次销售热潮才结束，当时浣熊皮的销售额已达1亿美元，而戴维·克罗克特的汗衫、雪橇、毛毯、风雪衣、牙刷、学校午餐盒、秋千、儿童游戏室、沙盒、高脚凳、玩具枪和自行车等，还未计算在内。一位企业家囤积了20万顶儿童帐篷，在上面印上“戴维·克罗克特”字样，在两天内便销售一空。有些成年人忍无可忍，一位百货商店的买手说：“谁再向我提到戴维·克罗克特，我将用克罗克特的枪给他的脑袋来一下。”很少有母亲听了上千遍帕克演唱的《戴维·克罗克特小调》后不捂住自己的耳朵。占据电视荧幕6个月的时间内，这张唱片卖出了400万张：

　　生于田纳西州的山顶，

　　这个自由国度最青翠之州，

　　长于茂密森林，了解每一棵树，

　　三岁就杀死一只狗熊。

　　戴维，戴维·克罗克特，

　　他是荒野国度之王！

　　《纽约先驱论坛报》的弗雷德·赫钦格担心，“占有欲”会对青少年的精神造成伤害。若考虑这一点，1954年的两种娱乐方式确实令人担忧。比尔·哈利和其彗星乐队的新音乐被打造为“最盛行的流行摇滚乐”，让人担心在新繁荣下成长的孩子会像20世纪20年代的人们一样，陷入没有思想的享乐主义。斯坦利·克雷默的电影《飞车党》加入了野蛮暴力的未来征兆。马龙·白兰度扮演的主角约翰尼是一个无意义的摩托车俱乐部的“主席”。该俱乐部成员穿着紧身牛仔裤和背上画有骷髅旗的黑色皮夹克。电影中，白兰度一帮人在一个懒洋洋的星期六下午，骑车到了一个安静的小镇，由于无事可做，他们就把那里闹得鸡犬不宁。显然，这部电影在控诉，但是控诉的是什么？是青少年吗？是放纵的态度吗？是对法律法规的不尊重吗？许多批评家认为，克雷默展示了战后繁荣丑陋的一面，以及贪得无厌的肆意妄为。有人抵制电影中的野蛮暴力（在那个温和的时代，这确实有点儿野蛮），认为也许这样的控诉太过了。

　　一小群年轻的波希米亚派认为，对物质主义的控诉怎样都不过分。对他们来讲，富足的生活就是道德败坏。他们努力与它斗争，但失败了。他们现在承认被打败了，或更简单地说，就是败了。20世纪50年代初期，“垮掉的一代”第一次浮出水面，他们出现在洛杉矶底层的威尼斯西街油漆脱落的广告牌以及斑驳的墙后面。这场运动萌芽于那里昏暗的咖啡馆，然后往北350英里蔓延，在旧金山市哥伦布大道261号找到了一处圣地，这就是很快在此运动中闻名的城市之光书店。这个书店的合伙人之一是有意思的劳伦斯·费林盖蒂，他是地道的巴黎人，满脸胡子，曾在海军服役，在《时代周刊》做过收发员，并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和巴黎大学的学位。1953年，他与彼得·马丁创办了这间美国第一个销售平装书的书店。费林盖蒂用卓别林电影名称命名该书店。后来规模扩大，他创办了城市之光丛书出版社。列在出版书目上的第一个诗人就是他本人，他的其中一首诗名为“发动弹劾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宴会初描”，让人了解他与20世纪50年代的典型商人有多么不同。

　　城市之光书店是某些没有固定地址的作家的通信地址。他们不同寻常，即使在他们这一行业里也非同一般。1946年，格雷戈里·科尔索被捕，因为他试图与朋友进行一系列精心策划的抢劫案而占领纽约。被捕时，他还在使用对讲机指挥抢劫行动。他在监狱里待了三年后，就在哈佛大学怀德纳图书馆自学，写了不少像《婚姻》那样的诗歌，他在此诗里对一个即将与未婚妻共度夜晚的年轻人提出建议：

　　……不要带她去电影院而去墓地

　　告诉她狼人的浴缸和叉状的单簧

　　管然后对她下手，吻她，如此这般

　　我知道她为何没生气，她甚至会说：

　　你摸吧！摸起来真舒服……

　　“垮掉的一代”的作家属于“摇摆世代”，但他们现在要退出曾经的那一代了。作为社会预言者，他们提倡自发的表达、旅行、东方神秘主义，倡导唱民谣、玩吉他、玩蓝调，倡导各式各样的性行为以及他们的美国梦。其中有一些成了社会名人，最出名的是一位健硕的法裔加拿大人，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打过橄榄球，“二战”期间做过商船水手，20世纪40年代后期在社会研究新学院任教。他出生时的名字叫作让 – 路易·凯鲁亚克，1950年出版第一本书《镇与城》时，改名为杰克·路易·凯鲁亚克。一些评论家认为他与其他新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一样消极，他反驳了这样的说法。他坚定地认为，他们实际上乐观积极。在电视节目中，本·赫克特问他，为何不多写一点儿“美国的问题”，凯鲁亚克后来写道：

　　……他想让我做的无非就是说出反对人民的看法，他轻蔑地提及杜勒斯、艾森豪威尔、教皇这一类人物……不，我要为一些事说话，为了耶稣的十字架，我要说话；为了以色列之星，我要说话……为了亲切的穆罕默德，我要说话；为了老子和庄子，我要说话；为了D·T·铃木，我要说话……为何我要攻击我生活中热爱的事物呢？这就是“垮掉的一代”。是活到死去的那一刻吗？不，是爱生活到死去的那一刻。当他们前来向你扔石头时，至少你没有玻璃房，有的只是玻璃般的肉体。

　　凯鲁亚克写出《在路上》这本书只用了三个星期。杜鲁门·卡波特评价：“这根本不是写作，而是打字。”但它告诉了人们一些他们想听的事，一下子售出50万本。书中谈情说爱的部分单调乏味，人物的眼界也十分浅。他们在全美国兜兜转转，却似乎没有到达任何地方，也没有找到任何东西，甚至连自我都没有找到。也许这就是重点。至少凯鲁亚克笔下的人物都在探索，而不是被所拥有的物质所包围。“垮掉的一代”是真诚的，他们因这10年毫无生气的生活而愤怒。艾伦·金斯伯格是一位比凯鲁亚克更有力的作家，他写的关于冷战的文章气势磅礴：

　　美国，你并不是真想陷入战争。

　　美国，都是那些坏蛋苏联人的错。

　　坏蛋苏联人、苏联人、中国人、苏联人

　　苏联想生吞我们。苏联是权力狂。

　　他们想把我们的车拖出车库。

　　他们想占领芝加哥，

　　他们想要《红色读者文摘》。

　　他们想要把我们的汽车厂搬到西伯利亚，

　　由他们庞大的官僚机构管理加油站。

　　这不好。啊，他们让印度人读书认字，他们需要大个儿的黑鬼。

　　哈，她让我们一天工作16小时。救命啊。

　　美国，现在情况危急。

　　美国，这是我从电视中得到的印象。

　　美国，这是真的吗？

　　我最好赶紧工作。

　　的确，我不愿参军，也不愿在精密仪器工厂里开机床，我是近视，并且精神错乱。

　　美国，但我将担负起这一重担。

　　金斯伯格并不是真的精神错乱，但一年的心理治疗改变了他的生活。那是在1954～1955年年初。这使他结束了市场研究顾问的生涯。离开治疗师的长椅后，他在无休止的狂怒中写出了《嚎叫》。旧金山警察认为其内容淫秽，将其没收，但一位法官认为这首长诗有“重要社会意义”。因此，金斯伯格便加入凯鲁亚克、科尔索、费林盖蒂和其他“垮掉的一代”宇宙的明星的行列。

　　他们一出现，那些古板的崇拜者就试图净化他们。着了迷的英国教师对金斯伯格的同性恋和凯鲁亚克的不道德视而不见。他们说，beat（垮掉）是beatitude（福音）的缩写，这些诗人都受到了上帝赐福。“垮掉的一代”被惹怒是可以理解的。无论他们作品的真正价值是什么——也许价值很微小，他们都成功地达成了自己的社会目标，即让人们开始怀疑自己那连思想都与别人毫无二致的生活。否认他们，就等于让他们变成文化阉人。但在当时不可能，因为他们还会继续引发社会骚动。

　　20年后来看，这次运动唯一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它为何会引起如此大的争议。它没有任何革命性，这些诗人都是唯唯诺诺之人，而非社会秩序的挑战者。他们没有破坏一扇窗户、安装一枚炸弹、亵渎一条信仰，对体制（这个词义在那时美国的语言中还不存在）也没有造成任何威胁。肯尼斯·雷克斯罗斯当时已经50岁，是他们的前辈，他大声讽刺道：“我写诗，是为了勾引女人，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然而事实上，雷克斯罗斯已婚，有两个孩子，是多个文学奖项得主，他以前还是爆米花销售员，有点儿企业家的气质。事实上，凯鲁亚克也是如此。在《地底海》中，他巧妙地描写了一个作家知道另一位“垮掉的一代”的作家获得的图书预付版税比他的多时，所感到的失望和沮丧。凯鲁亚克在别处说：“我们热爱一切，比如葛培理、十大名牌学校、摇滚、禅宗、苹果派、艾森豪威尔，我们都喜欢。”当然，他们并非如此，他也不认为会有人认真看待这番话，但“垮掉的一代”不善于战斗。如果认为他们在五角大楼前游行或向国民警卫队扔石头，那简直可笑至极。他们会被任何称警察为猪的人吓到。若是说到游行，他们之中最接近游行的也不过是金斯伯格在身上挂着广告牌，上面写着“抽大麻”而已。

　　但那已经足够伤风败俗了。抽大麻被认为是邪恶得超出想象的事。而且，“垮掉的一代”经常说脏话，有时甚至在公共场合也如此。那不是一个宽容的时代，怪异的生活方式会被指指点点。这次运动的成员说自己与众不同，仅这一点就能显示出他们异于常人。“垮掉的尼克”已成为人们对其表示轻蔑的词。男性穿着卡其布的裤子和拖鞋，蓄胡子（但还是短发）；女性则以乱蓬蓬的头发和黑色紧身连衣裤而独树一帜。尽管她们瞧不上口红，却在眼睛周围涂满化妆品，因此有时被叫作“浣熊”。据说他们打地铺，周围摆满了不健康的书和唱片。他们自己从不打扫卫生，也不整理床铺——事实上，他们甚至没有像样的被子。据说，他们一丝不挂地睡在床垫上，甚至在没结婚时，就在黑暗中干下流之事。有些人还提倡未婚生子。

　　艾森豪威尔管理下的美国被他们吓了一跳。父亲告诫女儿，不要与“垮掉的尼克”约会；罗纳德·里根取笑他们是穿拖鞋的橄榄球运动员；通俗杂志的作家认为他们骄奢淫逸；坐车上下班的人相互谈论他们的放荡之事；好莱坞制作了以他们为反面角色的道德剧，甚至连海伦·特伦特都来扮演这种角色。在康涅狄格州的中部城镇，开敞篷车的青少年想把骑自行车的大胡子男人撞倒，因为他们认为这人挑战传统，必定是“垮掉的一代”。而所有这些骚动的根源不过是一些浪漫的诗人躲避主流生活的一种方式，没什么危险的。他们是独立的个体，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自称是真正的美国人倒是真的。他们只是渴望远离大众，他们追求的只是永恒的波希米亚文化，正如《在路上》中的一段文字所写：

　　……他们疯疯癫癫沿着街道跳舞，我随后蹒跚而行，正如我一生都走在我感兴趣之人的后面，因为我只喜欢疯狂的人，他们疯狂地生活、说话、要人拯救，同时又渴望拥有一切，他们从不会打哈欠或谈论普通之事，而是像那些美妙的黄色烟花燃烧、燃烧、燃烧，爆炸出蜘蛛样的形状，与群星交织。在它的中间，你会看见蓝色火芯突然出现，每个人都高喊“哇哦”。

　　在当时，这就被认为是特立独行的人，但下一次，拉响警报的可就是真刀真枪了。

　　剪影：20世纪50年代中期 美国百年困局与当下危机（套装共10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