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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七章 坠入深渊

　　由于身体不适，玛丽·艾奇逊·邦迪不得不住进纽约萨拉纳克的一家疗养院，将幼小的儿子交由父母抚养。就在那里，在希斯判决当月，她收到了来自父亲的一封信，里面说：

　　……我就要做一次公开演讲，尽我所能地把远东问题、我们力量有限的问题以及我们的目标和方向解释得更为清楚。我们过去做了太多愚蠢、不忠和可鄙的事情，现在我希望能如我期望的那样，沿着更为清晰和理智的方向前进。

　　用艾奇逊的话说，“在这个时刻谈论亚洲问题，压力巨大”。现在蒋介石彻底失败了。刚战胜日本时，他曾统帅一支装备精良、阵容庞大的军队，如今却节节败退，直到他的军队被一点点蚕食，自己也沦为中国一个岛上的难民。蒋介石的无能，是每个看着他力量步步瓦解的人都清楚明白的。《芝加哥论坛报》的主编罗伯特·R·麦考密克上校甚至曾告诉美联社：“蒋介石政府不能平定那场被错误地称为共产党暴动的叛乱。”这位上校很快就会改变他的想法，意识到自罗斯福从胡佛手里夺取白宫以来，蒋介石在中国的失败是最能做文章的政治议题了。

　　艾奇逊给女儿寄信的时候，新中国已经成立4个多月了。毛泽东正在莫斯科与约瑟夫·斯大林商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斯大林刚刚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因此成为苏联的朋友是十分有益的。美国人民知道这些后，根本就没心情在意罪责谁轻谁重的问题。抨击政府的共和党人让大家思想更加混乱，将蒋介石、福克斯、希斯、毛泽东、罗森堡夫妇、雅尔塔会议以及艾奇逊等都混为一谈，贴上红色标签。参议员塔夫脱的一句话在参议院中被广泛引用，他说国务院“已经被一群‘左’翼分子掌控，他们显然想摆脱蒋介石，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将中国送交给共产党也愿意”。

　　这是政治。军事策略则是另一回事。1947年，参谋长联席会议一致同意不值得为韩国一战。1949年3月1日，麦克阿瑟将军在东京告诉《纽约时报》记者：

　　我们对亚洲侵略的防御部署，过去一向是建在美国大陆的西海岸。太平洋看起来就像一条大通道，随时可能有敌人进攻。现在，太平洋已经成为盎格鲁–撒克逊的一个内湖，而我们的防线则沿着亚洲海岸线的岛屿链。它始于菲律宾群岛，再贯穿整个琉球群岛（主要堡垒是冲绳），然后折回日本和阿留申群岛链，回到阿拉斯加。 注释标题 事实上，麦克阿瑟在当月对记者G·沃德·普赖斯所说的话，和在那年晚些时候对《亚利桑那每日星报》的威廉姆·R·马修斯说的是完全一样的内容。

　　从地图上看，那条防线至少还是很有战略性的。麦克阿瑟认为如果敌对力量控制中国台湾地区或是朝鲜半岛，他还是可以接受的。这位将军比国务卿更具政治头脑。1949年年底，他开始意识到，中国大陆红星的冉冉升起震惊了美国人民，公众舆论将共产党军队的任何进一步扩张都视为美国令人刺痛的失败。艾奇逊坚持己见，放弃中国台湾地区。1949年12月18日，他建议美国驻亚洲使团将中国台湾地区的重要性最小化，因为“普遍都认为会失去它”。两星期后，麦克阿瑟将备忘录复印件泄露给了媒体。塔夫脱和胡佛要求海军保卫台湾，但遭到了杜鲁门的反对。在这种背景下，艾奇逊于1950年1月12日在美国国家记者俱乐部新闻招待会上发表了那篇在给女儿的信里首次提到的演讲。

　　显然这不是让一个国务卿毫无准备地随意发挥的时候。因此，他的下属们给他准备了厚厚一叠讲稿。“但到最后，”没有太多解释，他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写道，“我把那叠讲稿放到一边，抓住其中的一两页开始演讲。”对听众而言，他只是回溯麦克阿瑟将军10个月前就设计好的防线——从阿留申群岛经日本、琉球群岛，再到菲律宾群岛，但蒋介石的失败改变了华盛顿的政治蓝图。“目前，要考虑太平洋其他地区的军事安全（显然他想到的是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他又说，“肯定要明确的是，没人能够保证这些地区不会遭到军事袭击，最初的抵抗一定来自被袭地区的人民。”他含糊地得出结论，如果事实证明他们是坚决的战士，根据《联合国宪章》，他们就有权提出呼吁。

　　直到生命的尽头，艾奇逊都强烈否认由于将韩国排除在防线外，为其开战开了绿灯。但当他告诉记者俱乐部，美国正在等待中国“局势明朗化”，又说美国防线是沿着“阿留申群岛到日本再到琉球群岛”时，共产党只能得出结论：美国将朝鲜海峡西北部的人民抛下，让他们自己保卫自己。事实也的确如此。

　　错误地解释美国的政策并不像是艾奇逊的作为，事实上他也没有。像前一年3月的麦克阿瑟一样，他排除了美国卷入亚洲大陆战争的可能。但是，美国的趋向是会改变的，希特勒就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毁于一旦。现在，斯大林又犯了相同的错误。苏联的领导者正在部署朝鲜战争计划（这一点，毛泽东完全被蒙在鼓里），因为他相信了艾奇逊。国务卿发表完在记者俱乐部的演讲之后，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雅各布·马利克退出了安理会，因为它拒绝驱逐中国国民党，不欢迎来自大陆新政权的使者。斯大林是要提醒美国人注意，按照他的观点，时间设置得非常好。没有和莫斯科协商，美国就起草了《日本和平条约》。自从战胜日本，苏联就希望华盛顿能放手让他们处理朝鲜问题。乔治·凯南认为，当他们看到事情并不是他们预想的那样，他们就得出结论：“如果这是我们从日本那里得到的全部好处，那么在美国让日本回到朝鲜之前，我们最好赶快把它抓到手。”

　　同时，杜鲁门的全球策略开始转变。4月，杜鲁门总统主持了一次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在会上，他抛弃外围防御战略，开始了一项新的策略，这项策略可使美国抵御任何非共产主义政府的威胁。在那次会议上，通过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除了其他问题，还规定将美国未来收入的20%作为军事拨款。不管明智与否，这个决定都不应该被保密。可斯大林对此一无所知，他设想夺取韩国就像1938年对捷克斯洛伐克那样是个熟苹果，是摘下来的时候了。后来，虽然国会有人批评艾奇逊发送了错误信号，但他们并没有落井下石的权力。国务卿演讲后的一星期，一心以节约为念的众议院以193对192票的一票之差，否决了一小笔用于支持500名美国军官监督韩国军队进行装备的拨款。那天晚上，艾奇逊给玛丽写信道：

　　今天真艰难，工作不太多，但是麻烦不断。在众议院会议上，我们关于朝鲜问题的提议失败了。在我看来，这是我们自己的错。本来不应该因一票之差而输掉的。我们太谦恭、太听之任之了。如今，我们要走很长一段回头路。

　　这条路的第一个交叉路口就在正前方。

　　1950年1月，约瑟夫·R·麦卡锡41岁，在许多方面都正在走下坡路。4年前，也就是1946年共和党大胜时，他被选为参议员，而这将成为美国参议院的一大耻辱——他是一位损人利己的政治家，不但从卢斯特隆预制装配建筑公司受贿1万美元，还从华盛顿百事可乐公司的说客那里借走了无担保的2万美元。他投机倒把，不顾一切地将钱投入黄豆期货和与马票经纪人的长途电话上。国会山的一些人知道，麦卡锡那只破旧的茶色公文包里经常装着一瓶威士忌。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酒鬼，每天都向朋友吹嘘自己可以“喝一瓶1/5加仑装的酒”。照他这样喝下去，他也就只有六七年的时光好活了。

　　麦卡锡是一个流氓，看起来就像。他目光游移不定，时常暗自窃笑，声音刺耳，带着讥讽。在参议院，由于他有一脸浓密的大胡子，人们很快就能认出他来。事实上，他具有典型的爱尔兰人负面特征：矮胖、牛肩、浓眉，如同在波士顿8号码头和芝加哥南部的旧式公寓随处可见的人一样。他没有休伊·朗的天赋，也对自己缺乏信心。他有的只是非凡的说谎能力和了解美国通信业的直觉。除了这些，他还冷酷无情。他几乎什么都不信，如果他有信仰的话，那就是虚无主义。他最喜欢在报纸上读到自己的名字，并且想继续担任参议员。

　　殖民地酒店的那次见面对他来讲根本就没什么收获，之后麦卡锡打电话给共和党全国委员会说，他在5个星期后，也就是林肯诞辰纪念日的那个周末，会有时间发表关于共产党的言论。就算委员会委员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他们也没有喜形于色。当然，他们也不会吃惊，毕竟这是政党路线。当时的反共英雄尼克松就警告说，希斯的案子只是“美国共产党耸人听闻的间谍活动里的一小部分”。尼克松的言论颇受欢迎，但是据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所知，麦卡锡对共产党一无所知。林肯诞辰纪念日唯一能够为他找到的演讲场所，就是西弗吉尼亚州惠灵市俄亥俄县的妇女俱乐部，接着就是盐湖城和霜诺市。去惠灵市的途中，尽职的空姐看到自己的乘客列表上有一位美国参议员，就问候道：“下午好，麦卡锡议员。”他看上去有点意外。“哎呀，下午好，”他说，“很高兴有人认识我。”

　　搭飞机前，他做了一点点，也只是一点点功课。要说那是什么研究，可就太过了，大部分都是他的“草稿”，就像他后来对记者描述的，那只是从其他共和党人的几篇发言稿里剪剪贴贴，稍稍做了点儿改动。据《惠灵消息报》报道，他从尼克松在1月26日众议院的演讲中节选了一段作为自己的内容：

　　尼克松在国会的演讲：

　　我们从希斯的案子里要吸取的教训是，我们所对付的不仅是那些为了30个银币 注释标题 此处源自犹大为了30个银币而出卖了耶稣。——编者注 而窃取一件新武器设计蓝图的间谍……允许敌人左右和修改我们的政策，是远比这些更阴险罪恶的活动。

　　麦卡锡在惠灵市的演讲：

　　在讨论共产党的问题时要铭记一点，我们所对付的不是为了窃取一件新武器设计蓝图而得到30块银圆的间谍。我们正在处理的是远比这些更阴险罪恶的活动，因为它允许敌人左右和修改我们的政策。

　　据目前所知，对于颠覆问题的调查，麦卡锡只是简单地打了一个电话。他打电话给《芝加哥论坛报》驻华盛顿的威拉德·爱德华兹，称自己要写篇演说稿需要他的帮助。通过爱德华兹，他得到了两个有关国务院员工忠诚度调查的简单情况，而且大部分已被人遗忘了。第一个调查可以在《国会议事录》里找到。1946年7月26日，当时的国务卿詹姆斯·F·伯恩斯写信给伊利诺伊州的众议员阿道夫·J·萨巴思说，审查人员从战时机构调到国务院的3 000人里，通过初步筛选，提出有284名不能长期雇用。其中有79人已经被解聘了。284减去79，麦卡锡得到了神奇的数字205。205人被建议免职，而他们的名字在伯恩斯写这封信时还在职员名单上。他得到的另一个情况被反共者称为“李氏名单”。罗伯特·E·李是众议院拨款小组委员会的调查员，曾调查与《美亚》杂志事件相关的108个国务院人事档案。1948年，国务院发给该委员会关于那108人的统计总结报告，仍在职的还有57人——这是“亨氏食品公司的品类数目”，理查德·H·罗维尔在《纽约客》里讽刺说。

　　这样，麦卡锡议员就有了两个数字：205和57，但他只知道这么多。要知道他有多会招摇撞骗，必须记住一点，他此时没有卷宗、原始数据以及任何参考数据。他知道有两份过时的名单，但他一份也没弄到。如果有人问起，他说不出一个名字，但就凭着这点东西，他就要进行全面巡讲，先到西弗吉尼亚州，在科罗拉多州转机后到犹他州，再到内华达州的雷诺市。他大概觉得没什么人会怀疑他。他期望能够在一小群共和党妇女听众面前布道演讲，说说老生常谈的问题。返回时，威斯康星州的报纸上已经有了关于他此次巡讲的评论，提醒共和党的官员们和赞助人他的存在。当然，他可能会进行两三次猛烈抨击，但也不会比那个周末其他共和党发言人更加厉害。后来，他突然发现自己还有一个极棒的蛊惑人心的方法：其他人都只是笼统地谴责卖国，而他可以谈论卖国贼。

　　惠灵市广播电台WWVa录下了他的评论，并在当晚广播出来。但历史性的遗憾是，磁带在广播后立马被洗掉了。那次事件留下的，除了人们的回忆，就是《惠灵消息报》记者弗朗克·德斯蒙德的记录。根据这份记录，那篇著名的发言是：

　　虽然我不能花时间列举出国务院里所有共产党人和间谍圈成员的名字，但我手里有一份205人的名单，国务卿知道他们是共产党，但他们现在正在国务院工作，制定国务院的政策。

　　他当时可能是拿着一张洗衣清单、购物单或是旧的圣诞贺卡吧！ 不管那是什么，都不重要，因为过后他就扔了。一个星期后，他回到华盛顿，那里一半的人都要求他证明他的指控，他很努力地尝试找出自己到底说了什么，却想不起来了。他甚至询问那一带的业余无线电工作者，看他们是否有可能录下了这次演讲。但一无所获。

　　德斯蒙德的文章出现在《惠灵消息报》，还被《芝加哥论坛报》 转载，又登上《丹佛邮报》头版。三天后，《纽约时报》也刊登了麦卡锡议员的指控。美联社将两段德斯蒙德的评论登载在B线，国务院有人读到了这篇评论。因此麦卡锡在丹佛转机时，有位新闻记者告诉他，国务院想要他所指控的共产党人的名单，以便马上开始调查。麦卡锡回答说，他的话被误解了，他说的不是205名共产党人，而是205个“危险的嫌疑分子”。记者问他是否能够看看那份名单。当然，他答道。但后来他又说自己把名单落在机场的行李里了。《丹佛邮报》 保存着一张照片，照片里，麦卡锡可怜兮兮地盯着自己破旧的公文包，搜索着那份不知去向的名单。

　　2月20日下午，参议员召集法定人的钟声响了三次，乔·麦卡锡（约瑟夫·麦卡锡的昵称）提着那只鼓鼓的、茶色的公文包大步流星地走向台前。民主党人要求他提供证据，而他回华盛顿后，也两次向新闻记者保证，如果他拿不出证据，就辞职。现在他要给参议院上演一出史上最荒唐的晚上开会的戏。他这次不仅有数字，还有其他东西，尽管并不多。李提供了108份两年前从国务院文件整理出来为众议院拨款小组委员会准备的档案影印本。其中，只有40人仍在国务院任职。这些人已经过联邦调查局的全面调查，并已通过审查。可是，麦卡锡仍将81个人作废的档案堆在自己和邻近议员的办公桌上，堂而皇之地宣称他已经看透了“杜鲁门的保密铁幕”。

　　接下来的几分钟简直狼狈透了。麦卡锡翻弄着第一批文件，说自己将只提这些人的编号。这本身就让人怀疑，因为在参议院台上的发言，照法律不构成诽谤罪。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更令人吃惊。听众们发现，麦卡锡是第一次看这些档案。他看每份档案时都要停一停，飞快地翻阅，看里面的内容是什么。若换成别人，肯定窘迫得坚持不下去，但麦卡锡无所谓。他站了将近6个小时，坚持演完这场闹剧，如果有文件难住了他，他就满不在乎地耸耸肩。总之，他不肯离开议会席。

　　这些文件所涉及的人员，有些根本就与国务院无关。21～26号为美国之音广播电台工作，12号曾受聘于商务部，麦卡锡满不在乎地承认：“他现在在哪儿，坦白说，我不知道。”62号“对于共产党活动是无关紧要的”。对于40号，他说：“我从这个袋子里没找到什么信息，但是也没有文件证明他与共产党无关。”72号把这位议员难住了。这份档案很重要，他吞吞吐吐地说：“这与我要找的刚好相反……我确信他不是共产党人。好几位证人都对他评价很高，说他品行端正，是个民主的美国人……反对共产主义。”（另外，72号根本就没在国务院工作过。）对此惊讶万分的理查德·罗维尔问道：“除了纯粹的精神失常，还有什么会让一个人在讨论81个共产党人时说：‘这些共产党人里有一个很重要，因为他不是共产党人呢？’”

　　但麦卡锡还是固执地要说完。9号和77号的档案内容是一样的。15、27、37和59号根本就不存在，档案都是空文档。13号和78号仅仅是普通职员。14号“主要是道德问题”，却被误放在41号的档案里。52号值得注意，主要是因为他为16号工作，而“16号”——就好像最终捡到金子一样，他说：“这是国务院里最危险的间谍之一。”

　　很显然，这个人不是间谍，这些档案里一个间谍也没有。但是通过在这份文档里插一句，在那份档案里删一句，用伪造的调查材料对整个过程进行了润色加工，对那些喜欢先看漫画版，再看体育版，最后浏览一下大标题的读者来说，麦卡锡制造的新闻给他们造成一个印象，好像他已经发现了颠覆活动。在2月20日的那场表演中，麦卡锡对事实的篡改幅度还很小：三个“有俄式名字”的人变成了“三个俄罗斯人”；像“据报道”、“据说”字眼消失了，“可能已经”和“可能”被“已经”和“是”代替；“值得考虑的诽谤信息”被翻译为“共产党活动的确凿证据”。其他篡改则令人非常吃惊。联邦调查局的审查通过记录不是被忽略，就是被改为联邦调查局称其有罪。如果“一个美国好公民”被国务院机构拒绝，原因只能是要雇用共产党。而有些事实，例如申请人的年龄已经超过70岁，则根本就没提。共和党人惊呆了。肯尼思·惠理作为该党的参议院领袖，尽可能在议案中帮助麦卡锡，但也尽量避免和他搞在一起。塔夫脱（几乎不认识麦卡锡）后来告诉记者：“这真是一场不计任何后果的演出。”

　　第二天早上，报纸头条揭露这些档案毫无用处，陈旧过时。民主党人欢呼雀跃，他们召开核心会议，要求多数党领袖——伊利诺伊州的斯科特·卢卡斯“全面彻底”地调查“对美国不忠的人们是否受雇于或曾受雇于国务院”。因为其他共和党人与麦卡锡保持距离，而且他自己也曾坚称他乐于接受调查，参议院一致通过卢卡斯的第231号决议。惠理试图求助众议院拨款小组委员会，因为该委员会主席——田纳西州的肯尼思·麦凯勒是右翼分子，他不会给民主党自由派太多的帮助和安慰。但这一提议在全党投票时被直接否决了，然后提议移交给了外交关系委员会。得克萨斯州的汤姆·康纳利任命米勒德·E·泰丁斯为那不太好惹的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这位野心勃勃的头面人物曾掌控了马里兰州长达25年。在他任命其正式成员（康涅狄格州的民主党人布里恩·麦克马洪、罗得岛州的民主党人西奥多·弗朗西斯·格林、马萨诸塞州的共和党人亨利·卡伯特·洛奇和艾奥瓦州的共和党人伯克·B·希肯卢珀）前，麦卡锡就称之为袋鼠法庭。泰丁斯保证“无政治迫害，无任何掩饰”。私底下，他自命不凡地称威斯康星州的那位后座参议员为“那小子”。他并不知道，一共要对麦卡锡进行5次调查，而这只是第一次尝试。在这些调查中，没人能够找到问题的根源，除了麦卡锡自己。

　　当然，他得到了某些帮助。没有人，甚至是麦卡锡都不可能单枪匹马把事情闹出这么大动静。若没有某些说客的努力，在国会里不可能走这么远，麦卡锡在飞去惠灵市之前给《芝加哥论坛报》的记者打了电话，表明他知道怎样获得帮助。调查员李所扮演的角色又是另一个迹象。麦卡锡在西弗吉尼亚州崭露头角时，这些人和他们的同党们就开始了大规模的援助工作，只要麦卡锡需要，大量人员和数据都能为他所用。并不是他们选择了麦卡锡，而是麦卡锡选择了他们的议题。任何集团想在国会里搞什么名堂，都并不是那么容易能找到一个参议员出头的。而一旦找到，他们最不愿发生的事情，就是看到他身败名裂。

　　这就是所谓的“院外援华集团”。其绝大部分成员都受雇于那些右翼报刊发行人：麦考密克上校的《芝加哥论坛报》里的威拉德·爱德华兹和沃尔特·特罗安；麦考密克的《华盛顿时代先驱报》里的乔治·沃特斯；在麦考密克的共同广播公司联播网上常常出现的小富尔顿·刘易斯；威廉·伦道夫·赫斯特的《纽约美国人日报》里的劳伦斯·克利；赫斯特报系的记者霍华德·拉什莫尔、肯·亨特和雷·理查兹；还有两位赫斯特报系的专栏作家乔治·索科尔斯基和J·B·马修斯。马修斯有一份名为“附录九”的小册子，相当于反犹主义者的《锡安长老会议纪要》。1944年，《附录九》由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调查员们辑成，共有7卷。里面有22 000个名字，不加选择地排列在一起，是从被怀疑对国家不忠的机构的负责人名单、那些告密者，和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极端保守主义者的小册子中搜集来的。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成员都觉得它荒谬绝伦，全体成员收回《附录九》并禁用，但是马修斯却私下留了一份。有了这件武器，麦卡锡便可以口无遮拦、信口雌黄，而这本册子中所没有的，麦卡锡还可以从对华政策协会创始人、院外援华集团主要赞助人阿尔弗雷德·科尔伯格那里获得。30年来，科尔伯格通过从大陆进口东方的纺织品而获得利益，但蒋介石下台后，其财源就被切断了。现在，他从巨额财富中拨一点儿给《反击》、《自由人》和艾萨克·唐·莱文的《实话实说》等刊物中。

　　这股势力正在华盛顿徘徊，寻找一个头领。他们现在听命于麦卡锡，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为他服务得很好。他的对手也很强大：有国会山的民主党领导杜鲁门总统（他私底下谈论麦卡锡时，曾说那个“狗娘养的必须受到弹劾”）以及所有不像麦考密克和赫斯特那么“右”的记者。在与麦卡锡的第一次冲突中，约瑟夫、斯图尔特·艾尔索普与其斗争得尤其激烈，他们嘲笑麦卡锡在办公室里故弄玄虚的表演——打电话时用铅笔敲打话筒“而使窃听器的磁针失效”，电话快结束时，他故意演戏打给来访者听。只见他抓住听筒，喃喃地说： “是，是，我能听见，但不能说什么。听得见我说什么吗？你真的知道那家伙的内幕吗？是吗？好，我跟你说。把这些闲话假装无意地透露给1号，告诉我他的反应。明白吗？那好，我等会儿再打给你。”

　　沃尔特·李普曼在谈到这位参议员的蛊惑人心的伎俩对国务卿的影响时说：“没有任何一位代表国家处理国外大事的美国官员，在国内会受到如此巨大的伤害，甚至是威尔逊在1918年也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许多老牌自由报刊如《巴尔的摩太阳报》，在麦卡锡进攻的第一年都莫名的沉默，但《华盛顿邮报》步步针对他，《纽约时报》 和《圣路易斯快邮报》也是如此，《时代周刊》更是揪住他不放。对战斗双方冲击最大的可能就是《华盛顿邮报》漫画家赫伯特·布洛克（笔名是“赫布洛克”）的一幅画。赫布洛克创造了一个新词：“麦卡锡主义”。他画了一幅画，把这几个字刻在一个装满泥浆的圆桶上，桶下是10个摇摇晃晃、溅满泥浆的水桶。

　　然而，麦卡锡和他卑鄙无耻的追随者们似乎总有所得。李普曼冠冕堂皇的文章与麦卡锡对美国多数党的攻击相比，苍白无力。麦卡锡说：“民主党派的标签现在是那些屈从于卖国贼的男男女女们的私产了，那些人佩戴的政治标签都是一个叫杜鲁门的白痴给缝上去的，已被一个叫艾奇逊的骗子所腐蚀，又被（哈里·德克斯特）怀特红色屎尿所败坏。”甚至赫布洛克的杰作也被富尔顿·刘易斯所利用，他告诉他的听众：“对许多美国人来说，麦卡锡主义就是美国主义。”而麦卡锡本人也在威斯康星州的听众面前说：“麦卡锡主义就是卷起袖子大干一场的美国主义。”

　　这些口号和辱骂本不该产生太大影响，但一个令人不快的事实是，麦卡锡在美国基层中点了一把火。虽然他的虚假面孔被一片片撕碎，将他的指控被其他参议员一点点击破，他的谎言也被层层揭开，直到他完全赤裸地暴露在公众面前（他还咧着嘴笑），但民众对他的支持率却有增无减，而且态度更加坚定。这种迹象毋庸置疑。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50%的民众对该参议员持“赞同的观点”，认为他在为美国做好事，29%的民众反对他，还有21%的民众不表态。那些后来随同麦卡锡到各地竞选旅行的记者，见他受到如此赞扬，非常震惊。而国会山上那些怀疑他们的报道的记者，也发现一个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每天早上麦卡锡收到邮件时，也会收到一大堆皱巴巴的钞票和毛票。

　　麦卡锡将这些钱全部投资到大豆期货中，而他的共和党同事们左思右想后，也开始改变对他的态度。惠里用手搂着他结实的肩膀，威廉姆·E·詹纳请他与自己合影，霍默·弗格森把自己搜集到的颠覆分子名单与他交换，欧文·布鲁斯特和卡尔·E·蒙特则把自己的下属借给他为他服务。泰丁斯的委员会的一个成员希肯卢珀也开始站到这位正在酣战的威斯康星州参议员一边，而且非常卖力。在众议院，一个哥伦比亚特区小组委员会还为麦卡锡最荒诞无稽的指控——“同性恋与共产主义的联系”举行听证会。麦卡锡说这明显是苏联的阴谋，目的是引诱“国务院的女员工们过同性恋的生活”。最后，共和党的最后一根柱子也倒了下来。要是再发现一个名副其实的民主党卖国贼，而这个人对政府制定对华政策的影响又像希斯对新政的影响那么大，对于塔夫脱来说就太难以承受了。这位正直的典范人物宣布： “从国务院的亲共政策看来，乔·麦卡锡要求进行全面调查是完全合理的。”他接着又对麦卡锡说：“假如一件案子不奏效，那就再试第二件！”这架势就像麦卡锡还需要别人指点似的。

　　3月21日，这个魔术师的魔术口袋已经空空如也了，或者表面看是这样，但之后麦卡锡又编造出了前所未闻的把戏。他告诉泰丁斯的委员会，他打算说出美国“头号苏联间谍”的名字。委员会聚集起来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在那儿，麦卡锡却坦白承认他没什么新的东西可说。“这件事没有什么神秘的，”他说，“都已经记录在案了，还有些证物。”确实如此。原来他讲的那个欧文·拉蒂摩尔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一位教授，研究亚洲问题的专家。他当时在阿富汗境内，但他既不是共产党人，也不是国务院的雇员。他只是对政府有关远东问题的事情提出了一些建议。他写了一份关于蒋介石问题的报告，其中冷静的现实主义态度激怒了院外援华集团，尤其是科尔伯格。有关拉蒂摩尔的所有事情，国会都知道得一清二楚。尽管如此，麦卡锡仍告诉持怀疑态度的泰丁斯，拉蒂摩尔“肯定是间谍”，有关他的档案是“爆炸性的”。他又说：“如果你破了此案，就将破获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起间谍案。”第二天早上，他将这些都告诉了媒体，不过没提拉蒂摩尔的名字。他说：“我的成败就在这个案子了。如果这次错了，我相信小组委员会对我其他的案子就不会那么认真对待了。”他说，那个人的名字就在他的口袋里，那是一个超级间谍，“曾是希斯所在国务院间谍网的首领”。

　　那件事发生在星期二。周末，参议院召开记者会时，大家都在暗地里讨论拉蒂摩尔。3月26日，德鲁·皮尔逊对此写了新闻报道。而此时，麦卡锡玩起了失踪，而他的回归是为了另一项完全不同寻常的指控。拉蒂摩尔在阿富汗知道麦卡锡将要回来以后立即声称，自己并不是苏联安排在美国的头号间谍，将飞回国内澄清这一谣传。同时，麦卡锡也声称自己被误解了。那个星期四，麦卡锡在参议院说： “关于拉蒂摩尔，我或许太过强调他是不是一个间谍这一问题。”他原本想说这个教授是“远东政策的首席设计师”。麦卡锡说：“这个人简直就是制定政策的危险人物……我相信随便一个小孩子都能回答出来谁是远东政策的设计师，他就是欧文·拉蒂摩尔。”惹得那些想从这个神秘教授身上获得更多信息的记者们哄堂大笑。

　　4月6日，在强弧光灯的照射下，拉蒂摩尔在委员会做证。聚集在大理石柱的参议院会议厅的人群，是自9年前温德尔·威尔基到这里表示同意《租借法案》以来人数最多的一次。他们听到证人对每条指控都加以否认。拉蒂摩尔拿出蒋介石夫妇给他的个人信件，表示他们十分感激他所做的工作。泰丁斯透漏，委员会的4名议员曾研究过拉蒂摩尔的档案，并未发现任何有关他参与破坏或反动活动的证据。拉蒂摩尔受到大家的热烈欢迎，随后离开了会场。4天之后，麦卡锡引见了一位《工人日报》前任主编。此人名为路易斯·布登兹，他发誓说，在1944年的晚会上，自己的上司曾告诉自己，“将欧文·拉蒂摩尔看作共产党”。

　　右翼参议员们扬扬得意，大声喝彩。乔已经证实了该传言，布登兹就是拉蒂摩尔的惠特克·钱伯斯。两名保守党的记者当时明显被骗了。威廉·怀特报道，布登兹被正式告知，拉蒂摩尔是个卖国贼。阿瑟·克罗克说，许多有识之士正在改变他们对麦卡锡的想法，但他们并没有让这些人改变太久。拉蒂摩尔的律师阿贝·福塔斯和保罗·波特严厉地诘问布登兹所有相关事情。是的，他什么都招了： 承认在联邦调查局审查他的4年里，除了欧文·拉蒂摩尔，他说了自己所知的所有有关共产党的消息；承认在1947年告诉一名国务院安全专员，拉蒂摩尔并非共产党，并在1949年年初的《柯里尔》杂志上发表文章否认他是共产党；承认欧文·拉蒂摩尔的名字在他所有关于共产党人的书里都从未出现过。那么他怎样证明现在没有说谎呢？他无力地说：“在另一本书里，他把拉蒂摩尔先生描绘成一个了不起的人。”他退场后，贝拉·V·多德和弗雷达·厄特利这两名前共产主义分子走上证人台。多德女士把拉蒂摩尔是个共产党人的观点嘲笑了一番，厄特利的证词比较模糊，但她断言拉蒂摩尔绝不是间谍——说到这点时，连布登兹都认为这种指控太令人吃惊了。但麦卡锡毫无悔意，他把视线转移到另一个“中国通”身上，这个人曾写过“一本书，详尽地阐释了麦卡锡对亚洲问题的亲共原因，正如希特勒的《我的奋斗》清晰地阐述他对欧洲问题的解决方案一样”。记者提了一些问题，麦卡锡无言以对，只好承认他并未看过这本书。其实，他连书名都不知道，只是答应事后会查证。麦卡锡再一次被人驳倒，这个名字又再一次成为头版新闻。

　　泰丁斯的信心在慢慢减弱。无论是以智取胜，还是以勇取胜，他发觉自己作为一个娴熟的政客都有点力不从心。当他在修改一份只有已觉察麦卡锡丑恶行为的美国人才会读的报告时，公众对麦卡锡的支持正在不断增加。来自缅因州的共和党人玛格丽特·蔡斯·史密斯也发表了由她和其他5个共和党自由派共同签署的反对麦卡锡主义的《良心宣言》。即便如此，多数党领袖卢卡斯数了一下人数，发现参议院只有12名民主党人公开反对麦卡锡。泰丁斯在道德或作风方面都占了上风，但麦卡锡却从来不理性也不正派，他就是个政治骗子，他的骗术横扫了春季总统初选。当调查他的委员会在斟酌他的报告应该怎么写时，威利斯·史密斯正在用麦卡锡式竞选把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参议员弗朗克·P·格雷厄姆赶下了台，众院议员乔治·A·斯马瑟斯正在用第二轮麦卡锡式竞选打败来自佛罗里达州的自由派参议员克劳德·佩珀，加利福尼亚州的参议员候选人海伦·加哈根·道格拉斯正遭到曼彻斯特·博迪第三轮麦卡锡式预选的诋毁，而理查德·尼克松正在准备第四轮麦卡锡式竞选，最终在大选中击败了她。

　　因此，这份报告还没写完，就已经遭到了质疑。最终，报告的内容与预料的相差无几，控告麦卡锡“弄虚作假、愚弄众人”，涉嫌有意说谎。麦卡锡早就知道报告会这样写，所以将这次报告冠名为“参议院的耻辱”，“为美国红色第五纵队开绿灯”。塔夫脱称这次诉讼为“一场闹剧”和“一次掩饰”，是对“一名战斗的爱尔兰裔海军陆战队队员”的侮辱，缅因州的欧文·布鲁斯特随声附和。惠里攻击艾奇逊，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盖伊·加布里·埃尔森则说共和党正在揭露“共产党的间谍、密探、特务和党员”，他们“充斥着整个美国政府”。

　　到夏天时，乐观主义者以为看到了麦卡锡气数已尽的迹象。通讯社已经将他记者招待会的报道减少了很多，许多报纸则压根不再报道。与国外赤色分子的斗争渐渐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麦卡锡的小插曲不再吸引人了。当他手舞足蹈地举着“联邦调查局的报告”揭露国务院的“三个共产党间谍”时，胡佛的驳斥也未让人感到意外。至少在这时看来，麦卡锡主义似乎走到了尽头。

　　但这只是一个错觉。千千万万的美国人将威斯康星州的这位后座参议员看作反共的象征，只要共产主义还是个议题，大家就将他看作英雄。这样一来，他日益骄横起来。有人提醒他还没有回应委员会的指控，他回答说：“我不回应指控，我提出指控。”一位记者问： “你正在看的不是机密文件吗？”那位参议员啪地合上文件说：“曾经是的，但我现在取消了机密。”在一次鸡尾酒会上，一个女孩儿询问道：“麦卡锡议员，你是什么时候发现共产党的？”他嘲弄地瞥了她一眼，回敬说：“两个半月前。”

　　美国政府正全力调查有多少共产党员曾经在国务院任职（205个，57个，108个，40个，66个，25个，1个，还是0个？），朝鲜正部署9支装备精良的部队攻击手无寸铁的韩国。12万朝鲜人民军由2万名有战斗经验的共产党员带领，他们参加了“二战”中的苏德大战，包括斯大林格勒战役。朝鲜的12万人民军以任何军事标准来衡量都是精英力量。部队配备的是122毫米榴弹炮、76毫米分区榴弹炮、76毫米自行火炮、120毫米迫击炮和各种类型的苏制高射炮，各种步兵武器，从反坦克炮到小型冲锋枪都有。还有150辆苏联T–34型坦克，它们曾经在库尔斯克前线摧毁过克虏伯虎型装甲车，这些庞然大物使这支部队更加锐不可当。此外，他们还有雅克式和斯多尔摩维克式战斗机群。美国海军陆战队军事专家小罗伯特·D·海纳尔上校的看法是“远东所有的武装力量里，除了苏军，这支部队可能是完成任务最好，最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部队了”。

　　面对强大对手，韩国总统李承晚能动用的只有比保安队略强的军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五角大楼故意削弱了李承晚这支拥有6.5万人的部队的力量。朝韩均宣称要发动进攻，准备不惜流血牺牲，统一朝鲜半岛。尽管朝鲜人民军定期巡逻时已经跨越了北纬38度，甚至有时多达1 500人，但华盛顿主要担心的却是75岁的李承晚。为了挫败他野心勃勃的本性，韩国部队只配备了一些陈旧的日本九九式步枪、近射程的m3型105毫米榴弹炮、过时的2.36英寸火箭筒，没有大于81毫米口径的迫击炮，没有无后坐力炮，没有坦克，没有进攻性炮兵，也没有军用飞机。对于这样的疏忽，华盛顿政府是罪魁祸首，而美国国会则是从犯。杜鲁门在他1950～1951年的年度预算中，曾特别指定给韩国拨款6 000万美元，国会却把它砍掉了。美国对韩国的防御，只寄希望于美国军事顾问团。但这个希望很靠不住。在韩国的政权中心汉城（今首尔），这个顾问团只是把韩国的军队作为军事警察来训练。除此之外，美国人只是装装样子而已。1950年6月13日，政府部门的威廉·C·福斯特在一次国会委员会上做证时说：“韩国实行严格的训练计划后，已经建立起一支拥有10万名战士而且纪律严明的军队，用来应对来自朝鲜军事力量的任何挑战和清扫韩国各个区域内的游击队员。”在战争前夕的《时代周刊》采访中，顾问团那位启程回国的陆军准将威廉·L·罗伯茨，称他的部队为“美国以外最好的军队”。

　　这不是事实，而这样说还是客气的。最让美国人震惊的是，他们自己的军事力量也软弱无力。自从“要回家”的骚乱让战后一片混乱时，这种情况就开始了。阿尔伯特·C·魏德迈将军评价说：“美国打仗就像踢足球比赛，胜利后就离场庆祝。”然后，关于三军统一的争议又将士气糟蹋得所剩无几。国防部长路易斯·约翰逊宣布，他将“精简臃肿的军队”。通过将军事预算由300亿美元减至142亿美元的方法，砍掉了很多部队。五角大楼放弃了对抗苏联新型潜艇的雷达防御网和保护性设备的研发。到1950年，苏联已拥有了和美国同等数量的战斗机，军队是美国的4倍，坦克师是美国的30倍。美国只有一个步兵团接近最强作战实力，在役军人总共只有592 000人，还不到珍珠港事件时的一半。最后，驻日的美国4个集团军情况也在恶化，用威廉·F·迪安将军后来的话说，他们已经变成了一支松散的军队，习惯于“与他们的日本女友鬼混，大灌啤酒，连皮鞋都让仆人来擦”。

　　指挥官们是不能以对敌人的意图一无所知为托词而推卸责任的。朝鲜半岛不幸的分裂历史可以追溯至公元前108年，而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日作战胜利后，三八线地区就纷争不断。除了各自增加巡逻队来回巡逻的次数，以及李承晚和金日成之间的互相叫板及武力威胁外，美国中央情报局还提醒华盛顿注意，暴力冲突可能一触即发。中央情报局在报道中描述朝鲜军队在边界大量集结，并警告只有策划大规模的进攻，才能解释得通这种情况。国务卿肯定看到了其他人看不到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简报，在国会委员会做证时，他就已经读到过记录在案的几则情报局电报，其中一则可以追溯到1950年3月10日，并预言“朝鲜人民军将在1950年6月进攻韩国”。更确切一点儿说，30个月前，参谋长联席会议就曾告诉过白宫“从军事安全立场考虑”，美国在朝鲜没有“战略利益”。当时可能确实是这样，但是现在，也许任何一个总统，只要拒绝抵制新生共产主义力量扩张，都会遭到弹劾。随后，政府机关指出朝鲜只不过是危险地之一，柏林问题一触即发，法国在中南半岛遭遇惨败，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军队正在南斯拉夫边境大规模集结。政府拥护者辩解道，我们不可能在世界各地都紧张备战。确切说来，这就是采取牵制政策的问题所在。

　　1950年6月的最后一个周末，美国迎来了当年夏天的第一股热浪，在高达100华氏度（约37.8摄氏度）的酷暑下，美国人有气无力。能够离开电视屏幕的人，都跑到有空调的剧院里去了。孩子们看的是罗伯特·牛顿在电影《金银岛》里扮演的高个子约翰·西尔弗。乔伊斯·卡里著的《马嘴》成了读者在吊床上消遣的文学读物。在莫宁赛德高地，当时还是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正躲在他的住宅里阅读《迷途的皇后》，这是赞恩·格雷的第51本小说，作者死后才出版。迪安·艾奇逊整个下午在马里兰州哈伍德农场的家里种花消磨时光，晚饭后看着书就进入了梦乡。门外一直有鬼鬼祟祟的人影来来回回——自从麦卡锡得势后，这位国务卿收到了很多恐吓信，这让他恐惧万分，保镖全天都守在他身边。

　　国防部长路易斯·约翰逊和参谋长联合会议主席奥马·布雷德利，乘坐由东京飞往美国的班机经过太平洋上空某处。刚好那天下午，杜鲁门总统也在飞机上，星期六下午两点，他乘坐的总统专机“独立”号穿过乌云俯冲而下进入堪萨斯州机场的跑道。两个小时前，这位总统还致力于巴尔的摩国际友谊机场的开幕式（一项有益于世界和平的事业），而现在他期待能够和弟弟维维安在周末剩余的闲暇时间里料理一下家务，并与老朋友聊聊天、叙叙旧。白宫记者们被告知不得对此进行报道，星期一之前不会安排任何需要总统参加的活动。

　　和往常一样，总统不在华盛顿，政府高层都会松一口气，这次也是。国务院亚洲事务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在约瑟夫·艾尔索普的家里休息。国务院远东事务新闻官W·布雷德利·康纳斯则在华盛顿的公寓里和孩子们玩游戏。他们任何一个人都绝不会想到联合国会有新情况。自从1月苏联代表雅各布·马立克拒绝出席安理会会议以来，联合国就一直停摆。美国安理会代表华伦·奥斯汀正在佛蒙特州家中的苹果园里修剪苹果树，他的副手欧内斯特·格罗斯也不在办公室，而在长岛曼哈萨特镇家里招待孩子的小伙伴们。联合国秘书长特里格夫·赖伊则正在附近的福里斯特希尔闲逛。

　　那时纽约刚到下午，中西部则是中午，在遥远的三八线则是凌晨4点，用麦克阿瑟后来的话来说：“朝鲜就像一条眼镜蛇，发动了突然袭击。”

　　朝鲜夏季季风才刚刚开始 , 暴雨就倾盆而至，直泻在绿油油的稻田里以及贫瘠的灰褐色山坡上。此时，朝鲜军队的大炮——射程40英里远的重炮，接二连三地开火发射了。起先，炮击是零零星星的，因为那些小型排炮还在等着朝鲜军队那门122毫米榴弹炮发出火焰信号，所有大炮随即会一起放出信号弹火焰，炮轰接连而至，而军官们正在研究向南部发射炮弹的炮击点，并校对射程范围。头顶上空，雅克式和斯多尔摩维克式飞机越过温暖湿润的空气向着不到50英里远的汉城飞行。像中国人一样，朝鲜人仍用军号通报传令，一听到军号声，步兵就会越过边境扑向他们的第一个目标。尽管天色漆黑，又下着大雨，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胡乱摸索的混乱场面，但朝鲜人民军大将崔庸健竟然成功地将9万名士兵带领到韩国，没出现任何堵塞现象。海陆部队乘着中国式平底帆船和舢板在韩国边境线以南登陆上岸。被一阵喧闹声吵醒后，韩国人摸索着穿上自己的衣服。几个小时内，他们就将匆忙上路，逃离漫天遍地的轰鸣声。其中一些人的下半生都将流离失所，四处避难。

　　6个小时后，正值美国东部夏令时间8点，布雷德利·康纳斯成为在华盛顿听到这则消息的第一个美国官员。合众社的唐纳德·冈萨雷斯打电话告诉他，合众社驻朝通讯记者断断续续发来新闻快报，称朝鲜军队正沿着三八线进行猛烈攻击。冈萨雷斯询问国务院是否听说了这个消息，康纳斯说他也不太了解，但他会立刻想办法确认。挂了电话，他就试着给美国驻汉城大使通电话，但电话接线员告诉他，电话无法接通。星期日早上，所有海外电话线路都是关闭的。康纳斯匆匆赶到新国务院大楼位于C街的入口处，但在紧急电话线路集合在一起恢复使用之前，部门联络中心收到了一份美国驻汉城大使约翰·J·穆乔发来的电报，发电时间为上午9点26分，电报里写道：

　　今晨，朝鲜军队兵分几路向韩国进军。从本次袭击的性质以及发起方式看，这是对韩国的全面进攻。

　　迪安·腊斯克和联合国事务部助理国务卿希克森被火速召集。晚上10点，希克森叫醒了艾奇逊。希克森提议明早召开联合国理事会特别会议，要求朝韩双方停火。他补充道，既然华伦·奥斯汀在佛蒙特州 , 欧内斯特·格罗斯就应该在纽约率先带头做决定。艾奇逊对此表示同意，并指示他通过特里格夫·赖伊召集理事会人员，并拿起那部白色专线电话接听了由白宫打来的电话。

　　杜鲁门一家在独立城北特拉华街的家中，刚用完晚餐。这位一家之主在书房坐了一会儿，已开始打盹儿，因为快到他睡觉的时间了。然而，就在此时，他接到艾奇逊的电话，只听他一开口便道：“总统先生，我有重要消息向你汇报，朝鲜已攻入韩国……”才讲几句话，总统就表示要立即乘飞机回来，但艾奇逊劝他还是先好好睡一觉。现在除了要调动联合国力量，使其行动起来以外，别无他法，只能等待更多情报，并表示他会在明晨再给总统打一次电话。总统问他现在自己有什么能做的，艾奇逊回答：有。实际上他是能够做点儿事情的。路易斯·约翰逊非要限制国务院与国防部之间进行的交流，此举真是荒谬。他想直接与陆军部长弗朗克·佩斯联系。杜鲁门说，好了，就这样办吧。说完就挂断了电话。于是，国务卿就开始凝聚美国人的积极性，自己掌握美国的行动权。在他看来，此时此刻，比战场更重要的行动主场是位于纽约的成功湖。

　　当希克逊电话告知特里格夫·赖伊时，他说道：“天哪，杰克 , 这是在公开对抗联合国啊！”事实上也确实如此。朝韩是受联合国守护监管的，而美国只是在韩国代表着联合国。在波茨坦会议上，世界三大巨头英、美、苏曾一致商定，朝鲜半岛的未来将在共同监管下根据选举进行决定，而后苏联却变卦了，拒绝让联合国专员越过三八线以北。在艾奇逊的指导下，其下属参谋拟定了一份安理会决议，决议称朝鲜军队对韩国的军事武装袭击破坏了和平，应当立即停火交战。由于苏联对安理会的联合抵制仍在进行中，该决议也就以9∶0的票数通过了。

　　星期日上午，从穆乔那儿收到的都是负面消息。一支朝鲜坦克部队驶向汉城和金浦机场，势如破竹。艾奇逊总结说：“韩国的武器远远比不上朝鲜”。12点35分，他打电话到独立城，请求总统返城。上飞机前，杜鲁门与记者交流了几句：“不要危言耸听。这次也许情况紧急，但我希望情况没那么糟。在我掌握所有情况之前，我不会回答任何问题。”回到宾夕法尼亚大道1628号布莱尔国宾馆，杜鲁门立即召集所有外交和军事顾问围坐在一张红木餐桌前召开紧急会议。他当场做出三项决定：通知麦卡锡调配所有可用的飞机和船舰接回在朝鲜的美国人，必要时可以越过三八线；麦克阿瑟将军要为韩国军队提供弹药；美国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巡逻，以防朝鲜进攻韩国只是声东击西，其真实目的是进攻中国台湾。如果毛泽东在那里追击蒋介石是在一年前的话，美国可能会置之不理。但是现在，美国国内的政治形势不允许美国保持中立。

　　星期一是联合国成立5周年纪念日，那是黑暗的一天。艾奇逊评价说：“那天，从朝鲜连续传来局势日趋严峻的消息。”朝鲜人民军不顾联合国的停火决议，兵分6路包围李承晚的首都汉城。李承晚政府已经向南方迁移，路上都是惊慌失措的行人。韩国士兵还在溃逃，他们本来还要死守春川，但是第一辆T–34型坦克到来时，就溃不成军了。韩国驻美大使张勉博士来到白宫。总统转着办公室的大地球仪，手指着朝鲜说：“这里是远东地区的希腊。如果我们现在表现强硬，坚决攻下来，就不用考虑下一步了。”张博士觉得他没有解决问题，含泪离去。晚上9点，杜鲁门在布莱尔国宾馆又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战时内阁”（现在他是这样称呼这些会议成员的）听到奇普·波伦和乔治·凯南说苏联缺席安理会会议，认为这给了美国一次极大的机会，他们不需要担心苏联会投否决票了。考虑到这一点，总统同意了一项新安理会决议，呼吁所有的联合国成员国合力将朝鲜人赶回去。很明显，出力最多的将是美国，杜鲁门总统也很乐意帮这个忙。在征得顾问们的同意后，杜鲁门命令麦克阿瑟带领海军和空军部队向三八线以南的韩国防御士兵给予直接战略支持。同时，在艾奇逊的催促下，总统也加大了对在中南半岛作战的法国军队的支援力度。

　　星期三，汉城陷落，韩国的防御部队退到了汉江。那天中午，在长岛的斯德哥尔摩饭店，特里格夫·赖伊、雅可布·马立克、欧内斯特·格罗斯三个不太可能聚在一起的外交官坐到了一起，不过只是为了赴一场定期的午餐会。他们三个也没有其他事情可谈。马立克认为安理会在星期日做出的决议是“非法的”，因为没有一个苏联代表出席，中国大陆也没被允许参加。赖伊只好紧张地等待着，因为他要一丝不苟、认真地尽到联合国秘书长的职责。暂且不说星期日的事，他建议马立克到这个下午的战事大会听听美方的新决议。“你不加入我们吗？”他问道，“在我看来，要维护你们国家的利益需要你加入我们。”但这个苏联人却摇头，慷慨陈词：“不，我是不会参加的！”离开餐厅后，格罗斯擦着他额头上的汗水，对赖伊说：“如果他接受了你的邀请来参加会议，想一想会发生什么后果。”可能会发生的事也就是苏联会反对美国的新举措，接着，十有八九，美国会发动未经联合国授权而对朝鲜进行干涉的战争，简而言之，那会是一场更早的越南式战争。

　　星期二晚上，那些有电视的美国人坐在电视机前第一次看到了联合国会议，这次会议奇怪地被插播在商业广告与两档名叫“富丁尼”和“尖脑袋”的儿童木偶剧节目中间。为马立克预留的座位仍然是空的，那个强有力的美国决议获得了通过。有史以来第一次，一个国际性组织决定用武力解决纷争。正如社论记者在第二天清晨所写的那样，因杜鲁门做出了给予韩国海军支持与空军掩护这一深得人心的决定，所以当这一决议在国会宣布时，国会成员全体起立鼓掌欢呼，经久不息。白宫新闻发言人收到这一消息，脸上也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名义上的共和党领导人杜威州长满腔热情地支持美国对朝鲜干涉。甚至《芝加哥论坛报》也致贺总统，指出他的立场受到全民一致支持。

　　但也不都是如此。有一个人就站在这股潮流的对面。星期二一整天，参议院都在讨论对外政策的新思路，罗伯特·塔夫脱却坐在一边，手托着头，静静沉思。到了星期三，他上台发言。他控诉说，是政府“邀请”朝鲜进攻韩国的，因为政府声称朝鲜不在美国的防御范围内，这就难怪朝鲜认为能够肆无忌惮地进攻韩国。他说：“如果美国在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作战时不打算用自己的军队对国民党提供军事援助，为什么现在要派出军队保卫韩国，去对付朝鲜共产党呢？”请不要弄错，塔夫脱说，他同意美国用武力让进攻者滚回三八线那边，而且如果政府将这个问题交给参议院定夺，他肯定会投票支持。但事实上，政府没有这样做。相反，这项决议已经开先例地“篡夺了国会的权力”。宪法规定只有国会才有权力宣战，而总统的行为“无疑带来了一场名副其实的战争”。塔夫脱总结说：“就我对这件事的研究看，在国会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处理这件事情之前，没有人有权使用武装力量来支持联合国。”

　　塔夫脱坐下后，共和党右翼参议员们象征性地鼓了一下掌，但他们随即发表了其他意见。关于总统是否“擅用职权发动战争”的问题，加利福尼亚州的威廉·诺兰说：“我认为，美国总统所做的每一项关于……联合国以及世界所有自由人民的重要决定，都应该获得所有美国人民的支持，无关乎他们的党派关系如何。”塔夫脱集团的其余人都爆发出响亮、持久的掌声。关于韩国能否守住汉江，蒋介石提出要派33 000名国民党老兵去朝鲜作战，还有消息说英国在太平洋的所有战舰都已交由美国海军指挥。美国人此时没心情去衡量宪法的那些细微之处。然而杜鲁门还是同意塔夫脱的看法，他需要国会做出支持政府的决议。艾奇逊则持反对意见，在他看来，塔夫脱的讲演虽然“基本上是诚恳的”，可是带有“严重的党派偏见，而且十分不得体”。他坚持认为总统“不必征得国会的同意，而可以依靠宪法赋予他的美国武装力量总司令的职权行事”。

　　历史上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很多，但很少有像这次这么讽刺的。迪安·艾奇逊任职多年来一直被人严厉谴责为国际共产主义的工具，却如此仇恨共产主义，甚至认为总统可以利用其美国三军总司令的职权，在不询问任何人的情况下，调配美国军事力量参加一场反共战争。对于自己认定的事情，艾奇逊从不改变主意。1962年发生导弹危机时，他曾要求肯尼迪总统入侵古巴。晚年的时候，他成为越南战争中最狂热的鹰派分子之一，戴着红白蓝三色臂章给华盛顿高中的学生们演讲，鼓吹对抗共产党的必要性。当然，那时总统干涉外国战争的权力已经大得多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1950年6月在艾奇逊鼓动下开了先例。

　　华盛顿、成功湖、东京以及汉城等新闻公报，将公众彻底弄糊涂了。在星期四下午的总统记者招待会（朝鲜战争开始后的第一次）上，记者们迫切要求杜鲁门澄清一些事情。

　　问：“总统先生，美国所有人都在问，我们是否在打仗？”

　　答：“我们没打仗。”

　　问：“总统先生，你能详细解释一下你说的‘我们没打仗’吗？我们是否可以引用你的这一说法？”

　　答：“好的，我允许你们引用我的原话。韩国政权是在联合国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正受到来自朝鲜的一群土匪的非法进攻。联合国召开了一次会议，请求成员国去拯救韩国的人民，成员国们同意出兵镇压那群突袭韩国的土匪以拯救韩国，这就是全部实情。”

　　问：“是否可以称此次行动为联合国领导下的警察行动？”

　　答：“可以，确实如此。”

　　在接下来的三年里，美军人员伤亡数估计超过10万。最初的一腔热情过后，共和党人越来越不喜欢战争，发现其并无益处，他们时刻让哈里·杜鲁门记着他们曾经认为这是“警察行动”这一回事。用一句简单的话概括政策，只有在政策有效时才起作用。假如《租借法案》不成功，那么人们对于罗斯福当年所说的“把给花园浇水的软管借给邻居”的比喻，就不会客气了。不同之处在于，1950年6月，这个尚未被别人识破的重大目标，在罗斯福看来，是要取得全面性的胜利了。而在韩国的目的并不是让敌人无条件投降，而只是停火协定，停止进攻，这是一个被迫选择的目标。但这一点在1950年6月时还没有人看出。

　　据星期四上午来自东京的新闻公报报道，6.5万名韩国军队，有将近一半伤亡或是被俘。显然，伤亡人数不断增加，不能一直这样下去。同样也可以看出，仅靠美国海军和空军的战术支持并不足以扭转战争局势。现在，战争发展的局势让杜鲁门承担了更大的责任。从东京总部大楼传来消息，麦克阿瑟已经飞往朝鲜半岛，实地考察战争发展态势。当时天气恶劣，所有飞机都停飞在羽田机场，年届70的麦克阿瑟将军不顾空军气象员的劝告，登上他的“巴丹”号C–54型老飞机，告诉他的飞行员：“起飞吧！”到达韩国时，李承晚亲自到机场跑道迎接他。麦克阿瑟说：“走，到前线去看看。判断战事实况的唯一方法就是看军队实地作战。”接着他就驱车向北，迎着炮火，刚好赶上汉江上演守桥的最后一幕——他们虽苦苦挣扎，却毫无希望。将军在公路旁的小高地上站了20分钟，看着士气低落的溃军、大声呼救的难民以及朝鲜接连不断的轰炸。他的一位参谋回忆说，他“看到了糟糕透顶的场景，韩国简直溃不成军”。回到他在日本的军事总部，麦克阿瑟给五角大楼发了一份电报：“守住阵地、收复失地的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将美国地面作战部队开到朝鲜战场上。”

　　这个要求终于提出来了。整个一星期，他们早就知道这个要求终究会被提出来，现在这个消息终于在星期五的凌晨3点，由五角大楼的一台发报机滴滴答答地传了出来，那时首都人民还在睡梦当中。J·劳顿·柯林斯（他现在是麦克阿瑟曾担任过的陆军参谋长）接到了电报，他回复说总统在做出这么重大的决定前，肯定要和他的顾问们商量一下。战争禁得起几个小时的等待吗？绝对不行，麦克阿瑟回答。现在每分钟都至关重要。要想让韩国得以存活，就必须马上派美国军队去堵住缺口。

　　柯林斯将军打电话给陆军部长弗兰克·C·佩斯，佩斯又打电话到布莱尔国宾馆。华盛顿现在还不到早晨5点，但是杜鲁门已经起来刮胡子了。拿起床头边的电话，他迟疑了一会儿，便下令派出一个团。他说，他会马上召集战时内阁成员，提出增派远征军的建议。建议得到了全体成员的一致通过。当天上午，他就把有关命令拟好了，到6月30日下午1点22分，也就是战争爆发后的第7天，美国征集后备部队的工作就开始了。美国全面展开战争，军舰、军用飞机、坦克、大炮和地面部队全都派上用场了——但这一切都完全没征求过国会的意见！

　　接下来的6个星期真是令人焦急痛苦。美国人以为美军第24师、第25师离开日本到达朝鲜半岛时，战斗将揭开新的一幕，出现转机。他们认为即使朝鲜并未惊慌失措而逃，但至少大局已变，士气已挫。而实际上，美军部队跟他们的新盟友韩国士兵一样，已开始迅速崩溃了。第一支到达战场的军队大部分是没有作战经验的新兵，这些人中参加过“二战”的连两成都不到，作战能力也极差，人数比例是20∶1，而且他们唯一的反坦克武器就是10年前的火箭筒，用这些火箭筒去对抗苏联强有力的T–34型坦克，结果几乎令人绝望。在最初的几个星期内，由于彼此之间孤立无援，又与外界失联，包括率领第24师的少将在内的很多人都投降了。那时美国步兵都得了“回营热”——渴望回到日本舒适的兵营里。麦克阿瑟竭尽所能，娴熟地指挥着美国与韩国的工兵营在釜山桥头堡周围建造一个防御线，以便尽可能地拖延敌人的来袭。即便如此，失败主义的情绪也悄悄地在高级司令部里滋长。

　　一连串奇怪的名字——乌山、盈德、河东、镇东出现在头版头条新闻上，报纸头版刊载的地图描绘了釜山防御阵地的战况，但边界一天比一天小。7月20日，朝鲜人民军发起猛烈的进攻，迫使第24师溃退出大田，接着又开始重击位于大邱的第25师，该处是美军的主要补给基地和通讯中心。战事严峻激烈时，用战地通讯员的话说，连麦克阿瑟都可能被赶出“大本营”，被迫逃离下海。直至8月6日，长期以来的撤退局面终于结束了。第27步兵团和他们的韩国盟军掘壕固守，在大邱城下，挡住了朝鲜人民军这股红色巨浪。8月下旬，朝鲜军队进行最后一次大规模进攻，试图占领釜山，但此时，守军已拥有了坦克和重型大炮。这条弧形防线东起日本海峡，南至朝鲜海峡，绵延120英里。当夏日逐渐消去，防御战壕每星期愈加坚固。战事陷入了一个相持不下的僵局，新闻评论员都想知道下一步会如何发展。坚守在防线上的士兵都抱着听天由命的心态。他们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这就是球反弹蹦跳的样子。他们唱着：

　　老道、老蒋和老李

　　他们究竟想要我干啥呢？

　　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是军事天才，他不会在这乏味的包围圈里消磨太长的时间，并且越来越多的美国军队被派过来，这小小的包围圈已经容不下那么多人了。在美国国内，大批国民警卫队的精锐部队被召集了起来。征兵动员加紧进行，原定的配额一下子就增到了60万人。但必须承认，这些补充队伍表现得既不积极也不高兴。没人叫他们拼命英雄，基尔罗伊也不在那里。一名来自芝加哥的陆军下士史蒂芬·齐格对记者说：“我愿意为美国而战，但为这样一个鬼地方而战，我真不知道是图什么！”这无疑说出了成千上万在釜山作战的美国士兵的心声。然而，对于此次战争，却很少有组织性的反抗，在美国更是少有针对于此的游行。新兵都是曾在“二战”期间打过仗的人的弟弟那一辈，爱国主义的情绪还比较浓。而前些时候被朝鲜人打得节节败退，也刺痛了美国人的自尊心。

　　一天天地，在釜山前线的士兵和武器越来越多。从日本开来第一骑兵师，后来从美国又调来第二步兵团，然后英国第27旅的2 000名英国兵也从中国香港过来了，此外还有法国、土耳其、澳大利亚、荷兰和菲律宾的军队，而这些只不过是15个联合国成员国派出的先头部队。

　　朝鲜正担心补给线拉长、伤亡惨重以及作战能力极差的青少年后备队等问题时，麦克阿瑟则在准备他戎马生涯中最辉煌的一次进攻。他不听从任何人的建议，兵分两路，一部分留在原地防守，另一部分进行让人猜不透的水陆两栖作战，在距汉城西部24英里，即当时朝鲜人民军前线后方150英里的仁川港登陆。

　　登陆日前的两天，10艘战舰掠过港口扫雷并轰炸了沿岸的炮台。9月15日，登陆日清晨6点半，当第一缕粉红色晨曦在东方破晓时，海舰指挥上校发出常用的“登陆部队登陆”两栖登陆信号，于是，小船载着两周前就已从旧金山秘密出发的第一支海军陆战队分队，以排山倒海之势飞快地向海岸驶去。海军陆战队仅用40分钟就占领了外离岛，该岛是仁川港防御的要点。他们冲过一条1 000英尺的长堤，朝汉城推进。而此时，麦克阿瑟向世界宣称道：“海军和海军陆战队这次干得简直绝妙无比。”10月1日，朝鲜军队几乎全军覆没。半数士兵被关押在战俘营里，其余的则被分成各个小分队于夜晚秘密转移，并企图返回朝鲜。联合国部队控制了整个三八线以南的朝鲜半岛。麦克阿瑟诉诸武力要求朝鲜人民军放下武器。在成功湖，一项由8个国家支持的决议要求联合国大会“采取一切适当措施保证整个朝鲜稳定的局势”，也就是说同意部队进入朝鲜。但参谋长联席会议再次力劝麦克阿瑟谨慎行事，因为从中国北京也传来了不好的消息。美国情报称中国步兵师大部分已在中国东北集结，就在与朝鲜交界的鸭绿江对面。杜鲁门总统认为现在到了该与麦克阿瑟谈一下的时候了。

　　早就应该谈一谈了。6月，共和党对外事务主要顾问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就曾拜访过杜鲁门，建议把麦克阿瑟将军“拉回美国”。杜勒斯那时刚从东京回来。朝鲜战争爆发时，他愤怒地说，麦克阿瑟的司令部措手不及。但总部大楼没人敢唤醒将军，“他们害怕打扰到他”，所以只能是杜勒斯自己去叫。

　　7月末，这位将军干预了与他毫无关系的事情，又引起了白宫的关注。有一次，美国与联合国进行外交磋商，要求限制住蒋介石，麦克阿瑟却飞到台湾拜访蒋介石，告诉记者美国舰队在台湾海峡巡逻就是为了“拴住”蒋介石，他认为应该撤回舰队。总统很不安，就派埃夫里尔·哈里曼到其总部去和麦克阿瑟谈一谈。哈里曼回来时情绪颇为低落，他觉得将军没有明白他的意思，将军似乎“有一种很奇怪的想法，就是谁反共，我们就应该支持谁”。

　　接着，杜鲁门获悉美联社、合众社和国际新闻社都登载了麦克阿瑟发给海外退伍军人协会年度会议的信。在信里，将军提出了太平洋地区的对外新策略，即让美国军队守住符拉迪沃斯托克市到新加坡的防线。很明显，这就需要美国和蒋介石联合起来。将军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他说，那些认为这个提议会激怒中国共产党的人是绥靖主义者，他们提出“谬误而又陈旧的观点”，然而真正需要的是“有雄心壮志、坚定而又有活力的领导”。总统盛怒之下要求他收回这句话。麦克阿瑟倒乖乖听话，但于事无补——报纸已经刊登出来了。现在，面临着战争扩大的威胁，白宫在荒凉的威克岛安排了一次总统与这位最引人注目的将军面对面的会谈。

　　10月15日，他们在民航局外一所丑陋的炉渣砖房里见面。会议非常重要，两人都以为没有其他人在场，但是有一个热心的外交官菲利普·杰瑟普安排了一个秘书，拿着速写本藏在门后边进行速记。虽然后来麦克阿瑟指责她的速记不够准确，但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其可信度。如果速记正确，麦克阿瑟就发给海外退伍军人协会的信坦然道歉。他还预测战争会在感恩节时结束。那时，日本和平协定可以在苏联的配合下或不让苏联参与的情况下签订下来，他还说，花费不到5亿美元就能完成朝鲜半岛的重建工程。杜鲁门还询问了苏联和中国对战争进行干涉的概率有多大。将军的回答如下：

　　概率很小。如果它们是在战争开始的头一两个月就干涉，可能还有决定性意义。现在我们不再害怕他们的干预，我们不再战战兢兢、唯唯诺诺了。中国军队在东北地区有30万人。其中部署在鸭绿江沿岸的有10万 ～12.5万人。但只能派出5万 ～6万人渡过鸭绿江。他们没有空军部队，而我们在朝鲜已建好空军基地，如果中国试图进入平壤，他们会伤亡惨重。

　　确实会伤亡惨重，但并不是麦克阿瑟想象的那样。他的情报并不准确。毛泽东在东北已经集结了85万名士兵。他那身经百战的第四野战军的先头部队已有12万人在鸭绿江南面了。他们每天晚上悄悄渡江，还带着装甲车和重型武器，破晓之前就藏在朝鲜崎岖不平的山里。这一重大行动被发现后，麦克阿瑟被很多人指责，但这是不公平的。他指挥的这场秋季战争并非无可指责——他没有预见到战争会扩大，没有向士兵发冬衣，对于这些，他难辞其咎。可是他的主要疏忽和错误，包括不服从上级命令，那是以后的事情了。在威克岛时，他是一个忠诚的将领，告诉他的统帅一切他认为确实的情况。接下来的6个星期里，他的行为也无可挑剔。总部大楼没有再提出什么新外交政策蓝图规划，虽然从手续上讲，他越过三八线不需要任何特许，但他还是等到联合国大会再提及他行动的主要目标是“建立一个统一、独立、民主的朝鲜”时，才在大会的指示下向北推进。

　　现在，他领导着一支由美国7个师组成的精锐部队，其中战功赫赫的第三师刚刚加入。与他们一同作战的，有韩国经验丰富的6个师，还有来自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泰国和土耳其的同盟军。10月20日，平壤沦陷了。在敌军的首都，在他于莱特湾涉水登陆后的第6年，麦克阿瑟摆出一个古怪的姿势，大喊：“这儿有什么大人物要接见我吗？金某人在哪儿呢？”

　　麦克阿瑟将军确信他的敌人已经灰心丧气了。但在这一点上，他却大错特错，而且错得如此悲剧性。事实上，他之所以错到这个地步，是因为这里存在两场战争：一是真正的朝鲜战争，另一场则是麦克阿瑟心中的战争。真正的战场是在一个荒凉的地带，有陡峭的高地、幽深的峡谷，这片地区如此荒凉，至今渺无人烟，也没有可靠的地图。偶尔可以从泥地上模糊的足迹看出以前有人来过这儿，但都不知道去向何处。这些经历了风吹雨打的峭壁之间虽有些小径，却无人走过。连绵的山脉由北向南，任何往北全面推进的大部队，都必须分成小队，遇到紧急情况也无法互相支援。坦克在这儿毫无用武之地，重型火炮也不得不留在后方。深沟和峡谷是绝佳的埋伏地，飞机根本就观测不到军队的藏身之所。这里绝对是埋伏的理想场所。10月，这儿已经埋伏了25万名纪律严明、长着飞毛腿的农民步枪兵，只等喇叭一吹、铙钹一敲，他们就会从两侧夹击毫无准备的联合国军队。这群伏击队员的身后，在广袤的中国东北，还有60万身着蓝色军装的中国士兵，时刻准备增援。这是战争史上大自然布下的最大的陷阱之一。

　　麦克阿瑟却兴高采烈。他带话给在日本的军需官，让他为他的左翼部队——联合国第八集团军准备好军营。又通知奥马·布雷德利，说他想要在1月把美国第二师调到欧洲去，并且承诺美国人民：“我会把这些弟兄们送回家过圣诞节。”他告诉记者，战争已经基本结束，现在不过是清扫战场。10月24日，麦克阿瑟告诉参谋长联席会议，他已经将军队驻扎在平壤和元山之间（元山是位于平壤东45英里的一个海港城市）。然后他公布了——真真切切地向全世界公布了他的作战计划。他想来一个钳形大夹击，第八集团军由平壤向北开进，其他部队则统称为X军团从元山开进。第八集团军是大钳子的西部钳臂，X军团是东部钳臂，它们之间的制高点则由少量韩国军队控制。让那些纸上谈兵的军官们吃惊的是，将军若无其事地告诉他们，他决定打破一条军事常规。他有意将指挥权下放给两个陆军司令官：左翼部队由陆军中将华尔顿·H·沃克指挥，右翼部队由他的总部负责。麦克阿瑟完全是沉醉在仁川大捷中了，根本就没弄清现在的情形——本来地形就是难题，他还让两翼互不通气，使停战更加困难了。

　　10月的最后一周，联合国先头部队兵分12路向北面猛攻，左翼直奔清川江，右翼直攻长津水库。几乎是在一开始，他们就遇到麻烦了。麦克阿瑟的军事情报处处长查尔斯·A·威洛比少将曾告诉他们，朝鲜人民军已经毫无士气，但是他们却遇到了猛烈反攻，韩国第七师被孤立，并被切断了与其他部队的联系。接着，10月26日，第八集团军的一个巡逻队在离中朝边界南方足足90英里的地方抓住了一个中国士兵。远在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的人们都皱起了眉头——总统同意麦克阿瑟的行动计划，完全是因为他言之凿凿，确信中国不会也不可能进行有效的干预。这位联合国部队统帅回复说，没什么好担心的，和莫斯科一样，北京只会打着共产主义旗帜，派遣一些理想主义的“志愿者”到别的共产主义国家参战，而且中国早已大肆宣传要去朝鲜作战的意图了。

　　4天后，在咸兴（朝鲜东北部城市）以北又抓到了16名不像是朝鲜人民军的军人。一位在檀香山唐人街长大的日裔美国军官审讯时，发现他们也是中国人。第二天，又有报告说在长津和赴战水库附近发现了一个团的麦克阿瑟认为是志愿军的中国士兵。俘虏们说，他们在两个星期前就坐着一辆押送军火的列车渡过了鸭绿江。11月1日，一队苏联米格–15式喷气式战斗机攻击了美国战斗机，混战了一会儿，又飞回到鸭绿江对岸的中国那边去了。这时，在朝鲜各师前线都已经发现了中国步兵。11月2日，第一骑兵师在清川江北岸侦察时，报告说他们其中一个营受到机枪扫射，几乎全军覆没，对方是高声叫喊的穿着蓝色毛式服装的士兵。报告称：“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否是中国政府派来的，但是这场战争就是一场印第安式的大屠杀，很像在小大角河战役中打败卡斯特的一场战斗。”

　　无可避免地，美国军官开始担心起来了。他们在一个陌生的国家作战，补给线很长，又容易受到攻击，并且没有做好扩大作战的准备。他们对中国知之甚少，但是听到的消息让他们非常不安：中国新政权视美国为天生的敌人，而且不怕死。一想到要与源源不断的东方军队作战，他们就不禁恐惧起来。11月3日，第24步兵团竟然完全不顾麦克阿瑟的指示——该团接到通知“命令当日全速挺进鸭绿江”进而掉头后退了14英里。总司令部还没来得及处理这次违令事件，11月4日的战况报告就出来了。陆军第一师发现该区有3个师的中国士兵，第一骑兵师发现5个师。

　　美军总部现在态度不一。起初，麦克阿瑟告诉五角大楼，尽管中国共产党的干预已经“有明显的可能性”，但他“手头上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让他立刻接受这个事实”。过了一晚后，他认为8个师的出现已经是证据确凿了。他报告参谋长联席会议，他的左翼部队已经躲过了“……暗中埋伏的一个陷阱”，已经不会有“任何军事大逆转的可能性”。可是，他仍然很心烦。打败朝鲜军队后，联合国军发现“一股新的军事力量正向他们袭来，可能还会有大批的后备军蜂拥而来，军队的补给也非常迅速”。这批新部队来自鸭绿江那边的“特许庇护所”。他说：“这些后备军是否以及是以何种规模向前推进以增援作战部队的，目前还有待观望，但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他已经“和这批被派来与联合国部队作战的中国军队交过手了”，中国能够集结这么多人，“我指挥的军队有最终全军覆没的危险”。

　　直到这个时候，参谋长联席会议才禁止在鸭绿江5公里范围之内进行轰炸。此时，麦克阿瑟上将要求授权他炸毁鸭绿江上的大桥。他依然不相信中国人会竭尽全力来这里支援朝鲜。但凭着一生对亚洲人的了解，他说他知道东方人的心理特征：尊重并服从那些积极进取、坚决果断、充满活力的人的领导。炸掉这些桥足以证明自己也是个积极果断、坚定有力的人，同时，这也有利于阻挠军队进行增援。这个轰炸要求理所应当被批准了，但参谋长联席会议又觉得心神不宁。参谋长联席会议对于其军事武装部署表示不满，他们也开始怀疑威洛比。然而，麦克阿瑟是美国陆军最高级将领（一个小士兵说“他是上帝之下，万人之上的人”），同时还是一名曾远征7 000英里以外战场的司令指挥官，不批准他就违反了1864年制定的、长期存在于美国的军事政策。然而，参谋长联席会议并不愿授予麦克阿瑟全权。麦克阿瑟被提醒“务必格外小心，不能侵犯中国东北领土和领空”，飞行员也务必不能袭击中国东北境内的目标，尤其是鸭绿江大水坝及发电设备。

　　在东京的美国总部用发报机飞快地传达着这些指令时，朝鲜前线又沉寂了。巡逻队没有发现一个中国士兵，好像他们全部消失了。威洛比将军对此很肯定，他一直都认为会这样，并自鸣得意地觉得自己是个“中国通”，早就知道中国只是虚张声势。士兵肯定是被召集回去了，战争结束了。但是地面部队的指挥官们却不那么肯定。中国可能会因为吃够了苦头，而像麦克阿瑟和威洛比现在想的这样突然中止作战，但也有可能和他们想的正好相反，他们正在重新整装待发，准备发动全面攻击。总之，他们一致表示，这件事很蹊跷。

　　他们对此迷惑不解，这件事本身就很神奇。两个多月来，中国总理周恩来想尽一切办法，想让这些西方入侵者滚回老家。8月25日，麦克阿瑟还被困釜山时，周恩来就通知联合国，华盛顿支持蒋介石留在台湾地区，本身就是“武装入侵”，是“犯罪”。他声称要把所有不属于美国侵略者的东方领土“从美帝国侵略者的魔爪下解放出来”，亚洲是属于亚洲人的。

　　因为美国起初并没有听进周恩来的这番言论，所以他在仁川登陆后又说了一次。他警告说，中国“不会袖手旁观，让自己的邻国朝鲜任由帝国主义蹂躏践踏”。10月3日，周恩来召见了印度驻中国大使潘尼迦，郑重地告诉他，如果联合国军自南向北越过三八线，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会与朝鲜人民军联盟，共同抵抗联合国军队。这个消息通过新德里、莫斯科和斯德哥尔摩传到美国国务院。世界各大报纸都刊登了这条消息，华盛顿却置之不理。一个星期后，周恩来又通过中国政府官方广播电台重申了这一点。麦克阿瑟和威洛比都将这一声明视为“外交诈骗”，不予理会。显然，他们估计错了，但美国政府不能因此责备他们。杜鲁门也认为，潘尼迦过去就“经常与中国共产党配合”。他总结说，周恩来的这个消息可能是“以干涉朝鲜战争为由，公然敲诈联合国”。

　　无论从哪方面看，麦克阿瑟对这场即将来临的灾难所负的责任，不会比艾森豪威尔对阿登战役所负的责任更大。这个类比是杜鲁门说的，但是麦克阿瑟后来在处理这件事情时所引发的灾难，就另当别论了。事后，他说“没有哪个穿军装的比我更服从命令了”，然而，至少在某一敏感问题上，他对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命令是缺乏尊重的。在参谋长联席会议看来，在靠近朝鲜的北部前线部署军队是不必要的挑衅行为。9月27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告知他：“就政策而言，任何非韩国的陆军部队都不能出现在与苏联接壤的朝鲜东北部各省和沿线的中国东北地区。”他不仅无视这项命令，还在10月24日告诉他的陆军中尉，“如有必要，充分利用手中的所有陆军部队，占领整个朝鲜半岛”。他又对参谋长联席会议说，中国人欺软怕硬，向他们显示一下我们的力量，“会让中国人更理智些”。

　　麦克阿瑟的这种种族沙文主义，让他掉入自己挖的陷阱里。到感恩节，已经有三个星期没有看到中国军队在前线活动了，他就认为是自己的战斗阵势吓跑了他们。中央情报局向他发出警报，为了和联合国军打消耗战，“让朝鲜还能维持一个国家的状态”，中国会“最低限度”增加在朝鲜的军力。麦克阿瑟却对此警告置之不理，开始了那个月的第二次进攻，并且又一次提前向新闻界公布自己的作战策略。

　　他告诉记者，这将是一次“全面进攻”，以“赢得战争的胜利”。他又像10月承诺的那样，让约翰·库尔特少将告诉士兵，“他们可以回家吃圣诞大餐”。这项计划将在11月24日清晨执行，他会从东京飞到战场。而对他来说，他最后一次总攻会失败简直不可想象。在发给联合国的特别公报里，他报告说空军已经“完全控制了大后方地区”。他的左翼部队向前推进，遇到的是“无力的抵抗”，而他的右翼部队“在海军、空军和陆军部队的英勇支持下”，继续发挥其“有利位置”。到两翼会合之时，“实际上就是战争结束之际”。一位记者问他是否知道有多少中国士兵在朝鲜。“大约3万正规军，”将军脱口而出说，“还有3万志愿者。”损失将“非常小”。

　　在华盛顿，总统十分困惑。这个月早些时候，将军发来的警报，在杜鲁门看来好像要大难临头。现在，貌似警报解除了，将军在第一队人马还没出发时就要宣布胜利了。事实上，军队的确在提前庆祝： 进攻的前一天正好是感恩节，美国真是别出心裁，为每个人提供了一份热气腾腾的火鸡宴，还有奶油汁、华尔道夫沙拉、红莓酱、碎肉馅饼和饭后薄荷糖。

　　那天是星期四。星期五，美国发起全面进攻。星期日中国派出了33个师，共30万人。

　　早上6点15分，布雷德利将军给白宫打电话。他告诉总统：“麦克阿瑟将军传来可怕的消息，中国人两只脚都踏进来了。”

　　他们攻破了整个联合国军防线。防守中线的韩国军队即刻投降，在中部山脉的韩国第二军也土崩瓦解了。土耳其、英国军队以及第一骑兵师马上赶去增援，却被逼退到离德川市30英里外的地方。丢了德川后，他们坐着两吨半重的卡车往南逃，边逃边向追兵开枪。土耳其人决定留下抵抗。子弹打完后，他们和中国军队拼刺刀，全部阵亡。第24师连连败退，退回到了清川江对岸。中国军队总共占领了40英里长的防线。他们右边是第八集团军，左边是X军团，在中间的丘陵地带稍作整顿后，中国军队又从东西两方迂回包抄过来，进攻这两个军。沃克将军不得不在撤退和负隅顽抗之间做出选择。他理智地选择了撤退。X军团也接到了同样的命令，结果却截然不同。

　　尽管伤亡惨重，但沃克将军的部队仍保持完整。很确定的是，情况一晚比一晚糟糕。军号声、铙钹声（有时是口哨声）一响，大批喊声连天的中国士兵就在信号弹的照明下，猛扑过来。他们好像无穷无尽，用麦克阿瑟的话说，敌人就好像一个“无底洞”，源源不断。但沃克最终不再逃跑，在三八线地区重整队伍。然而，X军却溃不成军了。他们的主力是海军陆战队第一师。按照惯例，海军陆战队冲在每支联合国军队的前头大约40英里。当第一声军号吹响时，他们早已到达长津水库。他们很聪明，认为现在是一个包抄的大好时机，可以迂回到正在与第八集团军交锋的中国部队背后，来一个突然袭击。但是，中国军队早有所预料。等麦克阿瑟知道后，海军陆战队已被切断包围了，而离他们最近的援军（驻扎在兴南）也有40英里远。

　　他们的突围战是朝鲜战争中最伟大的故事之一。“撤退？见鬼去吧！”海军陆战队的将军对一位战地记者厉声喊道：“我们只是向另一个方向进攻罢了！”“宽胸膛”普勒上校告诉他的士兵：“敌军在我们的前方、后方、左方和右方。这回他们逃不掉了。”他们与第三师、第八师以及韩国京畿师会和，组成了一个纵队，从中国军队的重重包围中突围出来。14天来，他们忍受着零度以下的低温，向东推进，迎着暴风雪，穿过冰雪覆盖的泥泞小径，周围都是万丈深渊。走到一个地方时，他们遇到了一条无法逾越的峡谷，正在他们深深绝望时，战斗运输司令部的飞行员在上空出现了，从机舱里，摇摇晃晃地放下来一座巨大的悬桥，架在峡谷上。有一次，部队不得不将117名海军陆战队队员的尸体埋在雪地里。还有一次，在4天的战争里，他们的伤亡人数达到了2 651人，但因为没有医院，他们不得不抬着每个伤员往前走。最后他们终于到达兴南港，并从那里撤走了。

　　可是战士和军队的英勇掩盖不了一个事实——麦克阿瑟的军队惨败。《时代周刊》评价道：“这是美国战争史上最惨痛的失败。”记者霍默·比加特称：“联合国军不合理的部署以及麦克阿瑟将军的重大失误，给敌人军事策略的成功提供了保证。”共和党报纸《纽约先驱论坛报》的一篇社论将这次溃败描述为“重大军事失误”，这一战役表明麦克阿瑟“再也不是军事战略上的绝对权威了”。

　　麦克阿瑟却持截然相反的观点。虽然他万分难受（艾奇逊看过他的电报后，用“近乎抓狂”来形容他），却不认为自己要负什么责任。中国闪电战的第4天，麦克阿瑟发表的公报承认“我们面临的是全新的战争”，看来是想怪罪于中国的言而无信。他说，敌人的行动“已经粉碎了我们原本抱有的巨大希望，根据此前中国所宣称的，我们曾以为中国只会派一群志愿者和个别人员而已”。

　　12月的第一个周末，第八集团军还处于混乱之中，海军陆战队第一师还被牵制在长津水库周边地区，麦克阿瑟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报告，他的士兵已经快要筋疲力尽了。除非联合国承诺变更条款，否则他别无选择，只能“慢慢消磨殆尽，直至最后全军覆没”。他说，新的形势“要求我们在政策决定和战略计划的制订上，必须充分符合相关的现实情况”。将麦克阿瑟的话讲再得明白点儿，他所要求的就是一件事——自由入侵中国东北，但华盛顿或是成功湖都不可能赋予他这项权力。在艾奇逊看来，这份来自东京的公报“把麦克阿瑟描述成一个诚惶诚恐、自怨自艾、抱怨种种限制扩大战争的人，这个人把洛维特称之为‘留给后代的文件’发给了报社和五角大楼”。毫无疑问，将军从未忘记他将是历史上的大人物。在美军总部眼里，他请求授权跨越鸭绿江是说得通的，因为已经没有其他方法能够赢得这场战争了。

　　不幸的是，赢得战争真的不可能了。1945年以来，战争的本质已经变了——广岛和长崎的遭遇改变了它。在一个有一种武器能够夺取上百万人生命的世界里，战争不再是国王和总统的最后一着。如果战争蔓延成世界大战，人类将面临灭绝的危险。诚然，麦克阿瑟在朝鲜的敌人没有原子弹，但是他们的同盟苏联有，这一点就能够阻止麦克阿瑟为所欲为。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理由同样充分。在他指挥下的其他15个联合国成员国绝不想扩大战争。就算美国准备好不顾联合国是否赞成而单独作战，从其全球战略目标看，也不允许在亚洲战场有进一步的纠缠。与中国东北的战争一旦发动，就会在不断崛起的第三世界国家里引起反美情绪，美国对欧洲重建的援助也会就此终止。

　　如果麦克阿瑟不渡过鸭绿江就不能赢的话（很明显现在就是这样的情况），会产生新的僵局。让联合国让步是不可能的，但以当前的情形看，这两个强敌也是不可能撤退的。最愚蠢的解决办法就是战争双方都不认输，就这么长久而残忍地陷入僵局，直到有一方精疲力竭，同意停战。而这种情况实际上就是最终发生的事情。在后来的越南战争中，这看起来也是能够接受的。但在当时，这样的结果令人愤怒，尤其是对麦克阿瑟这样一位仍然沉浸在19世纪荣辱观的人来讲，他的每条神经纤维都如此坚信这一点，他很快就要告诉美国人：“在战争中，除了胜利，别无其他！”

　　圣诞节回家，在那个12月看起来毫无可能。如果你属于“摇摆世代”，又不是“吃了两次亏的人”（既是一个“二战”的老兵，又作为后备部队加入这场新的战争），而你的孩子正好长大，那么这个季节就会为你添加一种特别的甜蜜与辛酸。黑色的蘑菇云也悬在他们的上空，威胁着他们的生命安全。流行歌曲排行榜上第一名是一首悲伤的民谣《田纳西华尔兹舞曲》。正当你在一群喧嚣不安却又异常沉寂的人群里挑选着圣诞礼物，琢磨着1951年会不会有圣诞节时，扬声器里传来了哀怨的声音，唱着：

　　正和我心爱的人儿随着《田纳西华尔兹舞曲》欢快地跳着，

　　我偶然遇见了一个老朋友

　　我把我心爱的人儿介绍给他认识，他们俩跳舞时

　　朋友却把我心爱的人儿抢走了……

　　报摊上报刊的标题都是那么奇怪，甚至有些离奇。中国士兵和年轻的美国兵在遥远的太平洋彼岸相互厮杀时，一个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却来到成功湖说明他们的情况。联合国会议期间，有人读到一条消息，伍修权将军和他的13名副官为他们的太太买搅拌器和尼龙长袜，还为自己买了有关原子弹的书。蒙大拿州征兵委员会表示，如果麦克阿瑟没有获得核武器及使用的权力，将不再招募新兵。还有消息传到华盛顿说，苏联的一位外交官称他们已经承诺中国，如果中国东北遭到轰炸，苏联就会参战。在随后的记者招待会中，杜鲁门暗示可能在朝鲜使用原子弹，具体时间由麦克阿瑟定。听到这个消息，英国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马上从伦敦飞往美国。杜鲁门让他无须理会这件事，他从来没有这样说过，只是有人在造谣而已。虽然如此，艾德礼还是一脸愁容地回去了，他得知了一些其他情况。杜鲁门和艾奇逊吐露出朝鲜战争的败局已定。总统已经对麦克阿瑟提出指示：“我们目前最关心的就是保住你的军队，我们一致同意将军队固守在桥头堡一带。”

　　白宫、五角大楼和新政府大楼的政府人员都暗自恐慌。看到那天公报的信息后，总统每天早上都要召开一次军事会议。美军总部的通信电路24小时不间断运转。国家安全委员会几乎会议不断，但所有努力都于事无补。杜鲁门的记录本上满是他的随想，其中有一页保留下来了，在那个圣诞节，他写道：“……面对这种紧张的局势，整个国家会议接连不断。艾德礼、中国台湾地区、共产党、中国大陆、蒋介石、日本、德国，法国、印度等。我已经为和平工作了5年6个月，看起来第三次世界大战迫在眉睫。”

　　这是自1944年阿登战役以来最糟糕的一个年关。圣诞节过后，共产党又一次越过了三八线。三天后，参谋长联席会议告诉麦克阿瑟，“成功的抵御（进攻）固然对于国家利益而言意义重大”，但是不值得为此“蒙受巨大的损失”。如果他被打退到朝鲜锦江，他们会命令他“退回日本去”。12月30日，麦克阿瑟要求政府“承认中国政府强加给我们的战争状态”。后面他还建议“投掷30～50枚原子弹到中国东北的空军基地或是其他敏感地区”，从中国台湾地区派遣50万人的国民党两栖部队，在美国海军陆战队两个师的支持下，登陆中朝边境两端。他还补充说，“打败中国后”，要沿着鸭绿江“布置一条”放射性钴带，以防共产党再度入侵朝鲜。

　　同一星期的星期六，韩国再一次放弃了汉城，这是开春以来的第二次。三八线沿线地区的气温降低到了零度以下，一直没有回升。共产党人每天都在进攻。麦克阿瑟的防线终于抵挡不住，开始往回撤。在新年前夜，大家唱着《友谊地久天长》时，最凶猛的进攻有如巨浪一般，穿透厚厚的积雪，向联合国军的防线猛扑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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