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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京的客店里，我们大抵一起来就看报。学生所看的多是《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均为日本最有影响的综合性报纸，分别创刊于1888年和1874年。下文中的《二六新闻》当为《二六新报》。1907年7月8日和9日的东京《朝日新闻》，均报道了徐锡麟刺杀恩铭的消息。），专爱打听社会上琐事的就看《二六新闻》。一天早晨，辟头就看见一条从中国来的电报，大概是：
“安徽巡抚（巡抚，清代省级最高官员。）恩铭被JoShikiRin刺杀，刺客就擒。”
大家一怔之后，便容光焕发地互相告语，并且研究这刺客是谁，汉字是怎样三个字。但只要是绍兴人，又不专看教科书的，却早已明白了。这是徐锡麟（徐锡麟（1873—1907），字伯荪，浙江绍兴人。也就是前文的Jo
Shiki
Rin。清末革命团体光复会成员。1905年，在绍兴创办大通师范学堂，培植反清革命骨干。1906年春，为便于从事革命活动，筹资捐了候补道，同年秋被分发到安徽；1907年与秋瑾准备在浙皖两省同时起义，7月6日（清光绪三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他以安徽巡警处会办兼巡警学堂监督身份为掩护，乘巡警学堂举行毕业典礼之机，刺杀安徽巡抚恩铭，并率少数学生攻占军械所，弹尽被捕，即遭杀害。），他留学回国之后，在做安徽候补道（候补道，即候补道员。道员是清代官名，分总管省以下、府州以上一个行政区域职务的道员和专管一省特定职务的道员。据清代官制，通过科举或捐纳等途径取得道员官衔，但不一定有实际职务。一般没有实际职务的道员，由吏部抽签分发到某部或某省，听候差委，称为候补道。），办着巡警事务，正合于刺杀巡抚的地位。
大家接着就预测他将被极刑，家族将被连累。不久，秋瑾（秋瑾（1879？—1907），字璿卿，号竞雄，别署鉴湖女侠，浙江绍兴人。1904年赴日本留学，在日本期间先后加入光复会、同盟会。1906年春回国。1907年在绍兴主持大通师范学堂，组织光复军，和徐锡麟分头准备在安徽、浙江两省起义。徐锡麟起义失败后，秋瑾亦被清政府逮捕，同年7月15日在绍兴轩亭口就义。）姑娘在绍兴被杀的消息也传来了，徐锡麟是被挖了心，给恩铭的亲兵炒食净尽。人心很愤怒。有几个人便秘密地开一个会，筹集川资；这时用得着日本浪人（日本浪人，指日本幕府时代失去封禄、离开主家到处流浪的武士。江户时代，幕府体制瓦解，一时浪人激增。他们无固定职业，常受雇于人，从事各种好勇斗狠的活动。日本向外侵略时，常以浪人为先锋。）了，撕乌贼鱼下酒，慷慨一通之后，他便登程去接徐伯荪的家属去。
照例还有一个同乡会，吊烈士，骂满洲；此后便有人主张打电报到北京，痛斥满政府的无人道。会众即刻分成两派：一派要发电，一派不要发。我是主张发电的，但当我说出之后，即有一种钝滞的声音跟着起来：
“杀的杀掉了，死的死掉了，还发什么屁电报呢。”
这是一个高大身材，长头发，眼球白多黑少的人，看人总像在渺视。他蹲在席子上，我发言大抵就反对；我早觉得奇怪，注意着他的了，到这时才打听别人：说这话的是谁呢，有那么冷？认识的人告诉我说：他叫范爱农（范爱农（1883—1912），名肇基，字斯年，号爱农，浙江绍兴人。1912年7月10日与绍兴《民兴日报》友人游湖时溺水身亡。），是徐伯荪的学生。
我非常愤怒了，觉得他简直不是人，自己的先生被杀了，连打一个电报还害怕，于是便坚执地主张要发电，同他争起来。结果是主张发电的居多数，他屈服了。其次要推出人来拟电稿。
“何必推举呢？自然是主张发电的人啰 。”他说。
我觉得他的话又在针对我，无理倒也并非无理的。但我便主张这一篇悲壮的文章必须深知烈士生平的人做，因为他比别人关系更密切，心里更悲愤，做出来就一定更动人。于是又争起来。结果是他不做，我也不做，不知谁承认做去了；其次是大家走散，只留下一个拟稿的和一两个干事，等候做好之后去拍发。
从此我总觉得这范爱农离奇，而且很可恶。天下可恶的人，当初以为是满人，这时才知道还在其次；第一倒是范爱农。中国不革命则已，要革命，首先就必须将范爱农除去。
然而这意见后来似乎逐渐淡薄，到底忘却了，我们从此也没有再见面。直到革命的前一年，我在故乡做教员，大概是春末时候罢，忽然在熟人的客座上看见了一个人，互相熟视了不过两三秒钟，我们便同时说：
“哦哦，你是范爱农！”
“哦哦，你是鲁迅！”
不知怎地我们便都笑了起来，是互相的嘲笑和悲哀。他眼睛还是那样，然而奇怪，只这几年，头上却有了白发了，但也许本来就有，我先前没有留心到。他穿着很旧的布马褂，破布鞋，显得很寒素。谈起自己的经历来，他说他后来没有了学费，不能再留学，便回来了。回到故乡之后，又受着轻蔑，排斥，迫害，几乎无地可容。现在是躲在乡下，教着几个小学生糊口。但因为有时觉得很气闷，所以也趁了航船进城来。
他又告诉我现在爱喝酒，于是我们便喝酒。从此他每一进城，必定来访我，非常相熟了。我们醉后常谈些愚不可及的疯话，连母亲偶然听到了也发笑。一天我忽而记起在东京开同乡会时的旧事，便问他：
“那一天你专门反对我，而且故意似的，究竟是什么缘故呢？”
“你还不知道？我一向就讨厌你的，——不但我，我们。”
“你那时之前，早知道我是谁么？”
“怎么不知道。我们到横滨（横滨，日本东京湾西岸港口城市，神奈川县首府。），来接的不就是子英（子英，姓陈名濬（1882—1950），浙江绍兴人。）和你么？你看不起我们，摇摇头，你自己还记得么？”
我略略一想，记得的，虽然是七八年前的事。那时是子英来约我的，说到横滨去接新来留学的同乡。汽船一到，看见一大堆，大概一共有十多人，一上岸便将行李放到税关上去候查检，关吏在衣箱中翻来翻去，忽然翻出一双绣花的弓鞋来，便放下公事，拿着仔细地看。我很不满，心里想，这些鸟男人，怎么带这东西来呢。自己不注意，那时也许就摇了摇头，检验完毕，在客店小坐之后，即须上火车。不料这一群读书人又在客车上让起坐位来了，甲要乙坐在这位上，乙要丙去坐，揖让未终，火车已开，车身一摇，即刻跌倒了三四个。我那时也很不满，暗地里想：连火车上的坐位，他们也要分出尊卑来……。自己不注意，也许又摇了摇头。然而那群雍容揖让的人物中就有范爱农，却直到这一天才想到。岂但他呢，说起来也惭愧，这一群里，还有后来在安徽战死的陈伯平（陈伯平（1882—1907），名渊，浙江绍兴人。大通师范学堂学生，曾往日本学习警务和制造炸弹。1907年6月，与马宗汉同赴安徽参加徐锡麟组织的武装起义，在战斗中阵亡。）烈士；被害的马宗汉（马宗汉（1884—1907），字子畦，浙江余姚人。1905年赴日本留学，次年回国；1907年6月赴安徽参加徐锡麟的起义活动，被俘后于8月24日就义。）烈士，被囚在黑狱里，到革命后才见天日而身上永带着匪刑的伤痕的也还有一两人。而我都茫无所知，摇着头将他们一并运上东京了。徐伯荪虽然和他们同船来，却不在这车上，因为他在神户（神户，日本大阪湾西北岸港口城市，兵库县首府。）就和他的夫人坐车走了陆路了。
我想我那时摇头大约有两回，他们看见的不知道是那一回。让坐时喧闹，检查时幽静，一定是在税关上的那一回了，试问爱农，果然是的。
“我真不懂你们带这东西做什么？是谁的？”
“还不是我们师母的？”他瞪着他多白的眼。
“到东京就要假装大脚，又何必带这东西呢？”
“谁知道呢？你问她去。”
到冬初，我们的景况更拮据了，然而还喝酒，讲笑话。忽然是武昌起义（武昌起义，即辛亥革命。1911年10月10日在武昌由同盟会等领导的推翻清王朝的武装起义。），接着是绍兴光复（绍兴光复，据《中国革命记》第3册（1911年上海自由社编印）记载：辛亥九月十四日（1911年11月4日），“绍兴府闻杭州为民军占领，即日宣布光复”。）。第二天爱农就上城来，戴着农夫常用的毡帽，那笑容是从来没有见过的。
“老迅，我们今天不喝酒了。我要去看看光复的绍兴。我们同去。”
我们便到街上去走了一通，满眼是白旗。然而貌虽如此，内骨子是依旧的，因为还是几个旧乡绅所组织的军政府，什么铁路股东是行政司长，钱店掌柜是军械司长……。这军政府也到底不长久，几个少年一嚷，王金发（王金发（1882—1915），名逸，字季高，浙江嵊县（今属宁波市）人。原为洪门会党平阳党的首领，后由光复会创始人陶成章介绍加入该会。1911年11月10日，他率光复军进入绍兴，11日成立绍兴军政分府，自任都督。“二次革命”失败后，1915年7月13日被听命于袁世凯的浙江督军朱瑞杀害于杭州。）带兵从杭州进来了，但即使不嚷或者也会来。他进来以后，也就被许多闲汉和新进的革命党所包围，大做王都督（都督，指辛亥革命时地方上的最高军政长官。）。在衙门里的人物，穿布衣来的，不上十天也大概换上皮袍子了，天气还并不冷。
我被摆在师范学校校长的饭碗旁边，王都督给了我校款二百元。爱农做监学，还是那件布袍子，但不大喝酒了，也很少有工夫谈闲天。他办事，兼教书，实在勤快得可以。
“情形还是不行，王金发他们。”一个去年听过我的讲义的少年来访问我，慷慨地说，“我们要办一种报（指《越铎日报》，1912年1月3日在绍兴创刊，1912年8月1日被毁。作者是该报发起人之一，并曾为撰写《〈越铎〉出世辞》（收入《集外集拾遗补编》）。）来监督他们。不过发起人要借用先生的名字。还有一个是子英先生，一个是德清（德清，即孙德卿（1868—1932），当时绍兴的一个开明绅士，参加过反清革命运动。）先生。为社会，我们知道你决不推却的。”
我答应他了。两天后便看见出报的传单，发起人诚然是三个。五天后便见报，开首便骂军政府和那里面的人员；此后是骂都督，都督的亲戚，同乡，姨太太……。
这样地骂了十多天，就有一种消息传到我的家里来，说都督因为你们诈取了他的钱，还骂他，要派人用手枪来打死你们了。
别人倒还不打紧，第一个着急的是我的母亲，叮嘱我不要再出去。但我还是照常走，并且说明，王金发是不来打死我们的，他虽然绿林大学（绿林大学，西汉末年王匡、王凤等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号称“绿林兵”，后用“绿林”泛指聚集山林反抗官府或打家劫舍的人们。王金发曾领导浙东洪门会党平阳党，故作者戏称他是“绿林大学出身”。）出身，而杀人却不很轻易。况且我拿的是校款，这一点他还能明白的，不过说说罢了。
果然没有来杀。写信去要经费，又取了二百元。但仿佛有些怒意，同时传令道：再来要，没有了！
不过爱农得到了一种新消息，却使我很为难，原来所谓“诈取”者，并非指学校经费而言，是指另有送给报馆的一笔款。报纸上骂了几天之后，王金发便叫人送去了五百元。于是乎我们的少年们便开起会议来，第一个问题是：收不收？决议曰：收。第二个问题是：收了之后骂不骂？决议曰：骂。理由是：收钱之后，他是股东；股东不好，自然要骂。
我即刻到报馆去问这事的真假。都是真的。略说了几句不该收他钱的话，一个名为会计的便不高兴了，质问我道：
“报馆为什么不收股本？”
“这不是股本……。”
“不是股本是什么？”
我就不再说下去了，这一点世故是早已知道的，倘我再说出连累我们的话来，他就会面斥我太爱惜不值钱的生命，不肯为社会牺牲，或者明天在报上就可以看见我怎样怕死发抖的记载。
然而事情很凑巧，季茀（季茀（1882—1948），即许寿裳，浙江绍兴人，教育家，曾与鲁迅同学，同事多年，交谊甚笃。著有《我所认识的鲁迅》等。1948年2月18日，在台北遇刺身亡。）写信来催我往南京了。爱农也很赞成，但颇凄凉，说：
“这里又是那样，住不得。你快去罢……。”
我懂得他无声的话，决计往南京。先到都督府去辞职，自然照准，派来了一个拖鼻涕的接收员，我交出账目和余款一角又两铜元，不是校长了。后任是孔教会（孔教会，一个为袁世凯复辟服务的尊孔复古组织。1912年10月成立于上海，次年迁北京。当时各地保守势力亦纷纷筹建此类组织。绍兴孔教会会长傅励臣是前清举人，他还兼任绍兴教育会会长和绍兴师范学校校长。）会长傅力臣。
报馆案（报馆案，指王金发所部士兵捣毁越铎日报馆一案。时在1912年8月1日，作者早已于5月离开南京，随教育部迁到北京。这里说“是我到南京后两三个星期了结的”，似记忆有误。）是我到南京后两三个星期了结的，被一群兵们捣毁。子英在乡下，没有事，德清适值在城里，大腿上被刺了一尖刀。他大怒了。自然，这是很有些痛的，怪他不得。他大怒之后，脱下衣服，照了一张照片，以显示一寸来宽的刀伤，并且做一篇文章叙述情形，向各处分送，宣传军政府的横暴。我想，这种照片现在是大约未必还有人收藏着了，尺寸太小，刀伤缩小到几乎等于无，如果不加说明，看见的人一定以为是带些疯气的风流人物的裸体照片，倘遇见孙传芳（孙传芳（1885—1935），山东历城人，北洋直系军阀。1926年夏他盘踞江浙等地时，曾以保卫礼教为由，下令禁止上海美术专门学校采用裸体模特儿。）大帅，还怕要被禁止的。
我从南京移到北京的时候，爱农的学监也被孔教会会长的校长设法去掉了。他又成了革命前的爱农。我想为他在北京寻一点小事做，这是他非常希望的，然而没有机会。他后来便到一个熟人的家里去寄食，也时时给我信，景况愈困穷，言辞也愈凄苦。终于又非走出这熟人的家不可，便在各处飘浮。不久，忽然从同乡那里得到一个消息，说他已经掉在水里，淹死了。
我疑心他是自杀。因为他是浮水的好手，不容易淹死的。
夜间独坐在会馆里，十分悲凉，又疑心这消息并不确，但无端又觉得这是极其可靠的，虽然并无证据。一点法子都没有，只做了四首诗（作者悼范爱农的诗，实际上是三首。最初发表于1912年8月21日绍兴《民兴日报》，署名黄棘，后收入《集外集》。下面说的“一首”指第三首，其五六句是“此别成终古，从兹绝绪言”。），后来曾在一种日报上发表，现在是将要忘记完了。只记得一首里的六句，起首四句是：“把酒论天下，先生小酒人。大圜犹酩酊，微醉合沉沦。”中间忘掉两句，末了是“旧朋云散尽，余亦等轻尘。”
后来我回故乡去，才知道一些较为详细的事。爱农先是什么事也没得做，因为大家讨厌他。他很困难，但还喝酒，是朋友请他的。他已经很少和人们来往，常见的只剩下几个后来认识的较为年青的人了，然而他们似乎也不愿意多听他的牢骚，以为不如讲笑话有趣。
“也许明天就收到一个电报，拆开来一看，是鲁迅来叫我的。”他时常这样说。
一天，几个新的朋友约他坐船去看戏，回来已过夜半，又是大风雨，他醉着，却偏要到船舷上去小解。大家劝阻他，也不听，自己说是不会掉下去的。但他掉下去了，虽然能浮水，却从此不起来。
第二天打捞尸体，是在菱荡里找到的，直立着。
我至今不明白他究竟是失足还是自杀（范爱农在1912年夏历三月二十七日给鲁迅的信中曾有“如此世界，实何生为？盖吾辈生成傲骨，未能随波逐流，惟死而已，端无生理”等语，鲁迅怀疑他可能是投湖自杀。）。
他死后一无所有，遗下一个幼女和他的夫人。有几个人想集一点钱作他女孩将来的学费的基金，因为一经提议，即有族人来争这笔款的保管权，——其实还没有这笔款，——大家觉得无聊，便无形消散了。
现在不知他唯一的女儿景况如何？倘在上学，中学已该毕业了罢。
十一月十八日。
（原载1926年12月25日《莽原》第1卷第24期） 鲁迅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