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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六章 欲歙固张【原文】

　　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柔弱胜刚强。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今译】

　　想要收敛它，必须暂且扩张它；想要削弱它，必须暂且增强它；想要废除它，必须暂且兴起它；想要夺取它，必须暂且给予它。这就叫做难以察觉的智慧，也就是柔弱能够战胜刚强的道理。就像鱼不能离开渊潭一样，国家的有效的武器，是不能够随便拿出来给人看的。

　　【解析】

　　大道与计谋

　　在这一章，老子不厌其烦地例举了很多做事的策略，其目的是阐明相反相成的道理。在老子看来，万事万物都是相反相成。这从太极图中可以得到最为鲜明的体现，阴与阳共同构成了一个整体，而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既相互区分，又相互包含；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转化。老子对这样的道理有着充分的认识，所以才提出了上述的种种“将欲反之，必固正之”的处事手段。而这种相反相成的思想原理在人类生活中的很多方面都得到了具体的应用，三十六计中的“欲擒故纵”就是直接由此而来。

　　在古代典籍的分类上，许多人把老子列入兵家甚至是阴谋家之列。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老子思想里存在不少这样看上去像是阴谋诡计之类的观点。许多军事家、政治家乃至经商的人，都从中得到启迪，把予取先与的思想运用到战场上、政治斗争以及商业经营之中，并由此创造了欲擒故纵、声东击西、以退为进、以守为攻、置之死地而后生、以屈求伸等诸多谋略性、方法性斗争技巧。但是，这样理解老子，多半是对老子的误解。作为一个目光深远、智慧卓异的大哲学家，老子更多的是想向人类阐述大道，解读自然、社会、政治统治及人生的最基本规律，至于这些阴谋诡计，当不在他的考量范围。至于后人从他的大道思想里引申出来的道术以及谋略，那只是后人的理解而已，许多并非老子的本意。我们都知道，文学界有一名言，叫做“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就是读者见仁见智的问题，读者从文本中品悟出来的东西，有时已经远远偏离了作者的意图。把老子视为兵家或阴谋家，正是这个缘故。

　　纵观老子全书，我们会发现，老子非常喜欢从反面看问题，这一章阐述的观点也不例外。究其本意，不过是要阐述他一如既往的观点，也就是告诫人们，要保持柔弱、守雌、退让、收敛、无为的状态；不要强行作为、肆意扩张、过于强势、巧取豪夺。在这里，老子强调的是，理解大道、秉持大道的德行，最终会获得胜利，并能战胜那些表面上看上去扩张的、强大的、兴盛的、争夺的势力。至于后人把他的这番言论，奉为韬略兵法，那是后人的事，其实与老子本人干系不大。

　　不过，自然与社会中的许多现象证明，老子的观点确实是正确的。比如，大自然中，水最柔弱，但是，水滴石穿，坚硬的石头挡不住水滴的力量；在植物世界里，草很软弱，但狂风过后，许多高大树木干断枝折，而野草则安然无恙。在人类社会中，政治权力、军事力量是最为强势暴烈的力量，宗教与思想则是无形无力的存在，但是拥有强大军政势力的国家、组织或集团，能持续几百年已经很了不起了，可是宗教和思想却能轻易穿越数千年的历史，经久不衰，并能代代传承。历史上，强大好战的波斯王朝被弱小分裂的希腊世界击败，骄横不可一世的罗马帝国被散沙般的蛮族淹没，无不印证了老子的观点，柔弱胜刚强。

　　正因为如此，许多人才把老子的思想往军政斗争领域落实，以期求得竞争的胜利。因为老子揭示的是规律性的东西，把它落实到实践中，确实往往能收到现实的令人满意的效果，历史上，把老子的思想引入斗争并获得胜利的事例屡见不鲜。比如，西晋末年，石勒对王浚的擒杀，使用的欲擒故纵之计，就是出自老子。当时，幽州刺史王浚图谋篡逆，而石勒也同样心怀不轨，为了进一步扩张自己的势力，就想寻机除掉王浚。但是王浚的势力很强，若强行攻取，恐怕一时难以得胜。于是，石勒就派遣王子春去向王浚进献了大批的财宝，并且扬言有意尊王浚为天子。石勒的假意逢迎，使得王浚忘乎所以，以为自己真的没有敌手，天下完全运转在他的手掌心里，从此就开始放纵起来，对石勒更是毫不戒备。而石勒则乘幽州发生水灾之际兴兵讨伐，被蒙蔽的王浚还以为石勒是来拥戴他称帝，没有进行任何作战的准备，结果被杀得个措手不及。其实，不仅在中国历史上使用此计的战例比比皆是，在国外，这一计策也是被应用得十分稔熟。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希特勒先与斯大林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与苏联相互勾结，秘密商议苏德两国共同瓜分波兰领土，而后希特勒却悄悄撕毁协议，悍然出兵东进，使得仓促应战的苏联在战争之初遭受了极为惨重的损失，甚至首都莫斯科都险些被德军攻克。

　　【从政之道】

　　蔡锷的韬晦之术

　　蔡锷（1882～1916），湖南宝庆（今邵阳）人，出身贫寒，勤苦好学，曾入长沙时务学堂，师从梁启超、谭嗣同，后赴日本留学。回国之后，蔡锷参加了唐才常领导的反抗清政府的自立军起义，起义失败后再次赴日，进入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军事。1904年学成归国后，先后在湖南、广西、云南等省教练新军，1911年初调往云南，任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协统。同年10月30日，蔡锷在昆明率领新军响应武昌起义。不久，成立了以蔡锷为都督的云南军政府。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但是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很快为北洋军头领袁世凯所窃取。2月12日，在袁世凯的逼迫之下，清帝溥仪颁布“退位诏书”，第二天，孙中山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务，2月15日，袁世凯被参议院选为临时大总统，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职。

　　根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1913年2月，国会举行了第一次选举，国民党所得议席最多，因此国民党理事长宋教仁当出任内阁总理。早在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前，为了限制他的权力，《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就已经规定，将国家政体由总统制改为内阁制。这样一来，内阁总理的权力就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对总统的权力产生制衡的作用。为了独揽大权，袁世凯不惜秘密派人在上海刺杀了即将北上入京的宋教仁。宋案发生之后，举国哗然，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元勋立即对袁世凯进行了严厉的声谴，并且组织了中华革命党，发动了“二次革命”。

　　在此之前，出于维护国家统一的目的，蔡锷一直是支持袁世凯的。“二次革命”之时，黄兴约请蔡锷一同举兵，可是蔡锷却反对用武力来解决此事。他说道：“我国自改革以后，元气大伤，至今疮痍未复，断不可有第二次之破坏。且某国幸灾乐祸，正利用我有内乱，以遂其侵略野心，凡我邦人，正宜戮力同心，以御外侮……克强（即黄兴）、协和（即李烈钧）此举，未免铤而走险，急不能择。”鉴于这种观点，在“二次革命”中蔡锷宣布云南中立。尽管当时以平和的方式难以解决这一问题，但是蔡锷的看法也不能说是没有道理，而且“二次革命”也确实很快就遭受了挫败。

　　1913年10月6日，袁世凯被国会选举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随即于北京故宫太和殿就职。在此之后，袁世凯加紧了走向独裁专制的步伐，先后解散了国民党和国会，又废除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并于1914年5月推出了新的《中华民国约法》，将内阁制又改为总统制，赋予了总统最大的权限。他还修改了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任期为十年，任届则没有限制。

　　袁世凯就任大总统之后，蔡锷便辞去了云南都督的职位，北上进京。关于这件事，蔡锷的老师梁启超在《护国之役回顾谈》中说道：“蔡公把都督辞掉回到北京。他辞都督并非有人逼着他辞，云南人苦苦挽留，中央也不放他走，但蔡公意思一来因为怕军人揽政，弄成藩镇割据局面，自己要以身作则来矫正他；二来因为他也有一种怀抱，想重新训练一班军官，对付我们理想的敌国；三来也因为在云南两年太劳苦了，身子有点衰弱，要稍为休息休息。”

　　蔡锷来到北京之后，担任全国经界局督办。他一方面领导着经界局的工作，一方面与蒋方震、阎锡山等人组织了军事研究会，积极研讨军事学术问题，不断地为国家的军事建设献计献策，倾心希望能够建立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从而能够不再受制于人，一雪国耻。但是，袁世凯对蔡锷的这些积极的建议并不热心，而是将主要的精力全部放在了一件事上，那就是为自己谋求皇帝的宝座。

　　当初，蔡锷之所以支持袁世凯担任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是因为他觉得袁世凯“宏才伟略，群望所归”，拥有足够的威望和能力来担当起维护共和与振兴国家的大任。然而随着个人政治野心的逐步得逞，袁世凯的伪善面目也逐渐地显现出来。1915年5月9日，袁世凯在日本的武力威逼之下，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表示接受条款中一至四号共十四条的内容。这件事令蔡锷感到极为气愤，也让他对袁世凯不再抱有任何幻想，随着袁世凯复辟帝制活动紧锣密鼓地进行，蔡锷也下决心武力讨袁，“为四万万人争人格”。

　　为了实现武力讨袁的目的，蔡锷必须回到云南，因为他在北京并不掌有兵权。尽管他离开云南已经两年，但是他的旧部仍在，他在云南依然有着极大的号召力。然而，袁世凯虽然表面上对蔡锷优待有加，实际上却暗中提防着他，袁世凯曾对亲信曹汝霖说蔡锷“有才干，但有阴谋”。因此，袁世凯有意让蔡锷困居于北京，不肯让他擅自离开。特别是在这样的关键时刻，袁世凯对这个举足轻重的要人更是严加监视。蔡锷也看出了袁世凯的心思，所以在京期间，从不过问重大的国事。就在袁世凯的复辟活动甚嚣尘上之时，蔡锷却充耳不闻，反而流连于花街柳巷，与八大胡同中的名妓小凤仙尤为缠绵，颇显沉湎颓唐之意。不过，这全都是做给袁世凯看的，暗地里，蔡锷数次奔赴天津，与老师梁启超商议讨袁之策，初步拟定了以云南为基、武装反袁的战略计划。关于这一计划，梁启超在《国体战争躬历谈》中是这样记述的：“云南于袁氏下令称帝后即独立，贵州则越一月后响应，广西则越两月后响应，然后以云贵之力下四川，以广西之力下广东，约三四个月后，可以会师湖北，底定中原。”另一方面，蔡锷与云、贵军方密电交加，共议大计。同时，远在美国的黄兴也传来密函，规劝其逃离虎口，起兵讨袁。

　　为了更好地迷惑袁世凯，蔡锷自己领衔，联同蒋尊簋、孙武、唐在礼、蒋作宾等十一个将军，共同签名，关于帝制问题发表了自己意见，“主张中国国体宜用君主制”，这是对袁世凯称帝的明确支持。尽管如此，袁世凯仍然放心不下，暗中派人搜查蔡锷的家中物什。蔡锷对此早有预料，此前就已经将电报密码等事关机密的重要物件全都转移到了天津梁启超的卧室之中，因此袁世凯的搜查一无所获。

　　1915年11月11日，蔡锷秘密离京，经天津转赴日本，又取道台湾、香港，绕经越南，最终于12月19日抵达昆明。对于蔡锷的“不辞而别”，袁世凯深感不安，他对财政总长周学熙说：“此人之精悍远在黄兴及国民党之上，即宋教仁或亦非所能匹。”袁世凯虽然感叹不经意间放得蔡锷远走无异于“纵虎出柙”，但是追之不及，也只得好言相恤，怎奈蔡锷的讨袁之心已经万分坚定而不可更移。

　　当蔡锷回到云南之时，袁世凯已经将国号由“中华民国”易为“中华帝国”，并且改元洪宪，加冕称帝。而在遥远的大西南，经过几天的紧张准备，12月25日，云南通电全国，宣布独立。在蔡锷坚持推让之下，唐继尧出任云南军政府都督，组成护国军，共有三军，分别向四川、广西和湖南三个方向进发，兴师讨袁，蔡锷担任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在四川，蔡锷领导的护国军大破袁军，使得护国军声势大振，而袁军则气势灰颓。与此同时，另外两军也都击溃了袁军的阻击。在护国军声威浩大的感召之下，贵州、陕西、四川、湖南等省纷纷宣布独立，这促使袁世凯被迫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 道德经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