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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九章 绝圣弃智【原文】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

　　【今译】

　　抛弃掉聪明和才智，人民可以获得百倍的好处；去除仁和义，人民可以恢复孝慈；拒绝机巧和利益，盗贼就不会出现。这三个方面用来作为理论是不够的，所以还应当使人民的认识有一个总的归属，那就是：表现单纯，保持朴实，减少私心，降低欲望。

　　【解析】

　　放弃仁义智巧

　　这一章的讲述是紧承上一章内容的，既然是“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那么统治者应当怎样来做才是正确的呢？——“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在《庄子》的外篇和杂篇中，立场很鲜明地反对“圣”与“智”、“仁”与“义”。《胠篋》一篇说：“故绝圣弃智，大盗乃止；擿玉毁珠，小盗不起。”这与老子的提法是基本一致的，第三章说：“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而“玉毁珠”，正是与“不贵难得之货”相对应的，把珠、玉这些珍贵的东西都捣毁、敲碎，这样，世界上只剩下石头、土块儿，到处都是，随处可取，也就没有人去偷盗了。而在《庄子》中，还将盗窃的行为分作了“小盗”与“大盗”，“小盗”呢，只需要“擿玉毁珠”就可以止住了，而“大盗”呢，则非要“绝圣弃智”不可。

　　关于如何“使民不为盗”这一问题，《胠箧》这一篇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所谓“胠箧”，也就是撬开箱子的意思，指的就是盗窃的行为。篇中有这样的一段话：“圣人已死，则大盗不起，天下平而无故矣。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虽重圣人而治天下，则是重利盗跖也。为之斗斛以量之，则并与斗斛而窃之；为之权衡以称之，则并与权衡而窃之；为之符玺以信之，则并与符玺而窃之；为之仁义以矫之，则并与仁义而窃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则是非窃仁义圣智邪？故逐于大盗、揭诸侯、窃仁义并斗斛权衡符玺之利者，虽有轩冕之赏弗能劝，斧钺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盗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圣人之过也。”

　　上面这段话的意思是：圣人已经死了，大盗也就不会再兴起，天下也就会太平而没有变故了。圣人不死，大盗也就不会终止。即使让整个社会都重用圣人来治理天下，那么这也会让盗窃之徒获得很大的好处。给天下人制定斗、斛等器具来计量物品的多少，那么盗贼就会连同斗、斛一起盗走；给天下人制定秤锤、秤杆来计量物品的轻重，那么盗贼就会连同秤锤、秤杆一起盗走；给天下人制定符、玺来取信于人，那么盗贼就会连同符、玺一起盗走；给天下人制定仁、义来规范大家的道德和行为，那么盗贼就会连同仁、义一起盗走。怎么知道是这样的呢？那些偷窃腰带环钩之类小东西的人会受到刑戮和杀害，而窃夺了整个国家的人却会成为诸侯；诸侯之门方才存在仁义。这不就是盗窃了仁义和圣智吗？所以，对于那些追随大盗、高居诸侯之位、窃夺了仁义以及斗斛、秤具、符玺之利的人，即使有高官厚禄的赏赐也不可能劝勉，即使有行刑杀戮的威严也不可能禁止。这些大大有利于那些盗窃之徒而不能禁止他们的情况，都是圣人的过错啊。

　　这段话非常明达而深刻地指出了“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的道理，圣、智、仁、义是因何而生的？是用来制约人的不轨行为的，可是这些理念和规范出来之后又怎么样了呢？是邪恶之徒将这些理念和规范也一同给盗走了，所谓仁义，完全成了虚名，它不仅没有起到制约盗贼的作用，反而为盗贼所利用，让盗贼打着仁义的幌子来做龌龊的事情，这也就是所谓的“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

　　《红楼梦》中的贾府，号称“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可实际上贾府的那些主子们都做了些什么光彩的事情呢？作者借柳湘莲之口毫不留情地一语点明：“只有门口那两个石狮子是干净的。”这是多么严厉的讽刺啊！有个成语叫做“沐猴而冠”，“沐猴”，也就是猕猴，猕猴带冠，意味着什么呢？冠，原本是象征着人间礼法的，可是却被猴子盗了去，头顶着冠，来冒充人。如果没有这冠呢，大家一看，就知道它是猴子而不是人了，而现在呢，有了这顶冠，猴子也就有了一件护身符，将很多人都给迷惑了，大家都以为它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了。这顶“冠”，也就相当于老子、庄子所讲的圣、智、仁、义等礼法、规范，有了这些，其结果只能是让坏人打着一个堂皇的名号去做肮脏的事情。所以，老子和庄子说，全不要这些，大家都回到最为朴素的状态去好了。这样的看法未免片面和偏激，但其思想的锋芒无疑是异常锋利的，它带给人们以深刻的反思和猛烈的警醒。

　　【为人之道】

　　清心寡欲才长久

　　“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老子说，“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这三个方面用来作为理论是不够的，所以还应当使人民的认识有一个总的归属，那就是“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素”是没有经过染色的白色的丝；“朴”是没有经过雕琢的木头。“素”和“朴”指的都是事物未经改造之前的本来的样子，“见素抱朴”，也可以说成是返璞归真。而“少私寡欲”其实说的也是同样的道理，人们本来是没有那么多的私心和欲望的，就好像动物一样，它们只求吃饱、睡好，也就会感到很满足了。可是人类就不同了，人创造出了那么丰富的文化，这是一件好事，代表着人类的进步，然而与此同时，问题也产生了，就是人们因此而生出了太重的私心和太多的贪欲。

　　古希腊的大哲学家苏格拉底有一次被他的学生们怂恿着去商品琳琅满目的集市上走了一遭，回来之后，苏格拉底颇有感慨，他感慨什么呢？他说：“原来，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我不需要的东西啊！”苏格拉底就是一种具有老子所倡导的“少私寡欲”之精神修养的人，但是大多数人达不到那样的境界。

　　据说当年乾隆皇帝下江南，有一次住在长江边上的金山寺，他看到长江上的船只往来穿梭，十分繁忙，就问寺中的一位高僧，这奔波往回于长江之上的船只有多少。这位高僧答道：“只有两条。”乾隆听了感到很奇怪，明明是那么多的船，这个老和尚怎么说只有两条呢？高僧解释说：“一条为名，一条为利。”这就是所谓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都是热衷于追名逐利的，人们因此而喜悦，但更因此而苦恼。可是在动物界却没有这种现象，为什么呢？因为在动物的世界里，根本就无所谓名和利，它们至多也就争一争食物和配偶，从这一点来说，人类的烦恼可是比动物多得多了。

　　那么，人类如何才能消除这样的烦恼呢？老子给人们开出的药方就是：“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就是老子的社会理想，他想要人们退回到蒙昧荒古的原始时代，那是一种接近于动物社会的状态，如此，也就可以消却掉这些人类特有的烦恼了。然而，殊不知，如果那样的话，人类的烦恼是没有了，但人还是真正的人了吗？人与动物的差别又体现在哪里呢？这一方法，就如同胳膊上生出了病痛，而将这条胳膊都砍掉了一样，如此，病痛是没有了，但胳膊也不存在了。

　　尽管如此，老子的这一主张仍然不无可取之处，适宜地保持朴素、淡泊的心地还是很有必要的，在当代这样一个空前繁华和浮躁的社会中尤其具有重要的意义。只是，提倡“见素抱朴，少私寡欲”，不应当以返回到原始、落后的社会状态为依归，而应当将目光放在前方，令人们做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而不是企图消灭一切财富，因为那实在是一种同归于尽的办法。

　　【从政之道】

　　“天下第一清官”于成龙

　　于成龙（1617～1684），字北溟，号于山，山西永宁（今吕梁离石）人，少有大志，但生逢明清易代之际，44岁才开始做官。

　　清朝顺治十八年，即1661年，接受朝廷的委任，远赴荒蛮的广西罗城担任县令。罗城地处边鄙，民风自与中原不同，加之刚刚归属清朝不到两年，人心尚不稳定，此前清朝委派的两任县令，一个不幸身亡，另一个则逃之夭夭。因此，家人都劝阻于成龙，谓此行凶多吉少，但是于成龙下定了决心，表示“此行绝不以温饱为志，誓勿昧天理良心”，一定不负国家重望，将罗城治理好。

　　于成龙甫到罗城之时，景象甚是凄凉。偌大的一个县城，只有六户人家，县衙也只有十分简陋的三间破旧不堪的茅草房，根本住不得，他还得暂且栖身于关帝庙中。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与他同来的五名仆从或者病死，或者逃走，只剩下于成龙孤零零的一个人。但他凭着坚定的意志，强撑着病体，在这里留了下来。

　　于成龙知道，单纯在这里生存下来并不是目的，朝廷派自己来是寄望于自己能将罗城治理好的，而如何开展工作，的确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当时的罗城，真的就是百废待兴的状态。但是，无论如何，总要理出个头绪来，而这个着手之处，也就是治安和生产。于成龙采取了“治乱世，用重典”的办法，在城乡全面建立了保甲制度，对于缉获案犯，严惩不贷。然后，于成龙又通过训练民兵，设置联防，基本平定县内治安问题。同时，于成龙大力招募流民以恢复生产，他深入田间访察农事，对勤劳者予以奖励，而对懒惰者予以劝勉。这样，人民进行劳作的积极性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就被调动起来了。于成龙还为人民修建宅院，同时建设学校，修筑城墙，如此等等。三年之后，罗城大治，由原来的一片不毛之地，迅速地转变为人民安居定业的一方乐土。

　　于成龙的突出政绩受到两广布政使金光祖的重视，后来，金光祖升任两广总督，而于成龙则在他的举荐下擢升为四川合州知州。于成龙虽然令自己治下的百姓过上了富庶的生活，但是他自己却一贫如洗，为官数载，没有为自己留下一点儿财产，甚至连赶往四川赴任的路费都没有。当他离开罗城的时候，百姓们倾城而出，拦住了道路，呼号痛哭，送着于成龙走出了几十里，才哭着返回来。场面可谓感人至深，闻者无不陨泪。

　　四川号称天府之国，但在明末清初的大规模战乱中，人口锐减。于成龙前往赴任的合州遭受战乱的破坏尤其严重，可谓举目皆是荒凉之状。于成龙在合州任上更是呕心沥血，功夫不负，两年之间，合州即景象大变，人口骤增，生产与生活都得到迅速的恢复。以此，于成龙又被擢升为湖广黄州府同知。于成龙在黄州府任同知四年，又继任知府四年，由于他德能兼备，不仅恪尽职守，而且施政有方，因此不论是治盗理讼，还是平定叛乱，无不功绩显赫，黄州境内可谓天清月朗，人民皆相称颂，呼之为“于青天”。

　　而后，于成龙又迁任湖广下江陆道道员，再迁任福建按察使，又晋升为福建省布政使。康熙十九年（1680年）春，于成龙升任京畿重地的直隶巡抚。第二年，康熙皇帝召见于成龙，钦赞其为“今时清官第一”。不久，于成龙又出任两江总督。在总督任上，于成龙不仅自行清廉，而且极力将这种廉洁的作风推广到官场之中。他举优劾贪，宽严并济，时人说凡于成龙所到之处，“官吏望风改操”。

　　于成龙虽然官位越来越高，但是艰苦廉洁的生活作风却一直没有改变。在饥荒的年月，他甚至会以糠代粮，而将自己节省下来的粮食用于周济受难的百姓，平日也是粗茶淡饭，与仆役同食，丝毫没有特殊化，而且很多时候吃得比一般百姓还要差，竟然达到了“终年不知肉味”的程度。他穿的衣服也都是粗布做的，不仅自己如此，于成龙还要求自己的属僚也都能够成为廉官。据说，当他徙任两江总督的消息一传出来，南京的布价立时大涨，因为那些官员们为了迎接于成龙的到来，都要换下原来那一身的绫罗绸缎，而改着布衣。于成龙每次迁徙之时，从来都是一卷铺盖而已，的的确确称得上是两袖清风。而当他于两江总督任上辞世之际，家中所有，亦不过一点儿相当微薄的粮食和几件破旧衣服，几乎没有存下的金钱和其他财物。

　　得知于成龙逝世的消息，南京城中，无论男女老幼，咸皆痛哭，为他奉送香火者日以数万计，而康熙皇帝也破例亲自为于成龙撰写了碑文，对这位可钦可敬、一生廉洁的大臣表示了深切的哀悼。 道德经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