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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天地之始【原文】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万物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今译】

　　能用语言表述出来的“道”，都不是永恒的、终极的“道”；能够用言辞说出来的“名”，都不是永恒的、终极的“名”。“无”，是天地的源起；“有”，是万物的开端。所以，要经常从“无”中去观察“道”的奥妙；经常从“有”中去认识“道”的端倪。“无”和“有”这两者，同出一源，而称谓不同，但是都称得上深远玄妙，这不是一般的深远玄妙，而是深远又深远，玄妙又玄妙，这就是天地万物之无穷奥妙的总门。

　　【解析】

　　老子之“道”

　　《老子》的第一章，是全书的总纲。“道”，是老子哲学中一个核心的概念，这一“道”字在五千余言的《老子》一书中出现达七十余次之多。概括而言，“道”在老子那里基本上有这样几种含义：一种是作为宇宙之本原的“道”，一种是作为自然之规律的“道”，还有一种就是作为人事之法则的“道”。这三种含义既有所区分，又紧密联系，作为宇宙之本原的混沌无形的“道”，在天地万物产生之后，就体现为自然规律之“道”，而自然规律之“道”再落实到人的社会生活中，就表现为人事之法则的“道”。反之，作为人事之法则的“道”又体现着自然规律之“道”，而自然规律之“道”又反映着作为宇宙之本原的“道”。在《老子》一书的行文中，同一“道”字在不同的语境中有着不尽相同的含义，但是又不可作出截然的区分，因为这几种含义之间本来就是密切相依、互为体现的。总而言之，“道”的概念在老子的哲学体系中居于纲领性的核心地位，既体现着形而上的终极意义，又体现着形而下的现实意义，具有极为深邃的内涵，也有着非常广阔的外延，涵盖着宇宙、自然和社会的全部道理和规则。

　　《老子》一书中蕴藏着极为渊深的智慧，因此，其中的名言警句就非常之多，可谓俯拾皆是，而第一章的首句，也是全书之开端的“道，可道，非常道”，就是人们所最熟悉的一句。然而，尽管人们对这句话非常地熟悉，可是能够真正理解其含义的人却并不多。大多数人之所以熟悉这句话，是因为这句话是全书的开篇，而许多不认真读书、没有兴趣读书的人在看书的时候常常也就是仅仅读了开篇的那么几句；另外，也因为这句话读起来非常的顺畅，又很简洁，就像顺口溜一样，所以容易为人们所记住；也许还因为这句话说得很玄妙，令人们不能够一下子就很清楚地知道它说的究竟是什么，而正是这种玄秘感又吸引了一部分人的兴趣，尽管不知道它说的是什么意思，但是却很喜欢去引用它。

　　这句话，在字面上看，极其地简单，“道，可道，非常道”，仅仅六个字，而“道”字在其中出现了三次，这表明，这句话集中阐述的就是“道”这个重要的概念。三个“道”字之中，第一个“道”字和第三个“道”字是同样的含义，就是作为老子哲学之核心概念的“道”，而第二个“道”字则是普通意义上的说出、表达的意思。我们现在阅读这句话的时候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非常”与现代汉语里的“非常”是不同的，它不是一个词，而是“非”和“常”两个词。“非”字，是很好理解的，即不是的意思，这与现代汉语是相同的。至于“常”字，其实在《老子》中本来是写作“恒”字的，但是为避汉文帝刘恒之名讳，原来的“非恒道”就被改成了“非常道”。如果是“非恒道”的话，就更容易理解一些了。不过，字虽然换了，但意思是没有变的，“常”，也就是“恒”的意思。所谓的“道，可道，非常道”，也就是说，可以用语言表述出来的道，就不是永恒的、终极的道。

　　而这所谓永恒的、终极的道，又指的是什么呢？它指的就是宇宙的本体，是世间万物的由来之源，是超越了一切具体的道理和规律的根本性的、指向终极的道，也正因为如此，老子才说这样的道是不可言说的。

　　“名，可名，非常名”，在这一句中，“名”字也出现了三次，同样分作两种含义，第一个“名”字和第三个“名”字是老子的哲学概念，而第二个“名”字是命名的意思。作为哲学概念的“名”，在这里可以理解为“道”的呈现形态，或者可以在通俗的层面上理解为事物的各种样态之意。“名，可名，非常名”的意思就是，那些能够命名的事物样态，都不是永恒的样态。

　　为什么老子说“可名之名”，不是“常名”呢？其实，老子在这句话中指出了事物的永恒性的问题。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事物很容易衰朽，不是有句成语叫做“昙花一现”嘛，昙花盛开的时刻在夜晚，而从绽放到凋谢，只有三四个小时的时间，非常地短暂，还有朝生暮死的蜉蝣，发育成熟之后只有不到一天的生命；而另外呢，也有些事物存在的时间极为长久，比如说动物界的龟，就十分长寿，活了几百年也并不罕见。然而，曹操有诗云：“神龟虽寿，犹有竟时”，龟虽然很长寿，但是它也总会有死亡的一天，是不会长生不死的。对于生命体是这样，而对于非生命的物质，其存在时间也是有着长短之别的。比如说烟花，闪耀在天空之际是何等的美丽，然而它的存在只有一瞬间；而状态恒久者如钻石，它是在地底深处的高温、高压条件下由碳元素形成的单质晶体，性质极其稳定，因此人们对钻石十分地赏爱。但是，钻石的存在就是恒久的吗？现代天文学研究表明，地球的生成时间距今大约为46亿年，它不仅有着自己生成的时间，同样也会有着自己灭亡的时间，尽管那一时间对于人类来说十分的漫长，但是地球的毁灭是未来一个必然的事实。地球都会有毁灭的一天，地球上的钻石又怎么会永恒地存在呢？有生必有死，这是宇宙万物的必然规律，任何事物都不能例外。那么，是不是说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永恒的存在了呢？并不是的，也就是说，还是有着永恒之存在的。但是，这种永恒的存在绝非某种具体的事物，它是不能够被叫出来的，因此，老子才说：“名，可名，非常名。”

　　老子所谓的“名，可名，非常名”，指的不仅仅是事物的形体不会永恒地存在，同时也意味着，事物的价值也并非是恒久的，理由很简单，事物本身都不存在了，它的价值又怎么还会存留呢？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由此可见，老子的智慧是远远超越了世俗层面的，它直接就指向了终极，引领人们看得更远，思考得更深。如果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能够将目光放得更远一些，将想法放得更开一些，对待很多问题也就会是另外一种态度了。当我们真正地具备了老子的境界之后，世间的那些蜗角虚名、蝇头微利又都何足挂齿呢，又何必为其而扰攘纷争呢？

　　众妙之门

　　老子在讲述了“道”与“名”之后，又引出了另外一对重要的概念——“无”和“有”：“无，名万物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在这里需要说明的一个问题是，古人著书一般都是不加标点符号的，现在所见到的古籍上的标点符号都是现代人加上去的，这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出于不同的理解，不同的人对同一段文字会做出不同的断句，又因为古代汉语以单音节词为主，断句就更容易产生多种可能。这种不同的断句又分作两种情况，一种是虽然断句不同，但是其含义基本一致，另一种就是断句不同，含义差别很大。对于这两句话，另外一种断句是：“无名，万物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这两种断句的基本区别就是“名”字的含义不同，前一种断句中，“名”是动词，叫做的意思；后一种断句中，“名”是名词，名称的意思。而不论“名”是动词，还是名词，这两种情况的含义大体是一致的，都可以这样来讲：“无”，是万物的起源，而“有”，是万物的母体。这里的“无”和“有”并不简单地等同于没有和有的意思，所谓的“无”，指的是万物生成之前的混沌寂寥的状态；所谓的“有”，指的是万物的形体生成之后的初始状态。如果将“无”和“有”分别换成“无名”和“有名”，其实质意义也并未发生变化。

　　这里的“万物”，指的就是宇宙间的一切事物。而何谓“宇宙”呢？“宇”，指的是空间；“宙”，指的是时间。宇宙间的万物所呈现的形式就是空间和时间，而在宇宙形成之前，是无所谓空间和时间的，这就是所谓的“无”，而宇宙正是从这“无”中源生而出的。当宇宙生成之后，也就是“有”了，这个“有”，就是万物的母体，万物皆由此孕育而出。

　　接下来的两句话，同样是有两种断句的，一种是“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另一种是将“欲”字断在前面，即“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与前面的两句话不同，这两句话就因为断句的不同而含义有了较大的差别。以前一种断句来理解，说的是，可以从“无”中来体察万物起源的奥妙，而可以从“有”中来发现万物最初的端倪。以后一种断句来理解，讲的是，总是在消解欲望的时候，才可以看出万物起源的奥妙；总是在保存欲望的时候，才可以看出万物生成的端倪。或者简明地讲，“无欲”也就是没有人的主观意志的状态，而“有欲”就是存在着人的主观意志的状态。只有在人们不进行主观介入的情况下，才可以观察到万物的本原状态，比如说一棵树，如果人们对它的枝叶进行了修剪，也就无法知道它按照自身的规律会长成什么样子了，即“无欲，以观其妙”；而也只有在人们进行主观介入的情况下，才可以考察出万物生成的端倪，比如说人们在进行科学研究时经常会做一些实验，而做实验的目的也就是想要了解事物的界限是怎样的，举一个例子，人们通过人体在不同条件下对某一电压的实际感受和对人体触电所受伤害情况的详细分析，得出了人体的安全电压为36伏这一科学认识，这就是所谓的“有欲，以观其徼”。

　　这一章的最后，老子强调：“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此两者”，即“有”与“无”，也就是万物的起源和母体，它们虽然名称不一样，但却都出自同一个来源，都是十分玄妙的，玄妙而又玄妙，这就是宇宙万物之一切奥妙的总的由来啊。或者，简单地说，这个“众妙之门”也就是“道”。

　　老子提醒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有两种思路，一是超脱的眼界，一是深入的精神。治理国家也好，经营企业也罢，抑或从事任何一项工作，都要有超越性的眼光。任何一个成功的领袖，都不会沉浸在具体的事物中，而忽视对大的发展方向和根本利益的超越性思考是不可能获得成功的。诸葛亮最为人称道的是他未出茅庐，已知天下三分。在思考这样超越性的战略问题的时候，他处于“常无，欲以观其妙”的思维状态，也即是放开一切具体事务，综合各种信息，观照事物的本质和根源。事实上，人类所有伟大的思想理论，乃至重大发明，都是在一种“虚静”的、“忘我”的、“超脱”的状态下，也就是“常无”的状态下获得的。因为只有在这种状态下，才能洞察万物的“妙”。阅读大思想家、大科学家们的传记，不难发现这一点。

　　老子还告诉我们，有宏大深远的眼光和战略思维，抓住事物的本质，看清事物根由，看清事发展方向仅仅是获取成功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还要有“常有，欲以观其徼”的思路。前者是战略，后者是战术。诸葛亮不仅是战略家，更是战术大师。在具体的战争实践中，他是了不起的操盘手。这一切都与他深入地实践分不开，也就是说，他经常处在“常有”状态，故而能够精通各种战法。常有的思维要求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有深入的精神。唯有深入，才能制定出切实可行的计划，有步骤地把战略落到实处，最终完成战略构想。把握“有”与“无”，经常性地“超脱”和“深入”，既重视“战略”，又重视“战术”，才合乎老子的教诲，才算真正理解“众妙之门”。

　　【为人之道】

　　轮扁斫轮与伯乐相马

　　春秋时期，齐国有一个名字叫做扁的工匠，他十分擅长制作轮子，所以人们习惯以“轮扁”相称，也因为他的技艺很高超，就被征召到齐国的王宫里去服务。

　　有一次，齐桓公在堂上读书，而轮扁在堂下砍削木材，制作车轮，他见到齐桓公读得津津有味、兴致勃勃，不禁感到好奇，就先放下了手里的活计，小心地走到堂上去问道：“敢问大王，您读的是什么书啊？”

　　齐桓公回答说：“这是圣人的书啊，里面写的都是圣人说的话。”

　　轮扁又问：“那么，圣人现在都还活着吗？”

　　齐桓公慨叹一声：“可惜啊，他们早就不在喽！”

　　轮扁听了若有所思，顿了一下说道：“既然这样，那么您现在读的书不过是圣人留下的糟粕罢了。”

　　齐桓公听到轮扁这样胡说，勃然大怒，呵斥轮扁道：“寡人读书，你一个做车轮子的人怎么能妄作议论？怎么能说这是圣人留下的糟粕呢？你来说说看，要是说得有道理也就罢了，不然的话，寡人马上就杀了你！”

　　轮扁见到齐桓公这样震怒，禁不住吃了一惊，但是随即镇定下来，很认真地说：“我是从我做的事中亲身体验出来的。您看削木头做车轮子这种活儿吧，如果动作慢的话，虽然省劲儿，但是做出来的轮子不牢固；如果动作快的话，尽管很辛苦，但是做出来的轮子却不符合规格。只有在不快又不慢的情况下，才能得心应手，做出最好的轮子来。这里面是很有讲究的，然而它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我不能把其中的体验明白地告诉我儿子，我的儿子也不能从我这里得到做轮子的经验，所以我现在都七十岁了，还得自己一个人出来做轮子，我是没有办法把自己的这份手艺传给别人的，等到我死了，我的手艺也就跟着我一同进入坟地了。像圣人的书，其实也都是一样的，那些圣人很伟大，但是对于他们自己所领会出来的精妙的道理，并不能够如实地写在书里面，至于那些不可传达的精髓，已经同他们一起死掉了，所以他们在书里留下的都是糟粕啊。”

　　齐桓公听了轮扁的这一番解说，觉得确实很有道理，因而也就没有再怪罪他。

　　上面就是《庄子·天道》篇中所记载的“轮扁斫轮”的故事。轮扁虽然是一个没有读过书的平民，但是他所讲的道理却是极其深刻的。这里面就体现出老子所说的“道可道，非常道”，也就是说，能够讲述出来的道理，都不是最精深的道理。

　　还有一个故事可以很好地印证这一道理。

　　大家都知道，伯乐是一个最出色的相马专家，没有一只真正的千里马能够从他的眼下逃过，很多好马都因为伯乐的慧眼而得到了重用。但是伯乐的能力再高，他终究也只是一个人啊，不可能将全天下的好马都选拔出来呀，因此，能够有更多的“伯乐”出现才好啊，另外，伯乐也感到自己年纪大了，能够继续从事他一生所挚爱的相马事业的时间已经不是很多了，于是他就将自己极为宝贵的、毕生的相马经验写成了一部书，书的名字就叫做《相马经》。

　　《相马经》写成之后，当然是要向世间流传的，最初接触到这部书的人是与伯乐最亲近的人——伯乐的儿子。俗话说，子承父业，伯乐的儿子也从事相马这一行，不过说起相马的技术，伯乐儿子比起他来可差得远了。为了这件事，父子俩没少闹矛盾，儿子埋怨父亲不用心教，而父亲则怨怪儿子不用心学。结果，多少年过去了，伯乐相马的技术越来越精湛，可是儿子的相马技术呢，即使不能说毫无进展吧，却也实在是表现平平，没什么值得称道之处。伯乐的儿子不是总埋怨父亲不用心教吗，这下好了，有了《相马经》，不用父亲教，自己就可以学了。所以，《相马经》刚一写出来，还没拿出去让别人看，就被伯乐的儿子抢过去先睹为快了。

　　伯乐的儿子在读《相马经》的时候，很快就注意到这样一句话：“千里马的主要特征是，额头高，眼睛大而有光，蹄子像堆起来的酒曲。”看到这里，他恍然大悟，原来相出千里马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啊，父亲如果早这么说不就好了嘛，还费那么大劲做什么？

　　他将这句话牢牢地记住之后，就迫不及待地出门去寻找千里马了。要不怎么说他学得还真的挺快呢，不多时的工夫，伯乐的儿子就兴冲冲地跑回了家，冲着待在屋里的父亲大声喊道：“快出来看哪，我找到一匹千里马啦！”

　　伯乐听到儿子的喊声，大吃了一惊，心想：难道儿子的进步真的这样神速？然而，等他打开房门一看，可真是哭笑不得啊！怎么回事呢？原来自己的儿子相回来的那匹千里马啊，是一只大青蛙。儿子还在那里解释呢：“你看哪，它额头很高，眼睛又大又有光彩，遗憾的就是蹄子不太符合千里马的标准。”

　　伯乐看到这种情景，算是彻底明白了，儿子根本就不是相马的材料，还是尽快劝他改行做别的去吧。不过呢，对于儿子喜出望外地找回的这匹“千里马”，伯乐也没有去做什么直接的批评，而是很委婉地说道：“这倒确实是一匹好马啊，可惜的是它只喜欢跳，不能骑啊！”

　　这显然只是人们杜撰的一个笑话，再笨的人也不会将青蛙和马混淆起来啊，但是，编撰这个笑话的人是很有心意的，人们可以从开心一笑中感知到这样的道理，也就如同轮扁所说的一样，那书上写的啊，都是圣人的糟粕。仅仅是读一读《相马经》，就会相马了？这是不大可能的事，要真是那样的话，伯乐积累了一生的相马经验岂不是太不值一提了吗？同样，人们读了圣人的书就能够变得宛然如圣人一般了吗？那也是不大可能的。那么，这是不是说人们就无法懂得那些精微奥妙的道理了呢？当然不是这样。可是那种精奥的道理又从何而来呢？答案是：它只能得自于人们长期的实践。就像轮扁所说的，自己的技术是从几十年做轮子的实践中品悟出来的，这不可能从别人那里得来，同时也不能够传给别人。宋代的大诗人陆游不是也说过这样的话嘛：“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但是这样讲，人们又会产生一个疑问，既然经验不能够从别处得来，那么书籍是不是就没有用处了呢？其实，书籍的作用在于传授给我们知识，而不能够授予我们能力，知识对于能力的获得来说是一种强大的助力，所以，书籍并非无用，但是它不能够代替一切。轮扁讲述的只是其中一方面的道理，我们不要因此而片面地否定书籍的作用和好处。

　　有句话说得好，“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如果只是读了万卷书而没有行过万里路，终究还是得不到深切体会的，用老子的话来说，也就是只能得到“可道之道”，却得不到“不可道之道”，而“不可道之道”才是更高的道；反之，如果只是行了万里路却没有读过万卷书，那么，虽然走过的路很多，却终究是很盲目的，难以入得堂奥。可以这样说，“把书读好”是“将路走好”的基本的前提和重要的辅助，只有知晓了“可道之道”，才能够更好地去领悟那更为精深玄妙的“不可道之道”。

　　【从政之道】

　　诸葛亮抱道而行

　　东汉末年，满怀雄心的刘备在动荡的局势中一直在寻找发展壮大的机会。但是，在他年届五十之际，还屈居于新野小城，托身于刘表门下。当他得知诸葛亮是不可多得的王佐之才后，便不辞辛苦，三顾茅庐。

　　见到诸葛亮后，刘备坦率地跟他说：“汉王朝已经衰败了，大权落在奸臣的手里。我自不量力，一心想挽救日益衰落的汉朝，可是我的能力有限，以致于屡次遭受挫折，落到今天这个地步。但我仍然还有光复汉室的雄心，你认为我应当怎么做？”

　　诸葛亮见刘备这么谦虚有诚意，就推心置腹地把自己的想法都说出来了，即历史上有名的“隆中对”。他首先分析曹操和孙权集团，说：“如今，曹操在北方，已经拥有了百万大军，挟持天子来号令天下，这个人您不能跟他对抗。孙权占据了江东，已经有三代，而且江东地区紧靠长江，地势险要，民心归附，这个人，您可以与他结成联盟，作为外援，也不可以算计他。”

　　接着诸葛亮又分析了荆州的形势，以及盘踞在这个地方的刘表集团的情况，说：“荆州地区，北方有汉水和沔水可以作为屏障，西边连接着巴郡、蜀郡，地势相当重要，是一块重要的军事基地。可是占据荆州的刘表懦弱无能，您可以夺取荆州作为自己起家的地盘。”

　　接着他又分析了益州，说：“益州边界地势险峻，中心地带土地肥沃，素来有‘天府之国’的美称，但是占据他的刘璋昏庸懦弱。益州北边还有张鲁相邻，虽然土地肥沃，百姓富庶，财力充足，但他不知道珍惜，志士贤才都盼望着有一个圣明的君主来治理。”

　　分析完天下的形势，诸葛亮水到渠成地指出了夺取天下的最佳策略：“您是汉朝王室的后裔，很有威信。您可以先夺取荆州，再占据益州；之后，与西南少数民族搞好关系，再和孙权结成联盟，对内修明政治，对外观察时局变化，等待时机北伐。这样，您就能够建立霸业，复兴汉朝王室了。”

　　刘备听了这番精辟深刻的分析，不禁茅塞顿开，不得不佩服眼前这个年轻人，连连赞叹：“好！真是好！”刘备极力邀请诸葛亮帮助自己完成兴复汉室的大业。诸葛亮也觉得刘备礼贤下士，谦虚谨慎，志向远大，正是自己心目中理想的君王。于是欣然答应了刘备的请求。

　　诸葛亮不仅有宏大的战略视野，更有高超的军事、外交和政治才能。诸葛亮出山不久，曹操大军南下，击溃刘备的军队，并且以优势兵力大举南下，已经威胁到孙权。刘备走投无路，急需和孙权达成同盟；而孙权一方内部主降、主战两派各抒己见，孙权举棋未定。在这种情况下，诸葛亮奉命出使东吴，进行游说。这次游说的政治目的十分明确，那就是要坚定孙权抗击曹操的决心，促成孙权和刘备两方的政治军事结盟。

　　针对孙权的心理状态，诸葛亮首先分析了孙权一方在当时形势下所能做出的选择，及其各自的利害关系，指出了犹豫不决的危险后果。接着，诸葛亮又使出激将法，一面表明新近战败的刘备是汉室之胄，盖世英才，绝不可能投降曹操；一面又故意劝说“全吴之地，十万之众”的孙权投降曹操。当孙权决意联蜀抗曹后，诸葛亮进一步指出：曹军虽然表面上强大，但是却存在孤军深入、远来疲敝、不习水战、军心不稳等方面的致命弱点，从而坚定了孙权必胜的信心。最后，诸葛亮还分析了抗曹胜利后必将出现的三足鼎立的政治局势，为孙权展开了光辉的前景。经过这一系列成功的游说，诸葛亮达成了自己预期的目的。孙权态度坚决地和刘备联合起来，并在赤壁之战中打败曹操，奠定了以后三足鼎立局面。

　　因此可以说，三足鼎立局面的形成，是诸葛亮对大道的把握和运用的结果。“常无，欲以观其妙”，诸葛亮预见天下三分；“常有，欲以观其徼”，诸葛亮指挥得宜，成功实施战略构想。大智慧的人，抱道而行，无往而不利。 道德经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