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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五章 执道乐往【原文】

　　执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乐与饵，过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用之不足既。

　　【今译】

　　掌握了大道，天下的人就都会来归附。即使天下的人都来投靠他，也不会彼此伤害，人们都会平居安泰。音乐与美食，能够使过路的人为之停住脚步。“道”一说出来，就会淡得没有味道，看它也看不见，听它也听不到，然而用它，却用不完。

　　【解析】

　　执大象，天下往

　　“执大象，天下往。”这个“大象”，不是指动物中的大象，而是“道”的一种代指。为什么用“大象”来指代“道”呢？在第四十一章，老子说，“大象无形”，意思是，最大的形象，看上去反而无形，“道”，正是这种无形之象。从老子的论述来看，这句话是说给国家统治者管理者的。作为领导人，如果掌握了治国大道，天下的人就会都来自动归附。其实，大道至简，统治者只要不胡乱作为扰乱百姓，不为私利残害百姓，给百姓安定的生活环境、自由的发展空间，老百姓自然会创造自己的生活，安居而乐业。商朝末年，纣王残暴无道，对外大举征伐，在内大事兴作，搞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而当时的西伯侯姬昌，也就是后来的周文王，勤于政事，礼贤下士，广罗人才；经济上爱惜民力，重视农业生产，促进经济发展；在社会生活上，倡导笃仁、敬老、慈少的风气，声名远播，以致“天下三分，其二归周”。商周两国统治者的做法截然不同，西周执大象顺道而为，商朝则背道而驰，所以，天下民众乃至贵族，纷纷西行归周。西周国力大盛，最终灭掉商朝。周文王的做法，正是老子所谓的“执大象，天下往”。

　　不仅国家，任何一个组织或企业，要想发展壮大，必须掌握组织管理的客观规律。在企业管理上，谁都知道人才的重要性，但是，许多企业为招不到、留不下人才而苦恼。其实，这是没有把握人才流动的规律，关于这一点，日本著名的企业管理顾问酒井正敬提出了这样一条法则，他说：“在招工时用尽浑身解数，使出各种方法，不如使自身成为一个好公司，这样人才自然而然会汇集而来。”其实，酒井法则正是老子“执大象，天下往”这一思想在企业管理上的具体体现。

　　老子具有无上大智慧，往往能见人所未见。许多人看来，众人归附已经达到目的，但老子却不这么认为，他比常人看得更远更清。他认为，即使天下的人都来归附，天下也不一定就是太平安定的，人多是好事，但人多了更容易滋生矛盾和斗争。大家很熟悉“三个和尚没水吃”的故事，很多的人聚拢到一起，往往并非好事，而是会彼此掣肘，反而不利于行动。另外，西方还有一个阿尔布莱特法则，说的是将一群聪明人收编进组织以后，结果往往会变成集体性愚蠢。人多了，人人自以为是，唯利是图，唯名是争，必然导致天下大乱。故而，他在人民归附之后，又提出了“往而不害，安平泰”的观点。也就是说，天下来归，众人也不会相互妨害，而是大家都会安居乐业，其乐融融。要做到这一点是很难的，但对老子来说却是轻描淡写，他认为，对于统治者而言，只要执守大道，就不会出现人多瞎胡乱的现象，而是来归附的人越多，大家所得到的利处就越大。

　　可见，达成这种天下之人都来归附，并共同创造太平盛世的局面，必须要做到的一个前提就是统治者的所作所为一定要符合于“道”。这道出了一个普遍的历史规律，也就是：“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统治者只有使自己的作为合之于“道”，才能够取得天下人真心的归顺，才能够将天下治理好。

　　汉朝初年的政论家贾谊在《过秦论》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崤函之固，自若也。陈涉之位，非尊于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之君也；锄

　　棘矜，非铦于钩戟长铩也；谪戍之众，非抗于九国之师也；深谋远虑，行军用兵之道，非及向时之士也。然而成败异变，功业相反，何也？试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度长絜大，比权量力，则不可同日而语矣。然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势，序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崤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

　　这段话的大意是说，秦朝时起义的陈涉，他带领着一群拿着农具的民夫，几年之间就能够将强大的秦朝给推翻了，陈涉这只农民起义军的力量，和当初东方各国的实力比起来简直是不可同日而语，可是以往崤山之东的各国那么强盛，都一一被秦国灭掉了，而统一之后的秦朝正可谓空前的雄强，可是却灭亡在一伙乌合之众的手中，这是什么原因呢？贾谊给出的答案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当年秦国扫灭六国，是合于国家统一之大势的，而后秦国暴敛无度，是逆道而行，这就是秦国统一前后攻守之势大有不同的根本原因。

　　老子的话语很简单，但是却道出了维持统治长盛不衰的核心奥秘，顺道者昌，逆道者亡，道理就是如此简单，可是实践起来并不容易，而真正做到的人，就会成为优秀的领导者。

　　【从政之道】

　　贞观之治

　　贞观是唐太宗李世民唯一的年号，其时间以公历记为公元627到公元649年，这一时期中国所出现的盛世局面被称誉为“贞观之治”。

　　李世民生于隋文帝开皇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598年1月23日），虽然是唐朝的第二任皇帝，但是自少年时即跟同父亲南征北战，对于唐朝建立，实际上有开创之功。公元618年，隋恭帝杨侑禅位于李渊，中国历史由此进入了唐代。唐朝初立之时，天下尚未平定，隋末崛起的群雄各霸一方，在唐朝统一全国的过程中发生了六次大规模的战役，其中的四次都为李世民所指挥，并且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这使得唐朝最终在天下分裂、诸侯割据的局面下脱颖而出，发展壮大并实现统一。

　　在多年的征战过程中，李世民展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和非凡的政治远见，其功勋远远超过了其他兄弟。然而，他因为是李渊的次子而未能被立为太子，这使李世民心中大有不平之意。当时的太子李建成也深感二弟李世民的存在，对自己是一个极大的威胁。因此，二人为争储位，大有剑拔弩张之势。在这期间，李渊也曾产生过改立李世民为太子的想法，但是终究未肯轻易废立，而他的这种犹豫不决终于酿成了一场大祸，那就是历史上知名的“玄武门之变”。当时，李建成为了防止李世民与自己争夺储位，向李渊建议由他的同盟者——四弟李元吉带兵出击突厥，而所统兵马即选自李世民的麾下，这实质上是要剥夺李世民的兵权。形势危急之下，李世民决定先发制人，伏兵玄武门，射杀了准备入朝的李建成和李元吉。

　　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被立为太子，不久，李渊让位，过起了太上皇的退休生活，而李世民登基，由此揭开了贞观之治的历史帷幕。

　　李世民在位23年，政治空前清明，社会异常安定，经济极其繁荣，军力殊为强大，将唐朝建设成为世界上最为昌盛文明的天朝大国，也为其后中国封建社会繁荣的顶峰——开元盛世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关于贞观一朝的盛世局面，史书上有这样的描述：“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

　　中国上古时期的重要典籍《礼记·礼运》中这样来阐述人们心中的大同理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从上面的两段文字之中，我们颇可以寻见出相同之处，如果说中国社会曾经出现过接近于古圣先贤们心中所构思的理想局面，那么，贞观时代无疑是其中最为杰出的代表。

　　然则，正所谓空穴来风，事出有因，贞观之治的出现是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政治原因的，当然，其中起着重要作用的因素，就是贞观之治的缔造者——唐太宗李世民的英明有道。李世民之所以能够一手开创出享誉千秋的贞观之治，一个基本的历史背景就是，在隋亡唐兴的时代狂潮中，李世民亲眼见识到了人民群众身上所蕴藏着的巨大力量。隋朝的灭亡，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因为失去了天下人心。有鉴于此，“君舟民水”之论成为李世民长期恪守的政治信条。他执政期间，积极致力于缓和阶级矛盾，努力恢复经济生产，与民休息，恩泽于天下，从而为唐朝统治的稳固和社会的繁荣建立了根本，有了这样的根本，国家才能够大有作为。

　　而另外一个基本的方面，就是唐太宗极为后世所称道的知人善任、从谏如流的开明精神。其中尤以直言进谏而著称的大臣魏徵，十几年中进谏二百余次，谏言累计达数十万字，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切中肯綮的实在建议，而基本上都为唐太宗所接受。太宗曾问魏徵：“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魏徵对曰：“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而唐太宗也确实做到了兼听之明。贞观四年，唐太宗下诏重修洛阳宫乾阳殿。就常理而言，皇帝要修一修宫殿实在是太普通不过的事情了，可是太宗的这个诏令却遭到了朝臣的反对。张玄素闻知此事，立即上书，言称此事不妥，理由当然也就是劳民伤财，太宗非但不怒，反而接受规劝，马上下令停止修建，并且赐给了张玄素二百匹彩绸作为进谏的奖赏。魏徵听说此事后，赞叹张玄素道：“张公论事，有回天之力。”张玄素敢于强谏，固然可嘉，然而若非遇唐太宗之开明达听，他的进谏又怎会生出“回天之力”呢？正是因为李世民做到了知过即改、闻善必从，才使得贞观一朝的政治极其贤达，让大唐王朝出现了海清河晏的圣明景象。 道德经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