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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智对心智的性质以及它与大脑和躯体关系的考察如同历史本身一样古老。在19世纪末心理学发展成为一个独立学科之前，对这个问题的解释仅限于哲学领域。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认为心智是非物理实体，他可能是将精神性质理论向前推进的第一人。他使用希腊词psyche（意即灵魂）来描述心智的不可见性。柏拉图进一步推论精神和物质因为没有自然关联，所以可以分离。哲学家们把柏拉图的理论称为精神躯体分离的“二元论”。

　　另一位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不同意柏拉图的二元论。亚里士多德认为精神物质（亚里士多德称之为“形式”）和身体（或者说质料）是有联系的。亚里士多德相信每个生命体都是质料与形式的联合——相互依赖。多年之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曾一度被经院学派的神学家和哲学家所采纳。此外，经院派哲学家还认为我们形成思想的能力来自上帝的赐予。经院派哲学家相信，我们能够形成思想的能力是上帝赐予我们的礼物。基督教的哲学家圣奥古斯丁，则将这一礼物命名为“光照（或启迪）”，“就像眼睛需要太阳的光照才能看得见物体一样，同样，人们的智力也需要上帝的光照才能了解这个仅能用智力了解的世界。”经院派对于精神的本质的信仰一直流传至中世纪。

　　笛卡尔模式

　　将心智二元论表述得最清楚的是法国数学家和哲学家勒内·笛卡尔。数学的精确性对笛卡尔具有吸引力，但他反对古希腊和经院哲学家前辈们在哲学上制造的不确定。因此，笛卡尔决定在更为坚固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全新的哲学体系。笛卡尔决意从怀疑一切出发——怀疑他以前所被教导的一切以及他所认识的周围的一切。他绝望地寻找着一些不可质疑的东西，当笛卡尔最终意识到只有一件事实他不能否认时启示来临了：那就是他正在怀疑的这件事实。只有一件事不能被质疑——怀疑本身。他的发现被总结成一句哲学经典命题：我思故我在。

　　一旦笛卡尔对自身存在感到确定，他便知道也因此可以断定周围世界的存在性。笛卡尔继而开始寻找自身和自然世界之间的区别。如同他心爱的数学一样，笛卡尔认为物质世界也由物质规律所支配，然而不能将相同的理论运用于精神领域。因此，与柏拉图一样，笛卡尔相信二元论。他认为心智，或者说是精神存在与身体等物质存在是完全不同的。

　　与柏拉图的二元论稍有不同，笛卡尔的二元论被称为存在二元论。尽管笛卡尔认为精神和身体不同且相互分离，但它们之间并非毫无关联。笛卡尔相信意识和身体可以相互作用，形成联合，最终构成人。

　　笛卡尔的哲学思想引发了一个重要问题：像意识和身体这样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是怎样相互作用的呢？笛卡尔认为这两者在大脑中央的松果腺部位相互接触。毫无疑问，当人们感觉到像温度升高或者强烈的光线这类现象时，会引起诸如出汗或闭眼之类的反应。笛卡尔的理论没有进一步解释意识和身体之间的这种接触究竟是怎样一种机理。这个“意识——身体”问题开启了哲学历史上最重要也是最具有争议的论题。

　　后笛卡尔时代的观点

　　笛卡尔的工作促使许多哲学家企图解决“意识——身体”问题。与同时代那些在处理意识身体问题上非此即彼的哲学家不同，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约翰·洛克将这一问题引入心理学的范畴——经验。洛克不认为物质和意识真的就是问题的根本所在，真相应该存在于它们中间的某个位置。在一本名为《关于人类理解的论文》中，洛克把意识描述为一块白板，并解释说所有人都是通过经验获得知识的。根据洛克的理论，感觉提供了一种类型的经验。另一种被洛克称为反应，也就是意识组合并比较各种感知。洛克断言人类不能从物质世界直接获得知识，而只能通过感觉和反应。

　　洛克继续论证了当我们不能证实物质世界的存在时，我们的感觉为我们所必需的一切确定性提供了证据。然而，洛克的立场从根本上说仍然是二元论的：意识和身体依然各自独立。洛克甚至认为从理论上说人类不可能理解意识和身体之间的关系，人类关于自身身体的一切理解，像其余物质世界一样，都是意识里的观念。

　　另一位伟大的经验主义哲学家斯科特曼·大卫·休谟（1711～1776）十分推崇英国科学家伊萨克·牛顿爵士（1643～1727）的科学方法。在他的《关于人类理解的哲学论文》（1748年）中，休谟在科学原则的基础上发展了知识理论。同洛克一样，休谟认为意识不能产生观点，但是观点可以通过感觉形成。休谟因此将知识分为“事物的联系”和“事实”两类。观点只是与意义有关，比如，运动由空间和时间的关系组成。事实则以其本来面目被接受，例如，玻璃是绿色的，火是烫的。

　　因果关系（在任何关系中的起因和结果）困扰着休谟。他认为事件之间关系的知识，譬如火（起因）是烫的（后果），来自“火”和“烫”两个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因果关系的知识来自主观经验的积累。我们不仅想到火是烫的，还接受并相信它就是烫的。这个观点暗示因果关系建立在主观基础之上。科学家们企图保持客观，但他们却依赖于对因果关系的观察，因此科学自身就是以主观为基础的。因而关于我们是怎样积累知识这一点，不存在任何所谓理性的、科学的理论。

　　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

　　18世纪德国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1724～1804）试图将洛克和休谟的经验主义和笛卡尔以及其他理性主义哲学家的理论进行融合。不同于经验主义者宣称的所有知识均来自感知经验积累，理性主义者认为知识还可以通过思考和推理获得。康德则相信两者都是知识形成所依赖的基础。

　　如康德所认为的，知识的问题就是怎样把感知经验和先天知识（也就是人一生下来就具备的知识）联系起来。他的出发点是区别分析和综合两种判断。分析判断可以通过对命题的分析获得真相，综合判断中所陈述的事实不能经由分析命题而获取。

　　康德还对人们积累知识的两种途径进行了区分。一种是先天的，不能通过感知经验获得或者被感知经验探测到；一种是后天的，可以被感知经验探测到或者通过经验获得。康德之前的哲学家认为分析判断属于先天，而综合判断是后天形成的。不错，分析乃先天判断——但这一点仅局限于字词含义和字词之间的关系上，而不能延及世界的意义和关系。另一方面，后天的判断——综合判断虽关乎世界，但是却建立在或然性基础上。照此推断，我们不可能获得有关经验的任何确切知识。康德对此有不同看法。他认为经验提供内容（综合的元素），头脑提供了结构（先天因素），这决定了内容被理解的方式。

　　康德称头脑提供的先天的东西为“分类”，并列举出4种不同的组织经验内容的分类。那就是数量（事物的多少）、性质（事物的类型）、关系（事物怎样相互作用）和属性（是什么）。我们将这些分类运用于日常经验从而感知整个世界。例如，空间是存在于头脑中的结构，它把一个个物体联系起来。头脑先天提供的东西赋予经验意义。不是我们的经验世界形成了意识，而是意识设定的模式形成了经验世界。

　　事物是否就是它们呈现给我们的样子呢？这一点我们永远不得而知，因为我们的知识都被精神预构的。这也是康德对不可知的本体（事物本身的样子）和现象（事物所呈现的样子）所做的著名区分。康德称他的理论为哲学界哥白尼式的革命。就像波兰科学家尼古拉斯·哥白尼（1473～1543）改变了科学家对地球和太阳之间的关系的认识方式一样，康德也改变了哲学家对经验世界和精神世界之间关系的认知方式。

　　精神的科学

　　直到19世纪末，精神研究仍然只是哲学家们辩论的领域。此后，三大发展为精神的科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第一个发展由德国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弗朗兹·布朗塔诺（1838～1917）完成。1874年布朗塔诺出版《从经验起点出发的心理学》，在这本书中他试图创建心理学的系统研究，从而为精神科学建立基础。布朗塔诺复兴了经院哲学家的“意识”理论。意识的概念帮助哲学家们处理大脑中所呈现出的事物和客体事物之间的二元问题。一些二元论的哲学家认为体验过的和记忆中的同一个事物，例如一个人对花的印象，即便真正的事物从我们的视线中消失，它也能保留在我们的意识中。布朗塔诺的意识理论回避了意识是否存在的问题——当我们注视一朵花时，我们看到了花这一点是确定的。我们把我们的意识放在花上并识别了它。布朗塔诺面临的唯一的问题就是花怎样对我们的意识产生了意义，我们的意识又是怎样和花联系起来的。

　　第二个突破是心理学在19世纪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建立。1879年，德国生理学家和心理学家威海姆·伍德特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开设了第1所心理学实验室。伍德特和他的同事通过一种叫做“自省”的方式研究精神活动——人们观察并分析他们自己的思想、感觉和精神图像，记录他们在控制条件下的自省。伍德特每次实验都在同样的物理环境下进行，并运用相同的刺激。尽管哲学家花了千百年的时间试图理解精神，但是这还是第1次把科学的方法运用到精神活动的研究中。

　　第三个大的突破来自美国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威廉·詹姆士（1842～1910）。1890年詹姆士出版了《心理学原理》——一部两卷本的里程碑式著作。《心理学原理》把精神科学消解为纯粹的生理学规则，把思考和知识当做生存的工具。与此同时，詹姆士把精神物理学（研究某一器官的精神活动的物理程序效果）运用到极致。

　　疑惑的种子

　　以美国心理学家约翰·布洛杜斯·沃特森为代表的行为主义者认为，心理学家可以借助研究可观察的刺激和行为反应之间的关系对大脑的工作机理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极端行为主义走得太远，甚至完全否认思维的存在。大多数行为主义者认为自省作为一种分析方法是无效的。这首先是因为人们在自省之后复述他们经验的这一方法依赖于记忆，而实验表明记忆在某些时候是不可靠的。其二，人们发现除了自己的意识经验之外，很难对任何其他的议题进行观察。他们不能进入精神活动的内在工作机理（例如识别），更不用说对之进行解释了。最后，科学的基础是客观性，而自省产生主观性的结论——独断的想法正好与无偏见的客观信息根本对立。这样，关于意识的研究依然与几个世纪之前的哲学争辩一样不能算是一门科学。

　　新哲学

　　极少有现代哲学家通过实验或借助电脑创建思维模型的方式阐释理论，然而哲学和新的认知心理学之间仍然保持着很紧密的联系。思维哲学没有特殊的方法——哲学家们处理类似意识与身体关系这样的一般概念，并试图解释那些源自认知科学家的概念。认知科学家的工作反过来又会帮助哲学家们改进方法。

　　根据神经科学最近取得的一些重大突破，很少再有哲学家同意笛卡尔二元主义的观点。哲学家们论证如果这个世界所有的物质都突然消失，很难相信像精神这类的“生命力”会继续存在。因此意识应该被看成物质世界的一部分。最近的很多哲学争论都试图确立支配意识的规律，唯物主义就是一支由一定理论构建的大的哲学流派。

　　同一理论

　　唯物主义的理论之一——同一律，也就是还原唯物主义，是一个简单的概念。它的支持者认为对大脑内部神经中枢路径来说，精神状态是同一的或者是相关的。当更多的神经中枢途径绘制出来，我们就可以指认如“想望”这样的意识过程与大脑中某一特殊区域的神经元活动之间的关系。

　　同一律并不能说服大多数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它的主要问题在于把各种不同的精神活动与大脑的特定神经元（神经细胞）挂钩。而且，没有理论证明每个器官的同一神经过程都意味着某一特定的精神行为。所以同一律只适用于某精神活动的单一反应，例如，任何器官都以同样的方式感受疼痛。

　　功能主义

　　批评者对同一理论的批判导致被称为功能主义的一种新理论的发展。功能主义者认为行为是由一定的精神活动综合形成的，并试图用被他们称为功能的因果关系来解释精神活动。他们还认为不同的精神活动有多重意义，因此他们不相信行为能精确定位于神经活动的某一特定区域。

　　取消唯物主义

　　取消唯物主义（取消主义）最极端的观点是取消心理学范畴（例如注意和记忆）有利于对神经生物学标准的解释。这一理论以其取消主义闻名，认为神经科学可以为任何精神活动提供解释，因此心理学可以简化为神经科学并最终成为化学和物理学。许多该观点的支持者相信像记忆这类的心理学范畴在描述精神活动时很有效，但只限于它们的字面意义，这些词不能用于神经元层面发生的事情。例如，当研究揭示出在不同睡眠阶段大脑表现出很大不同时，睡眠理念因此已经获得修正。圣地亚哥大学加利福尼亚分校的哲学家帕垂克·彻奇兰德进一步发展了该理论。她认为需要从分子的、细胞的、功能的、行为的、系统的、大脑的不同的角度同时研究精神，彻奇兰德称之为共同演化。这种研究精神的方法优势在于即便所有的问题都与理解大脑与意识之关系相连，但它们所得出的结论都各不相同。彻奇兰德认为每种方法得出的结论都应该相互支撑，从整体上提升我们对于精神的全面认识。

　　生物本能主义

　　约翰·塞尔（1932年～）是伯克利州加利福尼亚大学哲学教授，他对削减主义者发掘潜藏于精神活动背后的神经生物机理的目标感兴趣。塞尔的生物本能主义理论认为意识活动可以通过大脑的某些活动的物理因素（例如一个神经元）来解释，只是这些因素不会独自完成这些过程。例如，大脑是有意识的，意识则由大脑的神经元形成，即便单一神经元是无意识的。因此研究大脑解剖学无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意识。塞尔建议心理学家采用与化学或物理实验室里相同的系统观察和分析的方法，尽可能地研究意识本身。

　　丹尼尔·丹奈特

　　讨论意识哲学如果不提及美国图弗茨大学认知研究中心主任丹尼尔·C.丹奈特（1942年～），是不完全的。丹奈特在试图理解意识时推动了神经科学议题的思索。他认为当代的仪器已经可以证实意识能力，那么将来它们也可能发展出自己的意识。这把唯物主义运用到了极致。丹奈特没有宣称大脑和意识都是生物现象，而是认为由计算机硬件组成的大脑也可以拥有意识。他撰写了许多这方面的书籍。在《意识的阐释》（1991年）一书中，丹奈特认为意识不可能是发生在某一特定区域的某一单一的大脑功能，而是大脑功能的许多连续变化合成的。

　　后指向性假设

　　旧金山加利福尼亚大学哲学教授本杰明·利伯特研究意识和大脑的联系将近30年。在20世纪90年代，在一系列富有争议的实验之后，他得出结论：我们生活在过去。不是遥远的过去，而是过去的半秒，我们需要这么长的时间去自觉感知我们的感知。在这段时间内，我们感知到刺激并在意识当中决定怎样回应，此时，我们的大脑往往已经激起某一可能反应。这些实验构成了“后指向性假设”的基础。好在后指向不能延迟我们一些不需要思考的行动。知觉发生得非常快，但我们还有时间去抑制那些不恰当的应激反应。利伯特认为探知并纠正本能的错误判断是自由意志的基础。

　　精神功能

　　当我们思考精神活动时，还需要考虑精神活动的载体，例如语言、记忆，甚至知觉本身。首先让我们看看大脑是如何从外界的刺激中获得信息，从而使我们可以与世界互动的——换句话就是如何感知和理解的。

　　大脑是怎样从客观世界获得信息并转化为感知的？我们是怎样从收音机里听到歌曲，从电视机里看到足球赛，理解朋友在电话里说什么——而且我们往往同时进行上述的多个活动。这些活动过程是多么复杂，可我们却能接受这么多信息，真是让人惊奇。内耳的细绒毛感受到空气中的压力从而使我们拥有听力；眼睛后面的感光细胞作用于影像从而使我们拥有视力；大脑的特殊区域控制声带从而使我们可以说话。我们综合这些表面上相异的信息形成统一的感知，从而使我们得以行动、反应、在这个充满信息的世界生存。

　　我们重视这些知觉功能是为了理解它们是如何进行工作的，一个有效的做法是将正常情况与有问题的情况相比较。举一个著名的P.T.的例子。P.T.在一次大脑受伤后无法辨认事物。作为拥有一大群牛和许多田地的农民，他需要知道自己在哪里，周围有些什么，但大脑受伤让他的生活变得很困难。当他在农庄里较远的地方修葺篱笆，抬头一看不知道自己在哪里的事情经常发生。更糟糕的是，有一次挤奶的时间到了，他却发现自己在挤一头公牛的奶。最可怕的是，P.T.无法辨认周围的人。那个每天早上服侍自己早餐的女人变成了陌生人。他能看见她站在炉子旁，为他煎鸡蛋，当她穿过厨房带给他碟子，他甚至可以描述她的整个动作，但就是不认识她——直到这个女人张口说话。听到她的声音，迷雾才消失，他突然意识到那原来是他的妻子。

　　折磨P.T.的病叫做视觉辨识不能。英国神经医生奥利弗·塞克斯（1933年～）曾提过一个相似的案例——一个除非听到声音，否则说不出妻子的脸和自己的头有什么区别的男人。

　　这两个案例的共同之处在于病患都有正常视力。眼镜商和眼科医师发现他们的眼睛工作正常——光线作用于眼睛后面的感光细胞后被正确转化为神经冲动送到大脑。但是大脑却完全不能感知到，这不是感觉紊乱，而是理解紊乱。视觉辨识不能的病人，单个视觉刺激不足以引起认知，但视觉刺激和其他刺激如声音、碰触、嗅闻，甚至尝味结合在一起，可以使患者认识先前不能完整认知的事物。其他的认识不能，如听力（不能辨认相似的声音）和触觉（通过触摸不能认识相似的事物）等，可以通过视觉提供的信息减轻患者的痛苦。

　　注意力和大脑

　　为了行为、反应、在这个世界生存，我们需要知道怎样选择鉴别感知到的东西。完成这些事情的能力就被称做“注意力”。这个词出现在许多语境之下，但它到底是什么呢？

　　威廉·詹姆士在《心理学原理》一书中说：“每个人都知道注意力是什么。注意力就是占据大脑，以一种清楚生动的形式，把一种东西从可能同时存在于大脑里的事物或者诸多思绪中挑出来。聚焦和意识集中是其精髓。它意味着从一些事情中挣脱出来，有效处理其他事情，它是与困惑、迷惘、注意力不集中相反的情况。”

　　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当然是我们可以选择注意什么。我们必须这样做，否则我们会被信息所淹没。注意力自主的经典解释被称为“鸡尾酒会效应”。在这样一个喧闹、混乱的社交场合，人们是怎样进行私人交谈的呢？我们可能都经历过这一环境的变化——不是在鸡尾酒会就可能是在图书馆学习。你可能把注意力放在某一特别令人困惑的文本上，读了一遍又一遍，试图找出一点意义。也许你在挣扎，因为你同时听见附近的凉亭里你的朋友们在讨论当天的球赛。一方面你想工作，一方面你又想知道你支持的那支球队表现如何，你在两者之间挣扎。但是你得选择把注意力放在其中一个上面，你不能两条思路同时进行。

　　你可以决定不听棒球比赛的讨论而专心于面前的课本。毕竟，事后你可以从报纸上读到球赛，你选择专注于课本忽视球赛。但这是不是就表示你已经完全与朋友们的讨论隔绝了呢？研究结果显示你没有。你只是决定选择不让各种信息通过耳朵进入大脑而已。尽管你选择故意不接收，它们依然存在。这一现象的经典案例是人们能在本来毫不在意的谈话中听到自己的名字。同样的原理在棒球赛中也有效，即使你仍然在工作，如果其他人突然谈起你特别想知道的事情——例如棒球比赛中的比分——你就会立刻丢掉课本加入谈话。

　　自觉和反射注意

　　我们并不能总是控制自己的注意力。前文所提到的棒球问题只是自觉注意力的一个例证。另外一种注意力被称为反射注意力——当我们正在工作时，电话铃响了，我们会立刻而不是自觉地从我们的工作中抽身出来去接电话。反射和自觉注意力有关联，许多心理学家认为这是连续统一体的一部分。基本上我们都能选择注意对象，但是注意力也可能被一些有意义的事件自主吸引过去。这表明注意力是由大脑的特殊区域激活的。当我们决定把注意力集中在某一介入的特殊刺激时，我们操纵注意力；当我们想停止或者转移注意力时，我们就脱离。临床研究显示丘脑（大脑中央区域，传送视觉和听觉信息到大脑的其余部分）的“运作功能”很重要，顶叶（大脑顶端区域，对空间过程十分重要）在脱离中发挥作用。另外，上丘脑（脑干部位一串拇指盖大小的神经元，控制着眼球转动）控制注意力转移。最后，人们认为大脑前环部位主宰着注意力控制。这一部位靠近大脑中央前叶部位，也就是在侧脑室前上方，是一个重要的脑回（其中一个凸起折在大脑皮质，也叫做回旋）。这些区域的任何一部分遭到破坏都会导致自觉和反射聚焦注意力的重大缺陷。

　　错误记忆综合征

　　清楚记忆和模糊记忆的区分清楚地证明了记忆在大脑里不是孤立的、单一的系统。我们有关于知识的记忆，也有没有知识的记忆。更复杂的是，我们还有错误记忆。

　　每个犯罪起诉人都知道在法庭上目击者的证词是确立罪行最有效的证据之一，但是目击者的证词都可信吗？华盛顿大学心理学家伊丽莎白·洛夫图斯1978年发表的一份研究资料显示出很难依赖目击者证词做出判断。她给被试者看一组车祸的彩色幻灯片，并在随后的模拟法庭中问他们看到了什么。一半人看到的幻灯片上步行者被撞的地方有一个红色停止标志，另外一半人看到的则是一个红色让步标志。随即，在回答关于标志的问题时，一半人被问到的是正确问题，另一半被问的则是误导的、不正确的问题。例如问他们：“当车开到红色停止标志时，司机停车了吗？”这是一个关于停止标志的问题，但是对那些一开始看见的是让步标志的人来说却是个误导问话。在随后的辨认测试中，许多被误导的让步组被试坚持认为看见了停止标志。当被问及红色停止标志时，他们改变了记忆转而相信他们看到的是红色停止标志。因此我们不能总是相信自己的心理证据。 心理学一本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