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谱
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爱眉小札：志摩日记、书信集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年谱
光绪二十二年丙申(一八九六)一岁
十二月十三日(一八九七年一月十五日)酉时，生于浙江省海宁县硖石镇保宁坊徐氏老屋的第四进楼上。父申如二十五岁，母钱氏二十三岁。
按:先生先代名虽读书，而实系营商。其《猛虎集·自序》云:“我查过我的家谱，从永乐以来，我们家里没有写过一行可供传诵的诗句。”民国十五年七月八日家书云:“徐氏固商贾之家，没有读书人……”申如先生即在上海开设着票庄银号，营业颇为成功，胖胖的身材，是典型的旧式商业中人。民国三十三年二月二十七日卒，享寿七十三岁。
光绪二十四年戊戌(一八九八)三岁
四月二十三日(六月十一日)，光绪帝下诏更新国是，变法自强。
八月初六日(九月二十一日)，政变发生，康有为、梁启超分别走日本、香港。
十一月十一日(十二月二十三日)，梁启超之《清议报》(The China Discussion)旬刊在日本横滨创刊。
十二月十八日(一八九九年一月二十九日)，瞿秋白生于江苏常州府，后来成为著名的早期中国共产党员，与先生相识。民国二十四年六月十八日，在福建长汀被枪决。
光绪二十五年己亥(一八九九)四岁
十月二十二日(十一月二十四日)，闻一多生。一多原名是一个“多”字，“一多”是他的号，湖北浠水人。民国三十五年七月十五日卒。一多和先生以后成为很要好的朋友，新诗都写得很好，不幸两个人也都早逝，而且都是惨死，先生堕机而亡，年三十六岁，一多被人枪击殒命，年四十八岁。
光绪二十六年庚子(一九○○)五岁
入家塾从孙荫轩读，聪明超侪辈。
按:孙荫轩为先生同里庆云桥人，对先生称赞备至，他挽先生联云:“讲幄谬参，三十年前晨夕欣从，初学聪明超侪辈，行程远大，三千里外风云倏变，中华文化失传人。”
五月十六日(六月十二日)，义和拳在北京开始滋事。
七月二十日(八月十四日)，八国联军陷北京。
光绪二十七年辛丑(一九○一)六岁
从查诗溥读书。
按:查诗溥字桐轸，又字桐荪，海宁袁化镇人，查猛济教授的父亲。先生长子积锴(如孙)后从猛济读过书。陈从周辑《志摩日记》云:“因懒而散，美其称曰落拓，余父母皆勤而能励，儿子何以懒散落此，岂查桐荪先生之遗教邪!”
七月二十五日(九月七日)，辛丑条约签字。
光绪二十八年壬寅(一九○二)七岁
正月初一日(二月八日)，梁启超之《新民丛报》半月刊在日本刊行。
十月初七日(十一月六日)，祖父星匏公卒。享寿七十二岁。
按:先生著《我的祖母之死》(《自剖集》)云:“我初次遭逢亲属的大故，是二十年前我祖父的死，那时我还不满六岁。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可怕的经验，但我追想当时的心理，我对死的见解，也不见得比华翁(英诗人华茨华斯William Wordsworth)的那位小姑娘高明……”
十一月十八日(十二月十七日)，京师大学堂(即以后之北京大学)开学。
光绪三十年甲辰(一九○四)九岁
一月二十五日(三月十一日)，《东方杂志》在上海创刊。后来先生常在该刊发表文章。
光绪三十三年丁未(一九○七)十二岁
入硖石开智学堂，从张树森读书。成绩为全班冠，有神童之目，申如公常出示其文而引以为乐。
按:张树森字仲梧，副榜，与先生同里人，张惠衣教授之叔。惠衣与先生在开智小学同学。
光绪三十四年戊申(一九○八)十三岁
十月十五日(十一月八日)，《新民丛报》停刊。
二十一日(十一月十四日)，光绪帝卒，溥仪嗣位，改元宣统。
宣统元年己酉(一九○九)十四岁
查诗溥病逝于徐氏馆。
是年冬，毕业于硖石开智学堂。古文已有很好的成绩。他当时所作《论哥舒翰潼关之败》一文云：
“……夫禄山甫叛，而河北二十四郡，望风瓦解，其势不可谓不盛，其锋不可谓不锐，乘胜渡河，鼓行而西，岂有以壮健勇猛之师，骤变而为羸弱顽疲之卒哉？其匿精锐以示弱，是冒顿饵汉高之奸谋也。若以为可败而轻之，适足以中其计耳，其不丧师辱国者鲜矣!欲挫其锐，非深沟高垒，坚壁不出也不可，且贼之千里进攻，利在速战，苟与之坚壁相持，则贼计易穷。幸而潼关天险，西连京师，粮运既易，形势又得，据此以待援军之集，贼粮之匮，斯不待战而可困敌也。哥舒之计，诚以逸待劳，而有胜无败之上策也。奈何元宗昏懦，信任国忠，惑邪说而诅良谋，以至于败。故曰：潼关之失实国忠而非哥舒也……”
宣统二年庚戌(一九一○)十五岁
是年春，与表兄沈叔薇(拱垣)同入杭州府中学求学，从张献之(相)、刘子庚(毓盘)习国文，陈柏园(纯)习理化，马保罗习英文，锺郁云(毓龙)习地理。聪明冠全班，任级长(当时杭中规则，第一名任级长)。同学中有毛子水、毛以亨、董任坚(时)、郁达夫、姜立夫、郑午昌(昶)等。董任坚于民国七年八月十四日与先生同船赴美入克拉克大学读书。姜立夫后至美国入哈佛大学习数学，曾与先生相晤。郁达夫与先生同庚，后为有名的文学家，他于志摩在回忆里(《新月》月刊四卷一期)一文中，曾追记在杭州府中求学时对先生的印象：
“大约是在宣统二年(一九一○)的春季，我离开故乡的小学，去转入当时的杭府中学读书……那时候府中的监督，记得是邵伯炯先生，寄宿舍是在大方伯的图书馆对面。”“但是同我的这一种畏缩态度正相反的，在同一级同一宿舍里，却有两位奇人在跳跃活动……而尤其使我惊异的，是那个头大尾巴小，戴着金边近视眼的顽皮小孩，平时那样的不用功，那样的爱看小说——他平时拿在手里的总是一卷有光纸上印着石印细字的小本子——而考起来或作起文来却总是分数得的最多的一个。”
由此，可以想见先生在幼年，就是最好玩、最聪明、最爱文艺的。
按:是时杭州府中监督为杭县邵伯炯(章)，校址在大方伯，入学前曾由先生姑丈蒋谨㫋(钦顼)托沈衡山(钧儒)写信介绍给邵监督的。(衡山是谨㫋的表弟)
二月二十三日(四月二日)，汪兆铭、黄复生等谋炸清摄政王，不成。
宣统三年辛亥(一九一一)十六岁
是年春，先生与蒋复璁相遇于西湖孤山放鹤亭。盖杭城中小学每年于林迪臣太守生日，必往其墓祭扫。蒋字慰堂，是蒋方震(百里)的侄子，当时肄业于杭城钱塘县立高等小学堂，他与先生谊属表亲，故关系至密。
三月二十九日(四月二十七日)，黄花岗之役失败。
四月十一日(五月九日)，清廷宣示铁路国有政策。
八月十九日(十月十日)，武昌起义。
是年秋，杭州府中停办。后改名杭州一中。据邵伯炯《浙江第一中学校沿革略》(杭一中校刊《友声》二期)云：
“是岁之秋，革命事起，浙江各校悉中断，至民国二年春，甫议复设。任校长者，有朱君宗莱，马君裕藻，王君壵，冯君巽占，而以钱君家治为稍久。”
十月十二日(十二月二日)，南京光复。
十一月十日(十二月二十九日)，十七省代表会于南京，选举孙中山先生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十二日(十二月三十一日)，改用阳历。以辛亥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年一月一日。
民国元年壬子(一九一二)十七岁
一月一日，中华民国开国。国父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
一月，蒋方震(百里)任保定军官学校校长，日谋改革扩充。是年秋，以策划为陆军部军学司司长魏宗瀚所格，不能实行，自杀未遂。
按:百里为中国有名的军事学家，是先生姑丈蒋谨㫋的族弟，与先生尊翁申如公相识，先生亦与友善，先呼百里叔，后与蒋复璁同呼福叔，且同师事新会梁启超。民国二十七年十一月五日病殁广西宜山，年五十七岁。据陈从周辑《志摩杂记》云：
“又蒋百里先生庚戌正月将出任军官学校校长，占之得最后数，诗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相逢数乃毕，老阳未变不能生，占者逢之静者吉。’及径蒋因事自戕，其时盖阳历九月，而阴历八月也。亦可谓巧合矣。”此处“庚戌正月”为“壬子正月”之误。
民国二年癸丑(一九一三)十八岁
七月，二次革命爆发，不久即告失败。先生在杭州一中校刊《友声》一期发表《论小说与社会之关系》一文，是其作品发表最早的一篇。其文云：
“……若科学社会警世探险航海滑稽等诸小说，盖有裨益于社会，请备言之：科学小说，发明新奇，足长科学知识；社会小说，则切举社会之陋习积弊，陈其利害，或破除迷信，解释真理，强人民之自治性质，兴社会之改革观念，厥功最伟；警世小说，历述人心之险恶，世事之畸岖，触目刿心，足长涉世经验；探险航海小说，或乘长风，破万里浪，或辟草莱，登最高峰，或探两极，或觅新地，志气坚忍，百折不回，足以养成人民之壮志毅力；至若滑稽小说，虽属小品文字，而借诙谐以讽世，昔日之方朔髡奴，亦足以怡情适性，解愁破闷。凡诸所述，皆有益小说也，其裨益社会殊非浅鲜，有志改良社会者，宜竭力提倡之……”
按:时杭州一中校长为钱均夫(家治)，杭州人，日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科毕业。
十月六日，袁世凯迫国会选其为正式总统。
民国三年甲寅(一九一四)十九岁
在杭州一中。校长为张萍青(廷霖)，杭州人，日本早稻田高等师范毕业。
五月，先生在友声二期发表《镭锭与地球历史》一文。又，同学李超(干人)殁，先生作联挽他，也在《友声》二期中发表。其联云：
“李长吉赴召玉楼，立功立德，有志未成，年少遽醒蝴蝶梦；屈灵均魂报砥室，某水某丘，欲归不得，夜深怕听杜鹃啼。”
七月二十八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民国四年乙卯(一九一五)二十岁
夏，毕业于杭州第一中学。即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住锡拉胡同蒋方震家。旧历十月二十九日，与宝山张幼仪(嘉)女士在硖石商会结婚，行新式婚礼，请汤寿潜(蛰先)证婚。张女士时年十六岁，为张润之之女，张君劢、张嘉璈(公权)之妹。
按:先生的婚事，据张女士说，当先生在杭州一中读书时，其兄嘉璈正任兴武将军督理浙江军务朱瑞(介人)之秘书，一日奉派到学校参观，见到先生国文考卷，颇为激赏，乃以妹相许。
先生因结婚返里，遂辍学。后改入上海沪江大学。
十二月十二日，袁世凯接受劝进，允僭帝位。
一一十五日，云南起义，成立护国军。
三十一日，袁世凯宣布改明年为“洪宪元年”。
民国五年丙辰(一九一六)二十一岁
三月二十二日，袁世凯撤消帝位。次日，废止洪宪年号，仍以本年为中华民国五年。
六月六日，袁世凯卒。
是年秋，先生入天津北洋大学预科。时蒋复璁肄业于天津德华中学，同乡沈修是(王桢)与公谷(福京)在天津设立益世医院，每星期六先生与复璁皆同至医院，星期日各自返校。
十一月七日，蔡锷(松坡)病逝于日本福冈医科大学病院，年三十五岁。
十二月二十六日，蔡元培(孑民)任北京大学校长。
民国六年丁巳(一九一七)二十二岁
北京大学停办工科，并入北洋大学。北洋大学停办法科，并入北京大学。先生毕业北洋大学预科，改入北京大学法科政治学门。时蒋复璁亦考入北京大学文预科，因又在北大相聚。
先生在北大与杭州一中同班同学孙廷臬同室住，与海宁同乡及一中旧同学俞仲威(久恒)等友善。俞仲威因先生之介与张公权相识，后任上海银行行长。
三月十一日，俄国革命。
是年夏，瑞安陈介石(黻宸)病殁于乡，享年五十九岁。民初曾任教北大。
十一月二十二日，段祺瑞内阁解组，财政总长梁启超、司法总长林长民辞职。
是年，堂侄积铿生。积铿字启瑞，为堂弟永和长子。
民国七年戊午(一九一八)二十三岁
四月二十二日(阴历三月十二日)，长子积锴生于硖石，为张夫人所出。积锴乳名阿欢，字如孙，娶上海张粹文女士，国立交通大学土木工程学士，复留美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现旅居美国。
夏，入贽梁启超门。据先生上梁函云：
“夏间趋拜矩范，眩震高明，未得一抒其愚昧。南归适慈亲沾恙，奉侍匝月，俊复料量行事，仆仆无暇。首涂之日，奉握金诲，片语提撕，皆旷可发蒙，感抃乍会至于流涕。具谂夫子爱人以德，不以不肖而弃之，抑又重增惶悚，虑下驷之不足以充御厩，而有愧于圣门弟子也。敢不竭跬步之安详，以冀千里之程哉？”
又陈从周辑《志摩日记》云：
“读任公先生《新民说》及《德育鉴》，合十稽首，喜惧愧感，一时交集，石头记宝玉读宝钗之螃蟹咏而曰:‘我的也该烧了。’今我读先生文亦曰：弟子的也该烧了。”
由此，可知先生对梁启超崇拜的一斑。
八月十四日，离开北京大学，在上海乘南京号轮启程赴美留学。“母冒暑送之沪滨，训勉交至，并以释其孺慕之念。”(徐母何太夫人八旬寿诞启)同船者有：朱家骅(骝先)、李济(济之)、查良钊(勉仲)、董时(任坚)、刘叔和等。这时汪兆铭(精卫)也乘南京轮出国，与先生在船上相识。该轮途经横滨、檀香山，阅二十一日到旧金山，然后横贯大陆，经芝加哥、纽约诸城，到麦斯省之晤斯忒，入克拉克大学(Clark University，Worcester，Masschusetts)社会学系，从社会学教授Frank H.Hankins，史学教授Harry Elmer Barnes读书。与董任坚、张道宏、李济等同居。当时克拉克大学是三年制，校长为Edmund Clark Santord。
先生到校后，曾将当地情形向梁启超报告，原函云：
“……生计国人于此不及百，学者十人而已。此间人士切心战事，上下同忾，爱国热忱，可为敬畏。其市则供给日匮，物价日昂，生活艰难，良未艾已。”
八月三十一日，在太平洋舟中撰民国七年八月十四日徐志摩启行赴美文，分致诸亲友，说明他的抱负。梁实秋在其《谈徐志摩》一书(页二二—二三)中，对该文的评价云：
“这是少年徐志摩初出国门时的心情！爱国之心溢于言表。在文章上在思想上都可以看出梁任公先生的影响，这时候志摩是刚刚拜在任公先生门下，他对任公先生是极为崇拜的。老实讲，那一时代的青年，谁又不崇拜任公先生？我把这一篇文章全部引录在此，因为这是青年徐志摩的最好的一幅自画像，而一般谈论徐志摩的人往往忽略了这一段。”
按:先生原文已收入《徐志摩全集》第六辑。
十月十五日，在美和同室四人订协定章程。据陈从周辑《志摩日记》云：
“大目如六时起身，七时朝会(激发耻心)，晚唱国歌，十时半归寝”日间勤学而外，运动跑步阅报。”
十一月十一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先生记当时情形甚详。据陈从周辑《志摩日记》云：
“十一月十一日上午三时停战消息传到，霎时举国若狂，欢动天地……下午休课与道宏出觅屋不得……长队游行亘二里不绝。方是时也，天地为之开朗，风云为之霁色，以与此诚洁挚勇之爱国精神，相腾嬉而私慰。嗟呼!霸业永诎，民主无疆，战士之血流不诬矣!”
又在上梁启超函中，除报告停战消息外，并论战局大势甚详。
这时先生在美读梁启超所著《意大利三杰传》，激昂慷慨。据陈从周辑《志摩日记》云：
“读梁先生之意大利三杰传，而志摩血气之勇始见，三杰之行状固极快之致，而先生之文章亦夭矫若神龙之盘空，力可拔山，气可盖世，淋漓沉痛，固不独志摩为之激昂慷慨，举凡天下有血性人，无不腾攘激发，有不能自已者矣!”
十二月十五日，红十字开征求会员大会，与张道宏、李济去参加，听比妇克拉克夫人的演说。
二十一日，与李济、周延鼎、向哲浚同赴波士顿，寓康桥青年会，四宿而返。
二十三日听王正廷演说。游哈佛三日，识尹寰枢、万兆芷、陈达迈、陈宏振、吴光、奚伦、徐允中、梅光迪、赵元任、朱宗焘、唐腴庐等。
十二月，梁任公偕蒋百里、刘子楷(崇杰)、丁在君(文江)、张君劢(嘉森)、徐振飞(新六)、杨鼎甫(维新)等出国作欧游。
是年，夫人张幼仪从张师仲梧读书。
民国八年己未(一九一九)二十四岁
上半年仍在美国克拉克大学，习银行及社会学。
按:先生《猛虎集·自序》云:“在二十四岁以前，我对于诗的兴味，远不如我对于相对论，或民约论的兴味。我父亲送我出洋留学，是要我将来进金融界的。
我自己最高的野心是想做一个中国的Hamilton。在二十四岁以前，诗不论新旧，于我是完全没有相干，我这样一个人如真会成功一个诗人——那还有什么话说。”
一月十八日，巴黎和会揭幕。
四月十八日(阴历三月十八日)，祖母何太夫人八十寿。征诗文启由张季直(謇)、梁任公(启超)、钱新之(永铭)等同启。
五月四日，北京学生反对巴黎和会决定，举行示威运动(即五四运动)。先生在美闻讯后，也在胸中激起了同样的爱国热。
六月，毕业于克拉克大学，得一等荣誉奖。是届毕业生中国人除先生外，尚有董任坚、李济之、张道宏三人。
九月中，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习政治，在纽约一年，与刘叔和朝夕相聚。
民国九年庚申(一九二○)二十五岁
三月五日，梁启超自欧返国抵沪。
九月，先生得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学位。
二十四日，偕刘叔和离美，七日后到巴黎小住，即同去英国，入剑桥大学研究院为研究生，拟从罗素学，未能如愿。后从赖斯基HaroldJ. Laski教授学政治，与文学家威尔斯(H.G.Wells)交最密。
按:先生在《我所知道的康桥》文中云:“单说求学，我到英国是为要从罗素。罗素来中国，我已经在美国……我摆脱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衔的引诱，买船过大西洋，想跟二十世纪的福禄泰尔(福尔德)认真念一点书去。谁知一到英国才知道事情变样了，一为他在战时主张和平，二为他离婚，罗素叫康桥给除名了，他原来是Trinity College Fellow，这日来他的Fellowship也给取销了，他回英国后就在伦敦住下，夫妇两人卖文章过日子。因此我也不曾遂我从学的始愿。
先生到伦敦后，与陈源相识。陈源字通伯，笔名西滢，夫人为凌叔华，均与先生为至交。据西滢《刘叔和》(《现代评论》二卷四十二期)一文云：
“一九二○年的秋天，有几个中国留学生从美国到伦敦，其中我最先认识的是徐志摩。”
十月十二日，罗素来华讲学，本日抵沪。
十一月，寄书家中，主张用阳历纪年，并报告在英国生活及求学的情形。原函云：
“欢儿乐否？转瞬三足岁矣！(以后吾家小儿计年，按阳历实年，譬如人问几岁，答以两岁半(现十一月)旧办法实不通，改良为是。)儿他日归，欢儿不识父矣!即乃父亦不知阿儿何若，虽见照片，不足凭也，最好盼媳能将欢儿一日自朝至暮行为说法，一起记下，寄我读之，则可知欢儿性气智慧之梗概矣!”“儿迁居事，恐于上信中述及，总之儿现居宽静自由。儿甚喜之，更有一事为大人所乐闻者，即儿到伦敦以来，顿觉性灵益发开展，求学兴味益深，庶几有成，其在此乎？儿尤喜与英国名士交接，得盎倍蓰，真所谓学不完的聪明。儿过一年，始觉一年之过法不妥，以前初到美国，回首从前教育如腐朽，到纽约回首第一年如虚度，今后悔去年之未算用，大概下半年又是一种进步之表现，要可喜也。伦敦天气也不十分坏，就是物质方面不及美国远甚，如儿住处，尚是煤汽灯而非电，更无热水管，烧煤而已。然儿安之。”是年冬，夫人张幼仪随刘子锴出国至英国伦敦。据先生十一月二十六日家书云：
“儿自离纽约以来，过二月矣。除与家中通电一次外，未尝得一纸消息……从前媳尚不时有短笺为慰，比自发心游欧以来，竟亦不复作书，儿实可怜，大人知否？即今媳出来事，虽蒙大人慨诺，犹不知何日能来？张奚若言犹在耳，以彼血性，奈何以风波生怯，况冬渡重洋，又极安便哉。如此信到家时，犹未有解决，望大人更以儿意，小助奚若，儿切盼其来，非徒为儿媳计也。”
又，先生在《我所知道的康桥》一文中云：
“初起我在离康桥六英里的乡下叫沙士顿地方租了几间小屋住下，同居的有我从前的夫人张幼仪女士与郭虞裳君，每天一早我坐街车(有时自行车)上学，到晚回家，这样的生活过了一个春，但我在康桥只是个陌生人，谁都不认识，康桥的生活，可以说完全不曾尝着……”
是年，梁启超与蒋百里等整顿改造杂志，将解放与改造杂志自九月第三卷第一期超改名为改造，同时体裁和内容也都有改变。由中华书局发行。先生曾在民国十年该刊三卷八号及三卷十号发表过三篇文章。
民国十年辛酉(一九二一)二十六岁
在英国剑桥大学研究院。生活起了大的变化，这时开始写诗，据先生《猛虎集·序》云：
“但生命的把戏，是不可思议的，我们都是受支配的善良的生灵，那件事我们作得了主，整十年前我吹了一阵奇异的风，也许照着了什么奇异的月色，从此我的思想就倾向于分行的抒写，一份深刻的忧郁占定了我，这忧郁，我信竟于渐渐的潜化了我的气质。”
又，先生在《吸烟与文化》一文内追述他在剑桥时的生活云：
“我在康桥的日子，可真幸福，深怕这辈子再也得不到那样甜蜜的洗礼，一个人就会变气息，脱凡胎，我敢说的只是——就我个人说，我的眼是康桥教我睁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我的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
在英国认识狄更生及林徽音(音又作因)。据《我所知道的康桥》一文云：
“我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里混了半年，正感着闷想换路走的时候，我认识了狄更生先生。狄更生Galsworthy Lowes Dickinson是一个有名的作者，他的《一个中国人通信》(Letters From John Chinaman)与《一个现代聚餐谈话》(A Modern Symposium)两本小册子早得了我的景仰。我第一次会着他是在伦敦国际联盟协会席上，那天林宗孟(案即林长民，时徽音随父在英)先生演说，他做主席。第二次是宗孟寓里吃茶，有他。以后我常到他家里去，他看出我的烦闷，劝我到康桥去，他自己是王家学院(King’s College)的Fellow。我就写信去问两个学院，回信都说学额早满了，随后还是狄更生先生替我去在他的学院里说好了，给我一个特别生的资格，随意选科听讲。从此黑方巾黑披袍的风光也被我占着了……狄更生常在伦敦或是大陆上，所以也不常见他。那年的秋季我一个人回到康桥，整整有一学年，那时我才有机会接近真正的康桥生活，同时我也慢慢的‘发现’了康桥，我不曾知道过更大的愉快。”
秋间夫人张幼仪只身赴德求学，先生随即到柏林，旋返伦敦。
民国十一年壬戌(一九二二)二十七岁
先生与夫人张幼仪在德国柏林再度聚会。与徐悲鸿相识。
二月二十四日，次子德生(彼得)生于柏林。
三月，与陈通伯同游槐马与耶纳，访葛德、西喇的故居。
是月，在德国柏林由吴德生(经熊)、金龙荪(岳霖)二君作证，与夫人张幼仪离婚，而先生双亲不忍其媳离徐家，认为寄女。胡适在追悼志摩(《新月》月刊四卷一期志摩纪念号)一文中，对他们的婚变，曾有简要的叙述：
“民国十一年三月，他正式向他的夫人提议离婚，他告诉她，他们不应该继续他们的没有爱情没有自由的结婚生活了，他提议‘自由之偿还自由’，他认为这是‘彼此重见生命之曙光，不世之荣业’。他说:‘故转夜为日，转地狱为天堂，直指顾间事矣……真生命必自奋斗自求得来，真幸福亦必自奋斗自求得来，真恋爱亦必自奋斗自求得来!彼此前途无限，……彼此有改良社会之心，彼此有造福人类之心，其先自作榜样，勇决智断，彼此尊重人格，自由离婚，止绝苦痛，始兆幸福，皆在此矣。’这信里完全是青年的志摩的单纯的理想主义，他觉得那没有爱又没有自由的家庭是可以摧毁他们的人格的，所以他下了决心，要把自由偿还自由，要从自由求得他们的真生命，真幸福，真恋爱。后来他回国了，婚是离了，而家庭与社会都不能谅解他。最奇怪的是他和他已离婚的夫人通信更勤，感情更好。社会上的人更不明白了。志摩是梁任公先生最爱护的学生，所以民国十二年任公先生曾写一封很长很恳切的信去劝他。在这信里，任公提出两点:‘其一，万不容以他人之苦痛，易自己之快乐。弟之此举，其于弟将来之快乐能得与否，殆茫如捕风，然先已予多数人以无量之苦痛。其二，恋爱神圣为今之少年所乐道……兹事盖可遇而不可求……况多情多感之人，其幻象起落鹘突，而得满足得宁贴也极难，所梦想之神圣境界终不可得，徒以烦恼终身已耳。’任公又说:‘呜呼志摩!天下岂有圆满之宇宙？……当知吾侪以不求圆满为生活态度，斯可以领略生活之妙味矣。……若沉迷于不可必得之梦境，挫折数次，生意尽矣，郁邑侘傺以死，死为无名。死犹可也，最可畏者，不死不生而堕落至不复能自拔。呜呼志摩，可无惧耶!可无惧耶!’(十二年一月二日信)任公一眼看透了志摩的行为是追求一种‘梦想的神圣境界’。他料到他必要失望，又怕他少年人受不起几次挫折，就会死，就会堕落。所以他以老师的资格警告他:‘天下岂有圆满之宇宙？’但这种反理想主义是志摩所不能承认的。他答复任公的信，第一不承认他是把他人的苦痛来换自己的快乐。他说:‘我之甘冒世之不韪，竭全力以斗者，非特求免凶惨之苦痛，实求良心之安顿，求人格之确立，求灵魂之救度耳。人谁不求庸德？人谁不安现成？人谁不畏艰险？然且有突围而出者，夫岂得已而然哉？’第二，他也承认恋爱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但他不能不去追求。他说:‘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他又相信他一一理想是可以创造培养出来的。他对任公说:‘嗟夫吾师!我尝奋我灵魂之精髓，以凝成一理想之明珠，涵之以熟满之心血，朗照我深奥之灵府。而庸俗忌之嫉之，辄欲麻木其灵魂，捣碎其理想，杀减其希望，污毁其纯洁!我之不流入堕落，流入庸懦，流入卑污，其几亦微矣!’我今天发表这三封不曾发表过的信，因为这几封信最能表现那个单纯的理想主义者徐志摩。他深信理想的人生必须有爱，必须有自由，必须有美；他深信三位一体的人生是可以追求的，至少是可以用纯洁的心血培养出来的。”
按:关于先生婚变的事，传说不一。梁实秋在为刘心皇著《徐志摩与陆小曼》一书所作的序文中，曾有很公平而客观的叙述：
“徐志摩值得令我们怀念的应该是他的那一堆作品，而不是他的婚姻变故或风流韵事……徐志摩的婚姻前前后后颇多曲折，其中有些情节一般人固然毫无所知，他的较近的亲友们即有所闻亦讳莫如深，不欲多所透露。这也是合于我们中国人‘隐恶扬善’和不揭发隐私的道德观念的。所以凡是有关别人的婚姻纠纷，局外人最好是不要遽下论断，因为参考资料不足之故。而徐志摩的婚变，性质甚不平常，我们尤宜采取悬疑的态度。”
七月中，在伦敦会晤名女作家曼殊斐尔(Katherine Mansfield)及她的伴侣麦雷(John Middleton Murry)，讨论英法文坛的状况及近几年中国文艺复兴的趋向。因曼殊斐尔健康欠佳，只谈了二十分钟，却留给先生以极深刻的印象。这次会面后不到六个月她就死了。
十四—十五日，陪卢锡荣、林可仪游剑桥。据卢锡荣欧美十五国游记云：
“十四日上午十点，与友人林可仪君同搭车赴剑桥，访友人徐志摩君。十一点二分至该地，徐君导观King’s College，Trinity College and Queen’s College。十五日下午二点，与林徐二君游Milton’s Garden，观米氏所种树，因席地座谈，至下午三时，同舟游剑桥河，卧观剑桥全景。”
九月二十五日，北大教授马叙伦(夷初)由浙江教育厅厅长升任教育部次长，先生乡人张宗祥(阆声)继任厅长。
十月十五日(阴历八月廿五日)，自欧返国抵沪。旋陪祖母到普陀登山拜佛烧香。据先生西湖记(《志摩日记》)十月十五日云：
“今天是我回国的周年纪念……去年的十月十五，天将晚时，我在三岛船上拿着望远镜望碇泊处的接客者，渐次的望着了这个亲，那个友，与我最爱的父亲，五年别后，似乎苍老了不少，那时我狂跳的心头，突然迸起一股不辨是悲是喜的寒流，腮也便觉着两行急流的热泪。后来回三泰栈，我可怜的娘，生生的隔了五年，也只有两行热泪迎她唯一的不孝的娇儿。但久别初会的悲感，毕竟是暂时的，久离重聚的欢怀，毕竟是实现了，那时老祖母的不减的清健，给我不少的安慰，虽则母亲也着实见老。”
二十八日，与父亲申如公到南京成贤学舍参加欧阳竟无(渐)讲学，并游玄武湖。
是年秋，在清华学校讲演。据梁实秋谈徐志摩云：
“我最初看见徐志摩是在民国十一年。那是在我从清华学校毕业的前一年。徐志摩刚从欧洲回来，才名藉甚。清华文学社是学生组织的团体，想请他讲演，我托梁思成去和他接洽，他立刻答应了。记得是一个秋天，水木清华的校园正好是游玩的好去处，志摩飘然而至，白白的面孔，长长的险，鼻子很大，而下巴特长，穿着一件绸夹袍，加上一件小背心，缀着几颗闪闪发光的纽扣，足蹬一双黑缎皂鞋，风神萧散，旁若无人。
“清华高等科的小礼堂里挤满了人，黑压压的足有二三百人，都是慕名而来的听众。……志摩登台之后，从怀里取出一卷稿纸，大约有六七张，用打字机打好的，然后坐下来开始宣读他的讲稿。在宣读之前，他解释说:‘我的讲题是：艺术与人生(Art and Life)，我要按照牛津的方式，宣读我的讲稿。’”……后来这篇讲稿经由当时在北平逗留的郁达夫之手发表在创造季刊的第二期上，还是英文的……这回讲演是失败的，我们都很失望。”
据先生在《落叶序》中说： “还有两篇是英文，一是曾登创造月刊的《艺术与人生》，一是一次文友会的讲演——Personal Impressions of H.G.Wells，Edward Carpenter， and Katherin Mansfield——但如今看来都有些面目可憎，所以决意给割了去。”可见先生自己对艺术与人生的讲稿，也是不满意的。
十一月十八日，旧国会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副议长张伯烈误指财政总长罗文干签订奥国借款合同受贿，向黎元洪大总统告密，黎下令将罗拘押。
二十二日，黎元洪派员迎罗文干出狱。二十五日仍回地方检查厅看守所。是年冬，先生由北京回至硖石，住东山三不朽祠，蒋百里及其侄复璁均返家度岁，几每日在东山盘桓。先生极爱东山之阴万石窝风景，每往游，辄流连不忍去，故先生卒后，复璁言于申如公而葬先生于东山万石窝。万石窝为明季查继佐(伊璜)之读书处。
民国十二年癸亥(一九二三)二十八岁
自是年起，先生开始为晨报写稿。
一月二日，梁启超为先生与张夫人离婚事，写了一封长信劝他。
九日，英女作家曼殊斐尔死于法国芳丹卜罗，年仅三十四岁。
十一日，罗文干案，以证据不足，免予起诉，出狱。
十五日，罗文干再度入狱。
十七日，北大校长蔡元培为罗文干遭非法逮捕案，(罗案再交法庭，由教育总长彭允彝提议。)呈请辞职。
二十三日，蔡元培发表宣言，以彭允彝干涉司法，蹂躏人权，羞与为伍，主张对于政府不合作。北京学生联合会向众议院请愿，并宣言驱逐彭氏，惩办议长吴景濂。
二十八日，先生在《努力周报》三十九期发表《就使打破了头，也还要保持我灵魂的自由》一文，以抗议罗案，支持蔡元培的主张。
二月十一日，在《努力周报》四十一期发表小说《一个不很重要的回忆》，后改名《春痕》，收在《轮盘小说集》中。故事的主人翁是林长民。
三月十二日，在《时事新报·学灯》(五卷三册九号)发表一首新诗《康桥再会罢》。因排的格式不对，去信更正，又于二十五(同刊五卷三册二十号)重排发表。可见这时新诗的出现，不仅对一般读者，即使是当时很有名的副刊编者(如《学灯》)，也是陌生的。赵景深在志摩师哀辞(《新月》月刊四卷一期)一文中，对此事曾有简单的记述：
“我国新文学运动的开始实是新诗，在小说只出了两三本的时候，新诗倒出了十几种。当时人们写惯了无韵诗和小诗，徐师忽以西洋体诗在时事新报的学灯栏内刊出，使人耳目为之一新。记得这首诗的题目是《康桥再会吧》，每行字数相等，标点或句读常在每行之间，不一定是在每行之末。也许徐师的纸幅过短，或是他的字迹太大，以致每行恰恰可以达到纸的末端罢，于是排字的人把这首诗按标点或句读分行了，这样既无音节，又参差不齐，不能一样长短，便变得与无韵诗无别。徐师特意去信更正，重排了一次。因此引起了我的注意。从此我于胡适、康白情、俞平伯、汪静之等名字外，又记住了一个徐志摩。我常想能够认识这些位先生，以致钦佩之诚。”
是年春，蒋复璁北上，仍肄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因学分几已修毕，故在北京西单牌楼石虎胡同七号松坡图书馆服务。此馆为梁启超所创办，自任馆长，蒋方震掌编辑部，蹇季常掌总务部，蒋复璁任编辑。先生任干事，协助英文函件，与张君劢及蒋复璁皆住该馆。先生《石虎胡同七号》一诗，就是住在这里时即景而写的。诗中的蹇翁即指蹇季常，贵州遵义人，他是梁启超的智囊，也可以说是灵魂，梁对他言听计从，最有影响力。蹇氏一生好酒，所以先生在该诗中说他“大量的蹇翁，巨樽在手，蹇足直指天空。”松坡图书馆分两部分，第一馆在北海快雪堂，专藏中籍。西单牌楼这边为第二馆，专藏外文书籍。
五月，在剑桥翻译的第一部书高斯英译本《涡堤孩》(Undine，translated by Edmund Gosse)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列为共学社文学丛书之一。他在自序中介绍该书内容及翻译动机云：
“……因为我原意是给母亲看的，所以动笔的时候，就以她看得懂与否做标准，结果南腔南调杂格得很……这篇故事，算是西欧文学里有名浪漫事(Romance)之一。大陆上有乐剧(Undine Opera)，英国著名剧评家W.L.Contney将这故事编成三幕的剧本。此外英译有两种，我现在翻的是高斯(Edmund Gosse)的译本。高斯自身是近代英国文学界里一个重要分子，他还活着。他是一诗人，但是他文学评衡家的身份更高。他读书之多学识之博……与Edward Dowden和George Saintsbury齐名……这段故事作者的完全名字是Friedrich Heinrich Karl，Baron de la Fouququé，我现在简称他为福沟，他生在德国，祖先是法国的贵族。他活了六十五岁，从一千七百七十七年到一千八百四十三年……算是十九世纪浪漫派最后也是最纯粹一个作者……”
二十五日，在北京晤康有为，并托梁启超代求墨宝。时梁在北京西郊翠微山养病，先生着手译其《先秦政治思想史》为英文。据五月二十六日梁启超致康有为函云：
“呈上纸三张，一款志摩者，即昨日造谒之少年，其人为弟子之弟子，极聪异，能诗及骈体文，英文学尤长，以英语作诗为彼都人士所激赏。顷方将弟子之先秦政治思想史译为英文也。”(丁文江撰《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下册页六四四)
暑假，在南开大学暑期学校授课两星期，讲近代英文文学和未来诗派，学员有赵景深、焦菊隐等。这期间的活动，赵景深在《志摩师哀辞》中说：
“恰巧一九二三年南开大学开暑期学校，内中有徐志摩先生的《近代英文文学》。当时我和友人们有一个文学团体绿波社，社员议决，天津的社员一致加入听讲，于是都报名人学。其中如《夜哭》、《他乡》的作者焦菊隐，《晨曦之前》、《魔鬼的舞蹈》、《孤灵》的作者于赓虞等都是学员。可惜讲期太短，两星期只讲十小时。此外徐师还公开演讲未来派的诗，这两种演讲我都有记录，收在我的《近代文学丛谈》(一九二五，新文化书社版)里。
“徐师曾拿一首英译的哥德的诗要全班听讲的学生译，我得了第一奖，是大幅的哥德的照片。如今时有迁移，哥德的照片已经遗失，只剩下一张法郎土像的明信片，还存在我的匣中，作为徐师的纪念。
“课余我常和几位朋友到徐师的宿舍里去访问。每在绿荫之下，蒙着太阳的光照，听徐师谈讲文学。他问我看过莎士比亚不曾，我说不曾看过，只看过兰姆的《莎氏乐府本事》，他劝我看一看原书。但我终因其趣味不是近代的，不曾去看，有负徐师介绍的美意。
“绿波社天津总社社员曾于徐师的讲演结束后，请他茶叙，藉为话别。当时并共留一影，现此影尚在我的照相册中。席间徐师问起我将来的志愿:‘你是否以文学为业呢？’我说:‘我是这样的想。’徐师摇了摇头说:‘大难，大难!文学是只好作为副业的。’
八月十一日，离京去北戴河。
十八日(阴历七月初七日)，在山海关外绕登角山的栖贤寺，半夜回北戴河住处，接祖母病危电报，当晚就收拾行李，赶第二天早上六时车南下，二十二日中午到家。
二十七日，祖母何太夫人逝世，享寿八十四。她生前爱先生最深，所以先生也特别悲怆。十一月二十四日，作《我的祖母之死》(《自剖文集》)一文，叙述她病逝的经过和当时的情景。
三十一日，接林长民信，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他们二人关系之深。原函云：
“前闻足下南归，乃先我至，惜不得遇，得书具悉。足下有重亲之丧，一时不获北去，相见当较易耳。我此来不自知究何所为，情之所系，几一日不可留，乃驻旅馆，赁新屋，皇然迁居，熙熙然安宅，若将作久计者。又不自知其何所竣，数千里外，有一不识字人，使我心肠一日百转，欲寄书有千万语，怕他不解，须削成白话一两句，如何能道得出，真苦煞人矣!客中赁宅，其或为斯人供张，冀其万一能来耶？此情感唯足下能为我下一注解，足下之外世间决无一人能知者。宝宝(林徽音)来信说娘娘有些病，请医生来看过，道是肠逆，顾不知其详，顷已飞电书往询，俟得复书，苟无甚病，或已愈，则我能放心，计议游湖，届时当更与足下约会也。湖上春润庐(原文书春觉庐，误，是宋春舫的别墅)可借居。若往游，却甚便。敬问志摩安好。长民。”
九月四日，太戈尔从加尔各答来信说，要明年二月中或二月底方能动身到中国来。
六日，复赵景深函，介绍替晨报副刊译小说。(赵曾编天津新民意报的文学附刊，后被裁撤，失业，写信给先生，想译稿为生。)原函云:“……关于译小说，能试译哈代，最合我意。我大约月底方能到沪，泰氏(指太戈尔)如来，则十月初偕同北上，尔时当可会面。”
八日，祖母回神。为讣闻上一个‘继“字，议论纷纷，说若不加继字，便是蔑视孙太夫人。(孙为元配，何为继室。)先生曾写信请教胡适等。
十八日，陈师曾(衡恪)卒于南京，年四十八岁。十月，北京开追悼会，并遗作展览会。
按:先生家书(致伯父)云:“陈师曾画家的死，美术界很深惋惜……梁先生叫我寄一份目录给你……他的画与笔致，我觉得他是最有胸襟的一个画家。”
二十五日(中秋)，与堂弟绎莪游西湖。遇康有为，未招呼。
二十六日，与绎莪经雷峰塔到烟霞洞访胡适(胡时在烟霞洞养病)，未遇。
二十九日，乘看潮专车往海宁观潮。同行者有叔永(任鸿隽)、莎菲(陈衡哲)、朱经农、莎菲的先生Miss Ellery、精卫(汪兆铭)、马君武、胡适、胡适的表妹曹佩声、陶知行等十人。与江谈了一路的诗。看过潮后，先生去杭州。
是年秋，蔡孑民(元培)辞北大校长，偕新夫人周峻赴欧度蜜月。
按:胡适曾为摄影于杭州，先生题云:“蔡先生将赴欧。”
十月三日，与张君劢、瞿菊农等去常州，游天宁寺。
五日，同裕卿到吴淞吊君革。与徐振飞(新六)谈法国文学。
按:徐新六字振飞，一八九○年生，一九三八年卒。先生说他是个风雅的生意人。
十一日，午间张东荪借张君劢处请客，有胡适、朱经农、陈筑山等。午后为胡适拉去沧州别墅闲谈，《努力周报》已决定停版。瞿秋白来，时正患肺病。先生又同胡适、朱经农去民厚里一二一号访郭沫若，成仿吾亦在座，主客之间甚枯窘。晚任叔永夫妇请客，到有胡适、朱经农、唐擘黄、王云五、高梦旦、马君武、徐新六、张君劢等。马君武大怪汪精卫从政，忧其必毁。
十二日，郭沫若回拜，说有人疑心西滢就是先生。郭走后，先生作《灰色的人生》诗一首，后在二十七日《努力周报》七十五期增刊中发表。这是《努力》的最后一期。晚去胡适处长谈，在张君劢、瞿菊农处沙发上宿。
十三日，郭沫若请吃饭，胡适、楼石庵列席。
十五日，与胡适回请郭沫若，有田汉夫妇、任叔永夫妇及徐新六等。散席后，与胡适去亚东书局，识陈独秀。陈字仲甫，号实庵，安徽怀宁县人，光绪五年(一八七九)生，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和实际领导者，但晚年他否定了他在共产党中的一切，民国三十一年五月二十七日病逝四川江津。
十六日，与胡适约各翻曼殊斐尔作品若干篇，并邀陈西滢合作，由泰东书局出版。
十七日，张幼仪自德来函，言归国后，拟办幼稚院，先从硖石入手。
二十日，自硖石到杭州，与胡适、朱经农同寓新新。
二十二日，与胡适、朱经农重游西湖。
二十八日，西湖游记结束。朱经农先走，先生和胡适迟两天回上海。
十一月四日，梁启超所创办的松坡图书馆正式成立，馆址在北京北海快雪堂，为大总统黎元洪所拨。民国五年蔡锷病逝日本，梁氏即有筹建松坡图书馆之议，作为永久纪念。嗣因时事多故，集资不易，久而未成，仅在上海置松社，先搜购图书以作准备。民国九年，梁启超自欧返国，想在北京从事文化活动，所以就将松社售去，十一年将图书运至北京，十二年将西单牌楼北的石虎胡同七号(清乾隆年间裘文达的赐第)改作松坡图书馆的第二馆，复蒙黎元洪拨快雪堂为第一馆馆址，始告正式成立。先生遇难后，申如公将北京存书全部捐赠该馆。当时松坡图书馆的谢函云：
“申如先生阁下：前得百里先生函，藉悉先生慨允将志摩遗书全部捐赠敝馆，敬谨拜嘉，顷已编目陈列，俾供众览，受贶良多，专此鸣谢，并颂道祺。”
民国十三年甲子(一九二四)二十九岁
与陆小曼在北京相识。时先生任北大教授，住松坡图书馆中。先生与陆小曼认识的经过，陆小曼在爱眉小札的序文中说：
“在我们初次见面的时候(说来也十年多了)，我是早已奉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同别人结婚了，虽然当时也痴长了十几岁的年龄，可是性灵的迷糊竟和稚童一般。婚后一年多才稍懂人事，明白两性的结合不是可以随便听凭别人安排的，在性情与思想上不能相谋而勉强结合是人间最痛苦的一件事。当时因为家庭间不能得着安慰，我就改变了常态，埋没了自己的意志，葬身在热闹生活中去忘记我内心的痛苦。又因我娇慢的天性不允许我吐露真情，于是直着脖子在人面前唱戏似的唱着，绝对不肯让一个人知道我是一个失意者，是一个不快乐的人。这样的生活一直到无意间认识了志摩，叫他那双放射神辉的眼睛照彻了我内心的肺腑，认明了我的隐痛，更用真挚的感情劝我不要再在骗人欺己中偷活，不要自己毁灭前程，他那种倾心相向的真情，才使我的生活转换了方向，而同时也就跌入了恋爱了。于是烦恼与痛苦，也跟着一起来。”
四月十日，诗人拜伦百年祭。
十二日，印度诗哲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一八六一—一九四一)乘热田丸来华抵沪，住沧洲饭店。先生代表北方学界前往欢迎。
太戈尔这次来华，系应北京讲学社之聘。讲学社为蔡元培、汪大燮(伯唐)、林长民(宗孟)等所发起，蒋方震任总干事。杜威应北大聘来华，其后改为讲学社所聘，由胡适翻译。罗素来华，由赵元任翻译。太戈尔来华，由先生翻译。最后聘杜里舒来华，由张君劢及瞿菊农翻译。据杨允元徐志摩与太戈尔访华的韵事(传记文学第九卷第二期)云：
“太氏接到邀请后，似乎是为他所创立到此时还不过三年的国际大学做一点宣扬工夫，他刚好获得一位印度资本家比尔拉(J.K.Birla)捐助旅费，就组成了他的大学访问团，邀约了下面的同行人员，国大教授梵文学者沈谟汉(Kshitimohan Sen)，国大艺术学院院长，现代孟加拉画派大画家南达拉波斯(Nandalal Bose)，国大乡村建设指导英人爱尔姆赫斯特(L.K.Elmhirst)，这位先生也就是访问团的秘书，还有加尔各答史学教授纳格(Kalidas Nag)，再加上一位美籍社会工作者格莉恩女士(Greene)，一行六人，因此诗人与随行人员的阵容，拥有印度文学艺术与历史的专家。显然他们也有意对当日中国的政治文化艺术各方面作一次全盘的考察。至于主人方面，北京学术文化界人士与太氏交接的可真不少，就其中主要的知名人士说，有梁任公、蔡元培、胡适、蒋梦麟、梁漱溟、辜鸿铭、熊希龄、范源廉、张君劢等。”
至于太戈尔来华的目的，据他自己说：
“我此番到中国来，并非是旅行家的态度，为瞻仰风景而来，也并非是一个传教者，带些什么福音，只不过是为求道而来罢了，好像是一种进香人，来对中国文化行敬礼，所持的是敬爱数字。”(《小说月报》十五卷四期)
十三日，下午一时，太戈尔先在闸北寺中与印度诗人集会，三时至慕尔鸣路三十七号聚会，在蒋方震家与欢迎者摄影。
十四日，先生陪太戈尔游西湖。一时诗兴大发，竟在一处海棠花下做诗通宵。
十六日，回上海。
十八日，上海文学研究会等各团体假商务印书馆俱乐部开欢迎太戈尔演讲会，并在俱乐部门首留影。然后沿津浦路北上，在南京、济南各有一次讲演。
二十三日，到北京，先后在北京学界欢迎大会，几个大学学院，以至最后的欢送会，作六次公开演讲。所有演讲或谈话，全由先生担任翻译。在天坛草坪上开欢迎会时，太戈尔登台演说，由林徽音搀扶，据吴咏《天坛史话》云：
“林小姐人艳如花，和老诗人挟臂而行，加上长袍白面，郊寒岛瘦的徐志摩，有如苍松竹梅的一幅三友图。徐氏在翻译太戈尔的英语演说，用了中国语汇中最美的修辞，以硖石官话出之，便是一首首的小诗，飞瀑流泉，琮琮可听。”
五月八日，为庆祝太戈尔六十四岁诞辰，北京学术界人士为他举行祝寿会，由胡适主席，送他的寿礼是十几张名画和一件名瓷，并举行赠名典礼，由梁启超主持，所赠的中国名字是竺震旦，颇饶意义，使太戈尔深受感动。祝寿会的次一节目是由梵文学者读了一首梵文诗，印度历史教授读了太戈尔的一首新年诗。最后一项余兴节目，是演出太戈尔的短剧契玦指(Chitra亦有译作契忒拉或齐德拉的)，由林徽音饰公主契玦指，张歆海饰王子阿俊那(Arjuna)，先生饰爱神。上演以前，太戈尔登台说明他创作契玦指的经过，演出成绩很好。
民国十五年六月七日，先生在《晨报》副刊之《剧刊始业》一文中说:“前年四月八日在协和演了一次泰谷尔的契玦指。此处四月当为五月之误。
二十日，太戈尔离北京到太原，勾留两日，然后沿京汉路南下，二十五日过汉口，再乘船东下。二十九日离开上海，东去日本，先生随往。在上海时，仍聚会于张园，太氏发表他最后的一次讲演。
暑中自日返，曾至庐山，居半月。
按:先生寄崇弟函:“庐山名迹顷刻未可穷尽，然山之灵异，尤在云霞，颇拟作新云赋以咏之。此塔不知何名，远山亦不知名，然意境古淡绝俗，到此惟听松声鸟语，忘机忘世矣！”
秋赴北平师大演说，有落叶演说辞。
九月，表兄沈叔薇病卒。叔薇和先生从小同学，高小中学(杭州一中)都是同班毕业。叔薇过继的爹娘是先生的姑母，先生的前母是叔薇的姑母。他们俩除了自小同学外，还加上两重的亲戚关系。叔薇是先生一生最密切的一个人，他的死是先生一个不可补偿的损失。十一月一日，先生在北京寓里撰《悼沈叔薇》一文。(见《自剖文集》)
秋间齐(齐燮元)卢(卢永祥)战事起，先生全家迁沪，先生仍居平，阴历九月初一，其堂弟永和妻病故。同月六日，其伯母蓉初公夫人又病逝硖石。冬，战事平，遂于十一月初八日全家返硖。(太夫人致张幼仪函)
十月十五日，俄大使加拉罕移居前俄使馆，举行升旗礼。先生前往参观。
十二月三日，梁启超发表集宋词联赠先生。
按:饮冰室诗话附录云:“我所集最得意的是赠徐志摩一联，‘临流可奈清癯，第四桥边，呼棹过环碧。此意平生飞动，海棠花下，吹笛到天明。(吴梦窗[高阳台]，姜白石[点绛唇]，陈西农[秋霁]，辛稼轩[清平乐]，洪平斋[眼儿媚]，陈简斋[临江仙])’此联极能表出志摩的性格，还带着记他的故事，他曾陪太戈尔游西湖，别有会心，又尝在海棠花下做诗做个通宵。”这年中秋(九月十三日)梁氏李夫人丧，联是在他夫人病榻旁，作以消遣的作品。
二十日，在《现代评论》一卷二期发表《这回连面子都不顾了》。
按:是文与《政治生活与王家三阿嫂》一文相互有关，都是针对当时英国处理庚子赔款事而发议论。先生的《政治生活与王家三阿嫂》的序文上说:“……庚子赔款委员会里面他特聘在野的两个名人，狄更生与罗素。这一点就够得上交情。现在坏了，包首相容不得思想与理想……听说他们已经定了两种用途：一是扬子江流域的实业发展(铁路等等)及实业教育，一是传教。我们当然不胜感激之至!亏他们替我们设想得这样周到!发展实业意思是饱暖我们的肉体，补助传道意思是饱暖我们的灵魂……狄更生先生每回给我来信总有悲惨的话……狄更生先生替人类难受，我们替他难受。罗素何尝不替人类难受，他也悲观；但他比狄更生便宜些，他会冷笑，他的讥讽是他针砭人类的利器。这回他给我信上有一句冷话I am amused at the progress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基督教在中国的进步真快呀!下去更有希望了，英国教会有了赔款帮忙，教士们的烟士披里纯那得不益发的灿烂起来！别说基督将军，基督总长，将来基督酱油基督麻油这样基督那样基督花样多着哪，我们等着看吧。”
是年，蒋复璁在北大毕业，即由先生介绍于当时清华学校教务长张彭春(仲述)，在清华教书两年。
是年，新月社在北京成立。先生奔走最为热心。据他在民国十五年六月十七日《剧刊始业》一文中说：
“我今天替剧刊闹场，不由的不记起三年前初办新月社时的热心。最初是‘聚餐会’，从聚餐会产生新月社，又从新月社产生‘七号’的俱乐部，结果大约是‘俱不乐部’!”
新月社初为一聚餐会，大多为欧美回国留学生，自是年起乃在北京中街七号租一屋，有如俱乐部，可以吃饭及打弹子等，每人月缴费五元，每两星期乃定期聚餐，时有游艺等。先生自松坡图书馆迁往社内，主持其事。
梁实秋在忆《新月》一文中说：
“……北平原有一个新月社，‘新月’二字是套自印度太戈尔的一首诗新月集，太戈尔访华时梁启超出面招待由志摩任翻译，所以他对新月二字特感兴趣，后来就在北平成立了一个新月社，像是俱乐部的性质，其中份子包括了一些文人和开明的政治家与银行家。我没有参加过北平的新月社，那时候我尚在海外；一多是参加过的，但是他的印象不大好，因为一多是比较的富于‘拉丁区’趣味的文人，而新月社的绅士趣味重些。”(见《文学因缘》页二九三—二九四)
民国十四年乙丑(一九二五)三十岁
三月三日，致陆小曼信，对其处境深表同情，劝她不能再牺牲下去。这时先生和小曼恋爱的事，在北京已闹得满城风雨，先生不得已决定去欧洲旅行，避避风头，并答应做《现代评论》的特约通讯员。
四日，再致小曼信，希望她坚定信心和环境奋斗到底，不可半途而废。并要她天天写信，当作日记来写。小曼日记就是这封信催生的。
十日，又致小曼信，要她加倍奋斗。启程出国。
十二日，到哈尔滨。
十三日，过满洲里。
十四日，到赤塔。
十八日，到鄂木斯克。
十九日，次子德生(彼得)患腹膜炎殇于柏林。先生于二十六日到柏林，已不及见。六月三日作《我的彼得》一文，刊《现代评论》二卷三十六期，后收入《自剖文集》。这时张幼仪在柏林。
四月八日，到伦敦。
十一日，去意大利。
五月底，闻一多、赵太侔、余上沅返国抵沪，六月到北京。
六月二十五日，先生在巴黎。
七月，在英国承狄更生介绍，晤大诗人汤麦士哈代(Thomas Hardy)。
陆小曼病，先生兼程返国。与蒋复璁同寓北京清裘文达赐第之好春轩。
按:先生这次到欧洲，完全是一次感情作用的旅行。一方面是为与陆小曼的事，另一方面是要去看看太戈尔。顺便看看法国的罗曼罗兰，意大利的丹农雪乌和英国的哈代，结果只见到了一个哈代。所到之处遍谒名人坟墓。据先生《欧游漫记》(《自剖文集》)云：
“我这次到欧洲来倒像是专做清明来的，我不仅上知名的或与我有关系的坟(在莫斯科上契珂夫、克鲁泡金的坟；在柏林上我自己儿子的坟；在枫丹薄罗上曼殊斐尔的坟；在巴黎上茶花女、哈哀内的坟；上菩特莱‘恶之花’的坟；上凡尔泰、卢骚、嚣俄的坟；在罗马上雪莱、基茨的坟；在翡翠上勃朗宁太太的坟，上密仡郎其罗、梅迪启家的坟；日内瓦到Ravenna去还得上丹德的坟；到Assisi上法兰西士的坟；到Mautua上浮吉尔Virgil的坟。)我每过不知的墓园也往往进去留连，那时情绪不定是伤悲，不定是感触，有风听风，在块块的墓碑间且自徘徊，等斜阳淡了再计较回家。”
八月六日，偕陆小曼与林宗孟(长民)同游宫湖，林书东坡诗轴赠之。
按:林书跋云:“适与小曼志摩同游瀛台宫湖归寓，小曼索书，即以旧纸书赠之。乙丑六月十七月宗记。”
九日，先生开始写日记，记载与陆小曼相恋的经过和心情，写好了当信一样拿给小曼看。先生遇难后，小曼予以出版。(见《爱眉小札》)
他在日记一开头就说:“‘幸福还不是不可能的’，这是我最近的发现。”
九月二日，刘叔和病逝北京。叔和名光一，一作光颐，字叔和，朋友们都叫他老老，南通人，北大法科毕业，在美国研究经济学，他和先生同船去美国，又同船去英国。民国十二年秋天回国，曾任北大欧洲经济史教授。十月十五日，先生作《吊刘叔和》，发表在同月十九日晨副。当叔和病故时，先生正南下。据陈西滢刘叔和一文(民国十四年九月二十六日《现代评论》二卷四十二期)云：
“我们同医院交涉叔和身后事完毕出院，在门口遇信差，有一信是志摩给叔和的。我拆开一看，是志摩南下时告辞的信，信里说道‘盼兄耐心静养，早日安复为慰。南中逗留约十至十五日，归时再见。’今志摩已归，叔和却永远不能再见了。”
五日，到上海。时陆小曼去上海。
十三日，去杭州。
十月一日，应陈博生之邀接编《北京晨报·副镌》。先生本想办理想月刊与新月月刊，不成。晨副在孙伏园主编时，便已人材济济，这时先生又约了赵元任、梁启超、张奚若、余上沅、萧友梅、闻一多、胡适、郁达夫、张东荪、赵太侔、刘海粟、翁文灏、任叔永、陈衡哲、陈西滢、陶孟和、沈性仁、凌叔华等为该刊撰稿，真是极一时之选。
按:《晨报·副镌》第四十九期学艺部启:“本刊从十月一日起改订今式，以期阅读两便。总目录内容，分为讲演，译述，论著，文艺，诗歌，杂纂等，归徐志摩君主编。又《国际周刊》由渊泉君主编。《社会周刊》由勉己君主编。《家庭周刊》由德言君主编。”
他编晨副的态度，在我为什么来办我想怎样办一文中说得很明白：
“但我自问我决不是一个会投机的主笔，迎合群众心理，我是不来的，谀附言论界的权威者我是不来的，取媚社会的愚暗与褊浅我是不来的；我来只认识我自己，只知对我自己负责任，我不愿意说的话你逼我求我我都不说的，我要说的话你逼我求我我都不能不说的，我来就是个全权的记者，但这来为他们报纸营业着想却是一个问题。”
五日，在晨副发表《迎上前去》一文，请读者容许他，绍介他自己，解释他自己，鼓励他自己。这时陆小曼已经办好离婚手续，从上海来到了北京，一时找不着先生，及看到此文，才知在《晨报》做事，即去找他，告诉他恢复自由的消息。(见《爱眉小札》小曼序)
十日，在晨副发表《守旧与玩旧》一文，系针对《甲寅》周刊十七期孤桐(章士钊)的《再疏解辑义》而发，认为孤桐在思想上没有基本信念。孤桐又在甲寅周刊十八期发表《答志摩》来辩论。
十二日，在晨副发表《读梁巨川先生遗集》。按巨川名梁济，民国七年秋后在北京净业湖中自杀，这时正是他的遗集由其子焕鼐和漱溟整理后出版。先生此文发表后，陶孟和陈衡哲皆有文和先生讨论这个问题，两文均收入《落叶集》中，题目改作《论自杀——读桂林梁巨川先生遗书》。
十一月五日，梁启超任国立京师图书馆馆长，李四光为副馆长，以北海公园庆霄楼等处为筹备处。
按:北京教育部与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商定合作，将京师图书馆改为合办，由梁启超任馆长，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供给经费。北京教育部后以故推翻，乃由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独北京图书馆于北海，十五年开馆，蒋复璁由清华到该馆服务。任可澄任北京政府教育部长，乃聘梁启超任国立京师图书馆馆长，仍谋与中华文化基金合作，与北京图书馆合并，事卒不成。北伐之后，两馆合并，由蔡元培任馆长，国立北平图书馆乃产生焉。
二十二日，奉军滦州第三军团副团长郭松龄，电请张作霖息战下野。
二十三日，郭松龄决定回师攻张作霖。
三十日，张作霖发表讨伐郭松龄宣言。
十二月二十一日，郭松龄军进占新民屯，与张作霖军在大雪中激战。
二十三日，郭松龄军完全失败。
二十四日，林长民于郭、张之役，惨死于新民屯，年五十岁。长民为清末民初间热心中国宪政及国会制度之重要政治家，福建闽侯人，幼名则泽，字宗孟，自称苣苳子，亦称桂林一枝室主，晚年门栽双栝，人亦或称之为双栝庐主人。十五年二月二日，先生《伤双栝老人》(《自剖集》)云：
“在你的精神里我们看不见苍苍的鬓发，看不见五十年光阴的痕迹。……你依旧是二三十年前春痕故事里的逸的风情——‘万种风情无地着，’是你最得意的名句，谁料这下文竟命定是‘辽原白发葬华颠。’”
“最可怜是远在海外的徽徽……伹如今说也可怜，一切都成了梦幻，隔着这万里途程，她那弱小的心灵，如何载得起这奇重的哀惨……”
是年，北京美术专门学校添设戏剧系，改名艺术专门学校，先生推荐闻一多任该校教务长。据梁实秋《谈闻一多》云：
“一多的职务是国立艺术专门学校教务长，这是由于徐志摩的推毂，当时的艺专校长是刘百昭。刘是章士钊的部下，初接校篆，急需一批新人帮忙，所以经志摩介绍一拍即合。戏剧系主任本拟聘余上沅，后又因为安置赵太侔，上沅改任教授。他们加入艺专也是不得已，初回国门，难为择木之鸟。一多是最不适于做行政工作的人，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会膺选。”(页六四—六五)
闻、赵、余三人在艺专支持了一年，经常和先生讨论有关戏剧问题，并在《晨报·副刊》创办剧刊(见次年六月十七日条)。据余上沅在十五年中秋日(九月二十一日)写给张嘉铸的信里说：
“谁知我同太侔、一多刚刚跨入国门，便碰上五卅惨案……‘北京艺术剧院’的计画，志摩、叔存、通伯和新月社的朋友们，都愿意帮忙。我们商量、筹画、接洽、辩论，结果总算不差，在艺专开办了一个戏剧系……我们勉强支持了一年。”(余上沅编国剧运动页二七六)
是年，先生的第一部诗集《志摩的诗》出版，由蒋复璁代编，中华书局代印，用连史纸，仿宋字体，中式线装，极为考究。后来曾在北新书局寄售，销行极广，现代评论社又列为现代社文艺丛书第二种，在北大第一院该社发卖。民国十七年八月，新月书店又予重印，民国二十二年二月出至第六版，其受读者欢迎，可想而知。惟新月书店重印本，系经先生删改过，计全删者十四首：1.《留别日本》2.《自然与人生》3.《地中海》4.《东山小曲》5.《一小幅的穷乐图》6.《雷峰塔》7.《青年曲》8.《一家古怪的店铺》9.《哀曼殊斐儿》10.《一个祈祷》11.《月下待杜鹃不来》12.《希望的埋葬》13.《冢中的岁月》14.《康桥再会吧》。此外还有部分删节的，如沙扬娜拉一诗，初印本为十八首，新月本仅留其一。
蒋复璁在《石虎旧梦记》(《自由谈》第十五卷第五期)一文中对这部诗集曾有简单的记述：
“他第一部的白话诗集《志摩的诗》，仿宋宣纸，由中华书局代印，是志摩在松馆将零篇交给我编的，次序是按着时间的。志摩的作品，以在北平这几年为最多，我与他住松馆，所以诗的本事大体知道。书首有《康桥再会吧》一诗，这是志摩留别剑桥的诗，是白话诗的处女作，文言气息很重，他很不满意，要想删去，我硬为编入，想不到今天在书店里东出一本《徐志摩诗文选》，西出一本《徐志摩诗选》，虽然杂乱无次，而这首诗总是冠诸卷首，岂是志摩始料所及？《盖上几张油纸》一诗是记我的邻居范家娘在雨天去买几张油纸盖在野里她死去孩子的小棺上，是我问了她而又告诉了志摩的。”
民国十五年丙寅(一九二六)三十一岁
是年春，在上海晤赵景深，二月二十六日(阴历正月十四日)复赵信云：
“太对不起你了!你信到后，我就想专诚去看你先不通知你，但新年来为私事在沪杭路屡次往复，不曾腾出空来，所以没去成，也没回信，请你原谅。明天(元宵)我上午到振铎家里，我叫他约你也去，不知便否，盼望你见面。我听说你快成家了，而且是苏州亲，先贺喜你，不是我俗套，因为迟早躲不了那一天。我自己也不在远，说实话。诗集明天带给你。”
先生这时在上海的情形，据赵景深《志摩师哀辞》云：
“我为了家贫无力完姻，只得临时赶译了一篇柴霍甫的活财产出来，拿了译稿去见徐师，想换一点钱用。那时徐师和他的父亲以及儿子阿欢都住在旅馆里。时候是早晨，他们都刚起来。徐师的父亲正在洗头。他很胖，很诚朴，完全与徐师两样，既不瘦削，亦无翩翩的风致。阿欢大约十岁左右，倒很像他的父亲，用一句旧小说上的话，生得‘眉清目秀’。徐师说:‘赵先生会讲童话，你请他讲给你听吧。’阿欢便央着我讲，我只得讲了一个安徒生的《大小克劳司》给他听。我正在指手画脚的时候，志摩师弯着腰从门外骑着小脚踏车进来，呼喊说:‘你看爸爸骑你的车!’阿欢拍掌大笑。
“后来我又与志摩师谈诗，问他对于自己的诗所最喜欢的是哪一首。他说是无题，现在我已将这首选在我给《混合国语教科书》第二册里。
他收下了活财产，以备编晨副之用，预先给了我四十元的稿费。加以叔父资助我数百元，我便草草结了婚。”
三月十四日(阴历二月初一日)，姑丈蒋谨㫋(钦项)病逝硖石，享年五十五岁。先生尝问学于姑丈，蒋氏富藏书，斋名衍芬草堂，自其先人寅昉(光焴)始，历太平天国以迄民国，论海宁藏书，当推蒋氏。《衍芬草堂钞本书目》，即为姑丈所手编。《徐母何太夫人八旬诞寿启》，亦出姑丈手笔。陈从周辑《志摩杂记》云：
“牙牌数有时殊神秘，余姑丈蒋谨旃先生，尝乡试占之吉，有句云:‘更欣依傍处，时与贵人俱。’发榜日，独行上东山，及颠而见费景韩(讳寅，硖石人，孝廉，精版本)先生冉冉自塔下，互诘来意，相与嗢噱。移时下山沽酒，复登，才上石除，费驰，蒋亦驰，费先生登，喘息于山亭，酌焉。因与论试事，费曰:‘昨梦马创足。’蒋因贺必中，今日驰，君先登捷足之兆，应矣!
“忆牙牌诗言，贵人得毋费欤？犹冀可得副车，及发，费售而蒋竟黜。”
刘子庚(盘毓)为蒋作墓志铭，谬误百出。七月八日，先生自京发家书中，大发议论：
“刘子庚当初作墓志铭，据云大半根据觐圭(名锡韩，谨旃弟)与不厂(单不厂，觐圭妻舅)口述，则其谬误更足奇怪，岂有九叔之亲而不知四房尚有两个年轻侄儿之理？讣文上果如何写法，想总不至遗漏，刘文云:‘……年三十初丧妻，义不再娶。居九年，以父命结婚，非君志，盖始终一伦纪中人也。终以所处不纯，寝以不起。’岂非昏愦荒谬？第一，续弦时，父已不在，何来父命？第二，续娶何以遂非伦纪中人？末二句更该打，万一姑丈是续娶后不久即死，那看文气岂非妻有嫌疑？但事实是相处至十多年，子女生到六个之多。又文中述后裔:‘子燕诒，叶出；虩修兰征女四，幼徐出；孙祖同、敦复，燕诒出。’遗漏亦奇，又其附案云:‘……行谊略则不称心，余所知不厂所告，日记所书，哀启所述，有不能不言，而又不便明言者。此亦韩退之为柳子厚作志非受谀墓之金者可比，必如天斗恰如分量，斯亦郭有道碑之无愧色焉。凡九阅月，十易稿，自以为可矣，再三观之，尚有繁简失当处，反复数日删改，约百余字，此十一易稿也。噫!我安得举世尽易而为白话文，一返原人时代而后快哉！’真是什么话？如此古文，难怪古文之必遭灭绝。末后一类突如其来，尤不知所之，此岂‘天斗之恰如分量’耶？可笑可怜，这倒不管，现在应得查问的是墓志已否刻石？如已刻，文字有更动否？如为文刊出，实太岂有此理。徐氏固商贾之家，没有读书人，不配读古文式墓志铭，但蒋氏诗礼传家，岂尽属草包，任一无聊文人颠倒瞎写，连正字嗣续都给删除。觐圭当然特别负责。我昨去不厂处，本想问及，但彼以病甚重，神志未清，故未说话。此函请交大伯一看，即去蒋家一查，我颇觉生气也。”
按:刘子庚，浙江江山人，工词学；单不厂，浙江萧山人，工宋元理学。是时皆在北大授课。
四月一日，《晨报·副镌诗刊》创刊，每星期四刊出一次，由先生主编，闻一多编辑。参与其事的有：杨振声、朱湘、饶孟侃、刘梦苇、于赓虞等。至六月十日第十一期停刊。这是诗友的第一次结合。先生在《诗刊弁言》中说明诗刊的起因及他个人对于新诗的意见，也是他代表他们新月社的一群人向世人所作的新诗运动的宣言：
“我们几个朋友总想借副刊的地位，每星期发行一次诗刊，专载创作的新诗与关于诗或诗学的批评及研究文章……容我先说这诗刊的起因，再说我个人对于新诗的意见。我在早三两天前才知道闻一多的家是一群新诗人的乐窝，他们常常会面，彼此互相批评作品，讨论学理。上星期六我也去了。一多那三间画室，布置的意味先就怪……有意识的安排，不论是一间屋，一身衣服，一瓶花，就有一种激发想像的暗示，就有一种特具的引力。难怪一多家里见天有那些诗人去团聚——我羡慕他!我写那几间屋子因为它们不仅是一多自己习艺的背景，它们也就是我们这诗刊的背景。这搭题居然被我做上了。我期望我们将来不至辜负这制背景人的匠心……我们的大话是：要把创格的新诗当一件认真事情做。这话转到了我个人对于新诗的浅见。……我这生转上文学的路径是极兀突的一件事。我的出发是单独的，我的旅程是寂寞的，我的前途是蒙昧的。直到最近我才发现在这道上摸索的，不止我一个，旅伴实际上尽有，只是彼此不会有机会携手。这发见在我是一种不可言喻的快乐，欣慰。管得这道终究是通是绝，单这在患难中找得同情，已够酬劳这颠沛的辛苦。管得前途有否天晓，单这在黑暗中叫应彼此诉说曾经的磨折，已够暂时忘却肢体的疲倦。再说具体一点，我们几个人都共同着一点信心：我们信诗是表现人类创造力的一个工具，与音乐与美术是同等同性质的。我们信我们这民族这时期的精神解放或精神革命没有一部像样的诗式的表现是不完全的；我们信我们自身灵性里以及周遭空气里多的是要求投胎的思想的灵魂。我们的责任是替它们构造适当的躯壳，这就是诗文与各种美术的新格式与新音节的发见。我们信完美的形体是完美的精神唯一的表现。我们信文艺的生命是无形的灵感加上有意识的耐心与勤力的成绩。最后我们信我们的新文艺，正如我们的民族本体，是有一个伟大美丽的将来的。”
自《诗刊》问世后，先生经常和朋友们讨论新诗。据陈梦家《纪念志摩》(《新月》月刊四卷五期)云：
“十五年，志摩在北平约一多、子离等聚起一个诗会，讨论关于新诗形式的问题，他们在晨报有过十一期的诗刊。从那时起，他更用心试验各种形式来写诗，他自认……至少是技巧更进步了。”
又《猛虎集》自序云：
“我的第一集诗……在这集子里初期的汹涌性，虽已消灭，但大部分还是情感的无关连的泛滥，什么诗的艺术或技巧都谈不到，这问题一直到民国十五年，我和一多今甫一群朋友在《晨报·副镌》刊行诗刊时，方才讨论到。一多不仅是诗人，他也是最有兴味探讨诗的理论和艺术的一个人。我想这五六年来，我们几个写诗的朋友，多少都受到《死水》的作者的影响。我的笔本是不受羁勒的一匹野马，看到了一多的谨严的作品，我方才憬悟到我自己的野性，但我素性的落拓，始终不容我追随一多他们在诗的理论方面下过任何细密的工夫。”
六月十日，《诗刊》停刊。这个《诗刊》虽然只出了十一期，但它的影响很大，尤其是闻一多、饶盂侃等所发表的讨论诗歌的音节形式的论文，更引起世人的注意。他们所处心积虑建立起来的“格律诗”，也就是一般人所谓的“新月派”，当时成为风气，不过也曾引起不少争论，有人赞成，有人学习，也有人说他们所作的是旧诗，更有人说他们所作的诗是“豆腐干块”和“豆腐条”体的诗，还有人用讽刺的口吻说他们是“带上镣铐跳舞”。关于这些讥评，先生在是日《诗刊放假》一文里作一总答复，他不承认“走错了路”，诗刊虽然“放假”了，他们仍将由这条路子勇往直前。(文见《徐志摩全集》第六卷)朱自清在民国二十四年编《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的导言中曾对这个诗刊有过很客观而公平的介绍：
“他们要‘创格’，要发见‘新格式与新音节’。闻一多氏的理论最为详明，他主张‘节的匀称’，‘句的均齐’，主张‘音尺’，重音，韵脚。他说诗该具有音乐的美，绘画的美，建筑的美。音乐的美指音节，绘画的美指词藻，建筑的美指章句。他们真研究，真试验。每周有诗会，或讨论，或诵读。梁实秋氏说‘这是第一次一伙人聚集起来诚意的试验作新诗’。虽然只出了十一号，留下的影响却很大——那时候大家都做格律诗。有些从前极不顾形式的，也上起规矩来了。‘方块诗’，‘豆腐干块’等等名字，可看出这时期的风气。
“诗镌里闻一多氏影响最大。徐志摩氏虽在努力于‘体制的输入与试验’，却只顾了自家，没有想到利用理论来领导别人。闻氏才是‘最有兴味探讨诗的理论和艺术的’。”
四十年后，梁实秋在他的《谈闻一多》一书里，提到这个诗刊，也有很中肯的批评:“他(按:指闻一多)所标榜的‘形式’，确是新诗进展的一大步，但是也因此而赢得‘豆腐干体’的讥嘲。新诗不可以长久留在‘自由诗’的阶段，必需注重音节，而音节须要在整齐中有变化，在变化中有整齐。中国字为单音，在音节方面宜于旧诗，如今以语体写诗便不能以一个字为一单位，只好以两三个字为一组，一行中有几个重音。《诗刊》就是朝着这个方向走的一个尝试。”
十七日，《晨报·副刊剧刊》创刊。《剧刊》创刊的背景，赵聪曾叙述说：
“在这前一年，留美专攻戏剧的余上沅、赵太侔回国，使已停办的国立艺专复活，开办了戏剧系，闻一多做了艺专的教务长。他们有了这样一个戏剧教育机关，便想再创一个定期刊物作为他们的言论机关，于是剧刊便在志摩主编的晨副上很容易出现了。他们抱有大志，想在艺专的基础上扩成北京艺术院，并再建设新型的剧场。这一运动的领袖和剧刊的主编，仍然是志摩。可惜以后因为时局的动荡不宁，经费毫无办法，而且在奉系军阀的淫威下，学人亦无法立足，以致他们的计划全成了梦幻泡影，《剧刊》出到十五期，也于民国十五年秋天无疾而终。”
先生在《剧刊创刊号》发表《剧刊始业》一文，说明他们的目的和动机：
“我们想合起来做一点事。这回不光是‘写’一两个剧本，或是‘做’一两次戏就算完事。我们的意思是要在最短的期内办起一个‘小剧院’——记住，一个剧院。这是第一部工作。然后再从小剧院作起点，我们想集合我们大部分可能的精力与能耐从事戏剧的艺术。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小小的根据地，那就是艺专的戏剧科。我们现在借晨副地位发行每周的剧刊，再下去就盼望小剧院的实现。”(全文见《徐志摩全集》第六卷)
六月底，先生散文集《落叶》由北新书局出版。内中有一半是讲演稿，封面是闻一多设计的。民国十六年九月再版。
八月十四日(阴历七月七日)，星期六，中午与陆小曼(眉)订婚。小曼时年二十四岁，苏州人，长文艺，善书画。在北海董事会宴客，到梁实秋、叶公超、杨振声、丁西林、任叔永、陈衡哲、陈西滢、唐有壬，邓以蛰等百余人。(详见梁实秋《谈徐志摩》页六—七)
九月二十三日，《剧刊》出至第十五期，宣布停刊。剧刊名义上是由先生主编，但真正的执行编辑是余上沅。此外赵太侔、闻一多和张嘉铸等，也帮了不少忙。先生在是日《剧刊》终期一文中说：
“剧刊的地位本是由诗刊借得，原意暑假后交还，但如今不但诗刊无有影踪，就剧刊自身也到了无可维持的地步……剧刊初起的成功全仗张君嘉铸的热心……上沅的功劳是不容淹没的，这十几期剧刊的编辑苦工，几乎是他独抗着的。”
《剧刊》停刊的原因，主要的还是人事问题。当初支持这个戏剧运动的“真正的行家”，如闻一多、赵太侔等，都忍不住北京八校欠薪以及艺专风潮迭起的压迫而离散了，而先生这位主编，和陆小曼刚订婚不久，又在忙着筹备结婚和南下，自然也无暇兼顾了，不仅无暇兼顾剧刊，甚至连那篇剧刊终期的文章也没有写完，留给了余上沅去作结尾。余上沅说：
“在人事亦是一般的憔悴的时候，志摩已经找着了一条出路，碰上这天上地下都团圆的清夜，(编者按:天上指中秋节，地下指先生和小曼。)不免痛饮到了陶醉。剩下未尽之意，只好由我来勉强续完了。”
《剧刊》停刊的另一原因，是他们的根据地——国立艺专戏剧系，一直就不很景气，只招了二十几个学生，以后越来越少，及至主持者先后离校南下，交给熊佛西接办，不久也因经费无着而停办。至于他们想办的小剧院，始终没有办成功。只是在剧刊刊行期间，创办了一个中国戏剧社，寿命也不长，似乎在剧刊停刊后，也就销声匿迹了。这个戏剧运动，虽然为时不久，但还是有他的影响的，至少他们是提出了他们对“国剧运动”的主张，而且对剧运总算是尽了推动的责任。剧刊上所发表的重要论文，后来余上沅编成一本《国剧运动》，由新月书店出版。
十月三日(阴历八月二十七日，孔诞日)，与陆小曼在北海结婚，由梁启超证婚，胡适作介绍人。梁在致证婚词时，将新郎新娘大加训斥。据梁启超十月四日给孩子们书云：
“我昨天做了一件极不愿意做之事，去替徐志摩证婚。他的新妇是王受庆夫人，与志摩恋爱上，才和受庆离婚，实在是不道德之极。我屡次告诫志摩而无效，胡适之、张彭春苦苦为他说情，到底以姑息志摩之故，卒徇其请。我在礼堂演说一篇训词，大大教训一番，新人及满堂宾客无不失色，此恐是中外古今所未闻之婚礼矣。” (丁文江撰《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下册页七一○)
按:先生与小曼结婚，据云其父母有三条件(一)婚费自筹，故仪式草草，仅茶点而已。(二)必须梁启超证婚，故经胡适设法说服，卒由梁氏任之。(三)婚后必须南下，与翁姑同居硖石。故先生在硖特将原屋修盖一新。
又按:梁启超证婚词未录稿，交与先生，托蒋复璁裱成手卷，面交先生。据蒋复璁称，后晤申如公，于先生故后，由申如公收去，幼仪夫人及其公子积锴均言不知，恐已在大陆遗失。先生结婚翌日，至清华园向梁启超申谢，梁氏仍未假以颜色，时蒋复璁亦在座。
十五日，偕小曼离北京，南来寓上海新新旅馆。
二十五日(阴历九月十九日)，小曼生日，在沪上度过。先生决定译书还债。
十一月十六日(阴历十月十二日)，回硖石。先生致北京张幼仪(是年秋自德返国，任教于北京)函云：
“我们在上海一无事情，现在好了，房子总算完了工，定十月十二(阴历)回家，从此我想隐居起来，硖石至少有蟹和红叶，足以助诗兴，更不慕人间矣!”
十二月，孙传芳战事起，乘轮至沪，避兵福建路的通裕旅馆，是时先生双亲去北京，幼仪迎养。(离硖时以父命无法支款，不得动身，由母舅沈佐宸(葆恩)借款方得成行。)据十二月十四日致幼仪函云：
“爸爸来知道你们都好，尤其是欢进步得快，欣慰得很。你们那一小家庭，虽是新组织，听来倒是热闹而且有精神，我们避难人听了十分羡慕。你的信收到，万分感谢你。幼仪，妈在你那里各事都舒适……我们不瞒你说，早想回京，只是走不动，没有办法。我们在上海的生活是无可说的……破客栈里困守着，还有什么生活可言。日内搬至宋春舫家，梅白格路六四三号，总可以舒泰些!阿欢的字，真有进步，他的自治力尤其可惊，我老子自愧不如也。”
民国十六年丁卯(一九二七)三十二岁
一月一日日记:“新月决定办。” (《眉轩琐语》)
六日日记:“小病三日，拔牙一根，吃药三煎。” (《眉轩琐语》)
四月六日(清明)，早车回硖石，下午去蒋姑母家。
七日，与小曼坐小船下乡去沈家浜扫墓，下午回硖石老屋。
八日，早车去杭州，寓清华湖。午后与翁瑞午游孤山，与小曼去三潭印月，走九曲桥。
是年春，与胡适、潘光旦、闻一多、饶子离等筹设新月书店于上海，由胡适任董事长，张禹九(嘉铸)任经理，书局初设环龙路环龙别墅四号，后设总发行所于望平街，最后迁至四马路中市九十五号。新月书店成立的经过，梁实秋在《谈徐志摩》一书中有很详细的叙述：
“民国十六年春，国民革命军北伐，占领南京，当时局势很乱，我和季淑方在新婚，匆匆由南京逃到上海，偕行的是余上沅夫妇。同时北平学界的朋友们因为环境的关系纷纷离开故都。上海成为比较最安定的地方，很多人都集中在这地方。新月书店便是在这情形下在上海成立的。新月社原是在北平创立的……上海的新月书店和北平新月社，没有正式关联。新月书店的成立，当然是志摩奔走最力，邀集股本不过两千元左右，大股一百元，小股五十元(现任台湾银行董事长张滋闿先生是一百元的大股东之一)，在环龙路环龙别墅租下了一幢房屋。余上沅夫妇正苦无处居住，便住在楼上，名义是新月书店经理，楼下营业发行。当时主要业务是发刊新月杂志。参加业务的股东有胡适之先生、志摩、上沅、丁西林、叶公超、潘光旦，刘英士、罗努生、闻一多、饶子离，张禹九和我。胡先生当然是新月的领袖，事实上志摩是新月的灵魂。我们这一群人，并无严密组织，亦无任何野心，只是一时际会，大家都多少有自由主义的倾向，不期然而然的聚集在一起而已。后来业务发展，便在四马路租下了铺面，正式经营出版业务，以张禹九为经理，我任编辑。”
梁实秋又在《忆新月》一文中说：
“说到新月书店，也是很有趣的。我们一伙人如何会经营商店？起初是余上沅负责，由他约请了一位谢先生主持店务，谢先生是书业内行，他包办一切，后来上沅离沪，仍然实际上由谢先生主管，名义上由张禹九当经理，只是遥领，盖盖图章而已。书店设在闹区之望平街，独开间，进去是黑黝黝的一间屋子，可是生意不恶。这书店的成本只有四千元，一百元一股，五十元半股，每人最多不能超过两股，固然收了“节制资本”之效，可是大家谁也不愿多负责了。我只认了半股。虽然我是书店的总编辑，我不清楚书店的盈亏情形，只是在股东会议听取报告。新月月刊每期实销多少我也从来不知道。不过我们出了不少书，有些书留下很清晰的印象。” (《文学因缘》页二九九—三○○)
这时先生住上海梅白格路六号宋春舫家，曾病伤寒甚危。
在新月书店成立时，先生又创办了一家云裳服装公司。他在民国十六年八月三日给周作人的信中说：
“新办两家店铺，新月书店想老兄有得听到，还有一爿云裳公司，专为小姐娘们出主意的，老兄不笑话吗？”
六月，译法国凡尔太(Voltaire)作《赣第德》(Candide)，由北新书局出版，列为《欧美名家小说丛刊》之一。这部书稿是先生在民国十四年编《晨报·副刊》时翻译的，曾在晨副中发表。先生在自序中介绍说：
“这是凡尔太在三天内写成的一部奇书。凡尔太是个法国人，他是十八世纪最聪明的，最博学的，最放诞的，最古怪的，最臃肿的，最擅讽刺的，最会写文章的，最有势力的一个怪物。他的精神的远祖是苏格腊底士，阿里士滔芬尼士，他的苗裔，在法国有阿拿托尔法郎士，在英国有罗素，在中国，——有署名西滢者有上承法统的一线希望。不知道凡尔太就比是读二十四史不看史记，不知道赣第德就比是读史记忘了看项羽本纪。”
是月起，筹议创办《新月》月刊。
八月，与沈性仁合译英国占姆士司帝芬士《玛丽玛丽》(A Charwoman’s Daughter by Jarnes Stephens)，由新月书店出版。先生在序文中说：
“这本《玛丽玛丽》(在英国叫做: A Charwoman’s Daughter ——一个老妈子的女儿)是我前四年在硖石山上度冬时一时高兴起手翻的。当时不满九章就搁下了，回北京再也想不起兴致来继续翻。刘勉己也不知是哪一位捡了我的译稿去刊登了晨副，沈性仁看了说不错，我一时的灵感就说那就劳驾你续貂完了它!随后我又跑欧洲去了。”
先生的散文集《巴黎的鳞爪》，亦于是月由新月书店出版，闻一多为作封面。
九月，第二部诗集《翡冷翠的一夜》，由新月书店出版，封面图案为翡冷翠的维查乌大桥的一节景，是江小鹣设计的。十七年五月再版。先生在《猛虎集·自序》中说：
“我的第二集诗——《翡冷翠的一夜》——可以说是我的生活上的又一个较大的波折的留痕。我把诗稿送给一多看，他回信说‘这比《志摩的诗》确乎是进步了——一个绝大的进步。’他的好话我是最愿意听的，但我在诗的技巧方面还是那楞生生的丝毫没有把握。”
又《翡冷翠的一夜》序云：
“小曼：如其送礼不妨过期到一年的话，小曼，请你收受这一集诗。算是纪念我俩结婚的一份小礼。秀才人情当然是见笑的，但好在你的思想，眉，本不在金珠宝石间!这些不完全的诗句，原不值半文钱，但在我这穷酸，说也脸红，已算是这三年来唯一的积蓄。”
《翡冷翠的一夜》中《深夜大沽口外》及《白须的海老儿》两诗写作的经过，据蒋复璁在《石虎旧梦记》一文中说：
“《深夜大沽口外》及《白须的海老儿》两诗，是民国十五年初春，国民三军孙岳的军队守在大沽口以拒奉军，我与志摩同乘通州轮北上，在大沽口停了一星期，无法进口。志摩正魂思梦想，与小曼相见，徘徊甲板，做了这两首诗。其时我在清华教书，所以跟他开玩笑说:‘假使船退回上海，我倒好在江南教书了。’志摩骂我无同情心，我笑他情急。到第八天，米及小菜都吃光了，太古公司才派来小轮，引导通州轮进口。”
是年秋，迁居环龙路花园别墅十一号。应光华大学聘，担任翻译、英文小说派别等课教授。并兼东吴大学法学院(院长吴德生)英文教授。
按:是时光华新创，张寿镛、张歆海分任正副校长，罗隆基、梁实秋、董任坚等均在该校任课。
译《曼殊斐尔短篇小说集》(By Katharine Mansfield)，由北新书局出版。这是集先生陆续所译曼殊斐尔的几篇短篇小说而成。胡适在《论翻译寄梁实秋》(《新月》一卷十一期)一文中说：
“民国十二年，我和志摩先生发起翻译曼殊斐尔的小说，我译的一篇是《心理》，译成一半，就搁下了，至今不敢译下去……他的译笔很生动，很漂亮，有许多困难的地方很能委曲保存原书的风味，可算是很难得的译本。”
印度诗哲太戈尔过沪回印度，先生去码头欢迎。据郁达夫志摩在回忆里(《新月》四卷一期)云：
“……他就拉我一道到了大资公司的轮船码头，因为午前他刚接到了无线电报，诗人太戈尔回印度去的船系定午后五时左右靠岸，他是要上船去看看老诗人的病状的。当船还没有靠岸，岸上的人和船上的人还不能够交谈的时候，他在码头上的寒风里立着——这时候似乎已经是秋季了——静静地呆呆地对我说:‘诗人老去，又遭了新时代的摈斥，他老人家的悲哀，正是孔子的悲哀。’因为太戈尔这回是新从美国日本去讲演回来，在日本在美国受了一部分新人的排斥，所以心里是不十分快活的，并且又因年老之故，在路上更染了一场重病。志摩对我说这几句话的时候，双眼呆看着远处，睑色变得青灰，声音也特别低。我和志摩来往了这许多年，在他脸上看出悲哀的表情来的事情，这实在是最初也便是最后的一次。”
十月四日，胡适自英国致先生函云：
“谢谢你的长信，让我先给你赔个罪，我在八月底写了一封长信给你，信里说了许多‘拉长了面孔’的话，写成了，我有点迟疑，我怕这是完全不入耳之言，尤其在这‘坐不定，睡不稳’的时候，所以我把这信一搁就是一个多月，今天取出信来看看，觉得还可以不必改动，现在补寄给你，并且请你恕我那时对你一点的怀疑。”
十二月十五日，为刘海粟出国画展特刊(《上海画报》三○三期)作《海粟的画》一文，介绍刘氏作品：
“……我们不能否认他的胸襟的宽广，他的意境的开展，他的笔致的遒劲，你尽可以不喜欢他的作品，你尽可以从各方面批评他的作品，但在现代作家中你不能忽略他的独占地位。尤其在这人材荒歉的年份，我们不能不在这样一位天赋独厚的作者身上安放我们绝望中的希望。吴仓老已经作古，我们生在这时代的不由的更觉得孤寂了，海粟更应得如何自勉!……”
按:海粟迟至十八年方出国。
十八日，林徽音与梁启超长子思成订婚。
按:林徽音是年二十三岁，梁思成是年二十六岁，林为美国本薛文尼亚大学建筑学学士，耶鲁大学戏剧科毕业。梁为美国本薛文尼亚大学建筑学硕士。
是年冬，堂姐雅君适宝山蔡伯(增誉)。
幼仪偕长子阿欢南归，葬次子德生于硖石西山白水泉下。据先生家书云:“阿德虽定期初五，有幼仪同阿欢去也就够了，妈一去就逢着伤感，那又何必？老二(即雅君)怕还不得回门，反正不太迟，让妈跟他们新夫妇一起回硖如何？”
筹办《新月》月刊，先生任总编辑。家书云：
“文字债欠了满身，《新闻报》、《申报》都派人来逼着替他们元旦增刊写文章，这倒不要紧，最使我着急的是我们自己的《新月》月刊，至少要八万字，现在只有四万字拿得住，我是负责的总编辑，叫我如何不担心？……至于他的为学方向，不能尽如亲意，那是不能勉强的，因为各人有各人的长处，我如学商，竟可以一无成就，也许真的会败家，我学了文学，至少已经得到了国内的认识，我并不是没有力量做这件事的，并且在这私欲横流的世界，我如能抱定坚贞的意志，不为名利所摇惑，未始不是做父母的可以觉得安慰的地方。”
民国十七年戊辰(一九二八年)三十三岁
仍在光华大学、东吴大学法学院、大夏大学(校长王伯群)等校授课。
一月，《自剖文集》由新月书店出版，江小鹣作封面。
二月，英国诗人小说家哈代(Thomas Hardy)卒，享年八十八岁。先生诗哈代(《猛虎集》)云：
“哈代，厌世的，不爱活的，这回再不用怨言，一个黑影蒙住他的眼，去了，他再不漏脸。八十八年不是容易过，老头活该他的受，抗着一肩思想的重负，早晚都不再放手。”
三月，林徽音与梁思成在加拿大结婚。
十日，《新月》月刊创刊。由先生主编，参与其事者有：胡适、梁实秋、叶公超、刘英士、闻一多、潘光旦、饶孟侃、余上沅、张禹九等。关于新月月刊筹办的经过，梁实秋在《忆新月》一文中说：
“……徐志摩四出访友，约集了潘光旦、闻一多、饶子离、刘英士和我。那时候杂志还没有名称。热心奔走此事的是志摩和上沅，一个负责编辑，一个负责经理……上沅传出了消息，杂志定名为新月，显然这是志摩的意思……上沅又传出了消息，说是刊物决定由胡适之任社长，徐志摩任编辑，我们在光旦家里集议提出了异议，觉得事情不应该这样的由一二人独断独行，应该更民主化，由大家商定，我们把这意见告诉了上沅。志摩是何等明达的人，他立刻接受了我们的意见。新月创刊时，编辑人是由五个人共同负责，胡先生不列名。志摩是一团热心，不大讲究什么办事手续，可是他一团和气，没有人能对他发脾气。胡先生事实上是领袖人物，但是他从不以领袖自居。”
先生在发刊辞新月的态度中说：
“我们这几个朋友，没有什么组织，除了这月刊本身，没有什么话，除了在文艺和学术上的努力，没有什么一致，除了几个共同的理想。”“凭这一点集合的力量，我们希望为这时代的思想增加一些体魄，为这时代的生命，添厚一些光辉。”“要从恶浊的底里，解放圣洁的泉源，要从时代的破烂里，规复人生的尊严——这是我们的志愿。”
《新月》杂志虽然在发刊辞中标明了“我们这几个朋友，没有什么组织，除了这月刊本身，没有什么话，除了在文艺和学术上的努力，没有什么一致，除了几个共同的理想。”但仍然有人恶意的给这些人加上一顶“新月派”的帽子。所以，梁实秋在写《忆新月》一文时，特别加以澄清：
“不过办这杂志的一伙人，常被人称做为‘新月派’，好像是一个有组织的团体，好像是有什么共同的主张，其实这不是事实。我有时候也被人称为‘新月派’之一员，我觉得啼笑皆非。如果我永久的缄默，不加以辩白，恐怕这一段事实将不会被人知道。这是我写这一段回忆的主要动机。胡适之曾不止一次的述说:‘狮子老虎永远是独来独往的，只有狐狸和狗才成群结队!’办新月杂志的一伙人，不屑于变狐变狗。 ‘新月派’这一顶帽子是自命为左派的人所制造的，后来也就常被其他的人所使用。当然，在使用这顶帽子的时候，恶意的时候比较多，以为一顶帽子即可以把人压个半死。其实一个人，如果他真是一个人，帽子是压不倒他的……
“新月一伙人，除了共同愿意办一个刊物之外，并没有多少相同的地方，相反的，各有各的思想路数，各有各的研究范围，各有各的生活方式，各有各的职业技能。彼此不需标榜，更没有依赖，办刊物不为谋利，更没有别的用心，只是一时兴之所至。”
四月十日，在《新月》一卷二期发表与陆小曼合作五幕剧《卞昆冈》。
五月十日，《新月》一卷三期续完，后由新月书店出版。
五月三日，济南惨案发生。先生日记云：
“这几天我生平第一次为了国事难受，固然我第一年在美国时，得到了五四的消息，曾经‘感情激发不能自已’过，大前年从欧洲回来的时候，曾经十分‘忧愁’过。但这回的难受情形有些不同。第一次是纯粹感情的反射作用，国内青年的爱国运动在我胸中激起了同样的爱国热，第二次是理性的观察影响到精神上，明明这是自杀的路子，明明这是开出无穷扰乱的路子，那些民党大领袖先生却还不遗余力的来开辟，结果是自己接连的打嘴。这回却既不是纯粹的感情问题，也不是理性所解剖的现象，一方面日本人当然是可恶，他们的动作，他们的态度，简直没有把我们当作‘人’看待，且不说国家与主权，以及此外一切体面的字样，这还不是‘欺人太甚’？有血性的谁能忍耐了……但这把火是已经放下了，房子倒下来不单是压死在政的党员，外来的侮辱是人人分着的。这是哪里说起？我们未尝不想尽点责任，向国外说几句话，但是没有‘真理’就没有壮气，我们的话没有出口，先叫自己的舌头给压住了，我们既不能完全一任感情收拾起良心来对外说谎，又不能揭开了事实的真相对内说实话，这是我们知识阶级现下的两难。”
十三日，至新新播音，并排演《卞昆冈》剧本。先生日记云：
“昨晚叫夏天拉去新新播音合作八分钟的英语演说，也是初次干的事儿。
“老孚来说，慰劳会要排演卞昆冈，拟以毛剑佩去李七妹，王泊生去卞昆冈，顾宝莲去阿明，萧英去老敢，郑正秋去瞎子，请(余)上沅导演。”
三十一日(阴历四月十三日)，申如公五十七岁生日，先生由上海接袁汉云、袁美云至硖石唱戏三天，居先生宅中。因袁美云貌似小曼，所以小曼认她为寄女。
九月(阴历八月)
偕夫人小曼与叶遐庵(恭绰)同游西湖。遐庵为先生友人叶公超的叔父，亦是忘年之交。
是年秋，与王文伯出国，经印度、英国，至年底返。这时上海的家，迁到福煦路六一三号(四明邨的沿马路房屋)。
欧行前一日，曾给林语堂书白居易诗《新丰折臂翁》。
按:先生跋云：
“丁在君(文江)(一八八八—一九三六)发明古诗新读法，最擅诵此诗，声容并茂，新丰翁得交江北公，亦不朽矣!玉堂(林之原名)要我写字，录此诗博粲，欧行前一日深夜，志摩涂。”
语堂跋云:“志摩，情才，亦一奇才也，以诗著，更以散文著。吾于白话诗念不下去，独于志摩诗念得下去。其散文尤奇，运句措辞，得力于传奇，而参任西洋语句，了无痕迹。然知之者皆谓其人尤奇。志摩与余善，亦与人无不善。其说话爽，多出于狂叫暴跳之间，乍愁乍喜，愁则天崩地裂，喜则叱咤风云，自为天地自如。不但目之所痛，且耳之所过，皆非真物之状，而志摩心中之所幻想之状而已。故此人尚游，疑神，疑鬼，尝闻黄莺惊跳起来，曰：此雪莱之夜莺也。廿五年正月十三日语堂志。”
十一月二十七日，梁启超因病重，由其弟梁仲策白天津护送至北平，住入协和医院治疗。
民国十八年己巳(一九二九)三十四岁
在上海光华大学及南京中央大学(是时校长为张君谋〔乃燕〕)英文系教授，这时在光华开的课程是英国文学史、英文诗、英美散文、文学批评等课。中大开的课程，是西洋诗歌、西洋名著选。并兼任中华书局编辑。太戈尔这年又来华，居志摩沪寓中。先生为了光华和中央两大学的课程，经常往返于京沪两地，一次，中国航空公司送他一张票，由南京坐飞机到上海，到了课堂上，便对他的学生大谈他的飞行兴趣。据他在光华大学的学生赵家璧《写给飞去了的志摩》一文中说：
“这又使我记起前年你在教我们念The Romance of Leonardo De Vinci时，除了对于文西在复兴希腊艺术的伟大工作你是十分的钦佩以外，你曾带来一部讲文西想发明一具飞机，可以把人上升到天空去飞行的书。内有文西的笔迹，文西的照像，文西发明的飞机的图画，你指着那些画，你诚恳的说:‘文西在十三世纪时，已在想法上飞天空去了，你们知道文西悲痛的心怀吗？啊!自古以来，只有文西是不带宗教幻想和抽象的意味，而为了脱离这丑恶的世界，用人的力量去克服空间的第一个人。大思想家能安居在Florence城里吗？全个地球不足当他的骋驰，他需要的是整个的宇宙，整个的宇留才够供他的逍遥啊!’……不久以后，你一次来上学校，(当时你在南京兼课，夜车来沪，早上到吾校。)脸上满堆着愉快的色彩，我们早知道你一定又有好故事讲给我们听了。你把暗藏在衣袖里的一支卷烟尾，吸了最后的一口，把他丢在屋角里，于是这样的告诉我们:‘你可能猜到我要讲什么东西给你听，啊，我昨天的愉快，是生平第一次了。你们以为我昨夜搭夜车来的吗？啊，不，是从南京飞回来的。我在欧洲时，从巴黎到伦敦，曾坐过一次飞机，结果因为天气恶劣，在机上大晕，从巴黎吐到伦敦，昏幢中，只见English Channel里，满海的白雾而已。这次中国航空公司送我一张票，我昨天从南京飞来，啊，你们没有坐过飞机的人，怎能体会到我当时的欢喜。我只觉得我不再是一个地球上的人，我给暑天晚上挂在蓝天空里闪亮的彗星一样，在天空中游荡，再也不信我是一个皮肉造成的人了。从窗口向地上望，多么渺小的地球，多么渺小的人类啊!人生的悲欢离合，一切的斗争和生存，真是够不上我们注意的。我从白云里钻出，一忽儿又躲在黑云去，这座乘机，带着我的灵魂飞过高山，飞越大湖，飞在闹市上，飞在丛林间，我当时的希望，就望这样的飞出了这空气的牢笼，飞到整个的宇宙里去，我幻想我能在下刻儿飞在地王星与天王星的中间，把我轻视的目光，远望着这一座人们以为了不得大的地球，让我尽量的大笑一下吧:“你这座可怜渺小的地球，你们这常住在地面上的小虫儿，今天给我看到你的丑态了!”啊，我快活得跳起脚来，只可惜他没有带我出这空气的范围，今天我还是到这里来，给你们相对的坐着上课了。’” (《秋》)
先生在光华大学授课的情形，赵家璧在《写给飞去了的志摩》一文中也有很详细的叙：
“你第一本便介绍我Lewis的Life of Goethe，我问你学文学的门径，你说:‘文学不比数学，需要层次的进展，文学的园地，等于一个蛛网，你要有文学的素养，你一天拉到了一根丝，只要耐心的上去，你会把全个蛛网拉成一线的。我自己念书，从没有一定的步骤，找到一本好书，这本书就会告诉你许多别的好书。我介绍你这一册《歌德传》，就因为这册好书，因此希望你也能在Lewis的文章里，发见歌德的伟大和念书的秘诀。’当我进大学的第二年，你又来我校(按：从印度回再行执教)，你教的许多课程中，最使我感动的，是散文课上那本Walter Pater的Renaissance，许多同学都不赞成这一课，而我就觉得只有这一课，给了我最大的影响。关于文字运用方面参入声韵和格调，及整篇的文字组织与意义之含蓄等等，给了我一种Conscious of the beauty of form，而你自己的另创一格的诗的散文，使我们在中国新文学上格调奏于美化的信心，有了一种更深切的认识，Pater的文章加上你的人格，本身已织成于一件艺术品。所以我们在课室里，虽没有正式的讨论过作文之法，然而你这样按韵的念下去，在我们的灵感上，已赐予相当的训练了。Renaissance篇那里Conclusion，你曾费了二三小时去讲解，许多节段你自认是不能用言语文字可以使我们理解的，你就叫我们静静的想……最近一年来，我才承认这篇文章的魔力，至少对于我，也使我不可忘怀的。天气从严寒里脱身到初春，由几位同学的请求和经过你满怀的同意，从局促昏黑的课室里，迁到广大的校园去上课。每天早上，我们在校门口候你的汽车来，看你从车上夹了一大堆西书行近我们时，我们一伙儿近十个人，慢步的走过篱笆，爬越了小泥山，在一条溪流里排列着不规则的小石子上，你第一个小心的跨了过去。这里是一个大树林子，顶上有满天的绿叶。小鸟儿晰啁的唱着歌，一排长石凳上，我们便依次的坐下了。你依在那棵梧树干上，开始念Hudson的Green Mansions和Birds and Man，你痴望着一回天，像是你心灵里听见了什么从别一世界吹来的声音似的，忽而背着几首诗，忽而又感慨的说:‘在这样一个好境地里，一边听着远处的鸟声，一边傍着潺潺的溪流，一边又在读自然崇拜者Hudson的文章，我又想起，在太戈尔的Suntiniketon School里几天不可磨灭的日子。你们假若一旦到那边去住上一星期，你才第一次感到宇宙万物的可爱，我们要回到自然界上，给Cuckoo讲话，给金丝雀一块儿跳跃，这世界是太脏了，什么地方都是可丑的。’……你背着你那篇原文译文，你说:‘一个人可以过活，并且还是不无相当乐趣的，即使他的肢体与听觉失了效用，在我看，这就可以比称笼内的鸷禽，他的拘禁，使他再不能高扬，再不能远跳，再不能任悠纵劫掠的本能。’……那天你把住在这世界上的人，不想高飞远走的人，骂做芙蓉雀，你举起了你的右手，指着碧蓝的天空，风动的树林。你说:‘让我们有一天，大家变做了鹞鹰，一齐到伟大的天空，去度我们自由轻快的生涯吧，这空气的牢笼是不够我们翱翔的。’当这一个学期里，我们的灵魂真的像每天是跟了你，和一群大鹏要日行十万八千里。” (《秋》)
一月十九日，梁启超病殁于北平，享寿五十七岁。先生闻病，即至北平问疾，于津浦车中阅读《饮冰室文集》，他告诉蒋复璁说:“我虽然是他学生，但是他早年的文章没有读过。这次上车之前，买了一部《饮冰室文集》，略读一遍，虽然时代已经过去，但在今日读去，还是有味的。” (蒋复璁：《石虎旧梦记》，《自由谈》第十五卷第五期。)
在平时，蒋氏曾陪往琉璃厂刻三铜印，一为“摩”，一为“曼”，一为“魔曼”。
三月十日，胡适在《新月》月刊二卷一期超开始刊登他的四十自述。
按:《胡适自序》(二十二年刊本) “……这个计划曾经得死友徐志摩的热烈赞许，我自己也很高兴，因为这个方法是自传文学上的一条新路子，并且可以让我(遇必要时)用假的人名地名描写一些太亲切的情绪方面的生活。但我究竟是一个受史学训练深于文学训练的人，写完了第一篇，写到了谨严的历史叙述的老路上去了。这一变颇使志摩失望，但他读了那写家庭和乡村教育的一章，也曾表示赞许……”
是年冬，带光华大学学生到中社参观汪亚尘画展。据赵家璧写给飞去了的志摩云：
“你脱离我们学校的前一年，一个冬日的早晨，你领着我们到中社去参观汪亚尘的美术展览会。在每一幅画前，我们站住了脚，你便告诉我们原作的思想和作风，原画的所在地，原画和临摹的相差处。记得那里有一幅临摹的画，画中有一个裸体的妇人，一手提着壶，一手放在下挂的泉水里，你就问我们看到了这一幅画，我们自己的手掌里，是否也有一种流水的感觉。我们起先很惊异你的问题，及后觉得所谓艺术的感化力了。以后我几次上音乐演奏会去碰见你，当时你又介绍我读J. A. Symonds的Essays Suggestive and Speculative。一次你在汽车里这样郑重的告诉我:“要真正鉴赏文学，你就得对于绘画音乐，有相当心灵上的训练。这是一条大道的旁支，你们研究文学的人，更不应放弃了这二位文学的姊妹——绘画与音乐，前者是空间的艺术，后者是时间的艺术，同样是触着心灵而发的。”(《秋》)
是年，在上海暨南大学演讲，题目为《秋》。这篇演讲稿，在先生遇难后的第二天(民国二十年十一月二十日)，由赵家璧交良友图书公司排印，列为该公司一角丛书之第十三种，十一月二十七日出版，民国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日再版。
是年寒假，蒋复璁回乡，其时正谋赴德留学，先生曾多方协助，事虽不成，而蒋氏心实感之。浙江省政府初予蒋氏月一百五十元，后改十五镑，官费生为二十镑，稍嫌不敷，先生曾告之曰:“慰堂，走罢，从来出国，没有一个流落的，况且还有十五镑啊!”蒋氏乃决定动身。
民国十九年庚午(一九三○)三十五岁
上半年，仍在上海光华大学及南京中央大学任教，并任中英文化基金委员会委员。
一月，去北平即返沪。储安平悼志摩先生(《新月》月刊四卷一期志摩纪念号)云：
“我最末一次和他见面是去年一月里。那时我预备上北平。有一天去看他，三个钟头前，他正从北平回来。听见我也上北平去，说:‘好极了，咱们的朋友都向北平流。往北平只要自己有翅膀，上海，上海你得永远像一只蜗牛般的躲在屋子里。’……为了自己文学修养的粗浅，我想住北平后，常去他处承教承教。……我写散文多少是受着他的影响的。‘在相识的一淘里，很少人写散文。不过，’他说:‘在写作时，我们第一不准偷懒……’对于他这份督促我永远不该忘记。”
三月，《新月》月刊自三卷起编辑所移至四川路中央大厦三楼十九号。
四月，《轮盘小说集》由中华书局出版。民国二十五年八月四版。先生在自序中说：
“我实在不会写小说，虽则我很想学写。我这种笔，也不知怎么的，就许直着写，没有曲折，也少有变化，恐怕我一辈子也写不成一篇如愿的小说。我说如愿，因为我常常想像一篇完全的小说。像一首完全的抒情诗，有它特具的生动的气韵，精密的结构，灵异的闪光……我只有一句自解的话，除了天赋的限度是事实无可勉强，我敢说我确是有愿心想把文章当文章写的一个人……”又“这册小书我敬献给我的好友(陈)通伯和(凌)叔华。志摩十八年五月”
十日，先生所筹办的《新月》诗刊，在《新月》月刊三卷二期刊登预告，这个预告是先生写的：
“四年前我们在北京《晨报》出过十一期的《诗刊》。这四年内文学界起了不少的变化，尤其是理论方面，诗却比较的冷静。有人甚至怀疑新诗还有任何的前途。我们几个《诗刊》的旧友想多约几个对诗有兴味的新友再来一次集合的工作，出一个不定期的《诗刊》，创作当然最注重，理论方面的文章也收，看看新诗究竟还有没有前途。我们已约定的朋友有朱湘、闻一多、孙子潜、饶子离、胡适之、邵洵美、朱维基、方令孺、谢婉莹、方玮德、徐志摩、陈梦家、梁镇、沈从文、梁实秋诸位，盼望陆续更有多多相熟与不相熟的朋友们加入。”
《诗刊》的预告登出后，先生即发信收稿，他给梁实秋的信说：
“诗刊广告想已瞥及，一兄与秋郎(按:闻一多与梁实秋正执教国立青岛大学)不可不挥毫以长声势，不拘短长，定期出席。”
这时，上海暨南大学拟聘先生为主任，未就，也在给梁实秋的同一信中道及：
“暨大以主任相委，微闻学生早曾提出，校长则以此君过于浪漫，未敢请教，今不知何以忽又竟敢。兄闻此当发一噱，但我奔波过倦，正想少休，安敢徜徉山水间一豁尘积哉？”
十一月底，又致书梁实秋为《诗刊》催稿，并告知诗刊筹备情形：
“诗刊以中大新诗人陈梦家、方玮德二子最为热心努力，近有长作，亦颇不易，我辈已属老朽，职在勉励已耳。兄能撰文，为之狂喜，恳信到即动手，务于(至迟)十日前寄到，文不想多刊，第一期有兄一文已足，此外皆诗，大雨有商籁三，皆琅琅可诵，子离一，子沅二，方令孺一，邵洵美一或二，刘宇一或二，外选二三首，陈、方长短皆有，我尚在挣扎中，或有较长一首。一多非得帮忙，近年新诗，多公影响最著，且尽有佳者，多公不当过于韬晦，诗刊始业，焉可无多，即四行一首，亦在必得，乞为转白，多诗不列，刊即不发，多公奈何以一人而失众望？兄在左右，并希持鞭以策之，况本非驽，特懒惫耳，稍一振蹶，行见长空万里也。”
十二月十九日，从南京返沪，收到了梁实秋为诗刊写的稿子，闻一多也写了一首奇迹，先生认为这首诗是他挤出来的，(其实另有原因，见梁著《谈闻一多》页八七。)即写信给梁实秋道谢：
“十多日来无日不盼青岛来的青鸟，今早从南京归来，居然盼到了，喜悦之至，非立即写信道谢不可。诗刊印得成了!一多竟然也出了‘奇迹’，这一半是我的神通之效，因为我自发心要印诗刊以来，常常自己想一多尤其非得挤他点儿出来，近来睡梦中常常捻紧拳头，大约是在帮着挤多公的《奇迹》!但《奇迹》何以尚未到来，明天再不到，我急得想发电去叫你们‘电汇’的了!
“你的通信极佳，我正要这么一篇，你是个到处发难的人，只是你一开口，下文的热闹是不成问题的。但通信里似乎不会提普罗派的诗艺。”
这时，光华大学在闹风潮，上海的朋友又告分散，在给梁实秋的同一封信中也有叙述：
“好，你们闹风潮，我们(光华)也闹风潮，你们的校长脸气白，我们的成天的哭，真的哭，如丧考妣的哭，你们一下去了三十多，我们也一下去了卅多，这也算是一种同情罢!
“过来(年)诸公来沪否？想念甚切。适之又走了，上海快陷于无朋友之地了。”
二十五日，先生为诗刊所撰的长诗《爱的灵感》脱稿。后收入云游。他在十九日致梁实秋的信中说：
“我在献丑一首长诗，起因是一次和适之谈天，一开写竟不可收拾，已有二百多行，看情形非得三百行不办，然而杂乱得很，绝对说不上满意，而且奇怪，白郎宁夫人的鬼似乎在我的腕里转!”
是年，先生曾与郑孝胥(时东北未沦陷)同被选为英国诗社社员。又乡人朱丹九(起凤)作辞通，曾代为介绍给中华书局出版，没有成功。
民国二十年辛未(一九三一)三十六岁
一月二十日，《诗刊》创刊。先生主编，由新月书店发行。他在创刊号上发表了一篇序语，大意说诗友们再来一次集会，因为他们有些共同的信点：第一他们共信新诗是有前途的；其次，他们共信诗是一个时代最不可错误的声音；更次，他们共信诗是一种艺术。这个诗刊，大约只出了四期就告停刊。《新月》这般人的新诗运动，时间虽然不长，但在新文学史上，亦有其贡献，至少他们使新诗有了不被旧诗打倒的基础。
二月十六日，为旧历年除夕，先生回硖石度岁。十九日(旧历年初三)北上，晨到天津，即转北平。此行系应胡适邀请佐理北大校务。
三月，组织笔会中国分会，先生当选为理事。
按:遐庵年谱:“是月沪人士组织笔会之中国分会，理事七人，先生被推焉，理事长为蔡孑民，余为胡适之、徐志摩、徐訏等。”陈纪滢在国际笔会第三十五届大会(《传记文学》十二卷三期)一文中说，中国笔会分会是民国十四年在上海成立的。两说孰是，尚待考证。
四月二十三日(阴历三月初六日)，钱太夫人病逝硖石，享年五十八岁，先生南归奔丧。先生在《猛虎集》自序中说：
“今年在六个月内，在上海与北京间，来回奔波了八次，遭了母丧，又有别的不少烦心的事，人是疲乏极了的，但继续的行动与北京的风光却又在无意摇动活了我久蛰的性灵。抬起头居然又见到天了。眼睛开了心也跟着开始了跳动。嫩芽的青紫，劳苦社会的光与影，悲欢的图案，一切的动，一切的静，重复在我的眼前展开，有声色与有情感的世界重复为我存在。这仿佛是为了要救一个曾经有单纯信仰的流入怀疑的颓废，那在帷幕中隐藏着的神通又在那里栩栩的生动，显示它的博大与精微，要他认清方向，再别走错了路。”
六月，与杨令甫(振声)游北京中山公园，至夜半方回。杨振声《与志摩最后的—别》(《新月》月刊四卷一期)云：
“记得我们最后的一别，还是今年六月里在北京中山公园，后池子边上，直谈到夜深十二时以后。那是怎样富有诗意的一个夏夜!……”
卅日，自北平致书给他的学生赵家璧，说明他不能南下重到光华任教的原因。原函云：
“家璧我弟：你的信颇使我感动，一来你写得十分真挚，二来我在光华先后几年确有使我系恋的地方。诸同学对我的感情，如今在回念中尚是有甜味的。我是极不愿脱离光华的，但一因去年不幸的风潮，又为上海生活于我实不相宜，再兼北方朋友多，加以再三的敦促，因而才决定北来的。上次在上海时你们诸位说起要我回上海，我确是未尝不心动，但北来后北大方面又起恐慌，因为原定杨今甫(振声)来长文学院，青岛梁(实秋)闻(一多)诸先生都可以同来，那这边自不愁人手缺少，不想结果青岛一个人都不能来，北大英文系专任教授除温源宁外仅我一人，而且温先生又宣言如果我走他也不干，而英文系学生竟有一百人之多，所以张校长来电后，我还是决定留此不回南。同时诸弟的好意我是十分的领受，我虽不能去，我极盼望你们能得到比我远胜的导师。我不久仍要回上海，想去牯岭歇暑，到上海时或能与诸弟再叙一次……”
据赵家璧《写给飞去了的志摩》(《秋》)云：
“直到今年春天才回南，当时我们曾在味雅聚餐一次，席上你虽答应我们回南来，然而结果，只就写了一封信，告诉我们不能回沪之原因。”
七月十二日，回上海。他在七月九日给傅斯年的信中说:“我十二又得滚了。”在上海会宴了三天客，席间与老友共话当年往事。郁达夫《志摩在回忆里》(《新月》四卷一期)云：
“今年的暑假后，他于去北京之先会大宴了三日客。头一日喝酒的时候，我和董任坚先生都在那里，董先生也是当时杭府中学的旧同学之一，席间我们也曾谈到了当日的杭州。在他遇难之前，从北平飞回来的第二天晚上，我也偶然的，真真是偶然的，问到了他的寓里。那一天晚上，因为有许多朋友会聚在那里的缘故，谈谈说说，竟说到了十二点过。临走的时候，还约好了第二天晚上的复会才兹分散，但第二天我没有去，于是就永久的失去了见他的机会了。”
八月，《猛虎集》由新月书店出版，闻一多作封面。是集为先生生前创作出版最后的一本。
秋间，在南京与方令孺、方玮德、陈梦家游园，谈印度的情形。方令孺《志摩是人人的朋友》(《新月》月刊四卷一期志摩纪念号)云：
“我想起去年在南京看见志摩是比这时候早三个月的天气吧，记得虽然感到一点秋意，可是在葱茏的梧桐树上才缀上几匹黄叶。有一天刚上灯的时候，梦家，玮德，同一个聪明的女孩子，在我家里等着志摩。一会他来了，穿一件灰色的长袍，那清俊的风致，使我立刻想到李长吉杜牧之一班古代的诗人。我们登园后的高台，看河水映着暮云。志摩同我家老仆谈那一道古桥的历史。晚上我们都在橘子色灯光下围坐，志摩斜靠沙发，在柔和的神态中，讲他在印度时的事。说，晚上睡在床上看野兽在月光下丛林里乱跑，又有獐鹿绕着他卧床行走。那时候我们都忘记了自己——成年人的心——同孩子一样笑乐。门外有一架藤箩，他走的时候对我说:‘在冬天的夜里，你静静的听这藤箩子爆裂的声音，会感到一种生命的力。’……想不到他真的在天上飞去!”又“昨天下午在凌叔华家里，沈性仁，张奚若夫人同叔华都在座，大家都哀悼志摩。叔华说，几年前他们有一个快雪会，是在雪天里同很多朋友游西山，后来志摩做三篇文章纪游，叔华把他这篇文章抄到一个本子上，头一页写一副对联，(我不会背原文)意思是俯临高寒后溪壑里的云雾的景致，上面戏题志摩先生千古。这次志摩将离北京的时候，叔华无意中给他看了，他还说，‘哪就千古了呢？’谁知道竟成谶语!他们都叹赞志摩有温存的性质，皆为朋友间的事尽心，并且他又是那样有兴致有毅力，能同世界的文艺活动衔接。”
秋间曾拟给梅畹华(兰芳)编剧。
按:畹华挽志摩联云:“归神于九霄之间，直看噫籁成诗，更忆招花微笑貌；北来无三日不见，已诺为余编剧，谁怜推枕失声时。”
十一月来沪前曾遇周作人。周作人《志摩纪念》(《新月》月刊四卷一期志摩纪念号)，云：
“志摩飞往南京的前一天，在景山东大街遇见，他说还没有送你《猛虎集》，今天从志摩追悼会出来，在景山书社买得此书。”
先生这时所以经常在平沪间奔走，据梁实秋在徐志摩的解释说：
“为什么志摩要经常在平沪之间奔走？志摩住在上海已有好几年，起初是相当快乐的。后来朋友们纷纷都离开了上海，胡适之先到北平作北大文学院长，胡先生是志摩的朋友，眼看着他孤伶伶的住在上海，而他的家庭状况又是非常不愉快，长久下去怕他要颓废，所以就劝他到北平去换换空气，在北大教书倒是次要的事。志摩身在北平，而心不能忘上海的家，月底领了薪金正好送到上海去。他经常往返平沪者以此。” (页三)
先生所以离开上海重到北平，是应胡适的邀请，到北平后，便住在胡家，他给胡适的信说：
“适之：你胜利了，我已决意遵命北上。但杂事待处理的不少，现在既要走不能不管。动身大约至早得到十九、二十模样，过旧年还得去硖石磕头。堂上还不曾正式许我走，但我想不成问题。竟然能走自己也觉得出于意外，我颇感谢小曼，因为她的最难一关居然被我打通了……到北京恐怕得深扰胡太大，我想你家比较宽舒，外加书香得可爱，就给我楼上那一间吧。”
十一日，自北平南下。行前曾在胡适家吃饭。
十三日，到上海。
十四日，到刘海粟处看他海外归来的新作，中午在罗隆基处午餐，午后复至海粟处。
十八日，早车抵南京，寓何竞武家。在车中阅报知京方戒严，欲暂留宁别定行止。原拟乘张学良专机返平，而张又不即返。复拟乘车，因离沪时检得去年保君建(保为中国航空公司财务组主任，欲藉诗人之名，以作宣传)所赠免费飞机票，决定次晨乘飞机走。晚间曾到韩湘眉家谈天。韩湘眉在《志摩最后的一夜》(《新月》月刊四卷一期)一文中云：
“你是十一日由平南来的，那日我们同聚到送你上车回沪。十八日那天，你早车来宁……到家后知道你已来过，就悔晚间又有约。一会儿，你的电话来了，知道你在何竞武家……你果是九点半左右到家的……你独自烘火，抽烟，喝茶，吃糖果。志摩：你在那独坐的当儿，你想些什么？那时曾否从另一世界有消息传来？志摩：你曾否听见轻微的，遥远的声音呼唤你？…我们回到家来，已是十点多钟……我们坐着谈笑，涉及朋友及你此后北京的生活，涉及一把乱麻似的国事，不觉已是深夜，杏佛(杨铨)要走，你说‘一同去罢。’……你当晚回到何竞武家里住宿，你说因他家离飞机场近，你是那样怕赶不上那遭殃的飞机……”
十九日，上午八时由京起飞，十时十分抵徐州，曾发一信给小曼，云头痛不欲再行。十时二十分继续北行，及飞抵济南十五里党家庄附近，忽遇大雾，致误触开山山头，机身着火，遂遇难。享年三十六岁。遇难后济南电至，子如孙往济南收殓(是时朱经农任鲁教育厅长)，运沪再由万国殡仪馆重殓。仅头部左额有一焦洞。并于静安寺设奠。沪上文艺界，更举行追悼会。明春硖石各界开追悼会，即葬在该地东山的万石窝地方，同里张阆声(宗祥)书碑，碑文是“诗人徐志摩之墓”。先生遇难的消息传到青岛，梁实秋、杨振声、闻一多、赵太侔等决定由沈从文专赴济南探询一切。梁实秋《谈徐志摩》页二云：
“沈从文一向受知于徐志摩。从北平《晨报·副刊》投稿起，后来在上海《新月》杂志长期撰稿，以至最后被介绍到青岛大学教国文，都是志摩帮助推毂。所以志摩死耗给他的打击是相当沉重的。沈从文一声不响的立刻就到济南去了。他在济南盘旋了好几天，直等到志摩尸体运走安葬一切办完之后才回青岛。他有信给今甫报告详情。志摩是由沪(按:应作宁)搭飞机回北平，到泰山南一带，遇雾，误触开山山头，机身破毁，滚落于山脚之下，当即起火，志摩头顶撞一巨洞，手足烧焦、为状至惨。何仙槎先生料理后事，最为出力。”
二十一日，上海《新闻报》对先生遇难的报导云：
“中国航空公司京平线之济南号飞机，于十九日在济南党家庄附近遇雾失事，机即全毁，机师王贯一，梁璧堂，及搭客徐志摩，均同时遇难。华东社记者，昨往公司方面及徐宅访问，兹将所得汇志如后。失事情形：济南号飞机，于十九日上午八时，由京装载邮件四十余磅，由飞机师王贯一，副机师梁璧堂驾驶出发，乘客仅北大教授徐志摩一人拟去北平。该机于上午十时十分飞抵徐州。十时二十分，由徐继续北行，是时天气甚佳，不料该机飞抵济南五十里党家庄附近，忽遇漫天大雾，进退俱属不能，致触山顶倾覆，机身着火，机油四溢，遂熊熊不能遏止，飞行师王贯一，梁璧堂，及乘客徐志摩，遂同时遇难。办理善后事：后为津浦路警发觉，当即报告该地站长，遂由站长通知公司济南办事处，再由办事处电告公司，公司于昨晨接电后，即派美籍飞行师安利生乘飞机赴京，并转津浦车驰往出事地点，调查真相，以便办理善后。公司方面，并通知徐宅。徐宅方面，一方既属公司代为办理善后，一方面亦已由徐氏亲属张公权君，派中国银行人员，赶往料理一切。公司损失：济南号机为司汀逊式，于十八年蓉沪航空公司管理处时向美国购入，马力三百五十匹，速率每小时九十里，今岁始装换新摩托，甫于二月前完竣飞驶，不意偶遇重雾，竟至失事，机件全毁，不能复事修理，损失除邮件等外，计共五万余元……徐氏上星期乘京平线飞机来沪……才五六日，以教务纷烦，即匆匆拟返，不意致罹斯祸……徐之乘坐飞机，系公司中保君建邀往乘坐，票亦公司所赠……票由公司赠送，盖保君方为财务组主任，欲藉诗人之名，以作宣传。徐氏留沪者仅五日。” 爱眉小札：志摩日记、书信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