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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好人老好人，也叫滥好人，曾经是个温和的贬义词，如今偏向中性，但从来不是褒奖。温和，是说它并不直接表露敌意；曾经呢，则尤其让人想起那个阶级斗争大行其道的年代。

　　“好人”应属赞美，怎么加上个“老”字就变了味儿呢？其曲折的逻辑大概是这样的：在这个纷争不断的世界上，你可以一时一域被赞扬，怎么可能老被赞扬？可以被此一类人称道，怎会也被彼一类人称道？我就曾亲闻一老好人被温和地质问：怎么好人坏人都说你好呢？问得他只有施展其老好人的独门功夫——一脸的愧笑。因此有理由怀疑他善诡计。有理由，也有证据吗？人无完人便是证据。或者说，人无完人，所以证据是一定会有的。

　　一个人，所以做成了老好人，是经由了一条怎样的心理路径呢？我猜，人们从来都是知道的。为什么？因为几乎没人愿意去触动那一条路径上的迷障。比如我，我就是在敢于知道的那一刻才知道：其实我从来就是知道的。

　　忘记是在哪一处大雅之堂了，正中的匾额上四个大字：一团和气。一望之下竟让我悲喜交加：好哇好哇，原来这话不单可以用于讥讽、警告和批判，还可以是堂堂正正的倡导！于是我第一次敢于有了为老好人辩护的冲动：人们指责于老好人的，以及老好人从小到大的盼愿，不就是这个“一团和气”吗？不就是你好、我好、大家好吗？比如像儿时那样“排排坐，吃果果”，人人对人人都怀有一份羡慕，并一份祝贺。为了一团和气，老好人是情愿于中出些拙力的——掩盖矛盾，粉饰太平，两头儿说好话，甚至于不惜替别人撒点儿谎、做点儿弊，又甚至于这谎与弊都不够周全，倒让自己一回回落得尴尬。比如说S吧，就曾把友人A对友人B的恶语改装成友人A给友人B的些许建议，而后转达。就我所知，B听后火气顿减，S就势再淋些水上去，虽不能彻底浇灭B的怒火，可待其反馈到A时，已是咝咝地释放着暖意了。然而，事后A与B难免碰面，你一言我一语终于发现情况并不似此前的转达与反馈，火气于是再度攀升，怒目便一齐瞄准了S——这个倒霉的老好人。

　　老好人与谄媚者不同，虽说也难免行些逢迎之事，但都不是计谋，尤其没有对权力与物利的期冀，否则人们会直接叫他坏人的。老好人所以又不同于善诡计者，因其有着自守的道德底线：绝不存害人之心，即便逢迎，也只为营造一团和气，借以保护自己和亲人的一份幸福，或仅仅是平安。而这就造成他的一个致命缺点：软弱。进而又为他打造出一份劣迹：不敢坚持真理。至于那种“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者，则只能算作极度的自私自利，并不在老好人的范围。

　　人们不直接说他们是坏人，又不直接说他们是好人，偏不嫌麻烦地创造出“老好人”一词来，想必多有深意。

　　首先，老好人之平生所愿，实在是平凡、平常、平庸之至，既无效圣贤之愿，又无做英雄之胆，当然也不存强梁、流寇之祸心。平凡若此，怎又会惹人注目起来呢——譬如那独享的称号竟广泛并恒久地传扬？想来原因约在：不知自何日始，众多人定的真理与正义纷纷强大并呈敌我之势，遂令胆识俱乏的凡夫俗子们常陷迷惘与惧怕，只好以孱弱的笑脸左右支撑（逢迎）；这便惹得“好人”和“坏人”都看他们是另类，因而双方的意见于此竟难得地统一起来：加个“老”字给他们吧，以示区分。

　　至此有了三个问题：1.无论是“好人坏人都说你好”，还是“好人坏人都看他们是另类”，这“好人”与“坏人”先要由谁和根据什么来认定？2.那个“老”字，何故偏偏是加在了“好人”而不是“坏人”的头上呢——比如“老坏人”？3.老好人的愧笑，愧于何因？这些问题容后再想。

　　还有个问题：是软弱的本性使得老好人立场不明呢？还是生性不喜欢门门派派、更弄不大懂种种主义，才造成了老好人的软弱？这也先不管他吧，只问：老好人的信奉是什么？别说没有，任何引人注目的行径都必有其信奉的支撑。拨开重重迷障，或掘开层层愧笑去看其深处的埋藏，你会发现，老好人唯本能地倾向着一个自明的——但并非是说他自己早已明晰的——真理：爱。比如父母之爱，兄弟姐妹之爱，夫妻或恋人之爱，总之是亲人之爱。这样的爱狭隘吗？好吧，就算仍难免有些狭隘，可一切伟大的爱难道不是由此发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此一圣贤之言不单道出了爱的博大，也道出了爱之涓细的源头。我不信，连至亲至爱都可以凛然弃之者，能有什么伟大的爱。

　　我屡屡设想过叛徒的处境与原由，有些比较容易甄辨曲直，从而取舍归弃也自明朗，但更多的却是迷蒙晦暗——观其情也真，察其心也善，然其处境却是进退维谷；即便让我这局外人冷静地选择——爱吾爱以及人之爱，危吾危以及人之危——也仍是百思难取所归。故常自暗谢天地——谢那个任谁也拿捏不准的偶然性，庆幸着危难未临于我，否则就怕于某史犹豫之际，这世上早又多出了一个叛徒。

　　唉唉，一切理论之于实际都太苍白，一切理性之于真正的疑难都太无奈，很多时候我们只有仰天祈祷，而难有实际作为。

　　祈祷什么呢？那就先得问：真正的疑难是什么？

　　比如《安提戈涅》。安提戈涅要违背国王“按律法与正义”所颁布的命令，去埋葬她的一个哥哥，但这样，她就会跟她这个哥哥一样成为城邦的叛徒。妹妹伊斯墨涅劝她：“你这样大胆吗，在克瑞昂颁布禁令之后？”安提戈涅回答：“他没有权力阻止我同我的亲人接近。”妹妹再次提醒姐姐这样做的可怕后果，而后说：“我们处在强者的控制下，只好服从这道命令。”姐姐说：“（那）你就藐视诸神所珍视的东西吧。”伊斯墨涅说：“我并不藐视诸神所珍视的东西，只是没有力量和城邦对抗。”安提戈涅说：“你可以这样推托……（但）我会恨你，死者也会恨你……让我和我的鲁莽为担当这件可怕的事而受苦吧，我不会遭受比卑贱的死更可怕的事情了。”最后，妹妹伊斯墨涅对姐姐安提戈涅说：“如果你想去（做）的话就去（做）吧，你可以相信，你这一去虽是鲁莽，你的亲人却认为你是可爱的。”

　　一边是亲情，是神所珍视的东西，一边是人定的律法与正义，是成为叛徒的可怕后果，你怎样取舍？这样的疑难古今中外多有发生。

　　安提戈涅立场坚定，安提戈涅芳名千古。国王克瑞昂的立场也很坚定，并具正义之名。可伊斯墨涅怎么办？毫无疑问，她将遭受最可怕的事情——卑贱地死，并且卑贱地生。因为她既不像克瑞昂那样藐视诸神所珍视的东西，又没有力量像安提戈涅那样与城邦对抗，因而她要么是背叛城邦，要么是藐视诸神。我常想，如果伊斯墨涅仰天祈祷，她（以及老好人）会祈祷什么？咳，我自己就这样祈祷过呀——当我发现某史很可能为人间增加一个叛徒之时，我曾屡屡祈祷：让人人都对人人怀有爱意吧，让人人——包括那个克瑞昂——都能够珍视神所珍视的东西吧！那样，就既没有安提戈涅式的危险，也没有伊斯墨涅式的疑难了。

　　“《安提戈涅》是一部悲剧，并不是因为上帝的律法和凡人的律法的要求之间产生的冲突。使这部戏成为悲剧的正是安提戈涅本人……真正的悲剧在于他的感受力。”（《希腊精神》）是呀，感受力！不被感受的东西等于没有，不被发现的冲突则不能进入灵魂的考问，而只有这样的感受力使悲剧诞生，使灵魂成长。

　　这样看，伊斯墨涅就更是悲剧。“黑格尔说，悲剧唯一的主题是精神斗争，而且斗争中的两种精神都引起我们的同情。”（《希腊精神》）伊斯墨涅的处境更加引发我们的这种同情，更能唤醒我们的感受力；或者说，伊斯墨涅才是这部戏中最具悲剧性的人物，她一生都将处在被撕裂的感受中。

　　这便使每一个诚实的人都要设身处地于一些严酷的选择，或令每一颗诚实的心都处在了伊斯墨涅的位置。譬如当神的珍爱与人的律法相悖之时，或爱与正义发生了冲突，你将怎样取舍？譬如一边是至爱亲朋的受苦，甚至惨死，一边是城邦（或组织）利益，以及叛徒的千古骂名，你怎样取舍？又譬如，在诺曼底登陆前夜，为使德军不知盟军已然破译了他们的密码，故当盟军获悉德军即将轰炸某城市时，却对那城市的居民隐瞒了消息，以致更多的人死于那次轰炸——对此，又当怎样评价？

　　我不知道。我说过了，如是疑难让我百思难取所归。譬如一场战争，一个平头百姓只可能判断其正义与非正义，断无就其战略、战术以及情报的可靠与否而做出支持或反对的能力。不过，话还是说大了——你真能判断出正义与非正义吗？若双方均称占有“真理”和“正义”，并都拿出了缜密的理论支持或“神授”的证据，你将何弃何归？抑或，那就反对一切战争吗？可是，若一残暴势力（如法西斯）欲灭你的族群呢？唔，那当然不行！是呀，这一回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不”了。但是，什么理由呢？理由就是那自明的真理，即神所珍视的东西：爱！

　　我终于知道我能够知道什么了。我终于确信我能够确信什么了。我终于看清，一个平头百姓，乃至一些自诩为“家”的人，能够辨认并确信的，只有那个自明的真理。新闻可以虚假，情报可有疏漏，理论尤其会仗势欺人，唯神所珍视的东西是牢靠的依凭。然后还要警惕：万勿在那“爱”字前后掺入自制的使用说明，相反，要以神所珍视的，去比照和监督人所制定的。

　　但这有用吗？人间的困苦与疑难，能因这爱的祈祷而消灭吗？但是，有和没有爱的祈祷，后果是大不一样的，尤其是那些人定的东西会随之大不一样。如果只有人定的真理与正义，则难免还是“真理战胜真理，子弹射中子弹”。

　　困苦使人祈祷。疑难使人求助于爱。而“果敢”的人们多是感受不到疑难的，故也无须这爱的祈祷，他们只要鲜明的立场就够了。譬如克瑞昂的城邦立场。也譬如安提戈涅的家族立场。安提戈涅一方面说“我的天性不喜欢跟着人恨，而更喜欢跟着人爱”，一方面又对伊斯墨涅说“我会恨你，死者也会恨你”。什么原因使她前后矛盾？还是立场，鲜明的家族立场——她的诸神还远非博爱的基督。

　　“因为‘神—人’钉在十字架上的事件，使基督教迈向了一种以爱和自由的神秘关联为核心的伦理宗教。上帝舍了自己的儿子，为世人开辟了成圣与称义的道路。”（李猛《爱与正义》）

　　但并不是说，种种人定的真理与正义就该废除，而是说所有这些东西，都要看它是否符合神的珍爱，是否符合那十字架上的启示。是呀，神子是犹豫的：“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圣经·马可福音14：36》）

　　倘若“正义”凛然却无怜爱之心，总是以“我的意思”来断人间的案，感受力必会遭受致命的损失。譬如《安提戈涅》式的事件，处处都有，却非处处都有悲剧或悲剧精神，原因何在？就在那感受力的缺失。还是那句话：不被感受的东西等于从未发生，不被发现的冲突则不能进入灵魂的考问。但这感受力并非出自生理基因，而是出自文化结构——设若此一族群只信奉“君权神授”，而从无“天赋人权”的信念，其结构便少了至关重要的一极。君、神等值，自然就只有人断人案了，进而是君断臣案，官断民案，以及自命的“好人”来断“坏人”与“老好人”的案。所以，大凡这样的地方，除了喜剧便只有惨剧，很少有悲剧。

　　悲剧，是任人多么聪明能干，也难免要陷入的疑难，尤其是对这疑难之敏锐的觉察。而这样的觉察，或这样的感受力，绝不因为疑难仍是疑难而无所作为；转而求教于神的珍爱，便使爱的天国有望，或已然使其诞生。而惨剧止于求助清官，就算清官总能够战胜赃官，灵魂也无望长大——转来转去还是那一个愚昧的圈圈。

　　“和能在生活中看到悲剧的那种心性相对（立）的不是看到欢乐的那种心性……（而）是认为生活是肮脏的看法。当人们看到人性中缺乏尊严和意义，人性是琐碎、卑贱的，而且陷入了凄凉无助的境地的时候，悲剧的精神就已经不存在了。”（《希腊精神》）

　　悲剧使灵魂成长，譬如那个克瑞昂最后也悔悟到：“一个人最好是一生遵守神定的律条。”而（尤其是中国式的）惨剧和喜剧，则是惨也归因于（赃）官，喜也归因于（清）官，说来说去，凡夫俗子的命运好歹都是捏在强人手里的，与神的珍爱无涉。于是“神”也就跟着变味儿——都成了强人的仆从。百姓无奈，有本事的便一天到晚去跑关系，往强人堆儿里挤；朝中无人而又胆大包天的，便去落草为寇；剩些自认的弱者，就只好凭那一副笑脸去左右支撑。

　　现在来看前面留下的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应该已经有答案了：“好人”与“坏人”，或是由强人指认，或就要以神的珍爱来比照，来甄别。

　　第二个问题要曲折并有趣得多：所以“好人”和“坏人”都看“老好人”是另类，实在也是出于犹豫——显意识要求他们立场坚定，潜意识里却又知道什么是神的珍爱，以及那自明的真理。就是说，他们都知道老好人实在是好人——即“不喜欢跟着人恨，而更喜欢跟着人爱”的那种人，所以一致赞成：那一个“老”字，还是加在“好人”而非“坏人”的头上吧。有趣，有趣，“人类本性的哲学都清晰地表现在人类的语言之中”（《希腊精神》）。另一条思路是：众人或不识“爱”乃真理之最高，却本能地倾向它，或无能分辨某些人定真理与正义的不足或伪善，却本能地对之存疑并惧怕，所以想来想去，还是把“好人”二字留给这一“另类”吧。这既说明众人对爱的认同，又包含着某种愧对，更是要为大家保留下一处可避强权的、爱与自由的乐土。

　　第三个问题，即老好人的愧笑，愧于何因？很明显，是愧于软弱，愧于自己的不敢坚持真理。而这恰恰说明，凭其天赋的爱愿，他们并非看不清什么是真理，什么是正义；并非感受不到，种种人定的真理与正义是符合了还是违背着神的珍爱。而这又说明：即便是人定的真理和正义，也是多么必要，多么必要却又多么艰难，甚至多么严酷。

　　“可是神子最后是说‘成了’……因为十字架事件正是以爱成全了律法，成全了将基督交在彼拉多手下的律法。”（李猛《爱与正义》）

　　这最是“十字架上的启示”堪称伟大之处。人类走出了伊甸园，人类社会要延续、要发展，不可以没有规则。而条条规则，难免都要由人来制定，但条条人定的规则，又必须要符合神的珍爱。这暗示着，人定的规则与神的珍爱，其间的差距甚至是经常的。但是，经常的并不等于是正当的，而只是表明了不得已。显然，“不得已”就更不能引为正当。但“不得已”的不正当，难道可以靠“子弹射中子弹”来纠正？换句话说，违背了神的珍爱的暴力，难道能够纠正违背了神的珍爱的规则或律法吗？不言而喻，那将使我们离神的珍爱愈行愈远。所以，“不得已”只应该意味着：必须要保持信仰的经常——即只有经常地以神的珍爱为比照、为要求，才可能纠正人的恶与疏失。理由很明确，也很简单：唯神的珍爱是一切规则或律法的正当性来源。

　　甚至，连爱也是这样。爱，谁不会说？但是，离开了神的珍爱的督察，人间的万事万物就没有什么不可能变成压迫力量的。比如，人不会在“爱”的名义下行其压迫吗？真是难了。不过识别的方法也简单，还是那样：看看这人的珍爱，是否符合或接近着神的珍爱吧。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史铁生插图版经典作品选（全5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