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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仔细回味,觉出,詹牧师之所以非常看重同我的友谊,也是有所图的。其实这无可厚非。有目的的功利主义总比莫名其妙的扯皮主义要好。贪嘴的人希望认识大师傅,好穿的人愿意结交老裁缝,有病的人巴望与大夫套近乎,将死的人乐于同看坟的论交情,都很正常。况且詹牧师的目的也并非不可告人,他只是估摸我或许在出版界有点儿路子,说不定能帮他发表一点儿作品。
詹牧师想创作一些“黑色幽默派”小说。他反复申明,他所以这样做,绝不是因为他多么称赞这一流派,更绝不是出于派性。
后一点是相当可信的。詹牧师历来有“信主兄弟不分国族,同来携手欢欣”的思想,这一思想固然愚昧而又缺乏阶级分析,但与派性却实在水火难容。解放初期,他甚至为这种思想找到过理论根据。根据有三:1.工人阶级没有祖国(即不分国度);2.民族矛盾说到底是阶级矛盾(那么同是受苦受难的芸芸众生,显然是不该有民族之分的);3.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我们打碎的是脚镣手铐,得到的是整个世界(相当于“同来携手欢欣”)。这些言论在“文革”中都被列为他的罪证。这实在也是一桩冤案。其实詹牧师早于五十年代中期,就已认识到了他上述思想的错误。他对基督教有过三点犀利的批判:1.主是伪善的。“信主兄弟……契合在主爱中……携手欢欣”,这是不是说,只有你信主,主才爱你,如果你不信主,主就不管你的死活?多么狭隘的派性!简直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味道。2.主是骗人的。主既然一向宣称,他上十字架去受苦受难只是为了救世救民,那又为什么要“普天之下,万族万民,俱当向主欢呼颂扬”呢?这不是一种讨价还价的行为么?假如“万族万民”不去“向主欢呼颂扬”,主是即刻暴跳如雷呢,还是依然任劳任怨地去救世救民呢?3.主是愚昧的。主竟认为仅凭他自己的神通就可拯救万族万民,可是只一个犹大便把他出卖了,而且只卖了三十块银币。如果主能够依靠万族万民,一个犹大岂能得逞?综上三点,詹牧师才毅然决然地退出了教会。他认为,宗派帮会只能使人虚伪、狭隘、愚昧,如果你相信善良可以战胜邪恶,相信真理,同时相信你的理想符合真理,那又为什么非得加入教会不可呢?让真理去指引你,比让教规来约束你要好得多。于是詹牧师更加信仰马列主义了,原因也有三:1.马列主义是主张科学的,而不是主张迷信的;2.马列主义从来只讲为人民服务,而绝不要求人民“俱当”跪倒在其面前“欢呼颂扬”;3.马列主义是靠真理来团结人民的,而不是依靠拉帮结派来稳固自己的统治。“这就是马列主义伟大于任何宗教的原因!”詹牧师说。
所以读者可以相信,詹牧师只是想写几篇“黑色幽默派”小说,绝不是想拉帮结派乱我公安。其动机之纯粹,我愿以头作保。
“我有些作品要发。”詹牧师羞怯地低声说。
“哦?在哪家刊物上?”
“不不不,我是说……”他的脸红到了耳根。
当时我又在詹牧师家吃午饭,不过这次是我买的酒和菜。编辑愿意结交作者,正如作者愿意结交编辑一样,彼此彼此。
我明白了他的意思。让一个老知识分子照直开口求人,是“难于上青天”的。
“什么体裁?”
“小说!”他连忙说。
“能大概讲一讲吗?”
“嗯……你了解‘黑色幽默派’吗?”
我一时只想起了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和一个叫小伏尼格的人。
“不——”詹牧师宽厚地笑了,“黑色幽默派绝不是外国人的发明。不要长他人志气,灭自家威风嘛。你以为《儒林外史》中没有黑色幽默吗?你不觉得鲁迅也是一位黑色幽默派大师吗?阿Q的处境怎么样?不正是又可怕又可笑又无可奈何吗?”
〔注八〕“黑色幽默”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重要的文学流派……作为一种美学形式,它属于喜剧范畴,但又是一种带有悲剧色彩的变态的喜剧……其作品,常以夸张、超现实的手法,将欢乐与痛苦、可笑与可怖、柔情与残酷、荒唐古怪与一本正经糅合在一起……“黑色幽默”的产生是与六十年代美国的动荡不安相联系的。
——《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1982年5月第1版
“就像中国的围棋,”他又说,“被日本人学了去,倒又反过来向我们趾高气扬。”
“吃吧。”我只得指着桌上的小腊肠说。
“啪!上来就在中央布一子,谁的发明?”
“当然。”我说。真的,到底是谁的发明呢?
“世界上最短的微型小说是哪国人写的?”
“当然。”我吃了一片小腊肠。
“世界上最早发现飞碟的是哪国人?”
“当然,当然。”
“世界上最小的小提琴还不也是中国人造的?!”
“吃吧,吃吧。”我给詹牧师也夹了一片小腊肠。我不懂乐器的制造。
“针灸是中国人发明的,这总是公认的吧?可如果我们再不认真研究,早晚美国人也要来指教我们了。”
“中餐也是比西餐好,连外国人也承认。”我对烹调挺内行。
“黑色幽默也面临这个问题。吴敬梓不知要比小伏尼格大几辈儿呢!当然,我们不妨大度些,就算那是美国人的首创吧。我从来不主张纠缠历史旧账。但外国人办不到的事,中国人可以办到,何况外国人已经办到了的呢?中国人更没有理由不办到。我想起写黑色幽默派小说来,也就是为的这个。”
“行吗?”
“信心告诉你主是什么,主就是什么。”
在我们的交往中,这是詹牧师唯一一次主动提到主。
“那么主是黑色幽默的了?”我说。
他顿时愣住,尴尬地吃了一片腊肠,接着又吃了两片。
我赶紧说:“我不过开开玩笑。”
他疑虑地瞅了我一会儿,说:“我也不过打个比方。”他又看看窗外,小声提醒我:“咱们这是在屋里说。”
〔注九〕“咱们这是在屋里说”一语,同时兼备三种意思:1.在外面不能这样说;2.咱们现在说的,外面的人并没听见;3.咱们之间是了解的、信任的,谁也不会出卖谁。
〔注十〕自“文革”以来,詹牧师是忌讳别人跟他谈主和宗教的。读者慢慢会抱怨,一篇关于牧师的报告文学,涉及宗教的地方太少了。其原因正出于此。
“信心当然是重要的。”我说。
“很重要!而且‘黑色幽默’有什么难作呢?总共两个特点——黑色和幽默。也就是让人既感到可怕又感到可笑。这难吗?笑话!外国人不过是故弄玄虚,而我们有真实的生活素材。”
“能讲一个吗?”
詹牧师思忖片刻,讲了一个,备忘于下:
“文革”中,王某出差到某地,刚下火车就被一群手持牛皮带、臂佩红袖章的人揪了出来。那群人问:“你是保县党委的,还是反县党委的?”王某听他们把“保”排在前面,就说:“保。”不料那群人正是反县党委的一派,于是王某被追着打了十皮带。王某跑出车站,立足未稳,又被一群臂佩红袖章、手持牛皮带的人抓到。“你是保县党委的,还是反县党委的?”王某慌忙说后一种:“反!”于是他又被追着打了十皮带,原来那又是保县党委的一派。王某想:这地方真怪,说话也没个前后次序。他连忙返回车站,决定趁早离开这是非之地。转眼之间,他又被一群人围住。“你是什么观点的?”“真抱歉,我现在还不太清楚。”王某立刻又挨了十几皮带。“我只是还不太清楚!”王某申辩道。“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你没有灵魂,自然只好触及你的皮肉了!”那群人这样向王某解释。王某挨了三十皮带,清醒了,把自己的皮带解下来握在手里,大摇大摆上了列车。一上车,他先揪出一个人来,问:“你是哪一派?”那人对答如流:“我们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王某想了想,说:“这很好。”于是一路平安地回到了家。
“很不错的一篇黑色幽默派小说。”我说。
“不,这不行,”詹牧师说,“这是真事。”
“真事倒不行?”
“因为我是想写黑色幽默派的小说,不是要写现实主义的。”
我当时还不太懂“黑色幽默派”的规矩。
“我总想,”詹牧师又说,“黑色幽默绝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我们一定要做起来,使它成为革命的匕首和投枪,像鲁迅先生那样。试问:谁感到的恐怖更多些?劳苦大众!谁最富于机智的幽默感?还是劳苦大众!我们有什么理由在这方面落后于外国资产阶级作家呢?看到在很多学术领域中都是他们领先,我咽不下这口气。我涉足过数、理、化,但那需要设备;我又想搞音乐,但一架钢琴又太贵;我也试图钻研美术,可屋子太小,而《蒙娜丽莎》《格尔尼卡》那样的画都是很大的。医学也需要有人找你看病,企业管理也需要有人归你管理,搞教育吧?唉……”詹牧师说到伤心处,太阳穴上的血管都在暴涨。
“您干吗——请您原谅,干吗不继续研究宗教和哲学呢?”我说。
“不不,咱们这是在屋子里说……当然啦!可是……不过……说起来……你懂了吗?我是说,咱们这是在屋子里说。”
我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我们吃了一会儿菜,又喝了一点儿果子酒。詹牧师的脸色才又红润起来。
“所以,”他说,“我探索了这么多年,现在才弄清楚我的所长。我更适合于从事文学创作。文学有生活就行,而生活是无处不在的,而且很公平——每人一份。近两年,我专门找一些外国人在其中自鸣得意的领域进行研究、尝试。譬如:意识流、荒诞派、新小说派、象征主义、存在主义、表现主义,等等,我都试着写过。并不难。我只是想证明一点:外国人能做到的,我们也能够做到。”
“能看看吗?”
“怎么不能?”詹牧师说着就要搬一只很大的箱子,“在下面那只箱子里。没关系,防空洞我都挖过,那些水泥构件比这要沉多了。”
“手头没有吗?”
“有倒是有几篇,不过不是我最满意的。”
现将他不太满意的几篇介绍于下:
(一)“新小说派”小说《在路上》(节选)
很长很长的一串脚印,不知从哪儿发源。很长很长的泥泞的路,依然流向远方。天际,飘着一缕零乱的炊烟,那儿或许有个村落,有了人家。候鸟在天空中仓皇飞过,从不落下来。这儿没有它们落脚的地方。它们的羽毛娇嫩得像花瓣,像小时候常吃的那种棉花糖。旗帜还在手里,还在猎猎地飘展,认真地抖响着一个个坚强的音阶。鞋子烂了,“嘎唧”一声,留在了路上,像是长河中的一座航标。那缕零乱的炊烟还是很远,在天地相交的地方飘舞,和很久很久以前一样。秃鹫在头顶上盘旋,转着发红的眼睛,忽然一个俯冲,冲向一头倒下去的驯鹿。旗帜还在手里,确实还在。又烂了一只鞋子,又留下了一座航标……
(二)“象征主义”小说《石头船》(节选)
老头儿一有空就拿着锤子和凿子,爬到海边那块巨大的岩石上去,“叮叮当当”地凿,想凿成一条船。
孩子又爬上来,乖乖地坐在老头儿身边。
“您干吗不做一条木头船?”孩子问。
“我没有木头。”老头儿回答。
“别人都是做木头船。”
“别人是别人。”
老头儿一下一下地凿,正凿出一只舵。
“可这也不能下水去走哇?”
“我没有木头。”
……
如今石头船凿好了,老头儿在船舱里坐着,闭着眼睛抽烟。
孩子又爬上来。
“嗬!”孩子说。
“你坐下,闭上眼睛。”老头儿说。
“干吗?”
“你闭上吧。”
孩子闭上了眼睛。
“你觉得船在晃吗?”老头儿问。
“是有点儿。”
“你觉出它在走了吗?”
“嗯!真的!它在往哪儿走哇?”
“你的心告诉你在往哪儿走,就是在往哪儿走。”
“我去告诉他们,您不是疯老头儿。”
老头儿笑了,对孩子说:“别去,别人有木头。”
(三)“意识流”小说《排骨》(节选)
老伴儿提起菜篮,对他说:“我去排会儿队,说不定能买上。”
他说:“算啦,我不那么喜欢吃排骨了。”
皮肤上有了很多老人斑,排骨在里面滚动,应该在它们变成一盒白色的骨灰前,写成那本书。
“我还是去看看。”老伴儿说着走出去,轻轻地关上了门。
警察怎么也打不开门和窗。老伴儿在向警察说明情况。院子里、街上,挤满了看热闹的人。门终于被撞开了,屋子里什么都没有,只有一本书。老伴儿坐在那本书旁边,嘤嘤地哭,说:“这是他一辈子的心血,现在完成了,他走了,不知到哪儿去了。”只有老伴儿理解他。他的灵魂已经在天国,依然爱着这个娇小的老太婆。
她去买排骨了,为了给他补补身子。他不能现在死去。一层老人斑在排骨上滑动。得抓紧,在告别人世之前写成一本书,对祖国有所贡献。
他铺开稿纸。清蒸的、红烧的、糖醋的……他从小爱吃排骨。那还是在故乡。故乡的小河真美,不会老。他在水里游呀游呀,那时的皮肤紧绷绷的,也没有老人斑……
(四)“荒诞派”小说《死魂附身》(梗概)
尹明总说被一些死去的灵魂纠缠着,摆脱不掉,弄得他总是赶不上时代,写不出好作品来。纠缠过他的死魂有:托尔斯泰、雨果、巴尔扎克、司汤达、契诃夫,甚至鲁迅和高尔基等。死魂总是把他们的思想贯穿到尹明的作品中去,致使尹明的作品总是被编辑部退回来。
“文化革命”中,忽然戈培尔的死魂附在了尹明身上。尹明走了运,写起东西来得心应手,终于功成名就。
好景不长,“文化革命”过去了,戈培尔的死魂却还是不肯离去,尹明又背了运。
有一天,尹明酒醉后走失,他老婆吴幸在报纸上登了一则寻人启事。启事中特别说明:“望见到他的人不要把他当作敌人来对待,因为他患有‘死魂附身的精神病’被死魂左右,经常言不由衷地说些‘四人帮’时代的话。”启事登出不久,便有许多人打来电话,声称发现了尹明。
吴幸根据人们提供的线索,走了许多地方,见到了许多与尹明的情况相似的人,但都不是尹明,那些人都生活得很像样。
后来,吴幸在一个茶摊上找到了尹明,他正在卖茶水。尹明说自己非常高兴,一身轻松,他终于摆脱了所有的死魂,找回了他自己。吴幸也做了茶摊的老板娘。
(五)“超现实主义”小说《本书出版之日》(略)
(六)“表现主义”小说《赤胆忠心》(略)
(七)“新感觉派”小说《融雪》(略)
〔注十一〕《死魂附身》一篇为詹牧师夫妇合写,主要部分是詹夫人执笔的。据他们的儿子讲,詹夫人不过是一时心血来潮,写着玩的,詹牧师却连连叫绝。詹夫人说:“算啦,算啦,值得你这么认真!”詹牧师却激动得坐立不安,说:“你知道你写出了什么吗?真正的荒诞派呀!”那天是除夕,詹夫人烧鱼炖肉,忙得高兴,不理他。詹牧师独自捧着那篇东西:“深刻!深刻!”也陶然。忽然儿子又冒出一句话来,破坏了本来和谐的气氛。“我猜得出妈妈是在写谁。”儿子说。詹牧师沉寂半晌,似有所悟。年夜饭也没有吃好。夜里躺在床上,詹牧师问詹夫人:“你是在写我?”“没有,你别听孩子瞎扯。”“你认为我没有灵魂?”“我只是说人要有自己的主见。”“我没有主见?”“人应该自己把握住自己,别在乎虚名。”“我是名利之徒?!”詹牧师的泪水在眼圈里转,没想到连白芷也不能完全理解他。“我没那么说,真的,我不是那个意思……”詹夫人万分歉意地安慰他。
“不过父亲这人有一点是让人佩服的,”他们的儿子说,“他不会为了这事就去否定那篇小说,他仍然称赞那篇东西写得深刻,并且花了不少力气去修改它的结构和语言。”
我始信詹牧师为一准人物就是在这时。虽然他的小说并非都怎么完美,但敢于涉足这么多流派的作者已不多见,每一种手法又都掌握得恰如其分者就更可珍贵了。我确信詹牧师终有遐迩闻名之日。卡夫卡如何?生前默默无闻,忽一日声名大作,使诺贝尔奖评委会也愧悔不及,真人物也!
詹牧师却很谦虚,说这些玩意儿都算不得什么,不过是资产阶级于“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中的一种挣扎,纯属没落文学。“我之所以也要写一写,是因为他们太近狂妄,得煞一煞他们的气焰。我中华并非无人!我们不写罢了,一旦写来,绝不会比他们差,而且根本用不着什么大作家去费神。唉,想来惭愧,真正现实主义的作品我却总也写不出,只好从这一侧面贡献一点儿力量吧。”
“为什么不能写出现实主义的作品来呢?”我是想安慰他。
“我总找不到恰当的角度,唉,怎么也找不到。此生夙愿怕要付诸东流了——”他说。
“您绝对没有理由妄自菲薄。”
“唉!”詹牧师长叹一声,出口成诗:“常恨少年不努力,老来方悔报国难,又是一年春柳绿,依然独自倚危栏。”
这时,窗外正有几个孩子“嘟嘟嘟”地吹着柳哨,柳絮飘飘扬扬。他感慨系之,又作了一首《忆秦娥》:
春光好,柳笛阵阵催人老。催人老,频添华发,壮心未了。祖逖舞剑闻鸡鸣,小舟纵笔夜继晓。夜继晓,无多好梦,佳音又少。
我决心帮助詹牧师发表一些作品。我尤其决心帮助他写好“黑色幽默派”小说,然后汇编成集。就只差“黑色幽默派”这一种了。
“精装,烫金的标题:《詹小舟小说选》!”我有几分醉意。
“不不,还是等我写出真正现实主义的作品来,再那样吧。”
按詹牧师的意思是要叫《敝帚集》,意思是:这并非是我们所看重的东西。敝帚的意思是:破笤帚。
写到这儿,我又有点儿犯嘀咕:詹牧师何以笔头竟这般勇敢呢?连“今年西红柿又少又贵”这样的话,他也要反复申明“咱们这是在屋里说”。怎么他写起文章来却从没有冠之以一句“咱们这是在屋里写”呢?带着这一问题,前不久我又去求教了詹牧师的儿子。
詹牧师的儿子正就“陕北的农林牧结构问题”同一个人辩论。我说明了来意,他笑了,用几句话就打发了我:“对父亲来说,写作是写作,生活是生活,理论是理论,实践是实践。对付不同的事,他相应有不同的神经。对不起,我很忙。”
闲话少说,言归我们的报告文学。一九八二年五月中旬,我和詹牧师开始共同研究“黑色幽默派”,准备用一两个月的时间写出三四篇这种流派的小说来。
但没多久,我们却发现,“黑色幽默派”小说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般好做。倒不是我们无能,实在是美国佬太近狡猾。他们竟让“黑色幽默派”有了这样一个特征(或说一条原则):所写之事全然荒诞可怕,虽则荒诞可怕,却又形神逼真,尽管形神逼真,可又谁都没见过那样的事。“其妙处全在于此:谁都没见过,然而又都觉得似曾相识。”詹牧师说。
我们连着写了几篇,都被詹牧师否定了。他说:“我们既然是写黑色幽默,就得真像黑色幽默,做学问来不得半点儿含糊和迁就。我们写的这些事,虽然也荒诞不经,但却都是已经发生过的,大家都见过、听说过。这倒像是正统的悲剧了。”他最后强调说:“要特别注意没有发生过,却又似乎是到处都在发生这一条!”
我们琢磨了又琢磨。
先是詹牧师有了一个构思。
某学校吃忆苦饭,每人一个糠窝头。红五类学生问黑五类老师:“好吃吗?”老师忙说:“好吃,好吃。”学生怒目圆睁:“这么说,我们的先辈倒是享了很大的福了?好吧,你再吃三天!”老师又吃了三天糠窝头。学生又问:“好吃吗?”老师又赶紧说:“很难吃,很难吃。”“可我们的父兄能吃上这个就很不错了,”学生说,“而你倒说难吃!你再吃三天!”三天后学生又来问,老师回答:“我准备继续吃下去,像你们的父兄那样,一直吃到全国解放。”
我不认为这个构思好,这分明只是现实主义的写法。“您自己倒忘了‘没有发生过’这一原则。”我说。
“怎么,这也发生过?”
“当然。”我说。我没敢说我就曾经像那个学生一样过。
詹牧师捏着下巴努力地回忆了一阵,不无惋惜地拍着大腿:“唉,我倒忘了,这是我老伴儿经历过的事。”
〔注十二〕这事纯系巧合。詹夫人并不是我的老师。我的那位老师是男的,詹夫人的那个学生是女的。
我们又想。几天后我又想出了一个。
老夫妇俩一起学习,读林彪的书。不知怎么一个缘由,老妇问老夫:“撒旦的英文名怎么写?”老夫随手写下:Satan。“犹大呢?”老夫又写:Judas Iscariot。忽然,老夫妇俩全吓呆了——他把那两个名字写在了正看着的书上!怎么办?!他们先是用墨笔把字迹涂去,但发现是欲盖弥彰。他们又忙不迭抠去,反而弥弥彰彰。末了干脆把书烧了,老夫妇俩看着火光,面如土色。天哪!这是亵渎,是诋毁,是反动!老两口商量:还是吃安眠药算了。幸亏他们吃的量不够,被救活了。两位老人昏昏晕晕之际,口口声声说:“我们对不起敬爱的林副主席。”谁料那时林彪已成国贼,老夫老妻又险些做了贼船上的死党。
詹牧师听罢我的构思说:“是民警老王帮我们说了不少好话。”
“帮你们?”
“还帮谁?”
“怎么回事?”
“嗯?你不是又在写我吗?”
“写您?”
“你甭不好意思,那是过去的事了,我不会往心里去的。可是你又忘了那一条,凡发生过的事就不符合黑色幽默派的要求。重来吧。”
只好重来。詹牧师又想出了一个。
“文化大革命”中,一些造反派私立公堂,审一个老干部。
老干部问:“我有什么罪?!”
造反派回答:“你对抗‘文化大革命’。”
老干部说:“我并没有对抗!”
造反派说:“你是黑帮分子,黑帮分子怎么会不对抗‘文化大革命’呢?!”
老干部又说:“我不是黑帮!”
造反派说:“你不承认自己是黑帮,这本身就是对抗‘文化大革命’!”
老干部又问:“你们说我是黑帮,你们有什么证据?!”
造反派说:“你对抗‘文化大革命’,这证据还不够吗?”
老干部说:“我并没有对抗!”
造反派说:“你是黑帮,难道……”
詹牧师难过得讲不下去了
“这篇很好,”我说,“这个构思很好。”
詹牧师擦擦泪水,沉默良久,说:“但是这又不行,这又是发生过的事。这是我的一个老朋友的事。他是我的良师、益友,我的指路人。他太耿直、太嘴硬、太……其实倒不如承认……”
为了这个构思,詹牧师的心情一直不好,又把他那位良师益友的遗像拿出来,默默地祈祷,暗自垂泪。
〔注十三〕那个老干部是詹夫人的远房表弟。詹牧师放弃基督教而转向马列主义,是与这个人对他的教育和影响分不开的。这个人在“文化革命”中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刚直不阿,坚持真理,最后含恨而死。
我尽力安慰詹牧师,请他注意身体。“我们还要把那恐怖的原因找到,为了死者,也为了后人!”我说。
“关键是不够幽默。”詹牧师说。
“看来,黑色倒要好办些。”我说。
好吧,我们再干!我和詹牧师的信心都还很强。有人说,中国不会有“黑色幽默派”作品,因为中国人天生缺乏幽默感。这给了我们刺激,也给了我们力量,要让那些自高自大的外国人放明白点儿,也要让那些自轻自贱的中国人醒悟!那些日子,我和詹牧师一心扑在“幽默”上。有时候我们聚在一起想,有时候交换一下意见分头去想。
我又想出了一个。
看守长老了,也许是因为脑力不如从前了,他总觉得过去工作起来并不像现在这样吃力。现在他常常拿不定主意,拿不定应该对犯人使用什么样的态度。“文化革命”前的工作多么井然有序!他想。那时候对入狱的犯人就用严厉的态度,让他们老老实实;对刑满获释的人就用和蔼可亲的态度,以期使他们备感温暖。现在怎么就拿不准了呢?还对入狱的犯人一概严严厉厉的么?要是忽然一天有哪个成了英雄,自己可就成了迫害英雄的帮凶了。对出狱的英雄一律亲亲热热么?猛地,在他们之中又出了骗子,你可就又说不清自己的立场了……
詹牧师看了先说“不错”,然后建议我加写一段,说明“四人帮”被粉碎后老看守长不再苦恼了。“得全面一些,要突出看守长的苦恼只是在‘四人帮’时期。”
我说:“谁还不知道这是在‘四人帮’时期呢?难道别的时期也有这样的事?难道我们写屁股上的雀斑,必须得反复说明脸上是光洁的么?我写的正是‘四人帮’时期,一个普通人可怕而又可笑的处境。跟您这么说得了,这老看守长就是我表叔……”糟糕!我想。
“这么说又是已经发生过的事?”
我沮丧地说:“咱们再重新想一个好了。”
看来得往邪乎里想。
看来得离开现实,什么不可能想什么!
然而又过了几个月,我们还是什么都没写出来。我们全力去做荒诞的想象,研究了上百个荒谬绝伦的构思,但仍然因为“已经发生过”而告吹。我几乎失去了信心。
一天,詹牧师的儿子来了,看见我们的窘态,哈哈一笑说:“活人别让尿憋死。”这倒又触动了我的灵感,“活人让尿憋得团团转”倒很具“黑色幽默”的味道。我很快写成了一篇《活人与尿的喜剧》。
詹牧师看罢不言语。
“您看还行吗?”
詹牧师变颜变色,不言语。
“这回还差不多吧?”
詹牧师不言语,脸上红一阵,白一阵。
〔注十四〕没料到我的想象又与詹牧师的实践撞了车。
詹牧师被隔离审查期间住在一个破庙里。庙里有个孩子,淘气得出圈,惯搞恶作剧。有一回,这孩子在所有可以撒尿的地方都贴上了画,而在那样的画前撒尿是不相宜的。詹牧师身为审查对象,又不能离开破庙,结果尿憋得过了火,再想撒时已不能如愿。詹牧师的肾脏到现在还不大好。
“我并不反对你把我的事写出来。”詹牧师说着,苦笑,又连连叹气,又说,“可是这仍然不是‘不可能发生的事’。”
我真不信我的想象力竟这样低劣。
我真不相信我就想象不出一件不可能发生的事来。
有了。
有一个人,平生的志愿就是给米洛的维纳斯配上两条胳膊。他琢磨了大半辈子,呕心沥血,终于想出了好办法,给米洛的维纳斯配上了健美的双臂。可是有了胳膊的维纳斯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左右开弓给了这个人一顿嘴巴……
“别讲了!”詹牧师忽然疯了似的站起来,冲我喊。
“怎么了?您这是?”我十分惊诧。
詹牧师背过身去站了很久。
我吓得不敢吱声。
詹牧师转过身来,满脸泪痕,对我说:“对不起,请你原谅,不过请你不要写这件事。”
“怎么回事?”
詹牧师忽然在胸前画起十字来:“上帝饶恕我,上帝看得清楚,我……”他猛地跌倒在床上。
〔注十五〕我打电话把他的儿子叫了来。这时我才知道,詹牧师原来还有个女儿。女儿从小就长得漂亮,詹牧师亲昵地叫她“我的小维纳斯”。“我的小维纳斯比米洛的可强十倍,还有两条好看的胳膊!”詹牧师常常和女儿开这样的玩笑。谁料到,正是他疼爱的女儿,在一九六六年给了他一顿耳光,骂他是“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声称与他断绝父女关系,愤然离家出走。这件事把詹牧师的心伤透了。后来女儿醒悟了,想回到父亲身边来,但詹牧师不允许。“做人最重要的是善良!”他说。再后来,女儿在插队的地方因公牺牲了。詹牧师后悔莫及,“我竟不能原谅一个受骗的孩子,我的善良到哪儿去了呢?!”他喊、他哭,叫着“我的小维纳斯”……从那以后,谁也不敢向他提起他的女儿,希望他把她忘了。
偏偏碰上我这么个善于想象的人。唉!
詹牧师住进了医院。诊断为:动脉痉挛,脑供血不足。这病很怪,阵发性的,詹牧师时而清醒,时而糊涂。大夫说:“(他)年岁大了,(治疗效果)很难说。”
詹牧师的儿子埋怨我,不该总让他父亲回忆起那些往事。我感到非常内疚。
“可我不是有意的。”我说。
“是谁告诉你的?”詹牧师的儿子问。
“谁也没有,在这之前我并不知道他还有个女儿。”
“让尿憋坏了的那件事呢?”
“是你对我说‘活人别让尿憋死’之后,我瞎编的。”
“我的意思是说,既然你们想象荒诞的能力超不过已经发生的事实,何必非要写‘黑色幽默派’小说不可呢?为什么不能用现实主义的手法来表现呢?”
我觉得这一建议很有道理。
詹牧师住在医院里,病情时好时坏。神志恍惚的时候,他总说胡话,仍在构思“黑色幽默派”小说,但也都是像过去一样地不能成立。清醒的时候他就长吁短叹,想这个,想那个,想自己的一生,填写了几首《忆江南》:
其一
女儿好,为父太心残。夜夜梦中相对坐,朝朝醒来又难圆,此恨到何年?
其二
我儿强,不似父愚蛮。做人当有君子勇,行路须防小人谗,逆耳是忠言。
其三
死何惧?无奈不心安。一世勤勉为虚度,百般壮志作空谈,不死亦无颜。
其四
力竭尽,何必自寻烦?利禄千金轻如土,清风两袖重于山,唯此又心安。
其五
平生忆,最忆是童年。白芷送茶难成梦,庆生伏案不知眠,店堂小灯前。
其六
盼来世,当记此生难。墨海书舟重努力,雄关险道再登攀,胜败不由天。
其七
终有憾,此憾在人间,朽树犹燃熊熊火,落花也留片片丹,小舟逝如烟。
我心里很难过,但又实在不能给他什么帮助。想起他儿子的话,我说:“您何妨把您一生的境遇,就用现实主义的手法表现出来呢?”
他摇头叹气道:“找不到恰当的角度。”
我说:“如果您愿意,您口述,我来整理。既然生活素材是真实的,有什么不好找角度的呢?”
他摇头,许久不言语。一会儿,他又乱七八糟地说起胡话来,还是不忘他的“黑色幽默”。
我不知道怎样才能给即将归天的詹牧师以安慰。詹牧师的儿子出了一个主意。当詹牧师又清醒了一些的时候,我们俩一起骗他。
他先说:“我们把您那些黑色幽默的素材,用现实主义的手法写成了,效果很好。”
我赶紧说:“我在出版社的朋友不少,您的作品得到他们的一致好评,他们准备用。”
詹牧师呆呆地望着我。
“不久就能发表了。”我说。
詹牧师直勾勾地盯着我。
“肯定能发表。”我又说。
詹牧师微微地笑了。
我很高兴,我希望他能怀着愉快的心情离开人间。
“你是说,这下子行了?”詹牧师说。
“行了。”
“你是说,我们到底写成了黑色幽默派小说?”
“什么?!”
“像那样的东西,能发表,这不是绝不可能发生的事吗?”
我和詹牧师的儿子慢慢直起腰,默然相对。
“这样,黑色和幽默就全有了。这个构思好,符合那一条……”
我和詹牧师的儿子半天才缓过劲儿来,我们向他说明,是真的能发表。控诉“四人帮”的罪行,让人们更珍惜今天的生活,这怎么会不可能发表呢?写出人民在十年内乱中的痛苦遭遇,以便总结历史经验,防止悲剧的重演,这样的作品怎么会不可能发表呢……
詹牧师却又陷入了昏迷。
我的希望倒是达到了,詹牧师死前分明感到了成功的喜悦……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二日零点五十七分,詹牧师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终年七十三岁。 史铁生插图版经典作品选(全5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