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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袖

　　当年太平墟家家都得认购和张贴领袖画像。武妹子曾被召到队长家里去认购，见桌上一大堆画像里有大有小，便挑了张小的，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我家里穷，平常买猪娃只能拣小的捉，今天也捉个小的算了。对不起呵。”

　　他一心想省钱，居然拿猪娃比领袖画像，反动言论令人发指，立即被大队党支部书记下令抓起来斗争。幸亏他是贫农出身，免了牢狱之灾。

　　八十年代以后，个人崇拜不时兴了，革命领袖的画像大多被撤下来，但很多农民往往还在厅堂正墙的对联之间，留出一个肖像的位置，留下空荡荡一块四方白墙，似有一种顽强而茫然的等待。武妹子还愤愤地冲着我发过牢骚：“你看看，无产阶级专政没有对象，党的领导呢也没有形象，还四个坚持呢，坚持空气么？这话谁听呢？”

　　他是指阶级敌人都摘了帽，指墙上也不见了画像，革命就没法革了。

　　武妹子不是一个轻易崇拜的人，从来就不崇拜毛主席的双季稻，也不崇拜毛主席的男女平等和集体食堂，但这与墙壁不能空着是两回事。他需要一个领袖，不管是什么样的领袖，就像鸭群需要头鸭和羊群需要头羊，几乎是一种生物本能。其实，武妹子的茫然也是其他绝大多数人的茫然。在一个民主观念得到广泛传播的时代，即便在一个治权集中于组织而非个人的社会里，人们还是需要有血有肉的个人形象来代表治权，需要这些形象出现在报纸或电视上甚至墙壁上，这一动物性的视觉习惯，并没有因为所谓个人崇拜的淡化而结束。

　　这当然容易造成极权和迷信，也带来了历史上很多领袖的苦恼。他们在这个位置上无论怎样繁忙、怎样乏味、怎样危险、怎样倍遭压力和攻击，但常常不能脱身，有太多无形的力量将你强按在这个位置上不得动弹。他们虽然可能有无上的威权，却也丧失了很多个人生活乐趣。比方没有行动自由：一个中国明朝皇帝与爱妃做爱稍稍超时，伏拜于龙床四周的太监们就会齐声喝止，以防天子自伤龙体；也没有个人隐私：美国总统克林顿闹婚外恋的每一次射精，都会成为传媒的头条新闻并且被国会仔细地审查。他们几乎没有私事，任何私事都会道德化，任何道德都会政治化，常常成为巨大政治冲突的聚焦点。在这种情况下，领袖就是人形符号，以个人对群体政治做出风险担保。针对领袖的“个人崇拜（神化）”或“个人苛责（魔化）”都是完全正常的大众心理习惯，无非是具象目标代理了抽象目标，个人形象代理了思潮和制度，政治成了细节政治，就变得易于想象以及实在得伸手可及了。

　　大川最恨个人崇拜。没有料到的是，一旦他自己成了学潮的领袖，公众的道德放大镜同样开始审查他身上的每一个毛孔——不过是五分钟崇拜狂热后的一个反弹。他压制组织内更激进的一派，攻击之辞便接踵而来。他口里的牛奶气味成了罪证：要别人绝食自己却大吃大喝，这不是腐败特权么？他与一个女同学多说了几句，也成了人家手里的把柄：这不是搞三宫六院“天子从此不早朝”么？他的更多丑闻出现在大字报上，包括他有一次借了人家的钱未还，有一次碰到小流氓在校园滋事没有挺身而出反而偷偷溜走，都被对手们绘声绘色地描绘。“让那个见义勇逃的假圣人见鬼去吧！”大字报下边是这样一条赫然入目的大标语。

　　到最后，学潮平息之际，校方的调查和清算开始，很多不是他干的事，比如掀翻了两辆汽车（那样做很不理性），哄抢了三个水果摊（不知是哪些王八蛋干的），绝食现场的垃圾里发现了避孕套（天知道是怎么回事）……一切都算到了他的帐上，都得让他来解说和分辩。在很多人那里，学潮似乎与民主与自由无关，看它闹得对不对，全看他大川是不是在绝食现场用了避孕套。

　　他气得差一点吐血，深感愚民们的不公。他为什么不能喝牛奶？为什么不能与女同学多说几句？他认为自己比所有的手下人更忙碌、更辛苦、责任更重大，就像一个元帅统领千军万马，别说是喝牛奶，就是餐餐大宴又怎么样？别说没用避孕套，就是用了避孕套而且身边美女如云又怎么样？再说领袖并非圣人，民主也不是圣人运动，这些道理你们不都是很明白吗？即使他个人的品德一无是处，他就没有伟大和英明的资格并且成为民主的救星从而名垂青史？……带着这种自居民主又反感民主的一腔愤慨，他后来当领袖总是不顺，总是短命，也就不难理解了。在他大学毕业几年以后，一个集团公司的老总与他家有交情，也看中他的才华，请他出任某分公司的老总，让他威风凛凛地掌控整整一幢豪华写字楼。大楼里有四台电梯，只要他走进其中一台，秘书立刻在门口伸开双臂大呼大嚷，阻止其他人进入。已经进入了的员工也吓得赶快蛇行鼠窜逃出电梯，不敢有扰老总的清静和耽搁老总的时间，否则就可能被秘书盯住胸前的工号牌，就可能卷铺盖走人。大川对这一切倒没有什么明确态度，只是装着没看见。

　　可惜总公司三个月后又免去了大川的职务，原因之一，是这里所有的中层干部都联名上书抗议他的盛气凌人。 暗示（修订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