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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份

　　一个人在美国的公园里遭到黑人打劫，受害者很可能认定凡黑人都残暴，可能推论黑人确实是一个劣等种族。事实上，种族歧视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残暴、懒惰、偷盗、吸毒等等少数黑人的现象，被某些人当作了所有黑人的共性。这里的可疑之处是：凶犯可能同时是一个B型血者，为什么受害方就不把所有的B型血者推论为残暴劣种？为什么从来没有对B型血的歧视？

　　英国生物学家莫里斯就提出过这样的质问。显然，肤色是可以看到的外征，最容易辩识和牢记；而B型血一类却无法用肉眼直观——大概就是全部奥秘所在。在决定意识形态的时候，人们的眼睛是比大脑更便当的器官。

　　如果说狭隘族群主义是一种视觉意识形态，那么也常常表现为一种听觉意识形态。一个广东人欺诈了河南人，受害者很可能记住了广东口音，于是口口相传，越传越邪，直到所有广东人都成了河南人那里可疑和可恶的对象。这也是族群冲突的常见过程。当事者很少会去想一想，一个广东人可能同时也是一个感冒患者，一个基督教徒，一个汽车司机，为什么可疑和可恶的是所有广东人而不是所有感冒患者、所有的基督教徒、所有的汽车司机？为什么河南弟兄们不可以爆发一下病别意识、教别意识以及界别意识？

　　显然，语音是可以听到的外征，最容易辩识和牢记，于是在有些人那里一跃而为首恶。上一个世纪的二十年代，以广东、湖南人组成的北伐军在河南受挫，大革命北进乏力，半途而废，有政治和军事的多种原因，其“南音”被中原广大老百姓疏远和疑忌，就是一般史书上不大提及的一条，却是十分重要的一条。最近十年，语言口音在台湾再一次成为政治题材，“泛绿（民进党等）”阵营以操闽南语的原住民为主，“泛蓝（国民党、亲民党、新党等）”阵营里操国语的外省籍人士较多，所以很多政治斗士见人先辨音。有些“泛绿”的出租车司机甚至拒载操国语的客人，或者强迫客人听车上音量放到最大的闽南语广播；有些“泛蓝”的教师则禁止班上的学生讲闽南“鸟语”。在这里，口音政治的对抗剑拔弩张风狂雨急。这样的事情发生多了，本来倾向于“泛绿”的国语者和本来倾向于“泛蓝”的闽南语者都可能有情绪逆反，于是“国语”与“闽南语”的不共戴天之仇就更得到了证明。

　　人以群分。族群当然是有的，族群之间出现差异甚至冲突也纯属正常，不算特别难以理解。只是族群的划分以肤色为据，以口音为据，甚至以肤色或口音来区分善恶敌我，如此等等，显示出人类的意识结构仍然十分原始，几千年之后并未进化到哪里去，与禽兽差不多是一个水准。

　　我们可以鄙薄前人的嗅觉过敏，似乎前人都有特别好用的狗鼻子，非我族类首先是非我族味，“膻胡”和“骚鞑子”透出牛羊肉味，就是中原农业族群对北方游牧族群的蔑称，也是各次驱“膻”抗“骚”运动的感觉根据，曾造成大规模的流血冲突。但嗅觉有点退化了，或者说异味被肥皂、香水、洗浴习惯、通风设施清除了，把嗅觉歧视改换成视觉与听觉的歧视，是不是也会遭到后人的鄙薄？人类已经有了可谓发达的科学技术，已经知道了人与人之间的区别在于血缘和地缘，同时更在于生理基因密码的不同，在于道德修养和文化训练的不同，在于财产占有量和信息占有量的不同……总之是在于一些不易构成显著外在标志的方面。然而现代人的身份证件，比方说一本护照，并不记录这些，少不了的是民族或种族的确认，是出生地的确认，总是被移民局官员瞪大眼睛——血缘崇拜和地缘崇拜赫然在目。一种狭隘族群主义的查验传统，如同一条割不断的猴子尾巴，在即便号称最文明的国家也至今例行不误。无论生理学、心理学、民俗学、社会学、经济学、文学以及史学积累了多少关于人的知识，无论这些知识已经达到了多么精微高深的地步，这一切还没有体现在一本护照上。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世界的外交、体育、文化等交流活动都是依民族或国家组团，从来不按照血型、年龄、行业、学历、阶级、道德信念等等来组团，难道有什么奇怪吗？民族或国家的旗帜到处飘扬之际，这个世界一次次出现民族之间或国家之间冲突的烽烟滚滚，一次次出现向肤色和口音的大举进攻，又有什么奇怪呢？

　　在身份认同之际，鼻子曾经抢在大脑的前面，眼睛和耳朵现在依然抢在大脑的前面，抢在理性成果的前面，这一点似乎是现代知识大厦的古老基石。

　　我把一本这样的护照翻看了好半天——这是1986年我第一次领到护照，第一次准备出国旅行。 暗示（修订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