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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忧郁的热带

　　第一次见到“巴拉拿”这个地方名字，是读博赫斯的自传文章，博赫斯写他的父亲，是在巴拉拿诞生的。这位老人家读很多书，而且自己写小说，他写了一部小说，印了五百本，送给朋友看，在书里边，他每次提及自己的家乡巴拉拿时，排字的先生总是排了巴拿马，以为是老先生把字拼错了。老先生觉得倒也有趣，就由得那个字一直留在书中，没有改正。这部小说，老先生临终时希望儿子替他重写一次，这，也就是博赫斯晚年写作的计划之一。

　　第二次见到巴拉拿名字的出现，是因为翻阅法国人类学家李维史陀[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的《忧郁的热带》（Tristes Tropiques），这是他在巴西逗留了五年对当地土著研究和观察的实录。巴拉拿，是巴西中部的地区，傍着巴拉拿河，也是巴西土著加杜维奥人聚居的地方。

　　李维史陀本来是学哲学的，后来又改习法律，但他对自己花了许多年月学习得来的知识感到不合理想，结果，毅然摆脱了从前走的路，转到人类学上来。他到巴西去研究时，是三十年代的中期，当时的土著，还过着非常原始的生活，他们偶然穿穿巴西政府或传教士送给他们的衣服，日常生活的用品只有斧头、刀和缝纫针，以及自己做的简陋藤篮和陶器。政府为他们建造了房屋，但他们宁愿跑到空旷的地方睡觉，本来政府希望把他们聚居在一起，建立起小村落来，但他们纷纷四散，没入树林，仍然过他们一贯的渔猎生活。他们把为他们预备好的床拆散，把床板劈碎，当作柴烧，然后，大伙儿照旧睡在地上。政府给他们牛群畜牧，他们由得牛只到处游荡，不去打理，据他们的反映，他们不喜欢吃牛肉，又不喜欢牛奶的气味。

　　关于土人不能适应文明人生活的情况，李维史陀也记录到另一件例子：有一名印第安人，神迹地经过一次大屠杀而幸存，许多年来，在加州大城市生活，不为人注意，手中仍握着打猎用的箭镞，后来，野生动物渐渐绝灭，于是有一日，他被发现在郊区某地，赤裸裸地，将近饿死。最后，他倒过了些平静的日子，因为他当了加州大学的守门人。

　　读李维史陀的作品（这里的书店，除了《忧郁的热带》外，尚有他的《野蛮的思想》及《结构主义人类学》），是因为读过苏珊·桑蒂[苏珊·桑塔格]的《反例释》[《反对阐释》]，她在书中第二卷第五章写这位“英雄的人类学家”，提到《忧郁的热带》于一九五五年在法国出版时，普遍受到注重，但一九六一年英译本面世，竟被忽略了。这本书，她认为，一如弗洛伊德的《释梦》[《梦的解析》]，同样是本世纪重要的著作之一。

　　李维史陀在《忧郁的热带》中记录了蚂蚁似的南比华拉族、华丽的保洛洛族、彩绘的加杜维奥族等，但他的成就并不局限于敏锐深刻的报道上，而是以他个人的经验，反映新旧世界的对比、物质的欠缺、旅程上的种种反省；既写夕阳没落，亦写现代，写文化与权力的关联。

　　有一天，在巴西一个城中，李维史陀曾步入一所法庭听审，这还是他第一次进入法庭参观。当时，出庭的被告是一名农夫，由于和人争吵，在争执中竟然咬了对方的耳朵，咬下一块肉来。于是，原告、被告和证人滔滔不绝地用克里奥耳方言辩说，他们的话，由翻译传译给三位在座的法官听；法官们穿着厚厚的红色镶皮草长袍，热得满身汗，衣服里在他们的身上仿佛染血的绷带。关于咬耳朵这件案件，一共只花了五分钟来裁决，判了那名坏脾气的农夫八年监禁。

　　李维史陀说，他一直对公正判决抱尊敬但怀疑的态度。一个人的命运，竟可以在这么短短的五分钟内决定下来，而又可以如此漫不经意地判刑，实在令他惊讶。

　　所谓“忧郁的热带”，指的并不只是忧郁，而是广义地包含了悲怆与痛楚。在李维史陀的眼中，忧郁热带的魔鬼是历史，通往那些神秘而和谐的种种结构，如今都在眼前崩溃了。以巴西南族土著来说，在一九一五年时还有二万人，到了一九三八年只剩下两千。过了这么些年，他们都变成了愁苦、丑陋、患病的人，并且面临绝种。所以，李维史陀说：让我们去研究这些原始人吧，趁他们还没有消失。唉，原来人类学就是讣闻。

　　南比华拉族是巴西印第安人中最矮小的土族，男子大约一点六零米高，女子则高一点五零米，皮肤也比一般土人黑。不过，南族的少女非常美丽，由于整日在地上打滚，又有天生古铜色的皮肤。土族无论男女都不穿衣服，女子喜在腰际或项颈上挂一串贝壳珠链。这一族人的血液都是O型的。

　　南族人的生活和他们的季节有关，在他们，一年只有两季：雨季和旱季。十月至三月是雨季，大家住在溪流上的山脊，他们种一些玉蜀黍、烟草、棉花或豆类。到了旱季，他们离开村落，过渔业生活，除了渔猎，他们还搜集各种可以吃的食物，包括蜘蛛、蟋蟀、蛇、蜥蜴、幼虫，以及果子、种子和野蜜，总之，几乎什么都吃一顿。他们猎兽的武器包括一大批尖竹，用来插伤野兽，让它流血而死。在武器中，他们有一件扁钉锤，并非狩猎和战争用，而是用来驱赶风暴，赶树精，只象征式在空中挥舞。

　　一般的土族自己有独木舟，南族人没有，他们习惯游泳过河。他们出猎时，会把一切都带了出发，他们的用具都是极原始的，如兽骨、植物纤维、树上取下来的和果壳等，当他们带了这些东西在树林中鱼贯而行，仿佛一队蚂蚁。

　　在巴西印第安部落中，南族的生活最原始，他们都睡在泥地上，由于寒冷，所以都挤在一起。南族人并没有很多儿童，许多夫妇都没有小孩，最多小孩的家庭也只有两个。已婚夫妇要等第一个孩子长大才能生第二个小孩。因为每年有六个月要在野外林中生活，照顾小孩一来不方便，二来影响母亲工作，所以，全族人都懂得节育，有时妇人怀了孕，也会用药草自己堕胎。

　　南族人非常爱孩子。李维史陀说，他从来没有看见成年人打小孩。小孩都自己玩耍，没有特别的游戏，只学成年人打猎射箭。女孩子则跟着母亲，穿贝壳项链，睡懒觉。南族人也非常喜欢饲养动物，既养猴子、鹦鹉，又养鸡、狗、猪和野猫，他们并不吃这些动物，因为他们是宠物，他们反而吃蛇或蚱蜢。

　　巴西印第安人有不同的种族，在身形、生活习惯上也有不同的区别。加杜维奥族习惯一群人居住在同一间大室内，但保洛洛部落的人就不同了。整个部落的人会建造一列大约二十多间的房屋，围成一个圆圈，屋子分立在圆周上，在圆圈的中心，则建了一座比较大的屋子，称为“男人的房子”，这间房子只有男子才可以进去。族中的男子如果不用出外去打猎捕鱼，就住进这间屋子里，那些有了妻子的男子，如果不高兴回家，也可以到屋子来。已婚的女子禁止进入“男人的房子”，如果是还没有结婚的少女，倒不禁止，不过如果少女走到了屋子附近，就会被人们捉进去。即使小心翼翼避开屋子的少女，一生中也得有一次要自愿到“男人的房子”去，表示愿意和未来的丈夫结婚。

　　保洛洛的男子所以要住在一所特别的房屋中，也许是因为他们自己根本没有房屋，圆周的那些房屋都是妇女的，妇女从小在哪一间屋子诞生，哪一间屋子就由她承继，到了结婚，也是丈夫住到妻子的家中去。这个做丈夫的，可能和妻子的一家人合不来，所以，可以自由住到“男人的房子”去。事实上，“男人的房子”也不仅仅是一群男子起居的地方，在屋子里，他们固然可以唱歌、吃喝，但主要的还是一同做渔猎工具，聚会或举行宗教典仪。

　　保洛洛族人特别喜欢饲养一种长毛小鹦鹉，因为这类鸟的羽毛非常美丽，可以拔下来做帽饰。在巴西印第安人中，保洛洛族是个子最高、身体最强健的，他们都有圆的头颅，蛋形面孔，但女子则比较矮小。男子并不穿衣服，整个人连头发在内都涂上油，然后画上彩绘，非常华丽。女子在膝盖、手腕、手臂上扎布条，身上穿最简陋的泳衣式服饰。

　　土著的葬礼很特别，他们把死者放在村落中间的基地，盖上树枝，等到肌肉都腐烂，就把骨头取出来，拿到河中去洗干净，然后在骨头上画上彩绘，黏上羽毛和彩石做装饰放进篮里，再一起放在溪流或湖底。保洛洛族人认为，失去一个人是大自然对他们负了一次债，所以全族男子出外打一次猎，要猎一头大野兽回来补偿。

　　巴西加杜维奥族土人属于蒙古种，身躯矮横、扁面颧骨显著、眼部线条倾斜，黄皮肤、直黑发。他们习惯一同居住在一间大室内，即使一座房子有许多房间。在大室内，无论日夜都生了一个火，大家围着火生活，白天则围着火吃马铃薯，把马铃薯放炉灰里煨熟；晚上则围着火睡觉，地上铺了一层薄薄的玉蜀黍茎叶。睡觉的时候，大家都把双脚对着火，围成一个圆形。部落的财产全放在室内的地上，不过是些斧头、刀子和针线，有时候有几个瓶子和一把雨伞。家具方面，有木矮凳、木桌子。用具方面有面粉筛、陶碗、木研砵和瓢。

　　加杜维奥土族的男子通常穿一件破烂的衬衫，和一条陈旧的长裤，女子则单穿一件布衣裙或在身上围一条毛毯，至于小孩子，就完全赤裸了；但是每个人必定戴一顶阔草帽，这是部落最出色的手艺。李维史陀曾在土著的家中见到他们的陶器，想向其中一位老妇人购买一个，老妇人愿意卖，但她说，这些陶器不是她的，也不属于她的丈夫或兄弟或儿子，原来一切的陶器都属于她的孙女儿—一个三岁的小女孩。李维史陀不但要付一笔钱，还要附送戒指和胸针，才能换得一件陶器。

　　原始人类擅长描绘生活中的所见所感，初民在山洞内壁就画过牛只和各类野兽，绘画的原因有各种不同的意义。根据记录，于一八五七年时，有一艘欧洲战船马拉卡哈号驶至巴拉圭，船上的水手于第二天醒来时，看见当地的土人满身画满了船锚的图案，其中一人身上画的竟是船上军官的制服，那制服画得十分相似，不但有纽扣、条纹饰边，还有剑带。这不但证明了土人的观察力和写生技巧，而土人这样做，可能也和先民在山洞壁上画牛的出发点相同。

　　巴西土族生活简陋，他们的艺术才能发挥在彩绘文身和歌舞上，李维史陀很重视他们的彩绘图案，认为它们使人想起西班牙巴洛克艺术风格，他认为，土人一定受过西班牙那些发现新大陆的征服者的影响。

　　巴西的土著都喜欢在躯体上彩绘，尤其是一张脸。只要有空，妇女们整日不停替别人画面谱。加杜维奥族土人对于彩绘特别重视，在他们的部落里，男子都是雕刻家，妇女则是画家。空闲的时候，男子用木头来雕刻，刻人，刻马，或刻鸵鸟；妇女们则替别人彩绘头脸和躯体。彩绘的工作都由妇女担任，年长的老妇人，绘得尤其出色，她们并没有范本，也没有固定的模式，图案方面多数是十字笔触及螺旋纹样，可是画在脸上的面谱，没有一个相同。李维史陀一共搜集了四百多个面谱，最初，他用摄影的方法，可是，摄影是昂贵的，于是，稍后他决定用纸来自己临摹，到了最后，他想出了一种更好的方法，干脆请妇女们替他直接绘在纸上。他在白纸上先画一张脸，然后交给她们去画，而擅长彩绘的妇女，果然替他一个一个面谱画起来，而且画得很好，仿佛人的脸和纸上的脸一样，并没有因为是画在纸上而逊色。

　　她们多半手拿一条竹枝，蘸在一种“简尼巴蒲”植物的汁中，液汁本来无色，但经过了氧化会变成蓝黑色。十八世纪时，传教士拉布勒多曾经在当地和土著生活过一段时期，看见他们把自己涂得满身都是花纹，不禁摇头叹息，认为他们竟然把时间浪费在这种事情上，但主要的还由于他们“对上帝的创作不敬”，他认为，把好好一个自然的美丽躯体涂污了，又把人的脸破坏了。他试过寻求解释，是不让敌人认出他们吗？是压抑饥饿的痛楚吗？他于是去问他们。他们说：在身上绘画是必须的，如果保留原来的模样就和野兽一样了。原来土人彩绘自己，是为了想和野兽不一样。对于他们来说，这可是一种文明的表现了。

　　即使传教士不赞成土人彩绘文身，但他不得不承认，妇女们的艺术技巧，远胜土耳其华丽的地毯。李维史陀则认为，在绘面谱上，普通人全绘，部落的贵族只绘额前，显示了社会学上的功能。再说，把自己彩绘成另外一个样子，难道不是为了和上帝不一样吗？

　　据说，任何地方的土人都不肯让外来者为他们摄影，以为一旦被照相机在他们的面前那样咔嚓一响，他们的灵魂就会被摄走了。但这情形后来可能有了改变。曾经听过马朗先生述说他早些年在南美的生活，说他因为带了一架即摄即有的照相机，到了原始的部落，为他们拍了照，一拍之后，就立刻有照片拿出来，而且是彩色的，使得土著大为惊异，于是纷纷排队围聚，每一个人都要他为他们拍照。由于手中有一架这样的照相机，当地的土人几乎要拥护他为酋长。

　　李维史陀到巴西去的时候，并没有带即摄即有的照相机，事实上那时候也没有这样的照相机，不过，当地的土人对摄影并不反感，而且可能由于外来者对他们来说也不再陌生了，到底二十世纪不同于十八世纪，土人都愿意让李维史陀为他们拍照，但是，他们让他拍照，可要收钱。起初，人们对初出道的人类学家惊告道：土人怕拍照，因为拍照会摄走他们的灵魂。李维史陀当然有点担心，哪知道，事情刚好相反，不但没有人不肯拍照，反而几乎所有的人都跑来要求拍照，因为他们根本不理会拍照是怎么一回事，不过站在那里由得你咔嚓一声，他们就可以收钱了。要求拍照的人是那么多，令李维史陀大伤脑筋，他又不能够胡乱浪费菲林。于是，这位年轻的人类学家也不得不欺骗他面前的土人了，他只假意拍照，不旋菲林，咔嚓咔嚓地按响快门，当然，他虽然节省了不少菲林，钱包是不能紧按不动的。

　　即使是成群结队地跑来叫李维史陀拍照，那也是一件好事，因为土著并非一年四季都在固定的地方居住，每年总有好几个月，整个部落的男女老幼会一起没入树林去狩猎，没有人知道他们到底隐没在哪里，也不知道他们在树林中如何生活，直到几个月后，他们才从密林中出来。所以，对于李维史陀来说，一群人缠着他拍照，虽然要自己不断派钱，总比整个地方一个土人也不见的好。除了金钱，妇女们喜欢的还有项链或指环等等的首饰。 像我这样的一个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