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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解放”我的“解放”很富于戏剧性，是江青下的命令。江青知道我，是因为《芦荡火种》。这出戏彩排的时候，她问陪她看戏的导演（也是剧团团长）肖甲：“词写得不错，谁写的？”她看戏，导演都得陪着，好随时记住她的“指示”。其时大概是1964年夏天。

　　《芦荡火种》几经改写，定名为《沙家浜》，重排后在北京演了几场。

　　我又被指定参加《红岩》的改编。1964年冬，某日，党委书记薛恩厚带我和阎肃到中南海去参加关于《红岩》改编的座谈会。地点在颐年堂。这是我第一次见江青。在座的有《红岩》小说作者罗广斌和杨益言，有林默涵，好像还有袁水拍。他们对《红岩》改编方案已经研究过，我是半路插进来的，对他们的谈话摸不着头脑，一句也插不上嘴，只是坐在沙发里听着，心里有些惶恐。江青说了些什么，我也全无印象，只因为觉得奇怪才记住她最后跟罗广斌说的那句话：“将来剧本写成了，小说也可以按照戏来改。”

　　自1946年冬至1965年春我们就被集中起来改《红岩》剧本。先是在六国饭店，后来改到颐和园的藻鉴堂。到藻鉴堂时昆明湖结着冰，到离开时已解冻了。

　　其后，我们随剧团大队，浩浩荡荡，到四川“体验生活”。在渣滓洞坐了牢（当然是假的），大雨之夜上华蓥山演习了“扯红”（暴动）。这种“体验生活”实在如同儿戏，只有在江青直接控制下的剧团才干得出来。“体验”结束，剧团排戏（排《沙家浜》），我们几个编剧住在北温泉的“数帆楼”改《红岩》剧本。

　　1965年4月中旬剧团由重庆至上海，排了一些时候戏，江青到剧场审查通过，定为“样板”，决定五一公演。“样板戏”的名称自此时始。剧团那时还不叫“样板团”，叫“试验田”，全称是“江青同志的试验田”。

　　江青对于样板戏确实是“抓”了的，而且抓得很具体，从剧本、导演、唱腔、布景、服装，包括《红灯记》铁梅的衣服上的补丁，《沙家浜》沙奶奶家门前的柳树，事无巨细，一抓到底，限期完成，不许搪塞。有人说“样板戏”都是别人搞的，江青没有做什么，江青只是“剽窃”，这种说法是不科学的。对于“样板戏”可以有不同看法，但是企图在“样板戏”和江青之间“划清界限”，以此作为“样板戏”可以“重出”的理由，我以为是不能成立的。这一点，我同意王元化同志的看法。作为“样板戏”的过来人，我是了解情况的。

　　从上海回来后，继续修改《红岩》。“样板戏”的创作，就是没完没了地折腾。一直折腾到年底，似乎这回可以了。我们想把戏写完了好过年。春节前两天，江青从上海打来电话，给市委宣传部长李琪，叫我们到上海去。我对阎肃说：“戏只差一场，写完了再去行不行？”李琪回了电话，复电说：“不要写了，马上来！”李琪于是带着薛恩厚、阎肃、我，乘飞机到上海。住东湖饭店。

　　李琪是不把江青放在眼里的。到了之后，他给江青写了一个便条：“我们已到上海，何时接见，请示。”下面的礼节性的词句却颇奇怪，不是通常用的“此致敬礼”，而是“此问近祺”。我和阎肃不禁相互看了一眼。稍为知道一点中国的文牍习惯的，都知道这至少不够尊敬。

　　江青在锦江饭店接见了我们。江青对李琪说：“对于他们的戏，我希望你了解情况，但是不要过问。”（这是什么话呢？我们剧团是市委领导的剧团，市委宣传部长却对我们的戏不能过问！）她对我们说：“上次你们到四川去，我本来也想去。因为飞机经过一个山，我不能适应。有一次飞过的时候，几乎出了问题，幸亏总理叫来了氧气，我才缓过来。你们去，有许多情况，他们不会告诉你们。我万万没有想到，那个时候，四川党还有王明路线！”

　　我们当时听了虽然感到有点诧异，但是没有感到这句话的严重性，以为她掌握了什么内部材料。“文化大革命”以后，回想起来，才觉出这是一句了不得的话，她要整垮四川党的决心，早就有了。

　　她决定，《红岩》不搞了，另外搞一个戏：由军队党派一个干部（女的），不通过地方党，找到一个社会关系，打进兵工厂，发动工人护厂，迎接解放。

　　（哪有这样的事呢？一个地下工作者，不通过党的组织，去开展工作，这根本不符合党的工作原则；一个人，单枪匹马，通过社会关系，发动群众，这可能么？）

　　我和阎肃，按照她的意思，两天两夜，赶编了一个提纲。阎肃解放前夕在重庆，有一点生活，但是也绝没有她说的那样的生活，——那样的生活根本没有。我是一点生活也没有，但是我们居然编出一个提纲来了！“样板戏”的编剧都有这个本事：能够按照江青的意图，无中生有地编出一个戏来。不这样，又有什么办法呢？提纲出来了，定了剧名：《山城旭日》。

　　我们在“编”提纲时，李琪同志很“清闲”，他买了一包上海老城隍庙的奶油五香豆，一边“荡马路”，一边嘬咂倒噍。

　　江青虽然不让李琪过问我们的戏，我们还有点“组织性”，我们把提纲向李琪汇报了。李琪听了，说了一句不凉不酸的话：“看来，没有生活也是可以搞创作的哦？”

　　我们向江青汇报了提纲，她挺满意！说：“回去写吧！”

　　回到北京，着手“编”剧。

　　3月中，她又从上海打电话来：“叫他们来一下，关于戏，还有一些问题。”

　　这次到上海，气氛已经很紧张了。批《海瑞罢官》已经达到高潮。李琪带了一篇他写的批判文章（作为北京市委宣传部长，他不得不写一篇文章）。他把文章交给江青看看。第二天，江青还给了他，只说了一句：“太长了吧。”江青这时正在炮制军队文艺座谈会纪要。我和薛恩厚对这个座谈会一无所知。阎肃是知道这个会的，李琪当然也会知道。李琪的神色不像上一次到上海时显得那么自在了。据薛恩厚说（他们的房间相对着，当中隔一个小客厅），他半夜大叫（想是做了噩梦）。

　　一天，江青叫秘书打电话来，叫我们到“康办”（张春桥在康平路的办公室）去见她。李琪说：“我不去了，——她找你们谈剧本。”我说：“不去不好吧，还是去一下。”李琪在屋里来来回回地走。汽车已经开出来在门口等着了，他还是来回走。最后，才下了决心：“好！去！”

　　关于剧本，其实没有谈多少意见，她这次实际上是和李琪、薛恩厚谈“试验田”的事。他们谈了些什么，我和阎肃都没有注意。大概是她提了一些要求，李琪没有爽快地同意，只见她站了起来，一边来回踱步，一边说：“叫老子在这里试验，老子就在这里试验！不叫老子在这里试验，老子到别处去试验！”声音不很大，但是语气分量很重。回到东湖饭店，李琪在客厅里坐着，沉着脸，半天没有说话。薛恩厚坐在一边，汗流不止。我和阎肃看着他们。我们知道她这是向北京市摊牌。我和阎肃回到房间，阎肃说：“一个女同志，‘老子’、‘老子’的！唉！”我则觉得江青说话时的神情，完全是一副“白相人面孔”。

　　《山城旭日》写出来了，排练了，彩排了几场，“文化大革命”起来了，戏就搁下了。江青忙着“闹革命”，也顾不上再过问这个戏。

　　剧团的领导都被揪了出来，他们是“走资派”。我也被揪了出来，因为是“老右派”，而且我和薛恩厚曾合作写过一个剧本《小翠》，被认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剧中有一个傻公子，救了一只狐狸，他说是猫，别人告诉他这不是猫，你看，这是个大尾巴，傻公子愣说“大尾巴猫”！这就不得了了，这影射什么！“文化大革命”中许多“革命群众”的想象力真是特别丰富，他们能从一句话里挖出你想象不到的意思。

　　批斗、罚跪、在头发当中推一剪子开出一条马路，在院内游街，挨几下打，这些都是题中应有之义，全国皆然，不必细说。

　　后来把我们都关到一间小楼上，这时两派斗了起来，“革命群众”对我们也就比较放松，不大管了。

　　小楼上关的，有被江青在“一一·二八”大会上点名的剧团领导，几个有历史问题的“反革命”，还有得罪了江青的赵燕侠。虽然只十来个人，但小楼很小，大家围着一张长桌坐着，凳子挨着凳子，也够挤的。坐在里边的人要下楼解手，外边的人就得站起来让他过去。我有一次下楼，要从赵燕侠身前过，她没有站起来，却刷的一下把左脚高举过了头顶。赵老板有《大英杰烈》的底子，腿功真不错！我们按时上下班，比起“革命群众”打派仗，热火朝天，卜昼卜夜，似乎还更清静一些。每天的日程是学《毛选》，交代问题，劳动。“问题”只是那些，交代起来没个完，于是大家都学会了车轱辘话来回转，这次是“一、二、三、四、五”，下次是“五、四、三、二、一”。劳动主要是两项。一是劈劈柴。剧团隔一个胡同有一个小院子，里面有许多破桌子烂椅子，我们就把这些桌椅破碎供生炉子取暖用。这活劳动量不大，关起院门，与世隔绝，可以自由休息，随便说话。另外一项是抬煤。两个人抬一筐，不算太沉。吃饭自己带。有人竟然带了干烧黄鱼中段、煨牛肉、三鲜馅的饺子来，可以彼此交换品尝。应该说，我们的小楼一统的日子，没有受太大的罪。但是一天一天这么下去，到哪儿算一站呢？

　　一天，薛恩厚正在抬煤，李英儒（当时是中央“文革”小组的联络员，隔十天半月到剧团来看看）对他说：“老薛，像咱们这么大的年纪，这样重的活就别干了。”我一听，奇怪，为何态度亲切乃尔？过了几天，我在抬煤，李英儒看见，问我：“汪曾祺，你最近在干什么哪？”我说：“检查、交代。”他说：“检查什么！看看《毛选》吧。”我心里明白，我们的问题大概快要解决了。

　　4月27日上午，革委会的一位委员上小楼叫我，说“李英儒同志找你。”我到了办公室，李英儒说：“准备解放你，你准备一下，向群众做一次检查。”我回到小楼，正考虑怎样检查，李英儒又派人来叫我，说：“不用检查了，你表一个态。——不要长，五分钟就行了。”我刚出办公室，走了几步，又把我叫回去，说：“不用五分钟，三分钟就行了！”

　　过不一会，群众已经集合起来。三分钟，说什么？除了承认错误，我说：“江青同志如果还允许我在‘样板戏’上尽一点力，我愿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几句话在“四人帮”垮台后，我不知道检查了多少次。但是我当时说的是真心话，而且是非常激动的。

　　表了态，我就“回到革命队伍当中”了，先在“干部组”待着。和八九个月以前朝夕相处的老同志坐在一起，恍同隔世。

　　刚刚坐定，一位革委会委员拿了一张戏票交给我：“江青同志今天来看《山城旭日》，你晚上看戏。”

　　过了一会，委员又把戏票要走。

　　过了一会，给我送来一张请帖。

　　过了一会，又把请帖要走。

　　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李英儒派人来叫我到办公室，告诉我：“江青同志今天来看戏，你和阎肃坐在她旁边。”

　　我当时囚首垢面，一身都是煤末子，衣服也破烂不堪。回家换衣服，来不及了，只好临时买了一套。

　　开戏前，李英儒早早在贵宾休息室坐着。我记得闻捷和李丽芳来，李英儒和他们谈了几句（这是我唯一一次见到闻捷）。快开演前，李英儒嘱咐我：“不该说的话不要说。”我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没有什么话要跟江青说，也不知道有什么话不该说。恍恍惚惚，如在梦里。

　　快开戏了，江青来，坐下后只问我一个她所喜欢的青年演员在运动中表现怎么样，我不了解情况，只好说：“挺好的。”

　　看戏过程中，她说了些什么，我全不记得了，只记得她说：“你们用毛主席诗词作每场的标题，倒省事啊！不要用！”

　　散了戏，座谈。参加的人，限制得很严格。除了剧作者，只有杨成武、谢富治、陈亚丁。她坐下后，第一句话是：“你们开幕的天幕上写的是‘向大西南进军’（这个戏开幕后是大红的天幕，上写六个白色大字：‘向大西南进军’），我们这两天正在研究向大西南进军。”

　　当时我们就理解，她所谓“向大西南进军”，就是搞垮大西南的党政领导，把“革命”的烈火在大西南烧得更猛。后来西南几省，尤其是四川，果然乱得一塌糊涂。

　　除了陈亚丁长篇大论地谈了一些对戏的意见外，他们所谈的都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事。我和阎肃只好装着没听见。

　　忽然江青发现一个穿军装的年轻女同志在一边不停地记，她脸色一变，问：“你是哪来的？”

　　“我是军报的。”

　　“谁让你进来的？”

　　“……”

　　“我们在这里漫谈，你来干什么？出去！”

　　这位女记者满面通红，站起来往外走。

　　“把你的笔记本留下，你这样做，我很不放心！”

　　江青有个脾气，她讲话，不许记录。何况今天的讲话，非同小可，这位女同志冒冒失失闯了进来，可谓“不知天高地厚”。

　　杨成武说了几句，门外喊“报告！”杨成武听出是秘书的声音。“进来！”秘书在杨成武耳边说了几句话，杨成武起立，说：“打下了一架无人驾驶飞机，我去处理一下。”江青轻轻一扬手：“去吧！”

　　江青这种说话语气，我们见过不止一次。她对任何干部，都是“见官大一级”，用“一朝国母”的语气说话。

　　谢富治发言，略谓“打开了重庆，我是头一个到渣滓洞去看了的。根据我对地形的观察，根本不可能跑出一个人来”！

　　我当时就想：坏了！按照他的逻辑，渣滓洞的幸存者，全是叛徒。我马上想到罗广斌。罗广斌后来不明不白地死掉了，我一直想，这和谢富治这句斩钉截铁的断言是有（尽管不是直接的）关系的。

　　座谈结束，已经是凌晨两点多钟。公共汽车、电车早已停驶。剧团不会给我留车。我也绝没想到让剧团给我派一辆车。我只好由虎坊桥步行回甘家口，走到家，天都快亮了。

　　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我的“解放”，尘芥浮沤而已。我要揭出的是我亲自听到的江青的两句话：“我万万没有想到，那个时候，四川党还有王明路线”，和“我们这两天正在研究向大西南进军”。我是一个侧面的历史见证人。因为要衬出这个历史片段的来龙去脉，遂不惮其烦地述说了我的“解放”，否则说不清楚。我的缕述，细节、日期或不准确，但是江青的这两句话，我可以保证无讹。

　　载一九八九年第一期《东方纪事》 汪曾祺小全集：在西南联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