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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留巴老家

　　我有六年没到上海市武康路巴金老人的家了。

　　前几年，巴老每年一半的时间在上海，一半的时间在杭州。我曾两次到杭州看望他，一次住了三天半，一次住了两天半。1999年巴老因病没去杭州，我和儿子就到上海去看他。

　　过去我到上海，都住在巴老家。为了便于和巴老聊天，家里在巴老的书房架一张行军床。这次怕增加家里的负担，我请市文联安排住宿。巴老住华东医院，市文联的宾馆恰好在医院对面，十分方便。

　　1999年巴老两次病危，最近相对稳定。我早想看望巴老，但巴老知道我有心脏病，几年前就不同意我一人远行。这次儿子应邀从美国回来参加国庆五十周年观礼，约好他在上海虹桥机场接我，一起去看巴老。

　　在医院见到巴老，他很想与我们说话，但又说不出来，非常着急，眼角流出泪水。我和儿子看了很难受，几次到外面的套间去擦眼泪。那天我的心情十分沉重，对别的任何事都没有兴趣。直到第二天上午听陈护士介绍，说巴老的主要器官尚好，如果没有意外可以进入新的千年，我的心情才稍微平静。特别是小林一到，高高兴兴地向巴老问好，与我们讲话，使病房有了生气。回到宾馆，我和儿子谈到巴老武康路的家，都想去看看。

　　1999年9月，李致和儿子李斧去上海华东医院看望巴金。后去巴金家，李致一人坐在客厅，回想起许多往事

　　中午，我和儿子随小林去武康路巴老家。

　　进入巴老家，从大门、房屋到庭园似乎都没有大变化，只有地板、房门和窗框等用油漆过，颜色深一些。吃饭的方桌、楼梯、客厅的各种设置、室外的草坪，一切依旧。两只小狗，见到我们也很亲切，似乎早就认识。

　　小林要送书给我的儿子，儿子跟着她上楼。

　　我一人坐在客厅里。客厅比较大，四方都有沙发。“文革”期间，巴老被迫从二楼卧室搬下来，把客厅当住房。1973年春我悄悄来看望巴老时，屋里有两张床。小棠在安徽插队，他的床空着。我和巴老同在大床上睡了两个晚上，未能深谈。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可诅咒的日子。

　　粉碎“四人帮”以后，巴老搬回二楼卧室住，客厅得以恢复。1978年秋，我再来到上海。晚上全家都在客厅看电视。巴老很随和，大家看什么，他就看什么。有一次巴老正要上楼休息，电视播放姜昆、李文华的相声《如此照相》，把“四人帮”时期的某些荒诞做法讽刺得淋漓尽致。巴老站在客厅中间，不时哈哈大笑。我真愿巴老经常这样快乐！

　　一家人其乐融融。从左到右为：祝鸿生、小林、巴金、端端、九姑妈

　　巴老在1982年摔伤腿。出院以后，他活动的地方主要在客厅。客厅外的走廊三边装上玻璃，巴老常在走廊上的一张小桌子上写作，累了在走廊的藤椅上晒太阳休息。我到上海看巴老，也常在走廊与他坐着聊天，有时陪他走几步。他说：“我重新学走路。”我以为，除走路外，这话还意味着巴老经过反思，破除迷信，独立思考，坚持说真话了。为了维护巴老的健康，我不敢再与他深夜长谈。

　　巴老对家乡有很深的感情。1984年秋川剧团到上海演出，巴老已不能到剧场看戏。一天下午，以陈书舫、周企何为代表的十几位老中青演员去看望巴老。就在这个客厅，演员们清唱给巴老听。唱完后大家要求巴老讲话，巴老说：“我爱家乡，爱听乡音，当然爱川剧。”直到1993年秋，巴老还对我说：“我哪儿都不想去了，只想再回四川一次。”可惜这个愿望未能实现。

　　有一次，我在客厅里与巴老谈到我的父亲和三爸，巴老两次痛哭失声，他说：“我最爱我的两个哥哥，他们两人都是因为没有钱而死的。现在我有钱，也没用了。我又不想过好生活。”这是我唯一一次看见巴老失声痛哭。

　　我有几次在巴老寿辰时到上海。无数鲜花、贺电、蛋糕，不断的来客和采访，代表了人们对这位讲真话的作家的爱戴。巴老对我说过，一个人如果不能工作，长寿也没意义。我不同意巴老这个话，多次与他辩论，期望他以健康为第一。巴老似乎赞同我的建议，但实际并未被我说服，他像春蚕似地不断吐丝，编《巴金全集》和《巴金译文集》。巴老还说：“长寿也是一种惩罚。”我理解他说的“惩罚”是指：不能工作，生活不能自理，许多亲友（同辈的和下辈的）先他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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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子从楼上下来，手里拿着小林送他的《随想录》（手稿本）和《巴金小说全集》（台湾版）。正好国煣也赶回家。国煣是我小幺爸的女儿，住在巴老家里。她除自己的编辑工作外，长期与小林、小棠一起照顾巴老，尽心尽意，非常难得。我与两个妹妹在客厅里说话。儿子为我们照了相。趁我们说话，儿子还在巴老家里拍了不少照片。我的儿子和女儿，对巴老有深厚的感情。1997年，他们还和我的女婿、孙女一起专程去杭州看望巴老。

　　我和儿子依依不舍地离开巴老家。我深深地感到：人虽走了，心却留在这里。

　　1999年10月初稿

　　2000年5月12日改 李致文存：我与巴金（第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