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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部旧书，一片兄弟情

　　1967年4月12日，我收到四爸巴金的信。信中说：“……下月内还要寄出几本书，里面有一部雨果的《九十三年》，是我四二年回成都带走的，书上还有你父亲的图章，让你保存更好些。”

　　不几天，我果然收到这部书了。

　　这是两本薄薄的书，上、下册，书名叫法国革命小说《九十三年》。作者为嚣俄（即雨果），译者为东亚病夫。竖排，仅有圈点。版权页上印有：中华民国二年十月发行，印刷所和发行所均为有正书局。定价为大洋六角。正文第一页右中有一圆形蓝色的印章：上面有一排英文LIPUSHIEN，中有一条线，下面有“李卜贤”三字。

　　李卜贤是我父亲。他名为李尧枚，号卜贤。这本书印证了当年我父亲和三爸李尧林（笔名李林）、四爸（笔名巴金）阅读新书报的事实。四爸的文章中早有描述：

　　我常常说我是五四的产儿。五四运动像一声春雷把我从睡梦中惊醒了。我睁开了眼睛，开始看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五四运动发生的时候，报纸上如火如荼的记载，甚至在我们的表面上平静的家庭生活里敲起了警钟。大哥的被忘记了的青春也给唤醒了。我那时不过十四岁半，我也跟着大哥、三哥一起贪婪地读着本地报纸上关于学生运动的北京通讯，以及后来上海的“六三”运动的记载。本地报纸上后来还转载了《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文章。这些文章使我们的心非常激动。我们觉得它们常常在说我们想说而又不会说的话。

　　当年，三爸、四爸是学生的时候，我父亲已在工作。四爸的文章还说：

　　大哥设法买全了《新青年》的前五卷。后来他甚至预先存了一两百块钱在华阳书报流通处，每天都要去那里取一些新到的书报回来（大哥工作的地点离那个书铺极近）。当时在成都新的书报很受欢迎，常常供不应求。

　　我分析，这部法国革命小说《九十三年》，是当年我父亲所购买的新书之一。三爸和四爸在1923年离开成都去南京求学。四爸以后去法国留学，并在法国写出他的第一部小说《灭亡》。四爸归国后，我父亲曾在1929年去上海看望他，相聚一个多月。当时，三爸毕业于燕京大学，在天津南开中学教书。由于没有解决路费，他们失去了三兄弟团聚的机会。1931年，我父亲逝世，给三爸、四爸带来极大的痛苦。四爸在离开家乡十八年后，于1941年和1942年两次回成都，都住在我们的小家。1942年那次住得较长，雨果的法国革命小说《九十三年》，是他“四二年回成都带走的”。这显然是四爸珍惜他和父亲的感情，以此留做纪念的。

　　在书的首页左下有一个大一些的椭圆形蓝色印章：上面有三排字，第一排是“上海”，第二排是“尧林图书馆”，第三排是“藏书”。在第一页前的译者《评语》上，有四爸用毛笔写的：“李卜贤先生捐赠”。

　　我三爸李尧林，用作家李健吾的话来说，是一位“君子人”。我父亲逝世后，他毅然担负起全家十一人的生活费用。为此，他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甚至没有结婚。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不愿在天津教书，应四爸之邀到上海，靠翻译书的稿费生活。抗日战争胜利了，他却因病离开人世，年仅四十二岁。四爸先后写过两篇怀念他的文章，称赞他像“一根火柴，给一些人带来光与热，自己却卑微地毁去”。为纪念三爸，四爸准备成立一个“尧林图书馆”，并在许多书上盖了“尧林图书馆”的章。法国革命小说《九十三年》便是其中之一。以后由于多种原因，尧林图书馆没有建成。

　　《九十三年》书影

　　《九十三年》内页上巴金写有“李卜贤赠”和尧林图书馆章

　　《九十三年》内页上加盖有李尧枚、巴金和李致的章

　　这部书，不仅印证了当年他们读新书追求新思想，同时反映了他们三兄弟的友情。当我看见它上面盖的章和所写的字时，心里流淌着一种激情。

　　我在书上加盖了“李致”二字的印章，体现四爸说的“让你保存更好些”的用心。

　　这部书在我这里保存了二十八年。因多次搬家，曾一度找不到下册。2003年夏天，我女儿找到下册，令我十分高兴。我今年七十有五，难免丢三落四。为保护好这件“文物”，我已把它交给儿子，请他代我复制和保管。

　　为此，我写了这些文字，以作纪念。

　　2004年10月11日 李致文存：我与巴金（第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