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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中的李致——答黄光新问

　　◎ 魏明伦

　　问：值省委、省政府提出振兴川剧二十周年之际，四川文艺出版社将出版李致同志的《我与川剧》。对此你有何评价？

　　答：文如其人，书名很平实。我虽未窥书稿全豹，但了解好人李致对振兴川剧所做的一系列好事。如果我早知道出书消息，我会着力写出比较精致的文章，描述“我与李致”。无奈我目前忙着赴岳麓书院讲学，回川写稿就赶不上出书时间。只好先作一番口头表述，请你整理转述。

　　问：你是否能从省振兴川剧领导小组负责人之一这个角度，谈谈对李致同志的看法。

　　答：他有长者之风，我称他为“老大哥”。对于振兴川剧，他堪称名副其实的好领导，也是我们川剧人的好朋友，更是一位好读者、好观众。作为领导，最难得的一条，就是有胆有识，敢于旗帜鲜明地支持和培育跨越雷池的探索与创新。李致老大哥在这一点上表现很突出，尤其对我而言，有深刻的切身感受。早在1983年，他出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不久，就热心支持川剧《巴山秀才》。那次，他是陪同阳翰笙、陈白尘等几位贵宾去宜宾看《草莽英雄》，原计划看了戏就回成都。自贡这时正演《巴山秀才》，派人到宜宾请阳翰老一行看戏。李致改变计划，促成阳翰老一行到自贡观看《巴山秀才》。从此，他与“秀才”结缘，现在仍称我为“秀才”，称我妻子为“秀才娘子”。他对此剧的台词背得很熟，常常在讲话中引用，可见他与此剧感情之深。《巴山秀才》从自贡一直演到北京、上海、南京，李致老大哥关怀备至，犹如一位尽职尽责的“助产士”，为这出戏的“顺产”做了大量耐心细致的工作。如果说，李致支持《巴山秀才》是无可非议，他支持《潘金莲》就是招惹非议，敢冒风险了！

　　问：对这桩“公案”我十分清楚，所以完全理解你的这种切身感受。1985年10月1日，戏称为“荒诞川剧”的《潘金莲》在自贡市首届艺术节上首次亮相，立即引起强烈反响。在受到广大观众和多数同行高度评价的同时，也受到一些尖锐抨击，顿时成了一个争议激烈的剧目。

　　答：有探索，就会有争议，不足为怪。但上世纪80年代中期，“左”的阴影未除，有的当权者习惯宁“左”勿右，对有争议的作品避而远之，不愿卷入是非，承担风险。在当时的复杂背景中，以李致为代表的省振兴川剧领导小组多数成员，对探索性剧目《潘金莲》表现出可贵的宽容与扶持，于12月中旬，以省振兴川剧领导小组和省文化厅的名义，把《潘金莲》调到成都公演十二场。可是，一位权威人士竟粗暴地指责，刻薄地讽刺：“调《潘金莲》到成都演出，这个做法本身就是荒诞的！”

　　问：确有此事。李致同志当时面对指责与讽刺，他没有退缩，发表过一篇《要鼓励探索》。他在文章中说：“对《潘金莲》的争论比较大，但省振兴川剧领导小组和省文化厅把它调到成都演出，其目的：一是支持自贡市川剧团的探索与试验精神；二是活跃川剧舞台。……有同志不赞成，还说‘调《潘金莲》到成都演出，这种做法本身就是荒诞的！’有这么严重么？可能是开玩笑的。要允许人家探索和试验嘛！”

　　答：更有甚者，1987年初，有人借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之机，以《潘金莲》为“突破口”，想把我当作“自由化”的代表人物一棍子打死。恰好香港影视剧艺社在新华社香港分社的支持下，移植演出《潘金莲》，邀请我赴港观看首演。此事被人暗中干扰，以至过了首演日期还没有办好护照等手续。在省委和宣传部许川、李致的关怀下，终于成行，赶上了第二轮演出。有人对此心怀不满，背后以极左的口吻发泄：“许川、李致一贯右倾！”现在看来，许川、李致一贯开明！

　　问：事过十几年，现在已经证明许川、李致对《潘金莲》的宽容与支持是正确的。这个戏的重大影响已经超越戏曲领域，进入文学层次与文史范畴。近几年出版的供大、中、小学生使用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教程》《中华当代文学新编》《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新时期文学作品选读》《中国当代文学史参考资料》等史料中，尽管戏剧作品选得很少，但是，哪怕只选一个戏曲剧本，必定是《潘金莲》。此剧生命力很长，已被海内外文学史家列为新时期探索的代表作之一，载进当代中国文学史。应该说，这也是振兴川剧的一个特殊成果。

　　答：李致另有一个特征：出身文学世家，受巴老影响，重视剧本，注重文学性。所以在我的剧作中，李致老大哥偏爱文学性很强的《夕照祁山》。恰恰这又是一出有所争议的剧本。他告诉我，初读《夕照祁山》夜不能寐，与老伴披衣传阅，吟诵起来，唤起他们年轻时候阅读曹禺诗剧的那种感觉。当然，这是偏爱而过誉了。不过，他虽然偏爱我，却并不偏废其他剧作者。许多作者都是他的好友。俗话说：众手浇花，李致是“手浇众花”。

　　问：对，我也有同感。1990年，我同李远强合作的《好一朵芙蓉花》，请李致写“序”。当时，他正在省医院住院，病中看稿，一丝不苟，热情扶持。

　　答：这同他长期从事编辑出版工作有关，养成了对作者认真负责的良好习惯。他还有一个藏书的爱好。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什么都不要，就是要书！他要书要到了“索取”的程度！贪财者索贿，爱书者索书！人各有志，禀性难移。我出版有二十几种不同版本的著作，被李致老大哥“索”去了十八种。最近，我出了两本新书：《魏明伦短文》和《图说名家格言·魏明伦卷》，他打了几次电话索取，又迫不及待，亲自爬上我家三楼，气喘吁吁，伸手要书。他爱书，我爱他！宝剑赠壮士，红粉赠佳人。酒对知己饮，诗向会人吟。我与李致老大哥是君子之交，平时淡如水，读书兴趣则浓如酒。我俩之间，不套用伯乐与千里马的比喻，更像高山流水抚琴与听琴的关系。

　　问：说到这里，我联想起“文革”前川剧的好老板李宗林！答：啊，成都市市长李宗林！那是川剧界有口皆碑的好领导。

　　问：如果把李宗林与李致同志作一比较，你认为“二李”是否相似？

　　答：我认为“二李”有同有异。同在都是川剧的好园丁，异在分别处于反差很大的历史阶段。上世纪50年代是川剧的黄金时代，李宗林市长是锦上添花；80年代中期以后则是川剧的困难时期，非黄金时代，李致老大哥是雪中送炭，他受命于“危难”之际，难得他痴迷川剧，锲而不舍。二十年来，特别是他主管“振兴”工作的那一段时期，川剧所取得一些来之不易的成果，都程度不同地凝聚着他的心血。相对而言，锦上添花更易，雪中送炭太难。李宗林得天时、地利、人和三大条件，一帆风顺，捷报频传。此公的业绩显而易见，引人注目。但李致在逆境中烧冷灶，是川剧艺术的患难知己。他的业绩虽不及李宗林市长那样辉煌夺目，但他的苦衷却远远超过了李宗林。我们习惯于缅怀黄金时代的“富贵同人”，而忽视冷落时期的“送炭朋友”！

　　问：我记得，你在《中国公主杜兰朵》的阐述中写过一句话。大意是：距离太近的好人，我们视而不见。

　　答：是啊，最可贵的知音，往往就在身旁！

　　2002年4月30日 李致文存：我与川剧（第四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