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李致文存：我与川剧（第四卷）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振兴川剧走“头旗”

　　◎ 陈国福

　　要说20世纪中国戏曲大事记，1982年7月中共四川省委、四川省政府提出“振兴川剧”当列其间。结束了“十年浩劫”对人类文明的禁锢和摧残，传统戏曲迎来第二次解放，“振兴川剧”在全国激起强烈反响。省委、省政府为此组建了振兴川剧领导小组，由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李致“全权负责”日常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我调到办公室工作。因为中学时在语文课本上读过巴金散文，听说李致是巴老侄子，心中升起一种亲近和敬佩之情。我与李致相处了很长一段时间，作为一个富有个性的文化领导人，李致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李致原是一位作家，在职时忙于政务，很少动笔，退休后接连出版了四本散文集，谬蒙相赠，颇有感触，兹以前两册书名为由，作一番“往事”“回顾”。

　　也许是遗传基因使然，李致与巴老一样，说话似嫌木讷，却每见妙谛，蕴含着一种内在的幽默感。不论会议讲话，或是与人交谈，习惯于缀以川剧词句，东驰西鹜，起兴作比，争得阐释和表达的自由，三言两语，极饶机趣。座谈会上，引用周企何《投庄遇美》词，提倡“长话短叙”；颁奖会上，引用晓艇《逼侄赴科》词，鼓励落榜者“去了还要来”。举办“周企何生平艺术纪念展”，我提供了王震、柳倩、俞振飞等的书法作品。俞老为我撰写的《周企何舞台艺术》一书题词：“周君企何，久享盛誉。幽默含蓄，老少皆宜。识者国福，载诸文字。炳耀剧坛，流香后世。”俞老巧取周企何演出《瞎子算命》中的一句道白“识者分文不取”，借用《水浒传》后部以“行者”冠武松姓名，化出“识者国福”句。我前往参观预展，李致早已亲临展厅。见我到来，亲切招呼：“‘识者’来啦！谢谢国福支持，这几幅字很好。还未正式展出，便来了这么多人。岂止国福，都是识者。”李致别有所观、所悟，让人品出言外之意，味外之旨，大家莞尔而笑，佩服“李部长”的睿智与诙谐。

　　李致钟情川剧，曾自我剖白：“我这个人很怪，上中学时不会背书，甚至被老师打过手板心。但看戏，无论是话剧还是川剧，只要多看几遍，就可以大段大段地背出来。”1991年，原国务委员、国防部部长张爱萍将军偕夫人李又兰回到成都，与川剧界人士欢聚一堂，李致与陈书舫即席演出《花田写扇》凑兴，担任剧中那位当场挥毫卖字画的落魄书生边吉，很快进入角色，台词对答如流，富有舞台韵律，一招一式，“黄”中溢趣。面对眼前这位体态矮胖、酷肖周企何的老领导，陈书舫禁不住笑出声来，失神“走戏”，李致却全力对付春莺丫头的嬉闹与调侃，喜剧效果特别强烈。联系到李致平素说话常常引用川剧词句，我深切地感悟到：他是在川剧唤起自己的生命情致后，全身心地把自己融入工作对象，按照“抢救、继承、改革、发展”的方针去工作，工作中时刻牢记巴金老人的谆谆家训：“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而不在于索取。”这样，他便把领导工作本身作为个人的精神存在与活动方式。李致常常借用一句川剧行话，把自己的工作比作“跑龙套”，为“振兴川剧”，“出人、出戏”鸣锣开道。这个剧词用得十分生动准确，李致就是“四卒千军”中走在最前面的“头旗”。

　　光阴荏苒，时至今日，忘不了李致深入实际、善于兼听的工作作风。在前两届“振兴川剧会演”的筹备阶段，李致与原省委常委黄启璪、原四川省文化厅副厅长郝超亲自带队，到各地、市、州、县审看剧目，特别聘请各方面的专家，组成审看小组，踏遍巴山蜀水。一路上栉风沐雨，鞍马劳顿，自不待言。值得追忆的，是他们带头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特别是邓小平同志“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重要指示，不仅在审看小组里，同时在全省范围内，开创出一个宽松祥和的政治环境和艺术氛围，极大地调动了作家、艺术家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每次看完演出，照例集中全组人员，评论该剧的成功及其不足，提倡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要求客观公正，臧否分明，坚决摒弃一切非艺术因素，然后安排次日的发言内容和发言次序。会议常常开至深夜，甚至延到凌晨。座谈会上，充分进行艺术交流，相互切磋，十分投契。李致最后作小结，但不是结论，更非“长官意志”。对于个别尚有争议的剧目，则采取特别谨慎的态度。原新都县川剧团（今成都芙蓉花川剧团）重新整理演出的优美神话传统戏《芙蓉花仙》，自1980年3月8日首演，已逾三百场，观众上座率高达百分之九十七点三，剧中大胆借鉴敦煌壁画里的“飞天”造型，花仙们袒胸露臂，赤脚腆肚。大约因为改革的步子迈大了一点，1982年1月，一家大报发表了带有批评性的署名文章。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反映出不同的艺术见解，本属审美活动中的正常现象。但在80年代初期，对于经历“浩劫”，心存余悸的文化人来说，恰似杯弓蛇影，谈虎色变，误以为要被打成“大毒草”，要挨“棍子”，抓“辫子”，戴“帽子”，在社会上激起轩然大波。李致听到有关情况介绍，亲躬剧场，调查研究，“花仙”们喜迎剧中陈秋林那样的“护花人”。李致首先给予充分肯定，同时提出自己的意见，并组织各方面的专家前往具体指导。经过再度加工提高，1983年5月，参加四川省第一届振兴川剧会演，荣获剧本整理奖和优秀演出奖。

　　1992年2月，成都市川剧院一、二联合团新排神话故事剧《九美狐仙》赴香港演出前夕，李致特别召开“挑漏眼儿”座谈会。这个戏自首演以来，一直是上座不衰，欲罢不能。四个演员共同承担女主角，联袂献艺，各尽其长，集中川剧传统表演绝技，在艺术表现上京川“两门抢”，精彩迭陈，美不胜收，虽有强烈的视听效果，但也明显地存在着某些裂痕。李致首先阐明会议主旨，正面意见可以说，但主要是批评意见，找出毛病，力求完美。当一个新戏初战告捷，再来一番反向思维，香茗一杯，会场气氛活跃融洽，使编导人员深受启迪，果然“更上一层楼”。李致在振兴川剧的领导工作中，十分注意川剧评论工作。他曾在唐思敏《川剧艺术管窥》序言中强调指出：“川剧评论家是振兴川剧的一支不可缺少的队伍。十年来，他们对振兴川剧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我为有这些朋友感到荣幸。”李致一贯主张川剧理论要联系帮助川剧舞台，希望川剧评论家满腔热情地帮助川剧界拿出“迷人”的戏来，促进川剧界真正振奋精神。1993年，我与黄光新、李远强、唐思敏相继出版了回顾振兴川剧十年的评论集，李致就像品尝一桌丰盛的“川剧套餐”，不胜欣喜，曾在不同场合多次表示祝贺，表示感谢，表示关心，表示支持，给予川剧评论家莫大的慰藉和鼓舞。在省委宣传部召开的一次会上，李致当众推荐我，说：“今后川剧晋京演出，不论哪个院团，建议你们聘请国福同志，请他帮忙联络、宣传，代登广告。他在北京搞熟了，比你们去临时问路强多了。”最初，李致亲自出马，还有著名川剧艺术家席明真，联络首都各界人士，我也因此公关，以文广交，与北京戏曲界、新闻界建立起长期的合作关系，为宣传评论川剧在首都报刊争得一席之地。根据振兴川剧领导小组安排，我负责记录整理著名川剧丑角表演艺术家周企何舞台艺术。李致原在出版部门工作，为此亲自出面，与四川人民出版社落实选题，并批示拨出专项资金，周老与我都很感激“李部长”。1989年10月，《周企何舞台艺术》一书由国务院原副总理王震题笺，正式出版发行。欣逢四川省振兴川剧领导小组在成都召开有全省各市、地宣传文化部门负责人出席的扩大会议，李致看到样书，十分高兴，赞许有加，当即在会议上广为散发。1987年10月，张爱萍同志又一次返回四川，在金牛宾馆小礼堂，与川剧界人士亲切见面。张将军曾为我撰写了《天府之花》与《川剧揽胜》两书题词和题笺，我向李致提出，向将军赠书；李致当即安排，并特别介绍。顿时，众多记者对准我摄像，照相机向我聚焦，记下一个川剧学者人生历程中难忘的一瞬间。

　　当历史的车轮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涌入大量的西方文化和港台文化，特别是在与强大的影视艺术的竞争之中，传统戏曲一度跌入低谷，似乎濒临绝境。有一段时间，川剧界传闻甚多，不少人纷纷质疑：川剧还能“振兴”吗？川剧是否“振朽儿”了？

　　面对诸如此类的新现象、新问题，李致正视困难，知难而不畏难，通过多种途径，与各界人士会商，寻求切实可行的应变措施，诸如“出人、出戏、走正路”后来衍化为“出人、出戏、赢得双效益”，“振兴川剧会演”后来调整为“振兴川剧调演”，明确指出“若要人迷戏，除非戏迷人”……一切遵循舞台艺术以观众为主体的美学原则，其中孕育着今天倡扬的“精品意识”或“拳头产品”。李致一再强调：振兴川剧不能“走过场”，不能“模式化”；魏明伦写戏讲究“一戏一招”，我们也要拿出新的招数来。经过反复论证，李致科学地总结出：振兴川剧，成绩显著，大有希望；困难重重，举步维艰。并撰而为文：《坚持不懈地振兴川剧》。后来以宣传部名义，报经省委、省政府批示，作为正式文件下达。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李致善于预测振兴川剧的曲折发展过程及其光明前景。在他的脑海中充满了哲理的思辨，他把主观和客观的联系视作一个无尽的链条，如果只看到其中的一点而忽视另一点，势必带来主观、片面和盲动。对主观或客观的任何一种超越，都将是错误的，既不应超越主观力量，也决不能超越客观条件。因之，对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及其统一关系的科学认识，便成为李致领导艺术的历史闪光点，他让我们看到振兴川剧的曲折性和复杂性，充分估计到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从而做好长期性和坚忍性的思想准备。1992年5月，在成都举行第六届振兴川剧调演。十年来，由于坚持不懈地振兴川剧，确实把振兴川剧推上了一个新台阶。我撰写了一篇带有总结性的理论文章《俗则兴，变则通，秀则美》，《中国戏剧》同年7月号及时刊发，充分肯定并向全国戏剧界介绍川剧十年振兴的可喜成果及成功经验。 李致文存：我与川剧（第四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