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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见贵族精神——读李致《李致文存：我的人生》有感

　　田海燕

　　四川有道传统名菜叫开水白菜，常在国宴菜单中榜上有名，令外宾赞不绝口。这道菜汤色如同白开水清澈见底，几棵嫩绿的白菜心飘逸其中，不见一星油珠、亦不见其它作料杂物，一清二白，素雅到极致。然而，吃在嘴里却鲜香异常，浓醇得久久在味蕾上缭绕。所谓的“开水”一点也不白，而是将老母鸡、老母鸭、云南宣威火腿上的蹄子、排骨、干贝等鲜货熬至少4小时之上，经过复杂的烹饪制作而成。看李致老的《李致文存：我的人生》，就如同品尝开水白菜，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滥情的粉饰，没有堆砌的成语，没有大量的引经据典，文字简洁，行文质朴，叙述严谨，而内涵就像开水白菜中的“开水”丰富深厚，让人受益无穷。

　　《李致文存：我的人生》一套三本，《四爸巴金》《铭记在心》《昔日足迹》，从书名可看出，一本是专写巴老的，一本是写生命中值得怀念和铭记的人与事，如上至耀邦同志、小平同志等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下至最普通的平民百姓如出版社临时工小白、姨妈保姆等，一本是写自己、家人家事的。其实，并非分得这样清楚，三本书的内容多有穿插与重复，正如李致老所说：“我没有按时间顺序写，作品独立成篇：好处是写作起来比较灵活，缺点是某些内容难免重复。”也正如腰封所说，这是李致老的“个人化的历史记录”，然而，这样的个人化，在我读来却是折射出中国几十年的阴晴圆缺与沧桑，特别是李氏家族的家族史可以说是中国近几十年来风云变迁的缩影，而以巴老为代表的成都李家几代人的信仰、追求、抗争、寻觅、坚守，则让我看到了宽厚的爱心、悲悯的情怀、独立的精神、担当的勇气、人性的良知，平等的意识，实际上就是一种久违了的贵族精神！

　　为什么说是久违了呢？因为在中国，秦以前有贵族，秦始皇在统一六国的战争中，却把这些国家的贵族不是杀了就是迁徙或流放。虽然秦始皇本身也是贵族，但他更爱专制，取消了贵族的特权，让他们与平民一样，都是皇帝的奴仆，所以秦朝的专制制度使得贵族这一阶层消亡了，而贵族精神也随之渐渐在中国大地上难见其踪影。何谓贵族精神？虽然有多种版本，但不外乎与这样的定语有关：“高贵的”“高尚的”“伟大的”“崇高的”“卓越的”“辉煌的”；与这样的词有关：教养、尊严、真诚、担当、低调、自由、自省、自制。就像贵族不一定富有，富有之人不一定是贵族一样，贵族精神不是贵族所特有，它与金钱多少、财富厚薄无关。

　　《永恒的手足情》《带来光和热的人》《终于理解父亲》《一部旧书一片兄弟情》《唱片〈小宝贝〉》《不做盗名欺世的骗子》等几篇文章，给读者勾勒出一幅李氏三兄弟的命运图景和与之相辉映的贵族精神——

　　巴金的大哥李尧枚，也是李致老的父亲，生得眉清目秀，品行高洁。不但在学校功课第一，还练就一身好剑术；追求新思潮，喜读“五四”以来新书报，帮助三弟李尧林和四弟巴金到南京读书，并支持巴金留学法国；乐于助人，为亲朋操办红白喜事，调解矛盾，“甚至给双方作揖，说是他的不是”；君子行为，“帮亲友做生意，赢了归亲友，亏了他赔钱”……这样一个大大的好人，在大家庭分家、田产收入减少、所开书店亏本关门、银行倒闭而致放在银行里的“养命的根源已经化成水”后，既愧对家人又无法优雅地活下去，为了自尊而赴死——这就是贵族精神里的尊严，看得比生命更重要。

　　李致老的三爸李尧林自1923年离开成都去南京读书后，就再也没有回过家乡。大哥死后，在南开中学做英文教员的他，取消了自己的人生计划，省吃俭用，自制克已，承担起了成都老家九口人的生活费用，“三爸的汇款，每月按时从天津寄来”，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天津和四川的联系中断。他不愿意做亡国奴，从天津到上海的租界，靠翻译外国文学为生。最后几年，他书买不起了，旧乐片（唱片）买不起了，音乐会也听不成了，门也不出了，房间里“四处堆满各式各样的西洋书”，而他“陶醉于灵魂的独往独来的天地”（李健吾《挽三哥》）。孤洁的他去世时已四十多岁，仍未婚——这就是贵族精神里的担当与奉献。如巴金说的那样，他的三哥像“一根火柴，给一些人带来光与热，自己却卑微地毁去”。后来，接过养家接力棒的是巴金。再后来，李致老的大姐工作后也承担起部分责任。担当与奉献，是李家的好传统。

　　在《永恒的手足情》一文中，巴金很怀念他的两个兄长，他和李致谈起此事时，常常动容，有一次失声痛哭：“我的两个哥哥对我都很好，对我的帮助很大。他们两人都是因为没有钱死掉的。后来我有钱，也没有用……所以我也不想过好日子。”可见他们情之深厚爱之浓烈。

　　李氏三亲兄弟中的大哥和三哥的生命过早地凋谢，只有四弟巴金不但活得长寿——101岁的世纪老人，还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是我国杰出的文学大师和文坛巨匠。然而，光芒万丈的巴老，生前表现出的低调，恕我孤陋寡闻，真难在中国再找出第二人。

　　在《不做盗名欺世的骗子》一文中，最能看出巴金身上所体现出的贵族精神——低调、平等及奉献。

　　巴金的故居在成都正通顺街，许多人包括官方，都主张恢复巴金故居，而且提了不止一次，但每次都被巴金婉拒。他不想让国家为此花钱，说“我必须用最后的言行证明我不是盗名欺世的骗子”。

　　不但如此，他不愿意做“名人”，还反对用他的名字建基金会、设文学奖，他说他的写作是因为他对祖国和人民有无限的爱，“我用作品来表达我的感情”，而不是为了沽名钓誉。他在乎的是奉献而非索取。

　　《找回名字》，让我们看到了这种贵族精神的延续与传承。李致老从少年起就参加地下党，可谓老革命老资格，可他骨子里的贵族精神——低调、平等意识，并没有随着职务的升迁而减弱。特别是到了政府部门，官称代替了名字，他极不习惯，往往反应不过来是在叫他。他喜欢别人叫他的名字，但这很为难部下，直呼其名确实让人无法开口，他就让叫李致同志。“李致同志”，多质朴的称谓，没有高超的品行，没有贵族精神的定力，怎么会有这样的低调与平常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在这样的称呼里尽现平等与尊重、随和与亲切。

　　《讲真话的作家》《永远不能忘记的四句话》，让我们感受到自省和真诚的贵族精神，感受到强大的内心、高贵的灵魂和非凡的人格魅力。说真话，是巴金一贯倡导的。早在1942年，李致老才13岁时，四爸巴金就对他写下了四句话，其中一句就是“说话要说真话”。李致老一直当成他人生的座右铭，并在历次的厄运中坚守。

　　巴金对自己曾被迫讲过一些违心的话，感到由衷地痛彻——“欠下了还不清的债”，这样自省自责的贵族精神，让我们看到他有颗圣洁的心，令人肃然起敬。李致老也自我检验，“讲真话，我基本上这样做了”。在现实面前，做到百分百地讲真话确实很难，但更难的是敢于自省自律，不断地自我剖析。

　　著名报人储安平在其《英国采风录》中记述了他对英国贵族和贵族社会的观察：“英国人以为一个真正的贵族绅士是一个真正高贵的人，正直、不偏私、不畏难、甚至能为了他人而牺牲自己，他不仅仅是一个有荣誉的、而且是一个有良知的人。”

　　良知，就是讲真话。讲真话就是贵族精神的内核！

　　读罢《李致文存：我的人生》合上书的那一刻，阳光从窗棂照射进来，打在封面上泛起一阵金光。这样的光芒滋润心田，也将享用一生。 李致文存：我的人生（第二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