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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种记忆叫刻骨铭心——读李致《牛棚散记》

　　余启瑜

　　1969年我开始抄录、背诵但丁的《神曲》，因为我怀疑“牛棚”就是“地狱”。这是我摆脱奴隶哲学的开端。没有向导，一个人在摸索，我咬紧牙关忍受一切折磨，不再是为了赎罪，却是想弄清是非。我一步一步艰难地走着，不怕三头怪兽，不怕黑色魔鬼，不怕蛇发女怪，不怕赤热沙地……我经受了几年的考验，拾回来“丢开”了的“希望”，终于走出了“牛棚”。

　　巴金《随想录》

　　2007年春，我第一次得到李致题字送我的新书《终於盼到这一天》。该书所记录他在“文革”期间被监管经历的“牛棚散记”，就收录其中。其实，书中还有《我所知道的胡耀邦》和《小萍的笑容》两篇文章，虽然没有纳入“牛棚散记”标题內，但同样与“牛棚”生活有关。2015年，由四川省散学会选遍出版的名家自选集，李致又在他的《李致文存：我的人生》中，再次将这组文章完整地选编入书。事隔八年，重读“牛棚散记”，仍然感到“文革”往事不堪回首，历史悲剧发人深省！李致作品一向以注重事实，文词简练为特点，“牛棚散记”也是最具代表性的一组文章。

　　李致从事写作几十年，著作丰厚，“牛棚散记”以及《我所知道的胡耀邦》和《小萍的笑容》在他的作品中不过是九牛一毛，但是，这十来篇文章在作者心目中的感受却是非同一般。他不仅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记叙了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而且在身心倍受煎熬和极其单调的日常生活细节中，以不同的內容和角度，像剥茧抽丝一样，为读者再现了那个荒唐年月里的荒唐事件，集中地体现了作者在巨大的政治风浪中对真理的渴求、对正义的呐喊、以及对信仰的坚守之后，终于迎来春回大地、阳光普照的心理历程，《终於盼到这一天》和《李致文存：我的人生》就是李致在“文革”中的心灵实录，是他重获新生之后面向苍天喷涌而出的一种释放，是面对亲人，从內心深处呼出的一声长叹！

　　但凡经历过那个荒诞岁月的人，都知道“牛棚”是集中看管、关押“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和一切“牛鬼蛇神”的专属居所。李致似乎还是算幸运的，因为他所进入的“牛棚”，就在他所属机关的南院，离家不过一箭之遥，而且，妻子、儿女尚在咫尺，甚至，年幼的儿子还可以定期给他送些东西过去。不过，但凡是进了“牛棚”，一切待遇就与家的距离无关了。

　　“运动来势很猛”的时候，很多“大人物”都是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被关进“牛棚”，瞬间沦为阶下囚。这个时期，“革命群众”纷纷忙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李致这个“小当权派就暂时被搁置下来”，这使他赢得了一个尚可冷静思考的空间。当他感到“风云突变”，“三天內，（单位牛棚里）人员不断增多”的时候，这个信号使他准确地判断出，自己被“关进去的可能性大”。有了这个结论，他不失时机地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妻子，希望妻子也要有同样的思想准备，并且，还向妻子慎重承诺：“你千万不要担心，我会承受住这个考验。第一，绝不会自杀，就是人家诬我自杀，你也不要相信；第二，不是我的问题，不管给我多大的压力或诱惑，决不承认；第三，更不会去诬陷别人，不卖友求荣。”这看似短短的76个字，普普通通的几句话，却句句擲地有声！其內容关乎亲情，关孚信仰、关孚尊严、关孚道徳！有了这样的精神准备，李致对于进入“牛棚”就可以说是心怀坦荡，有备无患了。

　　就在李致向妻子作了交代，并隐藏着内心的不安，与孩子一起压抑着开怀的笑、闹声，玩了一场告别式游戏之后，果然不出所料，第二天，即在开了针对他的批斗会后，就被送进了南院的“牛棚”了。

　　世间11个月，不过是弹指一挥间，但对于身陷“牛棚”监禁生活的李致来说，却是度日如年，不仅不许自由出入，关在一间屋里的“牛鬼”也不能交谈，以他的切身体会，那就是一种不折不扣的“精神折磨”。然而，此时，他除了接受眼前的现实而外，别无选择。

　　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时期，无论背负什么“罪名”而身陷囹圄的人，都会产生最基本的疑问：“文革”将会怎样进行下去？自己到底犯了什么错？“牛棚”会住多久？……诸多问题缠绕，却是说不清、道不明，剪不断、理还乱，头脑一片混沌，前景一片茫然，李致也不例外。好在他是有备而来，而且心里装着“妻子的安慰”：“不管最后是什么结论，我一辈子和你在一起”。轻轻的一句话，同样是一诺值千金！还有什么能比在一场规模空前的政治运动中，命运、前途未卜的情况下，与你不弃不离，生死相依可贵呢？可以说，妻子的理解和对子女、家庭事务的承担，不仅解除了李致的后顾之忧，给了他生活的力量，也成为他在“牛棚”安营扎寨最强大的精神支柱！

　　“文革”中，人道已丧矢、人权被剥夺、尊严受到公开的践踏，最典型的体现就是游街和批斗。无论罪状有多么可笑，一旦被“认定”，被批斗就在劫难逃。李致在《我大声高呼口号》一文中记叙了他在批斗会上的真实情景：“我坐的是‘喷气式’，头被按得很低。尽管我一直在想我爱人再三叮嘱的‘要正确对待革命群众’，心里仍然压不住满腔怒火。……我一生（包括在旧社会十九年）没有受过这种人身侮辱。更重要的是，我认为“造反派”这些做法并不附合毛主席的指示。……然而，他们呼的全是最‘革命’的口号。我实在控制不住自己，直起身子大声高呼：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口号，是在“文革”中被运用和发挥到极至的一种表达形式。在一场以绝对压倒优势针对一个人的集会上，口号会被主持者演绎得淋沥尽至，被斗者就是一个被任意践踏的对象。然而，出乎“胜利者”们的意外，李致竟然没有像其它被斗者一样，在批斗会上选择沉默和忍辱负重，反而是进行公然对抗！正是他的这一声高呼，使与会者无不惊愕万分，真是胆大妄为！这无疑激怒了“革命群众”！待众人反应过来，李致遭到的自然是加倍的拳打脚踢。但此时的他，竟是庆幸自己“未被打翻在地，”而且“丝毫不感到痛，只感到痛快。”甚至“高兴自己没有屈服。”而是用大声高呼革命口号以示对诬陷和暴力的不屈和抗议！李致的这一声高呼，让自己挺直了脊梁，呼出了士气！痛，并痛快着！

　　荒诞的年月，必有荒诞之事。李致笔下的“谁是母蚊子”应该是比较奇葩的一个。

　　他在文中说，造反派忙于“内战”的时候，南院“牛棚”的各色人等被放逐到西山农场劳动，这无疑使久被监管的“牛鬼”们大喜过望。但是，虽然“暂时丢掉了汇报、检查等各种烦恼”，然而，“郊区蚊子多，一到黄昏，听到蚊子的翁翁叫声就使人不寒而栗。二十几条壮汉集中在一间屋子，给蚊子提供了‘打牙祭’的最好时机。没有蚊烟，用扇子抵御，防不胜防”。于是，大家一起对蚊子进行声讨。李致发表了一通看法，他说：“其实，公蚊子并不咬人，只喝露水。母蚊子要产卵，需要营养，才吸人血。”殊不知，这番议论蚊子的话，竟然成为告密者的一枚子弹，导致一位自称是“老干部”的女“造反派”勃然大怒，她居然凶神恶煞地质问李致“谁是母蚊子”，一头雾水的李致恍然大悟，“忍不住在心里笑了”---原来“她把自己当作‘母蚊子’”了。此时，书本知识使局面锋回路转，李致回答：“这是知识问题。你如果不信，可以翻翻少儿出版社出的《十万个为什么？》”。然而，恼羞成怒的“母蚊子”并不善罢干休，竟强词夺理地要李致“老实交待，认真写份检查”，继而变本加历，待机报复。

　　一次“三秋”劳动前后，所有“牛鬼”都放假一天回家。这一天，对他来说太珍贵了！不仅可以看望妻子、儿女，还可了解母亲的情况，还有太多的话要说……，他激动地等待着那个幸福时刻的到来，丝毫没有感觉到，“母蚊子”对他变本加历的报复已悄然拉开了序幕。李致眼看着上自耀邦同志，下至各种‘阶级敌人’都放回去了，他从容地跟在队伍后面，而此时，“母蚊子”却恶意限令李致不准回家！李致无可奈何，只是忧心着，妻儿们看见“牛鬼”们全都回家了，唯独自己被留下，一定会担心自己而无辜地承受压力，因此，他难受极了。但是，在情绪极其低落的状态下，李致突然意识到，家是回不去了，可自己岂能“配合”“母蚊子”来折磨自己？于是，他调整好思路，想出对策。第二天用平静、从容的姿态洗衣服、在对着自家公用厨房的地方凉哂，他相信，到公用厨房去洗菜、做饭的妻子、女儿，一定能看到自己，一定会懂得，他没事！同时，也让在一旁偷窥的“母蚊子”看到，我好着呢！

　　那时，就像有一个魔鬼，把猜疑和敌意注射到了这位女“造反派”（包括那位告密者）的血液里，让她（他）的自私、怯弱、妒嫉、虚荣恶性膨胀，心理扭曲，而把人的善良、忠诚、无私、纯洁丧失殆尽，岂料，翻过这页历史，“母蚊子”事件却变成一则“文革”笑抦……

　　余秋雨先生曾说：“灾难，对常人来说也就是灾难而已，但对知识份子来说就不一样了。当灾难初临时，他们比一般人更紧张、更痛苦、更缺少应付的能耐……”，“文革”期间被关进“牛棚”

　　的知识份子多半就是如此。因此，他们在精神陷入极度空泛无助、人身行动失去自由的时候，就必然会为自己寻找一定的支撑来作为精神自救，读书，自然成为首选。但当时，被允许阅读、并用以改造思想、深挖根源的唯一参照读本就是《毛泽东选集》。李致在“牛棚”的十一个月里，给自己下了一味“猛药”---通读了《毛选》（一到四卷）四遍。力图从书中吸取力量，寻找希望，尽管他并不能从中预测“曙光”能在何时出现，还是觉得，“有希望总比绝望好！”后来，多亏他想到“以检查自己的文艺思想为理由，要求学习《鲁迅全集》”，这个要求居然得到“专政小组”的许可，从此，才结束了只读一种书的日子。埋头在鲁迅的书里，心中一直紧绷着的那根弦，总算是松驰了些许，一颗焦虑、疲惫的心也有了一个安放之地。他在《寻找精神支柱》这篇文章里，作了这样的叙述：“我‘天天读’鲁迅的书，真是莫大的幸福。我发自內心感谢‘专政小组’的人，并感到别有用心的人毕竟是个别的”。其实，在当时，就算你把《鲁迅全集》背得滚瓜烂熟，无论把自己的文艺思想批判得如何深刻，都是永远无法达到“专政小组”的要求和目的。灾难和阅读，只是净化了灾难者的灵魂。而值得一提的是，李致在这篇文章里，没有用笔墨去叙述那个把中华文明、经典巨著作为“四旧”而残酷摧毁的现状，却仅用一句：“我发自內心感谢‘专政小组’的人”准许他读鲁迅的著作，这不仅是对‘专政小组’给予了最温和的嘲讽，同时也折射出那个年代的真实背景。

　　“牛棚散记”中《小屋的灯光》我已读过多遍，感到这是李致“牛棚散记”中用情最深，也是给人印象极为深刻的一篇。在这篇文章里，一盏极为寻常的灯，被赋予了异乎寻常的、通报平安的使命，那是一盏心灯！只要阅读这篇文章，都会出于对“文革”的特殊记忆和贯性思维，而十分自然地想起“文革”中一首非常流行，且最具代表性的歌---“抬头望见北斗星”。可以说，这首歌在当时，几乎就是迷茫、苦困的代言词，被运用得极其广泛。身处“牛棚”的李致，应该是附合这种情怀的吧？可他却偏偏仰望的是他家小屋那盏灯！他怎么没有寻找北斗星呢？

　　随着时间的推移，阅读李致的作品逐渐增多，与他的交往越来越密切之后，便越发感到，李致行文一贯直抒胸意，文字真诚、朴实、从不故弄玄虚、不作秀、不煽情，倘若他要是把“小屋的灯光”写成了“仰望北斗”，那就纯粹是粉饰，是矫情了！而且，也决不是李致应有的风格！身陷“牛棚”之中，能够望见自家小屋的灯光，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幸运。因为“文革”中，随时都有无数家庭被割断亲情，失去信任、夫妻反目、儿女背叛的悲剧在上演。显然，北斗星离他实在是太遥远、太虚无飘渺了，他没有煽情的心绪，而能够在一盏灯所点燃的希望中，鼓足活下去的勇气，远比遥望北斗要管用得多！此时，一个深深相爱并相互信任、理解的妻子，一双可爱的儿女、一个远在故乡的年迈老母，就是他的全部，他的牵挂！而这一切都维系在小屋里的那盏灯上。灯亮着，说明妻儿安在，他心里就“得到某种安宁，感到一些温暖。”就怀着希望，充滿信心，小屋的灯光一旦熄灭，恐慌便接蹱而至，妻子没在家？她会去哪里？会出什么事？因此，心里“毛焦火辣，什么事也做不成”，不仅茶饭无味，还彻夜难眠。报纸，《毛选》、乃至《鲁迅全集》统统读不进去，甚至用《新华字典》来“打卦”，猜测家里出了什么事？这些描写，不仅是最为真实的记述，同时，也还原了“牛棚”生活最私密的真象。最终，略施小计与妻子取得联系，并约定：“……一回家，马上把小屋的灯打开，免得我担心。”此时，读者与作者一起松了一口气！

　　立秋后，天气转凉，“牛棚”搬到有暖气的北屋平房。这一来，身子到是暖和了，而心却凉了——北屋看不见小屋的灯光，那个悄无声息、唯一心领神会的沟通方式就此中断，新一轮的不安卷土重来。好在天无绝人之路，李致在洗澡间偶遇儿子，三句问话，少不更事的儿子三声回答，终于使他释然！

　　“小屋的灯光”，以一盏灯，投影了一个时代；以一盏灯，浓缩了一段亲情！

　　在李致的《终于盼到这一天》和〈我的人生〉中，除“牛棚散记”外，还有两篇文章是不可忽略的——《小萍的笑容》和《我所知道的胡耀邦》。这两篇文章并没有收入“牛棚散记”，却介乎于“牛棚”內外，从另一个则面和角度记叙和抒发了作者內心一种难以名状的情愫。

　　李致一向喜欢孩子，加之又是儿童工作者，所以和同楼的孩子相处得很好，也很得孩子们喜爱，尤其是同楼的小萍姐弟。但是，“文革”初期，大字报只许贴在机关大楼内，而揭发《李致有个大阴谋》的大字被贴进食堂，因此，在大院，李致常被几个稚童追逐着、像唱童谣似的合唱：“李致，有个，大阴谋！”这些孩子以前并不认识李致。毫无疑问，此时李致心中是五味杂陈的。然而，更让他没想到的是，在“六一”儿童节到来的时候，他竟与他的小邻居小萍不期而遇。如果没有“文革”的发生，他本可以抱起她来，祝她节日快乐，但是，此刻，他却痛心地感到，一个成年人和一个天真无邪的孩子之间那种亲近、随和、已然消失，取而代之的却是一道无形的屏障。就在李致不知所措的时候，小萍却极其自然和友好地给了他一个微笑，而且，这个笑容，跟过去没有任何区别。瞬间，李致分明感到一缕春风拂面，一米阳光穿胸而过，这久违的、纯真的笑容，不仅带给了他“无比的温暖”，而且让他感到“人间的良知和真情是无法摧毁的”！

　　以后，无论李致走到哪里，无论时间多么漫长，经历有多么痛苦，他却始终没有忘记小萍的笑容。在粉碎“四人帮”后，李致出差到北京时，曾特意去看望小萍一家，只可惜小萍姐弟出去玩了，没见着而万分遗憾。

　　“牛棚”生活11个月的苦难，以及一个温暖的瞬间，同样都是刻骨铭心，同样成为永不磨灭的记忆，前者为了不忘历史；后者，为了不忘感恩，那怕是对一个孩子！

　　能够和一代伟人胡耀邦进入“牛棚”、并同住一屋，不能不说是一种幸运。但是，处在那个残酷的年代，也未见得是好事。在政治、前途失去方向，生命、财产朝不保夕，在丧失人道、人权的政治高压之下，一切职务不仅显得微不足道，而且，职务越高，也必将成为“专政”的最大对象。朝夕相处中，稍有不慎，不仅沦为“同党”，甚至招来杀身之祸。每一天都有充滿血腥的悲剧在上演，在这场空前绝后的政治大舞台上，身陷“牛棚”的人又该以一个什么样的角色登场，的确是一个艰难的决择，也必然使一切有良知的人倍受煎熬。李致在《我所知道的胡耀邦》一文中，就是回顾和描述他与胡耀邦在“文革”前后，以及“牛棚”內外的一段复杂经历，那就是一种煎熬：李致一直崇敬从耀邦同志，但迫于压力，于是，在大批判高潮中，给耀邦同志贴了一张大字报，但最终，却为了这张大字报而悔恨不已！

　　煎熬就是折磨！煎熬没有皮肉之苦，却是心灵之痛！

　　李致进入“牛棚”之前，目睹“耀邦同志被从窗口揪出来，头被按得很低的。我不忍心看，匆忙走回家，坐在饭桌前，用手蒙住眼睛，眼泪一大串一大串地从指缝中流下来”。

　　可是后来，竟在“牛棚”与耀邦同志同居一室，朝夕相处。但是，当有人不滿耀邦同志早起处理痔疮影响睡眠，破口大骂时，却不敢说一句劝慰的话；同居一室，同为“牛鬼”，竟不敢借一张《北京日报》给耀邦同志看；被分配与耀邦同志单独在一个无法容纳两人一起劳动的空间，靠得那样近，也感到有亲切感，却仍然没勇气与耀邦同志有丝毫交流……

　　“四人帮”被粉碎后，耀邦同志在中宣部工作期间，李致已到四川人民出版任职。对于四川出版工作上遇到的困难，却仍然是曾经患难与共的耀邦同志给予了精明的拨点和支持。或许，正是耀邦同志博大的胸怀，更加深了李致对自己的反思和悔恨，因此，他在本文中勇敢地面对自己，清醒地回望过去，对自己进行了大胆、深刻的剖析，把自己真实地坦露在读者的面前，他说：“对耀邦同志胡乱上纲的大字报，既是我‘思想混乱’的表现，也是我人品污点的暴露。我没有顶住当时的压力，想借此划清界线，保自己。”读到此处，令人唏嘘不已，钦佩之情油然而生！“文革”中，写过大字报的人应该有亿万之众，在“文革”已成为历史的今天，居然有人能为仅仅写了一张大字报而忏悔，这是不多见的、也决不是虚伪的！

　　……不管时代曾经陷入怎样的荒唐狂乱，当人们一旦清醒就是向前跨了一大步！

　　“文革”距今已过去50年了。但是，在“牛棚散记”中重温这段历史，仍然感到心潮难平、百感交结……，冯骥才先生曾著文说：“20世纪历史将以最沉重的笔墨，记载人类的两大悲剧：法西斯暴行和文革浩劫。凡是这两大劫难的亲历者，都在努力忘却它，又无法忘却它。文学家与史学家有各自不同的记载方式：史学家偏重于灾难的史实，文学家偏重于受难者的心灵”。我想，李致的《终于盼到这一天》和《李致文存：我的人生》就是他的心灵实录！在此，我仍然愿意借用冯骥才先生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尾：

　　“无情的岁月表明，‘文革’已是一个历史概念。但灾难性的历史从来就有两个含义，即死去的历史和活着的历史。死去的历史徒具残骸而不能复生，活着的历史则贻害犹存。活着的历史属于现实，死去的历史才是一种永远的终结。但终结的方式不是遮掩，不是忘却，不是佯装不知，而是冷静的反省与清明的思辨。只有在灾难的句号化为一片良药时，我们才有权利说‘文革’已然终结了。”

　　谨以此文纪念“文革”50周年！

　　2016年6月20日17：10完稿于老叶子书屋 李致文存：我的人生（第二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