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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难风雨故人来——童心之李致

　　陈迎宪

　　有这样一位老人，他和我非亲非故，却常常会在年节之时，给我打来问候的电话；他那很标准的四川普通话，听起来，是那样的年轻快乐，让你绝对想不到对方是一位耄耋老人；更让你感受着的，是一位可敬的长者的关心呵护，温暖温馨，让你久久感动……

　　是的，这是李致老。说起来，李致应该离我很远，从地理上说，他在天府之地成都，我在首都北京；从年龄上说，他是八七高龄的耄耋老人，我呢，尚属年轻的五零后退休人员；再从地位说，他曾经是一个大省的宣传部长，而我，则仅是大机关里的小公务员……

　　或许，这就是缘分？

　　那是十多年前，四川省文化厅副厅长张在德同志知道我写了一本有关巴金的小书《泥土深情》，他对我说，你应该送给一个人，我说，谁呢？他说，是巴金的侄儿。噢，我说，好啊，就请他带去了一本。之后，我就把此事忘记了。而在大约一两个月之后吧，突然，我接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那时不像现在诈骗电话那么多，所以就接了。电话那边，一个很诚恳而年轻的声音在自报家门，并很真诚地感谢我写了这本小书，他读了，感到了其中对巴老的尊敬和爱戴……一时间，我很有点惶惑，因为，没有想过会有这样郑重的致谢，也因为，我已经知道他曾经是省委宣传部长，而我，对这类领导总是敬而远之……或许，他也感觉到了我的惶惑，因此，彼此很客气但也很真诚地互致感谢和问候，就放下了电话。之后，我曾经向四川的好友表述了我的感受，而没有想到的，她恰也是李老的忘年交，富有地下斗争经验的李老，其实早已经掌握了我的方方面面。也由此，我们的话聊开始多起来并逐渐深入，我告诉他，好些年前，我是流着眼泪读完了他的那篇《我淋着雨，流着泪，离开上海》的文章，并珍藏了那张报纸；我敢于很好奇很幼稚地问他：“你就是那海儿吗？……”

　　好像真的是有点缘分。那一年文化部在成都举办一个重要的文化活动，公干结束我就直接返京。上了飞机，我外侧坐着的是一位有绅士风度的中年男士，说他有绅士风度，是因为我几次起身都需要他也起身让开，而他则是非常谦和而主动，丝毫没有常常被感觉到的厌烦和粗鲁；而同时，我又感觉他十分的勤勉，总是俯身在面前的小桌板的电脑上，一直在处理着有关事务；而他电脑的桌面，让我产生了特别的好感，那是一张十分清纯而秀美的少女的黑白照片，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时代才会有的那种黑白照片……这照片唤起我特别美好而又有些苦涩的记忆……我又发现，他手边有着很多的报纸资料，而好像都是关于巴金的……现在想来，我好像是个“侦探”似的，但由此，我们开始了简单而友好的交谈，当他说到他是回国探亲的，我突然心里一动，莫非……原来，这次入川我本来很想借机去看望李老，但被告知，这一段时间，恰他的孩子从国外回来，家事很多，他比较累，以后再找机会吧……我斗胆一问，哈哈，果然，这是李老的公子！真是巧啊，未见李老先见李公子！

　　这一奇缘，让我对李老感觉更为亲近了。我试图努力的走近他，而我每走近一步，我就会有一种感动……

　　他哪里仅仅是一位文化官员？这是一位了不起的出版家！

　　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初，正处于“文革”十年造成的文化荒漠之时，全国各地“书荒”严重，书店门口经常有读者通宵排队买书，但各地方出版社却由于当时出版“地方化、群众化、通俗化”的政策限制，“这也不敢出，那也不敢出”。这常常让李致感到难过和内疚。为积累文化和解决书荒问题，时任四川人民出版社总编辑的李致老，正值壮年，他率领出版社，“立足本省，面向全国”，大量重印和编选名家名作，并且顶住压力，大胆编选了《周总理诗十七首》，还编选一些刚恢复名誉和尚未复名誉的名家之作，如《陈翔鹤选集》《茅盾近作》《霜叶红于2月花》《巴金近作》《曹禺戏剧集》、纪念彭德怀将军的《在彭总身边》和《最后的年月》等，在全国引起了广泛而良好的反响，《周总理诗十七首》，受到读者热烈欢迎，全国发行近百万册，率先突破了出版“地方化”的禁区。郭沫若、茅盾、巴金、丁玲等一批在“文革”中被打倒的老作家的近作的出版，形成了“近作丛书”和“现代作家选集”丛书。曾任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的刘杲称赞他们“为作家的平反胜过红头文件”。

　　这是怎样的一位出版家啊！1978年，曹禺剧作《王昭君》刚刚在《人民文学》上发表，李致就赶去组稿。尽管李致家里与曹禺家是世交，尽管李致很早就结识曹禺，但是并没有成为曹禺选择四川出版的原因。曹禺的著作，大多还是由在北京的出版社出版。但是李致的学识、积极、热情，感动了老先生。李致带了一大包书去拜访曹禺，向他展示四川出版的质量与实力。但曹禺没有因此表态同意把《王昭君》交给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智慧的李致迂回进军，他从小喜欢话剧，能大段大段地背诵曹禺剧作中的台词。这“让曹禺非常吃惊”！迅速拉近了他与李致之间的距离，叔侄俩在会心的笑声中初步敲定了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王昭君》剧本。但是，曹禺还有新的要求，他“希望在三个月内见书”。对此，李致没有贸然答应，回到住地，他通过电话局（当时没有程控电话）跟远在成都的社长崔之富通了长途电话，次日又马不停蹄地去曹禺家，立下军令状，“三个月见书，只提前不赶后”。而在当时，一般出书的周期通常都要一年的时间，三个月，几乎是天方夜谭！就是因此，感动了曹禺，1978年12月3日曹禺致信李致：“你真能追！居然把我追到上海，也不放！真是个了不起的出版家。”为了《王昭君》的出版，四川人民出版社派出了精良的编辑队伍。李致亲自参与内文设计，由陈世伍设计封面，徐恒瑜插图，令曹禺非常满意。出版社非常重视曹禺的意见，几乎是竭尽全力地满足。1979年曹禺给李致的信中写道：“《王昭君》新本收到，此书印得十分精致，见到的都一致说‘好’。这要感谢组织工作者、印刷师傅、校对、设计、插图艺术家，以及所有的工作者们。这样迅速印出来，足见你社工作效率高，团结、合作好。李致同志，你的话确是算数的。”之后，曹禺又在1980年给李致的一封信中写道：“感谢你的深情厚意‘有求必应’，使我想起童年在我父亲衙门里的后荒园中的神树，上面悬挂着很多小小的匾和红布，上面一律写着‘有求必应’字样。”而由此，曹禺表示，今后自己的剧本还是要先发表在《收获》，但出书，都要拿到四川出版，与四川人民出版社结成“生死恋”。而这样的信件，在四川新华印刷厂的工人中间引起了强烈反响，他们说，印了这么多年的书，只有曹禺一个大作家写信感谢我们。

　　而曹禺并不知道，此时，很久以来扣在李致头上的“崇拜胡风及其著作……受胡风反动文艺思想较深”的结论尚未撤销，而此时这么奔忙着的李致，或许根本没有想到自己的头上还有着这样一顶帽子！实际上，李致最崇拜是鲁迅和巴金。

　　正是有着这样的出版家，当年的“川版书”一纸风行，深深影响了一代人，著名诗人、学者、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冯至同志为此高度赞誉李致：“你是出版家，不是出版商，也不是出版官。”1986年4月，当四川人民出版社在北京举办书展的时候，冯至同志又兴致勃勃的为之题词：“为建设精神文明服务，人民感谢你们，我们的子孙后代也感谢你们。”

　　一位有胆识、敢担当的文化官员

　　然而，他确确实实是一位文化官员，今年87岁的李致，学生时期就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共青团四川省委《红领巾》、共青团中央《辅导员》杂志总编辑，四川省出版局副局长兼四川人民出版社总编辑，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省出版总社社长，省政协秘书长、四川省文联主席等职，在众多的职务当中，让人津津乐道最多的，除了前面提及的享誉全国“出版家”，就是兼任四川省振兴川剧领导小组副组长时的“李老板。”

　　在四川，老板有多种解释，其中之一是“旧时对著名戏曲演员或组织戏班的戏曲演员的尊称”。李致和以前同样关心支持川剧的李亚群（“文革”前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李宗林（原成都市市长），被戏称为川剧的“三个李老板”！川剧人喊得是那样亲切，那样熨帖，真正把领导当成了自己的亲人！

　　这是一位有胆识、敢担当的文化官员！在魏明伦眼里，李致是有长者之风的“老大哥”，更是他的恩兄，魏明伦认为，自己在改革开放后能够在偏远的自贡本土成才，离不开自贡、成都、北京的五位伯乐和园丁：他们是王德文、马识途、吴祖光、周巍峙，其中就有李致。李致继承巴金遗风，爱才惜才。多次抵制极左棍棒，支持和保护着魏明伦。他是川剧人的好朋友，更是一位好读者、好观众，“最难得的一条，就是有胆有识，敢干旗帜鲜明地支持和培育跨越雷池探索与创新。如果说李致支持《巴山秀才》无可非议，他支持《潘金莲》就是招惹非议，敢冒风险了。”而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著名剧作家徐棻身上。徐棻说，我第一次和李致同志近距离接触，正是我的一个戏被责令停演的时候。那是1987年，成都市川剧院联合团演出了徐棻与胡成德创作的新编川剧《大劈棺》，剧作家为这旧剧改编倾注了半世心血，但在剧名上就忽略了有“犯忌”之嫌。这个剧是解放初期被禁演的。因此，引起“禁演”风波。而就是李致，作为一任领导，并没有简单并严肃的按“政策”处理，而是以深入周全耐心细致并智慧的方式，最终，成就了一部堪称为“划时代”旧剧新编的川剧《田姐与庄周》。剧作在全国引起了广泛赞誉，连曹禺老都为之点赞，并获得了全国优秀剧本奖，文华新剧目奖。然而，让徐棻感动的还不仅仅于此。之后，李致在为徐棻《探索集》所写的序中，两次提到“徐棻和魏明伦”然而，两次的顺序却是不一样的，这很让徐棻和责任编辑奇怪。而李致却特意对此向徐芬解释说，你们二位都是四川最有影响的剧作家，在全国都很有名气，我在为你写序时故意提到他，是想表示我对你们两个都同样看重，也希望别人能这样对待你们两人。这有利于川剧事业……寥寥数语，表达了他对两位剧作家的高度评价，更表达出他对川剧艺术的精心呵护……由此，徐棻感慨，李致同志在省上，我在市上；他是领导，我是平民。一般来说，我们之间距离不小。然而在我的感觉中，他却是一个可以说知心话的好兄长，一个可以永远信赖的老朋友。

　　这是怎样的一位官员？——是为审戏看戏，不顾长途车程，冒雨赶路甚至因熄火推车的“川剧艺苑好园丁”；是表演艺术家左清飞眼中，这是一位不耻下问，“懂演员”的李部长。她清楚的记得，那时他们刚认识不久，一天，他突然问她“什么叫‘穿帮’？”这让她意识到，他这是要“踩深水”是要“干一行，懂一行”。而她不仅清楚的记得自己1984年顶住各种压力组建承包实验演出队李致部长给予的肯定和支持，更记住了他特别语重心长的嘱咐：“我担心你们逆境团结，以后顺境时还能不能团结？”她体会到李致“用自己热爱川剧的这颗心，极力去改变川剧不尽如人意的现状”。

　　说来奇怪，李致热爱川剧，却始终没有学会唱一句川剧。他曾经率团出访欧洲，一路上团员们热情教唱李部长，李部长认真学唱，当时唱的可好了，声情并茂，可第二天却一句也唱不出，如此周而复始，最后还是不会一句……这也成为川剧界的奇闻。但这位不会唱的川剧迷，确实对川剧有了不得的挚爱：

　　《迎贤店》是著名表演艺术家周企何的代表剧目，文革中被禁演。粉碎“四人帮”后，周企何首演《迎贤店》。戏毕，李致到后台祝贺，然后说：“周老师演出中漏了两句台词。”可见，李致背台词的背功有多么精准。

　　就是靠着这一背功，他居然敢和著名表演艺术家陈书舫一起，为张爱萍将军表演川剧折子戏《花田写扇》片段，这是大戏《花田错》的一折，是陈书舫的拿手戏。陈书舫扮小丫头春莺，李致扮卖字画的落魄书生边吉。李致不会唱，但狡黠的他知道，这段戏书生主要是表演和道白，没有唱腔，而台词，他记得清清楚楚。他“把脸抹下来放在衣袋里，豁出去了”，手拿一把扇子，像模像样，演得极为认真，台词对答如流。还没演到一半，陈书舫忽然笑了场，她离开剧本，对着观众说，我一看到李部长这个样子，就想起周企何，忍不住要笑！”李致知道，这是说自己的矮胖身材而非演技，他已然已经进入角色，只能“稳起不笑，等书舫接着演下去”，从少年起就梦想当演员而终未当上演员的李致这次足足过了把演出瘾，还被年轻的朋友写上了《成都晚报》，说把聚会“推向高潮”。而今，张爱萍老人和陈书舫都已经辞世，这成为了李致老和川剧人中的一段美好而温馨的记忆。

　　一本21万字的《李致和川剧》，收入了他关于川剧的讲话、意见、随笔、日记，和川剧艺术家的交往等等，更表达着他对传统艺术发展的清醒与忧思。他说，以前大家的娱乐方式只有看电影、看川剧、泡茶馆，现在休闲方式多了，川剧不是必选。我只能说台上振兴了，台下没振兴，也就是观众不多。

　　30年前，我们曾组织500名大学生看《巴山秀才》。有些学校给大学生发川剧票，学生觉得是老师给的票，只能去看。川剧文学性、幽默感很强，大学生看完后反响强烈。近年来，每次川剧走进校园，都受到大学生的欢迎。当然，要送好戏去，否则败胃口。若要人迷戏，除非戏迷人。人品不好、样子也不漂亮，谁愿意和你谈恋爱？

　　李致说，我热爱川剧，愿意为振兴川剧奋斗终生，当“吼班儿”没关系，打杂也没关系。“我当年负责振兴川剧领导小组日常工作，了解川剧的一些现状，经常听川剧人讲他们的心愿。为了使川剧这个瑰宝不至消失，我愿为之鼓与呼。我既非在职领导，又非专家学者，只能为振兴川剧当‘吼班儿’。我年过80，四肢无力，但中气尚足。既如此，就这样吼下去吧。”离休之后，他辞去了诸多名誉职务，但是“振兴川剧领导小组的顾问，我永远不会主动辞去！”

　　童心书痴老少年

　　十多年中，我于李致，渐渐地在敬畏之中，有了一种风雨故人之感。这不仅是因为在他的书房，挂着马识途老人为他所写的篆书对联：莫放春秋佳日过，最难风雨故人来。更何况，我是晚辈，怎么敢妄称“故人”？但或是因为，他并不以长辈自居，而以他丰富的阅历和深厚的涵养在关心呵护着你，让你不由自主就希望和他交流，向他倾诉……记得那一次，在我最难过的丧父之痛时，他来了电话，听到他的声音，我忍不住失声痛苦，电话的那一头，他就那样沉默的耐心地听我哭泣，他不问为什么，只是最后告诉我，生活中会遇到许许多多……他温蔼的话语，让我平静了许多。

　　每次相见相谈，我们的话题主要是书，而每次，我都有收获归来。最早，他一笔一划给我题签；之后，他说，手写不了了，就盖个印章吧；再之后，他的力气更少了，而书的包装也更精致了，“你自己拆罢”……

　　《我的四爸巴金》《巴金的内心世界》《巴金的两个哥哥》《昔日足迹》《李致文存：我的人生》《铭记在心》……一本本，捧读之中，感受着的，是一份沉甸甸的历史，一份真挚的情感，一份悠悠的思念，对战友的怀念、对智者尊者的敬重、对亲人的眷恋，对岁月的怀想，对未来的遐思，在他的笔下，娓娓道来……

　　在他身上，有着一种山高水阔的豁达，有着一种妙在天成的意趣，是巴山蜀水带给他的这种乐天吗？由此，他笔下的人物，没有高低贵贱身份的不同，而有伟岸的身影和高贵的品格——他半个世纪不忘贺龙同志，记住了他“不要叫首长，叫同志”，记住了他“什么手掌，脚掌呵”的神采；他含着眼泪向川剧名丑周裕祥告别，记下他临终遗言“不开追悼会——人都死了，何必再开个会，让人家站着听训话呢？不要收祭幛……现在多数人的工资不高，人死了何必还要敲人家的竹杠？而此时，他想起了这位从旧社会走过来的老艺术家身着戏装，演《花子骂相》、演《芙奴传》，向台下的观众说出以上针砭时弊的道白，也让我们感到了这位昔日名重一时饮誉剧坛的“时装小生”，戏迷心中的“青春偶像”的老艺术家永远的风华……他送别一代大师、谐剧创始人王永梭，他感喟这位八十高龄的艺术家一生的坎坷与执着，感佩他高深的艺术造诣，也满含着歉意……尽管这不是作为一个离任老人的职责——没有能够帮助他解决应该给予的待遇和荣誉……他珍惜珍藏着每一个美好温馨的瞬间——在晦暗的日子里，那小屋的灯光，变得那么明亮，成为了新生活的希望；那半天的“阿姨”生涯，是他在苦涩的干校劳改中欢乐时光，翻跟头、老鹰捉小鸡、现编的喜鹊与乌鸦的童话让他和孩子们都快乐无比，甚至调侃这是对“半边天”理论的重要补充：“女同志能办到的事，男同志也能做到”……他就是这样，即使在苦难中，他依然能够发现美，创造美……而在这美好之中，却又分明让给你感到沉重，感到心酸，五味杂陈……他记住并写下了每一个发着光和热的人，也把这光和热带给你。和他在一起，你会忘记他是一位耄耋老人，这是一个智慧而快乐的长者，有时候就是一个老顽童，他会狡黠地和论长道短，和你狡辩，甚至会和你斤斤计较，很认真而快乐的和你讨价还价，锱铢必较……他总是有意无意的提示你，记得，欠账要还哦！

　　有这样一个瞬间，让我久久难忘：那一年，我终于有机会到李致老府上拜访。他执意要请我们吃饭。记得他斜背一个布挎包，步履蹒跚，远远望去，真好像一个上学路上的淘气顽童。更为奇幻的，是在我们告别之际，他说起在我身上有一种傻乎乎的孩子气，好像很不合时宜的孩子气，而说着说着，他似乎有些不服气起来，说道，我也做过少先队工作，还做的很不错噢，就在这刹那间，他忽然笔直站立，右臂高高斜过头顶，行了一个标准的而神圣的少先队队礼！在这一瞬间，我似乎呼吸停止了，我被震撼了！这一镜头永远定格在我的心里！是的，这是一个永远的少先队员，尽管在他这一生的“布礼”的追寻中，有过坎坷，有过迷茫，有过困惑，但他坚信：光明在前，他将永远吟唱着“准备好了么，时刻准备着……”

　　写到这里，我翻开百岁老人马识途的《致公素描》，马老是李致的老师和挚友。他们的友谊，保持有大半个世纪。就在猴年新年中，马老还约了李致老一起很时尚地、兴致勃勃地去影院看了最新出产的电影《老炮儿》，感受着最清新的新春和时代气息。马老谈起当年的李致，一脸快意，马老记得，当年的李致，头上长着两个旋，旋边儿头发直立，那是“一个活泼跳跃，手舞足蹈，颇有点孙大圣天不怕地不怕、心直口快、勇猛向前的少年”。

　　哈哈，今年恰为猴年。在此新春之际，仅以此文遥祝李老——大圣归来，何止于米，相期以茶！ 李致文存：我的人生（第二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