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太平洋战争三：不宣而战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狮城的哭泣

　　新加坡岛东西宽42公里，南北长22公里，总面积约360平方公里。公元14世纪，苏门答腊的室利佛逝王子在这里看到了一头怪兽，当地人告知为狮子，因此后来在这里建成的新加坡市也被称为狮城。最南部的新加坡市里居住着岛上的大部分居民。除了那里之外，岛上还有一些人烟稀少的零星村镇，剩下的就是大片的橡胶林和郁郁葱葱的热带丛林。这里风光旖旎，景色迷人，成为西方殖民者休闲娱乐的最佳场所。香港和马来亚已经沦陷，新加坡已成为大英帝国能否保卫其殖民帝国不受侵犯的象征和考验场所。

　　新加坡与马来半岛之间隔着1000余米宽的柔佛海峡，连接两岸的长堤已经被英国人提前炸毁，为的是将前来进攻的日本人堵在海峡的那一面。但是谁都清楚，窄窄的水道根本挡不住对新加坡志在必得的日本人。这个美丽的小岛即将遭受炮火的洗礼，新加坡人已经大难临头。

　　1942年1月31日上午10时，山下在位于居銮的司令部召开了关于新加坡作战的专题会议。进攻新加坡的作战计划并不是按照以往惯例由大本营事先制订，而是参谋本部只提出一个大纲，具体作战方案由第二十五军司令部根据战场情况自行制定。山下决定，2月8日24时向新加坡岛发起登陆作战，命令各部队以此为最后期限抓紧进行攻击前的各项准备。之后数天内，火车和3000辆卡车昼夜不停地往前线运送大炮、弹药和补给物资，这其中大部分汽车和物资都拜海峡对岸的英军所赐。

　　由于战况进展顺利，原来配属给第二十五军的第五十六师团继续在本土待命。在马来半岛的最南端，准备参加新加坡作战的第五、第十八、近卫等3个师团全部到位。此时集结在北岸的日军部队有：步兵27个大队，炮兵14个大队共有火炮168门，加上其余小型火炮总计440门，3个坦克联队，20个工兵中队，合计总兵力5万多人。

　　尽管新加坡岛面积不大，但是攻击方向也必须分清主次。深谙兵法的山下决定实施声东击西之策，以第五、第十八师团为主力在石堤西面即新加坡的西北岸悄悄实行登陆，同时以近卫师团在石堤东面大张旗鼓地制造登陆假象，迷惑对岸的英军。

　　为了隐藏真正的作战意图，山下特别强调各项准备工作要绝对保密。为了防止当地居民中可能暗藏有英军的奸细，日军下令将柔佛海峡北岸20公里内的居民全部驱走。除了在此集结部署440门大炮并备足了弹药之外，数百条可以折叠的小船和登陆艇也利用夜幕保护悄悄运来，藏匿在距离海岸不到两公里的密林里。

　　所有参战部队严禁在白天大规模移动。因预定渡海登陆时间是深夜，因此规定在攻击之前所有人晚上不能使用电筒。山下命令各联队长抽出一切时间去背记新加坡的地图。各师团的筹备工作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第五和第十八师团担负的是主攻任务，必须想方设法隐匿行踪。第十八师团木庭的第五十五联队每顿饭都在离前线8公里以外的隐秘地方做好，然后再由炊事班运到前方来。那须义雄大佐的第五十六联队集结地已经离河岸足足有10公里，但仍在后移4公里的一个山坳里烧饭，以防止做饭升起的炊烟被英军发现。再有，为了搬运弹药、资材的便利，道路严格实施单向通行，就连高级军官的汽车也禁止U字形转弯。一次那须联队长一不小心超过了应该转向的交叉点，也不得不迂回8公里才回到联队部。

　　与那两个师团尽可能隐匿行踪相反，近卫师团则在石堤东面大张旗鼓地进行战备活动。岩畔豪雄的第五联队动员了40辆空卡车，在夜间频繁地活动于海岸一带，在前往海岸边时故意打开车前大灯且吵嚷鸣笛，返回时则关灯悄声行驶，一夜之间这样的行动要反复很多次，伪装成大部队在新加坡东北岸对面不断集结的假象。早晚间还在橡胶林里升起几百条炊烟，好像有好多人吃饭的样子。山下还特地给近卫师团司令部调运了几部大功率电台，发报员的任务就是频繁地发送假电报，来往穿梭的密集电文使得英国人相信，日军的大官儿肯定就在这里。

　　眼下山下也面临着新的困难。因为马来亚之战进展太过顺利，加上与南方军司令部闹出了不少矛盾，寺内一纸电文就调走了之前担负空中支援的第三飞行集团超过三分之二的战机，还美其名曰要去支援刚刚开始的苏门答腊岛作战。官大一级压死人，寺内这一釜底抽薪的做法让山下怒不可遏却也无可奈何。他对西贡和东京上级的怀疑已经到了近乎偏执的地步，东京甚至有传闻有人要暗杀他。山下认为，寺内调走航空兵主力是故意刁难，他在日记中如此写道：“在日本的高官显要中，一个可信赖的也没有，这真是罪过。寺内这小子在西贡养尊处优，就知道吃喝玩乐下围棋。”

　　现在用于支援进攻新加坡作战的飞机只剩下108架轰炸机、40架战斗机、14架侦察机，共计162架。好在英军的战机几乎消耗殆尽，倒不用担心制空权问题，但是在配合陆军地面进攻上仍稍显不足。

　　在新加坡，英军原来的防御完全是针对来自海上进攻的。海岸炮大部分只能对付来自海上的敌人，仅有极少数可做大角度的旋转射击。其背后的陆上防御设施是开战后才临时构筑的。本来以为日军穿越马来半岛的1100公里的丛林至少需要一年以上的时间，没想到人家不到两个月就过来了。即将受到攻击的前线并没有永久性的防御工事，那些短期内匆忙构筑的工事其坚固程度可想而知。况且守军多是从马来亚战场溃散下来的败军，大多萎靡不振、士气低落。

　　连日来的惊恐和焦虑使得珀西瓦尔司令官更加消瘦了，一个接一个的失利电报使他眼窝深陷，面容憔悴，在司令部里来回踱步的中将不停地提醒自己“镇静，镇静”。他手下的兵力并不弱，人员总计有85000人。除去15000人的非战斗人员，还有70000人可用于保卫新加坡的作战。用70000名兵力对付50000名来犯的日本人，加上自己是主场作战，日军还必须渡海实施登陆，可以说英军是居于绝对优势。英军的各型火炮超过了600门，对比日军的440门也占据上风。岛上粮食弹药储备充足，足够打一场大型的会战。但是作为一个纯粹的悲观主义者，帕西瓦尔眼中全是敌军的优势和自己的短板，他缺乏守住新加坡的决心和信心。在他的眼中，他的那些士兵士气低落，训练不足，无制空、制海权。一想起这些，中将就会连连摇头，倍感沮丧。

　　说到底以多防少的英军缺乏的不是兵力而是斗志。帕西瓦尔也清楚，当务之急是让所有官兵都振作起来，才能看到胜利的希望。于是他再次发出了试图振奋人心的公告：“我们的任务是守住新加坡这座堡垒，直至援军到来，而援军肯定是会来到的。”说到这里，连他本人都觉得有些苍白无力。但已经到了这步田地，他又能做些什么呢？

　　连丘吉尔也对守住新加坡失去了信心，唯一的问题是能守多久。伦敦早在1月21日就电示珀西瓦尔：“万一情况极度恶化，你应该保证，任何可能对敌军有用之物，绝不可在全面焦土政策中有所遗漏。”丘吉尔还没有最后死心，1月31日，他再次向新加坡发出指示：“最好的办法，是用弹药向敌人射击，撤出是绝不容许的。万不得已要撤退，这样做总要两三天。向敌人开火把弹药花光，这是在要塞即将陷落时早已规定的、当然的做法。如果要塞能保卫得好，到了最后我们只会感到军火的缺乏，不会有大堆弹药遗留下来。”——还没打起来呢，已经在考虑后事了。

　　虽然形势不妙，但是该吹的牛还是要吹。“比圣诞节布丁里的葡萄干还要多的大炮，一定能守住新加坡”，一家澳大利亚报纸如此生动地形容道，借此来打消殖民者的顾虑。由于深信帕西瓦尔有足够的军队和物资来抵抗日军的进攻，托马斯总督也发表声明，新加坡之战将要书写“大英帝国历史上最为光辉的一页”。

　　托马斯和帕西瓦尔担心马来半岛的实情会引起市民恐慌，在隐瞒战况的同时，一直试图用丰富的生活物资和精神享受来掩盖前线溃败的事实。从表面看，新加坡依然平静如初。电影院、跳舞厅、餐厅到处客满，英国国内早已不容易见到的肉、奶油在这里仍然堆在食品店里敞开供应。一般情况下西餐厅每周要有两天的“禁荤日”，但新加坡人并没有把狩猎来的肉和鸡肉归于“肉”类，因此每天照样有很多人在胡吃海喝。日军到达海峡对岸的消息引起了抢购潮，不少人开始囤积食品和水。中国人的商店非常机警地关门了，欧洲人的商店依然灯火辉煌，想借机扩大销售额。店主一再向顾客强调，“本店有足够的货源”。事实上的确如此，几轮抢购风也没见商店里的货物减少。市民悬着的心又放了下来，看来离日本人的到来还早着呢！

　　平民依然在阻挠战备工作，他们坚决要求军队出具“主管当局”允许在高尔夫球场上挖掘战壕或砍伐棕榈树的书面许可方可动工，只是在樟宜海军基地里那些造价高昂的新建设施开始被炸毁的时候，百姓们才意识到迫在眉睫的危险。日军不间断的空袭引起了无法控制的火灾，由于缺乏足够的防空设施，大量平民在空袭中伤亡。街道上到处都是衣衫褴褛、醉醺醺的逃兵。“新加坡在燃烧，在破碎，”一位目击者说，“它好像是一座被丢弃的城市，数以千计的毫无斗志的士兵聚集在空旷的海滨和其他开阔地，他们在日本轰炸机机枪的扫射下成批成批地死去”。

　　珀西瓦尔决定把防御阵地建在长满热带植物的海滩上，并让所有驻岛的英军、澳军和印度兵全体动员起来加紧修筑工事。由于新加坡的防御体系本来是针对海上之敌构筑的，短时间内做出重大变更谈何容易？针对北面陆上之敌的正面防御工事虽然紧急修筑起来了，但并不怎么坚固。“但这也总比没有好。”帕西瓦尔不断在心里宽慰自己。

　　帕西瓦尔和托马斯一致认为，要坚定新加坡死守3个月的决心。日军开始炮击时，帕西瓦尔也下令英军隔着水道进行还击。但他随即下令要节约炮弹，限定每门炮每天只许打20发。对此炮兵指挥官提出，如此完全无法压制敌军的炮火。中将的回答是：“为了能支持3个月，必须节省炮弹，何况进行激烈的炮战民心一定会动摇。”节约炮弹的命令适用于所有火炮，连那些反击日机空袭的高射炮也只许零星发射。这样一来，新加坡岛上4个机场中的3个很快被日军的轰炸所破坏，那些匆忙从各地调运来的飞机大部分被击毁在地面上。剩下的寥寥几架全部逃到了苏门答腊岛或爪哇岛避难。到最后，那些省下来的炮弹全部成了日军的战利品。

　　近卫师团在北岸的一系列佯动使得帕西瓦尔果真上当。贝内特少将一直坚持认为，日军的登陆地点将在大堤以西地区，帕西瓦尔再次对贝内特说“No”，他的判断与贝内特正好相反，“一切迹象都表明，日军的主攻方向在大堤东部”。之前韦维尔上将在视察新加坡时，对于岛上的防御重点与贝内特少将的观点相同。但帕西瓦尔还是坚信自己的判断，他将守军2/3以上的兵力部署在堤东地区的开阔地上，包括刚刚增援来的英军第十八师和之前遭受过严厉打击的第十一英印师。

　　你不是说西区重要吗？那防御薄弱的堤西地区就由你的澳大利亚第八师来防守。鉴于该师在柔佛州的战斗中已遭受重大损失，帕西瓦尔象征性地调来第四十四英印旅协助防守。这个旅也是几天前才刚刚赶到的，大部分是没有经过什么训练的新兵。新加坡岛的南岸则由要塞部队保卫，并由两个马来亚步兵旅和义勇队协助他们。这样英军虽然在人数上占有绝对优势，但是防线拉得过长，兵力的配置也与日军的主攻方向正好相反。

　　和山下、辻政信想方设法克服困难不同，即使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难关头，优柔寡断的帕西瓦尔还在强调一些本不存在的困难。迷茫的贝内特少将痛感构筑阵地任务紧急，提出对岛上重要的阵地进行整理。但帕西瓦尔再次说：“No，非常难办，前些日子为了在高尔夫球场构筑机枪阵地做了调查，但是那里的物业经理说，改造设施属于常务委员会的权限，而委员会要在3月1日才能开会研究此事。”

　　由于劳动力严重不足，贝内特提出能否征用一些平民，中将的回答依然是“No，非常困难”。新加坡110万人中超过75%是中国人，人倒是有，关键在于工钱。现在的行情是管吃管喝一天至少要给1元工钱，可是按英国陆军部的规定，劳工的工钱一天超过0.45元就不予批准。帕西瓦尔无奈地告诉贝内特，“出两个人的工钱才能雇上一个人，太不划算。并且近来还没有愿意干的，强制征用会动摇民心。一来大部分人对战争漠不关心，再者原来的日本渔夫没有了，都知道转业去当渔夫赚钱多。”这些渔民也真够勇敢的，难道就不怕日军的飞机和潜艇吗？

　　那么使用军队行不行？中将说那更困难。部队已经进入了战斗部署，不能再让他们分出心来从事土木作业。再说部队中英国兵、澳大利亚兵、印度兵、马来兵之间矛盾很深，一不小心就会闹出乱子。不说别的，仅仅在印度军队之间廓尔喀族和锡克族就互不搭讪，谁看谁都不顺眼。总之是啥都别干，大家就等着日本人来进攻好了。

　　日军的宣传和策反工作也极为出色。藤原岩市领导的特务机关在战前就开始在马来人和印度人中进行策反，散布有利于日军的言论。恰好此时印度国内以甘地、尼赫鲁为首的独立运动愈演愈烈，日本特务机关马上以“民族独立、从英国的殖民统治中解放出来”为口号蛊惑印度人和马来人的军心。设在槟榔屿的日军广播电台，每天都会提前预报第二天对新加坡的轰炸目标，提醒市民及时躲避。在这种强大的心理战攻势下，越来越多的马来兵、印度兵人心涣散。他们纷纷将日本人空投的“劝降票”偷偷捡起来，藏在贴身的口袋里，说不定很快就能派上用场了呢。

　　2月6日清晨，在柔佛海峡北岸的一片橡胶林里，山下召集各师团长和军部参谋人员共40人举行了作战会议，正式发布了进攻新加坡的作战命令。由于现场条件简陋缺乏水杯，参会的每个人都获得了以水壶盖盛装的“菊正宗”天皇御赐清酒。以山下为首的日军高级军官共同举杯宣誓：“在此处捐躯，死得其所，吾等必胜！”

　　为了便于就近指挥各路登陆部队，2月7日，山下将军司令部进驻到可以俯视柔佛水道的柔佛巴鲁王宫内。这里距离海峡只有1000米，位于英军火炮的射程之内，甚至连机枪子弹也会不时呼啸而过。这座豪华的宫殿是柔佛苏丹所建，位于俯瞰堤道的一座山丘上，宫殿的东端竖立着一座5层楼高的瞭望塔，有一铁旋梯可通塔顶。此处有四个半房间，四周都有玻璃墙围着，好几面的玻璃已经被英军的枪弹所击碎，这里便被确定为第二十五军的作战指挥室。通过望远镜从这里望出去，海峡对岸英军的所有行动一览无余。尽管不时有英军的炮弹在周围爆炸，但是山下认为那不过是英军的流弹——最危险的地方往往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再者他相信英国人很绅士，他们绝不会炮击这种具有历史意义的华丽建筑物，在这里，山下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西方人的本性和弱点。

　　英军果真没有想到山下竟然敢把司令部设在这里。战后辻政信审讯过一名英军军官：“你们为什么不炮击皇城高地？”那个俘虏回答：“我们认为这里离前线距离太近，且这种过于明显的建筑物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被用作司令部的。”

　　就在总攻发起前的2月6日傍晚，近卫师团已经开始向长堤以东地区明火执仗地发起了佯攻。20艘登陆艇载着400多名士兵和两门山炮，快速驶向樟宜海军基地对面的一座小岛——乌敏岛。7日清晨，登陆并占领乌敏岛的日军在这里架起山炮，开始猛烈轰击樟宜海军基地。同时，日军炮兵和航空兵开始对岛东北岸一带的英军阵地实施狂轰滥炸，近卫师团也做出了一副马上就要登陆的模样。听到来自大堤东侧的密集枪炮声，不知中计的珀西瓦尔心中窃喜：日军的主攻方向果真就在这里。他立即下令再次向东部地区派出增援部队。

　　夜幕降临，大堤西侧的日军主力开始有条不紊地将炮口转向对面的英军阵地，那里遍布着英军的暗堡、战壕和铁丝网。同时，第五师团和第十八师团的先头登陆部队扛起折叠船来到了1000米开外的岸边。当这些士兵在暗夜中各就各位之后，日军前沿阵地的400门大炮同时开火齐射——野炮在当晚定量是每门炮200发，重炮100发，一排排炮弹的爆炸闪光把夜空映成了橘红色，整个新加坡岛地动山摇！

　　炮火打击的第一个目标是实里达航空兵基地的大油库。随着炮弹如雨点般地落下，油库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大爆炸，熊熊大火照亮了海峡两岸。日军摧毁油库的目的是害怕英军把燃油倾入海中点燃，来一个火烧战船。虽然之前已经进行过详细现场勘查，认为海峡水流湍急倒入的石油不可能形成均匀油层，因而点燃的可能性不大。但为了以防万一，山下还是将这里定为第一波炮火的打击目标。

　　眼见油库燃起了无可挽救的熊熊大火，日军立即将炮口转向长堤以西的防御工事，那些临时构筑的工事根本无法抵抗日军炮火的密集打击。尽管油料燃烧引发的黑烟影响了炮兵的视线，但由于事先已测定了方位，日军炮弹的命中率仍然很高。英军阵地前的铁丝网很快被完全切断，碉堡接二连三被炸毁，简易散兵坑也被轰塌，很多士兵被活埋在里边，岸边的机枪阵地几乎消失了踪影。

　　22时30分，由4000人组成的第一批官兵悄悄登上了300艘登陆艇。大炮的轰鸣淹没了马达声，登陆艇在黑暗中快速驶向对岸，岸上的守军是3500人的澳大利亚部队。

　　就在柔佛巴鲁宫殿那高高的瞭望塔上，山下和他的参谋人员正通过望远镜密切关注着大堤西侧主力部队的登陆情况。22时40分左右，在主力部队预定的登陆点升起了一发蓝色信号弹，这是第五师团成功登陆的信号。很快，不远处第十八师团的先头部队也升起了登陆成功的红色信号弹。

　　由于日军突如其来的炮火打击，几乎所有的守军都躲进了防御工事，所以当数千名日军已经靠近海岸时才被澳军发现，等守军奉命开始射击时一切都太晚了。本来在这片滩头阵地上部署有一支英军探照灯部队，以备日军实施夜袭时照明滩头水际，使守军可以精确瞄准射击。但现在日本人真的来了，却无论如何也联系不上探照灯部队的指挥官。那些澳军士兵只好摸黑开火，准确性自然就差了很多。澳军请求英军的炮兵部队开火阻止敌军挺近，但炮兵阵地上回答说，没有接到上级开炮的命令。等到命令下达时，日军的先头部队已经冲上了海滩，距离太近使得炮兵已派不上用场。一系列阴差阳错使得首批日军没有经受多少损失就成功登上了陆地。

　　按照登陆作战的惯例，登陆部队的首要任务是先建立桥头堡，站稳脚跟后再向纵深挺近。而这次登陆的日军一反常态，脚一踏上陆地就发疯一般地向内陆发起冲击，他们立即遭到了澳大利亚第二十四机枪营的猛烈射击。尽管冲在前面的日军被割麦子一样地扫倒，但那些不要命的日军士兵仍然前仆后继，端起刺刀踏着战友的尸体发起一轮接一轮的集团冲锋。他们很快就与澳大利亚士兵搅在了一起，双方展开了白刃格斗。拼刺刀是日本兵的强项，缺乏这方面训练的澳军士兵哪里是日军的对手？人数处于劣势的守军根本无法阻挡日军的疯狂攻势。不仅如此，后续登陆的日军还不断从侧后发起突击。到午夜时分，伤亡惨重的澳军滩头部队被迫向后撤退，后续防线上的澳军也开始四处奔逃。“他们惊慌失措，小步跑着逃了过来，”一位英国军官回忆说，“天上下着瓢泼大雨，多数士兵的脚被划出一道道口子。他们涉过河流，穿过长满热带植物的沼泽地，穿过灌木丛来到公路上。他们抛弃了一切累赘，扔掉了步枪和子弹。”

　　帕西瓦尔司令官再次发表声明：“日军已经在新加坡登陆，我军正在迎面打击敌人。”这一声明丝毫无法改变战场的局势。之前他曾经给前线秘密下令，若有不测则撤退到新加坡城郊外布阵。奇怪的是，这一命令在下达到指挥官那里时就变成了公开的命令，因此英军的撤退就变成了合理的行为。

　　天亮前数小时内，日军几十辆坦克登上了陆地。这些坦克立即带领步兵向纵深挺近。随后日军的炮兵部队登岛，开始向纵深炮击为坦克和步兵开路。天色见亮的时候，日军已经有超过15000人在岛上了。但要运完剩下的一半人，那些运输艇至少还要往返4趟。

　　从海岸线到岛内，不断有日军的太阳旗升起。日军每攻克一处阵地就会升起一面旗帜，给后方的炮兵指示目标进行延伸炮击。很多溃兵直接逃进了新加坡城。那些印度士兵更不用提，他们肩并肩瘫坐在密林中或道路旁，一看见日军到来就立刻掏出“劝降票”表示投降，个别人甚至反戈一击，跟着日军的坦克冲向英军的阵地！日军各路部队的攻击势如破竹，第十八师团的先头部队已经突进到距离新加坡城只有16公里的地方。到2月8日中午之前，登岛的日军已超过20000人。

　　在柔佛王宫的瞭望塔上，山下用望远镜仔细观察着登陆日军的进展情况，并频频发布紧急命令，指挥炮兵和飞机对陆军的攻击给予火力支援。

　　随着大堤西侧两个师团的登陆成功和不断推进，2月9日，担任佯攻的近卫师团也露出狰狞的面目，开始从长堤东侧实施登陆。对岸的英军顽强据守了一天，但是西侧的日军已经从侧翼冲了过来，他们时刻面临后路被抄的危险。这部分英军主力无奈，只好向后撤退。

　　近卫师团成功登岸，预示着日军的登陆作战完全取得成功。山下的3个主力师团——近卫师团从北面、第五师团从西面、第十八师团在第五师团右侧——从三个方向向岛南的新加坡城猛攻过来，太阳旗很快从海岸线延伸到岛中央一带。

　　日暮时分，山下带领军司令部成员离开“绿宫”来到岸边，登上由3条小船拼成的筏子渡过柔佛海峡。英军的反击炮火仍十分猛烈，炮弹不时在船的周围爆炸，激起一条条巨大的水柱。但是山下等人还是安全地上岸了。

　　“怎么样，大家都没事吧？”刚刚踏上陆地的辻政信叫道。

　　“怎么了？”

　　“啊，吓了我一跳！好像踩到活人身上了。”

　　周围忽然有人站了起来。仔细一看，竟然是一串被捆在一起的英军俘虏。由于正处在燃烧石油罐的下风口，空中散落的油烟把俘虏熏得漆黑，不仔细看根本就发现不了。

　　山下带领军司令部人员继续前行，新指挥部设在了天嘎机场北面刚刚被日军攻占的英军高射炮阵地上，山下将在这里亲自指挥对新加坡城的攻坚战。

　　狮城危在旦夕！前线的绝望形势使得ABDA四国联军总司令韦维尔上将寝食不安。担任这一职务还不到两个月，巨大的工作和精神压力已使他心神憔悴。再这样下去新加坡势必不保，他决定亲自到岛上视察并组织反击。

　　2月10日上午，韦维尔从爪哇岛飞临新加坡。制空权早已被日军掌握，但是韦维尔乘坐的飞机还是幸运地安全降落。上将在英军司令部坎宁堡召开了紧急作战会议。韦维尔首先拿出了丘吉尔首相发来的电文，高声念道：“战斗必须血拼到底。战地指挥官和高级军官应该和士兵死在一起，大英帝国的荣誉在此一举！”

　　岛上的局面是一塌糊涂，一贯不轻易激动的韦维尔面对如此危局，也禁不住怒火中烧，他对着珀西瓦尔大发雷霆：“看看吧，你的对面就是日军的桥头堡，敌人那么容易就把你打趴下了，你的胆子呢？你的士兵呢？你的武器呢？！”

　　珀西瓦尔是一位典型的英国绅士，这样的训斥使他大伤自尊。中将忍不住反唇相讥，指责韦维尔指挥不当，协调不力。两人在会议上由互相指责升级为谩骂，声调也越来越高。争吵声传到会议室外边，连那些参谋军官都无法相信，那些污言秽语竟然出自他们平日尊敬的两位长官之口。

　　会后韦维尔视察了澳大利亚第八师的指挥部，那里的情况更加糟糕，澳军在各路日军的猛烈攻击下节节败退。韦维尔火气更大了，他看到的一切都糟不可言，上将开始不停地挥动着双手对着贝内特大吼大叫：“你应该赶快向日本人发动反击，人家在用皮鞭抽你的屁股，你却撅着一动不动，真是不知羞耻！”

　　一颗炮弹伴随着韦维尔的怒吼落在屋顶上，两位将军不得不钻到桌子下边暂时躲避。爆炸过后，他们又从桌子下钻出来。一切消息都显示贝内特正在实施的反攻毫无成效。韦维尔更加怒不可遏，他摔下一句“你这个笨蛋，带着你该死的澳洲佬滚你的蛋吧！”便头也不回地走了。

　　尽管丘吉尔一再下令英军全线反攻，但韦维尔知道目前的境况反击已毫无意义。为了维护大英帝国的尊严，韦维尔发布了一项冠冕堂皇的通令：

　　“毫无疑问，我们在新加坡岛的军队人数远远超过了越过海峡的日军。我们必须击败敌人。整个英军的声誉濒于危机，大英帝国的声誉濒于危机。美军在人数占压倒优势的敌人面前守住了巴丹半岛，俄国军队正在击退德国的精锐部队，几乎毫无现代化装备的中国军队抗击日军已达4年之久。如果我们把新加坡要塞丢失给人数处于劣势的敌人，那将是我们永远的耻辱！

　　“形势已不容吝惜兵力或顾虑居民，也不得对任何软弱表现出宽容，指挥官与高级将领必须身先士卒，必要时与士兵一起赴死。

　　“决不能投降，也决不能考虑投降。每一支部队都必须血战到底，与敌人短兵相接。我期望全体官兵战斗到底，证明我们帝国据以建立的战斗精神依然存在，我们仍在本着这种精神保卫着帝国。”

　　除了一纸空文，韦维尔不能给予新加坡守军以任何帮助，他极为沮丧地返回了爪哇。夜晚在码头下船时，心慌意乱的韦维尔跌了一跤。他感到疼痛难忍，经过医院检查，发现跌断了后背上的两根小骨头，不得不卧床休息。屡战屡败让他难过之极，但在医院病床上的韦维尔还是强打精神给丘吉尔发了一份电报：“新加坡战况不佳，有些部队士气不高。现在正尽一切努力鼓励进攻精神和乐观精神。但到今天为止，我不敢说这些努力完全成功。我已经发布了命令，决不考虑投降，全体部队必须继续战斗到底。”

　　虽然遭受了多日轰炸和炮击，但新加坡城内尚未出现惊慌失措的局面。国泰大楼的电影院前，仍有不少人在排队买票，等着欣赏由凯瑟琳·赫本和詹姆斯·斯图尔特联袂主演的好莱坞经典喜剧片《费城故事》。在拉弗尔斯饭店里，挤满了一边喝酒一边骂骂咧咧的军官。那些殖民地当局的文武官员一脸沮丧地坐在酒吧间里，刻意维护着他们的尊严。乐队在演奏优美的舞曲，大厅里很多人在跳舞。不知谁用粉笔在墙上写道：“英国归英国人，澳大利亚归澳大利亚人，马来亚只有狗娘养的才要它。”

　　“高傲自负的英国人走了，粗鄙卑劣的日本人来了。”这就是后来马来人和新加坡人对新征服者的印象。拉弗尔斯饭店很快将改名为昭南饭店，除了日本人谁也不许进去。

　　《海峡时报》上，那些经过严格检查的新闻报道充满了忧伤的调子，新加坡越来越频繁地遭到轰炸，使这个殖民地政府早些时候过分的自信心逐渐消失了。在酒吧间和俱乐部里，酒的销售量大增，往日神圣不可侵犯的板球场上忽然被挖出了一道道壕沟，也没有人再像以前那样提出抗议。

　　溃兵沿着大路往城里涌进来。有位叫戴维·詹姆斯的英军情报官拦住了一队印度兵，问带队的指挥官为什么往城里跑。那个指挥官说，有个澳大利亚军官对他们喊：“快跑，日本鬼子从山上来了！”詹姆斯说，你们本来就是去找日本人的，而且去是和他们作战，不是与他们比赛谁跑得快。“一点不错，不过，人家不要你待的地方你就别待，你说对吗？”那个军官说完，就领着他的人摇摇摆摆地走了。一些澳大利亚部队将阻拦他们进城的宪兵推到一边：“老兄，让马来亚和新加坡都见鬼去吧。”还有人说：“海军把我们卖了，空军也把我们卖了。这里的土佬儿都不为这个鬼地方打仗，我干吗要干？”

　　兵败如山倒，战事的发展完全超出韦维尔的预料。就在他离开新加坡的同一时间，日第五、第十八师团已经逼近了城外的战略要点武吉智马高地。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给日军的进攻带来了诸多困难。空中遍布着燃烧后的粉尘，烟灰随着雨水淋下，将激战正酣的两军士兵的脸和全身都涂黑了。

　　帕西瓦尔立即从北边防线调来两个营，与第四十四英印旅和第一马来旅联合发起反攻。短兵相接使得双方均伤亡惨重。眼看前方战况胶着，辻政信立即来到了第十八师团司令部，他找到了牟田口。

　　牟田口：“军司令部有何高招？敌军的炮火太猛，而我军的炮弹和炮兵却跟不上。真让人着急！”

　　辻：“我很理解，这仗打得实在是艰苦。不过事不宜迟，军司令部希望贵军能够一鼓作气，在敌人缓过气来之前拿下武吉智马，否则局面就会陷入被动。如果大炮跟不上，最好在晚上用刺刀打开僵局。”

　　牟田口：“好，今晚我师团将发起夜袭！”

　　辻政信立即来到了第五师团，找到了师团长松井：“师团长阁下，牟田口将军已经决定在今晚发起夜袭。”

　　松井：“牟田口要是这样做，我也会一起干的。”

　　这是辻政信惯用的伎俩，他的目的达到了。

　　山下也亲自来到第五师团司令部督战。“阁下，我实在惭愧！”松井立即向山下鞠躬请罪。山下离开之后，松井下令，不惜一切代价以最快速度拿下武吉智马山。当天晚上，就在第五师团发起正面攻击的同时，第十八师团也从侧翼发起进攻，连牟田口也左肩负伤，随行的《朝日新闻》记者岩崎、《同盟通讯》联络员鲤江先后死在英军的炮火之下。

　　激战一直持续到第二天，近卫师团好不容易才从东侧斜着逼近制高点，总算攻下了具有战略意义武吉智马。山下随即将军司令部推进至此。站在山顶上，整个新加坡城一览无余。至此日军已控制了北部的半个岛屿，其先头部队已经接近了市郊的跑马场。

　　2月11日是日本纪元节。在《读卖新闻》临时晚刊的第一版上，以整版篇幅用横标题醒目地刊登着“新加坡将在今明天攻陷”，文中说：“2月11日零时20分，帝国军队在猛攻新加坡要塞中迎来了纪元节，士气愈加高涨。经过激战，今晨夺取了新加坡的最高点武吉智马要塞。我军在呼之可闻的距离俯瞰陷入一片混乱的新加坡市区，攻势锐不可当！”

　　尽管战事进展神速，但日军的攻击力显著下降了。前线的士兵已经连续奋战了七天七夜，连勇猛过人的辻政信都在为英军越来越顽强的抵抗而感到惊讶。之前情报部门估计，岛上的守军不超过30000人，这一估计显然是一个极大的错误。现在辻政信认为，英军的人数起码要多出一倍以上。

　　后边再也没有退路，困兽犹斗的英军反击势头越来越顽强，从城内发射来的炮火同样是惊天动地。英军的炮弹似乎用之不竭，而日军的弹药却已经少到了危险的程度。各师团所属火炮的炮弹即将告罄，每门野战炮只剩下100多发炮弹，重炮的炮弹更少，部分甚至只剩下几发。士兵携带的粮食也所剩无几。以第五师团为例，每人原来只配备了“大米3天量，干面包3天量，罐头肉3个，酱油粉、豆酱粉5日量，食盐、砂糖各2次用量”，这些补给早已被疲惫不堪的士兵消耗殆尽，很多士兵现在只能靠吸吮残留在口袋里的一点豆酱粉来补充体力。

　　在武吉智马高地的山顶上，山下眺望着近在咫尺的新加坡城，心里禁不住泛起了一丝紧张。但是他强作镇定，没有将不安在脸上有丝毫流露，以免影响官兵的士气。如果英军发觉日军的窘境而拼死抵抗，甚至将日军引入城中开展巷战的话，那么日军就会被拖入无休止的纠缠之中，胜利也就会遥遥无期，最后甚至可能功败垂成。冷静的山下命令日军放慢进攻速度，调来轰炸机对新加坡市内实施无差别轰炸，给守军施加更大的心理压力，企图以此唬住英国人并逼迫珀西瓦尔投降。

　　从11日到14日，日本航空兵共出动轰炸机4700架次，投弹770多吨。新加坡市内的爆炸声此起彼伏，爆炸的气浪与滚滚黑烟遮天蔽日。持续的轰炸导致城内的守军和居民惊慌失措，许多士兵和官员竟然靠酗酒来消除对战争的恐惧，市内到处散发着刺鼻的酒气和死尸的恶臭。

　　居民纷纷想方设法逃离这个死亡之岛。13日，将3000名指定人员从海路撤到爪哇岛的计划开始实施。奉命撤退的包括政府要人、技术人员、多余的参谋人员、护士以及其他对于未来战争有特殊价值的人员，其中也包括空军少将普利福特和海军少将斯普纳。海军和空军都没了，他们留在岛上也没啥大用处。海面早已被日军封锁，只有少数几条船幸运地冲出了日军的包围圈，大部分船只被击沉而葬身海底。前后15天之间，日军于新加坡周围海域击沉英国各类船只约80艘。

　　两位少将的逃跑之旅堪称悲惨，他们在航行途中神秘失踪，其结局一直到战后才被知晓。他们乘坐的船遭到了日军驱逐舰的攻击，被迫逃上了一个小岛。船上的45人倒是顺利上了岸。一个身强体壮的新西兰军官自告奋勇，决定利用岛上的一艘小船去寻找救援者，历尽千辛万苦于2月27日到达了巴达维亚，就是今天的雅加达。尽管那时候日军对爪哇岛的登陆已迫在眉睫，但是守军还是很够意思地派出一架飞机去寻找那些幸存的人，可惜他们的救援没有成功。小岛上那些人大部分染上了疟疾，3月底普利福特等14人病死，到了4月，斯普纳等4人也病死了。5月14日，幸存者中军衔最高的阿特金斯中校明白，如此下去所有人都不会幸免，就带着另外7个人驾了一只小船到苏门答腊向日军投降。日军随后派人登岛，把最后还活着的几个人带走。他们随后全部被押回新加坡的战俘营——早知如此，何必出去跑那一大圈儿。

　　和香港类似，新加坡城还有一个软肋，就是岛内的水源远不够用，还要通过对岸柔佛巴鲁的送水管道输送。为了进一步对城内守军施加压力，2月14日，池谷半二郎下令切断了供水管道，缺水导致城内更加混乱。

　　与此同时，山下命令前线日军向城市外围的英军弧形阵地再次发起猛烈攻击。覆巢之下，岂有完卵？贝内特少将决定不让手下那些澳大利亚士兵白白送死，命令他们节省已经越来越少的子弹，只有在保卫他们自己的防线时才进行射击，这使得日军的攻势更加凌厉。一队日军冲进了亚历山大野战医院，英军的顽强抵抗使得遭受重大伤亡的日军怒不可遏，他们发疯似的用刺刀挑死了躺卧在走廊和地板上的所有320多名伤员，连正在进行手术的外科医生和伤员也遭到机枪扫射，无一幸免，其惨无人道的兽性令人发指。

　　山下极尽软硬兼施之能事。2月13日，他让杉田一次起草了一份措辞谨慎而严厉的“劝降书”。为了能够醒目一点容易被英军及时发现，杉田将山下亲笔签名的劝降书装在通信筒里，在筒上系上了红、蓝、白相间的飘带，派侦察机将29份同样内容的“劝降书”空投到英军司令部所在地坎宁堡附近。劝降书云：“我基于武士道精神奉劝贵军投降。贵军以大不列颠传统精神为建军根本，并正据守业已孤立无援的新加坡，用艰苦卓绝的行动与英雄气概提高大不列颠之声威。然从此以后抵抗已属无益，徒使百万居民遭遇更大危险，置之于刀光火影之中。战局既定，新加坡陷落已近在眼前，继续抵抗不仅徒劳，且将为城内广大非战斗人员带来直接损伤，陷百姓于更大痛苦与战祸之中。何况按我军之见，你等继续顽抗已不能再为英军增添声威。故特敬告贵官，希即停止无意义之抵抗，并自现在起顺从我人之忠告，立即迅速停止英军全线之作战行动。如贵官仍继续抵抗，吾人自人道之观点万难再予忍耐，不得不继续对新加坡予以猛烈之攻击。最后特向贵官致意。”

　　但直到14日晚，仍然没有等来英军的答复，沉默是金的珀西瓦尔中将已奉命“战斗到底”。日军各级指挥官越来越为新加坡的战况发愁，“我希望新加坡不至于成为第二个巴丹。”铃木在日记里如此写道。开战之前多次深入敌境进行实地信息搜集的情报参谋朝枝繁春少佐预言，英军如果再坚持一个星期，“他们真的就会打败我们的”。

　　山下的神经也越来越紧张，他遥望着仍然高高飘扬在坎宁堡上的“米”字旗喃喃自语道：“如果新加坡守军拒不投降，后果不堪设想。单是攻下坎宁堡高地就得用一个星期，要完全攻占新加坡更不知要多少天。”激烈的战况使很多人发生了动摇，池谷半二郎建议暂停攻击，让前线部队休整补充粮草弹药。还有人干脆提出，暂时撤离新加坡返回马来半岛另作计议。

　　“敌人也很困难！”山下怒声呵斥道。他坚决反对停止攻击，撤离更是连提都不用提。久经沙场的山下清楚，战争的胜负往往取决于关键时刻能否咬牙坚持的一瞬间。那些疲惫不堪的士兵完全是靠精神在作战，如果停止前进他们会更加疲劳，甚至意志崩溃。思虑良久的山下决定坚持下去，与英军进行意志的较量和神经的对峙。

　　为了彻底摧毁英军的抵抗意志，山下孤注一掷地下令集中剩余的炮弹轰击居民区。炮火所到之处，无不是一片片瓦砾与断肢残臂，其状惨不忍睹。山下顶住压力严令三大师团长立即加强攻击，不得有丝毫松懈，决定战争胜负的时机就在眼前。尽管已成强弩之末，但日军的最后一击收到了奇效。就在山下焦虑万分之际，来自前线的电话铃响了，一名指挥官报告说：对面的英国人终于打出了白旗。

　　在日军强大的压力之下，对面的帕西瓦尔终于顶不住了，意志薄弱的中将精神已接近崩溃。2月13日，韦维尔在万隆接到了帕西瓦尔要求准予投降的请求。帕西瓦尔说，“新加坡全市已经在敌军炮火的射程之内，我们还有随时断水断粮的危险。据各指挥官的意见，交战的部队都已十分疲乏，既不能抵抗日军顽强的进攻也无力发起反攻。我的下级指挥官一致认为，因争取时间使新加坡城内遭受巨大损失和惨重死伤是得不偿失的，继续流血已经毫无意义”。韦维尔拒绝放下武器，他的答复是命令守军“继续尽可能长久地在最大程度上重创敌军，必要时进行巷战”。帕西瓦尔解释道，“日军已占领了水库，饮水所存无几”。韦维尔答道：“你们的英勇抵抗是有意义的，必须以最大限度的毅力继续抵抗。”话虽说得硬朗，但韦维尔也知道新加坡大势已去。在随后发给丘吉尔的电报中他说：“担心抵抗恐怕不会持久。”

　　惊慌失措的绝不仅仅是帕西瓦尔。早在13日以前，托马斯总督就下令破坏了广播电台设备，烧掉了多达500万元的纸币。市内主要酒类销售公司所有的150万瓶洋酒和6万加仑中国美酒统统被倒进了地沟——心疼啊！

　　2月14日上午，帕西瓦尔召集全体指挥官开会，告诉大家汽油和炮弹即将告罄，饮水再过24小时也将点滴皆无。很快他就得到了允许，去做他本来就准备做的事情。韦维尔发来了一封电报，给予帕西瓦尔在一旦战斗变得“毫无意义”时，“决定停止抵抗的权力”。但是，“不论发生什么情况，我仍对你和全体部队过去数日的英勇努力表示感谢”。

　　帕西瓦尔迅速召集来主要指挥官，宣读了韦维尔上将发来的电报。第三军司令官希斯曾经在“一战”中左臂受伤，从肘部到肩膀的骨头都被打断，现在只能靠肌肉支撑，“这时，无论谁都不想逃跑了！”希斯中将缩着肩说。贝内特少将也不断摇头：“没有水了。”大家一致同意向日本人投降。帕西瓦尔向韦维尔发出了最后一封电报，“由于敌军攻击所遭受的损失，水、汽油、粮食和弹药都已告罄，因此不能再继续作战。各级将士已尽了最大努力，对于您的支援表示感谢。”他下令销毁密码本和机密文件，之后派遣纽毕根准将等人为军使，前往日军阵地协商投降。

　　2月15日14时，攻入布基帖马街道的第五师团第十一联队正面出现了一辆破旧不堪的英军小轿车，这时候第五师团的前线士兵连步枪子弹都快没有了，再打下去只能端起刺刀进行“猪突冲锋”了。那辆小轿车车头的一边插着一面“米”字旗，另一边插着一面白旗。车子径直驶到日军阵地前停了下来，从车上走下来三个扛着白旗的英国人，他们分别是英军参谋纽毕根准将，第三军的参谋怀尔德少校和司令部的一个秘书，“决不考虑投降”的英军终于投降了。

　　山下慎重地研究了纽毕根准将送来的帕西瓦尔的信件。信中说，希望在新加坡市政厅内和总督一起与日本人举行停战谈判。山下有些怀疑英军投降的真实性，便派曾经在美国留学的杉田去和纽毕根交涉，提出大致的投降条件。山下提出，不是日军去他们那里，而是英军要到日军的阵地上来协商投降事宜。同时强调纽毕根官太小，必须由帕西瓦尔本人前来，以示英军投降的诚意。

　　双方约定，18时在布基帖马街三岔道北边的福特汽车工厂办事处具体交涉投降事宜。对于山下提出的必须珀西瓦尔亲来的条件，英军代表是满口答应，——败军之将不可言勇啊！

　　负责接洽的杉田随纽毕根少将一起来到了英军司令部，之后和帕西瓦尔一行一起乘坐两辆汽车前往谈判地点。几天前因为骑摩托车出现事故受伤，杉田的脖子上还打着石膏。这家伙估计年轻时学习也不怎么样，留学美国几年连英语都没学好。坐在帕西瓦尔身边的杉田困难地扭着身子，用结结巴巴的英语对中将说：“我们打了两个多月，现在终于可以结束了。英军作战英勇，我向你们表示钦佩。”帕西瓦尔礼貌地轻声回答了几句，瘦削的面孔涨得红红的，双眼充满了血丝。

　　杉田要求乘车的英国人一行中途提前下车，打着白旗改由步行前往谈判地点。因为日本人在沿途安排了许多摄影师，将对这一历史时刻拍照留念。但是英军也不傻，在行进到离谈判地点不远时，他们机敏地发现路边有日军的摄像人员在拍照，很明显这些照片会迅速传遍世界。帕西瓦尔立即把白旗拿下肩头，让白旗低垂向地面，以此来抗拒日军的羞辱。

　　1942年2月15日下午18时，珀西瓦尔和他的参谋长特朗斯准将等人到达福特汽车工厂办事处门前，他们立即被日本记者和摄影师团团围住。这是一个震惊世界的重大事件，也是日本南方作战取得的历史性胜利，摄影师开始争先恐后地抢镜头。英方一行人穿着短袖英国陆军制服，短裤、长筒袜，头上戴着像洗脸盆一样的扁平钢盔，帕西瓦尔的手里拿着白旗，那样子真是说多丢人有多丢人。

　　他们迅速冲破记者们的包围圈，快步走进屋内，在一张未铺桌布的桌子一边并排坐下，那样子实在显得可怜。这些打了败仗的人在静候山下奉文出场。不大的房间里，前前后后涌进来40多人，使房间显得更加拥挤。没有人愿意出去，谁都想亲身经历这一重大的历史性时刻。

　　英军投降对于山下奉文来说，既是在情理之中又在预料之外，它来得太突然了，以至于山下还没来得及考虑投降的具体条件，对谈判的细节更没有仔细琢磨。他甚至怀疑这是英国人玩弄的缓兵之计。在英国人等待了5分钟之后，山下阴沉着脸走进了会场，笔挺的土黄色陆军军服上挂满了勋章。那些日军参谋能够看出来，山下原来已经稍显花白的小胡子明显刚刚用黑发蜡染过。

　　山下举止刻板地在谈判桌另一边的中间坐下，其他诸如铃木等人才纷纷就位。担任现场翻译的是新闻记者菱切，他首先对双方进行了介绍。山下一开口就来了个下马威：“我军除了接受你们的投降外，其他一律不予考虑。”之前山下已经从英军俘虏的口中得知，英军一直高估了日军的实力，他们认为和英军作战的日军至少有5到7个师团，——连丘吉尔后来在回忆录中也说，他一直认为参加作战的日军绝对不会低于5个师团。山下在内心告诫自己，千万不能让珀西瓦尔探得日军只有区区3个师团，且都已经是强弩之末，从而拒绝投降而恢复抵抗。

　　帕西瓦尔的个子足足有两米高，按道理山下奉文1.74米的个子在日本人中已经够高了，但面对帕西瓦尔时，还是有点仰视。可惜现场的实际状况正好相反，涨红着脸的珀西瓦尔显得有些局促不安，话语也有点底气不足：“在22时30分以前，我们恐怕不能做出最后的答复。”

　　“不行，”山下蛮横地说，“你们必须立即投降，否则我们就马上恢复攻击。”

　　菱切的英语显然不太熟练，说起话来结结巴巴，英军的译员怀尔德少校也同样蹩脚，不时还要翻看手中那本砖头一样的《英日大辞典》。在美国留过学的杉田发现投降之事可能会因为产生误解而告吹，就亲自出马代替菱切记者。但他的英语也好不到哪里去，双方的争论还是驴头不对马嘴。加上帕西瓦尔不肯当场表示投降，场面变得更僵了，几个人甚至边说边打起了手势。

　　“你们若不现在决定投降，我们就按照原计划发起夜间攻击。”烦躁的山下有点急不可耐，他必须利用英军还没醒过神之前把投降条件定下来。山下后来回忆说，“我当时认为如果在城内进行巷战，我们非败不可”。他将自己在新加坡采取的策略称为“虚声恫吓，一次成功的虚声恫吓”。

　　“贵军能否留在原地不动，我们明天上午再谈？”珀西瓦尔涨红的脸变得煞白。

　　“不行！”山下以愤怒的语气掩饰自己内心的不安，“我要求你们今晚就停止敌对行动。我再提醒你一次，没有什么可以讨价还价的。”

　　珀西瓦尔显然被镇住了，他原指望有一个体面的议和局面，现在看来难以实现了：“我们准备20时30分停火，但是还有一个请求。”

　　“什么请求？”

　　“为了防止混乱，我请求20时30分之前双方军队都不要向前推进。”

　　山下心里松了一口气，但仍装作一副很勉强的样子。“好吧，”停顿了一下，他又显得十分大度地补充道，“投降后，我允许你们保留1000名全副武装的士兵，用来维持新加坡市内的治安。”此举也算给帕西瓦尔留了点面子。

　　珀西瓦尔一时没有说话，现场好大一会儿寂静无声。山下忽然警觉起来：“我已经同意了你的请求，但是你还没有明确表示是否投降。”

　　珀西瓦尔被逼得走投无路，这是他一生中最感耻辱和痛苦的时刻。只见他先蠕动了一下喉头，又伸出舌尖舔了一下干裂的嘴唇，最后勉强点了点头。

　　这种含糊的表态把山下激怒了，他无法接受这种无声的承诺。他告诉日方杉田，他要英方一个明确而简单的答复。可是双方翻译打了半天手势还是没把事说清楚。坐立不安的山下不时看表，最后他对杉田摇摇手说：“没有必要说这么多话。问题很简单，我要的也是简单的答复。”然后他把脸转向帕西瓦尔，厉声喝道：“投降还是不投降？你只需要回答Yes还是No！”——德语很流利的山下能说出这俩单词已经很不错了。

　　“Yes，我们投降。”习惯对自己人说“No”的帕西瓦尔面对敌人终于改口说“Yes”了。这位昔日神气十足的殖民统治者和大英帝国的高级将领，就这样被日本人的虚张声势吓破了胆。稍作停顿后他又说，“我有一个请求，贵军是否可以保证英国平民以及妇孺的安全？”至于占新加坡人口主体的原住民，帕西瓦尔连提都没提。

　　“我们会加以注意，请在这份投降书上签字。”

　　这场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谈判以英国人的彻底屈服而告结束。1942年2月15日19时50分，英军司令官珀西瓦尔中将在《关于投降的答复书》上屈辱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不过10周时间，大英帝国苦心经营数十年、花费巨资打造的“东方直布罗陀”，就这样落入了日本人之手。马来亚和新加坡的陷落不仅让许多人失去了生命，也使通向荷属东印度的大门向日本人敞开了一半，另一半就是麦克阿瑟驻守的菲律宾群岛。

　　客观而言，帕西瓦尔的条件要优于菲律宾的麦克阿瑟。在投降前的最后一刻，他还有反败为胜的机会。此情此景让老酒想起了第一届中日围棋擂台赛中的钱宇平，他在向小林光一投子认负的时候，棋盘上还蕴藏着一着一击制胜的妙手。所以在局后被指出来时，他才会懊悔地一把扯掉衬衣绷飞了所有的衣扣。

　　签字仪式结束后，帕西瓦尔一行在第十八师团师团长牟田口和其他人员的护送下离开了谈判现场，随后日本的谈判人员全部返回了军司令部。那里已经被布置一新，在铺有白色桌布的桌子上，摆放着鱿鱼干、栗子和裕仁赐的清酒。为了庆祝这场69天的激烈战斗，在场所有人都高高地举起了酒杯，面向裕仁所在的东北方向默默祈祷着干了一杯。

　　此时在菲律宾，麦克阿瑟率领的8万美菲军已经被本间雅晴的第十四军逼到了巴丹半岛和科雷希多，最后的覆灭指日可待。马上就有人开始吹嘘说：之前我们已经打败了大清和俄国人，“一战”时战胜过德国，而今连美国人和英国人都成了我们的手下败将。最后的结论是，日本所向披靡，战无不胜，天下无敌！

　　各处的枪炮声渐渐稀疏下来，到了晚上20时30分，大英帝国属下的新加坡已经陷入了一片死寂，连零星的枪声都听不到了。新加坡，这个与直布罗陀、马耳他、珍珠港一起被称为世界四大要塞的战略要地从此属于日本人了。狮城的沦陷使得大英帝国丧失了高贵的尊严，“米”字旗胜利的光辉曾经照耀全球，然而昔日的威武雄风今天已荡然无存。

　　在69天的时间里，山下奉文率领第二十五军，以死亡3507人、伤6150人，总计伤亡9657人的代价，自北向南横扫马来半岛1100公里直至新加坡，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胜利。在英军所有的138708人中，真正死伤人员不超过8000人，伤亡数字还略低于日军，但超过130000人成为日本人的俘虏。日军缴获同样颇丰，总计有各种火炮740门，乘用车及卡车10000辆，轻重机枪2500挺以上，步枪60000支，子弹336万发，装甲车200辆，机车火车1000辆，飞机10架。另外还有大量的军需物资和粮秣。后来在参观那些堆积如山的战利品时，一名日军军官诧异地感慨道：“仅凭这些也可以打一仗啊！”

　　可笑的是，就在守军即将放下武器之时，仍有大批援军在登上新加坡岛，他们登岛之后直接开往了战俘营，当然武器弹药还是要留下的。与此同时，那些本无战心的马来人已经在和新的征服者进行和谈，日本人承诺在“大东亚共荣圈”的框架下，允许马来人获得独立和自由。俘虏中的55000名印度人更绝，他们中的40000人迅速反戈一击，成为苏巴斯·博斯领导下的亲日武装“印度国民军”中的一员——看来这“伪军”也不是中国独有的呀，不过人家反对的不是自己的同胞而是英国人。

　　日军在占领缅甸之后，为了将这些地盘更好地联系起来，决定修建一条横贯泰国进入缅甸的铁路。这是一项几乎无法完成的工程，因为铁路必须穿越雾气腾腾的热带丛林和高山激流，战俘们就成了最好的劳动力，他们大部分被强令去修建那条长415公里的死亡铁路。为了赶工期，那条最少6年才能完成的铁路被勒令在15个月内完工。有5万名盟军战俘和20万名强征的当地劳工参加了铁路建设，最后至少有16000名战俘和超过60000名劳工因累、病、虐待致死，这条铁路也因此获名“泰缅死亡铁路”。它与“南京大屠杀”“巴丹死亡行军”并称为太平洋战争期间日军在亚洲犯下的三大暴行。

　　那些投降的英军将领并没有去当修路工，等待他们的将是长达数年的战俘生涯。帕西瓦尔后来在回忆录《马来之战》中这样写道：“经过70天巨大的、不懈的努力，日夜兼程的行军和战斗，难有喘息甚至没有歇息，马来之军就这样被俘虏了。”他对那次谈判中受到的屈辱比在作战中的败北更加痛心。在回忆录中，他用大量笔墨描写了关于马来亚和新加坡的作战，但对于那次与山下的会见却只字未提。

　　日本的战俘营里一下子出现了一大群高级将领，仅中将就有2位、少将5位、准将30多位。后来杉山元视察樟宜海军基地时，特地在山下奉文的陪同下召见了帕西瓦尔，还貌似亲切地和他握了手。帕西瓦尔的战俘登记卡现存英国国家档案馆，表格上明确地记录着他的姓名、出生日期、国籍、军衔、所属部队、被俘地点及时间、父母姓名等。在战俘营度过的长达3年半的时间里，帕西瓦尔只收到过一封妻子的来信。他寄回家的无数封信件中，他的儿子詹姆斯·帕西瓦尔只收到过一封，还根本没法看懂它，因为日本人剪去了很多内容，信纸上满是破洞。

　　最悲惨的当属后来匆匆赶到新加坡增援的英军第十八师师长史密斯少将。心胸开阔、性格开朗的少将曾经历过敦刻尔克大撤退，这次却未能逃脱厄运。1942年11月11日，他因为营养不良和被殴死在战俘营里。帕西瓦尔和美军的温赖特中将把他火化后，骨灰埋葬在战俘营的院子里。

　　唯一幸运的是贝内特少将，他带领几个手下成功从日本人手下逃脱。

　　马来亚和新加坡之战震惊世界，其中也包括日本陆军的师父德国人。德国陆军军官学校的教学课程上从此增加了一节新内容：马来亚战役。

　　多达13万的战俘排着整齐的队列昂步开进了日本人的战俘营，2月15日从此成为英国人最为屈辱的一天。丘吉尔在回忆录上沮丧地写道：“大英帝国历史上最沉痛的浩劫和规模最大的投降，就在新加坡。”仅仅一个月之前，他还曾信誓旦旦地向全世界保证：日本人要想攻克大英帝国的远东堡垒——新加坡，简直比登天还难。

　　在对马来亚战役的总结中，英国陆军部如此写道：“部队军官轻敌，领导方式死气沉沉，部队训练不力，战斗中各自为战，增援过于分散，指挥机构混乱，战略把握不足，在地中海和大西洋投入过重，而且缺乏必要的空中掩护，上述最后一个原因导致皇家海军遭遇了历史上最惨重的海难。”韦维尔在随后的战役总结中也说：“我们主要的麻烦，一则在于增援的军队缺乏充分的训练，二则由于日本人有勇敢而熟练的战术和制空权，引起了我军的自卑感。”——一向骄傲自大的西方人，在面对矮小的日本人时终于感到自卑了！

　　但是战争还是要继续，老丘也必须“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2月19日，他接到了来自伟大盟国的一封电报。罗斯福在电报中说：“我了解新加坡的陷落会怎样使您和英国人民蒙受影响。但是我们的挫折无论多么严重——我一刻也不会低估它们——我们还必须时时期待着打击敌人所必须采取下一步行动。在这几个难受的星期里，我希望您安心下来，因为我确知您深得英国人民大众的信任。我要您知道，我时常相信您。我也知道，如果有什么事情您认为我能干得了，您一定要毫不犹豫地告诉我，切盼回音。”

　　这老罗也真是不够哥们儿！丘吉尔扯着嗓门吆喝快两年了，请求美国向远东派出一支舰队，越大越好，罗斯福一直都没有答应。现在大势已去你却来卖嘴了。罗斯福他老人家也不容易，他不是不想帮忙，主要是他手中可用的力量也不宽裕。美国虽然是有钱人，但那钱都存在银行里，一时半会儿还没法提现。

　　盟友英国人在远东的惨败使美国媒体首次出现了一种可怕的声音，开始猜测他们有可能输掉这场战争。“现在毫无疑问”，《纽约时报》如此评论，“我们正在经历着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约瑟夫·史迪威少将——他即将奔赴中国重庆担任蒋介石的参谋长——在日记里写下了对新加坡沦陷的震惊，“天啊，这到底是怎么了？”

　　停战命令生效之后，第一个冲进新加坡的依然是爱出风头的辻政信。在一片狼藉的街道上，辻政信看到了许多无精打采的降兵，他们中的许多人还背着步枪。当他拿出相机准备拍照时，突然从四方八面聚拢过来众多大喊大叫的士兵。翻译告诉辻，他们大声叫着的是“请为我们每一个人照相！”当辻诧异地询问其中原因时，这些人满不在乎地回答道：“你照的相是会送回日本吧？到日本便会立刻登载在全球的报刊上了。我们的妻子和家人就会看到这些照片，因此也就知道他们的丈夫或儿子还活在人世。”

　　和山下一样，辻政信无疑是马来亚战役的功臣。颇具戏剧性的是，日本战败之后的1951年12月，成功逃过了美、英、中、法、俄五国联合追捕的战犯辻政信还出版了《日军新加坡作战之回顾》一书，还聘请原澳大利亚第八师师长贝内特少将为之写序。贝内特欣然接受——就像后来斯普鲁恩斯欣然为渊田美津雄的《中途岛海战》一书作序一样——还在序言中对辻政信赞誉有加。更令人可笑的是，狂妄自大的辻政信在书中自诩为丘吉尔的铁杆粉丝，他将战败的最终原因归结为日本缺乏丘吉尔那样的杰出领袖。他认为丘吉尔在性格上带有“禅的神秘”味道，是领导全国脱出逆境走向胜利所必要的领袖。不知道看到辻政信如此评论的丘吉尔会是怎么样一副尴尬表情。

　　对城内所有地方都做了认真考察后，辻政信意外地发现，新加坡的机场、港口与城市设施除了在战争中遭到的毁损之外，英军并未加任何破坏。大惑不解的他再次提审了一名英军军官：“你们为什么不破坏新加坡？”

　　“因为我们还要回来的。”

　　“你不相信你们和美国人会在这次战争中失败吗？”

　　“不！从来不！我们也许会被打败99次，但在最后一次我们会屹立不倒的，我们必将赢得最后的胜利！”这位年轻军官的话让辻不寒而栗。他隐隐觉得，拥有如此不屈精神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

　　但日本国内远没有如此冷静。东京《朝日新闻》在2月16日评价这次日军有史以来最大的陆战胜利时，得意扬扬地炫耀道：“在短短三天之内攻下新加坡岛，只有我神武皇军才能立此殊勋！”《每日新闻》如此写道：“新加坡的垮台无疑改变了世界历史。”《日本时报》将这次胜利与汉尼拔传奇般穿越阿尔卑斯山和成吉思汗穿越兴都库什山脉相提并论，最后总结道，“日本的部队就是世上的军神”。马来亚战役使得日本的胜利感与日俱增，媒体开始将日本军队评价为“超人”。甚至还有人吹牛说，日军现在攻陷加利福尼亚的海滩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大本营报道部部长大平秀雄大佐也开始频频摇动他那三寸不烂之舌：“日本乃照亮世界和平之太阳。沐浴在阳光下者茁壮成长，抗拒阳光者唯有毁灭一途。美英两国都应深思我日本三千年炽热的历史。我庄严宣布，新加坡一陷落，大东亚战争大局已定，最后的胜利非我莫属。”

　　2月16日清晨，内大臣木户幸一向裕仁报告了第二十五军攻克新加坡的消息。对此裕仁高兴地说：“虽然情形像内大臣说的那样，但深深感到，这完全是由于在最初进行了慎重、充分的研究。”当天，裕仁对参加马来亚作战的陆海军颁发如下《敕语》：

　　马来方面作战的陆海军部队，在紧密配合、协同作战下，断然实行困难的海上护航、输送及果敢的登陆作战，耐炎热，冒瘴疠，长驱直入，所向披靡，神速攻克新加坡，从而摧毁英国在东亚之根据地。朕深嘉奖之。

　　兴奋的裕仁特地出席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见面会。他身着大元帅军服，骑着心爱的战马“白雪”走出了皇宫，接受聚集在皇宫前二重桥广场上成千上万崇拜者“万岁”的呼喊声。

　　日本列岛继袭击珍珠港获得全胜之后，再一次掀起了欢庆胜利的狂潮。政府得意扬扬地宣布，每家每户发啤酒2瓶、赤豆1包、酒3合，13岁以下儿童每人发食品1盒，里面装的是奶糖、水果糖和点心。日本民众纷纷给山下寄来祝贺信件，他的家乡顷刻间访问者骤多，成了一个旅游胜地。

　　尽管对山下横竖看不上眼，但东条英机也意气风发地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声明缅甸和菲律宾可以允许独立，但香港和马来亚必须保留，作为保卫“大东亚共荣圈”的重要据点。最后他说：“大东亚战争之目标，源于我帝国之基的远大理想，它将令大东亚各国家各民族各得其所，以日本为核心在道义的基础上确立共存共荣之新秩序。”

　　新加坡的故事还没有结束。日军入城之后，德国领事馆武官一行前来祝贺，一向高傲的德国人对山下在新加坡取得的“丰功伟绩”赞誉有加。之前他们认为，用5个最精锐的陆军师，仅仅穿越马来亚的茫茫丛林就需要至少3个月，而今，山下以更少的兵力在更短时间内完成了。在为德国人举行的招待晚宴上，一个名叫来乃的德国陆军上尉举杯对着山下喊道：“虎将军！”

　　“不，我不是虎。”

　　山下颇为不快地制止了来乃上尉，并解释说：“虎这东西归根到底不过是个胆小而危险的兽类，专从背后袭击比自己弱小的对手，等到年老体衰时就找动作迟钝的人，成了吃人的老虎，可以说是品质低劣的野兽！”

　　尽管如此，这次宴会上的对话还是很快传开，山下从此被称为“马来之虎”，并与山本五十六并称为“海军的山本，陆军的山下”。

　　日本将新加坡岛更名为“昭南岛”，行政上称作“昭南特别市”，意即“南方之光”，由大达茂雄出任第一任市长。随后，近卫师团和第十八师团离开新加坡分别参加对荷属东印度和缅甸的作战，第五师团留在马来半岛和新加坡负责各地治安。

　　对于新加坡众多的华人来说，更大的苦难和死亡还在后面！新加坡沦陷之后，日军迅速展开了以报复新加坡华侨对中国抗战的支援以及抵抗行动的大屠杀。2月17日，山下奉文命令刚刚上任的新加坡警备司令河村三郎：“将潜伏着的持敌对态度的华侨连根铲除，以绝我军作战之后顾之忧。”铃木明确指示：“判定出敌对分子后，当即处以死刑。”

　　2月18日，残酷的大“肃清”开始了。日军对新加坡市区进行划区封锁，强令各区18岁至50岁的华人男子自带干粮，前往4个集中地接受甄别并领取“良民证”。不到3天，4个集中地的学校、工厂等地就挤满了华人。等待他们的是蒙着面罩的原英国警察、印度警察和马来亚共产党的变节分子，他们将对所谓的“反日分子”进行指认。被指认出来的华人未经任何审判程序，就被日军捆绑至海边遭机枪扫射致死。后来为了节约子弹，日军干脆把人绑成一串装上船，到离海岸10公里左右的地方推入海中。

　　以冷酷无情、杀戮无极限著称的辻政信自然也不会甘于寂寞，哪里有人杀，哪里就有他的身影。2月22日在巡视“肃清”工作时，他听说大西觉的分队只甄别出了70名反日分子，大为光火，对大西呵斥道：“你还在磨蹭什么？我是要全新加坡一半人的命！”一句话让大西觉的分队一口气抓了几千人，塞满了几十辆汽车，风景宜人的樟宜海滨遂成屠场。

　　没有人知道真正的死亡人数。日本自己承认是5000人，后来远东国际法庭判决书上认可的数字也是5000人，而新加坡华人社给出的数字是100000人。三名主犯中，除了铃木宗作后来在菲律宾被美军击毙，另外两人都被判处绞刑。山下被绞死的地点在菲律宾，而河村三郎被执行绞刑的地点正是他行凶的樟宜海滩。

　　中国全面抗战爆发之后，新加坡成为南洋华人出钱、出人支援国内抗战的主要场所。山下认为，南洋华人的支持是中国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的重要原因之一。现在虽然那些大头头都跑了，但跑了和尚跑不了庙，这些“欠账”必须由留下来的人埋单。日军强令当地新加坡华侨交出5000万元俸纳金。山下给出的理由是：“华侨支持重庆政府抗日，这笔俸纳金是他们向日军赎罪的买命钱。”

　　到6月25日，当地华侨终于将凑齐的5000万元交给了日军。《昭南时报》宣称，这笔金额同华人的全部财富比起来微不足道，华人中个别人的财产就远不止此数，他们之前捐献给重庆政府的资金不低于3亿元。该报还谴责华人曾经抵制日货，添油加醋地说，对这种行为的“真正赎罪”是无法用钱来表示的。

　　今天在新加坡市区的美芝路，有一座规模不大但意义重大的地方——战争纪念公园，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就坐落在这座公园里。顾名思义，纪念碑是为了纪念在1942年至1945年，日本占领新加坡那3年零6个月中被迫害致死的新加坡人，他们大部分是华侨。高70米的纪念碑，于1967年2月15日纪念新加坡沦陷25周年那一天，在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1942年19岁的李光耀也曾被日本人抓走并带到海边让他自掘坟墓，但他幸运地借机溜走，躲过了屠杀——的主持下揭幕。碑上有4种铭文，中文这样描述：

　　1942年2月15日至1945年8月18日，日军占领新加坡，我平民无辜被杀者其数不可胜计。越二十余年，始得收敛遗骨，重葬于此，并树丰碑永志悲痛。

　　马来亚战役中功成名就的山下没有因此得到东京的青睐。相反，他的表现立即引起老对头东条的警觉。如果坐视山下名声越来越大，势必对自己的前途产生不利影响。如果山下下一步回到东京，按他此时的人气，首先应给予的只能是陆军大臣或者与之同等的职位待遇。要知道，现在陆军大臣是由东条亲自兼任的。至于参谋总长，现在日军各路进攻势如破竹，把人家杉山元换下来也不太合适。况且就是自己把陆军大臣的位置让给山下，这势不两立的仇人在一起怎么合作？可能连自己首相的宝座都有危险。再说，现在已经成为“统制派”掌门人的东条，绝对不允许以山下为首的“皇道派”有东山再起的机会。老奸巨猾的东条灵机一动，计上心来。6月下旬，山下接到大本营一纸调令，他被调任满洲第一方面军司令官。

　　头一年11月离开东京之后，山下还没有回过本土。心情无比郁闷的山下提出，能否借职务调动的机会顺路回一趟东京。按照惯例，在外征战归国的司令官将获得裕仁召见的机会，何况是取得很大战绩的山下？因此，山下事先准备了向裕仁汇报的《马来亚新加坡进言草稿》。

　　按道理山下顺路回家一趟绝对不算过分。对于他的请求，东京的答复是“不允许”，直接去满洲。大本营解释说，这是为了防止苏联人知道他的新职务。山下通过南方军总部再次提出申请，回答依然是“不行”。心灰意冷的山下从此再未提出过类似的请求。

　　多年来与东条不和的山下心如明镜，这不过是东条在借机压制他，避免他公开露面的借口而已。从珍珠港凯旋的南云、渊田、岛崎能入宫接受裕仁的嘘寒问暖，而同样取得辉煌胜利的自己，连回趟家都不行？世事之不公，莫过于此矣。

　　1942年7月12日清晨，山下奉文在与后任斋藤弥平太中将共进早餐后，离开新加坡直飞满洲。等他再次受命出山，已经到了战争后期的1944年，彼时东条已黯然下台，危如累卵的日本败局已定。

　　“可怜的山下，这下怕是要死在菲律宾了。”一个早已赋闲在家的日军将领在得知山下奔赴菲律宾拯救危局时，黯然说道。这人同样是东条的死对头，他就是有着“昭和第一兵家”“昭和三大参谋”之称，辻政信的“恩师”石原莞尔。 太平洋战争三：不宣而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