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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一个有恩于我的人虽然，我已经六十余岁了，但对于黄宗英，我还是得称前辈。因为她今年已经八十八岁，长我二十四五岁呢。事实上，前辈这一种称谓相当中国化。即使在我们中国，也相当的古代，还多少具有点儿江湖意味。在当下生活中，我们已不太听得到“前辈”这一称谓了，似乎只有在武侠片中还听得到。据说网上挺流行，也同样只不过出现在网络上的后武侠小说中。并且，网络本就是很江湖气的地方，十之七八的网主们的名字，不论男女，也都挺江湖气的。

　　我和黄宗英都是中国文坛上的人。以我的个人感觉而论，亦觉中国之文坛，往往也江湖气弥漫。倒不是由于文坛上一向的是是非非给我以江湖气浓的感觉，实际上外国之文坛，比如西方吧，也每是风生水起、是非频发的，但却并不给我以江湖气浓的印象。为什么我们中国之文坛，给我以江湖气浓的感觉呢？大约是由于我们中国之文坛拉帮结派，形成团伙的风气较盛的缘故吧？除了这一缘故，还有另外的因素吗？肯定是有的。那又是些什么因素呢？我还没想清楚，此不赘述。

　　但我犹豫再三，决定在此文中及文内称黄宗英为前辈，并不意味着我对具有中国古代特色的称谓情有独钟，更不意味着我对中国文坛之江湖很认同。恰恰相反，我嫌厌任何所在的江湖气，也从未属于过任何或大或小的“圈子”。

　　我称黄宗英为前辈，只因一点，她年长于我不是几岁、十几岁，而是二十四五岁。如果她是男姓，我当按中国习惯称她为“黄老”，或“宗英老”。但她是女性，并且我了解，她有一颗永远年轻的心。那样一颗心即使某一天停止了跳动，前一分钟也必定还是年轻着的；所以我不愿在对她的称谓之中加入“老”字。事实上，此前不论当面或背后，我一向是称她“宗英老师”的。那么，在这一篇短文的题目中和文内，一如既往地称她为“宗英老师”，岂不是更亲近吗？那是的。但我内心里，对她始终是怀有很深厚的感恩情结的，而我写此文所要表达的，正是那种随着时间的推移竟变得越来越难以忘却的感恩情结。我怕亲切抵消了感恩。即使仅仅抵消了一部分，那也是违背我写此文之初衷的。我读某些具有感恩色彩的文章，包括那些和我这篇文章的初衷一样的文章，每使我产生一种变味的印象，就是由于称呼似乎太亲近了，写到后来，感恩的元素少了，亲近的成分多了，结果感恩被亲近所稀释，仿佛便更是一篇记录友情的文章了。何况，尽管黄宗英前辈每次见到我，对我的态度无疑是亲近的，见面也无疑令她感到高兴，但若论到友情的话，其实我们之间反而并没什么值得书写的内容。

　　真的是这样。

　　前辈黄宗英，她是一个有恩于我的人。

　　我写此文之目的，也完全是为了以记录性文章的方式来公开表达我对她的感恩。

　　我在“文革”前就知道黄宗英的大名了。她的报告文学《小丫扛大旗》，当年在收音机里广播过。我家没有收音机，我是从中学同学家的收音机里听到的，当时给我以特别满足的语言享受。是一位女朗读员朗读的，她的声音圆润而豁亮，仿佛唱着歌的泉水从山涧流淌而过，携带着悠扬的回声。以现在的美文标准来看，《小丫扛大旗》的文学并不能算极好。但在当年，女报告文学作家凤毛麟角，黄宗英又是演员出身的报告文学作家，长期浸淫于电影界，置身于上影厂这一特殊的文艺单位，经常接触皆有丰富经验的导演、演员们；再加上她善于观察生活的一双慧眼，几乎可以说天生地从生活中捕捉细节的能力；她自己坦率、快乐的性格，发自内心的以赞颂时代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为己任的使命感，等等因素，使她极善于将笔下人物写得“活起来”的同时，也极善于营造弥漫在字里行间的生活气息。她写一篇报告文学如同导演在执导一部电影。她笔下的人物，不分主次，一概都能恰到好处地在她的报告文学作品中凸显角色的作用和魅力。当年，中国的收音机里，最经常播出的是根据革命题材的长篇小说改编的评书。那些评书更偏重的是故事，对文字之感染力是不太在意的。

　　总而言之，《小丫扛大旗》使我这一名中学生第一次领略了生动活泼的文字被女性好听的声音所朗读的美感。

　　我便记住了“黄宗英”这个名字。

　　但是我后来成为“上山下乡”运动中的一名知识青年，与《小丫扛大旗》这一篇赞颂中国最早的一批下乡知识青年的报告文学没一点儿关系。

　　后来我初中毕业了。

　　后来“文革”开始了。

　　在1967年的冬季，哈尔滨市的某电影院，连续几天放映“反动电影”，曰“批判观看”。是由哈市几所大学的“造反派”们发起组织的放映，某几所重点中学的“革命师生”也得到了一些票。我所在的第二十九中学是一所普通中学，但那一年我与一名三中的高三男生成了朋友。三中是重点中学，他是“红五类”，由他给过我几次票，于是我得以看到了几部以前不曾看过的电影，包括赵丹主演的《十字街头》、《武训传》、《林则徐》、《李时珍》。

　　我至今认为赵丹主演的《林则徐》、《李时珍》，演技炉火纯青。这两部电影中，他主演的林则徐尤见功力。并且一直认为，以后不论再拍多少次《林则徐》，“赵丹化”的林则徐恐怕无人可以企及了。我也至今特别喜欢《十字街头》，觉得那一部电影中的赵丹，大演员的天赋已被他充分证明。那时的他，其实身上已兼具卓别林式的黑色又温暖的幽默和金·凯利式的即兴表演的机智。可我当年却并不喜欢《武训传》，至今也还是喜欢不起来。武训这个真实的历史人物办义学的极虔诚、极执着的愿望自然是无私的、可敬的、令人感动的。但他所实行的向富人“集资”和募捐的方式，就是不惜以自身为“靶”供人羞辱，“打一拳三个钱，踢一脚五个钱”的方式，对于受西方文学影响特深、人格尊严意识特强的我，是实难认同的。

　　那一年我已知道黄宗英是赵丹的夫人。

　　三中的朋友问我愿不愿写一篇批判赵丹主演的电影的文章，写了就能收在几所大学的联合主办的大批判文集中。但我印象中的赵丹，用《列宁在十月》中高尔基对列宁说的话来说，是“一个好人”。这是我对赵丹所演角色的印象。

　　我反问：你怎么不写？

　　他说：我是理科生啊，不感兴趣。

　　我说：那么优秀的几部电影，有什么可批判的呢？

　　他也反问：你不是不怎么喜欢《武训传》吗？

　　我说：一个人不喜欢的文艺作品，评论是一种权利。但动辄乱扣“反动”大帽子地进行批判，并且剥夺被批判者的辩论权利，这样的批判不就等于是迫害吗？

　　他说：你又何必太认真呢。多你一个人的批判文章，少你一个人的批判文章，其实对于赵丹的命运都没什么影响了。但是对我们俩却有一点好处，我们就有资格再多看几部电影了，许多电影我们以后也许永远都看不到了！

　　他的话很代表了当年之中国一些确实挺好的人的想法——多我一个人参与少我一个人参与，多我一句口号少我一句口号，多我一张大字报少我一张大字报，反正对已被划入“另册”的人的命运不起任何作用了，于是对自己的参与首先自行地宽恕了。倘还有一点点个人好处，则更是“盲从无罪”了。在“文革”初期，我也是这么想的。不久，我所读过的那些书便提醒我——好人被利用了参与迫害别人，既不但是被迫害者的大悲哀，同时也是好人们的大悲哀。

　　故我对我的好人朋友说：你我互为朋友，是因为我们都认为对方是好人，对吧？那就让我们把好人做得再好一点点，而别在乎以后看不到某些电影了吧！……

　　一年后，我下乡了。

　　黄宗英也罢，赵丹也罢，在我的头脑中，渐渐的不留任何记忆痕迹了。

　　大约是1973年，我到佳木斯去参加兵团总司令部文艺处举办的文学创作学习班，听说黄宗英由周总理亲自点名予以“解放”，并在哈尔滨观看“全省青年诗歌朗诵会”。我们文学创作学习班的几名知青，发起了对学习班组织者的建议——将黄宗英请到佳木斯来，与我们文学创作学习班的知青们交流交流创作体会和经验。这自然也是我所希望的事，所以我对那建议表现得格外支持。学习班的组织者崔长勇是我们共同的“好大哥”，我们的建议正中他下怀。但那也得向上级请示啊！政治部的批复很快，大意是——黄宗英既然是周总理亲自点名予以“解放”的，但请无妨。“好大哥”特高兴，欲亲自到哈尔滨去请黄宗英。却随之传来了令我们震惊的情况——她被省革委会的干部从哈尔滨驱逐走了，并且还被扣上了一项新的罪名——企图靠昔日名气用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影响文艺青年，实行反革命串联……

　　革命热情澎湃洋溢的《小丫扛大旗》的作者，头脑中会有什么“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呢？

　　我们不禁地都愤愤不平起来。

　　“好大哥”居然信誓旦旦地表示——早晚有一天，会想办法将赵桔调到兵团来，并且要尽早满足其入团愿望。但他这种决定直至“文革”结束也没实现，而赵桔在东北下乡九年也终究还是没入得了团。此是后话。

　　以上听来的情况，促使我做出过一件既郑重又特不“明智”的事。

　　1974年我入复旦大学前两天，仍在木材加工厂做出料工，那是比抬木头更累的活儿。我可以不干活儿了，入取通知书已发给我了，按规定我享有几天准备行程的时间。我却觉得自己是个幸运者，一心想用坚持劳动到最后一天来抵消一些别的知青对我的羡慕。两天后就将离开北大荒了，我决定为某些知青作最后一次代言。于是前两天的晚上，我独自坐在食堂里，给连队团支部、党支部写了一封信，并要求将信转送团里。那是一封谈我对发展知青入团入党的组织路线之意见的信。我的信指出——在有些人的头脑中，“重在表现”四个字，几乎不起作用，他们对于那些家庭出身“有问题”或父母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打入“另册”的知青，其实实行的是发展践线上的“关门主义”。还举了赵桔的例子，写下了这样一句话：“难道用多年的艰苦劳动和青春岁月，还换不来一枚团徽吗？”而实际上，所谓“关门主义”并不表现在我们木材加工厂，因为在木材加工厂，担任团支部组织委员和宣传委员的，恰恰便是两名家庭出身属于“剥削阶级”的天津知识青年。在我曾经当过班长和小学教师的老连队，实行的也是“重在表现”。进言之，在能入团或不能入团这件事上，赵桔的例子具有较多特殊性。我明知此点而举她这名并不属于兵团的知青为例，委实是有些蛇口蜂针的。我的动念，确乎也主要是为她那样的知青们一鸣不平而矣。（三十几年后，木材厂的两名天津知青非将我请到天津去做客不可。我去了，他俩在招待我的饭桌上对我说：你幸亏走得及时，晚一天你就去不成复旦了。当年我们觉得你那封信的思想老反动了。你虽然走了，我们还是将信的反动思想批判了一通，并且要求团里严肃处理。你居然顺利地成为复旦的学生，证明当年团里有人暗保了你一下啊！我于是明白，他俩非把我请到天津不可，是要当面道歉。而我却早已将那事忘了。我在木材厂时与他二人关系良好，我的信肯定使他俩当年大为其难了，他们除了那么做显然也没有另外更“正确”的做法，于是互相举杯一撞，皆释怀而笑。再后来我在创作电视剧《知青》时，自己当年写的那一封信，成了剧本中的情节。）

　　我在复旦的三年，自然是思想孤独而苦闷的三年。那三年里，所知“四人帮”迫害知识分子和文艺人士之事更多，反而又将黄宗英、赵丹、赵桔这一家三口人的名字忘了。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了，“文革”结束了。

　　1977年五月，上海以极大的动作召开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五周年。如今想来，那般隆重地予以纪念，用心可谓良苦。那应该说是一次被打入“另册”的上海文艺界人士的集体大亮相。也许是由于应该参加的人数太多，复旦大学仅获得一个名额。名额自然给在了中文系，而中文系居然将名额给在了我这名七月份就将毕业的学生头上。由此可见，当年大学母校的老师们是多么的厚爱我！

　　纪念会共开三天，我所分在的一个组，组长是茹志鹃老师（当年我才三十余岁，自然称她老师。现在我六十余岁了，她已驾鹤西去，那么我就同样在此文中称她先辈吧。她也是有恩于我的人。此不赘述，当另记之。）、副组长是黄宗英，而我是召集人兼书记员，即负责记录整理发言的人。至于组员，不得了——巴金、黄佐临、吴强、师陀、施存蜇……共十一二人，每一个名字都令我肃然起敬。

　　那时我一再想到了“缘”这个字。黄宗英这个数次在我头脑中留下深刻印象，又一次次被我忘记的名字，忽一日与我自己的名字印在同一页纸上，而且都成了对一次大会负有小组责任的人！不是“缘”的话，我这个东北知青，又怎么能在上海与黄宗英并肩而坐呢？真的，三天的小组讨论中，只要她到了，必定与我并肩而坐——因为我和她和菇志鹃先辈三个人的座位是不变的。

　　第一天上午黄宗英没到，下午才出现在组里，看了组员名单才知道自己是副组长。她在外地深入生活，接到通知赶回来的。她说自己回到家里换了一身衣裳就来了，而她穿的是一身旧衣裤，脚上也是一双旧的，许久没打过油的平底皮鞋。她衣着朴素得令我暗暗讶异。虽然菇志娟的衣着也是极朴素的，但并未使我讶异，反而觉得她就该是那样的。一想到赵丹此时还没被公开“平反”，我的讶异也就转瞬即消了。她和菇志鹃坐在一起——都像五十年代初期的女工会干部，将工会工作当成全心全意为工人阶级服务之使命的女工会干部，不善于搞阶级斗争并且还希望能搞好阶级调和的那么两位女工会干部。我有这么一种印象乃是因为，她们的面相都是那么善良，而我相信“相由心生”。

　　当年的黄宗英挺“壮实”，身材颇似六十年代的马玉涛。六十年代后的马玉涛开始发福了。我知道她们以前的身材是很苗条的，我猜得到黄宗英变得“壮实”了肯定与多年参加体力劳动有关。

　　然而她的面容依然漂亮，依然具有曾被称为“甜姐”的俊美线条。她发过几次言。显然的，每次发言前都有满腹想说的话。但真开口了，似乎又不想多说什么了。所以她每次的发言其实又很短，并且每次都出人意料地戛然而止。我注意到，她每次发言时，总有人向她传递暗示的目光——说几句就行了。一接触到那种友善的目光，她就很懂事地赶紧再说三言两语结束了发言。

　　是的，那时的她极像一个童言无忌又特别喜欢表达内心思想感情的孩子。因为懂事，所以在被对她友爱的大人们以目光制止时，便立刻装成沉默寡言的样子。

　　我想那时的她内心里一定是隐觉委屈的。

　　看着我所崇拜的人那样子我的心情也颇觉压抑。

　　她每次发言的内容，也只不过是在一次次强调，自己是多么愿意用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而已。那显然是她真诚的想法，但又显然不是她唯一真诚的想法。她分明很想说出另外某些同样真诚的想法，特别是在那么一次纪念会上，当着那么多老朋友的面，而且是在粉碎了“四人帮”以后。

　　也分明的——老朋友们认为那是不明智的，甚至还是冒失的。

　　第一天的讨论气氛特沉闷。主持会议的菇志鹃肯定不是善于启发别人发言的人，并且我看出，她也不打算那么做。和黄宗英一样，她也是前一天从深入生活的外地赶回上海的。正因为气氛沉闷，黄宗英才发了一次言又发一次言，我看得出她很希望自己能使气氛活跃起来。

　　作为书记员的我几乎无可记录，只得一段段读《讲话》原文以及文件材料。我内心里对那种沉闷倒反而挺欣赏。人们只是在中午吃饭时，晚上分别时，话才多起来。嘘寒问暖，互道珍重，情形动人。吃饭时，黄宗英很主动地替这位盛汤，为那位添饭。在众人中，除了我，按年龄论她是小字辈，年长于她的那些男士们，对她的服务都很受用。那时的黄宗英显得很快乐，并且希望以自己的快乐使大家也快乐起来。她的快乐也只不过就是一种表情现象。没人开玩笑，她也不。人们的话也只不过局限于互相询问亲人及儿女的情况。没人问黄宗英、赵丹的情况，显然都不愿影响她的快乐。

　　第二天上午是大会发言——有人在发言中又批判了《百合花》，认为不管到任何时候，《百合花》的创作倾向都是不符合《讲话》精神的。也有人批判了《小丫扛大旗》，认为所谓“生活气息”抵消了“突出政治思想”……

　　下午的讨论就更沉闷了。作为组长的茹志鹃和副组长的黄宗英，都不知自己该说什么好了。

　　我按捺不住发了一次言。我的发言自然是对大会发言中的批判所进行的批判，冷嘲热讽，出言极不客气。前辈们起初皆怔愕，继而望着我的目光里都流露着赞同了。

　　第三天的中午饭是会议期间的最后一次饭，我与黄宗英前辈配合着替大家加饭、添汤。巴金老居然询问我的经历，菇志鹃替我回答了几句。巴金老没听清，黄佐临替菇志鹃重复了一遍。我说在上海杂技学馆，我与黄小芹成为了朋友，黄佐临听了很高兴。

　　黄宗英问我：“从农场往兵团调有可能吗？”

　　我明白她那时想到了女儿赵桔。

　　我将当年“好大哥”崔长勇信誓旦旦的话转述给她听，她极欣慰，说希望女儿赵桔成为兵团战士，是因为兵团比农场更重视培养知青的文艺爱好，而赵桔也自幼热爱文艺。

　　1977年的五月，谁都不敢梦想，中国还有知识青年返城那一天！

　　散会前我向菇志鹃和黄宗英两位组长、副组长要联络方式，她俩都高兴地亲笔给我写下了，并都说欢迎我去她们的家。

　　回到复旦，同学们听说我与那么多文艺大家分在一个组开了三天会，无不羡慕至极。

　　有同学说，七月份就要毕业了，既然你认为他们对你都很友好，干吗不请一位到复旦来与咱们中文系创作专业的同学座谈一次，介绍介绍创作经验啊？

　　我想，可也是，为什么不呢？

　　我说巴金老是沉默寡言的人，我们不为难他。菇志鹃老师又回深入生活的地方了，一时联系不上……

　　大家立刻明白了我的意思，异口同声地主张：请黄宗英！请黄宗英！

　　于是就有了黄宗英1977年6月在复旦大学的一次文学创作讲座。我在《从复旦到北影》中有所记录，此不熬述。也因她亲笔写给我的一张“便条”，我分配到北影后成了黄宗英家的熟客，并与他成为忘年交。

　　我要补充的是——大约二三年后，她与赵丹二人应北影厂厂长汪洋之约住入北影招待所，准备主演电影《周恩来》。我自然要去看望她的。他们的房间访客不断，无不是文化界名人。我虽年轻，当年却矜持得很，故也只去看望过一次。他们夫妇二人都对当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之知青们的情况有了解的意愿，我正向他们讲述着，厂长汪洋来了，说要请他们去参观摄影棚。汪洋看着我，颇觉奇怪，问他们我是谁？那时我虽已分配到北影编导室了，却还没与汪洋近距离对望过。

　　赵丹说：他是宗英的学生。

　　汪洋更加奇怪，又问黄宗英：你什么时候收起表演弟子了？

　　黄宗英笑道：我又不是只会演戏！他是我文学创作方面的学生不行吗？你太官僚了吧，他早已是你们北影的人了呀！

　　我将自己怎么认识黄宗英的过程用简短的话告诉了汪洋。黄宗英接着说：听过我的讲座，当然算是我的学生了！

　　汪洋问我：有收获吗？

　　我肯定地回答：有。

　　汪洋也笑道：那就算是了吧。

　　黄宗英又表扬地说：他可是好青年，有独立思想，十年中没跟着闹过。

　　于是汪洋说：那你就一块儿陪着参观摄影棚吧。

　　当年的北影，虽然是电影界名人经常出入之地，但只要黄宗英、赵丹夫妇的身影一出现，必定是更吸引人们眼球的一道风景。

　　参观摄影棚的黄宗英和赵丹，有以汪洋为首的北影的一干人等，包括北影的导演大师们和著名演员们相陪。但紧随他们夫妇左右的却只有一男一女。女的是一位穿军装的、身材高挑窈窕的美女顾永菲，男的便是我。顾永菲的伯父是上海电影当然便也是中国电影的先驱人物顾尔已，在汪洋们那一代电影人中老友多多，与赵丹汪洋更是交情深厚，非同一般。她当年是新疆军区文工团的话剧演员，她父亲顾尔谭是南京文学界的名人。所以对于她紧随在黄宗英、赵丹夫妇一侧，没有谁好奇。不知她是谁的，或许起初也是有几分奇怪的。但悄悄一问，知道了，就不奇怪了。

　　我却引起了几乎每个人的奇怪。

　　知道我是分到编导室的“工农兵学员”的奇怪，不知道的更奇怪。我并不习惯被些奇怪的目光投注到身上，一有机会就自我边缘化。偏偏的，汪洋却比黄宗英更关注我的存在与否，隔会儿就四顾着大声说：“小梁哪儿去了，过来过来，学生不是白当的，前边来前边来！陪就得有个陪的样子，得形影不离！……”

　　他那天很高兴，所以总开我玩笑。

　　而这便引起更多的奇怪了——人们一时搞不清楚我究竟是赵丹的学生还是黄宗英的学生，以及究竟是何种关系的一个“学生”。

　　结果参观的全过程中，我也很吸引眼球。

　　那一天以后，我在北影有了不小的知名度，许多人都知道编导室有一个叫梁晓声的最年轻的剧本编辑是黄宗英和赵丹的学生了。

　　我显得挺神秘起来，正所谓大沾名人之光。

　　有一天我在厂内的路上遇见了汪洋，他主动驻足，对我说看了我的档案，我档案中有“保持独立思想，与‘四人帮’做过斗争”一条鉴定语。那是我自己也知道的，是我在大学毕业前，老师和同学们共同为我做出的一条鉴定，并且当我的面读给我听过——那实在是一条过誉性的表扬语罢了。

　　然而汪洋看得很重要。

　　他赏识地说：很好，很好。你配是黄宗英的学生，我也完全相信她的话了。努力工作，遇到了什么不开心的事别写信向她求助，直接找我。

　　他们那一代电影人，对“四人帮”痛恨极深。“文革”中眼见自己的知交良友一个个受尽迫害，内心里是很疼的。故“好青年”在他们那儿是另有所指的。

　　后来我成了获奖作家。

　　后来汪洋接待外宾时，每吩咐厂办的人：将编导室的小梁找来陪外宾。

　　若有外宾是知道赵丹的，向他问起他与赵丹的关系，他每每指着我说：他是赵丹的夫人黄宗英的学生，著名作家！

　　后来我到江苏去组稿，竟可直接找到顾尔谭先辈相助。因为我是黄宗英的“学生”，自然也就有资格称顾永菲“永菲姐”了。都可以称她姐了，上门去求她的父亲，便似乎是不必见外之事了。顾尔谭先辈也确实没拿我当外人，有次还邀了陆文夫、高晓声两位先辈与我长谈北京文坛的风云变幻，并在一家雅静的小酒店设宴款待我。他们当年可都是长我二十多岁的人，实在是分外抬举我。

　　后来黄宗英每出新书必邮寄给我一本，扉页写着“晓声弟子存念”。

　　而我，收到也就收到了，却从不曾回一封短信相告。那还不是家家都有电话的时代，更不是如今这种几乎人人有手机、有网址的时代。若是，我肯定也是会相告的。但即使有以上理由，连一封短信都不曾复过，情理上是怎么也说不过去的。

　　赵丹逝世了，我居然没写过一篇悼念他的文章。当年好几次，我陪他和黄宗英在北影大食堂的一张饭桌上吃过早餐。要写，是有些内容可写的。当然没写也能找到理由——因为赵丹临终前对文艺领导者们提了点儿中恳的意见，怀念他的文章是无处可发的。但我起码可以给黄宗英写一封信以表达哀思，居然也没有，理由我是至今也找不到的。其实最根本的原因是，那时我觉得自己也是个人物了，唯恐有攀名流之嫌。为避小嫌而失大义，这真是有点儿俗啊！

　　赵丹画展举办的时间，地点我是预先就知道了的，也没去表达支持。而且当年的我还挺郁闷，觉得黄宗英这位老师居然没寄给我这名“弟子”一份请柬，实在是她太不应该。而实际情况是，她顶着极大的压力才办成了画展。极度悲痛而又缺乏经验的她，为了不使北影的老友们陷入去也不便不去不好的两难之境，根本就没向几个北影人发出通知。

　　黄宗江也去世了。他的遗嘱是不开追悼会，我过后才知道。悲痛是悲痛的。哀思是有的。也曾想以文悼念，但拖延数日后，哀与思便淡去了。

　　直至去年在中国散文年会见到了八一厂的翟俊杰兄，几句交谈后，不约而同地都回忆起了黄宗江，关心起了黄宗英。

　　他听我说我已近二十年不知黄宗英的情况了，大为诧异，连呼：“不应该不应该，你可太不应该了！在你一代人中，黄宗英以弟子相称的，据我所知，唯你梁晓声一人啊！”

　　我顿时无言以对，继而无颜以对。

　　他告诉我黄宗英生病了，身体情况大为不好。

　　我心一怆。

　　那日回到家中，翟俊杰兄的责备之语不绝于耳。

　　我默问自己：梁晓声，你何时变得如此人情淡薄了？又为什么会变成了这样？

　　为什么呢？

　　我不能不严肃地剖析我自己，所得结论便是——当我在文坛这个江湖上的浮名渐大后，开始认为，三十多年前的那些细琐之事，其实没有特别值得铭记不忘的意义了。

　　但为什么三十多年前，我会在《从复旦到北影》一文中满怀真情地予以记录呢？

　　因为那时我刚刚大学毕业；因为那时我只身来到完全陌生的北京无亲无友倍觉孤独；因为那时的我默默无闻像植物需要阳光和水分一样，需要被关注、关怀。每一句良好的评价，对我都是人世间的一份温暖。所以我珍惜。所以我认为有铭记不忘的意义。

　　而说到意义，难道人世间的温暖，比如可敬长者与年轻人之间的忘年友谊；比如他们对年轻人的一句良好评价；比如他们靠他们的正面影响力为年轻人的工作、事业之顺利所尽的善意促进，难道这一切仅在一个年轻人默默无闻且特别需要时才有意义吗？难道当这个年轻人后来有了名气了，不需要被关注，也不在乎被不被别人关怀了，一切就变得没有什么意义了、不值得铭记不忘了吗？

　　我对自己的剖析使我自己羞愧难当，也万分内疚。

　　几天后我给黄海涛也就是黄宗洛之子发了一条短信，表达了我想去上海探望黄宗英前辈的意愿。我们是偶尔还见得着的，他知道我与黄家当年的亲近关系，一向称我为兄。

　　他回短信说：我小姨会非常高兴的，并给了我他唯一在上海的表弟赵劲的手机号。

　　赵劲我也是认识的。但最后一次见面也是十几年前的事了。

　　我竟没有勇气与他通话，也发短信表达意愿。

　　他隔日回短信说：晓声哥，我妈妈会特别高兴的，快来吧。

　　一称我“兄”，一称我“哥”，一言“非常高兴”，一言“特别高兴”，这才使我终于打消了种种顾虑。

　　八月，我应邀参加上海书展，于是提前一天前往。预先向接待方声明，第二天上午的时间绝对是属于我个人的，无须任何人相陪，也不许任何事侵占时间。

　　10点左右，我提着一个果篮，准时站在了称我“弟子”三十多年的黄宗英的病房门旁。小弟赵劲说他十一点到，为的是给我这个他妈妈的“弟子”和他妈妈一小时单独交谈的时间。恰巧受雇照顾她的阿姨走出，我问方便进入探望吗？阿姨说她已在等我了。

　　八十八岁了的、我三十多年前称为“老师”的黄宗英，端坐在一把椅子上，面前是一张桌面两平方尺左右的小餐桌，旁边是一张空椅子，那显然是留给我坐的。亮堂堂的阳光洒满病房，照耀在她身上。那一间病房不是她一个人住的单间，还有一张病床，其上卧着一位七十来岁的阿婆。两张病床之间有帘子，半拉开着，将病房一分为二。椅子很小，类似小学校教室里的那一种。供大人坐，实在是不能再小了。而那小餐桌，若摆上两只盘子、一只碗后，再就摆不下别的什么了。病房的空间有限，两张病床是必不可少的，在剩余的空间里，便几乎只能摆下那种小椅子和小餐桌了。却有电视，开着，肯定是为了照顾我和她的交谈，在看电视的阿婆电视调到了静音状态。

　　我说：“宗英老师，您气色很好。”

　　她笑了。

　　我放下果篮，坐在了她旁边。

　　她说：“何必还带水果呢？”

　　她气色确实很好，也许因为住院久了，面容特别白晳，然而嘴唇却极红润，如婴儿唇。她的头发已经全白了，在阳光下白得圣洁。我曾听翟俊杰说，每次接待客人之前，她必定是要化一番淡妆的。这符合她的待人原则，体现着待人细节和对人的尊敬。然而我看出那日她并没化妆，以素面见我，证明她并没将我视为访客。她穿的却并非病服，而是一身完全可以在面对公众的场合出现的正式装。

　　我说不好意思空手来，也不知她爱吃哪种水果，就随意选了几种。

　　她说她几乎仍喜欢吃一切水果。

　　见我放在果篮旁的纸袋里有几本厚厚的书，她问：“是你的书吗？”

　　我说：“是。已经签上了名，要送给赵劲。”

　　她说：“为什么是送给赵劲的，不是送给我的呢？我比他爱看书。”

　　我说：“您应该少看书，看书久了也会伤神，不利于养病。”

　　她说：“我们这种人几天不看书，会活得找不着北的，是不？”

　　我不禁地笑了。

　　她居然向我伸出一只手，我明白是在要袋里的书，遂劝道：“这几本书都太厚，还是不留下吧。”

　　她却认真地说：“你的作品，并且都带来了，怎么可以不留下给我看？我先看，赵劲后看。我从不嫌书厚。”

　　我只得将书取出递给她，而她一一接过，摞在床头。我觉得，我一走，她就会拿起一本看的。几本书中有上、下集的《知青》，我向她讲起了关于《知青》之创作、播出的一波三折以及引起的讨论、争议。

　　我问：“文学是人学，您怎么理解呢？”

　　她不假思索地说：“人性之学。”

　　于是我们讨论起文学、文化与人与社会之诸关系来。两张病床之间的布帘被只手一挑，另一张床上的阿婆欠身向我们望过来。

　　黄宗英扭头笑问：“没影响您吧？”

　　阿婆笑道：“你们文化人脑壳里装的事体可真多。”

　　一句话使我和宗英老师都笑了。

　　我认为，归根结底，文学及文化应引领人性向善，再向善，永远向善，这种文学对于缺乏宗教信仰的国人尤其重要。

　　她点头同意我的看法，随即说：“我正是这么一路写过来的。现在也仍每天写几页。”

　　这使我惊讶，问：“这里怎么写呢？”

　　她说：“将那块硬板垫在膝上写。”——她的枕下，露出半块薄薄的合成板。

　　我说：“会得颈椎病的。”

　　她说：“反正已经得了，我前不久在《新民晚报》开了专栏。”

　　我问有没有报，想看。

　　她说没保留报，因为已经出书了。

　　我说：“那您可得记着让赵劲给我一本。”

　　她说：“这就有。”——让阿姨从小柜里给我找出了一本。

　　这时赵劲提前来了，递给她一支笔，替我说：“那得给晓声哥签上您的名。”

　　她说：“不用这支笔。”

　　于是阿姨递给她一支便携毛笔。

　　她出版的新书的书名是《百纳衣》，她用便携毛笔为我签下了一行字是“晓声贤弟存念”。我接过一看，笑道：“怎么弟子又变成了贤弟呢，我和赵劲他们是平辈呀，今后赵劲岂不是不能叫我晓声哥了？”

　　她一时孩子般地无措起来，默默地不知如何是好地笑。

　　赵劲问：“妈你还有手稿没有？”

　　她指指窗台。

　　赵劲便从厚厚一摞报刊中翻找出了几份手稿，比来比去，最后选中了一份，扭头对我说：“哥，你就要这份吧！你看这份品相多好，你当然得保存一份我妈的手稿！”

　　他的话令我心一揪。

　　当着八十八岁的前辈的我觉得是不可以那么说的，即使是儿子。我暗暗捅了他一下，转身看我的“老师”，她却仍平静地笑，伸手要那份手稿。接过后，将我的一本书垫在膝上，又写下了一行字是——“晓声小友留念”。

　　落款“宗英阿姨”。

　　我从没那么称呼过她。在她八十八岁、我六十三岁的那一天，在一家普通医院的一间普通病房里，她将“宗英阿姨”四个字连同自己的一份手稿送给了我。

　　为的是“留念”。

　　而那一刻我心亦揪亦暖。

　　她那篇短文的题目是《快乐的我》。

　　抄如下：

　　我每天早起，刷牙，洗脸，然后对着大镜子微笑，露齿大笑。以笑开始新的一天。

　　我有四乐。

　　第一乐：自得其乐。我1925年生，好容易活到快八十八岁了。可以读书、看报，也可以写写。最近刚写完一万八千字的简略自传，还可以勉强自理生活，不简单啊！我怎么能不乐呢？

　　第二乐：相比着乐。我不跟比我强的比，单跟比我差的比，我还没痴呆。还能自己在室内走走，还能看懂不知说什么的电视连续剧。还有朋友来和我谈五湖四海六大洲的事。我怎能不快乐呢？

　　第三乐：助人为乐。这道理再明白不过。且从略。

　　第四乐：超然的快乐。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呱呱坠地的生日；每个人都算不出自己离开世界的日子。算不出，就不算。超然地活着，快快乐乐地活着。若临终尚有意识，我要笑着告别人间。

　　手稿仅一页半字迹，一字一格，除第二页有两处因添句而作了勾线外，无涂改。赵劲小弟说它品相好，果然是的。我一接在手中，立刻看了起来。而“宗英阿姨”也拿起我的一本书翻看。

　　那时病房里是极安静的了。

　　我看罢，感慨多多。已近中午，洒入病房的阳光更耀眼了。我抬头望她，见她置身于阳光中，低头看着我的书，满头白发熠熠生辉，仿佛她本身也在发光。我觉那时的她，美丽极了。

　　在一家普通医院的普通双人病房里；在连一张小小的足以铺开稿纸的写字桌都没有的环境中；在经常面对陌生住院人的情况下，她居然能保持良好的心态读书、写作，以八十八岁的年龄而言，我觉得她活出了格外令我大起敬意的诗性。

　　我说：“宗英老师……”

　　她抬头看我，笑道：“不打算改叫阿姨吗？”

　　我也笑了，表示应该告辞了。

　　她说：“快开饭了，你俩不走，护士会往外请你俩的。”

　　赵劲看一眼手表，惊呼：“哎呀，怎么十一点半多了！”

　　我便起身，对她点一下头。

　　她也微笑着对我点一下头。

　　当我和赵劲走到病房门口，我站住了，不由得回头望她。

　　她也正望着我，依然微笑，举起一只手，摆了摆。

　　我说：“以后我会每年都来上海看您。”

　　她说：“文学是人性之学，好的文学是好的人性之学，这更是文学的永恒主题，我希望你坚持这样的创作道路。”

　　我心中一暖，眼中一热。

　　老师也罢，前辈也罢，阿姨也罢；弟子也罢，贤弟也罢，小友也罢，总之那一个上午我寻找回了一种人世间的真情，并领悟了它的意义。而且，从八十八岁了的黄宗英身上，学到了宝贵的“知”、“识”。

　　在马路上，赵劲小弟对我说：“晓声哥你知道不，我和妈妈对你的名字可是一直感到亲近的。”

　　我说：“我现在知道了。”

　　停顿一下，又说：“小弟，今后你遇到了什么困难，不要忘了你还有一个晓声哥。可以告诉我的，千万告诉我，不许自己默默承担。”

　　我这么说是因为我了解——在上海，黄宗英身边的依靠便是赵劲。

　　我和他，两个老大不小的男人，不由得当街拥抱了一下。

　　那时我对人世间满怀温情…… 忐忑的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