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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站在时代的十字路口
谁们在进行如此之放肆的公然的掠夺、瓜分和占有？又是谁们为他们敞开方便之门？他们曾打着怎样的冠冕堂皇的旗号和招牌？一个时期内，放纵他们的那些人们，依仗法权又从他们空前的掠夺、瓜分和占有中，获得到怎样巨大的贿利？
1.时代的入口
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时代的入口处——它似乎将一切法则都归结到了金钱本身的法则上。于是它使一切人的头脑都变得极端简单化了。于是它使本身的特点也变得极端简单化了，简单得直截了当而且粗鄙……
在我六十余岁的生命中，我只经历过两个年代，像一九九三年一样，使人，或者更准确地说，使我对它得出这样的结论——疯狂。
是的，是疯狂。近乎无理性的、无政府状态的、贪得无厌的——疯狂。
那两个年代便是“大跃进”和“文革”。前者的疯狂体现在虚妄的、神话了的“赶超”愿望方面；后者的疯狂体现在政治宗教方面。而一九九三年的疯狂，体现在瓜分欲和占有欲方面，体现在瓜分者和占有者的理所当然和荒奢豪醉方面，以及通过金钱对社会、时代、普通老百姓的强奸意识方面……
有理论说许多国家一百年前也是这样……
一百年后的中国搬用这种逻辑意味着什么呢？
有理论说许多国家都这么样富强起来的……
不这么样肯定富强不起来吗？
不错——蝴蝶是由毛毛虫嬗变的。但一切美丽的东西必先在某一阶段是毛毛虫吗？
谁们在进行如此之放肆的公然的掠夺、瓜分和占有？又是谁们为他们敞开方便之门？他们曾打着怎样的冠冕堂皇的旗号和招牌？一个时期内，放纵他们的那些人们，依仗法权又从他们空前的掠夺、瓜分和占有中，获得到怎样巨大的贿利？
当许多人遑论改革理论的时候，仔细想想，现实是否在予以嘲弄？
当我们面对现实的时候——你能说谁比谁傻多少？
“救命！”
斯时九月三日，上午，我在北大签名售书至十一点半，回到家里，匆烩剩饭，复热残汤陪儿子吃了几口，打发儿子上学后，顿觉倦惫，倒身便睡。说睡，其实并不曾睡着，昏昏然躺着罢了。长篇《浮城》之后，一部四十五集电视剧《年轮》，似乎消耗尽了心血，亦落下了严重的头晕症。下午尤甚。自思可能颈椎部生了骨刺，压迫神经所致，却拖拖挨挨的，懒得上医院。每日散步时，在小树林中，撑树做遍别人传授的牵引动作而已。
“救命！”
北大学子们当面提出的种种问题，驱之不去地仍在头脑中纠缠不清。尽管对于我来说，皆属懒得讨论、懒得交流的问题，无非——“你对作家‘下海’怎么看？”“你对《废都》中的自然主义性描写怎么看？”“《霸王别姬》为什么曾经遭禁？”“《画魂》究竟还有没有可能公演？”“目前的反腐败斗争能挽救改革大计吗？”“据说邓小平给中央写了一封信，指出‘左’的势力又有所抬头？”……
切莫以为当今的大学生们多么关心时事，他们不过是依然的喜欢“侃”所谓“热门话题”罢了，否则还叫“大学生”吗？不是我这么认为的，我猜想他们中的一部分也是这么认为的。和大学生们对话已经是我最厌烦的一件事了。他们的浅薄是常常令我讶然而且发怔的。特别是遇到了那种自以为思维方式特“形而上”的，他爸妈和他的兄弟姐妹都尽在“形而下”地不能再“形而下”的现实之中活着，包括他自己，你说他装出一副特“形而上”的样子图的什么呢？装给谁看呢，跟谁学的呢？但一想他们的年龄，也就少了些“友邦惊诧”，多了点儿“理解万岁”。凡是有幸迈入大学校园的男女，谁不是打故作高深的岁数混过来的呢，何况他们或她们那“形”终究也升高不到那么“上”处去，一旦告别校园，走向社会，便将纷纷如自由落体，很可能掉到比自己的父母及兄弟姐妹更“下”的思维的地面上，无须别人告诉，他们或她们自己便会明白事实真相——原来满嘴“形而上”者流，在中国，在今天，有不少是卖“狗皮膏药”的……
“救命！”
喊声里充满了乞怜和恐惧。
醒了醒神，分明的，听来那求援的喊声是真实的，不是幻听，也不是做白日梦。
我猛起身，推开了窗。午后阳光，炎炎普照三层楼下的小街，宿舍楼对面，小街的那一侧，松青草绿，茂茂密密，覆盖着元大都土城墙的残垣。在它的后面，是美丽的一处公园。
有两个我们北京市的男人，正揪住一个乡下的蹬平板车送汽水的青年。他们——那两个我们北京市的男人，都特壮实，年龄都在三十五六岁。其中一个，还戴眼镜，半斯文不斯文的。而那蹬平板车的乡下青年，却精瘦，年龄绝不会超过二十五岁。无疑刚才正是他呼喊救命。我以为他准是因为卖假汽水被识破，而那个揪住他的半斯文不斯文的北京汉子，要么是卫生检疫部门或市场管理或税收方面的工作人员，要么是受坑了的买过他汽水儿的人，要把他带到什么地方去进行教育。
“我一没碰着你们人，二没撞着你们自行车，我为什么跟你们走？我知道你们要把我带到哪儿去呀？”
“你他妈逆行啦！你他妈违犯交通规则啦！明天‘七运会’，就开幕了你知道不知道？”
“甭跟他啰唆！跟我们走！不走老子揍扁了你！”
“你们还骑自行车带人了呐……”
“敢还嘴！”
啪——一记响亮的耳光，连我在三楼的窗口都清清楚楚地听到了。
“我不跟你们走，打死我也不跟你们走！你们狠！把我弄死在哪儿，我家里人还不清楚我怎么死的呢！”
那精瘦的，蹬平板车送汽水儿的，软弱可欺的乡下青年哭了……
啪——他又挨了一记更响的耳光。
世上有那么一种人，是见不得以强欺弱之事的，非常遗憾，我正是那么一种人中的一个。我尤其见不得城里人欺负乡下人，更见不得北京的城里人欺负乡下人。
遇到这类事，总该有个人站出来说句公道话，平息了之才对。既然偏偏让我开窗看到了，我想，我该出去说上几句公道话，顾不得换鞋，穿着拖鞋，匆匆下楼。我怕迟了一步，那乡下青年再挨一耳光……
来到外面，却见我们童影宿舍的楼前，路这一侧，已聚集了些人，隔街观望……
一位妇女已对周围的人小声说：“在街口就挨一顿打了。跟到这儿又打，我亲眼看见的，的确没撞到他们，在街口那儿，他们逼人家给他们二百元钱才肯了事。人家拿不出，他们就用汽水瓶子打人家头。幸亏两下都躲过去了，要不然还不头破血流呀！”
原来是两个企图找借口敲诈的家伙！
我听了不禁七窍生烟。
我们这条小街，是一条南北马路上岔出来的小街。马路是由北向南的单行线。而由南向北要拐入我们这条小街的骑车人，将车蹬上一段三十来米长的人行道再蹬下来，亦算不得违犯什么交通规则。交通规则，不可能是对一切小街、一切胡同都照搬有效的……
这时，那两个家伙中的一个，因不能将蹬平板车的青年拖走，众目睽睽之下，也不便公然将手伸入青年的衣袋抢钱，而且，为了达到敲诈之目的，已耗时过久，于是显得愈加暴戾凶恶起来。
他用一条胳膊夹住青年脖子，并用膝盖猛撞青年腹部。那青年由于窒息，脸涨得紫红，大张着嘴，却喊不出声……
我觉胸中一股怒火直燎头顶！
“住手！”
厉喝一声，大步跨过路去。两个家伙闻声同时望向了我……
“三个数以内，你不放开他，老子管叫你脑袋瓢开花！一、二……”
我想我当时的样子，大概确实使他们意识到——碰上了一个不要命的。颈椎病，令我的脖子不能完全伸直，即使正视别人的时候，脖子也是显得硬挺地梗着，头也是侧着，尽量将目光向上挑起而已。打个比方，斗牛场上的斗牛，一般就是那么地瞪着斗牛士的。戏剧舞台上的牛二，也是那么地向杨志进行挑衅的。
不待我数到三，确切地说，我刚开始数一，那个用胳膊夹住青年脖子的家伙，就心虚地将那青年放开了。
“你！……你是干什么的？”
另一个低声嘟囔：“碰上了打抱不平的……”
我大声说：“对，老子今天就是要打这场抱不平，活该你们两个王八蛋碰上了！”
“你！……你敢骂……”
我一手攥着一只汽水瓶向他们逼近：“对！老子就是敢骂你们两个王八蛋！光天化日之下，你们公然敲诈勒索，大打出手，难道还不该骂吗？”
他们一步步向后退去……
“有话好说，有话好说……”
其中一个，先自软了下来。
我瞧瞧那被欺负的青年，见他脖子，已被勒得皮下瘀血。仍胆胆颤颤，一副怕得要死的样子。我又指着他的脖子怒斥两个王八蛋：“你们他妈的欺人太甚！”
“算啦算啦，我们饶了他……”
另一个推起自行车欲走……
我怒喝：“站住！”
他朝我一瞪双眼：“你还想怎么样？”
我说：“道歉！认错！还我们社会一个公道！”
他说：“老子没向别人低过头认过错！”
我说：“那你是在今天碰上我以前……”
我放下汽水瓶子，手疾眼快，将他的自行车锁了，钥匙攥在我手里，转身往家便走……
这时我反倒完全冷静了下来。我已经对他们有了一种判断。这判断便是——他们还不算真正的流氓，更非亡命徒，充其量是两个“准流氓”，也就是那种在心理方面遭到流氓意识污染的人。这种人在我们的生活中相当不少，并且正在逐渐增多。平时他们混迹在正常的人群中，一个个人模人样的，绝不至于被认为是流氓。但是在某些特殊的、哪怕稍微特殊一点儿的情况之下，他们那被流氓意识所污染的心灵，受到自己的某些卑劣念头的诱发，便会产生出某些丑恶和邪恶，凶狠残暴起来。比如雪上加霜、落井下石、幸灾乐祸、以强欺弱，等等。遇有可以坑人一次、骗人一次、害人一次、巧取豪夺一次、敲诈勒索一次、暴虐同胞以消遣取乐一次的机会，他们是绝不会错过的。区别在于，仅仅在于——真的流氓中的相当一部分，大抵同时是亡命之徒，而他们却缺少亡命的胆量。他们纵然装出亡命徒的架势，其实并不敢真的和谁玩儿命。尤其在对方凛然不惧的情况下，他们骨子里的“孱头相”就呈现出来了。刚才我闻到他们中施暴施虐的那一个，口中喷出些微酒气，我想，他们肯定的中午在什么地方吃饭时喝了酒，见那蹬平板车送汽水的乡下青年是个软弱可欺的，打算趁机敲诈勒索一百二百的，“埋单”的钱不是就又回到他们衣袋里了吗，偏偏那青年身上并未带着钱。如果带着，早已被他们抢夺了去无疑。于是他们企图将那青年的平板车连同车上的几箱汽水儿，扣在什么僻静地方，逼迫那青年只得取了钱或借了钱去“赎”。而那青年又不肯，似乎横下了一条心，命在车在。他们呐，原本不是打算要他命的，只不过想要钱。心思在钱，又要不成，难免的恼羞成怒，大打出手。即使他们与真正的流氓歹徒、亡命小子倘有区别，即使“事件”的全部“起承转合”不过尔尔，他们的行为也够可憎可恨的了，更令人可恨可憎的是像他们这一类人，日渐地多起来了。打个不太可能的比方——中国一旦又沦为殖民地，汉奸便会多起来。充当鹰犬欺压自己同胞的中国人，便会多起来。何况，现在于我们的生活中到处流行的逻辑是——不怎样……白不怎样。比如不贪污白不贪污、不受贿白不受贿、不坑人白不坑人、不骗白不骗、不敲诈白不敲诈、不勒索白不勒索……
我想，他们如果要自行车，那么必得跟随着我，到我家里要他们的自行车钥匙。我不担心他们会在我家里把我弄死。谅他们也没那个狗胆，在我家里弄死我也不那么容易。起码我比他们更清楚——菜刀放在哪儿……
只要他们跟随我迈进了我的家门，我决定以另一种态度对待他们。我会请他们在沙发上坐下。我会请他们吸烟，请他们喝茶，不想喝茶，想喝咖啡，家里也有——朋友送的，我不喝咖啡，妻子也不喝，儿子更不喝。他们如表示愿“笑纳”，我也可以拱手相赠。不过我真的希望，在我的家里，在另一种情况之下，在另一种气氛之下，我能和他们好好谈一谈。我要坦率地向他们指出，他们那一种趁机敲诈勒索的心理，他们那一种光天化日之下对同胞施暴施虐的行径，的的确确是卑劣的、邪恶的、丑恶的。人，尤其是男人，惧悍畏强而又同时欺虐弱小，的确是可以归入到王八蛋一块堆儿去的。或说我是想教育他们一番，也未尝不可。我并不好为人师。但我以为，于我们中国人而言，今天提倡互相教育教育，很是时候，正是时候，丝毫也不书生气，丝毫也不显得是一个矫情的愿望。我们中国人的有些愿望，分明的是很矫情造作的。或者说那愿望本身并不坏，甚至是良好的、美好的，但我们表示的方式，以及某些很矫情很造作的口号，有时候却是令人感到害臊的。中国人不在最起码的人性、人道、人心方面互相教育，自己教育自己，难道还要等着外国的传教士捧着《圣经》在中国大盖教堂来对我们进行起码的道德和灵魂教育吗？难道还要等到十二亿中国人中，已经有九亿在心理素质变成了“准流氓”、痞子、见死不救的心灵麻痹者，和有虐待症（这一点主要表现在虐待同胞方面）前兆的人的时候吗？怕就太晚了点儿……
跨过小街，不过十几步路。朝家走时，我心里想了很多事，很多类我们中国人，很多种社会现象。不，当然不是想，那是不可能的。我的意思是，那一时刻我头脑中思绪纷呈，如鹅毛大雪，飘飘扬扬……
“大哥，大哥，您别这样，有话好说……”
他们中的一个追了上来……
竟开始叫我“大哥”了，“准流氓”们的嘴脸和招数正是这样子的。
我站住了。
“大哥，我们还有急事儿，真的，还有正经事儿要办。您把车钥匙无论如何先得还给我们……”
并且——“您”起来了……我说：“要车钥匙？给……”他一接过就想走。我说：“先别走。”他站住了，回头困惑地望我。
我又说：“你得向被你们欺负的那青年低头认错。就当着这些围观的人的面。否则，你还是休想走成。除非你的车从我身上压过去……”
他望向那些围观的人们。
围观者中，有人流露出极为索然的神情，走了。我想，他们一定很讨厌我——因为由于我的出现，一场原本可以“白相白相”、可以预料准会有些刺激场面的街头戏，眼见得大概是“白相”不成了。“看白相”——这一种极其典型的三十年代上海小市民的丑陋心态，像前两年上海曾经爆发过的乙肝病毒一样，已重新传染向全国人。在北京，受到这种过去年代遗传下来的，我们可以称为“上海小市民白相病毒霉菌”传染的人，日渐地多了起来。这是一种跨地域、跨世纪的传染。个中原因细分析起来，是较复杂的，此不赘言……
由于那些一心“看白相”的围观者的离去，由于他们离去时脸上流露出的遗憾而又索然的神情，竟使那两个家伙又气势汹汹起来。即使傻瓜也能从这一“动态”中得出结论——原来在某些人的心里，他们并不可憎。
何况他们又不是傻瓜。
我内心里倏忽间涌起一股悲哀……
“不认错，你又能把我们怎么样？”
离去的人，有几个又驻足了。大概他们认为——还是值得看到最后的，说不定“高潮”在后吧？
这时，我们童影的一位同志，拍过电视剧《好爸爸坏爸爸》和电影《我的九月》的导演尹力，也跨过马路来了。
他指斥他们：“少废话，打了人，而且把人打成这样，就得低头认错！”
他们见多了一个打抱不平的，又软了下来。
他们中戴眼镜的那个，出于无奈，很识时务地，向那个被打的青年抱了抱拳，连说：“好好好，我没打你。他打你了。我替他向你认错行不行？”
既然他们这样说了，我便放开了拖住他们自行车后座的手。
事情到此，也该了结了，我也该回家去了。不承想却又发展出了一个“欧·亨利”式的结尾。原来，那蹬平板车送汽水的乡下青年，并非一个外地的乡下青年，而是北京“塔院”公社的一个青年。这“塔院”公社是北京“都市里的乡村”，和我们这一区域近得不能再近。周围几家单位的几幢宿舍楼，便是在“塔院”公社的土地上盖起来的。他还是我们北影一位退了休的老职工的侄子。那老职工退了休以后，在北影后门摆摊卖东西，自然也卖汽水。他的侄子，是从汽水厂拉了汽水给他送的，早有人向他报信儿——他的侄子在挨打受欺负。
他赶来了。
于是局面又有了戏剧性的变化。
我曾在北影后门那儿见过他，矮，较胖，一张红润的气色很好的圆脸，稀疏的刚刚剃短的白头发楂，装饰着亮光光的半秃的头。
显然的，孰是孰非，他已经知道了。
他仔细地看了看他侄子的脸、脖子——那青年嘴角有血迹，脖子皮下瘀血，耳后青肿。
他倒也理智，起码显得比我刚才理智，镇定地说：“走吧，上医院吧。”
又多了这么一个老头，两个欺负人的家伙完全陷入了被动。一把年纪的人，你推人家一个跟头，或许就闹出人命官司。
我想，人家的直接法人和保护人来了，我该悄悄隐退了……
趁那青年冤屈骤发，宣泄地蹲在地上大哭时，我一句话没再说，转身回家了……
重新躺在床上，我再也睡不着了，头也愈加的昏晕。仿佛后脑已经岩化，已经没有了任何空隙似的，仿佛我思想一切事，只能在前半部分大脑中进行了。却依然的思绪纷乱，不由得不想，不能不想……
我默默地对自己说——停下来，停下来，什么也不要想！梁晓声你所看到的、碰到的一切人、一切事，并不值得去想，徒想也无益啊！也许生活原本就是那样的。皆因你选择的活法，是一种离群索居的活法。所以听到了、看到了、碰到了，便“友邦惊诧”。这无非是你少见多怪。今后见惯了，也就不会再怪了。也就不会再多管闲事了，更不会再抱打不平了……
思想却停止不下来。遇到有人格侵犯性质的一部分人虐待另一部分同胞的现象，不管前者们是警察，是公安人员，或是青皮、痞子、流氓，我都是难免要产生所谓“正义冲动”发出所谓“正义呼喊”的……就算是种疾病，而我已经得上了，而又是有些“先天性”的，且目前来讲，医学界又没研制出什么特效的药可以使我这样差不多不可救药的人得到救治。尽管长寿、减肥、壮阳、补肾和促进性欲亢奋之种种药物的广告满天飞，关于我这种病却至今仍无半点儿福音传播。那么让我可拿自己怎么办才好呢？我总不能因此就干脆一了百了，把自己弄死啊！何况，不少染上了梅毒的人还不想死哪，我也就死皮赖脸地姑且苟活着吧。
如今，足以诱发我这类“重病号”之人的病势反复发作日渐加重的直接的、间接的因素是越来越多了。所以我对“康复”成一个较“正常”的中国人，也就基本上不抱什么希望了。
既然想开了，不抱什么希望了，便不打算“正常”到什么程度了。再者说了，怎么样才是一个“正常”的中国人“正常”的程度，也没有一个心理学或病理学的界定啊！
2.被驯化了的社会“仗义”
教训是有的，不止一次。深刻的那一次，发生在火车站。我可不想白纸黑字明确指出是发生在哪座城市的火车站。事已过去久矣，你说在那儿发生过，人家说没在那儿发生过。人家肯定有旁证，而你已无法找到一个旁证，人家若把你告了，告你诬蔑，告你诽谤，你不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将自己白白地卖给了大小开的垫脚纸，也就是那些专以“花边新闻”充斥正版内容的媚俗报刊了吗？
所以，为了不给自己引起“官司”方面的麻烦，不至于被推到被告席上，我郑重声明——我所经历的，读者可以想象是发生在任何一个省任何一个市的火车站的事。只是切莫和北京火车站想象到一起去。
那是在冬季，那是在春节前夕。我为北方某刊的一位副主编排队买返回哈尔滨的火车票，不消说，人相当多，队排得老长，但秩序还好。至十一点多钟，我离售票窗口只十二三米远。忽然，我那一队的前头乱成了一团。排在我身前的人到前头看了看，回来嘟囔说——售票员吃饭去了，窗口关了。这么一来，长长的一队人，便不知所措了。后面的人一下子拥到前面来了，有秩序的一列队不再是队了。这时就出现了一名治安警，是个小伙子，二十五六岁的样子。
“两队并一队！两队并一队……”
他吆喝着。
然而旁边一队的人们，是不情愿让许多溃散了队形的人并入其中的。他们一个紧挨一个，有的甚至搂抱着前者的腰，同仇敌忾，不许任何人“夹楔”的样子。
溃散了队形的人们，都是巴不得并入那一队中去的。若不并入进去，岂不白排了一上午队吗？即使并入进去，至少也得再多排半个小时，一些人不得不并入进去；一些高喊着：“不许夹楔！”——一时间互相吵吵嚷嚷，激头掰面，两队都乱了。
“吵什么！吵什么！不许吵！”
二十五六岁的小治安警，竭力重新维持好秩序。
“别搂着抱着的！放开，放开！”
他用警棍敲打着搂抱住前者后腰的人们的手，并将溃散了队形的人们，往那一队里推搡——那情形，真的，人不大是被当成人对待了，而像是一群羊，一群骡马，一群牲口。
我和我身前的一个人，也就那么被推搡到了队里。我身前的人，是沈阳某大学的一位中年教师。按说，被推推搡搡，应是我们中国人很习以为常的事。尤其，被治安警之类的人推搡，更应表现得习以为常。我自己当时就表现得极其习以为常，并和他低声聊着什么，没有丝毫逆反心理。真的没有，不是假装。公平论之，那小治安警，也确实是在尽职尽责啊。你总不能要求二十五六岁的人家，一边尽职尽责，还言语温良，举动得体吧？
那沈阳某大学的中年教师对我嘟囔：“把秩序搞乱了，都是因为他们自己做得不好……”
坏就坏在他的这句话上。
那小治安警，本已从我们身边走过去了，却猛地转过身，倏地扬起手臂，手中警棒指着他：“你说什么？”
也不知那小治安警的耳朵怎么那么好！
中年教师一怔，害怕了，忙道：“我没说什么，没说什么呀！”
如果事情至此，那小治安警肯放他一马，接下来也就没我什么事了。可那小治安警，不知心里憋了一股什么邪火，竟在他已经分明地感到害怕的情况之下，仍不肯放他一马。
小治安警手中的警棒依然直指着他：“没说什么？没说什么难道是我耳朵出毛病了！”
其言呕呕，声色俱厉。
他更加害怕了，脸上堆下难堪的笑，只好承认：“我刚才是说了一句，其实也没什么恶劣的用意，只不过是认为，本来原先秩序好好儿的，是你们售票的人做法稍欠考虑，才……”
“你刚才还说，是我们自己把秩序搞乱了，对不对？”
“我……我并没有直接地那么说……”
“按你刚才的话说，也是那么个意思！我在这儿维持着秩序，你散布那样的言论，是什么居心？”
口中出一句话，警棒朝那大学教师胸前捣一下。
“我……没什么居心……”
“我看你居心不良！你还狡辩你没什么恶劣的用意！我看你用意很恶劣，是煽动！”
我从旁看不下眼去了。
请读者设身处地替我想一想——刚才我还和那大学教师聊着，聊得还挺投合的，这会儿他只因嘟囔了一句多余的话，而且又不是自言自语嘟囔的，是对我嘟囔的，眼见得有被揪扯进治安值班室去的可能（读者诸君比我清楚，一个人一旦被揪扯到那种地方去，将会发生多么令人屈辱的结果），你们说我可能将脸转向一旁，目光望向别处充聋作哑吗？那样子我自己也会感到很尴尬啊！
我不得不开口劝解：“朋友，别这样，别这样对待人家，人家好歹是一位大学教师，又没犯什么法，你这样对待人家不好！”
“没你什么事儿，你就少插嘴！”
警棍又倏地指向了我的脸。我也一怔，立即缄默了。
小治安警继续训那大学教师：“你下次记着点儿，公共场所，少胡言乱语！知识分子更要少胡言乱语！还嫌这社会治安你们搅得不够乱啊！”
如果我当时能再忍一忍，人家小治安警也就会转身离开了，那么后来的事情也就不会发生了……
但我竟没能忍住。须知那大学教师身上所有的那么一种毛病，我自己身上也是一向有着的啊，而且比他只有过之，毫无不及。
我欲忍而终究没能忍住地说：“同志，你这话的打击面就太宽了。你是人民警察，这样子对待公民，影响就不太恶劣了？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秩序本来就是由于你们售票人的做法不当才搞乱的嘛！要去吃饭，也应先有你们的人出来帮着把两个队并好，再关上售票窗。如果那样，何至于……”
“你他妈是干什么的？”警棒狠狠捣在我胸口……
我又识相地缄默了。
那大学教师见势不妙，也很够意思，立即赔下笑脸，替我“认罪”：“同志，算啦算啦，我的看法，我现在已经认识到是完全错误的了，所以他说他同意我的看法，其实是同意了一种错误的看法嘛！我代他，我们两个，都向您承认错误行不行？”
小治安警，打鼻孔里重重地“哼”出一声，悻悻地转身走了。我和那大学教师对望着，都不禁摇头苦笑。
我尽量压低声音说：“这跟解放前的旧警察作风还有多少区别啊！”
那小治安警刚走出几步——鬼知道他的耳朵怎么那么的灵！他第二次猛地转过身，气势汹汹地就朝我奔回来了，还没等我有任何反应，他已来到了我跟前，一把揪住了我衣领。
“你他妈给我出来！”
他用力一抡，将我从队列中揪了出来。
“走！”
他将我的一条胳膊拧到了身后。
那大学教师脸色都变了，看着这一幕目瞪口呆了。再也不敢替我说什么话了……
他拧得我胳膊好疼。
我大声嚷：“朋友，我还得买票哪。你要打，就在这儿打我得啦！我保证打不还手……”
“谁他妈跟你是朋友！”我肩上挨了一警棍。
公而论之——事情发展到了这一步，也不能只怪人家小治安警，还怪我，怪我多嘴多舌。更主要的，怪我那一天的穿着。我的意思是，如果我那一天穿得稍微体面些，比如，起码穿件呢大衣，脖子上搭条围巾，也就是说，多少像点儿正派人的样子，人家兴许就不至于那样对待我了。而我那一天，穿了一件很旧的也不太干净的“棉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物质生活已提高了不少。穿“棉猴”的男人，实在是很少见了。何况不是羽绒“棉猴”，是布面儿的，六七十年代流行的那一种。何况，肩上还背着一只旧的黄帆布书包，也没刮胡子。这就使我的形象看上去极不像一个好人，极其可疑，可能人家刚才已然对我是不是好人起疑心。我想，设身处地，如果反过来我是治安警，大概也会把我自己当成一个“盲流”或者“死不悔改”的上访者……
又来了一名治安警，两人一人拧着我一条胳膊（自然是朝后），众目睽睽之下，将我拧入治安值班室。门在我身后一关上，我就被朝一个角落猛推过去，趔趄了数步，才站稳在那个角落。
几名治安警正在吃饭。他们中有人抬头扫了我一眼。有人连头也没抬一下，连看也懒得看。分明的，习以为常了。
“靠墙站着！”
我乖乖地靠墙站着，还——在这些生人面前害羞似地笑着。我想，我居然笑，那样子，肯定是有些近乎于无赖，挺恶劣的。可我当时，确实觉得，事情到了这一步，与其感到愤慨，还莫如觉得滑稽。但，如果我书包里没有证件的话，到了那么一种地步，到了那么一个地方，我还笑得出来吗？还敢笑吗？还会觉得滑稽吗？当时，我一边古怪地笑着，一边替更多更多的人们，深深地体会到了一种悲哀……
我的书包被一把扯了去。
“干什么的？”
我说：“盲流。”
“看你这样就像盲流！”
我暗想，我今天要看一看——果真是一个“盲流”，又没有犯什么法的情况之下，仅仅因为说了那么两句也许不该说、但说了也不算什么大罪的话，究竟会落个怎样的下场……
我的书包被兜底儿一倒，所有的东西全散落在桌上。
对方见有好几个记者证，一一拿起。
“哪儿来的？”
我说：“我刚才说了句开玩笑的话。我不是盲流。证件都是我的。”
对方一一打开，审视我，口气顿时缓和了：“照片怎么不像你？”
我说：“刮了胡子就像了。”
“你还在北影待过？”
我说待过的年头还不算短呢。
“我认识你们北影的陈佩斯！”
我说陈佩斯不是北影的。我跟他不熟，不过我跟陈佩斯他爸挺熟。于是另外的“朋友”们就凑了过来，饶有兴趣地问我那“老爷子”目前在干什么？“下海”没有？“父子店”还打不打算继续开下去？……
我一一作了回答。终于轮到我问他们了。
我问——我是不是还要靠墙站着呢？
他们就都笑了，都说当然不用了。有人挪了把椅子让我坐下。拧着我胳膊把我押进来的那一个，还客气地向我敬烟。
我又问——咱们的事儿可怎样了结呢？
他说就算根本没发生过吧。
我说——那，看来我的票是别想买上了……
他说那没问题，他可以替我弄一张，说着，就起身出去给我弄票了……
刚关上的门，“嘭”地又被撞开了——一名女治安警，将一个男人往屋里拖。那男人四十多岁，戴眼镜，穿得挺体面，头上还扣一顶褐色的贝雷呢帽。女治安警很年轻，看去比把我押进来的她那个同志还要小一二岁，她脸气得彤红，嘴里怒不可遏地骂着：“我只不过推了他一下，这王八蛋就敢骂我！”
那“贝雷帽”双手扳着门框，任她怎样拽，死活也不肯往里进，分辩着：“我没骂她！我光说她耍野蛮了！”
屋里的一名她的同志，朝他一指，厉声道：“进来！有话进来说！成什么影响！”
趁他一愣，她使劲一拖，将他拖进来了……
门刚一关上，她就开始扇他耳光。他个子高，她个子矮，她的手扇不着他的脸。她急了，一把从自己头上扯下警帽，用警帽抽他的脸。抽得他双手紧抱头，却一声不敢吭……
我站了起来。我还应该制止吗？我有那种权力吗？
看来，即使穿得比我体面，一旦使他们觉得触犯了他们的尊严，后果也肯定是自讨苦吃的……
我将我的东西收入书包里，尽量用一种平静的语调说：“我走了。我坐这儿看着，于我们双方都不自在。”
她这时才发现，有我这个陌生人在屋里。转身困惑地上下打量我，又一一扫视她的同志们，用目光询问他们——谁？干什么的？
被我看到了这一幕，她似乎略略有些不安。
她的一个同志说：“搞电影的，求咱们帮着买张票……”
那四十多岁的男人，头朝墙，蹲下身去，竟像个孩子似的哭泣起来……
我默默地离开了那个地方……
那沈阳大学的中年教师，一直守在门口，一见我出来，迎上前悄悄地问：“挨揍没有？”
我摇摇头说没有。
旁边有一个人说：“挨揍了你也不敢说吧？”
我说真没挨揍。
他不信，说要不就是我不好意思承认。
大学教师告诉我，那人的一个出差的伴儿也被弄进去了。我这才知道，他是在等着屋里那个“贝雷帽”被放出来。
我不禁同情地望了他一眼……
大学教师真是个好心人。虽然我被弄进去了，人家却替我代买了一张票，还替我担着份儿心……
谢过他，和他告别后，依着我的性格，我真想找站里负责治安的领导去，把我亲身经历的，亲眼看见的，讲给对方听听……
但最后我还是打消了此种念头，换了一种较为现实的看法说服自己——生活也许原本就是这样子的吧，在那一天，那一时刻，也许地球上的许多国家里，都同时发生着警察粗暴地对待公民的事吧？我们这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又一点儿不比别的国家高多少。说三道四的，是否会显得自己眼睛长了钩子似的，专善于发现我们美好的社会主义现实中的阴暗面呢？是否倒显得自己太矫情、太少见多怪、太小题大做了呢？
于是似乎也就顿悟了、释然了……
正是从那一天起，离开家门，我总是要摸摸兜儿，提醒自己，带上“护身符”。有时候，它们还真的保护过我啊。即使带了，遇到我看不过眼的事，能说服自己一转身离开的时候，我也不太勇于“仗义执言”了……
生活改变我们是极其容易的。或许，我们每个人，迟早总是要被生活改变成它所乐于认同的样子吧？
3.现实，在多大程度上真的是现实
如果说以上所述那件事，只不过使我从中吸取了一次以情节剧开始，以“黑色幽默”告终的教训，那么在绥芬河市的经历，就很有点凶险了……
年初我应邀到那里采访。一天清早起来，去逛中俄自由交易市场。逛着逛着，忽然前边一片喊打之声。抬头望去，见几个人在围打一个人。问身旁的人发生了什么事？答曰在打小偷。问偷了什么？答曰偷了某摆摊的一块“苏联表”。我想小偷者，确如过街老鼠，是差不多人见人恨的。遭一顿打，也算是受一次惩罚吧。于是继续逛我的。孰料那小偷突转而逃，朝我这个方向逃来。也是个青年。看样子是南方人。我这里的几个摊主，不约而同地纷纷一跃而起，几乎就在我面前堵截住了那小偷。于是堵截者和追赶者双方合起伙来，一齐痛打。即不但动拳脚，还用起他们支棚子的棍棒来。参加打的人，几乎是转眼间便由原先的几个发展到十几个二十来个。
“打！往死里打……”
“法不罚众，打死不偿命！”
他们一边打一边喊叫着。
有人打到了一拳，或踢到了一脚，面带一种获得极大满足的笑意，退回到他们的摊位接着幸灾乐祸地看……
有的则打起来没完，而且越打越发狠……
最初我还能听到那小偷的求饶声、惨叫声，顷刻便只能听到棍棒落在肉体上的声音了……
我觉得，那小偷，实际上已经成了一具活的人靶。
我看得出来，不少的人，在他们的潜意识里，是早已蜷伏着某种想要打某一个人的野蛮冲动了，只不过尚没有一个正当的理由或借口。而打一个小偷，这理由是相应充分的，这借口似乎也是正当的……
当代文明社会的法律，之所以特别规定出对犯人（包括死刑犯，当然也包括尚未被宣判罪名成立的疑犯）的人道原则，那实在也是因为，法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们对于蜷伏在不少人潜意识里的野蛮冲动早有敏感的觉察和透彻的分析，并希望成功地抑制它。这一种野蛮冲动的心理历史渊源极其悠久，它证明人类的确是有以虐待自己的同类为娱的劣根性的。这一点是人有时候连动物也莫如的，而人尤其卑劣处正在于还要为此制造理由和寻找借口。在一个普遍的人们之尊严缺少保障的社会里，普遍人们的潜意识里几乎都不可避免地蜷伏着想要将某一个人打翻在地并予以践踏之的野蛮冲动。某些时期某种情况之下一旦有人振臂一呼，他们会旋即扑向任何一个被指喝为小偷、流氓、无赖之类的人，哪怕他们明知被指喝的人并不是真的坏人。而且，当我们对此种现象予以特别的观察，我们定会发现，他们中，某些家伙本身即小偷、即流氓、即无赖……
“打！打！”
“奶奶的，往死里打……”
那一时刻，耳听一片喊打之声，目睹凶残施暴之场面就发生在近前，
——打这个“狗崽子”！
“住手！不许往死里打人！”
我从后拽开两个正起劲儿地参与围打的人，突破人墙，一头钻入了进去……
于是我也陷入了重围。
我脚下是业已躺在地下的那个小偷（很可能不一定就是小偷）。我前后左右尽是表情亢奋的呈现着快感的脸，和一双双受自己的或他人的野蛮冲动所刺激的眼睛。都是二十多岁三十多岁的男性的脸和男性的眼睛。有几张嘴还动着，嚼着什么。在绥芬河中俄自由贸易市场那儿摆摊的年轻男人，个顶个地拉出来大概都有一段了不起的江湖闯荡史吧？大概也少不了“黑道”上的小子吧？
我环指着他们说：“家有家规，国有国法！他偷了一只表，你们可以将他扭送到治安值班室去，为什么要这么残暴地往死里打他？”
一个声音叫道：“小偷打死了也不犯法！”
我的目光寻找到了那个人。我指定地说：“你这是法盲的话！你这是在煽动集体犯法犯罪！我记牢你的模样了，如果这被你们打的人死了，我第一指证的就是你！到那时看你犯不犯法！”
他们瞪着我——且目光咄咄一个个那么凶恶。
我也环瞪着他们——那一时刻我倒真的没有胆怯，只有充满胸中的厌憎……
试想——如果有人拎着砍刀追赶着要杀人，你能指望他们见义勇为吗？
如果有歹徒就在这个地方强暴少女，你能指望他们见义勇为吗？
如果有一批比他们更其凶恶的家伙来掠夺市场，你能指望他们率先起来抵抗吗？
如果有人就在他们面前将被烧死或将被溺毙将被压扁，你能指望他们伸出救命之手吗？
我越环视他们的嘴脸，越感到从心理素质和心理状况来讲，他们本身即是人渣。
为什么在我们这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见死不救的事层出不穷？
为什么我们的某些大都市在光天化日之下围观少女被轮奸、女性遭凌辱的人居然会那么多？
为什么在有人哀哀求救的时候总会有人恬不知耻地伸出手说要一万元或几万元钱？
心理素质和心理状况方面的人渣太其多了！
我在中学时读过一篇关于纪念“五卅”惨案的悼文。似乎是郁达夫写的，记忆是很模糊了。时隔几十年，只剩一行文字印在我脑中——陈尸街头的女学生们的裙子被撩了上去，短裤被剥了下来，在她们有的人的阴户里，还被插入了树枝和棍棒……
不要仅仅按什么弗洛伊德的理论解释我的记忆。我越长大成人，越对自己有了另外的解释——那就是，一个少年当时实在不能理解，除开对某些罪大恶极的人民的公敌，诸如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另当别论，除开对某些人间恶魔，诸如对某些不但杀人累累而且在杀前折磨人杀人后又食之的两脚兽，何以人对人竟会那么的邪恶？
当年是少年，我想那篇著名的悼文中所记的事实，肯定的皆是特务、宪兵和警察所为了。长大了，经历的事多了，复想也未必。你很难说那些不是人干的事，全系国民党特务、宪兵和警察所为。肯定也有心理蜷伏着邪恶冲动的我们之同胞干的吧？而他们平素就混迹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以形形色色貌似正常的假面骗我们视他们为正常之人……
我在是一个小孩子的年龄，曾亲眼看到一些别的孩子怎么样残忍地虐待小猫小狗以肆娱……
我在是一个少年的年龄，曾亲眼看到在松花江畔，一些少年怎么样随心所欲地摆布一具无人认领的溺尸乐不可支……
近年来我不止一次，也可以说是多次地从严肃的大报而非故意耸人听闻的地摊小报上，读到流氓歹徒怎样在光天化日之下轮奸少女，怎样毒打残杀弱者致死而围观者也就是“白相”者众的报道……
那一时刻我也确实感到了一种不可名状的恐怖遍布我的全身，不是胆怯而是恐怖。不是重重包围着我的那些嘴脸的凶恶样子使我感到了恐怖，而是从他们的眼里从他们的内心里似乎散发出某种东西，它氤氲一气，织成一种看不见的厚而密的氛围……
它使我仿佛感到窒息……
恐怖使我感到更加厌憎，也激怒了我——好比一条猎狗陷入了一群狼的包围……
“你们滚开！卖你们的东西去！”
我吼起来。
“他和小偷是一伙的！连他一块儿打！”
这一声煽动性的叫喊起了作用，于是拳脚棍棒一齐落在我身上……
我不由得蹲下了……
我从一个人手中夺下了一件打我的东西。那大概是可以伸缩的钢管钓竿。我双手紧握它，朝我身后狠狠一捣……
我听到有人“哎哟”一声疼叫……
危难之际，“救兵”仿佛从天而降，市委秘书奉命赶来寻找我。一路车多，他搭乘的是公安局的车，鸣笛而至。下车的自然也就不止他一人，还有几名治安警。
我从人隙中发现了他，大叫：“小×救我！”
于是人群被警棍驱散。
秘书高喝：“这是市长的客人！你们都老实点儿！”又问我，“怎么回事？谁打了你？”
我一一指着说：“他，他……还有那小子！”
几个人被带走了……
躺倒在地的小偷被抬走了……
秘书又问我：“究竟怎么回事儿？梁老师，不至于是怨你吧？”
我说：“一言难尽，回头再讲给你听吧……”
他陪我往车那儿走时，一个人凑上前来讨要钢管钓竿。它仍握在我手里。
我问：“是你的？”
他说：“是，真是我的……”
我说：“那么无疑你也用它打过我了？”
我又问：“我也不是小偷，你为什么打我？”
他讪讪一笑：“好多人都喊打吗，又不我一个人。我跟你无冤无仇的，别人不喊打，我打你干吗……”
听他的话，似乎还不无打我的道理。
我说：“你他妈捡去吧！”——用力将那钢管钓竿抛出老远……
……
见了市长面，我讲了那一番经历，市长聚精会神地听，一边听一边摇头不止。听完，样子很认真地问我：“你学过功夫？”
我惭愧地说：“没有。要学过点儿就好了！”
他说：“你既没学过功夫，又非人高马大，不是太冒险了吗？那种地方，三教九流，莽汉恶少，什么人都有。我请你来的，你若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向你家人交待？”
不无道理，我抓起烟吸，不再说话。
市长又说：“我听人讲，你很爱管闲事儿？”
我说：“你放心，有了今天的经历，在你这地盘内，我绝不再使你担惊就是了！”
他拍拍我肩，笑道：“老兄，我倒不是那个意思。该管之事，还是得管，我批评的是你的方式——你首先应该喊治安人员啊！”
我说：“我是那么想来着，可四周并未发现治安警。我怕我去拽来治安警，挨打的人早被捅了几刀，一命呜呼了。偷一只表还不犯死罪嘛……”
晚上他陪我吃饭的时候告诉我，那个被打的人确实是因为偷了一块表。被打断了三根肋骨，中度脑震荡，皮下瘀血外伤十几处……
我说：“我当时还以为，他不见得是小偷呢……”
市长说：“与打他的那几个人相比，他倒真值得恻隐一下。打他的人中，有货真价实的流氓，有受雇的打手，也有几个不三不四的闲汉。你说得对。他们都承认，在一片喊打声中，他们不参与打，就觉得手痒得难受……”
而我的“护身符”，正是在那一场经历中丢了，还有我的钱包……
我知道别的同行们也许会对我大加耻笑和嘲讽——老老实实写你的小说算了。当的作家，又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玩儿什么使命感啊！
但——我是一个一贯坚持现实主义的作家——不是什么坚持不坚持现实主义——而是坚持反映现实生活，坚持反映最广大的，被叫作“老百姓”的人们的现实生活状态的作家。我不但关注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物质状态，也同时关注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精神状态、心理状态、情感和情绪状态。
没有谁把这一点强加给我，更没有谁企图迫使我。完全是我自己的一种选择，情愿的一种选择。我的笔只有用来反映“老百姓”在现实中的生活或生存状态之时，我才感到写作毕竟是有些意义的，熬自己的心血消损自己的身体也算值得的。姑且不论我所关注到的、感受到的、触及到的“现实”，在多大程度上真的是现实。
我也许会站在今天写明年和后年我预测可能发生的事，却决不会，永远也不会，铺开稿纸，吸着烟，潜心地去编织一个古代的故事。
即使我下了天大的决心，写下第一行字以后，我也肯定会跳将起来反问我自己——我这是怎么了？我为什么要这样？意义何在？虽然，我十分明白，写“从前”是多么稳妥的选择。因为那样，差不多只有那样，一个中国的当代作家，才能既当着作家，又不至于和当代，尤其是和当代的主宰者们，发生在所难免的矛盾和冲撞。
像我这样一个自讨苦吃，而又没法改变自己创作意向的作家，既然对现实的关注完全地成为了我进行创作的驱动力，我当然希望自己，也要求自己，对于我所关注到的、感受到的、触及到的现实，能够认识得越客观越全面越好。能够从总体上把握得越全面越好。
我既然愿意写“老百姓”，我怎能不最大面积地接近他们？我所言“老百姓”其实几乎包括中国的绝大多数人——工人、农民、小商贩、小干部、小知识分子。
但——我的问题，从根本讲，恰恰出在我和“老百姓”的接近、接触，以及对他们的了解和理解方面。
毛泽东曾经将老百姓，尤其中国的老百姓，比作“汪洋大海”。他的语录中那段原话的意思是——不管来自任何国家的军队，如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对中国进行冒险性的侵略的话，那么他们必将被淹没在中国老百姓的“汪洋大海”之中……
我的切身感受是，在一九九三年，在朱镕基湍流逆舸，切实整肃中国金融界混乱状况之前，在江泽民以党中央的名义提出反腐败之前，在公安部发出从严治警的条令之前，在中国农民手中的“白条”得以兑现之前，在接下来整肃房地产开发热、股票热、特区开发热之前，如果你真的到老百姓中去走一走，尤其是到北方的而不是南方的老百姓中去走一走，如果他们将你视为可以信赖的人，如果他们不怀疑你是被权贵们豢养或被金钱所收买的人，如果他们直言不讳地对你说他们憋在心里想说出甚至想喊出的话，那么，不管你是官员也罢、作家也罢、记者也罢、不管你曾自以为站得多高，看得多远，对中国之现实看得多客观、多全面，总体上的认识把握得多准确，你的看法，你的认识，你的观点，你的思想，片刻之间就会被冲击得支离破碎、稀里哗啦，哪怕你自认为是一个非常理性非常冷静不被任何外部情绪的重重包围所影响的人。
4.“帮闲文章”的调调
在改革和腐败之间有一个相当大的误区。也可以干脆说是一个相当大的社会“黑洞”。一个时期内，一些帮闲文人和一些帮闲理论家，写出过许多帮闲式的文章。这类文章一言以蔽之地总在唱一个调子——要改革，腐败总是难免的。只要老百姓一对腐败表示不满，这个调子总会唱起来。
难免的，那么老百姓可该怎么着好呢？
帮闲文章告诉老百姓——别无它法，只有承受，只有增强心理承受能力。
老百姓要是不愿意呢？——那么便是老百姓不对，老百姓不好，老百姓不可爱，老百姓太娇气了。
那一类帮闲文章似乎推导出了一个天经地义的逻辑——如果人们连腐败都不能或不愿承受，拥护改革不是成了一句假话空话吗？
使你没法不怀疑，他们是和腐败有着千丝万缕的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拿了雇笔钱替腐败辩护的专门写手。
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对文艺工作者该如何“正确”地反映现实生活说过一段话。她说—一我们不否认社会主义也有一些阴暗面，如果你真的看到了感觉到了，那么你就去更自觉地更热忱地大写特写光明吧。按照这位“旗手”的逻辑，光明鼓舞了人们，人们也就不再会注意阴暗了，阴暗不是就等于不存在了吗？
这一次由党中央提出开展反腐败，于是从中央到地方，从共产党内到民主党内，似乎才敢言腐败。因为这叫“落实中央任务”，不至于因此而被划到改革派的对立面去，不至于被疑心是故意大煞改革大好形势的风景。
我们有那么多“人大”代表，我们有那么多政协委员，此前，我们老百姓却很少在电视里、电台里和报纸上，看到或听到哪一位代表，哪一位政协委员，替老百姓直陈勇进反腐败之言。我们能够听到或看到的，几乎总是他们多么拥护改革的表态式的言论。他们的使命，似乎只是在这一点上才代表老百姓。现在似乎开禁了，允许讲了，于是才似乎确有腐败存在着……
我记得有一次开“人代”会期间，我去某省代表驻地看望一位代表朋友，在他的房间里，不知怎么一谈，就谈到了腐败现象。房间里没别人，就我们两个。我没觉得我的声音有多高，可他的脸却吓得变了色，惶惶然坐立不安，连连请求于我：“小声点儿，小声点儿，你倒小声点儿行不行呀！”我说我的声音也不大啊。他说：“还不大，咱们别谈这些，别谈这些了！”并向我使眼色，仿佛门外正有人窃听似的……
我们当然不能否认“人大”和“政协”对于国家现状和前途所发挥的积极的、重要的、巨大的作用。但是呼吁惩办腐败的声音，应该承认首先是由新闻界中那些勇于为民请命的可敬人士们发出的。不管老百姓对新闻界亦同样存在着的种种弊端如何忧怨久矣。
“权钱交易”这句话最先就是无可争议地来自民间，其后逐渐诉诸报章，再其后才从我们的总书记口中向全党谈了出来。于是今天才有可能成为一个公开的话题，否则它也只不过永远是老百姓的愤言罢了……
一个时期内，老百姓的直接感觉是——分明的，有人是极不爱倾听关于腐败的话题的，听了是要不高兴的，是要以为存心大煞改革的风景的。于是后来老百姓也不屑于议论了，表现出了极大的令人困惑的沉默。沉默地承受着。承受着物价的近乎荒唐的上涨，承受着腐败的得寸进尺，肆无忌惮。不就是要求老百姓一概地承受吗？那就表现出一点儿心理承受能力给你们看。即使在今天老百姓认为最没劲的话题也大概莫过于腐败的话题了。老百姓内心里的真实想法——似乎是打算伴随着腐败一齐往前混……
据我想来，一个时代如果矛盾纷呈，甚至民不聊生，文学的一部分，必然是会承担起社会责任感的。好比耗子大白天率领子孙在马路上散步，蹲在窗台上的家猫发现了，必然会很有责任感或使命感地蹿到街上去。当然有的猫仍会处世不惊，依旧蜷在窗台上晒太阳，或者跃到宠养者的膝上去喵喵叫着讨乖。谁也没有权力，而且也没有办法，没有什么必要将一切猫都撵到街上去。但是在谈责任感或使命感时，前一种猫的自我感觉必然会好些。在那样的时代，有些小说家，自然而然的，可能由隐士或半隐士，而狷士而斗士。有些诗人，可能由吟花咏月，而爆发出诗人的呐喊。怎样的文学现象，更是由怎样的时代而决定的。忧患重重的时代，不必世人翘首期待和引颈呼唤，自会产生出忧患型的小说家和诗人。以任何手段压制他们的出现都是煞费苦心徒劳无益的。倘一个时代，矛盾得以大面积地化解，国泰民安，老百姓心满意足，喜滋乐滋，文学的社会责任感，也就会像嫁入了阔家的劳作妇的手一样，开始褪茧了。好比现如今人们养猫只是为了予宠，并不在乎它们逮不逮耗子。偶尔有谁家的娇猫不知从哪个土祠旮旯逮住一只耗子，叼在嘴里喵喵叫着去向主人证明自己的责任感或使命感，主人心里一定是甭提多么腻歪的了。在耗子太多的时代，能逮耗子的才是好猫。人家里需要猫是因为不需要耗子。人评价猫的时候，也往往首先评价它有没有逮耗子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耗子不多了的时代，不逮耗子的猫才是好猫。人家里需要猫已并不是因为家里还有耗子。逮过耗子的猫再凑向饭桌或跃上主人的双膝，主人很可能正是由于它逮住耗子而呵唬它。嗅觉敏感的主人甚至会觉得它嘴里呼出一股死耗子味儿。在这样的时代，人们评价一只猫的时候，往往首先评价它的外观和皮毛。猫只不过是被宠爱和玩赏的活物，与养花养鱼已没了多大区别。狗的价值的嬗变也是这样。今天城里人养狗，不再是为了守门护院。狗市的繁荣，也和盗贼的多起来无关。何况对付耗子，今天有了杀伤力更强的鼠药。防患于失窃，也生产出了更保险的防盗门和防盗锁。
时代变了，猫变了，狗变了，文学也变了，小说家和诗人，不变也得变。原先是斗士，或一心想成为斗士以成为斗士为荣的，只能退而求其次变成狷士，或者干脆由狷士变成隐士。做一个现代的隐士并不那么简单，没有一定的物质基础虽然“隐”而“士”也总归潇洒不起来。所以旁操它业或使自己的手稿与“市场需求接轨”，细思忖也是那么的情有可谅。非但情有可谅，简直就合情合理啊！鲁迅先生即便活到现在，并且继续活将下去的话，在当代青年对徐志摩的诗和梁实秋的散文很热衷了一阵子之后，还要坚持他的《论资本家的乏走狗》的风骨吗？他是不是也会面对各方约稿应酬不暇，用电脑打出一篇篇闲适的不能再闲适的文章寄出去期待着稿费养家糊口呢？
但是问题在于——我们这个时代，究竟是忧患更多了矛盾更普遍更尖锐了，还是忧患和矛盾已被大面积地化解，接近于国泰民安，老百姓只要好好过日子就莺歌燕舞了？
任何一个人几乎都有一百条理由仍做一个忧患之士，比如信仰失落、道德沦丧、民心不古、情感沙化、官僚腐败、歹徒横行、吸毒卖淫、黑社会形成、贫富两极悬殊、大款穷奢极欲一掷万金、穷山沟里的孩子上不起学、男人娶不起老婆、拐卖妇女儿童案层出不穷……
这些足令某些人身不由己地变成忧患之士。如果他不幸同时还是小说家或诗人（今天诗人已经被时代消化得所剩无几了），那么他的小说里他的诗里，满溢着责任感使命感什么的，他大声疾呼文学要回归责任感使命感呀什么的，当他是个偏执狂，并不多么的公道，也难以证明自己才更是小说家或诗人。在他之前古今中外有过许许多多他这样的小说家和诗人，并不都是疯子，起码并不比尼采疯多少。比如杜甫和白居易的诗，直到今天仍在被世人经常引用，一点儿也不比被自作聪明的后人贴上“纯诗”之标签的李清照和“超现实主义”之标签的李白缺少价值……
任何一个人几乎又都有一百条理由做一个闲适之士。如果他刚好同时还是小说家或诗人，便几乎又都有一百条理由认为，文学的责任感已变得那么的多余，已成一种病入膏肓的呓语。改革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业绩，市场繁荣生活提高，“海”里很热闹，岸上很消停、老百姓人人都一门心思挣钱奔小康朗朗乾坤光明宇宙文学远离现实的时代明明地已经到来了，还遑论什么责任感使命感，喋喋不休地干什么哇烦人不烦人呀？在他之前古今中外有过许许多多他这样的小说家和诗人。他们的小说和诗正被一批又一批地重新发现重新评价重新出版掀起过一阵阵的什么什么热，似乎证明了没什么社会责任感使命感的远比有责任感有使命感的小说或诗文学之生命力更长久……
倘偏说他们逃避现实也当然值得商榷，因为他们的为文的选择是不无现实根据的。
孰是孰非？
我想因人而异。甚至，更是因人的血质而异的吧？
当然，也由人所处经济的、政治的、自幼生活环境和家庭影响背景所决定的吧？南方老百姓对现实所持的态度，与北方老百姓相比就大有区别。
南方知识分子谈起改革来，与北方知识分子也难归一衷。
南方的官员与北方的官员同样有很多观点说不到一块儿去。
南方的作家和北方的作家，呈现出了近乎分道扬镳的观念态势，则丝毫也不足怪了。这就好比从前的猫与现在的猫，都想找到猫的那点子最佳的感觉，都以为自己找到的最佳亦最准确，其实作为猫，都仍是猫也不是猫了。于南方而言，并不意味着什么进化。于北方而言并不意味着什么退化，只不过是同一个物种的嬗变罢了。何况，不论在南方和北方，作家还剩一小撮，快被时代干净、彻底地消化掉了。
所以现在是一个最不必认真讨论文学的时代。讨论也讨论不出个结果，恰符合“存在的即合理的”之哲学。
至于有几个西方人对中国文坛的评评点点，那是极肤浅、极卖弄的。对于他们我是很知道一些底细的。他们来中国走了几遭，待了些日子，学会了说些中国话，你总得允许他们寻找到卖弄的机会。权当那是吃猫罐头长大的洋猫对中国的猫们——由逮耗子的猫变成家庭宠物的猫，以及不甘心变成家庭宠物，仍想逮耗子的猫们的喵喵叫罢。从种的意义上而谈，它们的嬗变先于我们。过来人总要说过来话，过来猫也如此，有一届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一位美国黑人女作家，而她又是以反映黑人生活而无愧受之的，这本身就是对美国当代文学的一种含蓄的讽刺。
而我自己，如今似乎越来越悟明白了——小说本质上应该是很普通、很平凡、很寻常的。连哲学都开始变得普及的时代，小说的所谓高深，若不是作家的作秀，便是吃“评论”这碗饭的人的无聊而鄙俗的吹捧。我倒是看透了这么一种假象——所谓为文学而文学的作家，在今天其实是根本不存在的。以为自己是大众的启蒙者或肩负时代使命的斗士，自然很一厢情愿、很堂吉诃德。但以为自己高超地脱离了这个时代，肩膀上业已长出了一双仿佛上帝赋予的翅膀，在一片没有尘世污染的澄澈的文学天空上自由自在地飞翔，那也不过是一种可笑的感觉。全没了半点儿文学的责任感的负担，并不能吊在自己吹大的“正宗”文学的气球飞上天堂，刚巧就落在缪斯女神在奥林匹斯山为他准备好的一把椅子上……
但我有一天在北京电台的播音室里做热线嘉宾时，却没有说这么许多。归根结底，这是一些没意思的话。正如一切关于文学的话题今天都很没意思。所以还浪费笔墨写出来，乃是因为信马由缰地收不住笔了…… 忐忑的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