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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胜街附西胜街

　　在清代满城之中，长顺街南段的两侧有两条胡同，因为胡同中分别有驻防将军下属的主办吏、户、礼三部事务的右司衙门，和主办兵、刑、工三部事务的左司衙门（吏、户、礼、兵、刑、工这六部是我国古代从隋唐以来中央政府管理天下各方面事务的行政职能部门，清代的驻防将军是皇帝以及满蒙贵族派驻在全国几个军政要地的最高代表，实际上不管理地方的具体政务，这里仿六部而设立的衙门主要是处理满蒙同胞的内部事务和对地方政府进行监督。关于驻防将军，见“将军衙门”），所以东边的胡同就叫左司胡同，右边的胡同就叫右司胡同。进入民国，废除胡同的称呼，重新命名。为了表示辛亥革命胜利之后的新形势，又因为两条胡同正值将军衙门的两侧，于是就改名为东胜街与西胜街。

　　东胜街东头北侧的原左司衙门在民国时是民宅，后来由四川军阀唐式遵在这里修建了沙利文饭店（唐式遵的公馆也在东胜街，位置在今四川省文化厅），是民国时期成都最好的西式饭店，当年成都富家子弟的新式婚礼大多在此举行。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在举国为前线募捐的热潮之中，唐式遵将沙利文饭店的产权捐赠给市政府作为社会公用，由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领导的东北救亡总会成都分会曾经设在这里，后来这里设立过美军联络处，抗日名将宋哲元离开军队之后到成都时（宋哲元将军夫人是四川绵阳人，所以他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光是在四川度过的，死后也葬于绵阳），就曾在此居住。1948年，四川省参议会也曾经迁于饭店内办公。成都解放之初，入城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负责人与四川地下党负责人正式会师，是在这里举行的，成都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也是于1950年3月16日在这里举行的。这以后，成都市政协一直设在这里。

　　1950年3月，成都市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原沙利文饭店的这个会议室中召开。杨显峰提供

　　沙利文饭店中建有沙利文艺术剧场，1938年开业，演出话剧、相声、京韵大鼓和各种歌舞，是民国时期成都演艺形式最多的演出场所。

　　我国当代的传奇女子董竹君在成都的旧居有两处，其一在将军街，另一处就在东胜街。

　　董竹君

　　董竹君（1900—1997） 江苏海门人，出身穷苦，13岁时被卖入妓院为“清倌人”，即卖唱女，学唱京剧。在妓院中结识了在辛亥革命中曾经出任蜀军政府副都督和蜀军总司令、此时正被袁世凯通缉的夏之时，她以心相许，逃出妓院，与夏之时秘密结婚之后到日本留学，时年只有15岁。1917年，她随夏之时回到夏的老家四川合江。1919年来到成都，先住东胜街，后迁将军街东头今儿童医院处（夏公馆内实行西式的分餐制，这在成都是第一家）。董竹君在成都创办了成都第一个黄包车公司“飞鹰黄包车公司”，又开办了专收女工的富洋织袜厂。因为难以忍受封建大家庭的封闭与桎梏，更不满意夏之时愈来愈严重的消极沉沦，遂放弃了华贵悠闲的生活，与夏之时分手（1934年宣布离婚），于1929年独自带着父母和四个女儿回到上海。她历经艰难困苦，依靠智慧与才能，成为我国现代第一代女企业家，先后创办了群益纱管厂和闻名全国的锦江川菜馆与锦江茶室（以锦江为名，就是她对于十年成都生活的怀念和她自己与锦江边的女诗人薛涛有相近身世的感怀），还创办《上海妇女》杂志。同时她追随革命（她在1930年就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党组织从各方面考虑之后劝她以党外人士身份全力办企业，以多种方式支援革命工作，她接受了这种安排），以她的社会关系与经济实力为中国共产党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曾经专门设家宴感谢她为革命事业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新中国成立初期，她将在当时价值3000两黄金的所有产业捐给国家，并根据中央与上海市的安排，在锦江川菜馆与锦江茶室的基础之上开办了上海第一家可以接待国宾的锦江饭店，亲自出任董事长与总经理，使锦江饭店成为我国在世界上最为著名的饭店，她在有生之年先后接待了134个国家的500多位元首与政府首脑。她还一直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在晚年亲自动笔写作自传《我的一个世纪》。她去世以后，她的祖籍所在地江苏省海门市专门为她建立了董竹君纪念馆。她传奇的一生被拍为31集电视剧《世纪人生》，四川省川剧院也演出了川剧《都督夫人董竹君》。

　　1919年，董竹君（右三）夏之时（右四）与家人在东胜街家中花园。夏大民提供

　　四川电视台长期设在东胜街。四川电视台这个位置，曾经是民国时期成都最著名的恶霸与特务头目冷开泰在抗战后期修的公馆。

　　西胜街在明代有石犀寺，相传其前身是晋代的王羽捐出自己的私宅所修建的龙渊寺，后改名为空慧寺，很可能是成都城区内最早的佛寺。唐代改建之后更名为圣寿寺，是唐代全国七大佛寺之一，也是与大慈寺东西并列的成都第二大佛寺，也和大慈寺一样有大量的精美泥塑与壁画，以有“小李将军”之誉的李升所绘的《出峡图》与《雾中山图》最为出名。玄奘到成都学习佛法时曾住此寺，而且就是在此受戒（有的文章说玄奘受戒是在大慈寺，不确）。圣寿寺内有石犀一座，相传为李冰治水时期的遗物，也是古代成都著名的古迹，所以民间也称圣寿寺为石犀寺或石牛寺，杜甫、岑参、陆游等都有诗咏怀（成都二江在唐代改道之前，内江很可能是从这里流过，所以才会在江边安放石犀，陆游也才会在《谒石犀庙》诗中有“江回陵谷变，碑断市朝非”的感叹）。清代建满城时，石犀寺被迁往南较场侧，在原石犀寺旧址修建了右司衙门，所以李哲生《题咏西胜街石犀》说是“成都古犀今一存，右司井巷西城根”。

　　光绪末年，在右司衙门旧址开办了第二小学堂。1913年，初建于玉皇观街的省立第一中学迁到这里，这是四川由政府开办的最早的一所省立中学，成都人一般都称为省一中。五四运动之后，省一中是当时成都革命风气最浓的中学之一，有五分之一的学生加入了共青团，社会上有“要革命，到石犀”的口号，李硕勋（当时名李开灼）、阳翰笙（当时名欧阳本义）都曾经是该校的学生领袖。1928年，该校师与反动当局的斗争中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学潮，反对国民党党棍杨廷铨担任校长，并在2月14日的冲突中将杨廷铨打死，当年称为“一中事件”。2月16日，当局以此事件为由逮捕全市进步师生100多人，当天下午将中共党员袁诗荛等14人枪杀于下莲池。2月22日，宣布将省一中停办。1933年，由几位四川地方实力派人物共同开办了协进中学（董事长陈离，董事有张志和、吴景伯、陈书农等，临时校址原来在燕鲁公所），1934年迁入原省一中校址办学。协进中学仍然是当时革命力量很强的学校，先后有20几位中共地下党员在校执教，在教师与学生中都建立有党支部，学生支部成员最多时有80多人。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躲避日本空军的轰炸，1939—1943年迁到新繁龙藏寺办学），蜀中进步人士将其称为“四川的陕北公学”，成都流传着“要革命，读协进；要救国，到陕北”的顺口溜，龙藏寺被称为“小延安”（据统计，从协进中学走向延安与其他革命工作岗位的学生有100多人）。新中国成立之后协进中学先后改名为清协联中（由原清华中学与协进中学合并而成）、成都二十八中和金河街中学，1993年恢复协进中学旧名，2009年更名为成都树德协进中学。

　　李硕勋

　　李硕勋（1903—1931） 高县人，1921年入省立一中读书，1922年6月11日，在四川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王右木的领导下，他与同乡、同校又同班的阳翰笙以及高师学生童庸生等在成都《国民公报》上刊登了《四川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宣言》（四川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中国共产党在四川建立组织之前四川最早的党团组织）。1922年11月因被四川军阀刘成勋通缉，乃离开成都到上海入上海大学学习，继续从事革命活动，1924年转为中共党员，从事国共合作工作。他曾经被选为全国学生联合会会长，担任过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秘书长。1926年担任中共武昌地委组织部长，次年参加南昌起义，任起义军的十一军二十五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起义军在广东失利之后，由朱德、周士第和他三人组成了前敌委员会率领部分起义军转入湘南继续活动。10月，他受命潜回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此后，他被党中央派往各地从事地下工作，曾经担任中央军委委员、浙江省委军委书记、江南（含当时江苏、安徽、浙江、上海几地）省委军委书记、广东省委军委书记、红七军政治委员。1931年7月在海口被捕，9月5日在海口东较场壮烈牺牲。李硕勋烈士的夫人赵君陶（1903—1985）是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领导人赵世炎的胞妹，1926年入党，曾任湖北妇女协会宣传部长、中共中央妇女工作部负责人。大革命失败后，在成都等地以教师职业为掩护从事地下革命工作。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下开办保育院，保护和抚育了大批少年儿童。抗日战争胜利以后继续在教育战线工作，1985年在北京逝世。李鹏同志就是李硕勋和赵君陶的儿子。

　　阳翰笙

　　阳翰笙（1902—1992） 高县人，1920年入省一中读书，与李硕勋同为四川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始人之一。因为被四川军阀通缉，乃离开成都到上海入上海大学学习，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转为中共党员。曾任广州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参加过南昌起义，任起义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南昌起义失败以后，转入文化战线工作，1928年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党团书记、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党团书记。抗日战争中出任国共合作的国民政府政治部第三厅主任秘书和文化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新中国成立以后，曾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副秘书长、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副主任、中国文联副主席和党组书记、中国影协主席。他是著名的剧作家与小说家，电影《万家灯火》《北国江南》，话剧《天国春秋》《草莽英雄》是其代表作。

　　我国杰出的地质学家黄汲清1917年至1921年在四川省一中就读。

　　黄汲清

　　黄汲清（1904—1995）  仁寿人，1924年入北大地质系读书，从此开始了他一生的地质生涯。1929年至1930年，他完成从陕西经四川到贵州的地质考察，写成了著名的《中国南部二叠纪地层》等名著，得到了国际地质界的高度重视，同行多称他为“黄二叠”。1932年到瑞士留学，获博士学位。1936年归国后即入中央地质调查所，先后任地质主任、副所长、所长。1937年组织西北石油考察队到西北考察，发现了我国第一个油田——玉门油田。1938年又在四川进行考察，在隆昌圣灯山找到并钻井采出了天然气，建成了四川省也是我国第一个天然气田（在此以前，主政四川的刘湘特聘德国地质石油专家萨尔菲尔来川找油找气两年，在多处钻井勘察之后得出的结论是“四川没有有经济价值的油气”）。这以后，他又考察了著名的四川威远气田、新疆独山子油田，从而在世界上第一个提出了具有重大意义的“陆相生油论”和“多层多期生储油论”。他的工作不仅全面推翻了欧洲地质学家给我国所下的无油无气的错误结论，而且为我国逐步展开的石油天然气开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故而被尊称为“中国石油之父”、“一代地质宗师”。1945年，他完成了《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单位》这一世界经典巨著，创立了“多旋回说”等重要理论，建立了中国大地构造理论体系，成为我国历史大地构造学的创始人与奠基人。1946年，他入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48年，主持完成了1∶300万中国地质图，对我国的地质工作具有极大的指导作用。

　　1949年，他去欧美进行科学访问，国民党方面尽一切力量动员他去台湾，但是他坚决回到了重庆北碚的中国地质调查所，迎接大西南的解放。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作为中国石油地质局总工程师，和另一位地质学家谢家荣一道，领导科技人员先后发现了克拉玛依、大庆、大港、胜利等大油田和四川的大气田，他还主持调查发现了著名的中梁山煤田和东川铜矿。他曾任中国地质学会理事长、中国地质科学院名誉院长、苏黎世大学名誉教授、美洲地质学会名誉会员、苏联科学院外籍院士。黄汲清晚年留给中国科技界的“重磅炸弹”是1978年11月14日在全国科协代表大会上所言：“可以得出结论说，大庆、大港、胜利油田的发现与地质力学完全无关。”黄汲清给后人留下的最著名的一句话刻在他自己使用的地质锤上：“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敲天下之石头。”

　　西胜街东口的少城小学也是一所办学很早的学校。它的前身是清光绪三十年（1904）在满城中拆除少城书院之后，使用拆下来的材料开办的八旗高等小学堂，1912年改名为少城高等小学堂。据有的老人回忆，这个小学内旗杆下的基石就是古老的石犀石破碎之后的残石。

　　1949年1月，成都地下党的负责人蒲华辅、华健被捕，马识途、王宇光根据上级的安排去香港。10月，在川西的地下党组织成立了川西边临时工作委员会，以李维嘉为书记，主要领导“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总部设在雅安，下属有8个支队和两个直属大队）。根据临时工作委员会的决定，11月5日在成都的地下党组织成立了“川西边地下党留蓉临时工作部”（简称“临工部”），由王逸平任书记。“临工部”是中国共产党在旧成都的最后一届地下组织的指挥部，在短时期内为游击队转送成员，筹集武器弹药与药品，保护国家财产和档案文件，策反，准备彭县起义，迎接成都解放，做了大量工作。这个“临工部”就设在西胜街上的金城银行宿舍中进步人士王宏实的住所内。 成都街巷志（上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