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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城与满城

　　清代大城与满城图

　　唐代以后的成都城墙，基本上沿袭罗城的格局。五代后蜀时期，曾经在罗城的西部和北部修建了一道很大的用于防御的羊马城，作为罗城的外郭，周长有21公里。可是由于完全是夯土所筑，没有砖砌，所以在北宋时期就完全毁去了。宋代对成都城墙有过五次维修，但是在宋末元初的战火中罗城大部被毁，其中的子城全部被毁。明代在罗城的基础上重修了大城，当时称之为府城，在子城的基础上新建了蜀王府，即一般所称的皇城。与过去最大的不同是大城仍然保留了原来的不方不正、不南不北的格局，但是蜀王府却是按正南正北向规划建筑的一座方方正正的新城。新城虽然不是很大，但是环有护城河，外面还有一道不小的外墙，称为萧墙。这道萧墙的范围大致是：东至今天的顺城街，南至今天的东御街、西御街，西至今天的东城根街，北至今天的羊市街、西玉龙街。

　　清代金河出口处的东城墙内侧 ［法］杜满希提供

　　公元1644年，明朝亡，张献忠农民军攻占成都，接着占据了大半个四川盆地，就以成都为西京，建立了大西政权，自称大西皇帝，他的皇宫就设在原来的蜀王府里。1646年，张献忠率军北上抗清，包括蜀王府在内的整个成都城在战火中全部被毁。

　　清朝的军队在清顺治四年（1647）占领成都的时候，成都已经成为一片荒草荆榛、麋鹿纵横的废墟，既无居民，也无房舍，清政府只好把四川省治暂设在今天的阆中。直到清顺治十七年（1660），四川省治才迁回成都，并先从官署开始，一步步着手成都的恢复。康熙四年（1665），开始重修城墙。康熙五十七年（1718），清政府动员全川各府州县分段承包，加快进度修建成都的城墙与街道。第二年，新建的成都城基本建成。雍正五年（1727）进行过一次补修。乾隆四十八年（1783），在四川总督福康安主持下，集全川之力，全部用砖石进行了一次彻底的重修，这也是成都城最后最重要的一次重修。工程由各州县分别负责，按统一规格施工，两年半之后全部完工（这期间福康安离任，由继任总督李世杰接替完成）。所以，准确地说，当代还能见到的成都古城墙是在乾隆五十年（1785）最后建成的。从此以后，成都城的城墙、大街、大桥与城内各主要建筑的格局基本上一直保持到了现代。

　　清代成都城的格局与过去是有同也有不同。相同的是在城池的格局上完全沿袭自秦代龟城以来的不南不北、不方不正的形状。四道城门的位置不是在正东、正南、正西、正北方向，而是在东南方、西南方、西北方、东北方。而这不方不正的城区的四角，反而是大致在东、南、西、北四个方向。为什么老成都人在问路、指路时爱说倒左手、倒右手（“倒左手”“倒右手”这种说法很有可能是在“湖广填四川”大潮中从湖南方言中传入的），而不是说向东、向西，其基本原因就在于成都的城池与街道不南不北的格局。

　　清末满城中的官衙 刘永禄提供

　　清代修建的成都大城的形状和规模与明代大致相同，但是范围稍有一点扩大。按文献记载是城墙周长22里8分，这是当年的尺寸。新中国成立以后经过实测，应当是今天的12公里稍多一点；城墙高3丈，相当于今天的10米左右。清代的城墙虽然今天已经拆去，但是因为城外的护城河仍然是唐代就已经形成的两河抱城的府河与南河，所以清代成都城的形状，基本上就是今天沿府河、南河、西郊河的内环线的形状（西边无内环线，大体上就是今天的同仁路与西郊河一线）。

　　清末满城的一条街 ［德］魏司摄影

　　在老成都人的口中，经常可以听到这样一句话：“成都穿城九里三。”因为嘉庆《四川通志·城池》中就有“东西相距九里三分，南北相距七里七分”的记载。但是经过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实测，东西相距是4.6公里，南北相距是3.85公里。所以“九里三分”这种记载和民间说法，只是一个约数。

　　按照古代建城的一般比例，清代的成都城墙的底宽大约与城高相当，都是3丈，也就是10米左右。顶部的宽度是1丈8尺，相当于今天的6米，相当于一条当时的街道的宽度（这是初建时的尺寸，在两次重建中都有所扩大）。每逢初春的正月十六，成都人有全家上城“游百病”的习俗，认为这天登城一游，全年都可以免生疾病。这一习俗自明清以来，全国各地多有，或称为“走百病”、“溜百病”、“散百病”，或登城，或过桥，或郊游，官府也允许老百姓自由登城（平时是不行的）。清人的《竹枝词》曾经这样写道：“说游百病免生疮，带崽拖娃更着忙。过了大年刚十六，大家邀约上城墙。”

　　清代后期，制度废弛，原本是用于防卫的城墙无人管理，在比较宽阔的城墙之上逐渐有人修建房屋，一段一段的棚屋有如后世的棚户区，甚至有的官方机构也在城墙上建房。例如位于南城墙内拱背桥的四川机器局开办了一个专门用来培养技术工人的工业学堂，招生50余人，这个学堂就完全修建在南城墙上。成都城墙上的这些房屋建筑一直保持到1958年城墙被拆除之时。直到今天，其最后的遗迹在下莲池街4号院（即新南苑）内都还可以见到。

　　与明代的成都城最大的不同在于，清代在成都大城之内的西部专门修建了一个满城，用来作为满蒙八旗官兵及其家属的驻地。这样基本上又回归到了两千年前秦代成都城的大城接小城的格局（原来明代蜀王府的位置，新建了规模较蜀王府要小的贡院，不再看作是原来的小城），使成都这座古老的城市走过了一条大城接小城—大城套小城—大城接小城的曲折之路。在两千多年中，既有大城又有小城的格局一直未变，这在我国的所有城市中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在文献中所能见到的最早的一首描绘成都的诗歌，是晋代张载的《登成都白菟楼》，诗中“重城结曲阿”的“重城”；诗圣杜甫到成都之后所写的第一首诗《成都府》中“曾城填华屋，季冬树木苍”的“曾城”；成都诗坛上著名的女诗人薛涛的《上川主武元衡相国》一诗中“落日重城夕雾收”的“重城”，都写的是古代成都城的这一特点。

　　1908年满城内的街道 ［英］威尔逊摄影

　　康熙五十七年（1718），清政府专门安排了八旗官兵长驻成都，但是人数不多。三年后，又调原来驻防湖北荆州的八旗官兵3000人入川。在参加了平定准噶尔的军事活动之后，留下一支军队（其中有骑兵1600人、步兵400人、军官74人、匠役96人）永驻成都，所以当时又称为“荆州营”。清人《竹枝词》对此有如下记载：“满城城在府西头，特为旗人发帑修。仿佛营规何时起？康熙五十七年秋。”“湖北荆州拨火烟，成都旗众胜于前。康熙六十升平日，自楚移来在是年。”据康熙六十年（1721）的数字，驻防旗兵的眷属有3000多人。这以后，八旗兵丁陆续有所增加，至清末的光绪三十年（1904），在籍旗人5100多户，21000多人。成都八旗是满蒙混合编制，每旗分为三甲，头甲、二甲为满族，三甲为蒙古族。八旗官兵都是带家眷的，必须为他们修建永久性的兵营，加之在清初时期的民族矛盾还比较深，时任四川巡抚的年羹尧就奏请清廷在成都城中新筑一城，专门供八旗官兵居住。这座城中之城从康熙六十年动工，一直修了20多年才全部完工，这就是后来称之为“满城”或“少城”的新城。

　　清末的成都民居 ［美］路得・那爱德摄影

　　满城的城墙周长约2.7公里，城内有八旗官街8条、兵丁驻地街巷42条、通道5条（按：关于清代满城中的街道数目，各种记载并不完全一致，此据《成都满蒙族志》）。其范围东至今天的东城根街，南至今天的君平街，东边的城墙也就是大城的城墙，北至今天的西大街。在满城的中间有一条横贯南北的主要通道，就是今天的长顺街。在长顺街的两边就是一条又一条的胡同，很像一根蜈蚣虫的形状，蜈蚣虫的头部就是满城的最高官员驻防将军的衙门，所以这里至今还叫“将军衙门”。胡同这一名称是从当时北京移用过来的，有两条胡同还有“头条”、“二条”之别，更是典型的北京名称。民国以后，这些胡同都重新起了名字，而且按照南方的习惯改称为街、巷，不再按北京的习惯称为胡同。这些街巷名称在当年曾经被编成不同版本的顺口溜，如“黄瓦对红墙，长发对吉祥……”。

　　在满城之中，八旗官兵与其家眷是按八旗的上三旗、中三旗、下二旗的等级来进行布局的，每“甲”分地也是按八旗的等级递减。这里的“甲”是八旗兵丁住宅分地的标准，一名披甲士兵即可分得一“甲”地。“甲”的面积按八旗等级递减，马甲又多于步甲。最高的上三旗马甲可分地80平方丈左右，约合今天的882平方米；最少的下二旗步甲也可分地40平方丈左右；而将官则可以依不同等级分得份地数亩甚至数十亩。八旗驻地大体上是正黄、镶黄二旗居北，正白、镶白二旗居东，正红、镶红二旗居西，正蓝、镶蓝二旗居南。再细一点按今天的街道位置看，正黄旗驻今天的西大街至西马棚街一带，官街（即该旗驻地）是西马棚街；镶黄旗驻今天的八宝街至东马棚街一带，官街是东马棚街；正白旗驻今天的东门街至商业后街一带，官街是商业街；镶白旗驻今天的商业街至东胜街一带，官街是东胜街；正红旗驻今天的槐树街至实业街一带，官街是实业街；镶红旗驻今天的泡桐树街至西胜街一带，官街是西胜街；正蓝旗驻今天的将军街至人民公园一带，官街是仓房街（在今人民公园内）；镶蓝旗驻今天的柿子巷、金河街至包家巷街一带，官街是蜀华街。

　　满城在清代是相对封闭的，有着自己的四道城门，外面的汉人未经准许不能进入，里面的满人未经请假也不能外出。东面靠北是受福门，俗称小东门，在今祠堂街口；东面靠南是迎祥门，俗称大东门，在今东门街口；南面是安阜门，俗称小南门，在今小南街口；北面是延康门，在今宁夏街口。西面因为满城的城墙也就是大城的城墙，所以没有再开城门，而是与大城同用清远门，其位置在满城的西北角上，在今西大街口。最主要的城门是位于今天祠堂街与西御街交界处的小东门，城楼上曾经挂着内外两道巨匾，上面分别写着“少城旧治”与“既丽且崇”。满城中由于人口较稀（最多时也只住了两万多人），空地较多，旗人又喜欢种树种花，所以是花木扶疏，绿荫掩映。清人的《竹枝词》曾经这样写道：“满洲城静不繁华，种树种花各有涯。好景一年看不尽，炎天武庙赏荷花。”直到1945年，著名文学家叶圣陶还说：“少城一带的树木真繁茂，说得过分些，几乎是房子藏在树丛里，不是树木栽在各家的院子里。”

　　清代成都满城示意图 成都市满蒙人民学习委员会提供

　　由于满城的最初功能就是一座大兵营，所以就只有住房、官府与仓库，不允许有商店、茶楼、酒肆之类的设置。满城中所需要的各种生活物资基本上都是通过大东门运入之后，集中放在几个大仓库之中，这些仓库也都设置在靠近大东门的一大片空地（即今天的人民公园）之内。偌大一个满城，绝大部分建筑都是住房，里面很幽静很舒适。除了衙门可以修成院落之外，每家每户的住房大多是一排三间式的平房，或是加上偏房的三合院，前后可以有花园，有篱笆，有矮墙，但是都不是四合院的形式。我们在今天还能见到的当年满城中的老房子，基本上都是在民国时期改造之后的建筑，也是以铺面房和只有小天井的三合院为多而少有四合院，这是满城之中建筑的一个重要特色。

　　1909年满城内的街道 ［美］张伯林摄影

　　按多年来成都就有大城和少城的历史特点，成都人一般都把满城称为少城。这种称呼至今不仅还保留在老成都的语言习惯中，例如今天的人民公园在老成都的口中仍然被称为少城公园；同时也还保留在一些成都的地名与单位名称中，例如少城街道办事处、少城餐厅等等。改革开放以后，成都最早的一项大型街道工程是在1981年至1984年间修建了贯通东西的蜀都大道。蜀都大道共分为11段，其中从东城根街到小南街的一段被命名为少城路，基本上是在原来的永兴街、牌坊巷和祠堂街的基础之上扩建的，这一段正是在清代少城的范围之内。

　　清末成都城墙外 ［美］路门摄影 杨显峰提供

　　辛亥革命以后，满城不再被保留，从1912年拆北段城墙开始逐渐被拆除，一直到1935年拆除了在小南街最后的一段才算被完全拆完。与此同时，大城的城墙砖、城顶面砖、女儿墙砖等也不断被有权有势者拆去用作修建私宅，但是没有出现过公开的大规模的拆毁。由于大城内城墙上的城墙砖拆得最多，所以呈现出一片片的长满各种杂草乃至小树的土坡，以至出现了几处被称为“垮城墙”的小地名。

　　1935年，对旧的大城城墙进行了最后的一次维修，目的并不是为了维护古迹，而是为了可能有战事到来时的防御。这是因为当时的红四方面军从通、南、巴川陕革命根据地西渡嘉陵江，打下了江油等地，直逼绵阳一带。成都市官商各界害怕红四方面军进攻成都，遂成立了一个“城墙工程委员会”，对城墙进行了维修，特别是将城上的雉堞（俗称垛口、女儿墙）全部恢复，还在城上修建了若干个堡垒。这应当是成都历史上对城墙所进行的最后一次维护工程。到了抗日战争开始之后，旧城墙又被开了几处豁口，以方便城内居民“跑警报”，一些外来成都的无房难民又在城墙上修建了若干简易民房，形成了若干段棚户区。

　　新中国成立以后，城墙依旧保留，在四川省人代会上曾经就成都城墙是否应当拆除进行过讨论，因为意见不一致，就一直未作决定。1958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在成都召开，毛泽东主席来成都（这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来成都）的第二天，即3月5日，他在当时的中共四川省委副秘书长周颐陪同下，乘车浏览成都市容。他在车上就成都城墙的去留问题说了这样一段话：“为什么不能拆除？北京的城墙都拆了嘛。这城墙既不好看，又妨碍交通，群众进出城很不方便。城墙是落后的东西，拆了后方便群众交通，土可以做肥料，砖可以修房子。拆掉是先进，不拆是落后。”根据毛泽东主席的这一指示，成都市人民委员会（即当年的市政府）于1958年4月11日发出了如下的通告：“为了城市环境卫生和城市建设，计划将我市现有城墙分期全部拆除，城墙土作为填沟填塘和消灭蚊蝇滋生之地，城墙砖石作为城市建设之用……”根据当时的资料，城墙（含残段与基址）全长12.33公里，有缺口22处，完整的残段高7.5米，顶部平均宽14.5米，底部平均宽18.5米，共有条石约5万条，城砖约602万匹，积土约132万立方米，墙上与墙脚有棚户建筑4万平方米。

　　1958年6月，成都市成立了拆除旧城墙总指挥部，按分片包干的任务安排，连城墙附近有些学校的学生都有每天挖多少砖的任务（例如十六中的学生每天的任务是10匹）。不到半年，出动了民兵297160人次。原来的清代大城基本上被拆除，城墙砖或用于市政工程建设（例如人民南路上的锦江大桥和东郊的下水道工程在修建时就用了不少城墙砖），或用于大炼钢铁时各个单位修建“小高炉”，城墙土则用来填平了365处池塘与洼地，或用来烧制砖瓦（有一个统计材料说是共建砖窑110个，烧砖760万匹），成都城内第一个成规模的砖厂汪家拐砖瓦厂就是这样于1958年开办起来的（该厂1960年与类似的金河砖瓦厂合并，更名为成都第一砖瓦厂，城墙土用完之后几经转产，成为后来的成都市保险柜厂，厂址仍在城边街12号）。当然，长期以来也有一些居民自行挖取城墙砖私用。据老人回忆，上池正街一位三轮车夫的妻子就是因为挖下部的城墙砖而被垮下的城墙土掩埋而当场丢了性命。1970年为了“准备打仗”而发动群众烧制“战备砖”，又挖去了大量的残存墙土。到了今天，仅留下了几段残墙遗址。据笔者的考察，目前还保留下来的成段的残墙遗址有：

　　五丁桥南边、北较场西北角的老城墙，长约百米，是在原来的遗址上重建修复的，所以很完整，也很壮观。城面砖多是收集到的老城墙砖，是目前仅有的可供参观的成都老城墙。沿着这段城墙往东，在成都城墙北面的至正门（见后“北门附存正门”）两侧，也还有一段老城墙。

　　猛追湾西侧华星路上的锦江华庭小区内有几十米长的一段残墙，在修建新楼盘时已经加以修复，但原来的城墙形体仍清晰可见。

　　迎曦下街的一段残墙，原来隐没在民居的后面，因为街道改建，就暴露在人们的面前。40多米长、结构比较完整的城墙，还有上下城墙的石梯台阶，估计是原来水东门旁的一部分，有关部门在加以维护之后保护了下来，现在是东安北路后面娇子苑楼盘内的一处景观。

　　锦江华庭中的城墙遗址 2013年 杨显峰摄影

　　锦里西路的清城墙 2009年 袁庭栋摄影

　　在锦里西路的北面，是一排长长的民居，民居后面就是过去的西较场，今天的成都军区联勤部。在民居与联勤部大院之间，还有断断续续的1000多米老城墙残墙，有的残墙成了民居的后墙，有的残墙上面已经修了房屋。由于这段残墙正好夹在民居与联勤部大院之间，所以得以原样保存下来，而且是目前还保存下来的最长的一段清代的老城墙。

　　在新南门的两侧，20几年前都还有长达140多米的残墙，有些段落已经修起了简易的房屋，曾经以“建国东街城墙”的名称列名于成都文物保护单位。近年来在城市改造之中，这一段残墙大多被毁，但是仍然可以看到一些，今天的下莲池街4号院（即新南苑）内，还有几十米明显的残墙，几幢住宅楼就建在残墙之上。在今天的下莲池街12号院内（原教练公所街），则还有老城墙的南城墙最东一段的残迹。

　　在同仁路与实业街交口处原成都水表厂厂区内，还有一段长约30米、高约9米的老城墙。有趣的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四川省防空指挥部在这段城墙内挖了一个防空洞，面积有170平方米，可容纳100人左右，当时的四川省防空指挥部就设在这个城墙内部的防空洞里。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个防空洞成为成都水表厂存放汽油的仓库，故而得以保存下来。由于成都城区是一片平地，过去的地下水位又高，挖地几尺就会见水，所以极难修建防空洞。据笔者所知，目前成都还能见到的抗日战争时期的防空洞废墟只有三处了，一处在祠堂街，一处在文庙前街，另一处就在这里。

　　同仁路南端的西侧，残存了一小段老城墙遗址，而且就在过去的“水西门”附近。近年来已被修复，而且雕刻有“水西门”三个大字。只因为它隐藏在一个叫“锦都”的楼盘之内，一般人很难见到。

　　青莲上街还有一段残墙，而且有可能是明城墙的位置，详见“青莲上街”。

　　满城的街道格局在民国时期变化很小，到成都解放时，原满城区域内共有街巷49条。新中国成立以后因为各种原因的变化，现存街巷47条。

　　同仁路城墙遗址 2011年 杨显峰摄影 成都街巷志（上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