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成都街巷志（上册）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商业街附实业街

　　商业街位于原来的皇城之中，在清代因为设有副都统衙门，所以本名副都统胡同。清代八旗制度下每一旗的最高长官是都统（一般都由亲王兼摄），副都统为副长官。在全国各地的驻防八旗官兵中所设的副都统实际上是该地八旗官兵的最高长官，地位只在驻防将军之下。成都是在乾隆年间才开始设驻防将军，所以这个衙门在清代前期是成都满城中官职最高的衙门，中期以后也是成都满城中仅次于将军衙门的第二大衙门。民国时期在原副都统衙门的地方兴办了商业专门学校，所以这条胡同在民国时期就叫作商业街。

　　商业专门学校办校的时间不长。据前辈的回忆，川军一位旅长强纳民女为妾，而这位民女又一直爱着商校学生金灿，婚后仍有往来。旅长遂以强奸罪名抓捕金灿，酷刑拷打。金灿拒不承认罪名，并通过校友控诉旅长强占民女，舆论一时哗然。军方悍然将金灿枪杀于西较场，商校师生即采取各种方式表示抗议，军方遂将商校封闭，师生均被赶出。从此之后，商校也就未能复校。1931年在原地开办了励志社成都分社。励志社原本是1929年在蒋介石倡导下于南京成立的，全称“黄埔同学会励志社”，是以文化活动来加强蒋介石嫡系军政高层人员内部联系的机构，以后在各大城市都有设立，实际上就是国民党军政警特界高级人员的一个联络处和吃喝玩乐的高级招待所。抗日战争时期，由著名建筑学家杨廷宝设计，修建了一座成都在民国时期唯一的宫廷式建筑风格的大楼（今天南京中山东路的金山宾馆就是民国时期的南京励志社总部大楼，也是由杨廷宝设计的，所以由他在晚些时候设计的成都励志社大楼与南京的励志社总部大楼建筑风格十分相近，只是体量稍小），并用作美国援华军事顾问团的驻地，同时也是在蓉的援华美军招待所，著名的飞虎队（即陈纳德志愿航空队）成员轮休时曾在这里居住，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在这里接见过飞虎队成员。1941年6月，美国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海明威以记者的身份偕夫人来成都了解美国援华情况，也曾经住在这里，写下了他对成都的观感（最有趣的记载是行走在成都街头的骆驼商队）。这座大楼至今仍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这里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四川省委机关的办公地。四川革命前辈张秀熟曾用一首诗概括了商业街的历史：“商业学堂民元开，坊巷锡（按：同赐）名商业街。抗战楼高迎远客，今日省委指挥台。”

　　励志社大楼 杨显峰提供

　　抗日战争期间，美国驻华大使馆新闻处成都分处较长期间驻于商业街的励志社中（最初在春熙路青年会，以后又迁西御街），该处主任福斯特是秘密的美国共产党党员，所以他所聘用的工作人员如汪骏等都是中共地下党员或进步青年，他们利用美国驻华大使馆新闻处的有利身份，为推进反法西斯战争，为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一书在成都主要就是由他们传播出去的。

　　商业街上的省委机关的对面，有一片包围着的绿地，这就是曾经使全国文物考古界为之震惊的战国时期特大型成都船棺群的发掘现场。

　　船棺是古代巴蜀地区一种特殊的埋葬形式，就是用很大的整体木头挖空成船的形状，将死者与随葬物品放在里面下葬。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四川的很多地方都发现过这种船棺葬，改革开放以后成都开发居住小区，在青羊小区、抚琴小区、白果林小区、石人坝等地的建筑工地都发现过船棺，时期大多是在古蜀王朝中后期，即相当于中原的春秋战国时期。2000年7月29日，省委机关食堂进行改建时，打算修建一个储藏食物的地下室，向下挖掘中发现了这个史无前例的特大型船棺葬遗址。在一个长约30米、宽约20米的巨型竖穴式墓坑中有17具船棺，全部用巨大的楠木做成，最大的一具竟然长达18.8米，直径1.7米，下面还垫着众多的枕木，是我国也是全世界最大的船棺王。在船棺中还发现了精美的漆器、陶器、铜器和陈放编钟的木架与击打编钟的木槌，遗憾的是青铜编钟早在汉代就已经被盗墓贼盗走。在这个墓坑之上还发现了大型木结构建筑的遗迹。据初步研究，这里很有可能就是古蜀王朝中开明王朝的皇家墓地，它与古蜀时期的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一同构成了古蜀文明中迄今为止最为重要的三处大发现，也是成都市中心最为重要的考古发现（根据探测，大型墓坑四周肯定还有未发掘的地下宝藏，将在今后适当时机继续发掘）。商业街大型船棺群已经列名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根据有关部门的决定，这里将建成我国最大的原址保护的船棺博物馆。

　　2000年商业街船棺葬发掘现场 李绪成摄影

　　与商业街紧邻的实业街原来是满城中的甘棠胡同。这里的“甘棠”源于《诗经·召南·甘棠》。因为宋代大学者朱熹对这首诗歌的解释是：“召伯循行南国，以布文王之政，或舍甘棠之下，其后人思其德，故爱其树而不忍伤也。”所以后人用“甘棠”来表示地方官员有惠于民的德政。因为这里当年开设有八旗官学，是培养八旗子弟读书的地方，所以就取了“甘棠”这样一个很文雅的名字。清乾隆十六年（1751）在这条街上开设了皇城中第一所学校“成都八旗官学”（不久又在包家巷开设了第二所八旗官学，1871年两校合并，只保留了实业街的这一所）。民国初年，在八旗官学的地方开办了一所女子实业讲习所，所以就把这条街改名为实业街。

　　1917年，由成都文化界著名人士、“五老七贤”中的徐子休等人发起并集资，在实业街的北侧重建了原来建在文庙西街的六先生祠，又名六公祠（六公祠始建年代不详，最早建在江渎祠侧，所祭祀六公是李冰、文翁、廉范、张咏、赵抃、崔与之），祭祀四川宋代六位著名学者范镇、范祖禹、张栻、李道传、魏了翁、谯定。因为各方面的原因，六先生祠难以维持，不久即废。但是，这是成都近代文化史上为四川的文化先贤集中修建的最大的祠庙（在黉门街上，清末民初的存古学堂中曾建有四先生祠，祭祀的是范镇、范祖禹、张栻、魏了翁四人）。现将六先生祠中供奉的四川六位先贤简介如下：

　　范镇（1008—1089） 成都人，北宋著名政治家、史学家，参与修《新唐书》《仁宗实录》。曾任翰林学士、端明殿学士，封蜀郡公。

　　范祖禹（1041—1098） 成都人，北宋著名史学家，著有《唐鉴》《帝学》，是司马光修《资治通鉴》的主要助手之一，世称“唐鉴公”。曾任礼部侍郎、陕州知州。

　　张栻（1113—1180） 绵竹人，南宋著名学者，与朱熹、吕祖谦并称“东南三贤”，主讲岳麓书院多年，是湖湘学派的主要开创者，世称南轩先生。曾任吏部侍郎、江陵知府、右文殿修撰。

　　李道传（1170—1217） 井研人，南宋著名学者，以朱熹后学为己任。曾任真州知州、提举江东路常平盐茶公事。

　　魏了翁（1178—1234） 蒲江人，南宋著名学者，建立并主讲鹤山书院，是南宋时期四川学术的主要代表，世称鹤山先生。曾任礼部尚书、签书枢密院事、资政殿大学士。

　　谯定 生卒年不详，涪陵人，南宋学者，曾从程颐学《易》，后隐居青城山讲学授徒，蜀人尊为“谯夫子”。至今仍在流传的“易学在蜀”一语与他对《易》学在巴蜀的传授有很大关系。

　　实业街小学（今泡桐树小学实业街校区）的前身，是1904年开办在支机石街的公立第三小学，1905年迁斌升街，1906年迁实业街，1909年改名为三英小学。三英小学所以知名，是因为清政权被推翻之后，四川军政府代表与成都的满蒙同胞代表的重要会谈就是在三英小学中举行的，而这次重要的会谈使得成都得以和平易帜，在解决满城这个十分棘手的问题上没有出现暴力（有关情况参见“同仁路”），极大地减少了可能出现的损失。三英小学这个“三英”不是三个英雄的意思，而是满语“善”“美”的对音汉写。当年曾有满族文士吴俟庵撰文立碑阐释其义，这块碑过去立在实业街小学中，1960年被毁。

　　1950年儿童节成都三英小学师生合影 刘邦勤提供

　　1926年中共成都特支在实业街的办公地

　　1926年4月，中国共产党在成都建立了第一个地方组织成都特支，特支的机关就设在今天实业宾馆对面钟善辅的家中。特支所办的刊物《火星》也是在那里编辑的。钟善辅是成都最早的青年团员和共产党员，当时正负责全市的工人运动工作。

　　20世纪40年代烧木炭的汽车 汤晓明提供

　　20世纪20年代华达公司汽车票 刘永禄提供

　　1926年1月28日，成都历史上第一家公共汽车公司华达汽车公司就开设在实业街。华达公司的实际创办者是从法国归国的留学生何嘉谟，他说服了父亲何羽仪与何羽仪的朋友胡又新共同集资成立了华达汽车公司，又请何羽仪的同乡、川军著名将领邓锡侯出任名义上的董事长。何嘉谟从上海购买了全套部件，运回成都组装了7辆1.5吨福特汽车，木制车厢中有20个座位（因为车厢颇似小房子，所以当时的成都人把这种汽车称为“洋房子走路”，这一说法在成都曾经流行了很久）。华达汽车公司设计了以下公共汽车线路：老东门到老西门、北门到南门、商业场前门到实业街、商业场后门到槐树街东口。在培训了驾驶员之后于1926年1月28日开业运行。由于当时街道太窄，车行不畅，易出事故，一些守旧者就以声音太大、速度太快、破坏市容、吓坏老人等种种理由，上书当时的成都统治者刘湘，以汽车如虎伤人为由，要求下令禁止。当时有位侯幼坡写了名为《汽车》的《竹枝词》，反映了成都市民对这一新生事物“市虎”的反感与抵触：“万树芙蓉绕郭生，新潮高涨旧潮平。城居却是山居样，昼夜都闻‘市虎’声。”当时一位文士在给当局的上书中还有这样的文字：“盖城内面积不过十里，有何急务，如斯奔忙？且乘此汽车者，强半喜其新奇，姑一驰骋，惟因此闲游之举，而撞毙触伤之事层出不穷，使行人有举步之惧，栗栗若临深渊……”全城黄包车夫也群起阻挠，见车就抛石掷瓦。在这种情况之下，市政当局下令禁止公共汽车在城内开行，只保留了一条从春熙路出南门再到青羊宫的路线，每人收厂版铜圆一个，故而又有《竹枝词》写道：“便利交通说有年，汽车今日见吾川。春熙路到青羊去，厂板才收一块钱。”就是这样，仍然不被守旧派所容许，仍然有人继续告状。华达公司只得把这一条线路也完全改为城外，从柳荫街到青羊宫，专门为花会服务。花会结束之后，又被迫停运，于是又只得改驶成都往新津一线的长途。由于道路太差，乘客太少，只维持到1927年，成都第一次开办的汽车公司就因严重亏损而不得不停业倒闭。在此之后，一直到抗日战争时期，成都人口愈来愈多，又才在1942年底成立官商合资的成都市公共汽车公司，有烧木炭的汽车12辆，开设了两条线路：沙河铺到茶店子、红牌楼到驷马桥。但是因为不堪兵痞流氓的骚扰，不到一年即亏本停业。1947年又曾恢复，有车7辆，只开行沙河铺到茶店子一线，一年多以后完全倒闭。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成都才在1952年7月1日开始发展愈来愈完善的公交事业。

　　在实业街的西头，抗日战争期间由我国著名公共卫生专家陈志潜（时任四川省卫生实验处处长）建立四川省传染病院，由留学美国的杜顺德医生担任院长。这是成都第一个专业的传染病院。传染病院后来迁出城外，将这里改建为妇婴保健院，1950年又改建为成都市第二妇产医院。经过多次扩建之后，目前已经成为成都市最具规模的妇幼保健院之一。

　　实业街产院 1964年 陈德龙摄影 成都街巷志（上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