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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人刘鸿飞

　　1972年，我从团部宣传股，被“精简”到木材加工厂。全团仅“精简”二人，一男一女。男的自然便是我。被“精简”之于我，带有不言而喻的惩罚性。原因是我作为团“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组”的成员，在木材厂“蹲点”时，公然替一名将被开除团籍的鹤岗市知青进行了“放肆”的辩护。结果是他保住了团籍，而我被逐离团机关。当年的我血气方刚，并不怎么沮丧，反而觉得自己乃是实际上的“战胜”了强大对手们的落魄英雄——毕竟由于我慷慨陈词的辩护，那鹤岗市知青的团籍保住了。

　　当年若不被“精简”，我便不会与上海人刘鸿飞成为亲情深焉的知青战友。如今想来，格外欣慰，认为是一种补偿，一种生活对受到不公正惩罚的人的温爱。这一种补偿，这一种生活对人的温爱，越来越显出它美好风景般的意义和价值。起码对我如此。

　　鸿飞个子很高，一米八以上。当年高且瘦，一副形销骨立的模样。鼻梁也高，木材厂的知青就送了他个绰号“高鼻子”，后来进化为“老高”。

　　我初到木材厂的日子，不明所以，便也叫他“老高”。他从未纠正过我。我叫他“老高”，他就自自然然地答应，仿佛本就姓高。其实他比我小四岁。

　　直至有一天全连点名后，我奇怪地问大家：“连长把老高的姓念错了，怎么没人笑？”于是众人皆笑。鸿飞也浅浅地笑……

　　鸿飞是连里最安分守己的知青。什么鸡鸣狗盗、名利纷争之事，都与他无涉。他也是毫无绯闻的一个知青，仿佛头脑里天生的没这一套“程序”。女知青们普遍地对他抱有良好印象，但也普遍地就刹在印象良好为止。他在她们面前一向做谦谦君子、斯文绅士之状，从无轻佻言语和举止。我不曾见他和哪一个女知青调笑过。

　　他是那种永远也不会巴结领导不会奉迎领导的人，同时是永远也不至于和领导发生冲突的人。他从不在背后议论领导的短长。但不管别人议论到什么程度，他都绝不会因了任何卑劣的目的去汇报。哪怕被郑重提审，我想他都不会出卖别人的。他也从不背后议论任何人的短长，所以他也未遭别人议论过。大家偶尔背后“讲究”他，那也纯粹是对他进行毫无恶意的调侃。但这种调侃绝不会太过分。对他，似乎谁都恪守着一种原则——勿使调侃变为冒犯。似乎不论谁都认为，冒犯他是绝不应该的，甚至是罪过的。尽管谁都明白，其实对他调侃过分了，他也断不至于生气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没脾气。事实上他性格很倔、很耿直。有时领导也常被他顶撞得翻白眼儿，那当然往往是领导糊里八涂而又自以为是的时候。他可能是唯一使领导当众下不来台，而又不至于往心里去，不至于耿耿于怀地记恨他的知青。他天生胸无城府，里外几近透明，单纯得像个大儿童。而又一向地我行我素，无遮无掩地活在他那种不防人也不被人防的大儿童的境界里。

　　记不清怎么一来，我俩就友好了。那是一种不显山不露水的友好。他也只能对人这么一种友好法儿。我觉出他内心里挺敬我的，而我极欣赏他的为人处世。因我和许多人身上都有的，甚至是普通的中国人身上都有的坏毛病，他身上竟没有。

　　他是电锯手。我是抬木班的“二杠”，平时不在一起干活。没有大木须“归楞”时，我常被派去做锯台出料工。我觉得那是比抬大木还累的活儿，也是全木材厂人人发怵的活儿。电锯一响，出料工的肩就成了输送带，负重上跳板下跳板，休想有机会喘口长气儿。

　　他往往会因有意照顾我而拉闸停锯。倘连里的干部走来，问为什么停锯，他就说：“锯太热了，凉凉。”或者干脆瞪起眼来一句：“怎么啦？歇一会儿不行啊？”那时连里的干部倒往往显得没脾气了，讪讪地转一圈儿，就会识趣儿地走开……我上大学，因报到日期迫近，托运的包装箱，是他在班上替我做的。连里的干部发现了，问：“这不是公家的木板吗？”他说：“不用公家的，用你家的呀！”干部说：“那也不能上班时间做呀！”他不吭声，接着做。

　　干部嘟哝几句什么，也就不认真干涉了。他们大概是这么想的——如果连刘鸿飞这样的知青都容忍不了，那么恐怕也就没有不背后议论他们的知青了。

　　在我大学生活最受极左氛围困扰的日子里，鸿飞回上海探家。他到复旦看我，见我心情不好，关切地询问我原因。我据实相告，他便提议我应离开复旦一段日子，躲到某地去净净心。我说无处可去。他想了想，便约好一个日子，说要带我到乡下小住。结果他将我带到了朱家桥附近某村。那是他姨家。老阿婆孤身一人过寂寞的生活。每天尽量为我俩做顺口的吃。由鸿飞的姨，我对南方乡下的一些老阿婆们，至今保持着极愿亲之近之的情感。由鸿飞的老父老母，我对上海底层公众中的老人们，始终保持着深厚的敬意。

　　我在大学期间仅探过一次家，就是唐山地震那一年夏。鸿飞预先为我买好了五十斤精面。上海当年也控制，他大约要买数次，才能凑足五十斤。而我连提都没提过想往家带精面一事……

　　我毕业分至北京后，与鸿飞多年不见。最初给他写过几封信。他没回信。他最不愿做的事之一便是写信。但我知他心里在始终思念着我，我对他也是。

　　1993年我到上海签名售书——猛一抬头，无意间望见了他那大个子，在买书的人们后面，那么一往情深地望着我。我立刻弃笔向他奔去，问他站那儿看望我多久了。

　　他浅浅一笑，轻描淡写地回答：“没多久，才一个多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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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我到上海签名售书——猛一抬头，无意间又望见了他那大个子，在买书的人们后面，那么一往情深地望着我。左边是他的妻子，右边是他的女儿。分明的，妻子女儿又陪他站在那儿默默地望我许久了……

　　而我当天下午便要离开上海。

　　中午我没去和上海作协的朋友们相聚。我的态度坚定得不容商量。我想上海作协的朋友们，是会原谅我的缺席的吧？

　　我带鸿飞一家回到了我住的宾馆。我们从容不迫地消费了一顿丰盛的午餐。

　　我说：“我埋单啊！”

　　他浅浅地一笑，十分理解我，不与我争。我叫他的女儿为“女儿”，看着“女儿”胃口好，我心情也好得没比。我问他的工作顺心不顺心，问他的收入，问他妻子的收入，问“女儿”的学习，问现在的居住情况。他对我没什么可隐瞒的，一一实告。他明白我要获得一份儿放心。

　　我曾对他的处境很不放心过。他的单位在郊区，市里的老父老母还需照顾，而且仅住九平方米一间的小屋，工厂经济效益也不好……我曾向上海寄过几封信，希望能经由我的帮助，使他的处境稍微改善——尽管他从未向我流露过这样的愿望。几年来，我内心里一直因帮助不了他而深怀不安。所幸此次见面，他给了我一个放心。他学会了开车，停薪留职，在为一家私营公司的老板当司机。他照例像上次见我一样，郑重其事地，语重心长地嘱咐我一些话：“你写东西一定要谨慎。你的一些文章我也看过，太尖锐了。不好。”“干你们这一行的，一不谨慎就会跌跟头的。小跟头可能难免，但千万把握住自己，别跌大跟头。”

　　“你这个作家的名声还不错，我常替你高兴。人没名，不必强求个名。已经有名了，就应该爱护自己的名声。这也是尊重你的那些读者，是不？”

　　“咱们都快老了，做人更得成熟了。这种年纪，上有老下有小的，跌不起大跟头了……”

　　像一位憨厚长兄，而且是从不曾离开过乡村的长兄，在对自己“混出了人样儿”的，又总难令自己完全放心的胞弟进行“谆谆教导”。仿佛不耳提面命地经常教导着，胞弟则有可能一失足被拉入什么黑帮似的……

　　自从我老父亲去世后，再没人以那么一种口吻跟我说话。我深为感动，诺诺连声。因为我也得回报他一个放心啊！可感动之余，内心又暗觉好笑。鸿飞这家伙他似乎忘了我俩谁年龄大些谁为兄谁为弟了！他从不与我谈文学。他谈不来文学。他无暇读什么小说，几年读一回，那八成因为是我写的。而且，八成因为他听到了有人说好，或者有人说不好。

　　他也从不拿我当什么作家看。仿佛在我们之间，岁月是停滞的，他仍是当年的电锯手，我仍是当年的出料工。我和他，只不过是两个情投意合的知青的关系而已。

　　情投意合？其实我和他之间的性格反差太大了。我们之间连共同的话题都不多。我常困惑于我们之间的那种真挚友谊，总想厘清个因由。也总满足于我们之间那一种友谊的真挚，和它实实在在的存在。“数重云外树，不隔眼中人。”有一类友谊，不问为什么，岂非更好？

　　最后，我想对鸿飞的老板说——聘司机，能聘到鸿飞这样的人，最称心不过了。他乃是寻常中国人中，品性极可赞的一个。他乃是寻常上海人中，品性极笃诚厚道的一个。

　　真的！

　　他的品性中，有寻常中国人又寻常又难能可贵的一面。因其难能可贵，故而可曰是一种品性的可爱魅力。若轻易辞退他这样的司机，再难找第二个。

　　我祈祝鸿飞一生万事如意！ 中国人日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