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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鹦哥悲喜录

　　在国人的心目中，笼中鹦鹉一直是会说人话的玩物，专供怨女解愁或为闲人消磨时光。按现今的说法，鹦鹉称得上是“模仿秀”。然而，古今对鹦哥学舌的褒贬却迥然不同：古人借鹦哥学舌道出一种真相，触类旁通地引发一种悲悯；今人更多地将鹦鹉用作道具，借鹦鹉学舌反讽人类自身的可悲。北宋钱塘有个叫文莹的高僧，在其所著《玉壶清话》中记述这样一件事：

　　一巨商姓段者，蓄一鹦鹉甚慧，能诵《陇客》诗及李白《宫词》《心经》。每客至，则呼茶，问客人安否寒暄。主人惜之，加意笼豢。一旦段生以事系狱，半年方得释，到家，就笼与语曰：“鹦哥，我自狱中半年不能出，日夕惟只忆汝，汝还安否？家人喂饮，无失时否？”鹦哥语曰：“汝在禁数月不堪，不异鹦哥笼闭岁久。”其商大感泣，遂许之曰：“吾当亲送汝归。”乃特具车马携至秦陇，揭笼泣放，祝之曰：“汝却还旧巢，好自随意。”其鹦哥整羽徘徊，似不忍去。

　　鹦哥仅一句“汝在禁数月不堪，不异鹦哥笼闭岁久”，便触电般打动了段生，令他“大感泣”。倘段生没有入狱的痛切体验，并将此身比彼身，他如何能幡然醒悟？说实在的，人类尤其是现代人类囚禁乃至虐杀动物，是很少起怜悯心的。譬如活熊取胆汁，他们在小熊前胸插上管子，让它吃不饱，以便分泌更多的胆汁。每当他们向笼前伸出铁钩，钩住它们的脖颈时，它们就凄厉地哀嚎起来。

　　再看白居易的《鹦鹉》一诗：“竟日语还默，中宵栖复惊。身囚缘彩翠，心苦为分明。暮起归巢思，春多忆侣声。谁能拆笼破，从放快飞鸣？”他指述的情形与《玉壶清话》类似，只是笔触更直接、淋漓，更贴近被囚者的心理状况。《资治通鉴》中有这样一件事，“太后习猫，使与鹦鹉共处，出示百官。传观未遍，猫饥，搏鹦鹉食之，太后甚惭。”武则天将鹦鹉放出笼子，让它与宠猫和平相处，结果鹦哥陷入比笼子更糟糕的危境。它不但被吃，还让武后失了颜面。“太后甚惭”什么呢？武后大约出自以下心理：其一宠猫没喂饱，以致露出凶残本性；其二鹦哥无故丧命，只能愧对宠儿；其三，何必弄巧成拙“出示百官”？即便“鹦猫互动”表演成功，百官们真的会效而仿之吗？事实上，哪一朝百官停止过“鹦猫相斗”？区别仅在于，谁吃掉对方，谁又被对方吃掉。至于何者为猫何者为鹦，全在于权力大小与阴术高低而已。从武周朝看，最大的那只“猫”，一语定乾坤的“猫”，当非武后莫属。

　　在印度古典文化中，鹦鹉是一种充满智慧的象征，鹦鹉学舌自然也是机智的表现。有一部故事集《鹦鹉故事七十则》，讲述的是一个男子外出经商，委托鹦鹉和乌鸦照看自己妻子的故事。然而，男子走后没几天，妻子便耐不住寂寞，意欲外出偷情。乌鸦直言不讳地劝阻她，差点被她掐死。而聪明的鹦鹉假装同情她的处境，告诫她事情一旦败露，必须像某某人那样机警地摆脱困境。这引起她强烈的好奇心，于是留在家中听鹦鹉讲述某某人的故事。这只鹦鹉每夜讲一个故事，一连讲了七十夜，直至她的丈夫回来。在鹦鹉所讲的故事中，大约有一半是男女偷情以及如何遮人耳目的事；另一半则与诡计或智慧相关，诸如盗贼的故事、妓女的故事、断案故事和破谜故事。当然，你可以说，鹦鹉在书中不过是一个叙述线索和讲述人，但鹦鹉与乌鸦之对比，不难看出梵语时代的印度人对二者的评价截然不同。

　　到了近现代，“鹦鹉”似乎越来越“贬义”了。它之擅长“学舌”，遭到人们的普遍鄙视与嘲弄。何以如此？一则，现代人对独立、自主之人格的要求更加自觉、更加强烈；二则，擅长学舌的人在现代越来越多，也越来越乖巧了。倘把整个“官话”语汇加以审查，便不难发现一个庞大的“学舌”体系。然而，人之学舌与鸟之学舌，毕竟很不一样。鹦哥学好人像好人，学坏人像坏人，不失为一个绝妙的“演员”。而人无论怎样学舌，学得再好，仍不过一群可怜奴才。一则前苏联的笑话是这样说的：莫斯科一男子遛鸟时不小心将鹦鹉弄丢了。那是一只会骂人的鹦鹉，平时他抨击时政的话早被鹦哥“烂熟于胸”。他想，如果它落到克格勃手中就糟了。该男子想到一个补救办法，就是紧急在报上发表声明：本人遗失鹦鹉一只，另外，本人不同意它的政治观点。

　　在中国现代史上，一则因“鹦鹉”而起的“公案”，曾引发两派知识分子的激烈争鸣。这则公案也折射出古今对鹦哥态度之不同。胡适先生在《我们要我们的自由》一文中，引用了印度佛经里的一段神话：

　　有一只鹦鹉，飞过雪山，遇见雪山大火，他便飞到水上，垂下翅膀，沾了两翅的水，飞去滴在火焰上。雪山的大神看他往来滴水救火，对他说道：“你那翅膀上的几滴水怎么救得了这一山的大火呢？你歇歇吧？”鹦鹉回答道：“我曾住过这山，现在见山烧火，心里有点不忍，所以想尽一点力。”山神听了，感他的诚意，遂用神力把火救熄了。

　　胡适是借这个典故以自比或自喻，要学鹦鹉用双翅洒水救火。他说，创办《新月》这个刊物，只因为这些人骨头烧成灰都是中国人，在国家吃紧的关头，心里有点不忍，所以想尽一点力。因为近两年来，国人都感觉舆论的不自由。在“训政”的旗帜之下，在“维持共信”的口号之下，一切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都受到种种钳制。异己便是反动，批评便是反革命。报纸的新闻和出版自由至今还受检查。稍不如意轻的便停止邮寄，重的便查封。所以今天全国之大，无一家报纸杂志敢于有翔实的记载或善意的批评。他尖锐地指出：“一个国家没有纪实的新闻而只有快意的谣言，没有公正的批评而只有恶意的谩骂和丑诋，———这是一个民族的大耻辱。这都是摧残言论出版自由的当然结果。”

　　最先撰文嘲讽胡适的是瞿秋白。他在《鹦哥儿》一文中冷嘲热讽，“胡适之先生整理国故的结果，发见了它还会救火，这倒是个新发见的新大陆。话呢，的确不错：现在的鹦哥儿都会救火了。第一，因为新大陆是鹦哥儿侨居过的，所以新大陆要有大火的话，它一定要去救。第二，鹦哥儿的‘骨头烧成灰终究是中国人’，因此，中国正在大火，鹦哥儿也一定要来救的。”瞿秋白批评胡适是他的权利，没有什么不可以。问题是，秋白先生不该歪曲印度佛经故事，将“洒水救火”扭曲成“用自己的花言巧语来救火”。由此他也避开了正面批驳胡文，却避实就虚地绕到后面“打棍子”：什么“中国的鹦哥儿现在也学着法国资产阶级：也牺牲了自己的‘人权’论的政见，也主张来这么一个国防政府”，什么“中国的鹦哥儿也学着英国的贩卖工人的专家，来主张什么联合各派的国防政府”，以至于断言“中国的鹦哥儿就会这样学嘴学舌的救火。……他们要救火的诚心，他们要救中国绅商统治以及国际帝国主义统治的诚心，是值得‘感激’的！”瞿秋白进一步讽刺道：“花言巧语的鹦哥儿，你们的‘人权’‘自由’还要骗谁呢？鹦哥儿呵鹦哥儿！你们还不如兔儿爷。兔儿爷有一种特别的骗人的本事！它们遇见什么危险的时候，立刻用两只小巧的前腿，把自己的很美丽的红眼睛遮起来”。如此横加发挥，已与胡文的原意风马牛。这种乱扣帽子的批评文字非但交不上火，反而最易伤到自己———削弱甚至剥夺别人发声的权利，等于给自己建好“囚牢”。秋白最终因信仰而遭到枪杀，实在是为这一论争补写了一个血的注脚。

　　胡文和瞿文对鹦鹉的态度是一正一反，褒贬鲜明。应该承认，瞿秋白这一观点背后有陈独秀的影子，以及整个左翼阵营的影子。

　　在此之前，胡、陈两位老友围绕一场“大火”，发生了“水火不容”的尖锐对峙，几近绝交。一九二五年底，《晨报》馆被群众焚毁。陈独秀认为烧得应该，并反问胡适：“你以为《晨报》不该烧吗？”胡适写了一封长信给陈独秀，措辞严厉地说：“几十个暴动分子围烧一个报馆，这并不奇怪。但你是一个政党的负责领袖，对此事不以为非，而以为‘该’，这是使我很诧怪的态度。”胡适没有忘记佛经中的那只鹦哥儿，他在信中仍以“救火”的口吻说：“晨报近年的主张，无论在你我眼睛里为是为非，绝没有‘该’被自命争自由的民众烧毁的罪状；因为争自由的唯一原理是‘异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众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众人之所非未必真非’。争自由的唯一理由，就是期望大家能容忍异己的意见与信仰。凡不承认异己者自由的人，就不配争自由，就不配谈自由。”胡适如此苦口婆心，不过是在重复五年前他与独秀等人共同发起的《争自由宣言》，希望“此火”以后不要再“烧”了。他说得确实很恳切，很伤感，但并不绵软，而是软中有硬：“我们两个老朋友，政治主张上尽管不同，事业上尽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为老朋友者，正因为你我脑子背后多少总还同有一点容忍异己的态度。……如果连这一点最低限度的相同点都扫除了，我们不但不能做朋友，简直要做仇敌了。”

　　胡适信奉实用主义哲学，其实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更多的是透过西方语境看中国现实。他笔下的鹦哥儿确乎可爱，而且懂得“容忍”：两群“鹦哥”尽管颜色不同，叫声不同，但不必相互攻击、打压，而应同“屋”共存。独秀毕竟数次坐牢，是一个富于乌托邦激情的批判现实主义者，即便在监牢中，他发出的声音也是尖厉的———无论法庭上的辩诉状，还是讽刺诗《金粉泪》《国民党四字经》，都是如此。鲁迅固然以“放火者”著称，但鲁迅眼里的现实，皆为历史的倒影和狐魅所致，是文化骨子里的“髓”出了毛病。他更像一个冷峻而绝望的疗救主义者。在《谈皇帝》一文中，他谈到“红嘴绿鹦哥”———那是菠菜在民间的奇怪别名，是专门用来对付皇帝的：

　　往昔的我家，曾有一个老仆妇，告诉过我她所知道，而且相信的对付皇帝的方法。她说———“皇帝是很可怕的。他坐在龙位上，一不高兴，就要杀人；不容易对付的。所以吃的东西也不能随便给他吃，倘是不容易办到的，他吃了又要，一时办不到；———譬如他冬天想到瓜，秋天要吃桃子，办不到，他就生气，杀人了。现在是一年到头给他吃菠菜，一要就有，毫不为难。但是倘说是菠菜，他又要生气的，因为这是便宜货，所以大家对他就不称为菠菜，另外起一个名字，叫作‘红嘴绿鹦哥’。”

　　“愚妇”们用“愚君”的办法来对付皇帝的“愚民”，看起来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似乎真的要与皇帝作对了：这“呆不可言的皇帝，似乎大可以不要了”。其实不然。“她以为要有的，而且应该听凭他作威作福。至于用处，仿佛在靠他来镇压比自己更强梁的别人，所以随便杀人，正是非备不可的要件。然而倘使自己遇到，且须侍奉呢？可又觉得有些危险了，因此只好又将他练成傻子，终年耐心地专吃着‘红嘴绿鹦哥’。”在这篇杂感中，鲁迅意在讽刺以“圣人之徒”自居的儒家，“儒家的靠了‘圣君’来行道也就是这玩意，因为要‘靠’，所以要他威重，位高；因为要便于操纵，所以又要他颇老实，听话。”

　　但无论如何，“御膳房”里做菜，是免不了要出差错的，这就有杀头之虞。倘直言那“红嘴绿鹦哥”，原本就是菠菜，恐怕更要坐牢杀头了。因为刀把子毕竟操在“愚君”手里，况且史上的“愚君”并不全“愚”。据说，有一天吃惯了“红嘴绿鹦哥”的皇帝，忽然想起这美味，便让御厨速速做来。结果御厨真杀了一只红嘴绿鹦哥，皇帝吃后感觉味道不对，哪有那道菜的滋味呢？于是一怒之下杀了御厨。鲁迅不是先知，尤其晚年，他身处黑暗的“铁屋子”中，心中寄存的那个乌托邦，却未曾亲历也未曾踏勘，以至写下《我们不再受骗了》，若干年后仍被证明“还是受骗了”。

　　胡适的一生更让人玩味。早年的胡适确乎勇毅，在远离“御膳房”的地方发出“民主与自由”的呐喊。中年的胡适依然劲健，依然清醒，他要做振翅洒水的鹦鹉去“救火”，鼓吹“好人政府”，抨击“坏人政府”扼杀言论自由。只是有些“世故”了，学会了跟“御膳房”打交道，“厨艺”日益精进，即便“西红柿”或“花茎甘蓝”，也能做成一盘色香味俱佳的“红嘴绿鹦哥”了。这似乎注定了晚年胡适之“不幸”：近年从台湾解密的档案中发现，五十年代蒋介石分九次给胡适美金，每次五千，共四万五千美金。他至少有被收买之嫌，却仍以“独立学者”身份发文吹捧“御膳房”。例如，吴国桢在美国《Look》杂志，用英文发表《在台湾你们的钱被用来建立一个警察国家》一文后，胡适去信谴责吴国桢，并用英文撰写《台湾有多么自由》一文发表在《新领袖》杂志，极尽文饰吹捧之能事。问题是，“愚君”心知肚明，他对这个“御厨”的两面性看得更透，在《蒋介石日记》中有这样的话，“对于政客以学者身份向政府投机要挟，而以官位与钱财为其目的。……不送钱就反腔，而胡适今日之所为，亦几乎等于此矣，殊所不料也。总之，政客既要做官，又要讨钱，而特别要以‘独立学者’身份标榜其清廉不苟之态度。甚叹士风堕落，人心卑污，今日更感蔡先生之不可得矣。”

　　法国诗人阿波利奈尔写过一篇小说《阿姆斯特丹的水手》。在这篇小说中，他讲述一个无辜水手莫名其妙陷入一桩绑架杀人案。这个可怜水手无法证明自己清白，在绝境中只能自戕以死。最后，法官找到唯一有利于水手的证据是，水手的一只鹦鹉不断重复着死者最后一声辩白：“我是清白的！我是清白的！”你觉得这荒诞不经吗？还是太黑色幽默？

　　二○一三年四月六日 内心的斑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