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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煤精尺她朝煤矿那边转过身去。浓雾缭绕在金字塔般壮观的煤山四周，旭日如轮，赤红赤红，仿佛是被输煤车的粗长钢缆从煤山后面吊起来似的。她突然想到了他。今天是双日，他该跟早班工人一块儿下井了。如果不是因为他的缘故，她怎么会来到这煤矿上？可是明天她将离开这里，不知道今后会不会再回来。

　　四个月前，她在家正吃晚饭的时候，他敲响了她家门。

　　是她去开的门。她从上到下打量着他——一位完全陌生的三十多岁的男子，高大，魁伟，一张线条明朗而粗犷的脸。

　　“嚯！好一个堂堂男子汉！”他给她留下的最初的印象，是扑克牌中那张“黑桃老 K”的活翻版，如果再生一脸络腮胡子就更对劲啦！她的审美观点与众不同，认为“黑桃老 K”那种典型也算一类“男性美”。可惜他没胡子。

　　她站在门内，用毫不掩饰的欣赏的目光瞧着他，客气地问：“您，找谁？”

　　他只回答了三个字——她父亲的名字。

　　“请进吧！”她闪开了身子。

　　他一步跨进门，三步从走廊跨进房间。全家人猜测的、疑惑的、惊奇的目光都同时集中在这个不速之客身上。他含糊地说明来意：“我想找严局长谈一件事，公事。如果……”

　　父亲立刻放下碗筷，陪他到客厅去了。她怀着很大的好奇心，在客厅门外偷听父亲和他的谈话。但是母亲立刻吩咐她去洗碗，结果她一句话也没听到。十几分钟后，父亲送客人出门。只听父亲在门口问道：“您，是矿上的一位领导？”客人回答：“这一点很要紧吗？您就把我看成矿工们的一个委托人吧。”

　　客人走后，她被父亲唤进了客厅。父亲先问她对于毕业分配这个问题的打算。她很有觉悟地回答，服从教育战线的需要。

　　“好，好，很好。你应该有这种思想准备。”父亲赞赏地频频点头，接着，用那种上级对下级布置工作的严肃口吻说：“听着，事情是这样的。因为，我是教育局长，你是我的女儿，而且是师范学校的本届毕业生，又因为，目前各煤矿很需要小学教师，所以，你毕业应当带头到矿区去教学。这样要求你的目的，在于让你起个榜样的作用。我还要到你们师范学校去作一次分配动员报告，没有榜样的动员往往是一通空话。这个道理，听明白了吗？”

　　她听得明明白白。正因为听得那么明白，她当时才那么发呆。因为，所以，又因为……好一通三段论式的精彩报告。原来如此。那个该死的“黑桃老 K”！他登门坑人！坑人不浅！坑到姑娘头上来了！咒他三辈子讨不到老婆，六辈子打光棍！

　　她哭，她闹，她哀告，她愤怒，她求母亲替她讲情，她让姐姐也出面抗议。没用，都没用，一点用也没有，丝毫也打动不了父亲的心。父亲始终是那一句话：“让你到矿区教学，又不是让你去跳火坑。”

　　冷酷的心！

　　她终于不情愿地做了“榜样”。

　　到煤矿那天，她大受欢迎。下了火车，她一眼看到“黑桃老 K”也在欢迎者中间。要是在战场上，他准比别人先死，目标太大。她心里气愤地想，装作没看见他。

　　他大步走上前，同时伸出手，握住了她的一只纤巧的小手。

　　“是你？没想到！”接着，向她一一介绍工会主席、妇女主任、团委书记、小学校长……假若煤炭部长驾临，出头露面的也无非就是这些人。如此看来，他们对她还很重视。这一点倒是她没想到的。

　　工会主席指着“黑桃老 K”向她介绍：“高矿长，你们认识？”原来他竟是她的顶头上司！

　　“不敢说认识，幸会过一面。”她冷冷地说，同时狠狠瞪他一眼。如果目光能成为伤人利器，他准会当场倒毙。

　　她心里嘀咕：“冤家路窄，今后有和你作对的人！”

　　第一顿饭是“黑桃老 K”陪她吃的。他表情严肃地说：“你是国家分配到我们这个矿上的第一个师范毕业生。我们这所煤矿小学自办不久，很需要具有专业水平的教师，可是几乎没有人愿意为煤矿工人的孩子们教学，请都请不来。因为你是第一个，所以我代表矿工们感激你，对你表示敬意和谢意，希望你能……理解这一点。”语气凝重而缓慢，他在说出“理解”这个词之前，沉吟了一下，似乎是在考虑她能不能经受住这两个字的分量。

　　她却没生气，反而微笑了。

　　“因为……所以……”她觉得这个人那种呆板的逻辑式的语言习惯像她父亲。大概他的小学老师对他的造句要求得严格而教条了点吧。

　　他也笑了一下，才使气氛变得比较轻松。

　　他说：“如果你不反对的话，明天我陪你下一次矿井。你没坐过缆车吧？”

　　“小时候在公园里坐过。”

　　“坐缆车下矿井，多少有点味道。当然，仅对第一次下井的人如此。而且，可以免费重温你童年的游戏梦。”

　　她生平第一次穿上煤矿工人的工作服时，那种帆布的、质地粗糙的、散发着汗味的、很肮脏的工作服，使她大为扫兴。她临时决定，不换下自己的衣服，而把工作服套在外面。正是夏天，这很热。但热毕竟是她可以忍受的，而那被汗碱凝结得硬绷绷的工作服，直接摩擦自己细皮嫩肉的滋味，却是她不敢想象的。

　　他看出了她没有换下自己的衣服，并不对她的娇气表示任何嘲弄，只是谅解地笑笑。

　　安全帽有四种颜色：红、绿、黄、黑。她饶有兴趣地看着下井制度表，那上面写明：工人戴黑的，干部戴黄的，安全检查员戴红的，非井下工人临时下井戴绿的。

　　遵章办事的管理员，给了他俩一黄一绿两顶帽子。他却抢先接过那顶绿的戴在自己头上。

　　她朝“下井制度”努努嘴：“绿色的，该我戴吧？”

　　“我头大，戴那顶黄的小。”他不由分说，将那顶黄色的安全帽扣在她头上。随后，又替她戴上矿灯，扎上吊着电池盒的皮带。

　　聚集在井口等待缆车的矿工们，远远地就和他打起招呼来：“嚯！高老板，怎么今天下井戴了顶绿帽子哇？”

　　“你说，谁让你戴上了绿帽子？说出来，兄弟们替你教训教训他！”

　　“哎，哎，大家别忘了，咱们高老板是个光棍老板，还没讨上老板娘呢，八成是发扬风格替别人戴的吧！”接着，是一阵开心的哈哈大笑。

　　谢天谢地，幸亏这顶绿帽子他替她戴了，他准是事先想到了这一点，有意和她调换了帽子。她心里暗暗对他感激起来。他听了那些话，并无愠色，仿佛习以为常。他抓住一个工人的胳膊，拧到背后，直拧得对方弯下腰去。

　　“唉哟！当官的，你这么欺负人呀！”他终于放开了对方，一脸得意。缆车轰轰地升到了井口。她刚一坐到缆车里，就有三个矿工似是无心其实有意地争抢着要和她坐在一块儿，三个都是小伙子，而那座位仅能坐两个人。她不得不像只壁虎似的紧贴在冰凉的铁板车皮上。他见此情形，一言不发，一个个将他们揪着后衣领扯了开去，自己坐到了她身边。那三个，灰溜溜地分坐到前后去了。缆车停了一下，她看见那三个年轻的矿工下了车，朝一处新开的掌子面走去。

　　他陪她在井下四处参观。他对这个矿井那么熟悉，就像一个出色的外科医生了解人身上的动脉血管和静脉血管。他给她讲这个矿的历史、煤层的结构和走向，他不无自豪地告诉她，这个矿是整个矿区产煤量最高的一个矿。他向她介绍风镐的机械原理、井下作业的常识和安全措施。真没想到他还是一个那么有口才、那么耐心的解说员。如果不下矿，大概她在今后一生中也不会获得那么多的专门知识。

　　她心里不禁对他暗暗佩服起来。

　　“你经常和工人一块儿下井？”

　　“几乎天天下井。我是矿工出身，我的爷爷、父亲都在这个矿上当过采掘工，我十八岁就当上采掘班长了。”

　　“现在当矿长，你感到工人们尊敬你吗？”话一出口，她立刻想到了工人们在井口对他的种种放肆的取笑，后悔莫及。她看不清他的脸面，无法判断他的表情，但发现他那双目光咄咄的眼睛，分明地在注视着她。那双眼睛好亮啊！她心中竟不禁一怵。四周黑暗，此地只有她和他两个人，一个柔弱无力的姑娘和一个高大强壮的男子。她想到了刚才那几个粗野的工人，她对眼前这个男子汉顿时产生了一种恐惧心理。由于紧张，她手中的矿灯磕在煤壁上，玻璃碎了，四周一片漆黑。

　　“你怎么了？”他在黑暗中问。

　　“别，别过来。”她在慌乱之中喊道。

　　他开亮了自己的矿灯，灯光照在她脸上。他将自己的矿灯递给她，平静地说：“我们上井去吧，我看你有些累了。”说罢，看也不看她，便转身沿着矿道朝回走。

　　她真的感觉累了。穿在里面的衣服，被汗水完全湿透了，贴在身上，非常不舒服。他的步子跨得那么大，一步顶她两步，她紧跟快赶，生怕被他撇下太远。这会儿她所恐惧的是被他撇下，一个人留在这黑暗的矿井下。

　　他站下来等了她一会儿，并给了她一段足够恢复正常心律的时间。

　　又开始向矿井上走的时候，她用一种愧疚的语气，陪着小心问道：“你，生气了吧？”

　　他头也不回地反问：“生什么气？”

　　“我，刚才……刚才我提的那个问题，也许，也许……”她心里十分明白，如果他真生气了，绝不会是因为她提的那个问题。而且，他有理由生气，甚至也有理由骂她一顿。

　　他继续沉默地朝前走。走了一会儿，才说：“你所提的那个问题，我可以理解成‘威信’两个字回答你。我佩服乔厂长那样的企业领导人物，我想成为那样的一个人物，但是我知道我不可能成为那样的人物，起码在一点上不可能，和工人的关系上。我得随时随地让工人感觉到，当我戴上安全帽的时候，我是一个矿工。我一方面管理他们，一方面得跟他们一块喝酒、划拳、称兄道弟，甚至咒爹骂娘……我的工资有三分之一花费在烟酒上。矿工，和所有企业的工人都不一样。是的，不一样。我面对这个现实，必须承认这个现实，正视这个现实。有一点令我最感安慰，工人们认为我把这个矿管理得还不错，除此之外，我也别无他求。至于‘威信’两个字，那应是小学语文老师们更能说明白的，我不去想……”

　　他缓慢地说完这番话，语调仍是那么平静。但她从他那种平静的语调中，听出了一种充分自信和一种隐隐悲哀的内心衷曲。

　　走到一条矿道拐弯处，他突然抢前一步，将三个正在抡镐的工人同时推进一个安全洞里。用他魁伟的身躯挡在洞口，若无其事地对她说道：“你先过，这儿没什么好看的。”然而她看见了，她手中的矿灯的光束，分明地照在了三个赤裸的、汗淋淋的、黑黝黝的身躯上。她低下头，迅速地擦着他的身子通过那里。她清楚地记得，此处正是那三个年轻矿工下缆车的地方。

　　过了一会儿，他从后面赶上了她，见她靠在煤壁上，正低声抽泣。他站到她面前，冷冷地问：“你，感到受侮辱了？”

　　她什么也不回答，轻轻地摇了一下头。

　　他皱起眉沉吟了一刻，说：“对于刚才那种现象，我无权处罚。文明生产是以现代化生产为基础的，可是工人们在井下目前还不能完全扔掉铁锨、手镐。就在那里，不久前发生瓦斯爆炸，两个矿工被埋在井下……”说到这里，他用手轻轻摸着煤壁，语调异常低沉，“两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每平方厘米九公斤力的冲击波啊！煤壁都被切成这样，像抹子抹过。险情还没排除，就有三个矿工带头冲进险区。他们为了抢救自己的弟兄和排险，苦战了三天三夜。皮肤磨破了，红肿，发炎，三个人都像脱了一层皮，至今还不敢穿又脏又硬的工作服干活……”

　　“别说了！”她突然大嚷一声，“可你这个矿长，就忍心让工人穿这种肮脏的破工作服干活？”

　　他垂下了头，用更低沉的声音回答：“这是矿井，不是实验室。一天三班，一班几百名工人，三班就是上千件工作服，每天都干干净净、一尘不染地发给工人，我，不是神仙。”

　　她看着这个高大的人那无可奈何的神色，心中真替他难过极了。他又苦笑着说：“工人们不能按时到井上来吃午饭。因为给工人增加一顿三毛钱的免费井下午餐，我写了两次检查。中央一位负责同志来视察时批示了，对我的处分才不了了之。”

　　“请原谅，我……还不了解你……”她非常温和地轻声说，同时用自己的小手触了触他那只大手，似乎有意用这一表示亲密的细小的动作，缩短一下他和她之间的距离。

　　到达井上之后，她觉得阳光是那么强烈，刺得她睁不开眼睛。她踉跄了几步，接着便呕吐了。

　　这天晚上，她来到他的办公室，主动要求明天就去小学校报到，开始上课。对她这种主动，他既没有表示惊异，也没有表示赞赏。她很想在他的办公室多坐一会，和他随便聊一点什么，但见他情绪不佳，也就不便多坐了。告辞的时候，她才发现，他手中始终拿着一把乌黑的直尺。他看出了她很好奇，指着那把尺说：“这原是一块坚硬的条状煤精石，是我有一次在井下发现的。每当我思考问题的时候，我就站在窗前，在水泥窗台上磨它，日久天长，磨成了这把尺。每当我为工人做了一件实际的事情之后，我就在尺上刻下一个长度单位。现在这把尺，不但有了厘米单位，而且有了毫米单位……”

　　她离开他的办公室，走在矿区的路上的时候，心中暗自思忖。不知他那把煤精尺上的长度标记中，有没有一个标记是为她来到这个矿上而刻下的。不会的，不可能。她算什么？和那些下井的工人们比起来算什么？在他的心目中算什么？

　　学校里，教学条件的简陋，是她预先有所估计的。伤害她的教师自尊心的，是她的那些学生。在师范学校里，教师给那些将来注定要做小学教师的人上的第一课的内容，可以一言以蔽之：小学生是祖国的花朵。此刻，坐满教室的那些孩子，也能够算作花朵吗？一张张小黑脸儿，一双双小黑手，缺纽扣的衣服，太长或太短的裤子，露着脚趾头的鞋，头发长得可以扎小辫的男孩子……如果说他们身上还有什么干净之处，那便是一双双眼睛，但这些眼睛里，也缺少活泼、聪明的光。

　　当她一走进教室，他们立刻异口同声地对她喊；“老斯（师）好！”

　　“同学们好！”

　　她接着认真地纠正：“不应该叫老斯，应该叫老师。跟我说一遍：老师！”

　　学生们异口同声：“老斯！”

　　“师！都注意看我的口型——卷舌尖，两腮贴牙根——师！”她指着一个男孩：“你说一遍。”

　　“吱！”

　　有几个孩子嘻嘻笑了。她生气了：“不许笑。”

　　孩子们吃惊地、畏惧地瞧着她，不知她为什么在第一天就因为一个字和他们过不去。

　　当然，绝不可能是全煤矿的大舌头孩子都集中在她的班里了，责任在老师。

　　“是哪一个老师教你们这样发音的？”

　　“李老斯。李老斯生娃啦。”一个学生怯怯地回答。

　　她一想到将要天天被称为“老斯”，真扫兴极了。她宣布：“今天，我不能开始给你们上课，因为你们使我第一天就不够满意。明天来上课的时候，希望你们都能干干净净、整整洁洁。”孩子们默默地垂着头经过她身旁，走出教室去了。

　　她最后一个离开教室，见矿长和校长站在教室门口。她首先对校长说：“希望您不会见怪，小学教师有责任帮助孩子们从小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五十来岁的自己的衣着就很不整洁的男校长，用一根指头挠着腮帮，喃喃地回答：“当然，当然。不过……”看了一眼矿长。

　　她矜持地对矿长说：“我的做法，也希望得到你的谅解。”他刚点着一支烟，目光盯着烟头说：“也许你是对的。”

　　也许？不管对与不对，她都要坚持。她不能第一天就妥协让步。

　　“再见，校长同志和矿长同志。”她夹着书本，头也不回地走了。

　　晚上九点多钟，她临睡前出来散步的时候，看见矿长带领着十几个孩子从职工浴室里出来，朝机关大楼走去。

　　她立刻明白了什么，心中略有所动。她悄悄跟着他们也走进了机关大楼。她轻轻地踏上楼梯，走过去，隔着门上的玻璃朝内窥视，只见他的办公桌上摆着一叠崭新的孩子的衣物。

　　“这双鞋给你，这件褂子给他，这条裤子是你的，你们都穿上，叫叔叔看合适不合适。”顷刻之间，衣物都分到了孩子们手中。他便坐在椅子上，一边吸烟，一边瞧着孩子们各自换衣裤、换鞋。等孩子们都换上新衣裤和新鞋之后，他吩咐：“都到我跟前来。”孩子们都听话地围聚到他跟前。“伸出双手。”孩子们都伸出了双手。他按灭烟蒂，从兜里掏出了一把小剪刀，给孩子们剪起指甲来。

　　她在门外犹豫了几次，想推门进去，却又觉得勇气不足。

　　他一边给一个光头小女孩剪指甲，一边问：“妮妮，怎么剃了个光头？”

　　女孩喃喃地回答：“头发生虱子了。叔叔，我怕这个老斯（师），这个老斯（师）一定不喜欢剃光头的女孩子。”

　　“别怕，这个老师很好，她会喜欢你的。”他想了想，又说，“明天我给老师写封信，你带给她好吗？”

　　“好的。”

　　一个男孩突然问：“叔叔，你喜欢这个老斯（师）吗？”

　　这个突然的孩子气十足的问题，使他略略怔了一下。随即，他笑着摇了摇头。

　　这个答复使她的自尊心受到了有生以来第一次顶严重的伤害，她从他的办公室门前一步步退开，退到楼梯口，一气儿跑下了三层楼，奔回宿舍。

　　第二天，那个光头女孩把一封信交给了她。那封信是这样写的：捎此信的小女孩，她的父亲因公牺牲，如果她做错了什么事让您生气，如果您要对她发火的话，希望并恳求您能忍耐和克制住自己。矿上的每一个人，无论大人或是孩子，都会心甘情愿地代她受过，洗耳恭听您的训斥甚至责骂。至于她的头发，我想会重新长出来的，会长出一头美丽的乌黑的长发的。

　　尽管这封信起到了应起的作用，尽管她此后对那小女孩倍加关心，从未板过一次面孔，但这封信本身却使她耿耿于怀。那封信中恭而敬之的词句后面，令她感觉到一种冷峻态度。

　　她从那一天起不再和他主动说一句话、打一声招呼。如果不是发生了其后的事……

　　小学校没有教师宿舍，她只得住在单身矿工们的宿舍楼里。她独占二楼走廊尽头的一个房间，算是对她的特殊照顾。无论哪个小伙子在走廊或洗脸间遇到她，都对她极尽殷勤讨好之能事，他们张口闭口都叫她老师。每当她出现在阳台上做早操的时候，他们便也出现在各自的阳台上甩胳膊踢腿。一天晚上，她关着房门独自欣赏录音机放出的音乐，情不自禁地翩翩起舞。忽然她觉察门外有响动，停下舞步，机警地朝房门瞥去，紧接着走廊里响起一阵绝不止一个人的逃跑的脚步声，待她怒火万丈地打开房门，走廊里已空无一人。她坐在床沿上生了好一会儿闷气，最后决定惩罚这几个胆大妄为的家伙。当又一次出现同样情况的时候，她装得毫无觉察，继续翩翩起舞，舞到门前，猝然蹲下身去，对准锁孔吹了一口，门外一阵骚动。她咬住嘴唇忍着得意的笑，哼！预先放进锁孔的粉笔末，够那家伙领教的！

　　既然发生了两次这样的事件，她不能不向那一矿之长奏一本。

　　当天中午，他来到了宿舍楼。他把全体单身汉们召集到一起，在走廊里站成两排横队。他倒背着手，像元帅检阅士兵一样，从排头踱到排尾，将后排一个红了一只眼睛的年轻矿工用手势点了出来。

　　“是你？”他冷冷地问。那“罪犯”羞愧得无地自容，脑袋低垂在胸前，一副听候发落的可怜样。

　　“眼睛，到卫生所看过？”

　　“不用看。”

　　“还能下井吗？”

　　“能。”

　　“能个屁！眼睛不好不许你下井。真没出息，我要是你，干脆把那只眼睛抠掉了，一脚踩个响！”她在自己房间里听到了他粗暴的话，后悔了。她走出房间，来到他跟前，说：“矿长，这事也怪我……”他看了她一眼：“我采取什么措施，不用你管。”他喊来一个油漆工，以她的房门为界，在走廊的水泥地上用白漆画了一条线。他指着那条线说：“这条线以内，是禁区。听明白了没有？”

　　“听明白了。”单身汉们回答。

　　“解散！”她跑回房间里，关上门，趴在床上，哭了一场。从此以后，他们再看见她，都像看见了老虎，避之唯恐不及。那条白漆线，不但阻挡住了他们，也无形中将她自己束缚在禁区之内了。放学后一回到宿舍里，轻易连房门也不出。

　　一个星期之后，他竟自立自破，跨过那条白漆线敲她的房门。她打开门，见是他，真想立刻关上门，叫他吃闭门羹。但站在门口和他对峙了一刻，终于还是违心地将他让进了房间，不过表情冷若冰霜。

　　他开门见山，请求她教他跳舞。在他对她实行了那种保护措施之后，又向她提出这种请求，真是岂有此理，亏他说得出口！她当即拒绝。但他微笑着，心平气和地向她解释：他已和纱厂联络好了，要举行几次纱厂女工和煤矿工人的联欢会。当然，一切经费都由矿上出。他希望在这样的联欢会上，结成几对美好姻缘。

　　这属于无私的光明正大的动机。她勉强被他说服，板着脸教他跳起舞来。

　　“你也想在这样的联欢会上为自己牵成一条红线吗？”

　　“不。我得好歹会跳几步，必要时以身作则，起个带头作用。”

　　他虽然身材高大，却不笨拙。他学得很快，舞步稍稍熟练了一点，便显出一种落落大方、潇洒自然的男子汉风度来。

　　他还交给她一项任务，负责当矿工们的“跳舞培训班”教练。不但要教会他们跳舞，而且要教会他们在那种“典型环境”中的礼节、谈吐。联欢会的日期到了。那一天，参加联欢的单身汉个个容光焕发，神采奕奕，都将自己打扮得体体面面，分乘几辆大卡车，浩浩荡荡地向纱厂进发。

　　联欢会开过几次，然而，矿长的希望却化为泡影，美好姻缘一对没成，而且前景黯淡。姑娘们态度非常明确：联欢会尽可举行，跳舞也奉陪，交个朋友也并非不可以，但要想认真地谈情说爱，甚至居心叵测地要讨她们之中的哪一个做矿工的老婆，对不起，吹灯！

　　她想，有必要安慰安慰矿长。

　　他用那把煤精尺习惯地轻轻拍着手掌心，许久许久才说出一句话：“我第一次失败得这么惨！不知这一道我什么时候才能刻到这把尺上。”

　　看着一个非常自信的人当时那种沮丧的样子，她被感动了。

　　从那一天开始，她自认为了解他了。

　　放假了。她今天就要回到城里去，回家去。

　　她心里很乱，她不知道下学期自己还会不会再回来，因为她当初来时，本没有长期留在矿区的打算。她可以来干一段时间，尽一点自己的义务，但要她把自己的一生全都交付给一个矿区，她总觉得不可思议。自己总算已经在这儿坚持了几个月，现在该让别人也来尝尝这滋味了。

　　但是，人的感情真是一种奇怪的东西。鲁滨逊在告别他所漂流的那个荒岛时，未必不对那个地方产生留恋之情。她不能欺骗自己，不能不承认，她对矿区产生了某种感情。她不是鲁滨逊，矿区也不是大洋中的荒岛，矿工们更不是愚昧的人。

　　矿工是真正的普罗米修斯。他们带给现实社会的，不仅仅是火种而已，一切文明的人们和自以为文明的人们所享受的全部社会文明，在某种程度上是建筑在他们漆黑的脊梁之上的。而这文明社会所回赠给他们的社会文明，却又微少得可怜。她相信，即使自己离开了这个地方，也绝不会再像从前那样，为了冬天房间里晚来几天暖气而诅天咒地。不，再也不会了。她会毫无怨言地为节约一块煤而少喝一杯开水的。

　　今天早晨，当她拎着提包走出宿舍楼时，没有经过院子门口的传达室，而是从一处木栅栏的缺口钻了出来。她带走了自己的衣服，拆下了那床新的软缎被面。她在被絮上留下了一张纸条，写明自己也许不再回到此地，请他——矿长，把被絮送给妮妮——那个秃头小女孩。从矿区到这个小火车站，她有意多绕了许多路，为了避开可能相遇的每一个人。走着走着，她又想起那把煤精尺，如果用那把煤精尺来衡量现实生活中的每一个人，有几个会问心无愧？有几个会不感到羞惭？她感到自己的心是沉重的。

　　临近车站，她偶然一回头，忽然看见一个人匆匆地朝车站走来，一手抱着一个孩子，一手拎着一个大包袱。那是他！他抱着的是妮妮！她顿时心慌意乱，恨不得马上逃开或躲藏起来才好。

　　可是晚了，他已走近了，和她面对面地站住了。

　　“是宿舍管理员告诉我你走了。”他说，“我按照你的委托把被絮送到了妮妮家。妮妮妈对你表示感谢，她不收，矿上不久前补助了她家三套被褥，所以我把它给你捎来了。妮妮也要来和你告别。”

　　他的语气竟那么平静，他一句惜别或挽留的话也不说。如果他说出一句挽留的话，不，哪怕流露出一点点挽留的意思，她也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我还回来！”可是他不。他为什么不啊？

　　妮妮用一种懂事的眼光瞧着她，怯怯地说：“老师，你是因为看不惯剃光头的女孩子才走吗？要不，等我的头发长得长长的能扎小辫的时候，我再去上学还不行吗？”孩子的眼睛热切地期待着她的回答。

　　他放下了妮妮，对妮妮低声说：“别说傻话了。老师就要走了，给老师行个礼吧。”那女孩恭恭敬敬地弯下腰去，再抬起头的时候，眼睛里漾着泪水。

　　远处传来了火车的鸣叫。他朝她走近一步，从兜里掏出他那把煤精尺。

　　“送给你。这上面有一个标记是为你而刻的。”她没有立刻接过它，不十分相信地看着他。

　　“真的。”他说。她这才默默地接过那把尺，觉得它的分量更重了。想不到，她的价值居然也刻在这乌黑闪亮的煤精尺上，是标记着一个厘米，还是一个毫米？她突然感到自己是那么渺小，渺小得不配被他刻在这把煤精尺上。

　　“如果，你不再回来，你的工作关系和档案我们会转去的，请相信我。”

　　列车进站了。她拎着提包上了火车。他在车下将她的被絮递给她。她站在车门口，很想对他说句告别的话，却找不到合适的词句，只是呆呆地望着他，望着妮妮——自己教过的学生。

　　列车开动了，把他和妮妮抛在站台上。他们站在一起，妮妮扬起了一只小手。在她看来，他们多么像两个拼音字母“lí”——离！热泪突然涌了出来，她喊了一句：“我还回来！”列车驰远了。他们，肯定是没有听见她这句话的。 梁晓声文集·短篇小说（套装共四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