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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位来访者我们这个县，八万余人口，包括农村人口和三个矿区的人口。

　　我刚由一个公社广播站的通讯员调到县报社工作不久。对于能在本县新闻机关任一位群工组的记者，颇感骄傲，但也不无烦恼。烦恼可不是我自找的，是我命运的阴错阳差造成的。错就错在，命运不该早一年安排我谈情说爱。这使我如今面临的个人问题的现实与我对自己将来生活的憧憬差得太远了！

　　坦白说吧，我的未婚妻是一个农村姑娘，某生产队的小学教师。在我还是我们公社广播站的通讯员，而不是县报社的记者时，我们认识了，相爱了。严密点、诚实点说，是我主动地为自己“创造”机会认识了她，并且一见钟情地看上了她，以后便向她展开了“追求攻势”。

　　我第一次见到她是在公社召开的优秀小学教师授奖大会上。她代表受奖教师发言。她那年二十三岁，长得挺文静，挺秀气。我以大会工作人员的特别身份，借口“履行义务”，为她拍了好几张照片。多洗了一张我认为拍得最美的，收藏了起来。

　　以后，我又单独对她进行了几次“采访”。再以后……不必我详述，一切都极自然地如我所愿地顺利发展。

　　那一年春节，我们向双方的家庭和亲友们公布了我们的爱情关系。倘若我们当时，不，我当时不那么迫切地要求她公布我们的爱情关系就好了，那我如今也就不会有这许多烦恼了。爱情一经公布，就像唱戏的上了妆，众人眼中，你算是定了角儿了。倘若后来我未被调到县报社来，可能我也不会有目前这么多烦恼。真的。可能我已同她结了婚。可能我还会感到蛮幸福。一定会感到蛮幸福！我是公社广播站的通讯员——全公社唯一的一个职业通讯员；她是一位小学教师——虽然是小学教师而非中学教师，我俩毕竟都属于农村中的“知识分子”，可谓“门当户对”，地位般配的了。我对于她，她对于我，不能说不理想。

　　命运却偏偏捉弄我。偏偏先安排我和她确定并公布了爱情关系，而后再把我调到县报社当记者，叫我为自己当初的“春风得意”后悔莫及。唐朝人的诗“春风得意马蹄疾”，寓于我，改个字，恰是“春风得意马蹄歪”。

　　全县只有一个报社，全报社只有三个定了职称的记者，我是其中之一，最年轻的一个。我调到报社后，接连在本报上发表了四篇“专访”，每一篇都三四千字。三四千字在我们这张县报上算是“大块文章”了。报社内部的同志不但公认我是最称职的记者，而且公认我最有前途最有作为。连县委的领导们，也对我格外器重。我们报社的主编对我另眼相看，希望我也能对他那位在报社当校对的小女儿另眼相看。一位副县长赏脸把我请到家中吃饭，副县长的和我同岁还没对象的女儿对我恭而敬之，口口声声称我“老师”。副县长夫人在饭桌上当着女儿的面笑容可掬地对我说：“我们这个女儿呀，就想将来找一位有写作水平的丈夫！你今后可要常来玩呀！我们不会拿你当外人的！”她这番话说得我心里飘飘然，暗想：我真是幸运！红云护左，紫烟舒右。我的前程似锦，生活道路面临着一个“崭新的转折”！可是一想到我那个在农村当小学教师的未婚妻，种种美好想法顿时云飞烟灭，心凉半截。我干吗这么早定下了终身大事呀！我真生自己的气！狠狠心抛弃了她吧，又怕受到公众舆论的谴责和自己良心的惩罚。唉！我们的前人尽管在爱情方面为我们积累和总结了那么多经验、那么多教训，为什么总不能引起我们后人的重视呢？人人在爱情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仿佛都是为他人总结的。这真可悲。

　　那一天，阴雨连绵。报社的全体人员都在主编的带领下植树去了，我一个人被留下来值班。我谨慎地插上办公室的门，铺开信纸，端坐在桌前，准备给我的那位“她”写封信。我已经两个多月没见到她了。并非因为我忙、没时间，是因为我有意避免和她相见，有意开始在同她的关系中布下一道渐渐疏远、渐渐冷淡的屏障。她却给我写来了好几封信，都放在我的抽屉里。有一封我还没有拆开看。不想看。她那些甜蜜的情意绵绵的话，已经不那么能引起我的激动了！

　　看来这封信是非给她写不可了。早早晚晚得写。晚写莫如早写。但愿这封信她收到了，我们的爱情关系就随之了结。但愿！

　　这样的一封信可怎么写呢？虽然别人认为我也自认为我很有写作水平，写作水平却帮不了我的什么忙，绞尽脑汁，字不连词，词不成句，难以下笔。而且一想象她收了这封信，精神上、心理上、情感上将会遭到怎样的打击，将会如何悲伤难过，还没写下一个字呢，我的心里便内疚得很，便产生一种极强烈的负罪的意识。我知道，这封信一旦寄出，我们之间的关系便注定了结。我将永远被她从心中抹掉。即使我为此而追悔，请求她的宽恕，她心中对我的爱情也不会再度复活了。

　　她是那么爱我！以一个二十三岁的姑娘一颗纯洁的心灵爱着我。她是那么信任我对她的爱情，做梦也不会想到我竟会是个负心人的。

　　我面前是信纸，笔拿在手中，思前想后，呆呆地凝视着窗外的一棵杨树。树冠长得同我们编辑部的二楼窗口齐高，肥大的叶子，被雨点打得抖动着，像在跳集体舞。雨帘将树叶包围着、笼罩着。杨树仿佛在雨中无声地哭泣，叶片上晶莹的雨珠就像它一滴滴忧伤的眼泪。

　　我眼前不禁浮现了我们以往爱情中的一幕：一次，她得知我病了，放学后，连饭也没顾上吃，就蹬了近四十里路的自行车，赶到公社来看我，亲手给我做了一碗我爱吃的细丝面条。晚上九点多，她才动身回去。她不能不回去，因为她明天还要上课。我虽然刚退烧，却不顾她的阻拦，执意非送她走一段路不可。那一天晚上也下着不大不小的雨。她推着自行车，我将雨衣合披在我们身上，怕她被雨淋着，我同她挨得很紧很紧，一只手臂轻轻揽着她的腰。没走多远，也是在一棵大杨树下，她坚决地站住了，无论如何不肯让我再送她往前走一步。

　　“你的烧刚退，听话！别送我了，我求你还不成嘛！”她的语调好像都有点在生气了，雨夜中我看不清她面容上的表情，但她的一只手，却那么温柔那么依依不舍地握着我的手。

　　我情不自禁地又一次紧紧拥抱了她，亲吻了她。

　　她把雨衣给我披好，自己却冒雨蹬着自行车走了……人非草木，孰能无情？！

　　突然，有人轻轻敲了几下门。

　　我愣怔片刻，赶紧收起纸笔去开门。门外，站着一位三十岁左右的男子。他穿着一件灰色的卡上衣，一条劳动布裤子，一双半旧的皮鞋。他身材适中，相貌英俊，神情忧郁而茫然。他的衣着虽然朴素，人却具有一种特殊的不同凡俗的气质。仅凭这种气质，我立刻就作出判断——他绝不是我们这个县城内的人。他浑身上下被雨淋得湿透了。

　　我问：“您找谁？”他抬头看了一眼挂在门上方写有“群工组”三个字的木牌，低声回答：“就找你们这里。”我又问：“您有什么事？”他犹豫了一下，含糊地回答：“有一件……个人的事，想……得到你们的帮助。”他竟是我调到报社后的第一位来访者。虽然我此刻非常想写完那封尚一个字没写的信，也不得不接待他了。我违心地把他请进了办公室。

　　“随便坐吧！”我极力装出很客气很热心的样子，完全是按职业的要求。待他坐下后，我沏了一杯茶递给他。

　　“谢谢！”他很懂礼节地从椅子上站起身，双手接过茶去。我将我的椅子挪了一下，隔着办公桌，坐在他正对面，洗耳恭听似的注视着他的脸。我忽然觉得他很面熟，分明在什么地方见过。

　　他喝了一口茶，慢慢将茶杯放在桌上，掏出手绢擦擦被淋湿的头发，开口说：“我……是请了十天事假，从北京来到这里，专程寻找一个人的。”说罢，揣起手绢，又从上衣口袋掏出工作证递给了我。

　　我打开他的工作证一看，顿时对他肃然起敬。原来他竟是我在电视屏幕上经常见到的一位歌坛新星！难怪我觉得在什么地方见过他！“哎呀呀！我们是老熟人啦！你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我很高兴能有机会为你做些什么，请讲吧！”我的热情顿时变得由衷起来。

　　“怎么说呢？”他自言自语，苦笑了一下，用手摸摸上衣口袋，问我，“有……烟么？”

　　“有，有！只是不太高级，在我们这个小县城里难得买到好烟。”我赶紧拉开抽屉，拿出烟盒，先递给他一支，而后自己也抽出了一支。

　　我俩同时吸了一口烟，他就开始讲起来。

　　“我对这个县城很熟悉。”他的语调非常缓慢，仿佛不是在对我，而是在对着录音机追述往事，“我曾是一个北大荒的知识青年。我们的团部，离这个县城只有十八里远，最初是一个劳改农场。生产建设兵团组建后，它划归兵团系统了，番号是第一师第一团。通讯地址是建字一〇一信箱。如今，它又划归东北农场总局了，恢复了原名北方农场。你是当地人，又在报社工作，这些变化肯定是很了解的吧？”

　　我默默地点了一下头，没开口，唯恐打断他的话。我怀着一种职业性的好奇心和对一位歌坛新星的崇拜，很有耐性地期待着他对我讲什么不寻常的经历。

　　他又吸了一口烟，问：“如今农场和县里的关系怎样？”

　　“很好，很好，相互支援。”我告诉他的是实际情况。

　　“当年可不怎么好啊！”他叹了口气，接着讲下去，“我当年在我们团基建连任副连长。基建连比团部离县里还近，只有十二里。那时，因为生产建设兵团隶属沈阳军区，我们的团长、政委和参谋长，又都是现役军人，所以，他们有一种特殊的心理，希望地方将生产建设兵团视为军队。逢年过节，便主动派车将县里的领导们接到团部来，请县里的领导们会餐，观看团部宣传队演出的文艺节目。县里的领导们，也常常亲自带领某类‘拥军’慰问团，来慰问我们团下属的各个连队。虽然我们是生产建设兵团，并非什么正规部队，但我来到北大荒的最初几年，县里每年的‘拥军’活动搞得还很活跃，我们的‘爱民’活动也开展得不错。我就带领我们连队的知识青年们义务参加过县里的建筑施工。

　　“有一年春节前夕，团里派我带领团部的两名放映员，到我们团与县城之间的一个农村生产队去为社员们放映几部电影。当年可放映的，也无非就是八个样板戏或‘三战’——《地道战》、《地雷战》、重拍的《南征北战》。我清楚地记得，那一次我们带去的两部片子是《海港》和《地道战》。在生产队的队部里，队长正陪我们说寒暄话，忽然有一个姑娘推开门，怯怯地将队长叫到了门外。我和两名放映员坐在队部里，听到她在门外用哀求的语调低声说：‘队长，请您批准会计，再预支给我们二十元钱吧！我们几个知识青年，也想……过过春节呀！’她是用上海口音说的普通话。显然是一个上海的插队知青。我们生产建设兵团的知识青年，对于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普遍怀有一种同情心理。我们再苦，也不如插队知青苦。我们挣工资，是‘铁饭碗’，旱涝保收。他们却和社员一样挣工分。在那种学大寨学得有点发疯的年头，有的农村生产队，一个工分还买不了一副鞋带。

　　“我们听到队长用毫无商量余地的语调大声说：‘又想预支钱？不行，不行！队里的困难户多，都预支，还不把队里那点可怜的基金预支光了呀？你们十几个知识青年，预支了一百多元了！再预支给你们，其他困难户社员会有意见的！叫我这当队长的也一碗水无法端平呀！你们为什么不写信朝家里要钱啊？’

　　“‘这……’那上海姑娘说不出话来。

　　“我和两位放映员对视了一眼，从他们的表情和目光中，我看出他们心里和我一样产生了深切的同情和怜悯。不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之下，哪一个知识青年也不愿写信朝家里要钱的。自己养活不了自己，那是很耻辱的。让父母亲人为自己添忧加虑，那是很罪过的。我们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完全理解插队知青兄弟姐妹的这种刚强，并且很钦佩他们这种刚强。

　　“‘队长，我求求您了！我们都非常想家，连个春节也过不成，我们大家心里会多悲伤啊！队长，我向您保证，我们这是最后一次向队里预支……’姑娘仍在哀告。

　　“‘不行就是不行！你们若体谅我的难处，就该克服克服眼前的艰苦，过个革命化的春节嘛！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

　　“队长庄严地背诵起‘最高指示’来。

　　“我将手伸进衣兜，尽数掏出了自己带在身上的钱，包括十几枚钢镚，总共七元多钱。

　　“我将一把钱放在桌上，默默地瞅着两位放映员。

　　“他们明白了我的意思，也先后取出了他们的钱包，各自将钱包里的钱统统掏光，一言不发地放在桌子上。

　　“趁队长还没进屋，我将桌上的钱全部塞入我的一只手套里。

　　“队长进屋后，自我解嘲地说‘：你们想必都听到了吧？我这个队长不好当啊！这十几个上海知识青年，简直成了我的心病，成了我们队里的包袱！’

　　“我们敷衍地笑笑，都没说什么。我借口解手，抓起那只装钱的手套，起身离开了队部。那上海姑娘还没走远，我大步赶上了她。‘等等。’我叫住她。她慢慢转过身，我看清了一张文秀而娟丽的典型上海姑娘的脸。

　　“她的年龄绝不会超过二十岁，少女的稚气还没有从这张脸上彻底消退。她的棉袄又肥又大，下摆几乎长到膝部。袄袖也很长，罩住了她的双手。她的棉裤特别厚，外套一条旧单军裤，打了好几块补丁。她那双旧棉胶鞋，显然要比她的脚大许多。我觉得自己面前站着一个大布娃娃，一个娇小而衣着肥阔的大布娃娃。这种并不美妙的反衬，使她的形象是那么令人爱怜。她脸上的神色是异常忧愁的。她那双细长的眼睛，流露出感伤的目光，一种淡淡的无可奈何的感伤。

　　“我的身材要比她高一头。她并没有仰起脸注视我，仅仅翻起迷人的长睫毛，有点心不在焉地瞧着我。

　　“‘我……我们……我和两个放映员凑了点钱，不多，送给你们吧！你们……用这点钱，过个春节吧！你们总该买几斤肉，包顿饺子吃啊！……’我一边说，一边从手套里往外掏钱。

　　“‘不不，不！……’她接连往后退了几步，用猜疑的目光上下打量我，分明在判断我的动机。我向她跨了一步，低声问：‘为什么不？’‘我……我不认识你。’‘为什么一定要认识，才能收下我们的钱？’‘我们不接受怜悯。’她的声音依然那么低。语调，却是极固执的，一种任性的、不易被说服的固执的语调。

　　“‘不是怜悯，是关心！我们都是知识青年！’我大声回答她。由于她低估了我们三个兵团知识青年对他们十几个插队知识青年的一片真心实意，我有点感到委屈。因为委屈而同时感到气恼。

　　“我说完，谴责地瞪着她。她，也怔怔地瞪着我，半天没有说话。良久，她缓缓垂下了睫毛，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她说：‘正因为我们都是知识青年，才不好意思受你们的接济呀！’

　　“我相信，也听得出来，她说的是真心话。

　　“我对她，及那十几个我根本不知姓名，没见过面的插队知青兄弟姐妹们的同情又加深了一层。

　　“我一步步走到她跟前，也不再对她说什么，将那只装着钱的手套塞进她衣兜里，注视了她一眼，转身离开了她。

　　“‘你……叫什么名字？’她在我身后发问。

　　“我迟疑了一下，站住，慢慢转回身，告诉了她我的姓名，我是哪个连队的。之后，又真诚地说：‘让我们交个朋友吧！今后你们有什么困难，尽管到连队去找我。我们兵团的知识青年，很愿意给予你们插队知青兄弟姐妹们一些实际的帮助啊！’

　　“她，默默无言地注视着我，微微点了一下头……

　　“不久，我便将这件事情忘记了，也将这个上海姑娘忘记了。因为她并没有到我们连队来找过我，我也再没有机会去她所在的生产队。

　　“那一年秋季，我从北京探家返回连队的一天，走进大宿舍，见所有的人都捧着一块西瓜狼吞虎咽。宿舍地中间，堆着几十个西瓜，个个都有七八斤重。大家光顾啃西瓜，也顾不上跟我打招呼。只是有人递给我一大块西瓜。我一路又热又渴，接过西瓜就咬一大口！好甜啊！那是我吃过的最甜最甜的西瓜。可我们连当年没种西瓜呀！

　　“我边吃边问：‘哪来的这么多西瓜？’只怕他们可能是从附近生产队瓜地里偷的。我们连这些馋嘴猫，以前到附近生产队瓜地里偷瓜的事是曾干过的。

　　“一个人扔掉瓜皮，又拿起一块瓜，对我一本正经地说：‘副连长，你就只管吃吧！保证不是偷来的！’

　　“我更疑心了，放下瓜，不吃了，板起脸严肃地问：‘老老实实对我交代，这么多西瓜，到底是哪来的？’

　　“又一个人停止了吃瓜，瞧着我说：‘副连长，你怎么这样不相信大家呢？自从你对我们讲了那个上海插队知青姑娘，难道我们还忍心再到生产队的瓜地里去偷瓜吗？那也太不是人了！’

　　“第三个人说：‘副连长，这西瓜，就是你讲的那个上海插队知青姑娘今天赶着马车送来的。她是来找你，要当面向你表示感激的。听我们说你探家了，她有点失望地留下了这些瓜，说是她们生产队十几个插队知青买的，算作她们的一点心意。她刚走还不到一个小时呢！’

　　“我瞅着那堆瓜，再也不想吃第二块了。我觉得刚刚吃过的瓜留在我口中的甜味，竟变得有点淡淡的苦涩了。我丝毫也不怀疑她和她十几个插队知青伙伴们的心意，但这不也同时等于还了钱么？难道她和她的伙伴们，对于我们兵团知识青年的十几元钱的周济，都不肯白白接受么？

　　“回到连队的一个月中，我几乎天天打算抽空儿去探望她和她的插队知青伙伴们，但因秋收紧张，我又身为副连长，负责管理的连队事务杂多，终未去成。

　　“秋收以后，我们团同县里的‘军民’关系变得僵化了。并非因为什么重大问题所致，仅仅是因为我们的团长在某次招待县领导的餐桌上，大摆‘军’字老大哥的架子，酒醉出言不恭，伤害了几位县领导的自尊心，使几位县领导感觉受了侮辱，同时罢宴而去。团长还不认错，事后竟通令全团，停止对县地方的一切友好往来。县里也不甘示弱，取消了当年对我们的一切‘拥军’活动。我们团和县地方的关系，不但僵化，甚而恶化了。到县里去采购生活物品，也受到了县商业系统的限制。这可就苦了我们全团的知识青年——兵团战士们了。

　　“不久，我们连队的炊事班长告诉我，食堂的糖、盐、酱、醋都吃光了。连队小卖部也向我发出预先通知，知青生活用品也快卖光了。连队战士们的思想骚动起来。有人要请假回城市探家，避一避这段‘特别时期’。更多的人纷纷给家里写信，让家人寄来毛巾、香皂、牙膏、手套、毡袜等等。知青家长们的信今天一封，明天两封，后天三封四封，直接写给连队党支部，询问兵团发生了什么事情。字里行间透露出惶惶不安。我这位知青副连长，主要负责的就是全连知青的生活。我决定带几个人进县城去‘碰碰运气’，为连队的战士们买回点生活用品。因为我当了几年后勤副连长，常进县城，自以为还结交下了几个熟人，只要他们肯帮忙，我是绝不会一无所获地回来的。

　　“可是到了县城里，却四处碰壁。那些熟人，要么是推三拒四不愿帮忙，要么是真想帮忙帮不上忙。我们的二十八拖斗车在县城里兜来转去，一个上午快过去了，还什么都没有买到。无论我们走进哪一家大商店或小商店，售货员们都会从我们的衣着、气质，判断出我们是‘兵团老大哥’。态度客气的，对我们说：‘你们少买点什么可以，买多了不行。县里有规定，为了首先确保本县居民的生活物品供应，要对你们兵团购买力实行限制。我们不能违反县里的规定呀！’态度不客气的，则横眉冷对：‘你们不是兵团老大哥吗？没有我们这小小地方的供应，你们也会丰衣足食！这话是你们团长说的，你们少吃的缺用的，找你们团长去嘛！’我们也想到了冒充插队知青的主意，可是人家向我们伸出一只手：‘拿购买证来！’

　　“‘什么购买证呀？’我们面面相觑。‘插队知青购买证！’人家摆出一副边防检查站的工作人员检验边防证时的神态。‘我们没有……不，我们忘带了！’‘忘带了？’人家冷笑起来，‘别冒充了，你们是兵团的！是兵团的还是插队的知青，我一眼就看得出来，骗不了我的眼睛！’‘都是知识青年，为什么两种对待方式？’我们提出抗议。‘别问我，问你们团长去！’人家不理睬我们了。我们只有怏怏地悻悻地退出的份儿。我们的二十八拖斗车停在最后一家商店门前。这家商店在全县城不算很大，但也不算太小。是一家综合商店，食品百货，统卖兼售。我带去的一个战士对我说：‘副连长，算了吧，别再自找碰一鼻子灰了！’我见其他它几个人也很沮丧，个个无精打采，犹豫了一阵，说：‘你们都不必跟我进去了，我一个人进去。要是又碰一鼻子灰，也只碰在我一个人的鼻子上！’

　　“我进入店内，装作闲逛商店的样子，边沿着柜台走，边打量柜台后的货架。货物还真够齐全的。我暗想，如果这店里有一个人肯成全我，那我们连队二百多名知识青年一个时期内吃的和用的可就全解决了。

　　“忽然，有人叫我的名字。我扭头寻声看去，竟发现她——我认识的那个上海插队知青姑娘站在食品柜台头，笑盈盈地望着我。

　　“我心中一阵暗喜，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有些激动。这激动一方面是因为我与她偶然而意外的相逢；另一方面，更主要的一方面，是因为我碰到了今天肯定会帮我大忙的熟人。不，朋友。虽然这一次相逢才是我们第二次见面，但我们不是在第一次见面时就彼此默认对方是自己的朋友了么？

　　“我立刻走到她跟前，低声而亲切地对她说；‘真没想到会在这里碰到你！’

　　“她笑得更加愉快了，回答：‘我也同样没想到呀！你一走进来，我就注意到了你。我一直瞅着你，没敢轻易叫你的名字，怕是认错了人。我们毕竟在此之前才见过短短的一面呀！我问：‘你怎么在县里当上售货员了？’

　　“她收敛了笑容，低下头，注视着自己在柜台上划来划去的手指，说：‘我们十几个知青中，今年有一个抽到县里来的名额。他们都像大哥哥大姐姐一样照顾我，一致赞同把这个名额让给了我。’

　　“我左右瞧瞧，见没人靠近我们，便放低了声音对她说：‘你得帮我个大忙，卖我一些食品和日用品，我要买很多。’她显出为难的神色，犹犹豫豫了半天，没有正面回答我的要求，却说：‘我知道你们目前的处境，可是……’‘可是’二字一从她口中吐出，我立刻对她感到大失所望。‘你不必解释了，我明白了。’我注视了她一眼，说了声‘再见’，转身大步走出了商店。因她使我失望，我心中对她有些不满。店门在我身后关上的那一瞬间，我听到了她的一句话：‘小张，请你替我守一会儿柜台！’我的几名战士从我的脸色看出，我并没有获得希望得到的任何东西。我一跃入拖斗，驾驶员就将它开走了。她从店里跑出来，一边追着我们的拖斗车，一边挥着手喊：‘等一等！等一等！’我命令驾驶员将拖斗车开到路边停下，等她赶上来后，我跳下了拖斗。‘你……生我的……气了？’她喘息着问，一脸愧疚的表情。我摇摇头，说：‘我怎么会生你的气呢？又不是你不肯卖给我们！’

　　“‘我知道，你肯定是生我的气了。否则你同我告别时不会那么冷淡的！’她那双眼睛一眨不眨地注视着我，语调忧郁地说：‘我们十几个插队知青，亲如手足，同甘共苦，就像一个家庭的十几个兄弟姐妹啊！我既是小妹妹，也是我们这个知青家庭中唯一的一个挣工资的人。我怕……

　　卖给你们那么多货物，可能……会被解雇，那，我怎么对得起我们知青家庭中的伙伴们呢？……’

　　“她双眼中慢慢涌出了泪水。她低下了头。

　　“我被她说的一番话所深深感动。我觉得这上海姑娘忽然在我眼前变得更加美丽了。想不到她心中对她那个知青家庭竟有着那么神圣的责任感！是啊，我们兵团知识青年，虽然很想处处理解插队知青，但在某些方面，却总是理解得那么不深。难道这仅仅是因为挣工资和挣工分的差别所决定的吗？

　　“我心里受到了自责，便温和地说：‘请你原谅我吧，刚才，我心里还真有点错怪了你。’

　　“她像个小女孩似的，用手背左一下右一下抹去了眼泪，终于抬起头，瞧着我笑了。

　　“我伸出一只手，说：‘那么现在让我们友好一点告别吧！’

　　“她将她的双手背到了身后，说：‘我可不是为了这种友好的告别才追你们的。我是要对你们说，我，我的知青家庭中的伙伴们，都是非常愿意帮助你们的。你可以去找他们，他们有插队知青购买证。后天，我们商店主任到局里开会，正副组长都休息，只有几个售货员，叫他们来替你们买不好么？我会预先把你们可能需要的货物都包装好的……我……得回店里去了！’她说完，一转身头也不回地跑了。

　　“我望着她的身影，心中暗暗地说：‘谢谢你，好姑娘！也谢谢你那插队知青家庭中的每一个成员。他们也同时是我们兵团知青的兄弟姐妹！’

　　“在我们的插队知青朋友们的帮助下，我们连队的食品和用品短缺问题解决了，甚至也给其他连队的知青们带来了便利。其他连队的知青纷纷到我们连队的小卖部买东西。本连的，外连的，许多人见了我的面都会说几句诸如此类的话：‘张副连长，你行啊！大概你把县商业局长收买了吧？’言词之中不无对我的能力的赏识。我真是受之有愧。我不能告诉任何一个人，蓄存在我们小卖部仓库和食堂仓库里的东西，是通过何种方式买到的。那几个和我一道去县里买东西的战士，也遵守着我的叮嘱，守口如瓶。

　　“中秋节，听说县里各部门都休两天假。我想，她一定会回到生产队，同她那个插队知青家庭中的兄长姐姐们团聚。晚上，我便借了一辆自行车，独自前去看望她。我觉得自己似乎有许多许多话要对她讲，不仅仅是感激的话。但除了感激的话，我还要对她讲些什么另外的话，却连自己也不清楚，并且根本不想思考清楚。

　　“我只想立刻就见到她。月亮很大，很圆。柔和的月光洒在公路上，四野安宁。我将自行车蹬得飞快，耳畔生风。我在她们那幢草顶坯墙的集体宿舍前下了自行车，听到宿舍内传出一阵清婉的歌声。是一个姑娘在唱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中的插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插队知识青年们所受的精神限制，比我们兵团知识青年们要少些。只要不给生产队惹麻烦，不向生产队借钱，劳动时肯出力气，平时唱什么歌曲，队里的干部们是不太认真追究的。别不分场合地大声唱就行。这一点，倒是让我们兵团知识青年，包括我这位知青副连长在内，非常羡慕的。

　　“我在宿舍外面叫了一声她的名字，歌声顿时停止了。

　　“一会儿，她从宿舍里走了出来，见是我，高兴极了，拉着我的手把我带进了宿舍。这十几个上海插队知识青年的宿舍，也和我们连队的知青宿舍一样，中间一条过道，将男女住屋隔开。所不同的是，她们的宿舍比我们的宿舍更低矮、更狭窄。十几个上海插队知青都聚在姑娘们的宿舍，看样子正在用集体娱乐的方式，消磨这中秋佳节的夜晚。

　　“众人对我友好而亲密，称我为‘修理地球’的朋友。我觉得自己也成了一个插队知识青年，成了他们这插队知青家庭中的一员。

　　“众人要我也随便唱一支什么歌，我没有拒绝，放开嗓音高唱了一支。唱的是毛主席的诗词歌曲《沁园春·雪》。我只会唱这一首歌，而且音调唱得也不准。从小学至中学，我常常逃避音乐课。我不胆怯，也爱出风头，只是不好意思在别人面前大声唱歌。对我来说，当众大声唱歌，是顶让我感到难为情的事了。可是那天不知为什么，我在十几个初次见面的男女插队知青朋友们面前大声而唱，却一点也没有感到难为情。

　　“我唱完后，当然是一阵热闹的捧场的掌声。她没鼓掌。众人的掌声平息，她似乎有点惊异地望着我，说：‘你再唱一支歌。’我说：‘得啦，别难为我。’她非常认真地说：‘不是难为你，是要求你。’我说：‘要求我出够洋相？’她说：‘别油嘴滑舌，不服从命令，我可生气啦！’

　　“我故意‘将’她，说：‘你以为我怕你生气不成？’

　　“‘你……’她果然生气了，背转过身去，噘起嘴做出不想再理睬我的样子。我赶紧说：‘你别生气。只要你愿意听，我就高兴唱。那我再唱一遍刚才的歌，行吗？’行！她转过身，变得高兴了。我无可奈何，只好遵命。因为我在心理上早已接受了她是我的一个小阿妹这样的关系。我愿以任何方式带给她快乐，决不愿使她哪怕在一件小事上感到扫兴。我第二次唱完后，别人倒是没有为我第二次鼓掌。她却一个人为我鼓起掌来。我开玩笑地说：‘你看，只有你一个人给我捧场了吧？’她乐了，看看大家，说：‘他们嘛，不过是一般听众的礼貌性的捧场。而我的掌声，代表一流欣赏者！’‘那当然，那当然！’‘你是声乐教授的女儿嘛！你从小受的什么熏陶？’‘我们这点欣赏水平，哪能和你相比呀！’其中一个站起来，走到我跟前，拍拍我的肩膀，说：‘你够幸运的啰！歌唱天才居然受到了权威的赏识，祝贺，祝贺！’他们的七言八语，一半是逗她开心，一半却是认认真真的。他们搞得我有点发窘。她又注视着我，说：‘你的嗓音就是不错。音域挺宽，也有厚度，音质纯正，属于男中音。我们中国的男中音歌唱家还不多呢！可惜你没有经过正规训练，别谈技巧了，连正确换气都不会！还乱跑调！《沁园春》都让你唱成信天游了！’

　　“听了她这番亦褒亦贬的话，我不由得将信将疑，甚至有点认为自己当年逃避音乐课是很愚蠢的了。她扫视着她的知青大家庭中的每一个成员，征询地问：‘你们看，我收下他这个学生怎么样？’‘应该应该，完全应该！’‘你抬举他，是这小子的造化嘛！’‘正是：《沁园春》词，小阿妹慧眼识天才；中秋佳节，东北哥得幸拜老师！’

　　“‘拜，拜，一定得拜！不拜不行！要三拜三躬才成！’

　　“他们又是一阵七言八语乱嚷乱哄。其中几个，将我拖至她跟前，按着我的脑袋，对她大行起拜师之礼来。她瞧着他们摆布我，并不加制止，坐得端端正正地，煞有介事，笑盈盈地接受我的三拜三躬，一副既快活且得意的神态。

　　“一场恶作剧告终，他们中的一个高喊一句：‘拜过天地，送入洞房！’“‘哎呀该死！’她倏地跳了起来，脸一直红到耳根，比秋天的柞树叶子还红，一把揪住那个揶揄者，擂打不止。众人哈哈开怀大笑。我自然没笑，尴尬地瞧着她，觉得她那一时刻真是活泼到极处，可爱到极处。我心中甚至对她暗暗产生了一种不纯洁的欲念——希望她在那一天真的成了我的妻子。我当时的确认为这种欲念是很可耻的。自责感也使我自己的脸火热起来，我的目光无意间和她的目光触碰了一次，我赶紧转向别处，唯恐她窥透了我想的是什么，降低了我在她心目中的人格。

　　“我告辞时，她说：‘我送送你吧？’

　　“我默默点了一下头，自己也不知为什么，竟连句表示谢绝的话都没讲。

　　“她一直将我送出村口，我们一路无言。

　　“走上公路，我站住了，说：‘你回去吧！’“她盯着我说：‘我可是认真的！’

　　“我说：‘你指的什么？’

　　“她说：‘收你这个学生呀！’因我事过即忘，分明有点不高兴。

　　“我立刻庄重地回答：‘你多认真，我就多认真！’

　　“‘那……每个星期至少有一次，你要抽时间到我这里来！下个星期日晚上，我在这地方等你。’

　　“‘我一定来！’

　　“‘风雨不误？’

　　“‘风雨不误！’

　　“她对我满意地微笑了……

　　“回到连队，文书告诉我，按照我这位副连长的吩咐，全连每个知青都分到了半斤月饼。随后，她又讷讷地说：‘不过……副连长……你自己的一份，也叫几个馋鬼偷吃掉了……’

　　“我一点也没有因此光火。我虽然没有吃到月饼，但我的上海小阿妹却送给了我另一件特殊的礼物——内心里真真实实感到的快活。自从我身为副连长之后，对自己约束挺严格，很久没有机会像今天在她那里一样快活过了。是的，那个中秋节我过得很快活。

　　“然而在这一个星期内，纷乱的连队后勤事务竟使我暂时将她忘记了。等到星期日的晚上我已准备躺在床上时，才猛然又想到了她。外面，在淅淅沥沥地下着雨，我顾不上像上次一样再借辆自行车，也顾不上找件雨衣披上，冲出大宿舍，跑出连队，朝公路上飞跑。天已经很晚了，我却相信她一定是在我们约好的那个地方等我。我几乎是一刻也没有放慢脚步地在跑着。跑近了村子时，我看见雨夜中有个人影站在公路边上，披着一块塑料布，一动也不动。

　　“那是她。

　　“我一直跑到了她跟前。她披在身上的那块塑料布并未起什么作用，她的衣服裤子几乎全湿透了，头发像刚洗过还没拧水似的。因为是雨夜，尽管面对面站着，我也无法看清她脸上的表情。

　　“‘真对不起，我……我……我把我们的事给忘到脑后去了！’

　　“‘原来你是忘了！那你就从此彻底把这件事忘掉吧！’她的语调中包含着极大的委屈，带着哭声。我听得出来，她确是在默默地哭。她是在我赶到之前就已经哭了。一边等我一边哭。

　　“她说完那句愤慨的话，突然一转身跑了。

　　“我沮丧地呆呆地站在原地……

　　“从星期一至星期六，我的心情都非常不悦。我对自己的嗓子并不抱任何希望。小学和中学的音乐老师们，给我的最高的一次分数是三分。我认为她对我的嗓音所作的评判，不会比我的音乐老师们更准确。但我却是那么需要她对我的友情，非常非常需要。可以说是凭着一种人的本性的需要，需要她那么认真又那么执拗的友情。我会因为丧失了这种友情而难过的。

　　“在那个星期日的晚上，我怀着一种侥幸心理，又去到她等我的那个地方。

　　“远远地，看见她熟悉的身影站在公路边上，我心里一阵喜悦和激动，不由得朝她飞跑过去……

　　“从那一天起，我才开始真正将她视为老师。

　　“她对于把我训练成一位未来的歌唱家这件事的认真态度，是同她对于我们之间友情的认真态度一样令我肃然起敬的。她对我，也是对她自己的成功的信念从未动摇过。我看出，她是以此当成一项事业进行的。她为我制定了课程表，从最基本的声乐常识辅导我。她不愧是一位声乐教授的女儿。我敢说，她具有一种艺术辅导者的天资。辅导一个像我这样低等水平的学生，她是完全胜任有余的。而我的认真，仅仅是对她的认真态度的一种起码的回报。我不忍令她失望。她对我的辅导，常常进行在村外的田野上、小河旁、树林中。

　　“有一次，在树林中，我们分手时，我情不自禁地拥抱了她，亲吻了她，并且热烈地对她说出了埋藏在我心中许久的那句话：‘我爱你！’

　　“她有一分钟的时间陶醉在我的拥抱之中，温柔地偎在我的胸前。但仅仅一分钟。她忽然从我怀中挣脱，含情脉脉地注视了我一眼，侧转身，低下头，喃喃地说：‘不，你不能这样，我也不能这样，我们都不能这样。我们先不要让我们的感情干扰了我们进行的事吧！那我会谴责自己的，真的！你知道，我对这件事是很认真的。你今后更要听我的话，要努力。要耐心地等待机遇。机遇对一个人的成功也是很重要的条件啊！

　　我好像有一种预感，机遇总有一天会向你招手微笑的……’她的话是那么诚恳，如同一位贤智的姐姐在娓娓地同一个小弟弟说话。我除了默默点头，还能对她说些什么呢？……

　　“春节，在我们连队举行的联欢会上，我生平第一次主动站起来，充满自信地说：‘我也唱支歌，为大家助助兴吧！’全连的人都对我这种举动感到意外，众目睽睽，愕然地瞪着我。我记得很清楚，我当时在不肯轻易放过我的掌声中，接连唱了四首毛主席的诗词歌曲。当时除了毛主席的诗词歌曲，也实在没有别的什么歌曲好唱。我的歌喉将全连的人都给镇住了。联欢会一结束，我们连的宣传队长就拦住了我，对我说：‘副连长，从今天起，你也是咱们连宣传队的一员！没想到，你还有招不露！’我真可以说是一鸣惊人！团宣传股长风闻了，一定要调我去当团宣传队的队长。在我的苦苦哀求下，宣传股长才勉强同意收回调令，但有一个条件——团宣传队参加全师调演时，我是非作为编外队员参加不可的。在全师调演中，我又违心地大出风头。副师长亲自找我谈话，要将我调到师里，任命我为师宣传队队长。我当着副师长的面坚词拒绝。调到师里，我就很难再见到我正热恋着的人一面了。副师长觉得有点下不来台，怫然而去。倒是我们团的宣传股长成全了我，他提出了一条副师长也不得不考虑的理由：我是我们团重点培养的干部苗子。当然，这条理由纯属编造。但我因此对宣传股长大为感激。

　　“从师部回到连队的第二天我就去找她。

　　“‘我如今倒是没有辜负你的希望，获得成功了！可是只怕总有一天，我也会因此而离开你的！’

　　“这是见面后我对她说的第一句话。

　　“‘你会因为离开我而难过么？’她盯视着我，用很低很低的声音问。

　　“‘这还用问吗？难道你不知道你占据了我的心？！’我差点对她嚷起来。

　　“她一下子扑在我怀里，双臂紧紧搂抱住我的身子，将头偎在我胸前，声调颤抖而急切地说：‘谢谢你，谢谢你如此爱我！我知道，你总有一天会离开我的，总有一天。是我自己使你必然要离开我的！可是我不后悔。你还远远没有成功！你的成功还在将来。我只是希望你将来无论在何方，能够常常想起我……’

　　“她无声地哭了。

　　“那时我捧起她的脸，注视着，在心中暗暗发誓：我如果今后对这个姑娘忘恩负义，天打五雷轰！……

　　“第二年春，上海音乐学院到县里来招生，招生小组的一位老师，住在县委招待所里。我们连队离县城近，各种消息一向灵通。那时我和她的爱情关系已非绝对秘密，于是便有人来向我透露消息，说那位招生组的老师已分别找县里的各位领导谈妥，此次要将她带走。她是独生女，她的父亲名扬国外，许多外国音乐家团体到上海访问或演出，都纷纷要求一见她的父亲。因此他的父亲才得以提前落实政策。招收她入上海音乐学院，也体现对她父亲落实政策的一方面。这些消息令我亦喜亦忧。为她喜，为我自己忧。我果然将失去她了！

　　“隔日，我心事重重地去到了县里。

　　“‘你来得正好，我本想请假去找你呢！’她一见我的面，就对我这么说。

　　“我回答：‘我是来向你告别的，我已经得知你要回上海的消息了。’我自己也听得出来，我的语调非常凄凉。

　　“她默默地瞧了我许久，问：‘你因为我们将要分离，心情非常难过吗？’

　　“这样的话，她是第二次问我了。我认为她纯粹是明知故问，但我却没有像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时对她大声嚷什么。

　　“‘是的，我非常难过。’我老老实实地对她承认，又说，‘不过我绝不阻拦你。我也为你能回到老父亲身边而替你高兴，真的！’我还想说些什么，却再也找不到适当的话。

　　“她像第一次我们谈到分离时一样，扑入我怀中，双臂紧紧搂抱住我的身子，将头偎在我胸前，无声地哭了……”

　　我的第一位来访者的冗长的讲述到此停止了。他的表情证明，他的心绪仍沉浸在对往事的追忆之中。他的目光无视点地凝注着。他真实地又一次被往事所感动。他那种目光也感动了我。

　　我低声问：“后来，你们就分离了？”

　　他点点头：“不过，不是她离开了我，而是我离开了她。”

　　“你离开了她？”

　　“进入上海音乐学院的是我，不是她。”

　　“是你？……”

　　“在我们那次见面之前，她就向招生老师推荐了我。那次见面之后，她请求我唱几支歌，让她用借的录音机录下来。她说，她要把我的歌声留作纪念。我相信了她的话，唱了。我比全师调演中唱得感情充沛多了。因为我想到我的歌声将要留给她作纪念。但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想到，她骗了我。”

　　“她骗了你？”

　　“她是为了证明我的歌唱水平，将录音送给招生老师听的。这一切，都是在我接到上海音乐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后，才从她口中逼问出来的。”

　　“……”

　　“她当时对我说的一番话，我至今仍铭记在心。她说：‘别生我的气。如果你真爱我，你就一定要努力成功。你将来若能成为一名歌唱家，我会因此而感到无比幸福的。我会认为这是我一生中做过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她没哭。我却像个孩子似的哭了……”

　　“你们分离以后再也没见过面？”

　　“是的。我进入上海音乐学院不久，她父亲去世了。她回上海参加了她父亲的丧礼。可我却跟随班级到金山石化工地慰问演出去了。我返校时，她已离开了上海。她给我留下一封信，要我将她彻底忘掉，为自己寻找一个有助于自己事业的妻子。我给她写过无数封信，却再也没有收到她的一封回信。”

　　“于是，你就问心无愧地同另一个女人结婚了？”我的话中隐含着对他的谴责。

　　“不，我没有结婚。我无法将她彻底忘掉。我不能够，我获得的掌声越多，我对她的思念越强烈。”

　　“那么，你到此地来，专程寻找的就是她？”

　　“对。我一定要寻找到她。如果她仍未结婚，仍爱我，我将要同她结婚。如果她已经组成了家庭，我也要见她一面，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在她自己并不知道我来寻找她的情况下。我希望得到你们的帮助。”

　　“我立刻向他保证：“只要她仍在本县，我一定帮你找到她！”我深深地被他所感动了，也深深地被她所感动了。我暗暗想：但愿我们的生活中，具有像他和她那样心灵的人更多一些！

　　“谢谢给予帮助。”他站了起来，“我告辞了。我住县委招待所二〇三房间，有结果希望能马上通知我。”

　　我向他作了第二个保证：“一定！”于是他怀着感激走了。

　　我吸着一支烟，陷入了沉思。我忽然由衷地感激起我这第一位来访者了。是他的来访，我那封下决心要写的信才没有写成。我重新拿起笔来写信，不过，写的完全是另外的内容。我要将我的第一位来访者对我追述的事写给她。我的“她”——那个至今深爱着我而我也爱过的农村姑娘…… 梁晓声文集·短篇小说（套装共四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