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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刑现在，三个男人坐在了一家饭店的单间里。

　　饭店在这一座小城的档次，相当于北京饭店之在北京。

　　夜晚已经用它的黑斗篷紧紧裹抱住小城。是小城的人们开始享受地各自吮咂人生的时分。就享受的基本内容而言，中国别处有多么丰富，这座小城也有多么丰富。换言之，中国别处有多么简单，在这座小城里也同样地简单。不过就是吃喝玩乐，外加上红粉服务。这世界至今还是男人们主宰的世界，享受二字也多半还是一个男性化的词，女人们只不过是这个词的一条注脚。

　　正值炎夏。这一个夜晚一点儿风都没有。穿着少得不能再少的小女子们，或单独或结伴在热闹街道上悠荡过来悠荡过去。于是几乎凝固着的空气中充满了香脂的微味。自从张艺谋拍了一部叫《大红灯笼高高挂》的电影，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中国的大红灯笼、小红灯笼挂得到处都是。当那些穿着少得不能再少的小女子从灯笼底下徐徐而过，她们的裸肤就被映红了，更加显得秀色可餐。于是男人们望向她们的目光顿时迷醉，没法儿不心猿意马起来。在这一个夜晚，在这一座小城，有的男人将潇洒地挥霍掉几千元。有的男人却也能仅仅用一百元，就满足了生命各方面的享受愿望。五十元足可在摊上饱吃一顿夜宵，往胃里灌一大扎啤酒。

　　然而三个男人走入饭店时的神情竟有些与众不同。他们的表情都显得那么阴郁。甚至，还可以说给人一种表情严峻的印象。但除了大堂里的迎宾小姐，其实另外也没谁注意他们的表情怎样。他们一个三十多岁，一个四十多岁，一个五十来岁。他们穿得也都很一般，很随便。三十多岁的穿圆领背心、短裤，理的是刷子般齐的板寸头；四十多岁的穿白褂子、黑裤子，分明地已经穿在身上数日没洗了；只有五十来岁的那个穿得齐整，也不嫌热，衬衫外还穿了件单西服，一双皮鞋看去是当天刚买的，总之上下一新。但头发却像有两个月没修剪了似的。满脸络腮胡子乱糟糟的。他使人怎么看怎么觉得他是农民。事实上他也确是农民。这样的一家饭店显然不是他来过的地方。他一进饭店，好奇地四下张望，并有些局促。

　　迎宾小姐迎向他们，抱歉地说座位已经满了，对不起，请下次惠顾之类。

　　三十多岁的男人冷冷地说：“我们预订了单间。”

　　迎宾小姐不由一愣，询问了两句，怕他们是冒名顶替者似的，慎重起见地去总台那儿查预订单。

　　三十多岁的男人就愤愤地嘟哝：“好像咱们不配到这儿来似的！”四十多岁的男人向他使了个眼色，意思是何必那样。

　　五十来岁的男人仍局促着，自言自语：“我可没钱……”

　　迎宾小姐弄清楚了某个单间确是他们预订的，这才彻底收敛了脸上的狐疑，于是堆下职业的盈盈甜笑，引领他们上了楼。

　　三个男人刚一在单间坐定，服务员小姐立即接替了迎宾小姐，呈送菜谱。

　　四十多岁的男人恭敬地对五十来岁的男人说：“大哥，你先点。”

　　三十多岁的男人立刻也说：“大哥，你就只管拣那上档次的菜点，千万别怕费钱。咱们买得起单。”

　　五十来岁的男人点了几样家常菜。三十多岁的男人说这算点了些什么啊？吃这样家常菜还用到这种地方来？四十多岁的男人说，也是，于是两个各自指着百元以上的菜又点了六七样。这使五十来岁的男人不但局促，而且不安了，连说：“多了多了，吃不完，浪费了可惜，二位兄弟何必呢？”

　　小冷盘还没上齐，也不劳服务小姐的服务，三十多岁的男人就迫不及待地斟满了三杯酒，催促另外两个男人举杯。

　　于是他们碰起杯来。

　　三十多岁的男人说：“大哥，你受委屈了。”

　　五十来岁的男人说：“这话见外了。咱们不都一样吗？”四十多岁的男人说：“兄弟间，各自心里有数就是。干！”于是都一饮而尽。

　　……

　　这三个男人，原本是互不相识的。三十多岁的男人，曾在小城开一家照相馆，同行里业务数第一；四十多岁的男人，曾在小城经营一家饭店，店面虽不大，生意很红火；五十来岁的男人，曾是郊区农村出了名的养兔大王，日子过得颇富裕。他们是由于同一件事结为兄弟关系的。那件事，既可以说是同样的遭遇，也可以说是同案犯。

　　七年前，小城乡镇企业局成立了一家公司，当然是姓“公”的有限责任公司。也当然是为了“搞活经济”，使小城的大小“公仆”们有一笔财政以外可以合理合法地自由支配的机动资金，提高提高福利待遇。那正是政府部门办公司办疯了的时期。

　　那时期讲的是“借钱生钱”的手段。于是由乡镇企业局一位处长任总经理的那个公司，召集小城辖区内一概先富起来的人们开了一次会，侃了一通公司的远大前景之后，便向众人拱手集资，动员人家自愿入股。当年一些部门明里暗里向民间集资办公司，有市里的头头脑脑高坐在台上，而且按入股算，被请去的人们，谁又能不出点儿血呢？何况，他们认为，政府的一个堂堂正正的局办的公司，有诸位头头脑脑支持着，还能赚不到钱吗？不图分红，随时撤股是没问题的吧？于是现场一下子就集了一百多万。有些人表现得相当积极，报数大方。他们由于小城的头头脑脑高坐台上，难免地存讨好卖乖之念……

　　却也有人不愿出血，前边提到的三个男人便是。他们一听明白，就悄悄起身离开了会场。

　　但是名单上列着他们的名字啊！自愿不自愿，能由着他们吗？

　　于是事后有人找到他们。

　　“不是说自愿的吗？”

　　“是啊，你入了股不就是自愿的了吗？”

　　“我要是非不入呢？”

　　“你看，名誉董事长、董事们，有这么多是市里的领导。请你入股，是抬举你呀！你非不给他们点面子？”

　　对方的话语，再往下说，听起来像利诱，其实也隐含着威逼了。三个男人当年分别听到的都是差不多的话语。

　　他们只得很不自愿地分别“自愿”交出了五万元了事。

　　但是他们又都坚决地声明——不是什么“入股”，而是“借给”。都坚决地要求给他们开正规的乡镇企业局的财务借据。

　　在这一点上，他们有着相同的较真儿的秉性。

　　人家给他们开了那样的借据。只要能得到他们的钱，人家的态度是什么都好说。

　　……

　　过了半年，国务院颁布法规，限令各级政府部门与所办公司彻底脱钩。

　　这他们不知道。因为生活在小城和农村里的他们，并不天天关心国家又颁布了什么法规。脱了钩的那个公司，也从未通告过他们。

　　又过了半年，借据上写明的一年期限到了，他们分别去要钱时，那个公司没有了，“自行消亡”了。一切财物，也不知哪里去了。

　　他们没处要回他们的钱了。

　　五万元，对他们都不是一笔小数。他们也都分别遇到了经济方面的困难。有的因为生意不景气，入不敷出了；有的因为老人患癌症住院；有的因为孩子上大学。

　　他们较真儿的秉性被空前地刺激起来了。

　　然而，公司已经没有了，他们去找谁呢？找的人都不理他们。被找烦了，甚至对他们言语呕呕，如喝狗子。

　　当过总经理的那位处长调走了。据说，还高升了。乡镇企业局的局长也调走了，据说也高升了。

　　一位副局长成了正局长。与调走的正局长长期貌合神离，矛盾深深。他大为光火“：再来找，门都别让进！谁放进他们来了，我对谁不客气！我这位局长，可不是专给前任揩屎的！”正是：子系中山狼，得势便猖狂。

　　结果三个男人某一天，先后被阻拦在乡镇企业局的楼口。所受粗暴蛮横的对待，令他们倍感屈辱。

　　他们就是在那种情况之下相互认识了的。

　　从前的中国有句话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

　　他们现在觉得是百姓遇到了官僚，更加有理说不清了。简直就根本没什么说理的机会了啊！他们想，他们还不是最最普通的平头百姓，提起来还曾算是个人物！

　　他们岂能咽下这口气？每人那被“借”去的五万元，是他们靠诚实劳动获得的啊！他们当年之所以终于还是借给了，乃因那是市里一个局级单位热热闹闹挂牌剪彩成立的一个公司啊！回想起来，一切历历在目啊！坐在台上的市里的头头脑脑们，不是都发言祝贺了吗？

　　于是他们一合计，就联合成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了。他们便去找市里的头头脑脑们。

　　结果也是十次有八九次被呵斥阻拦。偶尔一次“突破封锁线”见着了一个，或对他们老奸巨猾地打太极拳，或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地反而对他们大加训斥：“你们靠什么富起来的？还不是靠政策？政策谁给你们的？我们！怎么？出了点血，区区五万元，心疼啦？逼领导还债？太过分了吧！实话告诉你们，不就加起来十五万吗？不是还不起，是不能还你们！因为不能惯下你们这种忘恩负义的臭毛病！还了你们，当初那七八十人都来讨债，我们还有消停之日吗？……”

　　他们低声下气地强调——咱们和那七八十人不一样啊！咱们的钱，当初是被借去的啊，不是入股啊……

　　“什么借不借的！借也是入股！反正当初都是那么一回事儿！这一点你们当初是应该清楚的！入股就有风险，权当你们风险投资了吧！……”

　　他们被训得一愣一愣的。

　　三个男人一合计，得啦，谁也别再找了。干脆，告吧！于是他们告了乡镇企业局。

　　为了稳操胜券，还豁出一大笔钱聘请了律师。有理，有据，有小城里名气颇大的一位律师相助，他们自信官司是一定能打赢的。

　　结果他们反而败诉了。

　　独立法人——意味着独立承担经济和债务责任。

　　对方的律师，振振有词，只援引一条法律，却仿佛站在绝对真理一边似的。

　　而他们的律师，却不知为什么，变得口拙舌笨、语无伦次了。

　　他们中的一个愤而反驳，你们引的那条法律，那是指公司和公司、企业和企业，公司企业和个人之间的商业买卖过程中发生的经济纠纷！而我们没做什么交易什么买卖！我们的钱是被借去的！

　　那好啊，被谁借去的，找谁要去吧！

　　借据上盖着乡镇企业局的大印！那是假的！

　　有什么证据是假的？又有什么证据是真的？

　　他们觉得，他们起诉的，哪里还是些“公仆”们，简直是些无赖和流氓啊！

　　那天晚上，三个男人聚在一起喝酒，以解愤懑。其中一个起身去厕所，经过饭店里一单间，闻听他们聘请的律师正在里边大唱其歌。将门轻轻推开道缝，见除了他们聘请的律师，竟还有被告方的那两位律师，还有乡镇企业局的局长，还有法官。那四个正每人搂抱着一个“小姐”，不管不顾地在沙发上椅子上乱作四团。第五个“小姐”与自己们聘请的律师勾肩搭背而立，你唱一句，我唱一句。你唱时我亲你，我唱时你亲我……

　　于是他将两名“战友”也叫来偷窥。

　　另两个不看则已，一看之下，血脉贲张，怒发冲冠。

　　“大哥二哥，咱们被耍了呀！”

　　“咱们还看个什么劲儿！”

　　于是三个男人发一声喊，打将入去……

　　结果是他们被一块儿拘留了七天。七天里都吃了不少苦头。那是自然的。因为他们大打出手之前，也没考虑考虑——对方们难道是些他们可以白打的人吗？

　　七天后，他们着实消停了半个多月。他们谁也不找了。他们自己也得养养伤啊。于是对方们就以为，已彻底将他们摆平了。其实呢，他们也没只养伤。他们也是有朋友的啊。他们暗中进行了种种调查，于是获得了确凿的证据，证明了那个“自行消亡”了的公司，曾留下三部车和几十万元钱。三部车都以白给一般的价格，让市里三位领导的公子们买去了。几十万元，做了另几位领导的出国考察经费。没有这些具体的好表现，那乡镇企业局的副局长，兴许就当不上正局长。

　　某日，三个男人出现在小城的中心广场。他们扯开白布横幅，上书两行漆黑大字是——“欠债还钱，古之法理！”“反无赖，要公道！”另有一丈多白布，将他们遭遇之事的经过和他们调查的结果，相当详细地写了出来。那天是星期日，围观者众。那小城一向没什么外国人出现的。偏偏那日，不知从哪儿冒出几位外国男女，大照其相。

　　这么一来，他们不但又犯法了，而且性质严重，带有政治煽动的意味了。

　　于是市里的头头脑脑大为震怒。他们之间，并不团结。在许多方面，钩心斗角，相互倾轧。但在这件事上，态度空前一致，且空前严厉。他们夸大其词地作为一次“政治事件”向上级紧急汇报了。于是上边下达了批示——依法严办，以保小城之社会稳定。

　　于是他们被判了刑。

　　他们当庭大叫冤枉，争说凡事都有前因后果。但法庭不理睬他们的抗议，向他们宣告——前因是前因，那是一案；后果是后果，另是一案。

　　三人中那农民，在法庭上自己主动多承担了些责任，便是主犯，被判五年。另两个，算从犯，各判三年。

　　他们入狱后，小城恢复往日太平。人们议论了些日子，也就将他们的事忘记不提了。太平盛世，人心就会变得漠然。这几乎是一种社会规律。正如那些“公仆”们在对待他们的态度上放弃鄙嫌，暂敛矛盾，形成了强大的联合阵营一样，三个男人在狱中，也同仇敌忾，暗结死党。他们一块儿发了毒誓必定报复……

　　三年后，三十多岁和四十多岁的两个男人刑满释放了。他们似乎服了，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他们一门心思挣钱。只要不违法，干什么来钱快、来钱多，便齐心协力地干什么。都是颇谙经营之道的男人，又吃得苦、耐得劳，并且原本有些经营资本，两年下来，倒也很挣了一笔令人羡慕的钱数。他们将钱三家平分了。变卖房屋，将三家迁往别处定居去了……

　　前几天，“大哥”也出狱了。今天，他们算是为“大哥”接风。后半夜，还要按既定方针干正事。接不接风的，目的倒在其次。反正已是亲兄弟般的关系了，交心托底了，相互就没了什么计较了……

　　都是从生意场上过来的男人，都有半斤八两的酒量，也就都喝得很豪气。各自喝到五六分，就都一口不喝了，就都将酒盅扣在桌上了。从这点看，分明地，他们又都是自控力很强的男人。

　　接着，他们就去洗桑拿。之后，找小姐按摩。再之后……他们原本并没有这样的习惯。除了“三弟”打过几次野食，“大哥”“二哥”其实都是很正经的丈夫和父亲。

　　“三弟”说：“大哥、二哥，身上带的钱还剩好几百呢，咱们都放纵一把咋样？”

　　于是“二哥”的目光望向“大哥”，态度暧昧。

　　“大哥”说：“你看着我干什么？”将脸转向“三弟”，沉吟地反问，“怎么个放纵法呢？”

　　“三弟”挠挠头，不好意思地笑。

　　服了五年刑，“大哥”似乎变得更稳重了。

　　“二哥”就替“三弟”回答：“还不是那种事儿嘛！”于是“大哥”也就明白了。

　　“三弟”又说：“其实我自己倒不是太想。我是觉得，大哥服了五年刑，大嫂也在五年间病死了，既然现在出狱了，我这当弟弟的就有义务……”

　　“大哥”表情端庄地说：“五年间，我天天盼着有面对那狗官的一天，你们不提，我头脑中早把男女之事忘了！”

　　“二哥”又说：“三弟也是一份好心。”

　　“大哥”犹犹豫豫地问：“不能误咱们的正事儿？别忘了咱们今夜是要干那件正事儿的。”

　　“时间早着呢。大哥放心，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

　　于是“大哥”将一只手拍在“三弟”肩上：“三弟，大哥一切听你安排。”

　　“这就对了！”

　　“三弟”如愿以偿地笑了。

　　“二哥”也笑道：“那我高兴沾大哥的光！”于是三个男人就去找地方……

　　之后，三个男人的酒劲儿全部消散了。他们反倒显得更精神抖擞了似的。

　　“二哥”对“大哥”说：“大哥，要不，咱们改天再干那件事儿？”

　　“大哥”就板起了脸，不悦地问：“你不想干了吧？”

　　“二哥”吞吞吐吐地回答：“那倒不是。怎么会呢！我是考虑，大哥你刚出来，那件事儿一干，咱们三个必定又得进去。我和三弟毕竟出来两年了，对大哥，就太亏了。”

　　“大哥”说：“谈不上亏不亏的。只要能出我胸中憋闷了五年多的那一口恶气，再进去我也心甘情愿。”

　　“二哥”右拳往左掌上一擂：“既然大哥这么想的，那咱们今晚就干！”

　　“三弟”看了一眼手表：“对，今晚若不干，错过了时机以后干不成，我白策划一场了。那还不后悔一辈子？”

　　“大哥”说：“就是。”

　　于是三个男人学足球场上开赛前的运动员那样，将他们的三只手叠在一起……

　　五年前的乡镇企业局局长，五年后还在那个位子上。他自己当然大不遂愿。五年前，只消他一句话，三个男人的钱也就还了。但如果还了，市里的头头脑脑们出国的零花钱则无法由他提供了。而他一心讨好他们，所以他不能点头还那三个男人的钱。尽管他自己也觉得不还确实有点儿耍无赖，但却认为对三个平头百姓耍一次无赖其实也没什么。如果市委书记的公子不看上那辆“本田”车就好了。那辆车也能卖个二十五六万，还三个男人的钱绰绰有余。但问题是市委书记的公子看上那辆车了啊，非要用三万元的折旧价买了去。他有什么办法呢？一边是市委书记的公子，一边是三个平头百姓，二百五也会掂量出哪边轻哪边重啊！其实他两眼盯着的是市委秘书长的缺。乡镇企业局局长的位子，在他看来只不过是一块跳板。当上了市委秘书长，仕途就又上了一个层次，官运说不定就亨通无阻了呀。然而宦海多变数，却被粘牢在乡镇企业局局长的位子上了，似乎一辈子定格了。所以呢，他也就趁着还没退休，及时行乐起来。这一个夜晚，和那三个男人一样，他也是大吃大喝了一顿，酒足饭饱之后，就去洗桑拿，找“小姐”按摩，最后……

　　他带着残余的三分醉意将车开到家住的楼前时，已凌晨三点，天光已经有些微亮了。

　　刚一下车，背后立刻有一条胳膊勒住了他脖子，紧接着一大块胶布封上了他的嘴。再随即，有袋子套在他头上了。这一切突如其来地发生在几秒钟内。他还在懵懂着，就又被从后门塞入车里。两个人一左一右坐在他身旁，将他紧紧夹住。而他的双手几乎同时被麻利地捆上了……一个声音在他耳边咬牙切齿地说“：老实点儿，不老实坐地弄死你！”

　　他的车就又开了……

　　二十几分钟后，车停在郊区的田地边。田地里有一处孤零零的塑料大棚。布袋终于从那位局长大人的头上扯了下去。他已经吓得尿了裤子，以为自己遭遇了绑票的惯犯——否则会干得那么在行吗？嘴上的胶布被撕了下去。而且，撕得很慢很小心，仿佛他是极娇贵的战利品，损坏了一点点对方们自己得不偿失似的。车内的灯也开了，于是他看清了三个人的脸。见他们一个个并不凶神恶煞的，他那颗怦怦乱跳的心才稍稍安定。

　　他说：“三位爷千万饶命。只要饶我一命，怎么都好商量行不？要钱给钱，要物给物。”

　　坐他右边的三十多岁的男人捣了他一拳，骂道：“你当我们什么人了？！”

　　在司机座儿上侧转着身子的四十多岁的男人平静地说：“放心，我们不会弄死你的。即不是为钱，也不是为了物。”

　　他眨巴了几下眼睛，困惑了，不太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坐他右边的五十来岁的男人冷冷地问：“你认识我们吗？”他将三个男人的脸一一细看了一阵，摇头。

　　他是真认不出他们了。

　　于是他们一个个自报家门。

　　但他还是想不起他们究竟是谁。

　　三十多岁的男人又捣了他一拳：“你装什么糊涂！你忘了五年前在一家饭店的单间里被三个人打过的事儿了吗？”

　　经这一提醒，他才恍然大悟。

　　“是……你们？……”

　　他暗暗叫苦不迭。

　　“交代给我们听听吧，当年你是怎么收买了我们聘请的律师的？又是怎么收买了法官的？”

　　四十多岁的男人，语调依然很平静，如同在问胆小的孩子似的。他只得从实招来。虽然极不情愿，却不敢不招。

　　五十来岁的男人听得最认真，且不时地嘟哝：“唉，唉，你这个官啊，对我们老百姓太阴了，太阴了……”

　　他在逼问之下交代完了，不知怎么想的，忽然胆壮起来，竟说：“你们还不放了我？你们赶快放了我，我不追究你们。不然的话，哼，叫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三个男人一时你看我，我看你。

　　他又说：“不错，欠债是该还钱。但那也得看谁欠谁的。你们不过是三个什么人？我又代表谁？你们和我打官司，那能让你们赢了，我输了吗？我输了那等于谁输了？当年那件事，是你们自己不明智，我又有什么办法？不管打到哪一级法院，我们不愿认输，那你们就没个赢。我们的律师当年给我们吃定心丸了，我们的法律条款还是初级阶段的，法理上我们大有空子可钻呢！就现在，重打一场官司，你们也还是未见得赢，你们就彻底死了心吧！快松了我手！……”

　　他竟冷笑起来。

　　于是三十多岁的男人对五十来岁的男人说：“大哥，听清楚了吧？你还后悔当初没上诉！”

　　五十来岁的男人不禁长叹：“唉，一个官这么阴，太缺德了，太缺德了。”又用一根手指点着他额头说，“你呀，你呀，你这么个无赖的人，怎么就当上了局长呢？”

　　四十多岁的男人接言道：“大哥，他该交代的也交代了，咱们不跟他啰唆了。”话题一转，拉家常似的说，“局长大人，咱们聊点别的吧。告诉我们，你都怕什么？”

　　他说他第一当然怕死。他说他第二怕“双规”。他说他第三怕老婆。

　　他回答时态度倒显得特诚实。第四呢？

　　第四……他想了想，说第四怕毛毛虫，也怕菜青虫，更怕贴树虫。说见了那些丑陋的虫子，常使他头皮发麻……

　　他还笑了笑。

　　他暗想，他们跟他聊就好。聊，敌对的关系不就得以缓和了吗？等他们放了自己，看怎么收拾他们！

　　三十多岁的男人和四十多岁的男人彼此交换了一下眼色，也会心一笑。

　　于是胶布又贴在他嘴上了……

　　于是他们用喷雾器往他身上喷了不少气味甜丝丝的雾水。他脸面上也被喷到了一下，觉得那种雾水还有些黏似的……

　　于是他被推下了车，推入塑料大棚。缚在一根柱子上。斯时天亮了。

　　五十来岁的男人并没下车。是“二哥”和“三弟”完成那“任务”的。他们重新回到车上，三个就都吸起烟来。

　　“三弟”毕竟年轻，难耐那一种各有所思的沉默，忍不住喋喋不休，说他不知询问了多少人，才知道那局长是个最怕毛毛虫的人；说他为了“收集”并“养育”足够数量的毛毛虫啦、菜青虫啦、贴树虫啦，花了多少多少精力和心思；说他为了配制成那一种能吸引虫们往人身上爬的液体，不仅请教过有专门学问的人，而且还翻阅过专门的书籍，自己都快成半个专家了……

　　“二哥”不断地插话，一连地说：“够那家伙受的，够那家伙受的……”

　　“三弟”讲完了，再也无功可摆了的时候，“大哥”总结式地开口了：

　　“三弟想的主意好。吓他一场，惩罚他一次，咱们的恶气出尽了，咱们和他们之间的事也就了结了。烟不能越吸越长，仇也不要越结越深。就是他反过来再报复我们，咱们又进去了，出来也不和他一般见识了，行不？为出口恶气，又进去了也是值得的嘛！”

　　于是“三弟”和“二哥”都道还是“大哥”有涵养，宰相肚里能撑船。三个掐灭烟，一时皆困，这个歪着那个蜷着的，就都睡在车里了……待他们醒来，已经日上三竿。美好的阳光，遍洒在田地里，遍洒在塑料大棚里。

　　“大哥”说：“放了他吧。”

　　“三弟”说：“二哥你别下车了。”便独自去往塑料大棚单了。

　　一会儿他慌慌张张地回到车上，脸色苍白，结结巴巴地汇报：“大哥、二哥，不……不好……了……他、他、他……他死了……”

　　另两个男人一听，顿时坐起。

　　“二哥”说：“你别开玩笑啊，我经不起你开这种玩笑！”

　　“大哥”看出“三弟”不是在开玩笑，急问：“怎么死的？怎么会死呢？！”

　　“有……有毛毛虫钻到他鼻孔里去……肯定是憋死的……”

　　“三弟”双手抖抖的，想吸烟，打不着火……

　　于是“大哥”“二哥”下了车，三步并作两步走，也去往塑料大棚里了……

　　那局长大人浑身爬满了丑陋的虫们。果有两条肥虫钻在他两只鼻孔里。没完全钻进去，小半截虫尾搭在他的上唇……

　　那是人最丑陋的死相之一种。

　　两个男人心怀恐怖地退出了塑料大棚……

　　他们一回到车上，抓起烟盒，也都迫不及待地吸起烟来……

　　“三弟”泪流满面地说：“我没想到，我没想到……点子是我出的，我是主谋，我去自首，不连累大哥、二哥……”

　　“大哥”强作镇定地说：“你年轻，娇妻幼子的，怎么能让你把大罪担了过去？你二哥呢，由那件事气病了，落下病根了，病病恹恹的，是再经不起牢狱之苦的。只我，老伴儿没了，孩子大了，都能自立了，也五十来岁了，还是我去自首吧。我就坦白是我一个人干的……”

　　又一阵长时间的沉默后，大哥问：“就这么定了吧？”

　　“二哥”这才开口道：“大哥、三弟，你俩刚才的话，我挺感动。证明我没白和你们兄弟一场。是狗官把咱们逼成了兄弟的。事已如此，谁都甭后悔。主谋是我，我去自首……”

　　“大哥”“三弟”不禁一齐将目光望向他。

　　他又说：“不瞒你们了，其实，我何止被那件事气得落下了病根！我是被气得肝上肺上全生癌了呀！反正医生已经明明白白告诉过我了，我只能活两年了。主谋还不该是我吗？……”

　　“大哥”“三弟”愕然……

　　半小时后，那局长的尸体，连同尸体上的虫们，被塞入了汽车后备箱。望着汽车在土路上卷起一阵沙尘，渐渐远去，“大哥”“三弟”转身走到塑料大棚那儿，放把火将它烧了。

　　焰熄烬现之时，他们进行了如下简短的对话：

　　“如果五年前，但凡是一个多少讲点儿情理法理的人解决咱们的事，今天也不会是这种收场。”

　　“三个人做下的事，让他一个人去担罪名，我心里不落忍。”

　　“大哥，我也是。我懂你的意思。”

　　二人对视一眼，心照不宣地向城里走去…… 梁晓声文集·短篇小说（套装共四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