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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感录五十六 “来了”
近来时常听得人说,“过激主义来了”;报纸上也时常写着,“过激主义来了”。
于是有几文钱的人,很不高兴。官员也着忙,要防华工,要留心俄国人;连警察厅也向所属发出了严查“有无过激党设立机关”的公事。
着忙是无怪的,严查也无怪的;但先要问:什么是过激主义呢?
这是他们没有说明,我也无从知道,我虽然不知道,却敢说一句话:“过激主义”不会来,不必怕他;只有“来了”是要来的,应该怕的。
我们中国人,决不能被洋货的什么主义引动,有抹杀他扑灭他的力量。军国民主义么,我们何尝会同别人打仗;无抵抗主义么,我们却是主战参战的;自由主义么,我们连发表思想都要犯罪,讲几句话也为难;人道主义么,我们人身还可以买卖呢。
所以无论什么主义,全扰乱不了中国;从古到今的扰乱,也不听说因为什么主义。试举目前的例,便如陕西学界的布告,湖南灾民的布告,何等可怕,与比利时公布的德兵苛酷情形,俄国别党宣布的列宁政府残暴情形,比较起来,他们简直是太平天下了。德国还说是军国主义,列宁不消说还是过激主义哩!
这便是“来了”来了。来的如果是主义,主义达了还会罢;倘若单是“来了”,他便来不完,来不尽,来的怎样也不可知。
民国成立的时候,我住在一个小县城里,早已挂过白旗。
有一日,忽然见许多男女,纷纷乱逃:城里的逃到乡下,乡下的逃进城里。问他们什么事,他们答道,“他们说要来了。”
可见大家都单怕“来了”,同我一样。那时还只有“多数主义”,没有“过激主义”哩。
本篇最初发表于1919年5月《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署名唐俟。 鲁迅杂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