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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章 1939年,柏林(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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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迪也站定下来。格雷格正呆呆地望着前面。循着他的视线,伍迪看见一个漂亮的黑人姑娘正在第五大街上行走。她和他们年纪相当,嘴唇肉感诱人,让人有想亲的冲动。她穿着一身女佣的朴素黑裙,但头上的俏皮小帽和脚上的漂亮靴子给人一种时髦的感觉。

  她也看见了他们两个,和格雷格双目对视了一会以后,她马上转开了视线。

  格雷格说:“杰姬?你是杰姬·杰克斯吗?”

  女孩没有理他,而是沿着街面继续朝前走,但伍迪看得出她内心很痛苦。

  格雷格说:“杰姬,是我,格雷格·别斯科夫!”

  杰姬——如果真是她的话——没有答话,但她看上去几乎要哭了。

  “杰姬——或许叫你的真名玛贝尔会好一点。你应该认识我的啊!”站在人行道中间的格雷格张开手臂,做出恳求的手势。

  女孩绕过他,没有说话,也没有看他,然后继续朝前走。

  格雷格转过身。“等一等!”他冲着她的背影大喊,“四年前你突然不告而别——你还欠我一个解释!”

  平时的格雷格可从不这样,伍迪想。在高中和哈佛大学,格雷格面对女孩都从容自如。现在他的样子却非常灰心:茫然,痛苦,几乎要绝望了。

  四年前,伍迪似乎想起了什么。这女孩就是丑闻的女主角吗?丑闻就是发生在华盛顿。这个女孩无疑就住在这里。

  格雷格奔跑着追了上去。一辆出租车停在街角,一个穿着无尾礼服的男人下了车,站在路沿上把车费递给出租车司机。杰姬跳上车,使劲关上了门。

  格雷格跑到车窗边,隔着车窗对女孩说:“和我谈谈,可以吗?”

  穿着晚礼服的男人对司机说:“钱不用找了,”接着便离开了。

  出租车开走了,格雷格怔怔地看着女孩渐渐远去。

  格雷格缓缓地走回到伍迪站着的地方。“我真的闹不明白。”他说。

  伍迪说:“她看起来吓得不轻。”

  “她害怕什么?我从没有给她带来过任何伤害。我爱她还来不及呢!”

  “我想她是在害怕一些别的事情。”

  格雷格似乎想使自己振作起来。“对不起,”他说,“这和你无关,抱歉朝你发脾气了!”

  “没关系。”

  格雷格指着几步之外的一幢公寓。“乔安妮就住在那里,”他说,“祝你玩得高兴。”然后就走开了。

  伍迪带着困惑的心情走到乔安妮住的公寓门口。他很快忘了格雷格的情事,想起自己和乔安妮的事情来。乔安妮还喜欢他吗?今晚也许还不能接吻,但至少可以提出约会。

  这是幢没有配备门卫和行李搬运工的普通公寓。大堂里的住客单上显示罗赫和斯图亚特以及费舍尔住在一起,斯图亚特和费舍尔可能是与乔安妮共用一套公寓的两个姑娘。上了楼梯以后,他才意识到自己没带礼物——他原本应该带糖果或花束过来的。他琢磨着是不是要回去买些东西,但又觉得随意些会比较好。他按响了门铃。

  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姑娘打开了门。

  伍迪说:“你好,我是——”

  “进来吧,”她没听他的名字就交代起来,“饮料在厨房里,食物在客厅桌子上,不过我想已经不多了。”说完她转身就走,显然是觉得这样的招待已经足够了。

  狭小的房间里到处是吸烟喝酒的人,他们的大嗓门超过了留声机里的乐声。乔安妮先前对他说“几个朋友”,但围在咖啡桌前讨论欧洲危机的至少有八到十个年轻人。他有点失望:公寓里这么多人,让他很难有机会向乔安妮展示自己的成熟。

  他四处查看,寻找着乔安妮。他比这里的大多数人都高大,视线越过这些人的头顶寻找着,但哪里都没有乔安妮的踪影。他拨开人群,这时,一个棕色眼睛的丰满姑娘过来和他搭话:“高个儿,你好,我是戴安娜·塔夫娜。你叫什么名字?”

  “我在找乔安妮。”他说。

  她耸了耸肩。“祝你好运。”说着便走开了。

  他走进厨房。噪声小了一点,但乔安妮并不在厨房里。他想,既然来了,就先在这里喝一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宽肩膀男人正在摇鸡尾酒调制壶。他穿着褐色西装,淡蓝色衬衫,戴着一条深蓝色领带,他不像是个酒保,倒像是这里的主人。“威士忌在那儿,”他对厨房里的另一位客人说,“你自己去拿,我在为想喝鸡尾酒的客人调制马提尼。”

  伍迪问他:“这里有波本酒吗?”

  “给你,”男人递给他一瓶,“我是贝克斯福特·罗斯。”

  “我是伍迪·杜瓦。”伍迪拿了个杯子,给自己倒了杯波本。

  “冰桶里有冰。”贝克斯福特说,“伍迪,你是做什么的?”

  “我是参议院的实习生,你呢?”

  “我在国务院主管意大利科的事务。”贝克斯福特开始把调制好的马提尼分发给众人。

  显然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伍迪想。这个男人的过分自信让他有一丝恼怒。“我在找乔安妮。”

  “她应该就在附近。你是怎么认识她的?”

  伍迪觉得这方面他可以高贝克斯福特一筹。“哦,我们是老朋友了,”他轻飘飘地说,“事实上我很小就认识她了,我们在布法罗是青梅竹马。你是怎么认识她的?”

  贝克斯福特抿了口马提尼,满意地叹了口气,上下打量着伍迪。“我和乔安妮认识的时间可能没你长,”他说,“但我想,我肯定比你更了解她。”

  “怎么会呢?”

  “我准备娶她。”

  伍迪觉得自己像是被人打了一巴掌。“你俩要结婚了?”

  “没错。是不是非常棒?”

  伍迪无法掩饰自己的失望。“乔安妮知道吗?”

  贝克斯福特笑了,他同情地拍了拍伍迪的肩膀。“她当然知道,并同意和我结婚,我是世界上最幸运的男人。”

  贝克斯福特显然猜到了伍迪对乔安妮的感情,伍迪觉得自己像个傻瓜。“祝你们幸福。”他无精打采地说。

  “谢谢你,现在我必须去招呼其他客人了。伍迪,很高兴认识你。”

  “我也很高兴认识你。”

  贝克斯福特离开了。

  伍迪放下手中没喝的酒。“该死。”他轻声骂了句,然后离开了公寓。

  九月第一天,柏林又闷又热。一身是汗的卡拉·冯·乌尔里希在烦躁中醒来,被单在半夜里因为热早已被她踢掉了。她透过卧室的窗往外看,低空中密布的云层像个罐头盖一样把柏林封得密不透风。

  这天对她来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甚至可以说能决定她的人生走向。

  她站在镜子前看了看自己,她和妈妈一样具有菲茨赫伯特家的黑头发和绿眼睛。卡拉比方脸的母亲漂亮。茉黛称不上漂亮,但有一种难以抗拒的吸引力。两人之间的差别很大。卡拉的母亲能让遇到的每个男人都爱上她。卡拉却恰恰相反,循规蹈矩,根本不懂得调情。她知道许多其他十八岁女孩吸引男人的招数——媚笑,弄紧上衣凸显她们的胸部,挽起头发,把睫毛弄得很长——但卡拉觉得那样会让她很不好意思。茉黛当然不会像无知女孩那么张扬,但那些男人会在不知不觉中被她吸引。

  今天卡拉更不想表现得过于性感。相反,她想给人留下聪明、能干和感性的印象。她穿了一条长到小腿的栗色裙子,脚上穿着便鞋,扎了两根女仆式的小辫。镜子里出现了一个标准的德国女学生:保守,平淡,一点都不招摇。

  家人醒来以前,她就穿好了衣服,然后帮厨房里的女仆艾达准备好了早饭。

  接着,卡拉的哥哥埃里克也下楼来了。埃里克这年十九岁,和希特勒一样留着修剪好的黑色小胡子,他支持纳粹,这种态度激怒了家里所有人。他和最好的朋友,纳粹党人赫尔曼·布劳恩一样,在柏林夏洛蒂医科大学就读。冯·乌尔里希夫妇付不起他的学费,但他获得了大学提供的奖学金。

  卡拉向夏洛蒂医科大学申请了同样类型的奖学金。这天,校方将对她进行面试。如果顺利通过的话,她就能进入夏洛蒂医科大学就读,进而成为一名医生,如果失败了……

  她完全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

  纳粹的掌权毁了乌尔里希夫妇的生活。沃尔特不再是德国议会的议员,在社会民主党和纳粹党之外所有其他政党被宣布为非法后,他失去了工作。沃尔特只有从政和外交方面的经验,其他什么工作都做不了。他靠给有几个朋友的英国大使馆翻译些德国报纸上的文章勉强挣几个钱。茉黛原先是左翼杂志的知名记者,但德国的所有报纸杂志早就禁止刊登她的文章了。

  卡拉对家里的近况感到心碎。她深爱着这个包括女仆艾达在内的家,尤其对以前在政治上充满干劲,现在却失意潦倒的父亲感到悲伤。让人痛心的还有母亲茉黛,这个战前的英国女权领袖如今却要为挣几个马克教钢琴课。

  但沃尔特和茉黛说,只要孩子们能过上快乐有意义的生活,他们什么都可以忍受。

  卡拉和父母一样,都想当然地抱着致力于使世界更美好的想法,她不知道自己会像父亲那样从政还是像母亲那样当个记者,但这两样至少现在都行不通。

  在无情暴戾的政府统治下,卡拉还有什么可以做的呢?哥哥的专业给了她启示。排除政治的因素,医生这个职业无疑能让世界更加美好。于是她打定主意要上医学院。她比班上的其他女孩都用功,每门课的成绩都是第一,科学这门课更是把其他所有人甩了一大截。她比埃里克更有资格获得奖学金。

  “我们年级没有一个女孩。”埃里克气鼓鼓地说。卡拉知道埃里克不想看到她紧随他的脚步也上医学院。尽管政见不一,但沃尔特和茉黛都为他的成绩而骄傲。埃里克很可能是怕被卡拉超越了。

  卡拉说:“我所有科目的成绩都比你当初好:生物、化学、数学……”

  “是、是、是,我知道。”

  “更主要的是,女生也能获得这项奖学金——我查过了。”

  母亲穿着细腰上绕了两圈腰带的灰色波纺绸睡袍走过来,加入他们的对话。“有规矩就得遵守,”她说,“毕竟这是有法可依的德国。”茉黛说她喜欢这个自己入籍的国家,也许她说的是真心话。但纳粹掌权以后她的冷嘲热讽可真是不少。

  卡拉把面包在混浊的咖啡里浸了浸。“妈妈,如果英国向德国发起进攻,你会感觉如何?”

  “和上次一样感觉很不好,”茉黛回答,“我和你们的父亲在上次大战开始前结了婚,四年里的每一天我都在担心他会不会死在战场上。”

  埃里克挑衅地问:“但你会站在哪边呢?”

  “我是德国人,”茉黛说,“无论好坏我都已经嫁过来了。当然,嫁给你父亲时我们没想到现在上台的纳粹会如此暴虐。没人能料到。”埃里克抗议了两句,茉黛没去理他,“但婚约就是婚约,不管怎么样,爱你爸爸就意味着也要爱这个国家。”

  卡拉说:“我们至少还没有开战。”

  “暂时还没有,”茉黛说,“如果波兰人有理智的话,他们会放下手中的武器,屈服于希特勒的恫吓。”

  “他们应该投降,”埃里克说,“德国非常强大,不管他们喜不喜欢,我们都可以予取予求。”

  茉黛揉了揉眼皮。“愿上帝保佑我们!”

  屋外响了声汽车喇叭。卡拉笑了。一分钟以后,她的闺密弗里达·弗兰克走进厨房。她将陪卡拉去面试现场,给予卡拉精神上的支持。弗里达和卡拉一样穿着普通的学生装,但和卡拉不同的是,她有一衣柜时尚的女装。

  弗里达的哥哥沃纳跟在她后面走了进来。卡拉觉得沃纳看上去棒极了。和其他徒有外表的男孩不一样,沃纳有思想有操守。他一度非常左倾,但那段热血澎湃的生活早就过去了,现在他根本不问政治。他有很多漂亮时尚的女朋友。如果卡拉知道如何取悦他,她一定会设法接近他。

  茉黛说:“沃纳,给你来点咖啡吧,不过我们家的是冲调咖啡,没有你们家的咖啡香。”

  “冯·乌尔里希夫人,要不要我从厨房里给您偷点带过来?”沃纳问,“您值得喝上更好的咖啡。”

  茉黛有点脸红了。卡拉很受刺激,四十八岁的母亲对沃纳来说,依然有难以抗拒的吸引力。

  沃纳看了看腕上的金表。“我必须走了,”他说,“空军部这些天几乎忙疯了。”

  弗里达说:“谢谢你让我搭便车。”

  卡拉问弗里达:“等等——你坐沃纳的车过来,那你的自行车在哪?”

  “就在外面,我把自行车绑在汽车后背上了。”

  两个女孩参加了水星自行车俱乐部,到哪儿都骑车。

  沃纳说:“卡拉,祝你面试顺利。大伙,再见了!”

  卡拉狼吞虎咽地吃下了最后那点面包。准备出门时,父亲下楼了。他没有刮胡须,也没有打领带。卡拉小的时候,沃尔特很壮实,但现在他非常消瘦。他深情地吻了吻卡拉。

  母亲说:“我们还没听新闻呢。”说着,她打开了架子上的收音机。

  伴着收音机嘈杂的开机声,卡拉和弗里达出了门,因此她们没听见这一天的新闻。

  大学医院就在冯·乌尔里希家住的市中心米特老城区,因此卡拉和弗里达只骑了很短的一段路。卡拉开始紧张。周围汽车的尾气让她想吐,她觉得刚才如果没吃那顿早饭就好了。她们很快到了20年代新建的医院,找到了负责推荐学生获得奖学金的拜尔教授的办公室。一个傲慢的秘书告诉她们来早了,让她们坐着等会儿。

  卡拉后悔没戴上帽子和手套,那样能让她显得老成一些,可以被患者所信赖。秘书或许会对戴帽子的女孩更礼貌些。

  等待的时间很长,但秘书说教授可以见她的时候,卡拉却仍然觉得自己还没准备好。

  弗里达小声对她说:“祝你好运。”

  卡拉走进拜尔教授的办公室。

  拜尔教授是个四十多岁的瘦子,嘴唇上留着灰白的胡须。他坐在办公桌后面,灰色的西装外面套了件褐色的大衣。办公室的墙上挂着他和希特勒握手的照片。

  他没有和卡拉寒暄,一上来就大声问:“什么是虚数?”

  卡拉被教授的唐突惊呆了,不过还好这只是个简单的问题。“是个负实数的平方根,比如说负一的平方根,”她声音颤抖着说。“它不是一个真实意义上的数值,但可以用于计算。” 世界的凛冬(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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