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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惊觉事情不对劲的特殊时刻。对英国皇家空军科勒德上校来说，那是一九四○年五月十四日，在法国东北部一个叫作韦万（Vervins）的集市小镇。
自从“大战爆发”（the balloon went up）以来——英国人喜欢如此指称德军的西线突袭——五天过去了，情况混沌不明。科勒德从位于阿拉斯（Arras）的英国总司令部出发，前来跟科拉普（André-Georges Corap）将军的参谋商议局势。科拉普将军的法国第九军团，此刻正负责镇守南方的默兹河（River Meuse）。
两国盟军之间像这样开会商议，是再寻常不过的事，不过今晚的情景却大有蹊跷：科拉普的总部莫名其妙消失了，将军和他的部下全都不见踪影。只有两名精疲力竭的法国军官留在大楼里，围着一盏防风灯屈膝而坐……据他们说，他们等着被俘。
工兵格里姆的觉醒时刻发生于皇家第二一六野战工兵连穿越法国乡间往前线挺进的时候。当时，他察觉军队正准备炸毁一座桥梁。“前进的军队，”他沉思着，“不会炸桥。”上等兵莱特的觉醒来得更加猛烈：他前往阿拉斯替所属无线通信分队收取当周邮件，一辆附边斗的摩托车从他身旁呼啸而过。莱特一开始不以为意，仔细看才吓出一身冷汗。他倏忽明白那是一辆德国摩托车。
对刚上任的英国首相丘吉尔来说，那是五月十五日上午七点半。他正在海军总部大楼的寝室睡觉，床边电话响了，法国总理雷诺来电。“我们被击溃了。”雷诺不假思索地用英语脱口而出。
一阵尴尬的沉默。丘吉尔想办法让自己镇定下来。
“我们被打败了，”雷诺继续说道，“我们输了这场战役。”
“想必不可能输得这么快吧？”丘吉尔终于勉强说出话来。
“色当（Sedan）附近的前线被突破了，拥入大批德军坦克和装甲车。”
丘吉尔想尽办法安抚雷诺——提醒他别忘了一九一八年的黑暗时期，到最后终究苦尽甘来——不过雷诺依然心慌意乱，从头到尾重复同一句话：“我们被打败了，我们输了这场战役。”
危机如此凶险，而透过电话所能掌握的讯息如此有限，丘吉尔决定在十六日亲自飞往巴黎视察局势。在奥赛码头（Quai d'Orsay），他发现人人露出万念俱灰的神色，年长的办事员已开始在花园里焚烧档案。
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一九一八年以来，法军普遍被视为全世界最强大的军队之一。虽然德国在希特勒重整军备之后，俨然在欧洲形成一股新的军事力量，但是德军的将领还未经考验，德国的武器似乎只是骗人的玩意儿，一般认为第三帝国接连并吞中欧国家，靠的不过是威胁与恫吓罢了。而当战争终于在一九三九年爆发、波兰于三周后沦陷，人们还是不当一回事，认为这种事情只会发生在波兰——不会发生在西方。至于丹麦和挪威在一九四○年四月相继失守，似乎只是个卑劣的诡计，迟早会导正回来。
然后历经八个月的平静——所谓的“假战”（the phony war）后——希特勒突然对荷兰、比利时及卢森堡发动攻击。盟军最高司令莫里斯•甘末林将军（Maurice Gamelin）认定这次攻击是一九一四年的旧事重演，紧急调遣北方的部队（包括英国远征军）前来救援。
不过甘末林误判局势。这次战役并非一九一四年老调重弹。德军主力并未大举横扫佛兰德斯，反而往南突袭，穿越“不可穿越”的阿登森林（Ardennes Forest）。照理这片山区不适合坦克作战，法国甚至懒得拉长据说不可逾越的马其诺防线来防御这块地区。
另一项误判是当德国波克上将（Fedor von Bock）的B集团军把盟军钳制于比利时之际，伦斯德上将（Gerd von Rundstedt）的A集团军冲破了阿登天险。在一千八百零六辆坦克打头阵、三百二十五架斯图卡（Stuka）俯冲轰炸机的护航之下，伦斯德的纵队强行渡过默兹河，像尖刀似的划过法国乡间而来。
科拉普将军倒霉的第九军团首当其冲，这个军团主要由二流部队构成，一下子就被打得溃不成军。几支零星的强硬部队力图奋战，到头来却只发现他们的反坦克炮毫无用处。一名初级军官最后在利曼火车站结束自己的生命，用明信片留下遗言给雷诺总理：“我在此自戕，总理先生，好让您明白我们是一群英勇的士兵，但是您不可派弟兄拿步枪来对抗坦克。”
在往南五十英里的色当，夏尔•恩齐热将军（Charles Huntziger）的第二军团也出现类似状况。当德国坦克步步逼近，第七十一师的士兵倒转了钢盔——这是共产党的召集信号——朝后方逃窜。
法军的三个坦克旅企图挽回颓势，却毫无机会。其中一支坦克旅耗尽油料，另一支在火车调度场卸除时被逮，第三支则沿着前线零星作战，遭到各个击破。
此刻，德国装甲部队的前方已经清空，毫无阻碍。五月二十日刚过上午七点，在海因兹•古德里安将军（Heinz Guderian）精良的第十九军当中，两个师的兵力开始朝佩罗讷（Péronne）西进。十点钟，他们铿然踏过阿尔贝（Albert）小镇，一群缺乏训练的英国本土军（English Territorials）试图以纸箱设置的路障阻挡他们前进……十一点，德军抵达埃多维尔（Hédauville），缴获一组仅配备训练弹药的炮台……中午，第一装甲师攻占亚眠（Amiens），古德里安在此暂歇，得以欣赏优美的教堂塔楼。
德军第二装甲师浩浩荡荡前进。下午四点，他们占领了博凯纳（Beauquesne），缴获一仓库的战备，包括英国远征军的所有地图。最后，到了晚上九点十分，他们抵达阿布维尔（Abbeville），直逼海滨。德军这次在十四小时内长驱直入，挺进四十英里，将盟军一分为二。如今，英国远征军、两支法国军队，以及全部的比利时军队，总共将近百万名士兵全被困在佛兰德斯，背临大海，随时可能被一举歼灭。
然而，深入比利时境内的英国前线部队对其侧翼及后方的局势一无所知，他们只知道自己在迪勒河（River Dyle）成功阻挡德军前进。五月十四日（伦斯德痛击科拉普那一天），皇家炮兵团上等兵沃特金听到盟军大胜的传闻，他当天晚上偷偷摸摸在日记里写下的全都是好消息：
敌军撤退六点五英里。入夜以前平静无事。我们对紧急求救线开火，阻挡了野蛮人横渡迪勒河。许多德国佬阵亡或被俘，共有两万七千名德军丧命（官方数字）。
隔天情势突变。法军在南方瓦解，德军从缺口大量拥入。没多久，密密麻麻的炮火攻向英军侧翼。这天晚上，一头雾水的沃特金只能写道：
什么鬼日子啊！我们订于晚上十点半撤退，过程中遭遇猛烈炮火攻击。感谢上帝，所有人平安无事……除了震惊之外，我安然无恙。
绝大多数英国远征军对骤然改变的情势同样大惑不解。十六日到十七日之间，部队开始沿线撤退，越来越多炮口转向南方及西南方。十八日，艾塞克斯军团第二营受命面朝南方镇守拉巴塞运河（La Bassée C****）。营长威尔逊少校心中存疑——敌军不是应该在东面吗？“长官，我也不明白，”刚刚从旅部回来的普赖斯上尉想法一致，“但那就是我们收到的命令。”
有一个人非常明白，那就是为这些权宜措施布局的操盘手：英国远征军总司令戈特勋爵（Viscount Gort）。五十三岁的戈特勋爵身材高大魁梧，他并非一位军事策略家（这类议题他乐得听从法国人指挥），不过，他具备军人的特定美德，此刻正好派上用场。他是个伟大的战士，曾经在一九一八年成功突袭兴登堡防线，赢得维多利亚十字勋章，性格沉着冷静，即便泰山崩于前也面不改色。
他的法国上级阿方斯•约瑟夫•乔治将军（Alphonse Joseph Georges）此刻或许潸然泪下，但是戈特绝不会流泪。他有条不紊地将任务转变成掩护已暴露的侧翼，并且撤离他的部队。他训练有素的战斗师在东面与德军缠斗，为了应付南面与西面的新威胁，他东拼西凑出一支杂牌军，指派他的军情部首长诺尔•梅森-麦克法兰少将（Noel Mason-MacFarlane）担任指挥官，并且为这支军队取了一个贴切的名称：麦克军（MACFORCE）。梅森-麦克法兰是个卓越的将领，但是他的行动最大的效果反而严重破坏了阿拉斯总司令部的情报网。戈特对此似乎不以为意：身为永远的战士，他反正也用不着那些参谋人员。
与此同时，他配合法国人制订的时程表，在五月十六日晚间开始将前线部队撤离迪勒河。新的防线退后六十英里，设于埃斯科河（River Escaut） 。这次撤退将分三阶段进行。
像冷溪卫队第二营这类的精锐部队，几世代来拥有使命必达的优良传统，他们无懈可击地完成了命令。对其他单位而言，纸面上的精确指令实际上却未必可行。负责传递命令的摩托通信员并非总能找对地方：有几个团出发得晚了，有几个团在黑暗中迷失了方向。还有几个团转错了弯。其他军团堵在车阵之中，无法动弹，更有一些军团从头到尾就没接到命令。
皇家野战炮兵团第三十二营就对撤退计划一无所知。他们朝代勒疾行，消息传来，指示他们在离河几英里处的阵地待命。炮手夏塔克奉命开一辆卡车去领取军粮，他完成了任务，但是一回到原处却发现整个军团消失无踪。担心了一整夜后，他决定朝大马路出发，希望至少能找到战友的一丝踪迹。
他立刻被一波奔跑的人群淹没。“快啊！快跑！”他们喊着，“德国佬已经冲破防线，现在只能各自逃命了。”他们拥上夏塔克的卡车，连车顶、引擎盖和保险杠上都挤满了人。
夏塔克随着人潮往西前进。开头几英里行车顺畅，但是路途逐渐变成了一场梦魇。斯图卡俯冲轰炸机在烈日下倾巢而出，他们之前让英国纵队毫无阻碍地深入比利时境内，但是回程就另当别论了。斯图卡的机身和**都安装了音哨（德国人称之为“耶利哥的号角”），在大肆屠杀与恫吓之际发出刺耳的尖啸声。他们俯冲后回升，沿着车顶低空飞行，拿机枪疯狂扫射。
又热又闷的空气中弥漫着硝烟和燃烧橡胶的气味，车辆速度越来越慢，终至变成了爬行。哭泣的难民蜂拥而来，夹杂在茫然失措的部队当中。路边横七竖八地堆满了废弃的手推车、脚踏车、婴儿车和被焚毁的私家汽车。
车潮最后终于完全停滞不前。夏塔克的乘客发现用走的还比较快，决定弃他而去。没多久，他便孤零零坐在这辆停转的卡车里。他爬上车顶，但是看不到任何出路。后方的车龙跟前方一样长，而马路两旁的深沟则排除了越野脱逃的机会。在这个炽热而硝烟滚滚的五月下午，他只能陷在这个地方，动弹不得。他从来没有如此孤独与无助，以前总会有人来下命令，现在没有半个人了。
事实上，他不可能跟前一天离奇消失的军团离得太远。当时，一名爬上电线杆的观测员报告：“在一两片田野之外，有许多头戴煤篓的士兵。”军团立即撤退。
对上等兵金特里来说，这仿佛重演了电影《宾虚》里的战车比赛一幕。整个军团持枪上阵……呼啸着冲过草原……然后朝大马路狂奔，循原路回去。
当他们暂时停下脚步，射光了所有弹药时——他们仿佛没有特定目标，距离也很遥远——天已经黑了。入夜之后继续前行。金特里完全不知道军队要走去哪里，只知道服从领袖。
午夜，他们再度歇脚。开始下雨了，疲惫的士兵围着微弱的营火挤成一团，一边嚼着大锅菜，一边交换各自经历过的恐怖故事。
天亮的同时雨也停了，他们再度踏上另一个晴朗的日子。一架德国“费斯勒大鹳鸟”（Fieseler Storch）侦察机出现，在他们头顶低空盘旋，显然不怕任何截击。第三十二营的士兵明白：自从战役开打以来，他们就没见到英国皇家空军的踪影。根据经验，他们知道***毫无用处。不过金特里在盛怒之下还是疯狂地开火，尽管他心知肚明等到“大鹳鸟”飞走才是真正该担心的时候。
当“大鹳鸟”终于转向离去，十几架轰炸机从右方现身。第三十二营在一个村庄边缘紧急停下脚步，喊叫声四起：“散开！找掩护！”飞机开始轰炸时，金特里跑进一个满是泥泞的农家院落，躲进干草堆里。四周乱哄哄地，然后一声轰然巨响，地面像果冻一般晃动。接着是一片死寂。
金特里爬出来。一颗巨大的未爆弹卡在几英尺之外的泥泞里。它的尺寸如同一台家用冰箱，形状像雪茄，尾翼竖起。一头大肥猪摇摇摆摆踱过院埕，开始舔起它来。
众人继续上路。在金特里看来，第三十二营似乎一直在兜圈子，永远摸不清方向，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也不知道自己正往哪里去。他们偶尔停下来发射几轮炮火（金特里从来不知道目标是什么），再接着行军。他的心思飘回去年冬天的里尔（Lille），他跟几个朋友会去他们最爱的咖啡馆，一起高唱《跑啊，兔子快跑》（Run，Rabbit Run）。此刻，他悲哀地想着，我们就是一群跑来跑去的兔子。
到了登德尔河（River Dendre），第三十二营再度准备行动。这里的交通特别糟糕，只有寥寥几个渡口，而且每个人都想过河。金特里发现好几辆三轮摩托车驶入左边的原野，士兵跳下摩托车的边斗，拿机关枪向他们扫射。
德国佬来了！英国炮兵赶忙展开行动，瞄准可见的目标开火。双方激战了五分钟，摩托车队终于被赶跑，不过没有时间庆祝：一支德国战斗机中队从晴空中俯冲而下，开始对地面进行扫射。
仿佛这样还不够刺激似的，传闻有一种新的危险出现。据说敌军乔装成难民，渗透了盟军的防线。命令传来，从现在起，每一个女人都必须在枪口下接受盘查。下一步是什么？上等兵金特里纳闷：居然有男扮女装的德军！
对德军第五纵队的恐惧像传染病般散播开来。关于德国伞兵打扮成神父和修女的情节，每个人都有一套精彩的故事可说。一名隶属于皇家通信连的士兵表示就在大轰炸之前，有两位“修道士”造访了他们的驻扎地。也有人说敌方情报员伪装成宪兵，故意将车队引导到错误方向。还有无数的故事，描述狡猾的“农夫”在玉米田和麦田中切割标志，指向特定目标。指标的形状通常是箭头，有时是一颗心，还有一次是第三军团的无花果叶徽记。
隶属第二军团总部的通信小队收到预警，得知德国已派遣出多名打扮成修女、神职人员和学生的间谍。所以在撤退期间的一个阒黑夜晚，当他们退离干道稍事休息时，特别加强了警戒。第二天拂晓，他们被哨兵的喊叫声惊醒。哨兵报告说有个拖着降落伞的人影蛰伏在树丛之间。接连两次出声盘问却毫无反应之后，班长命令该名哨兵及通信兵萨利伯瑞朝对方开火。人影倒下，两名士兵冲去查看他们击中的目标。结果是一个穿着灰色丝绒西装的平民，手上紧握的不是降落伞，而是一张平常的白色毛毯。他被当场击毙，身上没有任何证件。
班长咕哝着说世上又少了一个德国兵，部队很快再度上路。萨利伯瑞后来才得知真相：卢万（Louvain）一家精神病院刚刚释放出全部病友，被击毙的男子就是其中一人。这起事件让萨利伯瑞心情沮丧，四十年后依然良心不安。
当然，第五纵队的行动确有其事。举例来说，冷溪卫队第一营和格洛斯特卫队第二营都曾遭受狙击手袭击。不过在大部分情况下，“修女”就是真正的修女，而神父就是真正的神职人员，他们的怪异行为纯粹是因为害怕。指错方向的宪兵通常也货真价实，只不过是做事有点糊里糊涂罢了。
但是当时有谁分辨得清？每个人都形迹可疑，人人自危。炮兵阿瑟梅发现，脱队很可能引来致命的危险，他和两名弟兄跟所属的**炮兵连走散了。他们听说队伍退回了埃斯科河畔的比利时小镇图尔奈（Tournai），因此驾着连队卡车行驶于各式各样的乡间小路，设法归队，却一再被英军后卫部队拦下来盘问，每个人似乎都按捺不住扣扳机的冲动。
终于抵达了图尔奈，但是他们的麻烦还没结束。一名中士和两名大兵手持刺刀，强迫他们摧毁卡车。然后他们被押着穿过埃斯科河上的最后一座桥梁，交给三名口气更凶恶的步枪兵，带往小镇边缘的一座农庄，再度接受分别盘查。
最后终于排除嫌疑，不过这三个男人又花了两个小时才找到部队。没有人愿意为他们指点方向，而他们探听来的一点消息全都是刻意误导。阿瑟梅很难相信这群充满敌意的家伙竟是自己的袍泽。
但是事实就是事实。不仅如此，这几个阴沉而多疑的后防部队，是困惑的撤退大军和进犯德军之间的唯一阻隔。有些部队（例如冷溪卫队和掷弹兵卫队）是纪律严明的近卫军团，有些部队（例如北安普顿第五营和汉普夏第二营）名气没那么响亮，专业度却毫不逊色。标准程序是在运河或河川后方深掘壕沟（通常在夜间进行），白天以大炮和机关枪阻挡德军前进，然后撤退到下一条运河或河川，重复同一套公式。
他们的效率有如机器，但是没有机器会像他们那般疲惫。深掘、战斗、后退，日复一日，永远没时间睡觉。东萨里军团第一营终于发明出一边行军一边打盹的方法。只要手挽着手，两端的人可以拖着中间的弟兄往前走，让他小睡片刻。大家轮流休息。
在佩克（Pecq）一带，当冷溪卫队第二营的兰利中尉受命负责埃斯科河的桥梁时，连长麦克科戴尔少校命令一名军士站在一旁待命，倘若兰利试图坐下或躺下，格杀勿论。兰利的任务是在德军抵达时炸毁桥梁，麦克科戴尔向他解释：“你只要一坐下或躺下，就会立刻睡着，那是绝不允许的事。”
敌军的先遣部队通常只在十到十五分钟的路程之外。不过到了五月二十三日，绝大多数盟军部队都已设法回到法国边境。短短两周前，他们才斗志昂扬地从这里出发，朝比利时进击，迎接他们的欢呼声、鲜花和美酒都还历历在目；然而此刻，当他们仓皇撤退，穿越这片焦土的瓦砾堆时，实在无颜面对镇民的斥责眼神。
东萨里军团第一营撤回法国后，泰勒少尉受命前往里尔领取物资。里尔位于军营所在地的大后方，泰勒料想：比起他在比利时的恐怖经历，这次任务正好可以换换心情，轻松一下。但出乎意料的是，车子越接近后方，战争的喧闹声就越大。泰勒恍然大悟，德军不仅位于英国远征军的东面，也出现在南面和西面。他们实际上已被敌军包围。
戈特将军为了掩护侧翼与后方而仓促凑成的杂牌军，此刻正死命支撑：在阿拉斯南部，欠缺作战经验的二十三师面对德国隆美尔将军（Erwin Rommel）的坦克部队，手上连一支反坦克炮都付之阙如；在圣波勒（Saint Pol），一支机动的机器脚踏车部队正挣扎着阻挡德军第六装甲师；在斯滕贝克（Steenbecque），皇家诺桑伯兰郡燧枪兵团第九营严阵以待。这是一支缺乏训练的英国本土军，“大战爆发”时，他们负责在里尔附近兴建空军基地，如今，他们被归入称为“波尔军”的临时防卫部队。他们未接到任何指令，只知道他们的指挥官突然不见了。
此时，营中唯一的正规军官比米什上尉接掌指挥任务。他设法集结士兵，在有利的地点挖掘壕沟、架好枪支，成功阻挡德军前进，争取到重要的四十八小时。
情况难得如此井井有条。服役于运兵分队的二等兵史特拉顿，就觉得自己在法国东北部到处游荡，漫无目的。一天晚上，运兵车停在圣奥默（Saint-Omer）镇外的树林间，突然有几名法国人冲到马路上，激动地大喊：“德国大兵！德国大兵！”（Les Boches! Les Boches!）侦察队在仓促间带回令人不安的消息，德国坦克正逐渐迫近，距离只有十分钟路程。
士兵准备好战斗，然而他们的装备只有几支博斯（Boyes）反坦克步枪。这种武器面对坦克毫无用处，但是后坐力强大，据说曾导致发明者肩膀脱臼。他们收到的指示是：未听到号令之前，所有人不得开火。
紧张时刻到来，接着是隆隆作响的引擎声和脚步声，清晰可闻。声音越来越大，直到一支坦克车与摩托化步兵纵队浩浩荡荡从史特拉顿蜷伏的林间小路旁走过，简直不可思议。树丛显然掩护了卡车，因为坦克并未发现他们，而英军也从未开火来吸引注意。他们终于走了，隆隆声渐行渐远。运兵营指挥官开始研究地图，试图寻找安全的回程路线，避免另一次如此胆战心惊的经验。
部队被切断补给、迷失方向或者被完全遗忘，全都是家常便饭。平常负责操作混凝土搅拌机的工兵柯尔斯，如今被编入阿拉斯以东的麦克军。他们没有食物也没有水，因此柯尔斯与另一名上士打算趁着到奥尔希（Orchies）附近修复抽水机时，想办法挤些牛奶回来。
隔天傍晚，两名士兵修好抽水机之后，决定走进奥尔希镇，毕竟他们依旧没有食物，甚至没有毛毯。而如今这地方竟然成了一座鬼城——不论百姓还是驻军，所有人全都无影无踪。
不过他们确实发现了海陆空三军合作社的供应仓。英国阿兵哥向来把三军合作社视为满足一切需求的救星，柯尔斯做梦也想不到这样的好事，工作人员全跑光了，货架上摆满了珍馐佳肴，应有尽有。
他们找来一张担架，在上面堆满香烟、威士忌、杜松子酒和两张折叠椅。柯尔斯和上士回到抽水站，为自己调制了几杯美酒，窝在椅子上睡了几天来最安稳的一觉。
隔天早晨还是没接到命令，马路上依旧杳无人迹。他们显然已被抛下和遗忘。当天稍晚，他们见到四名同样跟部队走散的法国大兵在隔壁农场游荡。同是天涯沦落人，柯尔斯从他偷藏的三军合作社存粮中挖出五十包香烟送给他们。这几名法国兵大受感动，拿出一小只烤鸡作为回礼。这是柯尔斯和上士几天来的第一顿正餐，不过他们还不知道，这也将是他们在法国的最后一餐。
此时，他们一心只想离开抽水站。此地空无一人，这只能表示他们身处于两军交战之前无人敢闯入的真空地区。柯尔斯同意走到大马路上，心里想着或许能碰上恰好经过的后卫部队车辆。虽然机会不大，但是当一名形单影只的英国大兵骑着摩托车奔驰而来时，一切都有了回报。柯尔斯招呼他停下来，英国大兵答应跟附近一个同样迷了路、被遗忘的工兵队寻求协助。不到二十分钟后，一辆卡车突然转进抽水站前院，接了柯尔斯及他的同伴，加速朝北方相对安全的地方出发，但愿至少能获得较清楚的讯息。
通信故障的情况在西部最为严重（这是防御部队仓促成军无可避免的结果），不过其他地方的问题也很棘手。战争一开始，法军高层便抛弃了无线通信，他们说随便哪一个人都可以截取空中信号，电话线比较安全。这意味着得架设绵延数英里的电缆线，而且往往必须仰赖超载的民用电路——不过起码德国大兵不会偷听。
戈特勋爵欣然同意。法国人是作战专家，而且他们已经研究清楚了。既然他们说电话线最好，那么英国远征军照办便是。况且，法军有九十个师的兵力，他只有十个师。
五月紧接着来临，战斗面临严重考验。有些电话线很快被伦斯德的坦克车损毁，有些线路则被不断移动的盟军部队不小心切断，其他线路则在各个总部进行搬迁时断裂。光是戈特勋爵的指挥部就在十天之内迁移了七次，筋疲力尽的通信兵根本来不及架设线路。
五月十七日以后，戈特勋爵已无法跟左方的比利时总部、右方的法国第一军团，以及后方的直属上级乔治将军直接联机。命令也无法通达他麾下的指挥官。在阿拉斯，他的代理作战官陆军中校布里奇曼子爵很快认定无法仰赖总司令部。他依靠巧克力和威士忌维生，只能照自己的判断行事。
唯一可靠的通信方式是亲自拜访，或者派遣摩托通信员。个性活泼的第三师指挥官蒙哥马利少将（Bernard Montgomery）经常驾车穿越乡间，把讯息塞在手杖尾端，伸出车窗外。这时，他的随员埃尔金斯上士会骑在摩托车上，取下讯息。
接着，埃尔金斯会立刻出发寻找收件人。但是骑车在陌生的道路上寻找不断移动的部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曾经为了问路，朝坐在路边的三名士兵骑去，而在他靠近的时候，一名士兵戴上头盔，埃尔金斯及时发现他们是德军。
戈特勋爵对法国军方的不满越来越深，通信故障只是另一项抱怨。甘末林是个心灰意懒、无足轻重的人，乔治将军似乎茫然失措，而法国第一军团司令加斯顿•比约特将军（Gaston Billotte）身负联络协调的重责大任，却有辱使命。战役开打至今，戈特从未收到他的任何书面指令。
沿海及南方的法军似乎彻底丧失斗志。靠马匹拖曳的大炮和运输队伍塞在马路上，导致交通严重堵塞，引发激烈口角……不止一次争执在枪口下解决。也许因为戈特长久以来对法军忠心耿耿，所以如今倍感失望。
很难说他是什么时候突然冒出撤退念头的，不过那一刻很可能出现在五月十八日的午夜左右。当时，比约特将军终于初次拜访戈特如今位于瓦阿尼（Wahagnies，里尔南方的一座法国小镇）的指挥部。比约特原本是个高大威武、精神饱满的男人，此刻，当他展开地图显示法军对情势的最新评估时，却显得既疲惫又泄气。目前已知有九个德军装甲师正往西横扫亚眠和阿布维尔，但期间却没有任何法国部队来拦阻他们的攻势。
比约特谈到反击对策，却显然心不在焉，高特不由得相信法军的反抗行动正逐渐瓦解。既然敌军已切断西边和南边的退路，唯一的机会，似乎是往北朝英吉利海峡的方向撤退。
五月十九日上午六点，戈特召集六名高级军官开会，开始筹划撤退事宜。担任副参谋长的利斯准将（Sir Oliver Leese）原来早就开始动脑筋，他草拟了一套计划，让全体英国远征军形成中空的四边形队伍，同步朝最近的法国港口——敦刻尔克前进。
这是假设军队已遭彻底包围的状况，不过情况还没到那个地步。英军所需的是一般性的撤退，第一步是关闭位于阿拉斯的总司令部，部分人员转往沿海城市布洛涅（Boulogne），其余人员前往距离海岸三十三英里的阿兹布鲁克（Hazebrouck）。指挥部则暂且留在瓦阿尼。
十一点三十分，参谋长波纳尔中将（H. R. Pownall）致电伦敦的陆军总部，向军事行动与计划部主任杜因少将（R. H. Dewing）报告坏消息。倘若法军无法巩固英国远征军的南方前线——波纳尔警告——戈特将决定朝敦刻尔克撤退。
在伦敦，那是个宁静美丽的周日。当优雅的陆军大臣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接到帝国总参谋长埃德蒙•艾恩赛德爵士（Sir Edmund Ironside）的紧急召见电话时，正准备跟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Lord Halifax）共进一顿安静的午餐。身躯巨大笨重的艾恩赛德（无可避免地取了“小不点”的小名）对戈特撤军敦刻尔克的提议大为震惊。那会是个陷阱，他如此声明。
下午一点十五分，当波纳尔再度来电，艾恩赛德的惊惶已溢于言表。伦敦这头依然是由杜因负责接电话，他暗指戈特过于悲观，法军也许不像他担心的那样不堪。无论如何，为什么不舍弃敦刻尔克，改朝空中掩护较佳的布洛涅或加来前进？“就像龟兔赛跑的故事，”波纳尔冷冰冰地回答，“谁都以为兔子会赢得最后胜利。”
杜因这时提出艾恩赛德属意的方案：英国远征军应该调转方向，往南杀到索姆（Somme）。这个理论完全忽略英军绝大部分兵力在东面与德军陷入苦战、无法抽身的事实，但是波纳尔并未在这一点上多加着墨，他只是平静地对杜因再三保证，敦刻尔克行动“纯粹只是总司令心中的想法”……任何决策将取决于法军能否修复前线。不过由于他已公开宣称法军正“逐渐瓦解”，可以想见，波纳尔的这番话无法平息伦敦方面的疑虑。
杜因改采另一套策略：波纳尔是否明白从敦刻尔克撤退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而留在那里的兵力势必陷入险境？是的，波纳尔回答，他非常明白，但是往南前进无异于自寻死路。两人最终不欢而散，波纳尔觉得杜因“格外愚蠢、毫无帮助”，陆军总部则深信戈特即将陷入敌人圈套。
艾恩赛德要求立即召开战时内阁会议，召回各自到乡下度过宁静周日的丘吉尔和张伯伦。下午四点半，内阁在海军总部、丘吉尔喜欢称作“鱼厅”的房间（一间以欢腾跳跃的海豚木雕为装饰的会议厅）集合。
丘吉尔跟艾恩赛德的看法完全一致：唯一的希望是往南驱进，在索姆与法军会合。其他与会人士纷纷附和。他们决定由艾恩赛德亲自跑一趟，当面把战时内阁的指令交给戈特，当天晚上即刻动身。
晚上九点，艾恩赛德从维多利亚车站搭上一班特别列车，二十日凌晨两点抵达布洛涅。到了上午六点，他便直闯戈特位于瓦阿尼的指挥部。有战时内阁的指示做后盾，他告诉戈特，唯一的机会是率领大军调头，朝南方的亚眠前进。如果戈特同意，他会立即发布必要的命令。
但是戈特不同意。他不发一语地思索片刻，然后解释，英国远征军此刻跟东面的德军打得难分难解，根本不可能调头朝另一个方向前进。要是这么做，敌军会立刻突袭后方，把他杀个片甲不留。
那么，艾恩赛德问，戈特能否至少调动两个后备师往南推进，或许有机会跟北上的法军会合？戈特认为或许可行，但他们首先必须跟战区总指挥比约特将军做好协调。
艾恩赛德立即带着波纳尔赶往位于朗斯（Lens）的法军总部。他找到比约特和第一军团的布兰乍得将军（Blanchard）——两人都濒临崩溃状态，浑身颤抖、彼此叫嚣，毫无任何计划。脾气火暴的艾恩赛德受不了了，他抓住比约特的外套纽扣，试图摇醒这个男人。
双方最终达成共识。法军的几个轻机械化小队隔天与戈特的两个预备师并肩在阿拉斯南方发动攻击，然后与其他往北推进的法军会合。换上新的最高指挥官应该也会有帮助：温和的甘末林终于被马克西姆•魏刚将军（Maxime Weygand）取代。魏刚将军七十三岁高龄，但是据说浑身充满热情与干劲。
艾恩赛德回到伦敦，深信一旦两军会师，就能打开英国远征军调头南下的路线——这仍是他最属意的方案。戈特还是没被说服，但他是个好军人，愿意姑且一试。
五月二十一日下午两点，富兰克林少将（H. E. Franklyn）率领一支临时拼凑的部队，开始由阿拉斯南下。如果一切顺利，他应该会在两天之内跟北上的法军在康布雷（Cambrai）会合。可惜诸事不顺。富兰克林表面上拥有的步兵兵力，大多陷在别的地方无法抽身。左面的法国援军迟了一天抵达。照理应该从索姆北上的法军从未付诸行动。德军比预期的更难对付。当天晚上，富兰克林的攻势便渐渐熄火。
戈特将军毫不意外，他从头到尾就不相信这套南进计划。下午三点左右，甚至在富兰克林遇上麻烦之前，戈特就针对整体局势对麾下的指挥官勾勒出一幅悲观的前景。富兰克林的进攻被视为“替法军打气的非常手段”，不值一提。
同时，在另一场参谋会议中，戈特的行政官：陆军中将道格拉斯•布朗里格爵士（Sir Douglas Brownrigg）下令将后方总司令部由布洛涅搬到敦刻尔克，医疗人员、运输部队、工程营及其他“米虫”即刻迁移。后来在另一场会议中，则对这些部队颁布了一套精密详尽的撤退指令：“车辆抵达各个撤退港时，驾驶员及军用卡车必须留下，当地运输人员必须做好停车安排……”
然而，在这慌乱的下午所举办的一场重大会议，戈特和他的参谋全都缺席。新上任的盟军最高司令魏刚将军从巴黎飞抵伊普尔（Ypres），对困军的指挥官（包括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三世）说明他的计划。不过没人找得到戈特。他再度迁移他的指挥部——这次是搬到里尔以西的普雷梅凯（Prémesques）。等到他和波纳尔抵达伊普尔，已经太迟了，魏刚已打道回府。
这表示戈特必须间接从比约特口中听到魏刚的计划。这真是糟糕，因为英军在这套计划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英国远征军将担任先头部队再次南击，设法与另一股北上的法军会合。如果法国和比利时部队愿意协助作战，戈特同意调遣三个师的兵力——不过要等到五月二十六日以后。
尽管戈特同意计划，却无法衷心信服。回到普雷梅凯之后，波纳尔立刻召见代理作战官布里奇曼中校。然而召见的目的并非要布里奇曼挥军南下，相反地，布里奇曼奉命拟订往北的撤退计划，将全体英国远征军退到海岸边等候撤离。
布里奇曼殚精竭虑，彻夜筹谋。最初的前提是，军队可以在加来到奥斯坦德（Ostend）之间的任何地点撤退，他必须找到英国远征军三个军团最容易抵达与防御的一段海岸。哪里有最佳的联外道路？哪里有最好的港口设施？哪里最可能得到空中掩护？哪里的地形最适合防守？有可以保护侧翼的运河吗？有可以作为据点的城镇吗？有可以泄洪的水闸来阻挡德军的战车吗？
他凝视地图，构想渐渐成形。最好的选择是敦刻尔克到比利时奥斯坦德之间的二十七英里海岸。到了五月二十二日上午，他已筹划周全，没有遗漏任何细节。各军团的撤退路线与部署的海滩都已分配完成。
同一天早晨，丘吉尔再度飞抵巴黎，希望能更清楚掌握军事情势。雷诺到机场迎接，然后急如星火地赶往位于凡森（Vincennes）的帝国大兵团总部（Grand Quartier Général）。这里的东方地毯和摩洛哥哨兵营造出一股不真实的味道，让丘吉尔的军事顾问哈斯汀•伊斯梅爵士（Sir Hastings I**ay）想起了电影《万世流芳》（Beau Geste）的场景。
首相在此首次会见魏刚。跟其他人一样，丘吉尔也对这位新司令的干劲和活力（伊斯梅心想，就像皮球一样）印象深刻。最棒的是，他的军事思维似乎跟丘吉尔相去不远。据丘吉尔所知，魏刚的最新计划是要英国远征军的八个师和法国第一军团在隔天朝西南方进击，比利时骑兵队在右翼策应。这批部队将和另一股从亚眠北上的法军“联手合作”。当天晚上，丘吉尔发电报给戈特，热烈支持这项计划。
“那家伙疯了。”隔天早晨（二十三日）电报抵达戈特指挥部时，波纳尔如此反应。军事情势前所未有地险峻：在西面，伦斯德的A集团军正朝布洛涅、加来和阿拉斯逼近；在东面，波克的B集团军迫使法军前线节节败退。而所有人，包括丘吉尔与艾恩赛德等显然对真实情况一无所知。有八个师陷入缠斗，根本无法抽身﹔法国第一军团溃不成军﹔比利时骑兵队根本不存在——或者看似如此。
雪上加霜的是，比约特在车祸中丧生了，而他是唯一掌握魏刚计划第一手资料的人。他的继任者布朗夏尔将军似乎是个无可救药的书呆子，毫无指挥大军的雄图与能力。横向沟通全面断线之后，绝无可能在短短几小时之内集结三个不同国家的军力投入作战。
伦敦和巴黎继续做着美梦。魏刚与丘吉尔会面之后，发布了“第一道作战命令”，要求北部军队阻挡德军抵达海岸——完全无视德军已到达海岸的事实。五月二十四日，他声称刚刚成立的法国第七军团已挥军北上，收复了佩罗讷、阿尔贝及亚眠。一切只是幻想。
丘吉尔同样活在幻想世界中。二十四日，他对伊斯梅将军发出连珠炮似的叩问。为什么被孤立在加来的英军不干脆突破德军战线，跟戈特会合？为什么戈特不去找他们？为什么英国的坦克打不过德国的枪炮，而英国的枪炮却不敌德国的坦克？首相仍然坚信魏刚的计划，艾登发出电报敦促戈特全力配合。
将军竭尽所能地配合。他在魏刚计划中担负的南下攻击任务仍依计划进行，不过英国远征军提供的兵力由三个师缩减为两个师。德军在东面的压力让他们别无选择。为防万一，将军也命令布里奇曼上校随时更新撤退计划。二十四日早晨，上校制订了“第二版”的计划。最后，戈特要求伦敦派遣帝国副参谋长约翰•迪尔中将（John Dill）前来。迪尔原是戈特麾下的第一军军长，四月以后才转调总参谋部。他比较可能理解状况。如果他能亲眼看看情势有多坏，或许能让伦敦稍微恢复清醒。
“北部地区战情危急，不可轻忽。”五月二十五日早上，迪尔在抵达的一小时十分钟后报告。他的电报接着描述德军的最新攻势。他向伦敦保证盟军的南下计划依旧没变，不过补充说道：“鉴于前述情况，上述的攻击恐怕无关痛痒。”
此时，布朗夏尔将军现身了。他用罕见的乐观态度表示法军可以投入二到三个师的兵力以及两百辆坦克参与作战。迪尔满怀希望地回到伦敦——对于法军的实力，他比戈特更有信心。
这是当天的最后一条好消息。上午七点左右，东边开始传来科特赖克（Courtrai）附近的比利时防线即将崩溃的消息，而英军和比利时军队计划在科特赖克会合。如果真的被突破，波克的B集团军很快就能跟西边的伦斯德A集团军连成一线，彻底切断英国远征军通往海岸的退路。
比利时没有后备兵力，若要阻挡德军，只有靠英国人了。不过英军也已几乎不堪负荷。当负责镇守这块危急地区的艾伦•布鲁克中将（Alan Brooke）向总部求援，戈特顶多只能拨出一个旅的兵力。
那根本不够。消息越来越糟，平时很可靠的第十二枪骑兵队表示敌军已在利斯河（River Lys）一带冲破比利时防线；第四师的联络官报告，在他前面的比利时军已完全放弃作战，只是坐在咖啡馆里闲晃。
到了下午五点，戈特听不下去了。他独自躲进位于普雷梅凯的办公室，思索他从军以来最重大的决策。他手上仅剩的兵力，就是预计参与明天南下攻击的两个师。如果派他们北上填补比利时防线缺口，就是抗命，他将破坏与布朗夏尔之间的默契。他背弃的不仅是魏刚的计划，还包括丘吉尔、艾恩赛德与其余人等的见解，他将率领英国远征军踏上一条只能往海岸前进的不归路，冒险撤退。
另一方面，如果他信守承诺，派遣这两师的兵力南下，那么将被切断往海岸的退路，被彻底包围。唯一的机会是等待索姆以南的法军在最后一刻驰援，但是对此他不抱什么指望。
决策已定：派兵北上。下午六点，他取消了南攻计划，发布新的命令：一个师即刻与布鲁克会合，另一个师随后赶到。鉴于戈特对法军信心全无，他本该可以更快做出决策。但由于他骨子里有着服从、负责和尽忠的品性，如此违抗命令是一次惊人的冒险。
一个塞满文件与一个小型脱靴器的皮夹子，帮助他更加坚定决心。这是英军侦察队炸毁一辆德国指挥车所缴获的。戈特做出重大决策后不久，布鲁克带着这个皮夹前来指挥部开会。两名将领磋商之际，情报幕僚检查皮夹里的文件。其中包括了对伊普尔进行猛攻的作战计划——这证实了戈特取消南攻、转而北上的决定非常明智。
只有一件事要担心。万一这些文件是诱敌的圈套呢？不，布鲁克拿定主意，从脱靴器可以看出文件是真的。就连希特勒最精明的情报员都不可能如此神来一笔。比较可能的情况是，这个皮夹属于一个真正的幕僚人员所有，而这个人的靴子太紧。
要是戈特得知伦敦也在深切反省，他的决策恐怕不会如此困难。迪尔回到伦敦，他的评估终于让陆军总部相信戈特正面临极为凶险的局势。联络官传回来的消息指出，索姆一带的法军绝无可能驰援；新成立的军队才刚刚开始集结。五月二十六日，陆军大臣艾登发电报给戈特，表明英国远征军的安全是当前第一要务。
根据目前局势，你的唯一选项，或许是争取向西，退到格拉沃利讷（Gravelines）以东所有可以登船的海滩与港口。海军会提供舰队与小型船只，皇家空军也将全力支持……首相将在明天下午会见雷诺总理，届时，情况会更加明朗，包括法军对此计划的态度。与此同时，切莫跟法军或比利时军讨论这项未定的行动。
戈特不需要被提醒。当他收到艾登的电报时，才刚刚跟布朗夏尔将军开完晨会。他在会中表明取消南攻计划的决定，法军赞成联合向北撤退。他跟布朗夏尔拟订了退后路线、时间表，以及沿着利斯河的新防线——不过撤军的事，他只字未提。事实上，在布朗夏尔眼中，盟军不会进一步撤退。利斯河将是掩护敦刻尔克的新防线，让盟军在佛兰德斯占有一个永久据点。
对戈特来说，敦刻尔克并非据点，而是帮助英国远征军回家的跳板。艾登在当天下午发来的另一封电报，证实了他的观点。电报中表示，“除了退回海岸，你已别无选择……你如今受命即刻联合法国与比利时军队朝海岸撤退。”
撤退已成定局，但是出现一个新的问题：他们有办法撤离吗？五月二十六日，英国远征军和法国第一军团挤在内陆和大海之间的一道狭长走廊——纵深六十英里，宽仅十五到二十五英里。英军大部分集中在距离敦刻尔克四十三英里的里尔附近，法军的位置还要更南。
在走廊的东面，被围困的盟军将面对波克庞大的B集团军；西面则面对伦斯德A集团军的坦克和摩托化步兵师。伦斯德的装甲部队已抵达西边的布尔堡（Bourbourg），距离敦刻尔克仅十英里。德军率先抢占敦刻尔克，似乎已是十拿九稳的事。
“如今只有奇迹才能挽救英国远征军。”五月二十三日，德军逐渐形成合围之势时，布鲁克将军在日记中写道。
“接下来几天，我军训练有素的士兵将被全数歼灭——除非奇迹出现。”艾恩赛德将军二十五日写道。
“我不能隐瞒您，”戈特在二十六日发电报给艾登，“即便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将无可避免地折损绝大部分的战士及装备。”
丘吉尔认为只能救出两万到三万名士兵，不过首相的个性好斗而乐观。以前和平时期，他曾经跟艾登同游戛纳。他押注十七号，结果赢了俄罗斯轮盘。如今，在战时内阁气氛特别低迷的场合，他突然转身对艾登说：“也该是出现十七号的时候了，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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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采用的是当时通用的地名。如今，埃斯科河一般被称作斯海尔德河（Scheldt），拉帕讷（Le Panne）镇变成了德帕内（De Panne）。——译注 敦刻尔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