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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和他的德国纳粹党都是一群极端的种族主义狂人，极力鼓吹“日耳曼种族优越论”。
为了贯彻元首的意志，同时也为了打造一支纳粹精英力量，纳粹党卫军头子希莱姆成立了“德意志祖先遗产研究会”。
研究会网罗了一批科学家，主要研究一些神秘课题，如雅利安人的起源、冰河世界理论、亚特兰蒂斯传说，以及德意志遗迹、日耳曼历史等。最主要的目的是通过自然科学的研究，来论证日耳曼精神的合法性。
在纳粹种族主义的洗脑下，这些专家学者逐渐背离了科学的本质，捏造了一个弥天大谎：雅利安人原本是统治地球的神族，拥有无边的法力。当世间万物遭遇滔天洪水时，雅利安人来到了西藏之巅，躲过了这场劫难。
雅利安人后来长途跋涉来到欧洲，并在那里成为日耳曼人，因血统被污染，而使得法力消失。所以希拉姆推行了一项臭名昭著的“生命之源”计划。
为了提纯日耳曼血统，希莱姆在全国范围内筛选祖宗八代都是纯种日耳曼人的青年男女，把他们集中起来，像养殖场一样为希特勒繁殖金发碧眼的战士。
然而，德军战车正以闪电般的速度征服欧洲，这个计划显然跟不上希特勒的脚步。这时曾两次跟随美国科学家进入川藏边缘的德国人费舍尔进入了希莱姆的视线。
希莱姆和他手下的科学家都深信：西藏是亚特兰蒂斯雅利安原始民族的避难地，那里保存着他们的所有重大秘密。然而，费舍尔对这种神秘主义并不感兴趣。
他认为：地理大发现时代结束后，人类已经探查了世界的总体面貌，只有西藏这个空白点还是迷雾重重，作为强大的德意志民族应该将其从地图上征服。
1938年，经希特勒批准，希姆莱派遣“德国党卫军塞弗尔探险队”奔赴西藏进行探险考察，目的是寻找日耳曼民族的祖先——亚特兰蒂斯神族。
这次考察团的团长是博物学家、人类学家恩斯特·塞弗尔，当时年仅26岁。此外还包括人类学家布鲁诺·贝格尔、植物学和昆虫学家摄影家恩斯特·克劳泽，地球物理学家卡尔·维内特，以及探险队的管理者埃德蒙·格尔。
这群人以科学考察的名义隐藏其真实目的，受到了当地藏人的欢迎。考察队测量了很多西藏人头部的尺寸，并将这些人的头发与其他人种的头发样本进行比对；他们还通过被测者眼球的颜色来判断其种族纯净程度；为保留数据，这些纳粹分子用生石膏对十几个藏族人讲行了面部和手的翻模，制作了这些人头部、脸部、耳朵和手的石膏模型。
1939年8月，考察队回到德国，受到希姆莱的热烈欢迎。希姆莱向塞弗尔颁发了“党卫军荣誉剑”。
另外，考察队还向希姆莱汇报了一个“重要情报”，他们从当地人口中得知，在西藏的某个地方，隐藏着一个叫沙姆巴拉的洞穴，据说那里诗“地球轴心”的所在地，里面蕴藏着无限能量。希姆莱对这个神话般的消息深信不疑。
第二次探秘西藏
1941年12月底，德国军队在莫斯科会战中惨败，损失惨重。面对苏联苏联战场上的败局，希姆莱想到了“地球轴心”。在得到希特勒同意后，希姆莱又派了一支考察队，深入西藏，找到“地球轴心”，打造所谓的“不死军团”。
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1943年1月，考察队正式启程。
这次考察队的领队叫海因里希·哈勒，他是一位职业登山运动员，他带领着五个人组成考察团前往西藏。这一次，他们的考察并不顺利。1943年5月，哈勒等人在印度被英军逮捕。但不知为何，哈勒一群人居然能够越狱成功，逃出战俘营。从而由印度进入西藏。
在欧洲，长期流传着一个关于亚特兰蒂斯的传说。在传说中，亚特兰蒂斯大陆无比富有，那里的人是具有超凡能力的神族。
有关它的文字描述，最早出现在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著作中。他写道：“12万年前，地中海西方遥远的大西洋上，有一个令人惊奇的大陆。它被无数黄金与白银装饰着，出产一种闪闪发光的金属——山铜。它有设备完好的港口及船只，还有能够载人飞翔的物体。”在一次大地震后，这块大陆沉入海底，一些亚特兰蒂斯人乘船逃离，最后在中国西藏和印度落脚。
那是一个名叫沙姆巴拉的洞穴，里面藏有“地球轴心”，它还可以控制时间的变化，打造出一支神兵。这很明显是一个谎言，德国人却信以为真。1942年底，德军在苏德战场开始节节败退，形势对他们极为不利。希姆莱突然想起上次在西藏听说的那个神秘传说，就和希特勒进行了密谈，希特勒眼前一亮，居然有这好东西，赶紧去寻找。1943年，另一支探险队出发了。
二战前夕，纳粹德国曾对中国西藏开展了一次秘密考察。和出于政治妄想而展开探险的军人有别，这支队伍中的学者满怀探索未知世界的梦想，并收获颇丰。这趟非凡旅程取得的学术成就，不可避免地因为同纳粹政权的瓜葛而蒙尘。
柏林自然历史博物馆因丰富的藏品而闻名。比大厅里那具恐龙骨架名气更响的，是一排柜子里存放的3000余件动物标本——它们来自80年前的中国西藏地区。在那个年代，这些珍贵的标本是如何漂洋过海的？其背后的故事被赋予了浓厚的神秘感。
二战爆发前不久，德国生物学家恩斯特·谢弗和一群纳粹党卫军成员远赴西藏。探险队员白天忙着研究当地的风土人情与飞禽走兽，晚上则把自己关在用牦牛毛编织的帐篷里，畅饮产自东普鲁士的杜松子酒。
这场现代科学史上最具争议的考察之一收获颇丰。谢弗和他的同事不仅得到了上万件标本，还获赠各种富于异域风情的工艺品，它们至今仍被保存在德国中部小城加特斯莱本。同等重要的还有总长17500米的胶卷，外加一封西藏地方**领导人致“希特勒阁下”的信件。
至于这封现存于巴伐利亚州图书馆的信为什么从未被送到希特勒手上，答案如这次行动的真实目的一样模糊不清。有传言称，党卫队头目希姆莱命令谢弗等人搜寻有金色卷发的“始祖雅利安人”，德国军方还要求探险队寻找适于在寒冷地区使用的战马。
觊觎西藏的英国人以警惕的目光打量着这群不速之客。如后世的一些历史学家所言，纳粹德国想提前探索亚洲腹地，或许是觉得德国和日本的势力范围有可能在这里相撞。
现在，德国学者皮特·迈耶-胡辛的新著《纳粹在西藏》给出了相对平衡的见解。通过对原始档案的分析，他得出结论：这趟前往冰雪覆盖的喜马拉雅山的旅程具有两重属性：党卫军策划的秘密行动，以及学者对未知世界的求索。
年轻科学家面临危险诱惑
作为这场冒险的主角，恩斯特·谢弗年轻时就在自然科学界崭露头角。父亲是成功的商人，谢弗却很反感生意场上的勾心斗角，上中学时经常去山中狩猎。开始系统地学习生物学后不久，这位高材生和美国百万富翁布鲁克·多兰二世成了朋友。后者打算前往闭塞的中国西南部地区考察，需要一位能干的伙伴。
1931年，两人首次进入中国川藏交界地带的原始森林。根据多兰的回忆，谢弗展现了优秀猎手的本色，很快，他们的行李里就塞满了动物毛皮，不仅有喜马拉雅斑羚、鬣羚和扭角羚，还有大熊猫。
美国费城自然科学院发现了谢弗的才干，将其招揽为特邀研究员。回国后，谢弗凭借在旅程中记录下的文字赚了一笔稿费。1933年，德国进入纳粹统治时代，这位学者依然醉心于荒野的呼唤，和“美国佬”多兰在长江源头又待了差不多两年。
当这位学术新星在多兰的豪华牧场庆祝26岁生日时，向他献殷勤的除了美国人，还有纳粹政权的宣传部门乃至军队——根据希特勒与希姆莱的授意，后者试图为第三帝国的西藏探险计划披上学术外衣。
彼时，欧美人想象中的西藏隐藏着无限的秘密。虽然英国在20世纪初就派遣士兵用武力打开了西藏的大门，但此后30多年间，当地仍处于封闭状态，拒绝外国人游览。
西藏的封闭进一步激发了纳粹德国对它的兴趣。1936年春，希姆莱发了一封越洋电报给谢弗：“请返回德国，有要事相商。”后者同意了。
战争结束后，谢弗曾懊悔地表示，自己和后来成为大屠杀设计者的希姆莱结盟，是“这辈子最后悔的错误”，但梅耶-胡辛的新书指出，谢弗的举动完全是出于功利动机。
谢弗意识到，摆在自己和党卫军之间的是笔“浮士德式的交易”。在希姆莱及其亲信那里，所谓“雅利安史前文明论”十分流行，这些人宣称，雅利安人的祖先很早就建立了现代化国家，后来毁于天灾。到20世纪，只有喜马拉雅山附近还有这个“超级人种”的残余。
数十年来，公众舆论紧抓不放的正是纳粹德国西藏探险活动的政治意涵。在文学家笔下和互联网上，以科学家身份卷入这场活动的谢弗，也被描绘成寻找圣杯的希特勒门徒。
这种观点随着一尊“来自太空的佛像”的曝光而登峰造极。这尊佛像据说是谢弗等人在考察中获得的战利品的一部分。材料学分析表明，佛像所用的材质来自1万年前在西伯利亚和蒙古之间坠落的一块陨石。
不过，《纳粹在西藏》提出了另一种观点：材料的确来自太空，但佛像本身是由现代人打造的。有人试图围绕这个物件的来源编造传说，目的只是为了让它身价倍增。
探险队从一开始就产生了“令人困惑的分裂”，梅耶-胡辛在书中如是说。他认为，希姆莱等人对雅利安文明起源的狂热追寻，对作为名誉队长的恩斯特·谢弗并无实质影响，相反，纳粹高层与谢弗观念不合，双方多次闹得不欢而散。最终，希姆莱决定全盘接手该计划，他大笔一挥，所有队员摇身一变，都获得了党卫军军官身份。
探险队员头盔上的卐字标志引起了英国方面的警觉。队伍于1938年4月踏上旅程时，谢弗发现，他们拿不到英属印度的入境许可，因为殖民当局认为他们有间谍嫌疑。
好在，这位出身上流社会的学者懂得如何运用个人魅力。队伍到达加尔各答后，他独自坐了36小时的火车，穿过无数个土邦，觐见时任印度总督林利斯哥勋爵。殖民地当局的一份备忘录显示，谢弗表现得“精通谄媚”，让东道主无法请他吃闭门羹。
在伦敦，外交场内外的运作也在加紧进行。受在德国的亲朋好友之托，不少英国右翼分子争相游说时任首相张伯伦。最终，出于绥靖主义，张伯伦给谢弗等人开了绿灯。
德国人重新上路时，日历已翻到夏天。这些不速之客赶着牛车和马匹，气喘吁吁地翻越一个又一个海拔5000米以上的山口，逐步接近青藏高原资源最丰富的地区。
考察开始前的1937年11月，恩斯特·谢弗的妻子意外身亡，让他郁郁寡欢。每到夜晚，和周围的职业军人说不上话的他便钻进帐篷，朗诵歌德的《浮士德》。收音机里传来的舞曲不足以提高他的兴致，更不用说那一成不变的食物，“除了面条，还是面条”。
麻烦并未至此结束。因为不能“合法”进入西藏，探险队在边境无所事事地度过了几个月，才等到了“走后门”的机会。某日，边界对面过来一位西藏当局的行政人员，谢弗对其奉承有加，端茶倒酒不说，还故作慷慨地向前者赠送了大堆食物和生活用品。
他的贿赂战术成功了。几星期后，西藏当局允许这群“外宾”访问戒备森严的拉萨，条件是不得携带技术设备。许可文件还注明，不许他们“捕杀禽类或哺乳动物”。
1938年12月22日，身着党卫军制服的一行人终于正式踏入此前被视为“禁区”的西藏核心地带。在冒着零下30摄氏度的低温徒步穿越积雪覆盖的草原期间，他们不忘用自制的金箔装饰了一棵圣诞树。到达拉萨时，这些被希特勒寄予厚望的精英看上去活像一群流浪汉——“金发碧眼，胡子拉碴”，所到之处总能吸引大批当地人围观。
20世纪30年代末，拉萨这座城市约有2.5万名居民，周边地区居住着数以万计的僧侣。《纳粹在西藏》一书称，游览布达拉宫等地时，德国人与那些派头十足且不苟言笑的英国外交官不同，始终衣着随意、神情放松。连续多日，他们邀请当地的达官显贵参加宴会，留声机里播放着欧洲风情的乐曲。他们的酒量也成了街头巷尾的谈资。
名义上是奉“元首”的命令，前去搜寻“被遗忘的雅利安人宗亲”，但梅耶-胡辛写道，那些党卫军成员似乎更乐意把这次行动看成公费旅游。事实上，在外界想象中充满未知数、本应秘而不宣的异域探险，绝大多数时候是在觥筹交错和声色犬马中度过的。
学术成就遭“政治”拖累
以恩斯特·谢弗为首的学者没有放弃这千载难逢的机会。他们无视禁令，大肆捕杀飞禽走兽，完成地磁测量，开展人类学研究，还拍摄了宗教人士主持“天葬”的影片。有几次，这些带着相机的德国人在宗教仪式上过度活跃，差点被民众处以私刑。
在备忘录中，紧盯探险队一举一动的英国官员指责德国人举止粗鲁，把谢弗描绘成“法西斯主义的传教士”，但他们的言辞中也含有一丝嫉妒。作为梅耶-胡辛笔下的“社交高手”，谢弗甚至说服当局把探险队的停留期限延长了半年。1939年年底的一份文件显示，谢弗等人试图将军火送进西藏，但直到今天，这一举动的目的仍然是谜。
二战爆发3周前，这一混杂着“间谍活动、醉酒狂欢和资源劫掠”的奇特任务告一段落。除了3000多具动物标本，考察队还带回了矿物样本、地形图和数万张照片。 重铸山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