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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醒龙
经典从来都是从火热的生活现场中来。
一九九二年我发表了以乡村教师为典型人物的中篇小说《凤凰琴》，二〇〇九年又出版了同样以乡村教师为典型人物的长篇小说《天行者》。因为大家认为我对乡村教育比较了解，二〇一六年四月，湖北省政协邀我参与民族地区基础教育问题的调研。调研中，大家对一处只有两名小学生、却按规定配置三名教师的乡村教学点的撤销与保留，产生分歧。有人认为，与其花了钱还无法保证教学质量，不如将两个孩子送到山下有寄宿条件的重点小学就读。而我却有不同看法：这样的教学点，在教导孩子学习知识时肯定有欠缺，教学成本也会高出很多，但是能最大限度地保证孩子们在成长过程中有温暖亲情和符合道德的人性参与。亲情人性一旦缺失，所造成的人格缺陷，花再多的金钱也无法弥补。以往乡村孩子与城市孩子在教育上的差别只是知识层面上的，如果只考虑教学成本，强行将孩子们集中到有条件寄宿的学校，造成亲情断裂，将来城乡差别就不仅仅是知识层面，而是更为严重的人性人格的强烈差别。我的意见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这个教学点最终得以保留下来，没有被撤销。生活有所欠缺，不等于没有希望；人生出现迷茫，不等于就是丑陋；社会需要调节，不等于要冷冰冰地拒人以千里之外。
这些现实故事，正是在鲜活丰满的社会生活中，努力寻找文学真谛、创造经典文学的第一现场。从《凤凰琴》到《天行者》，这些作品所延续的，是从卑微世俗中发掘生命意义的经典性，这种经典性总是用来映照和塑造伟大的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和中国英雄，是文学创作与火热生活的天作之合。
不管我们有没有发现，经典一直存在。经典在成为经典之前，与普通事物的观感毫无二致。要将经典从看上去一模一样的事物中发掘出来，必须经过长期积累，并尽可能向事物的外部延伸观察，向事物的内部深入思索。身为小草，必须了解大树。作为江海必须追溯溪流。
经典来自于火热的生活，但火热的生活不会自动成为文学的第一现场。特别是新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一些所谓火爆现场，往往是经过人为改变，甚至蓄意制造的第二现场、第三现场等，还有可能是黑白颠倒、人妖不分的伪现场。那些能发现真相的有效的第一现场，只要进入情怀，就会有可能踏上经典的坦途。任何意图以一己之好遮蔽世间真相的第二现场、第三现场等，无论如何言说，也注定是过眼云烟。今年夏天，长江中下游的大洪水过后，西方有些媒体讽刺中国，说河堤溃口了，洪水泛滥了，再也没有人跳进惊涛骇浪里组成人墙保护家园，宁肯袖手旁观，等着军队、专业人员匆匆赶来。殊不知，今天的中国经济社会和科技发展早已超越愚公移山、精卫填海等原始劳动方式，以往最常见的堵洪水的门板，也鸟枪换炮了。新机械、新技术、新材料的使用，使得抗洪更加专业化、更能提高救灾的效率，这是以前想象不到的。而且，从另一个侧面看，过去为了堵塞溃口，不经任何人同意，就可以砍伐的普通林木，受到林业法的保护。那些作为私有财产的经济林木，哪怕动一片叶子也可能受到法律追究。可以就近取土的耕地同样受着各种法律的保护。更加难能可贵的，救灾的过程的科学化体现了对救援人员、受灾人员生命的珍视，良田熟地被水淹了还可能再造，生命一旦失去就无可挽回。这些，何尝不是一种发展和进步？
身为作家，如果我们不能在第一现场目击到这些，或者理解不到位，甚至盲目听信一些人的胡编乱造，不仅会失去体察文学现场的真正意义，也将失去创造文学经典的唯一基础！
经典是文化自信的产物，对经典的认定更是自信心的表现。二〇一六年八月中旬，中国作协安排我为第四届世界汉学家文学翻译研讨会做总结发言。我说了一番话，大意是作为主流的汉学家应当让自己的翻译作品成为了解中国历史主流、中国社会主流、中国文化主流和中国文学主流的有效窗口，而不是专事窥探中国社会不足之处的猫眼。作为21世纪的中国作家，那种过分迁就西方文化口味的谦虚，将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大忌。要理直气壮地告诉世界，他们目前所接触的只是中国文化的边角料，离真正优秀的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本体的还很遥远，还要继续用心修炼才行。
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中华民族的大发展在人类发展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以中国之丰富、生动的文学元素漫山遍野，加上不可阻挡的民族复兴气势，作家没有理由不投身讲好这些史诗故事的实践，也更没有理由不去坚定创作史诗的雄心。面对这种影响深远的变化，我们有责任写出中华民族新的史诗，也有责任重现中国文化的高贵境界和伟大传统。
经典是伟大而永恒的，经典的发现是日新月异的，认知经典、创造经典的能力也需要不断成长。作家在成为历史与时代的书记员的同时，也时刻不能忘记自己就是这部史诗的亲历者和创造者。接下来，还有更多文学的第一现场需要作家不负时代情怀地投身其中，及时感知每个人的命运、每个群体的命运、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的那些改变，从平凡中发现伟大，从质朴中发现崇高，从变化中发现进步，努力创作经典之作，以文脉传承国脉，以文运复兴国运，担负起铸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的文艺高峰的重任。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日于北京 刘醒龙自选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