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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铭传设计的台湾铁路由基隆至台北,由台北至台南,但修至新竹时便被迫停工了。这其中的原因很多,有经费、技术、地形、人员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台湾西部以山地为主,山高海拔在3000-3500米以上,岩壁峭立,丛林覆盖,间有深谷,水流湍急。尤其在春夏之交,山水涨漫,给铺轨工作带来很大的不便。在这山水相间的地区修筑铁路,只能绕山而行或穿山而过,凿山架桥成了最大的难题。自大稻埕工程开工,中间经过狮球岭,需开凿长18锁的隧道;涉淡水河,需架设长1520英尺的桥梁;越龟仑岭,经桃园、中坜、大湖口,到新竹,需架设长桥3座:红毛田溪750英尺、凤山崎溪680英尺、豆仔埔溪617英尺。正如刘铭传继任邵友濂所言:“台湾土地松浮,田园漫衍,培筑不密,随见崩塌。又或坡陀参差,峦壑倚伏;曲直不定,高下靡常。北穿狮岭,洞隧百寻;南度龟仑,坡逾九折,路工之难如此。又或溪涧纵横,宜临宜束;水流湍急,因势筑防;矗址重渊,构基陡岸;洪波方迅,垒石旋倾;积沙既深,插桩亦陷,桥梁之难,又如彼”[1](P369)。当时架桥筑路的技术很原始,缺乏现代化的工具,架桥时先在河水中钉下木桩,然后塔上钢轨,在建筑中,往往因不符合技术要求,工程修而复拆、拆而复修,严重影响工期。
为了保证工期的顺利进行,刘铭传曾派军队参与筑路工程,如修筑台北至基隆段,自大稻埕开工时,由余得昌带昌字营负责狮球岭隧道的开凿,但很快因抚垦和剿匪的需要,各军纷纷从铁路工地撤出,给铁路的铺设带来很大的影响。此外,“勇于任事、商民信服”的招商大员李彤恩于1888年底去世,杨宗瀚因病假归,委办委员或死或病,以致“商民观望不前”,经费无着。原定招集资本100万两,但认购者70万两,实际收得股金仅30万两。刘铭传借支银20万两。工程上马后,全线铺开,资金已呈捉襟见肘之势。刘铭传感到铁路随时会有停工的可能,问题严重,“不独已费公款,无可归还,且购到铁条、铁桥、木料、火车,弃置尤为可惜”[8](P209),对此,刘铭传及时上《台湾铁路改归官办折》,请求将台湾铁路由商办改为官办,并动用福建省每年协济银44万两中尚余未解的104万两挪作铁路急用。清廷同意了刘铭传所请,但清**财政状况也日益恶化,光绪年间军费居高不下,对外赔款日增,1885-1894年,每年财政赤字高达200-700万两,根本无法承诺一次拨付福建协济银。刘铭传又于1890年3月上折请从海关赢余中抽费铺路,但已无济于事。
1891年,刘铭传因病辞职离台,新任台湾巡抚邵友濂上任。当邵友濂上任时,原定福建省每年向台湾协饷44万两已5年期满,相当于台湾年财政收入1/5的协饷银停付后,台湾财政更趋紧张,并出现赤字478056两。为此,邵友濂针对台湾财政恶劣的状况,只得对台湾各项产业计划采取了紧缩政策。台湾铁路工程艰巨,费用浩大,至刘铭传离台时基隆至台北的线路才建成,其长度也仅为基隆至新竹的1/3,如果仍要计划修至台南,已难以为继。邵友濂审时度势,不得已向清廷提出了“停办铁路,以节度之”的建议,他认为,“竭官绅之力经营数年,若不妥筹收缩,不特料件购备尚多,工程已致五六成七八成者均属弃置可惜,且所谓利商便民,裨益海防竟成虚语,亦与刘铭传奏办海军衙门议准初衷相乖”。当由基隆至新竹线铁路全部建成后,清廷允准邵友濂所请,下诏曰:“台湾铁路经费不足,拟修至新竹县即行截止”[9](P1012)。虽然台湾铁路未能实现至台南的计划,它恰恰反映了创业之艰难,正如李鸿章所评价的那样,“能有艰难之缔造,方能有以后之继续,刘铭传对台湾铁路之兴造,虽因故而未能竟其全功,但其艰苦缔造之精神,当永为人称道于不衰”。
很多人说是1895年之后日本侵占台湾之后才推动了台湾的近代化。其实不然,台湾铁路的修建,正是中国人靠自己的力量,推动台湾近代化的一个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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