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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豪杰办成了如此惊天动地的大事，中国人奔走相告，欢欣鼓舞，外国人却是很不高兴。在一些外国人的眼里，不管中国人做了什么事，包括十八豪杰智取重镇烟台的这样的大事，英国人安文把他们说成无能的废物，这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英国人在信中说的一点都不错。英国人安文的信息来自王传炯——这位新任烟台临时军政府总司令。王传炯本是兵舰舞凤舰舰长，有人说他是应道台徐世光之召，从天津赶来增援的，王传炯则自称是带兵舰来烟台过冬的，不想到了烟台，正赶了烟台民军召开独立大会，时局既然如此，王传炯不管是许世光招来增援的，还是来过冬的，他都得表明一下态度，识时务者为俊杰，王传炯就是再怎么忠诚清王朝，这个时候他不敢也不会逆潮流而动，他就喊口号式地讲了一番支持革命党人的敷衍大话。十八豪杰看王传炯很有两把刷子，他们都没什么这个领导才能，王传炯又一表人才，还会用中英双语发表演说，并在英国海军受过五年正规训练，眼下要兵有兵，要枪炮有枪炮，特别舞凤大兵舰就在港口放着，势力也是明摆着，就一致拥戴他当领袖，委以烟台临时军政府总司令。

　　王传炯当了烟台临时军政府的总司令，这对他来说起义没有寸功，却得了这么一个如此高官，心里应该高兴才是，可他心里一点都不踏实，高兴不起来，他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党人，他不想革命，所以他就一直暗地里跟山东巡抚孙宝琦和列强外国人眉来眼去，与北京清政府瓜葛不断，还有事没事总往英国人安文哪里跑，王传炯向安文抱怨十八豪杰不断向他“要地位、要薪水，使他经常感到受威胁和为难”。

　　而革命党人也对王传炯不满，说他排挤有功之臣，而且与孙宝琦暗通款曲，在革命问题上首鼠两端，“见起义军打败仗，就挂出龙旗；闻则又有一省宣布独立，则赶换白旗”。原来王传炯是这样的一个见风使舵的人，十八豪杰发现一表人才的王传炯指望不上，他们就致电上海希望正在那儿的烟台人徐镜心能回烟台主持革命，上海很快复电同意了他们的请求，并要求他们稳定烟台的局势，在徐镜心没有到达烟台之前，一定别处什么乱子。

　　徐镜心回烟台后，发现胶东烟台的局势比想象的还要复杂，而且变得非常危急。山东取消独立后，南京方面非常重视依然独立的烟台，因为在北方“唯有烟台一隅尚全在吾民军之手”。孙中山与陈其美决定先派出刘基炎率兵三千，组成北伐先锋队赴烟台，又从福建调军接续增援。东北陆军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蔚被任命为关外大都督，自上海率海琛、海容、南琛三艘军舰赴烟台。孙中山明显要力保革命党在北方的唯一革命党的支撑地，更何况那还是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胶东的烟台，为此南京动用了所有可动用的军事力量。

　　山东除消了独立，而作为山东省的一个市的烟台还在独立着，袁世凯当然也难以容忍这根肉中刺的存在，他派得力干将张树元为胶东兵备道，带一旅北洋军进驻莱州，张树元（1879～1934） 字少卿。山东无棣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历任北洋陆军第五镇标统、协统，是袁世凯的左膀右臂式的人物。派叶长盛为登、莱、青三府镇守使。南北双方政府在胶东剑拔弓弩很快就形成了对峙，大战一触即发。

　　毫不夸张地说，中国人自家的事，常常会引来别人来插手，比喻说烟台此时就吸引着世界列强的目光，列强们有些摩拳擦掌。烟台独立前后，英国、日本、美国、俄国都将军舰驶至烟台海面来围观，说是来围观倒不如说是来寻找插手机会。英国军舰替清军运送弹药，俄国与美国都向清政府提出了“登岸”的要求，有必要的话，他们完全可以亲自出兵镇压革命党人。列强的态度非常明朗：他们除了保障所得的利益不流失，更想在动乱中再分一杯羹，一个已经证明相当听话的清政府，总胜于一个充满未知的新政权。

　　一时间，南北政府双方在胶东剑拔弓弩对峙，各国列强围观，在胶东东海一隅，战云密布，这个时候的革命党人徐镜心能不感到压力么？

　　面对着如此复杂危急的局势，已经作为了烟台革命党总领导人的徐镜心清楚地意识到，要想烟台的革命立于不败之地，仅仅靠着烟台一地肯定不行的，必须扩大革命范围，用更多的人，更大的地盘跟清政府斗。1911年12月1日，徐镜心亲临登州，在登州华提士药房，与同科秀才、烟台东牟公学教员孙丹林，加上当天加入同盟会的药房主人柳仲乘，三人喝着辽阳白酒，一起筹划攻占登州的方案。孙丹林说：“我们民军要想站稳脚跟，必须进图山东，必须打通与海上的联系，与南方保持通畅的交通，同时就地筹款募兵。因此，夺取并保住登州势在必行！”

　　当时的登州就是眼下的蓬莱市，也是一个胶东海边都市，在烟台的西北端，距烟台不足一百公里。徐镜心说：“丹林兄说得正合我意，我这次到登州来就是为这件事情做谋划，我们打下登州来，登州与烟台互为犄角，这样我们就有力量得多！”

　　三个人达成了共识，徐镜心临行前对柳仲乘孙丹林布置此事说：“积极谋划此事，一旦时机成熟，我们就力求成功时不我待，分头行动吧！”

　　1912年1月又日，孙中山在南京宣布就职，建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成临时参议院，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标志着革命人的革命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这就更加鼓励了徐镜心他们的革命斗志，加快夺取登州城的计划。

　　1912年年1月13日午后，柳仲乘收到孙丹林从大连发来的密电，只有五个字：“翰，全眷到，孙”。

　　柳仲乘蓬莱县城里人，清光绪二十年(1894)考中秀才，1907年由孙丹林介绍加入同盟会，在城里西街开设的华提士药房为同盟会革命党人活动中心和联络点。密电中的“翰”是韵目代日，指代“十五日”，起义敢死队将于1912年1月15日到达；“全眷到”意味着来人数目超过一千；“孙”不只是指发报人姓孙，它是百家姓排序第三位，表明到达时间是寅时，即凌晨三点到五点。

　　孙丹林带来的部队有在东北招募的死士，也有一支叫“广东北伐十字军”的部队，队员都是青年学生。队伍中甚至有好些日本人，如《芝罘日报》的记者仓谷箕藏，还有桥本、北大、石井、粟田等，大都是徐镜心在日本时结交的好友。

　　孙丹林包下了日本商轮“永田丸”，声称直航烟台。仓谷箕藏是日本黑龙会成员，他出面买通了大连的宪兵、警察与永田丸的船长，让武器弹药可以顺利运上船。船至中途，孙丹林拔出手枪，逼令船长改道开赴登州。船长只能照办，改道登州。

　　果然如孙丹林的电报所言，15日凌晨四时，孙丹林指挥敢死队趁夜冒险登陆，秘密突袭水城。水营统领王步青还在睡梦中，已被俘虏。登州城内作为内应柳仲乘打开登州北门，民军大部队进城，满街加贴四言告示，登州光复。

　　民军光复了登州水城，紧接着浩荡的民军就是要去攻打黄县，新任都督连承基亲自领队，徐镜心也一起同往。刚出登州，前哨来报：黄县知县听说登州失陷，已弃城而逃。新任都督连承基哈哈大笑：“我以东北健儿攻打清兵易如反掌，清兵自然望风丧胆！”

　　新任都督连承基是东北绿林巨擘，此次出资在旅顺购快枪700支，被众人推为山东都督。民军兵不血刃就光复了黄县。黄县光复后，军民稍作休整后，连承基和徐镜心又起兵攻打掖县，掖县大商人邱丕振对连承基说：“清兵有个标统玉振，在日本士官学校与我同学，擅长炮术，素为良弼所倚重，我民军只有七百余支枪，请都督不要轻敌！”

　　邱丕振与宋教仁在日本结为好友，此次毁家举义，还亲身参加了敢死队。玉振的话连承基根本不与采纳，自认为大军所向披靡，没有人能阻挡他们前进的脚步。连承基命民军向西进发，果如邱丕振所料，在城西三十里的北马，迎头碰上了玉振！更没料到的是，玉振带的不是一标（营）人马，而是整整一个混成协（旅）！有大炮、机枪，武器装备十分了得，而连承基带领的民军只有步枪、手枪与自制炸弹，根本就不敢与之对阵。连承基与徐镜心未敢交战，只好急退回黄县县城。

　　连承基和徐镜心退回黄县县城，玉振却不想就此罢休，玉振带领清兵就此包围了黄县城，连承基和徐镜心急电南京陆军总长黄兴求助，南京电令驻在烟台的沪军司令刘基炎率军二千驰援。1月24日沪军抵达，25日沪鲁两军联手出击，在北马痛击清军，黄县之围遂解。

　　胜利溃敌，形势利好，沪鲁两军没有精诚团结，以革命大业为重，接下来却是革命军内部一连串的龃龉。先是在北马作战时，沪军抓到了两个行人，怀疑是敌探，送到都督府羁押。连承基大言在先，突遭新败，心情郁闷至极，一听说“敌探”，审都未审，就将两个行人枪决，并公告示众。沪军返城后听说此事，刘基炎大发雷霆，说如此滥杀，简直是有意破坏北伐沪军的军誉。

　　连承基的“东北健儿”很多是大连的绿林好汉或浮浪子弟，军纪确实远比不上有正规训练的沪军，但刘基炎也有些借题发挥。只因黄县之围初解时，全城感戴，连承基曾放话说要将山东都督让给刘基炎。后来这事却不提了。刘基炎觉得连承基出尔反尔，不免怀恨。

　　两人越闹越僵，刘基炎索性让沪军撤回了登州。清军的首领玉振自然不会坐失良机，引清军复攻黄县，在守城问题上连承基与徐镜心又发生了争吵，两个人意气用事，甚至两人发布的命令都互相抵触，部下无所适从，疲于奔命，如此闹了两三天，许多士兵对革命前景失去了信心，竟在守城时睡着了。清军乘夜登城，黄县陷落，刘基炎和徐镜心落荒而逃！ 烽火红军旗（上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