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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

　　从《蓝公案》看清代唆讼之风

　　《蓝公案》 注释标题 参见安遇时、蓝鼎元等编撰：《名臣问案牍》，重庆出版社2008版。 原名《蓝公案奇案》，又名《鹿洲公案》《公案偶记》，是作者蓝鼎元根据自己在清朝雍正年间出任广东普宁、潮阳县县令时，断案折狱经历所记的笔记而编撰的一部文言体公案题材短篇小说集。全书记录的二十四则案例，因是作者亲历而具有一般公案小说所不具备的史料性、真实性，对研究清代司法制度和刑狱状况有着直接而生动的参考价值。

　　第一节 讼师唆讼之道叹为观止

　　在《蓝公案》二十四则案例中，涉及讼师恶意唆讼、谋讼的占相当比例，而其手段甚至令官府也无可奈何。这只是广东相对偏远一隅县域的情状，由此可以想见其他经济文化发达地区兴讼状况。

　　一、讼师互通共谋案

　　《蓝公案》第二则《三宄盗尸》，讲的是潮州县民王士毅到县衙告状：自己的弟弟阿雄随母亲改嫁到普宁县民陈天万为妾，结果陈天万正妻出于嫉妒，毒死了阿雄。王士毅还出具了“诬告反坐的甘结”，似乎证据凿凿。

　　结果蓝公前往勘验，发现尸体不见了。审讯了十余证人，都说不知道尸体埋在哪。阿雄病死时也没见到其亲哥哥王士毅来见一面。蓝公审看了陈天万及其患有大腹病的妻子，心里明白非陈妻所为。于是现场审讯王士毅，“夹讯之”才招供出了真相。原来王士毅与陈天万因祖屋问题有仇隙，王士毅遂私下找了讼师王爵亭、老讼师陈伟度三人密谋，雇了乞丐夜里发掘坟墓，盗出阿雄尸体，并诬告陈天万妻毒杀阿雄，希望通过打官司“和息”，以此骗一大笔赔偿，借以发财致富。

　　此案破案过程没有什么悬念，原来阿雄是得了痢疾，病了两个月后死的，并非被人毒害。倒是判罚予人省思：“或劝余将此案通详，则官声大震。余曰：‘普邑当连年荒歉之后，吾莅兹月余，地方未有起色。三宄之罪，固不容诛；通详解省，牵累多人。吾不忍沽一己之名，使民受解累之苦也。’因将王士毅、王爵亭、陈伟度各予满杖，制木牌一方，大书其事，命乡民传擎偕行，枷号四乡周游示众。普人快之。”

　　此处判决，蓝公自己承认，如果上报朝廷，自己官声大震，但押解到省里，会牵累一大批人。蓝公出于当地荒年、安抚地方的考虑，只是施以杖刑，枷号游街而已。显然，这种自作主张的判罚，是违法的。但出于地方维稳考虑，地方官自我决断，并未受处分，反而受到了朝廷的肯定，从一个方面也说明，朝廷实施刑法律令，目的是保一方安宁，以防民变。这个目的达到了，是否严格按律处置，倒在其次。这也是历代封建王朝的立法司法出发点。

　　仔细品味此案，重点是三人共谋诬告良人。其中，又有雇人“发眆”盗墓偷尸的重罪，还有职业讼师———王爵亭及老讼师陈伟度如何教唆词讼的反覆共谋的曲折故事。此则案例比较完好地呈现了讼师王爵亭供称的三人如何谋划、老讼师陈伟度如何献计的具体方案。王爵亭指着陈伟度说：“汝我三人，在乌石寨门楼中商谋此举，汝授杨令公盗骨故事，教我等偷尸越境。一则不忧检验无伤；二则隔属不愁败露；三则被告者惧罪灭尸似实，陈天万弟兄妻妾，乡保邻里，皆当以次受刑，夹拶糜烂；四则尸骸不出，问官亦无了局，我等于快心逞志之后，开门纳赂，听其和息，莫敢不从，致富成家，在此一举；五则和息之后，仍勿言其所以然，阿雄尸终久不出，我等亦无后患。迨偷尸更埋之后，三人欢欣痛饮，共称奇计，谓神不知鬼不觉，虽包龙图复生，不能审出真伪。”

　　这段供述很好地披露了老讼师的精明算计，如何规避大清法律制裁的谋划：比如，一则找不到尸首无从检验毒伤。二则将尸体偷出移到邻县埋了，还涉及属地不同，不容易败露。再则被告人和乡邻证人害怕，又要受到夹刑；审官找不到尸体，无从结案。最后结果只能是“和息”了事，三人拿到和息的赔偿，“致富成家”。

　　看似考虑周密，但却过于自信，因为凡是负点责任的提审官都会以尸骸为核心找到证据。而蓝公略施小计，让王士毅承认自己雇人移尸，但支支吾吾不供出讼师姓名。蓝公假意审结此案，却密派差人访查王士毅从潮州到普宁时住宿客店的同宿之人，由此抓获了讼师王爵亭。又给王爵亭纸笔让其写供词，比照原告的状词，发现也是出自王爵亭之手，由此，再供出了陈伟度。整个案情于是真相大白。

　　品析：

　　此案虽属边地潮州和普宁，但讼师唆讼如此，可见清康、雍年间，不良讼师猖獗、活跃的程度。从《唐律疏议》《宋刑统》再到《大明律》《大清律例》，可以看到讼师开始出现并活跃的轨迹。唐、宋讼师已经出现并开始活跃，到了明、清则完全成为一种职业现象。有的起到了帮助民众维护自身权益、代撰诉状文书的作用；也有的专为官府提供法律参谋、撰写判词文书等服务而演变为师爷、幕府的角色。但也有相当一批成了专事词讼，以此挑事、好事、谋事之徒，扰乱了地方的司法制度与社会治安。《大明律》即在卷第二十二“刑律五”之“诉讼”中，单列了“教唆词讼”条。而到了《大清律例》卷三十“刑律”之“诉讼”中，不仅完全继承了《大明律》此条内容，而且还又增补了更为详细具体的六条条例：

　　如，“代人捏写本状，教唆或扛帮赴京，及赴督抚并按察司官处，各奏告强盗、人命重罪不实，并全诬十人以上者，俱问发边卫充军”。

　　“凡将本状用财雇寄与人赴京奏诉者，并受雇、受寄之人，属军卫者，发边卫充军；属有司者，发边外为民；赃重者，从重论。其在京匠役人等，并各处因事至京人员，将原籍词讼因便奏告者，各问罪，原词立案不行。”

　　上述两条侧重在教唆词讼赴京诬告，所以处罚尤重，发边充军。可见古代封建王朝更重视流民聚集京城闹事、唆讼。

　　为了防止讼师借代人书写诉状之机，教唆生事，朝廷干脆考虑自己培训代人写状之人，以绝“体制外”讼师的饭碗。如规定：“内外刑名衙门，务择里民中之诚实识字者，考取代书。凡有呈状，皆令其照本人情词，据实誊写，呈后登记代书姓名，该衙门验明，方许收受。如无代书姓名，即严行查究，其有教唆增减者，照律治罪。”这一规定堪称严格，也算是一种可行的治理办法。

　　另外，就是被讼师蛊惑受雇诬告之人，也有相应惩处条例。“凡雇人诬告者，除受雇之人仍照律治罪外；其雇人诬告之人，照设计教诱人犯法律，与犯法人同罪。”这是对雇者和受雇者同时惩处的双管齐下的办法。

　　再如，对如何治理教唆词讼者，《大清律例》也作了更有效的追踪掌控，其中一招就是对地方官进行追责。如规定：“讼师教唆词讼，为害扰民，该地方官不能查拿禁缉者，如止系失于觉察，照例严处。若明知不报，经上司访拿，将该地方官照奸棍不行查拿例，交部议处。”地方官对及时摸查教唆词讼的讼师负有属地管理的责任。如果不知道被上司访查出来，就要被交部议处，这是相当严重的惩处了。

　　上述条例基本涵盖了教唆词讼，以及讼师胡作非为、教诱他人生事滋事的可能情况及其惩处办法。可见，在清代，朝廷对教唆词讼的讼师痛恶到何种程度。

　　而在本案中，王士毅、陈伟度的所谋所为也的确令人发指。蓝公将其施以杖刑，并枷号游街四乡，也可谓起到了以儆效尤的作用，故而“普人快之”。

　　二、讼师与官府书吏、恶棍、奸保串通唆讼勒财案

　　《蓝公案》第七则《龙湫埔奇货》，将讼师串通各不法之徒集体勒索之事，叙述得环环相扣，令人眼花缭乱、叹为观止。

　　话说龙湫埔溪畔泥窟中发现一具死尸，据说是窃贼王元吉的。结果一帮好事者找到贼弟王煌立，到官府状告白墓洋杨姓一帮人杀死了自己的兄弟。

　　蓝公仔细批阅状子，发现了其中的端倪。判断王煌立一定有陪同而来的地保，果不其然发现保正许元贵，并将其提审到案。许元贵以为事情败露，很快就招供出了幕后的指使者李阿柳———原来是普宁县衙门被革职辞退的工房书吏。

　　通过审讯李阿柳，又供出了同谋的讼师萧邦棉、恶棍张阿束，以及蓝公衙门案前承办刑书的郑阿二。

　　蓝公当场审讯郑阿二，由此知道了整个诉案的由来内情：李阿柳在普宁县屡次惹事上身，躲避到潮州，与萧邦棉、曹阿左等人臭味相投混在一起。

　　后来听曹阿左说窃贼王元吉死了，因之前与白墓洋的杨如杰发生过口角，听说杨家挺有钱，于是几个人就找到了王元吉之弟王煌立，让王煌立去栽赃杨家。但王煌立表示为难，因为家贫没钱打官司。萧邦棉就给了王煌立二百钱，又让李阿柳代书状词，将杨鸣高、杨如杰等十几人罗织在诉状内。然后让曹阿左找到保正许元贵出面，去白墓洋告诉杨家，撮合双方，“事可和息，须费银八十两”。

　　同时，又让蓝公案前的刑书书吏郑阿二从中说合，被诸位杨氏拒绝。过了几日，又让恶棍张阿束，以及书吏郑阿二、李阿柳轮番吓索。从八十两到四十两、二十两，最后到十两。眼看要和息了，结果还是杨如杰的母亲吴氏认为既没有殴杀王元吉，家里又贫寡，最后只得以“藉尸勒诈”名义告到官府。此案经蓝公审讯，才曝光了这样一起官府书吏与讼师、恶棍、地保内外勾结，唆讼勒财的令人发指的大案。

　　蓝公由此写道：“此案之兴，实由此一班讼师、宄棍、奸保、蠹书傍风生事所为。”所有涉案欺诈勒索之人都被判罚。

　　那么，王元吉之死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王元吉与张阿左、钟阿表、黄阿瑞等一帮贼盗屡次偷盗，为害地方乡民。某天夜里他们去行窃被事主发觉，乡邻等棍棒齐下，王元吉、张阿左、钟阿表等人拒捕逃脱，但王元吉因饥饿而落在后头，被众人群殴，头部受了重伤，没几天死在黄奕隆瓦窑里。黄奕隆、其弟黄奕茂，以及黄阿瑞等人害怕惹事上身，将王元吉尸体移到旷野之处。

　　最后蓝公又是如何下判的呢？“拟欲通详律究，因念荒歉后，解累艰难，将萧邦棉、李阿柳、郑阿二、张阿束、许元贵，及案贼曹阿左、钟阿表、黄近启、罗阿钱、买赃移尸之黄奕隆、听唆诬告之王煌立，分别杖责枷刺，各蔽阙辜。”“自是，潮邑讼师、土棍、衙蠹、猾保、奸宄、盗贼，皆人人震恐。地方大治。”

　　从此案所描述的情况看，当时潮州、普宁地界一带，社会治安状况的确令人堪忧，讼师唆讼、聚讼现象严重，而官府中的书吏、基层坊里地保与讼师，以及贼盗相互勾结，勒索民众钱财的现象尤其令人触目惊心。面对这样恶劣的社会治安环境，蓝公没有一味严刑峻法，而是以惩戒为主，以改善地方治安风气为本。加之，地方穷困、民生凋敝，所以如果动辄解送一批囚犯上省府，人力财力都吃不消。以“杖责枷刺”之刑，谋地方大治之果，倒也是无奈之中最好的办法。从这点说，一如历代律令所要求的，必须依律断罪，不可轻更法度，但在实际中，恐怕变通的时候更多。礼、德的因素在儒家士人的思想中，依然占据着主要的地位，也成为断案审判的主要依归。

　　品析：

　　此案中，王元吉一伙去盗窃被当场发现，被追殴头部受伤，之后自己伤重而死。对照《大清律例》，卷二十三“刑律”之“贼盗上”条“强盗”款规定：“其窃盗事主知觉，弃财逃走，事主追逐，因而拒捕者，自依罪人拒捕律科罪。” 而卷三十五“刑律”之“捕亡”条“罪人拒捕”款规定：“凡犯罪逃走，拒捕者，各于本罪上加二等，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殴人至折伤以上者，绞；杀人者，斩；为从者，各减一等。若罪人持杖拒捕，其捕者格杀之，及囚逃走，捕者逐而杀之，若囚窘迫而自杀者，皆勿论。”

　　卷二十四“刑律”之“贼盗中”条有“窃盗”款即规定，如果窃盗临时拒捕，为首杀人者，照强盗律，拟斩立决，而从犯发边疆为奴充军。又有条例规定：窃盗“如银不及十两，钱不及十千者，俱杖一百、流三千里。” 可见，在本案中，王元吉等同伙前往偷盗，被发觉而拒捕脱逃，在被追逐过程中被殴伤致死，是可以“勿论”的。而“发眆”开棺见尸，按《大清律例》，是要受“绞刑”的。一般毁尸、弃尸的，要被杖一百、流三千里。本案犯蓝公只是判杖刑、枷号、刺字，应该是从宽处罚的。

　　三、讼师幕后出谋指使诬告案

　　《蓝公案》第八则《死丐得妻子》，讲的是保正郑侯秩之妻陈氏来状告，自己的丈夫因与匿契抗税的萧邦武理论，被萧邦武等一帮人到家群殴，逼得郑侯秩跳水而溺亡。其子郑阿伯还用船载了一具已经无面颊的尸体来相验。蓝公通过观察尸体，发现其已经腐烂且无伤痕，而萧邦武等人只是普通贸易朴民，又从萧邦武等人的家屡次被盗而保正郑侯秩却纵盗殃民的过往表现，判定此案为诬告之案。实际上，正是郑侯秩怕自己的恶行被新上任的县令蓝公所纠察，自行逃遁，而让妻、子找一早已死了多日的流浪乞丐尸体来冒充自己，以图蒙混过关，更栽赃陷害萧邦武一帮人。后来郑侯秩被从惠来县活捉而回。“陈氏、阿伯含羞伏地，叩头请死。因究出造谋指使之讼师陈阿辰，并拘坐罪，潮人快之。”

　　四、讼师刁诈，越诉呈控竟然得逞

　　在明、清时代，讼师按理说是处于尴尬、夹缝之地，容易被官府究治的“黑户”，然而，讼师却有操控司法，胡搅蛮缠，搞得官府焦头烂额的本事。《蓝公案》第二十二则《猪血有灵》，虽是个例，但可谓经典，也令人嘘唏。

　　话说在草湖乡有一讼师名叫陈兴泰，“穷凶极恶，终日唆讼为生。常创诡名，架虚词，赴道、府控告素不相善之家，或指海洋大盗，或称强寇劫掠。上司提解羁絷牢狱久之，以无原告对质，释宁行销。其人已皆磨累破家，不堪复问矣。而教唆命案，代告包诉，平地兴无风之波，尤兴泰长技也” 。开篇这一段实际上已经交代清楚了陈兴泰其人的一贯伎俩和“特长”。就是跑到道、府一级的衙门去诬告，因其所告常是江洋大盗、强盗劫掠的重案，道、府不敢不受理，但常因没有被告（江洋大盗、强盗形影无踪，所以难抓捕到真凶算常理）对质，所以不了了之。而被牵涉之人却早已经“磨累破家”。

　　蓝公自己就亲身经历了这么一个过程。

　　案情很简单：蔡阿灶、蔡阿辰、蔡阿完、蔡阿尾弟兄四人，家贫无妻无房，共宿神庙内。一日蔡阿灶煮偷来的红薯，瓦罐爆裂，被开水烫烂双脚不治而死。陈兴泰借机将蔡阿辰、蔡阿完、蔡阿尾三兄弟叫到自己家里，用粥、米诱使三兄弟将蔡阿灶尸体抬到陈兴觐家门口，诬陷陈兴觐杀人。

　　陈兴觐大惊，连忙招呼蔡姓族人及陈姓族人陈孟皆、陈孟发等一起抗辩、斥责三人。三兄弟理屈承认并供认是陈兴泰指使。

　　陈兴泰大失所望，但仍不死心，居然将蔡阿尾诱养在自己家中，自己亲自代写状词，咬定就是陈兴觐找人打死的蔡阿灶。还亲自明目张胆地告到蓝公县衙。蓝公一看供词，就觉得命案“全属子虚”“但未讯明，不敢臆度”，准备差人起尸检验。不巧，蓝公因公到省里办事，耽搁了几天。蔡阿尾受陈兴泰唆使借机到郡里复诉，请求邻县来检验。而无端受到牵连的陈兴觐及陈孟皆、陈孟发等人，也到郡里上告伸冤。结果郡里发文重回县里复审。

　　陈兴泰恨之入骨，居然串通族人叔兄弟侄等人和拳师张福等人，持器械跑到陈孟发家，将陈孟发、陈绍赞痛打成重伤，又将陈兴觐于和平桥截住，“剥衣丛殴”，陈兴觐赤身奔逃。

　　蓝公从省上回县，派差人拘讯。众人皆言陈兴泰伤天害理，凭空嫁祸唆讼，“宜正法以靖地方”。陈兴泰也如实招供了自己如何唆讼殴人的情节。蓝公令差役将其责杖四十，拟依律解送。不想陈兴泰潜逃了，用“血书”以“贼劫”“县讳”（自己被强盗贼人所劫，而县里避讳不愿上报案情）的名义控告到省里道台衙门，结果上司批复让邻县海阳县查审。陈兴泰洋洋得意，终日在道台辕门附近游荡，不肯回县。

　　蓝公以人命案不敢迟滞为由，差衙役将陈兴泰抓捕归案。陈兴泰又偷偷让其父亲再次到道台衙门控告喊冤。

　　结果海阳县差人要提陈兴泰到案。而蓝公则以诬告命案、诬告贼盗事关重大为由，上书请示是否还应该在事发县即蓝公所治普宁县确审为妥。可等到批复回来，确定还是在普宁审理时，蓝公已经离任了。蓝公由此感叹，要不是血书呈控道台，“何能文移往返数月？掣肘迁延，竟至吞舟漏网哉”。

　　最后，上司来文，对陈兴泰仅仅是“从宽拟责”，戴枷锁一月，追缴三千文钱入官的处罚。陈兴泰拊掌笑道，还是用猪血写的血书灵光呀。

　　品析：

　　这则案例，典型地反映了讼师的刁蛮和狡诈，也说明讼师陈兴泰的确谙熟司法运作程序，善于钻法律的空子。例如，知道以盗贼等重案而县里有意隐瞒不报的理由，越诉申告到省里。道台不明情况，一定会移文到邻县察审，这样就能拖延时日，耗费周折，陈兴泰便可从中得利。像陈兴泰这样的刁恶讼师，最后竟然得到了“从宽拟责”的处罚，不能不说是陈兴泰的诡计得逞，而蓝公只能无奈感叹而已。

　　五、林军师幕后操纵，唆使刁民反告田主

　　《蓝公案》第二十则《林军师》，不得不令人对讼师之刁钻和反告的伎俩而嘘唏。

　　故事说的是下垄的吴云凤告监生郑之凤、郑之秀霸占官溪，强令凡到官溪捕捞者要日纳钱三十文。吴云凤因缴纳迟缓，被郑之秀率家仆等十余人，击碎小船，并将吴云凤抓到其船舱内私刑。吴阿万等四五个证人均各有呈词，且异口同声。蓝公私下想，田主郑之凤、郑之秀是当地巨族，兄弟是监生，霸溪专利、毁舟斗殴似有可能。

　　不想，郑之凤也来禀告，吴阿万等人抗租不缴，态度蛮横，杀伤田主郑之秀，还抢夺衣服与银钱。蓝公差人验讯，果然看到郑之秀裂颅破鼻。但吴阿万等人拒不到案，还分派亲人到省、府各级各衙门督、抚、藩、臬、道、府告状，说郑氏霸海横行。

　　蓝公不敢大意，于是将两造召集到庭，经了解发现，抗租逐殴是实，横抽毁船是虚。蓝公担心是乡民顾忌郑氏大族淫威而不敢告诉实情。又找来里长、保正、乡长、里民等人对证，皆说郑氏冤枉，如有不实，宁愿代郑氏坐罪。

　　最终真相大白。吴云凤交代，是因为吴阿万等人欠旧租数石，田主到家迫取，态度暴戾，蔡阿万令其群起逐殴，将田主追到下地乡，田主跌倒在地，被吴云凤挥拳伤其口鼻，吴永祥用木棍击打其头颅。

　　蓝公感叹到，虽已查明实情，但到省城遍控、告状霸溪横抽的之事，一定有高人在后面指点。由此供出了幕后指使的当地“当今第一利害有名之人”、善为词状者林军师。吴云凤托叔父的女婿找到此人，先送礼物三两五钱，许事毕后，谢金十二两。林军师遂出主意：“我有奇计，竟置欠租勿道，反控田主霸占官溪，横抽虐民。一面遣人赴郡、赴省遍控上司，以壮声势。县官闻控列宪，自然不敢拘审。他日奉宪准行，则我为原告，势居上风；使其不准，亦已迁延月日。欠租细故，时过事灰，此万全之策也。”此段供述，将林军师的妙计和盘托出，要点是反告、壮声势、让上司追查以钳制县官、拖延时日、不了了之。

　　蓝公审出原委，下判道：“林军师情罪重大，非此案所可完结。先将吴云凤、吴阿万、吴阿添、吴永祥、吴云万各杖三十，追出所抢赃银、衣服被帐，及原逋租谷，给还田主。仍枷号两月示众。羁林军师于狱，候究明包揽别案词讼，赃银确数，按律尽法创惩，以快一邑人心，永垂鉴戒，为移风易俗之一助。”

　　结果正如林军师所料，蓝公正恰因公赴省，又被急调去番禺任职，最后“林军师遂扬扬出狱”。

　　品析：

　　此案与上述讼师陈兴泰一案的结果极为相似。也说明经历宋到明，再到了清代讼师这一行业已经坐大，连官府往往也奈何不了。此案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到清代讼师浑水摸鱼、钻法律空子继而颠倒是非、坐收渔利的伎俩。从前述各案有关讼师的操控过程看，讼师善于利用朝廷逐级上报、逐级按察的原本用于防范冤假错案的制度，谙熟朝廷繁文缛节的行文程序和迁延周期，而达到浑水摸鱼、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了了之的目的。这种结果，可谓是对朝廷律制及良好用心的一大讽刺。 中华断案引律法脉——从古代公案小说举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