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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节 宋代司法审判制度的法文化流布

　　《包公案》中所记述的百则案例故事，流传久远，民间口口相传与文人改编润色交相融合，可谓宋代社会民情的万花筒。从这些破案故事中，不仅可以看到清正廉明、刚直不阿的“包青天”形象，而且更从中可见包公如何对待每一个棘手、复杂的冤案，如何严谨、机智、负责“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办案态度。另外，从文本分析的视角，我们还可以从这些文学作品中解析出宋代的法律制度与法律文化，以及社会大众对法律的认知和普及程度。

　　一、折射了宋代司法制度和法律适用状况

　　难能可贵的是，《包公案》中的每一案例都较为详尽地铺陈了案情及破案的全过程，而且较为完整地呈现了告诉、侦查、庭审、质对、审判等具体流程，更可管窥诉状和判词的格式。这为今天我们剖析宋（明）代司法制度、诉讼制度、审判状况等提供了宝贵的参鉴。

　　譬如，第九十六则《扮戏》中，于庆塘状告杨善甫拐走儿媳刘仙英的诉状称：

　　“告为灭法奸拐事：婚姻万古大纲，法制一王令典。枭豪杨善甫盖都喇虎，猛气横飞，恃猗顿丘山之富，济林甫鬼蜮之奸。欺男雏懦，稔奸少妇刘仙英，贪淫不已。本月日三更时分，拐串奔隐远方，盗房赀一洗。痛身有媳如无媳，男有妻而无妻。恶妾如林如云，今又忽奸忽拐，地方不啻溱洧，风俗何殊郑卫？

　　上告。”

　　包公接状差人捉拿了被告杨善甫。杨善甫承认了与刘仙英的奸情，但拒不承认自己奸拐。所以也写了诉状：

　　“诉为捕风捉影谁凭谁据事：风马牛自不相及，秦越人岂得相关。浇俗靡靡，私交扰扰。庆媳仙英苟合贪欲，通情甚多。今月某夜，不知何人潜拐密藏，踪迹难觅。庆执仇谁为证佐？竟平白陷身无辜。且恶造指鹿为马之奸，捏画蛇添足之状。教猱升木，架空告害。台不劈冤，必遭栽陷。

　　上诉。”

　　分析上述首告状与上诉状格式，可以发现，二者有大体一致的规范。一是点出诉状的事态缘由，如“告为灭法奸拐事”“诉为捕风捉影谁凭谁据事”。二是简明扼要地描述案情事由经过，主要是相对客观的事实陈述。三是诉状注重文辞感染性的铺陈渲染，以期引发同情和官府重视。

　　与诉状呈现相对应的是，每个案例故事，都有相对完整的判词文本记录。由此，也提供了较为完整的“断罪如法”“断罪引律令格式”等的卷宗标本。如第四则《咬舌扣喉》包公判道：

　　“审得朱弘史，宦门辱子，黉序禽徒。当年与如芳相善，因庆新房，包藏淫欲。瞰夫被掳，于四年六月初八夜，藏入卧房，探听陈氏洗浴，恣意强奸，畏喊扣咽绝命。含舍诉冤于梦寐，飞霜落怨于台前。年月既侔，招详亦合。合拟大辟之诛，难逃枭首之律。其茂七、春香，填命虽谓无事，然私谋密策，终成祸胎，亦合发遣问流，以振风化。”

　　上述判词交待了案情各涉案人，又简要详实地叙述了案情原委经过，最后是按律判处，如“合拟大辟之诛，难逃枭首之律”“亦合发遣问流”。“合”字非常贴切地佐证了《宋刑统》断案依律令的要求。

　　二、折射了宋代官吏的基本法律素养状况

　　应当说，百则故事中有不少案件的初审知县敷衍草率，推理不详、心证不密，未按《宋刑统》所要求的“必先以情审察辞理，反覆参验，犹未能决，事须讯问者，立案同判，然后拷讯”，甚至有受贿、受财等，导致不少冤案，要等到包公巡行才得以平反昭雪。这从一个方面折射出当时的宋代，的确存在着因地方官吏草率办案、粗暴用刑造成大量冤假错案的事实。而对于玩忽职守、造成冤案的，朝廷的态度倒是比较严厉、明确，一经发现总要追究责任。如第六十四则《聿姓走东边》中，曹都宪用严刑拷打获得口供，造成冤案。等包公巡行发现纠正后，奏达朝廷，宋仁宗下旨：“原问狱官曹都宪并吏司决断不明，诬服冤枉，皆罢职为民。”

　　但另一方面，也有不少地方官吏能做到不轻信口供、不滥用拷讯手段，宁可列为“疑案”，上告或申报给上司，等包公巡察时再次复审，最终得到昭雪。如第七则《葛叶飘来》、第三十三则《乳臭不雕》、第三十四则《妓饰无异》等，都是有了口供承招，但事理逻辑有异，地方官也疑之，“暂时监系狱中，连年不决”，只等巡行复审。说明有的地方官吏，还是能秉持基本的法律精神，坚持自己的“疑罪”心证，体现出一定的职业素养和公正求实的职官态度。

　　从百则故事中可以发现，包公以及其他地方官吏审案，总体上除必须获取当事人、嫌疑人自己的口供证词之外，也还是重视物证、人证等其他相关证据链的。例如，如第六十四则《聿姓走东边》中，曹都宪轻信了好讼之人周氏之兄的诬告，“用严刑拷打，张汉终不肯诬服。曹令都官根究妇人首级。都官着人到岭上寻觅首级不得，便密地开一妇人坟墓，取出尸断其首级回报。曹再审勘，张汉如何肯招，受不过严刑，只得诬服，认做谋杀之情，监系狱中候决” 。这里，曹都宪用了严刑，又听信了诬告，但面对主要涉案人张汉始终不肯诬服承招的情况，他也不得不要求找到具体物证，即妇人的首级。可见，物证的意识哪怕在昏官那也还是有的。

　　三、折射宋代民众的诉讼态度和法文化的普遍认知

　　相较明代，宋代的兴讼、好讼之风还没有后世那么盛行，讼师作为一个群体，也还没有那么发达。

　　一则在《宋刑统》中还没有专条单列，而在《大明律》卷第二十二“刑律五”之“诉讼”中即有“教唆词讼”条规定：“凡教唆词讼及为人作词状增减情罪诬告人者，与犯人同罪。若受雇诬告人者，与自诬告同。”

　　二则在《包公案》的百则故事中，出现讼师、好讼、聚讼的情节还相对较少，不像明代“三言二拍”故事以及清代《蓝公案》故事中那样比比皆是。但通过《包公案》也可以发现，在宋代，“好讼之人之事”开始有了苗头。如第六十四则《聿姓走东边》中，就是张汉妻子周氏探亲返家，在野外树林中失踪。周氏“其兄周立极是个好讼之人，即扭张汉赴告曹都宪，皆称张汉欲奸，嫂氏不从，恐回说知，故杀之以灭口”，结果造成一则冤案。

　　从百则故事中，可以看到当时的刑事案例，主要集中在男女私情、婚姻变故、贪财起意、生意往来等引起的谋杀案上。民众能第一时间到官府报案，而官府官吏也能第一时间受理。由于此百则案例，又主要突出的是冤案，从中可见普通百姓对朝廷、包公的巡察制度的期待。

　　当发生命案时，地方保甲和邻里能第一时间报官，同时也注意第一时间保护现场。如第四则《咬舌扣喉》中，发现陈氏在沐浴时被害，“口中出血，喉管血荫，袒身露体，不知从何致死”，族人和邻众中吴十四、吴兆升知道春香与张茂七平日私通，认定是他们所为，所以主动将春香锁扣，保护了现场。等春香丈夫程二次日赶回家，“众人将春香通奸同谋事情说知。程二即具状告县。知县接状后即行相验”。之后，吴十四、吴兆升还因为被张茂七反告诬陷，被知县“亦加刑法，各自争辩”。好在后来县官审问明白，“吴某二人事已明白，与他们无干”而“开豁邻族等众”。 由此可知宋代民众作证意识与现场证据保存意识。

　　从案情中所涉的社会背景看，因生意往来引发的黑店家、黑船东谋财害命等凶案较普遍，可以想见宋时中原到江苏一带，商贸与水路的兴盛景象。还有一类是与寺庙僧人相关的强奸、私通等引发的凶杀案。如第一则《阿弥陀佛讲和》、第二则《观音菩萨托梦》、第十四则《烘衣》、第二十三则《杀假僧》、第二十四则《卖皂靴》、第三十一则《三宝殿》等，可以折射当年寺院兴盛，僧人众多而间或有行迹不端之人的情状。这从明代“三言二拍”等作品中也可见一斑。

　　四、折射《包公案》作者对宋明律令的专业熟稔程度

　　在百则公案故事中，每一则都有判词，或斩或流或徒或杖或罚或保或释，均各有所据，表明宋、明朝廷在法律知识普及方面所做的宣介和推行工作有一定的成效，也体现了中华传统法律思想根脉的传承性与一体性。

　　一则说明小说作者对律令格式等的熟稔。

　　二则作为明代人编撰出版的作品讲述的是北宋时期故事，所依据的律令及适用，总体上不出《宋刑统》所载。而《宋刑统》前承《唐律疏议》，后接《大明律》，大体一脉相承，只是有些微的不同。比如，对“和奸”和“强奸”奸情的判罚宋与明有所不同。宋代较宽松，而明代较严，但凡强奸案，不论是否发生命案，《大明律》处以极刑，而《宋刑统》则判徒流。如第八十三则《遗帕》，讲的就是恶徒赵嘉宾与李化龙、孙必豹合谋将曾氏轮奸，包公判道：三人“轮奸曾氏于山中。败坏纪纲，强奸不容于宽宥。毋勿首从，大辟用戒乎刁淫”。查《宋刑统》并未有死罪的判处规定，倒是《大明律》“刑律八”之“犯奸”条明确规定：“强奸者，绞。”可以推论，作者作为明人，是参考《大明律》下的判词。而其他多数案例的判词，大体贴合《宋刑统》的规定，从而折射出当时关于包公断案的民间传说与文人追记，总体上有着相当的“职业”水准，也印证了中华法律传统，关于刑律的典籍，从汉、魏、六朝到隋朝，较为繁杂，而到了唐律，才相对稳定完善。宋刑律承继了唐律传统，故宋朝从官吏、士人到普通百姓，对名例律、户婚律、职制律、贼盗律、斗讼律、讼律、诈伪律等北宋律令体系应是大体知悉的。也可以折射出当时民众的法律意识普及程度和法文化氛围。

　　三则说明《包公案》小说刊行的年代，当时的朝廷在法律制度和律令条文的宣介、推行方面，有一定的成效。如朱元璋本人是非常重视律令的推广和告知天下的。洪武三十五年刊行的《御制大明律序》中即称，“欲民畏而不犯，作大诰以昭示民间，使知所趋避，又有年矣。然法在有司，民不周知。特鯩六部、都察院官，将大诰内条目，撮其要略，附载于律。其递年一切榜文禁例，尽行革去。今后法司只依律与大诰议罪。” 由此可见，明代对普法工作的极端重视。在《大明律》卷第三“吏律二”开首之“讲读律令”条，即规定“百司官吏务要熟读，讲明律意，剖决事务。每遇年终，在内从察院，在外从分巡御史、提刑按察司官，按治去处考校。若有不能讲解，不晓律意者，初犯罚俸钱一月，再犯笞四十附过，三犯于本衙门褫降叙用” 。从本条规定可以发现，朝廷尤其重视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对律令的讲读和知晓，每年都要考试，检查对律令的熟稔程度。如果不能讲解，初犯罚薪金一个月，再犯就是要挨笞刑了。对官吏施用笞刑，可谓严法酷刑了。由此可以推论，明代官吏对司法制度和律令条文的把握还是较为普及的，这在明、清公案小说、“三言二拍”、笔记小说等中，都能得到一定的佐证。 中华断案引律法脉——从古代公案小说举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