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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0章 恐慌与信心

　　自19世纪初以来，有关信心的一大类叙事影响了经济波动，即人们对银行、商业、彼此以及经济的信心。从经济角度看，这其中最重要的故事是那些涉及他人信心和提振公众信心的故事。

　　银行恐慌叙事，也就是说，我们是否相信银行有能力兑现承诺，是最早的信心叙事之一。这里所说的不仅是公众对银行家和银行监管机构道德品行的信心，还包括人们对银行其他客户的信心，即相信他们不会同时要求取出存款的信心。雷蒙德·莫利（Raymond Moley）在大萧条时期是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智囊团专家之一，他用简单的叙事描述了这种心理作用：

　　一次萧条就像是一次银行挤兑。这是一种信心危机。人们陷入恐慌并攥牢自己的钱。我来讲一个故事：在我的家乡，当我还是一个小男孩时，一个爱尔兰人从他工作的采石场赶过来，走进银行说：“如果我的钱就在这里，那我就不拿走它。如果我的钱不在这里，那我就要拿走它。” 注释标题 Raymond Moley，转引自Terkel（1970）,location 5151.

　　这则叙事和其他信心叙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现代历史的标志性重大事件。

　　工业化经济史上出现过几类信心叙事。第一类是金融恐慌叙事，这类叙事反映了有关银行业危机的心理故事。第二类是商业信心叙事，这类叙事将滞缓的经济活动更多地归因于普遍的悲观主义和不愿扩大业务或雇用工人的心态，而不是归因于金融危机。第三类是消费者信心叙事，这类叙事将销售低迷归因于个人消费者的担忧，这些消费者突然减少消费，足以造成一场经济衰退。图10.1绘制了这些叙事自1800年以来的更迭交替。所有这些缓慢发展的叙事都显示出跨越多个生命周期的增长轨迹。金融恐慌叙事最先出现，随后是商业信心危机叙事，再是消费者信心危机叙事。

　　叙事会传播商业亏损流言并降低消费者信心，因此加强叙事自我审查有可能会加剧恐慌，有时也确实出现了这种效果。人们意识到其他人在自我审查，于是他们会进一步试图解读各种公告的言外之意，以求判明“真相”。

　　公众对“金融事件可能与心理有关”这一观点的广泛兴趣始于19世纪初，在发生于美国内战之前的1857年恐慌之后继续发展，并在接下来的数十年里逐渐扩大。根据Google Ngrams的搜索结果，“金融恐慌”一词的出现频率在1910年达到顶峰，即著名的1907年大恐慌发生三年之后。随着金融恐慌的蔓延，形成了包含这一蔓延的叙事星座。单个恐慌叙事在叙事星座内部潮起潮落。关于1907年的大恐慌，有一则影响力格外广泛的叙事，它涉及一位名人，即美国当时最著名的银行家J.P.摩根，这则叙事因此持续了数十年。它在图10.1中非常显眼，表明公众对金融恐慌的关注度在这时达到了最高点。

　　图10.1 1800—2008年“金融恐慌”“商业信心”“消费者信心”在书籍中的出现频率

　　注：本图显示了信心叙事的三次复发，但它们涉及不同的领域，分别为金融、商业和消费者。

　　资料来源：Google Ngrams，没有进行平滑处理。

　　图10.2列出了美国各次大规模金融恐慌事件。比如，1857年的恐慌在几年之后就基本被人抛诸脑后，但后来又再次出现在涉及其他恐慌事件的叙事星座中。在1857年的金融恐慌期间，媒体新闻既报道了破产、银行挤兑和停牌等客观事件，也提到了谣言和情绪。1857年的一篇报道总结了当年的恐慌情绪：

　　经纪人和其他人全都高度紧张，传阅着鸿篇巨制的报告……民众心理普遍受到干扰，人们无法冷静地看待这个问题，也无法弄清楚商界最可靠的人持什么观点。 注释标题 “The Financial Crisis,”New York Herald Tribune,1857年9月26日，第1版。

　　图10.2 1800—2000年恐慌叙事星座中的金融恐慌叙事在书籍中的出现频率

　　注：每次重大历史性金融恐慌都发生在不同的单个年份，但每起恐慌事件被提及的频率都遵循一个持续多年的模式，类似于图10.1中所示的“金融恐慌”一词的一般模式。

　　资料来源：Google Ngrams（平滑=5）。

　　我们必须回顾19世纪的主流叙事以及相关的世界观，才能弄明白为什么大众和报纸谈论的是“恐慌”而不是“萧条”（这个词的现代意义），以及为什么他们从未讨论过消费者信心。当时的金融恐慌叙事在大多数人眼里讲的都是那些自命不凡的富人的故事，这些人拥有银行账户，他们可能理应受到金融恐慌及相关“贸易萧条”造成的一些破坏。在18世纪和19世纪，除了藏在床垫下面或墙缝里面的一些硬币外，大多数人都没有存款。用经济学术语来说，额外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接近100%。也就是说，除了高收入人群外，大多数人都花光了全部收入。因此，对于过去几个世纪的叙事陈述者来说，调查普通民众的消费者信心是没有意义的。

　　当时的大多数人都没有退休或送孩子上大学的概念，所以他们没有为这些目标存款的动力。如果年老时卧床不起，他们认为会有家人或当地教会或慈善机构照顾自己。在那个时候，预期寿命很短，医疗费用也不高。人们往往将贫穷视为道德堕落和醉酒或嗜酒症（现在被称为酗酒症）的症候，而不是经济状况。因此，几乎没有人认为应该提振消费者信心。人们认为当局应当负责灌输伦理美德，而不是提振消费者信心。应该引导穷人存钱的想法在19世纪逐步发展起来，这是储蓄银行运动进行宣传的结果。但是，当时人们还远远没有意识到：萧条有可能是因为普通人听信宣传并打算把太多钱存入银行造成的。

　　金融恐慌这一词语的使用频率在1907年恐慌之后达到峰值，随后美国通过了《奥尔德里奇-弗里兰法案》（Aldrich-Vreeland Act,1908），该法案创建了中央银行的前身——国家货币委员会。之后美国又通过了1913年的《联邦储备法案》，美国的中央银行由此成立，其使命是提供“解决商业恐慌的方法”。

　　当时一则很有影响力的叙事讲述的是名人J.P.摩根的故事，他被视为美国最富有的人之一。在美国没有设立中央银行的情况下，他在1907年大恐慌期间自掏腰包并说服其他银行家一起出手拯救了银行系统。这个救美国于严重萧条之中的故事确实很有影响力，而J.P.摩根的声望也随之上涨。他后来在华尔街23号建造了自己的总部办公大楼。大楼于1913年竣工，虽然J.P.摩根还没有搬进新大楼就去世了，但大楼至今仍屹立原地。它刚好位于纽约证券交易所（1903年竣工，至今仍在运行）对面，与1842年建于邦联议会原址的联邦大厅仅一街之隔。1789年，乔治·华盛顿在联邦大厅的台阶上宣誓就任美国第一任总统。摩根大楼格外小巧低调，这与他的为公之心可谓相得益彰。因此，J.P.摩根在叙事中是一位值得效仿的美国英雄的形象。从本质上说，1907年大恐慌之后的信心恢复可谓是对一个人的信心。联邦储备系统就是以J.P.摩根在1907年成立的银行家联盟为蓝本成立的。根据这一叙事，虽然新成立的中央银行是由联邦政府创建的，但确切地说拥有它的却是银行家。自美联储成立以来，每一任美联储主席都化身为J.P.摩根，融入这一叙事。

　　1930年以后，这一叙事出现了变化，并开始朝着另一个方向传播。商业信心缺乏以及后来的消费者信心缺乏更多的是因为绝望，而不是因为突然出现的担忧。在那个时候，“depression”这个词已经有了另一层含义：一种忧郁或沮丧的心理状态。因此，“depression”被越来越多地用于描述经济收缩，这反映出当时一种新的基于心理状态的经济叙事。

　　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期间，盖洛普民意调查的创始人、民意调查的先驱乔治·盖洛普（George Gallup）成为第一个使用科学的民意调查方法调查商业和消费者信心的社会科学家。然后，在20世纪50年代，密歇根大学心理学家乔治·卡托纳着手创立了一个“消费者情绪指数”。密歇根大学的调查研究中心现在仍在测算这个由卡托纳于1952年创建的指数。之后，美国经济咨商局（The Conference Board，又译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在1966年创建了消费者信心指数。这两个指数的测算方法都是向消费者提出问题，了解他们对当前和近期经济实力的印象。在这两个指数提出的问题中，没有一个问题涉及银行业恐慌风险或投资者突然撤离的风险，这表明商业叙事出现了变化。但这种变化并不彻底，金融恐慌叙事仍有机会死灰复燃，比如，英国北岩银行在2007年就出现了挤兑风潮，这是该国自1866年以来首次出现银行业恐慌。

　　群体心理的病毒式传播

　　金融恐慌叙事带有强烈的心理成分，涉及群体心理这个关键概念。19世纪中叶，查尔斯·麦基1841年的畅销书《大癫狂：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与群众性癫狂》开始引起公众对群体心理的关注。古斯塔夫·勒庞在1895年的畅销书《乌合之众》中推动了“群体”这个词的流行。群体心理在那个时候开始初具影响力，并呈现出类似流行病的发展趋势，其影响力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达到顶峰。“群体心理”被越来越多提及的趋势与20世纪20年代股票市场的上涨似乎是并行的。

　　“暗示性”（suggestibility）一词与群体心理概念密切相关，这个术语指的是“人类个体会下意识模仿和回应他人”。这个词最早出现在19世纪晚期，在叙事星座和大众对群体心理的认知中起着关键作用。“暗示性”以及与之相关的“自我暗示”（这个术语是指给予自己心理暗示的做法）呈现出相当标准的流行曲线，在1920年左右达到峰值，在那之后基本为下降趋势（图10.3）。这两个概念可能在20世纪20年代的经济繁荣和30年代的经济萧条中发挥了作用。

　　“人类心理容易受到暗示”的观点与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是截然相反的，后者认为，经济人是理性最大化者，一举一动都经过精心计算。暗示性则表明我们行事时经常会盲目冲动或仿若梦游。到1920年的时候，“暗示性”这个概念已经广为人知，这表明那个时代的人们可能已经感觉到其他人很容易受到抽象或细微事例的影响，因此在采取经济行动的时候对形势的不稳定性有着更充分的准备。相关的叙事会让他们预期羊群行为的发生，并有可能为这样的行为推波助澜。如果你认为其他人是易受影响的羊群成员，那你就更有可能尝试预测羊群的行动并赶在他们前面采取行动。

　　图10.3 1800—2008年“暗示性”“自我暗示”“群体心理”在书籍中的出现频率

　　注：本图绘制了三种信心叙事的复发流行趋势，三者的渲染和背景略有不同。

　　资料来源：Google Ngrams，没有进行平滑处理。

　　我们可以通过群体心理和暗示性等概念解析萧条，如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在解析的时候，我们不仅应该关注这些概念的直接应用，还应关注人们在何种程度上“认为”这些概念有助于解释经济萧条。与其说这是我们的概念，倒不如说是他们的概念。

　　暗暗示心理学和自我暗示运动

　　《暗示心理学》出版于1898年，在时间上与“暗示性”的初步风行相接近。这本书的作者是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同事鲍里斯·塞迪斯（Boris Sidis），他在书中记录了哈佛心理学实验室所做的实验。塞迪斯对暗示性的定义如下：

　　我拿着一份报纸并动手将它卷起来，很快我就发现，坐在我对面的朋友也以同样的方式卷起了他的报纸。我们认为这就是一个暗示实例。

　　我的朋友A先生心不在焉地坐在桌子旁边，百思不得其解地琢磨着某个深奥的数学难题。他沉浸在这个棘手的难题之中，对周遭的一切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他的目光直直地落在桌上，但他似乎没有看到桌上的任何东西。我把两杯水放到桌子上，隔一小会儿就朝着水杯的方向伸手，他似乎没有注意到我的举动；然后我毅然伸出手，拿起一只杯子开始喝水。我的朋友也有样学样，他就像做梦一样抬起手，拿起杯子开始喝水，直到喝掉大半杯水之后才如梦初醒。 注释标题 Sidis（1898），第6页。

　　“自我暗示”这个术语的出现时间稍晚于“暗示性”，但它引发了新的预期，即人们不仅可以操纵自己，还可以操纵经济活动。从1921年开始，自我暗示的风行引起了广泛的公众关注。1922年在美国举行过巡回签书会的法国心理学家艾米勒·库埃（Emile Coué）是自我暗示运动最有影响力的支持者。“自我暗示”吸引了数百万人的关键理念是：我们大多数人之所以没能取得成功，是因为我们不相信自己能够成功。要想取得成功，我们必须反复告诉自己：我们能够成功。库埃建议人们不断复述一句至关重要的自我肯定：“每一天我都会变得越来越好。”拿破仑·希尔（Napoleon Hill）从事过不同的职业，比如励志演讲，他1925年的著作《16条成功定律》和1937年的畅销书《思考致富》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自我赋能叙事的影响力。他强调要引导潜意识的力量，采取积极向上、创造财富的态度。

　　自我暗示叙事是较早前一则催眠叙事的变体，后者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的数十年里出现了病毒式传播。它讲述了让人陷入恍惚状态的旅行催眠师的故事。进入催眠状态的人表现出了强烈的易受暗示性。奥里森·马登（Orison Swett Marden）在1920年出版的《成功可以复制》一书中这样写道：

　　人类整体上没能发挥该有的潜力、取得应有的成绩，人才甘于平庸的现象到处可见，原因之一就是人们连自己一半的能力都没有意识到。我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神性，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宇宙因果大循环的一部分。我们不知道自身的力量，因而也就无法使用这种力量。如果催眠师让山道相信自己无法从椅子里站起来，那他就会真的无法站起来。在他能够站起来之前，他必须相信自己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认为自己不行就一定不行”这句话就像“认为自己能行就一定能行”这句话一样正确。[尤金·山道（Eugen Sandow）（1867—1925）是一位健美运动员，他的健壮既令观众赞叹，也激励了他们。] 注释标题 Marden（1920），第175页。

　　自我暗示运动在1924年之后开始逐渐平息，但似乎留下了一些余波。值得注意的是，莱妮·里芬斯塔尔（Leni Riefenstahl）在1935年制作的亲纳粹电影《意志的胜利》大获成功，该片看起来就使用了自我暗示。希特勒的魅力在一定程度上基于这样一种观点：他将带领德意志民族摆脱德国在一战之后陷入的令人绝望、危机四伏的萧条与沉寂。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大萧条是信心丧失的结果，德国需要一位领导人重建整个国家的信心。里芬斯塔尔的影片记录了希特勒对狂热追随者发表的一次演讲：“帝国将千年不朽，这是我们的意志。我们将会很高兴地知道，未来都是我们的！”希特勒说“这是我们的意志”，好像说出这些话就能够神奇地将德国变成世界头号强国一样。

　　这种认为信心可对人类行为产生无形影响的想法之所以引人关注，既是因为它被类比为气压对天气的无形影响，也是因为对两者进行预测的可能性。

　　预测天气，预测经济信心

　　带有科学依据的天气预报是19世纪中期一项非凡的发现。在19世纪40年代的两项重要发明之后，科学取得了长足发展。这两项发明分别是：可以传递不同地点天气状况信息的电报和可以创建气压变化时间序列图的气压自记器。新的天气预报让人耳目一新，这些预报具有（以后还将继续具有）极大的科学性。比如，一个关于克里米亚战争的著名故事说，科学家在1854年11月得出结论认为两场看上去自成一体的风暴实际上是一场风暴，从而预测到了风暴的轨迹，使英国和法国舰队幸免于难。

　　天气预报让人们开始畅想现代科学能实现的成就。19世纪90年代，报纸每天都会发布天气预报。这样的例行公事确保了气象学叙事强大的流行潜力。这些叙事也可与经济预测相类比：公众信心的变化看上去就像是风向或气压的转变。事实上，人们确实会有复苏、悲观情绪或其他倾向“在空中流传”的说法。人们似乎自然而然地认为，如果气象学家能够预测风向，那么经济学家就应该能够预测经济衰退。

　　如果公众相信有关经济繁荣或经济衰退的预测，那么经济预测就可能带有自我实现的预言的元素。人们在听到经济学家宣称经济衰退迫在眉睫之后，就会推迟原本有可能刺激经济的行为。反过来，由于这些科学家/经济学家指出，以往的衰退总是会画上句号，因此人们可能会预期任何一次经济衰退都会画上句号。让我们做一个类比，假定各地的天气预报员都表示，根据他们掌握的信息，某一地区将出现暴风雨，而且这类暴风雨的危害通常会持续6个月。于是，人们可能会取消6个月内的很多活动，经济活动水平可能会下跌6个月。如果有预测称经济将出现衰退，那么人们可能会观察到其他人在这之后开始减少支出，并将此视为“信心丧失风暴”的证据。

　　“经济波动往往会一再重演”的观点遵循了一种在现代文化中占有突出地位的古老科学传统。比如，天文学家埃德蒙·哈雷（Edmund Halley）在1682年指出，彗星有时会间隔75.3年回归一次。他认为同一颗彗星会一次又一次出现，并预测人们将在1758年再次在地球上看到这颗彗星。事实证明哈雷是正确的，直到现在，哈雷彗星仍然每75.3年回归一次，只不过这颗彗星已经黯淡了很多，因此当它上一次在1985—1986年回归时，人们基本上已经无法再看到它。哈雷彗星的故事是一个精彩的故事，鲜活生动地留存在人们的记忆之中。如今，围绕这个故事已经构建起了一个叙事星座，其中有一个故事说，出生在哈雷彗星回归年份的马克·吐温就曾预测过自己将在哈雷彗星75年后回归时离开人世。

　　ProQuest最早提到“商业周期”是在1858年的萧条时期，这个词与天气同时出现：

　　有些人声称从气象学中得知，冷暖交替是以10年为周期的：现在看起来还有一种时长与之相同的商业周期；幸运的是，10年一期的恐慌恰好与最暖和的冬季重合。至于这是巧合还是天意，或者它究竟是不是事实，还是交由大家判断吧。 注释标题 Diogenes,“Correspondence of the Mercury,”Charleston Mercury,1858年2月15日，第1版。

　　有观点认为商业波动是循环反复的周期性事件，其波长或为10年，或为一个明确且固定的间隔时长，不过这一观点不再像从前那样受到经济学家的热捧，但经济衰退和信心下降带有一定周期性和可预测性的说法仍然在大众脑海中留下了根深蒂固的印象。

　　天气预报也激发了另一种观点，即应该设立统计在册的未来经济波动的先行指标。1929年的股市崩盘发生于大萧条之前，不到10年之后，韦斯利·米切尔（Wesley C.Mitchell）和阿瑟·伯恩斯（Arthur F.Burns）在1938年开创了经济预测的先行指标法，这种方法会推动人们在股市下跌之后进入防范式经济决策模式，因而有可能促成预测的衰退。如今的先行指标包括商务部的商业环境发展（Business Conditions Developments，现已并入《当代商业纵览》）、美国经济咨商局的先行经济指标综合指数以及经合组织的综合先行指标。ProQuest或Google Ngrams对“先行指标”这一术语的搜索结果表明，这个概念从20世纪30年代左右开始逐渐流行，至今仍保持着强劲的势头。

　　信心可谓是经济晴雨表

　　正如我们可以测量气压一样，我们也应该可以测量信心。此外，不同于气压，信心有可能会受人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优秀的爱国人士在道义上有义务支持公众信心。事实上，1923—1929年担任美国总统的卡尔文·柯立芝就一肩承担起提振公众对经济和股市信心的重任。

　　柯立芝所做的保证——有时被称为“柯立芝—梅隆牛市小贴士”——引发了极大的争议。在《大西洋月刊》1928年的一篇文章中，拉尔夫·罗比（Ralph Robey）指出了这样一种模式：每次股市出现大幅下跌或公众谴责投机者大额贷款以购买股票的时候，总统卡尔文·柯立芝或财政部长安德鲁·梅隆就会对市场形势发表非常乐观的讲话，或是否认一切过度投机问题。罗比怀疑柯立芝和梅隆的乐观主义是否有合理的立足点，他认为这种乐观主义是为了维护公众对股市的信心而采取的一种措施。

　　“柯立芝—梅隆牛市小贴士”可能是政府为了安抚那些担心投资者信心受到干扰的有影响力人物采取的举措之一。《华尔街日报》在1928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

　　我国一家领先产业企业的首席执行官不久前与一些朋友聊起市场状况。他表示：“我看好我们自己的股票，它的价格肯定能马上拉上去，我也愿意大量购进股票。我不搞投机，所以股票肯定会放在我的名下。问题在于怎么把它卖掉。我已经为未来做好准备，但只要我卖掉任何股票，员工很快就会听到消息，而且他们大多数人都是股东，这么做不仅有可能干扰他们，事实上还会暗示他们出售自己持有的股份。因此，我默默地知道消息就行了。” 注释标题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Straws:Difficult to Take Profits,”Wall Street Journal,1928年11月5日，第2版。

　　股市在1929年10月崩盘。8个月前，即1929年2月，联邦储备委员会曾警告，美联储不会帮助那些为上涨股市提供贷款的银行。为了证明这一声明的合理性，它指出自己“既没有权力也没有倾向”评判“投机的优点”，但投资者领会了言下之意，并立即做出了强烈反应。《华盛顿邮报》报道了“美联储与华尔街剑拔弩张”，在这场战争中，华尔街的主要立场是美联储不应该多管闲事。1929年8月9日，即市场崩盘前的两个半月，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提高了再贴现率（即银行向它贷款的利率）。在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政府机构的使命可以被解读为稳定股市。有一些故事对1929年的股市崩盘起到了重要作用，而有关华尔街与美联储“之战”的叙事可能在接下来几个月里推动了这些故事的传播。它也给大众造成了一种普遍印象，即知情人士感觉到了过度投机的现象。

　　股市崩盘之后，人们对政府官员、商界人士和记者所做预测抱有的幻想进一步破灭。一位观察人士在1930年指出：“很不幸，商业分析文章的作者似乎倾向于只发表乐观的言论，并避开所有可能被视为悲观主义的词句。”1931年，《纽约时报》财经编辑亚历山大·达纳·诺伊斯（Alexander Dana Noyes）指出：“当那些重要人物在新年预言上写下自己的名字时，他们会追求充满希望的那一面，因此会剔除所有令人不快的反面声音。”

　　与此同时，没有人愿意被人指称在拥挤的剧院里大喊“失火了”，从而加剧公众恐慌并有可能引发人们大举逃离市场。拥挤剧院失火的原始叙事见于《纽约时报》，这篇报道可以追溯至1884年，即崩盘之前约半个世纪的时候：

　　周二晚上，在哈莱姆的芒特莫里斯剧院，戏剧《风雨交加》的帷幕在拥挤的房间里缓缓升起。演到火灾那一幕的时候，有人三次大呼“起火了！”，喊声响彻楼内。很多观众脸色发白，但是戏剧还在继续上演，这让人放下心来，一场险些发生的恐慌也就此化解……路易斯·艾斯勒指称居住在第四大道2446号的一位名叫弗朗西斯·麦卡伦的年轻人引起了这起事故，巡警长兼警察埃德米斯顿拘捕了他……韦尔德法官将他送到岛上关押了一个月。 注释标题 New York Times,1884年9月25日，第4版。

　　不过，“拥挤剧院失火”的叙事并没有马上流传开来。后来，时任大法官小奥利弗·温戴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Jr.，后来成为首席大法官）在1919年的一份最高法院判决书中提到了这一叙事。因此，它与一位名人产生了关联。这则叙事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流传，然后出现了病毒式传播。

　　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人们越来越坚定地认为，大萧条是由意见领袖的“口无遮拦”引起的，这些领袖忽视了这种口无遮拦造成的心理影响。但实际上，知名人士似乎很清楚自己所说的话有可能造成的心理冲击，这导致了另一则叙事的生成：意见领袖现在非常担心自己的话会引发恐惧，结果公众普遍开始认为这是错误的乐观主义。换言之，公众认为意见领袖在竭力表现出乐观的态度，而听众必须校正这种过度自信。显而易见，在这样的环境下，人们的预期会波动得厉害。

　　与早期的恐慌叙事一样，很多人也将大萧条视为奔逃或恐慌。当人们看到其他人逃离大萧条时，也会心生恐惧并纷纷逃离。这种恐惧感强有力地控制住了公众的想象力。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欧文·费雪在1930年写道：

　　也就是说，主要的危险根本不在于现实情况。危险在于恐惧，在于引发恐慌的恐惧，这种恐惧能从股市蔓延至企业。真正的勇士会承认：“我唯一的恐惧是对恐惧的恐惧”。 注释标题 Irving Fisher（1930），第63页。

　　波士顿市长詹姆斯·柯利（James Curley）的助手托马斯·穆伦（Thomas Mullen）在1931年也有过类似的表述：

　　我认为，我们唯一需要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 注释标题 Thomas Mullen,"ed in“Money to Move as Fear Leaves,‘Ad’Men Told,”Chris tian Science Monitor,1931年6月15日。

　　后来，在1933年，即大萧条最严重的那一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在就职演说中说：

　　因此，首先请允许我表明自己的坚定信念，即我们唯一需要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一种无以名状、失去理智和没有道理的恐惧。这种恐惧阻碍了我们将退却转化为前进的必要动力。 注释标题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First Inaugural Address,1933年3月4日，http://www.gutenberg.org/files/104/104-h/104-h.htm.

　　托马斯·穆伦不是名人，但罗斯福总统是。因此，罗斯福成为这一说法的创始人并使之广为流传，这句话被归到了他的名下——这个说法被反复提起很多次，因此听起来很正确。如今，这句“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可能是罗斯福最出名的一句名言了，ProQuest的搜索结果显示，它在21世纪前10年的使用频率甚至高过了20世纪30年代。

　　但是病毒式叙事不易掌控，而且有可能产生意想不到的影响。声称人人都在恐惧并强调人们需要鼓起勇气的做法可能会生成一些决意不再恐惧的爱国之心。但是，这样的规劝也会使人怀疑其他人是否会真正消除他们的恐惧。因此，将这个问题判定为一个事关恐惧的问题，只会使问题恶化。

　　20世纪30年代的其他叙事都在讲述这样的情形：屈居于人满为患的贫民窟，只能在晚上打开行军床，和很多人一起睡在公共区域，然后还得每天将床收起来，为其他活动腾出空间。还有一些叙事讲述的是人们生病但无钱就医的故事。虽然这些叙事有点夸大其词，但它们还是降低了人们在基本必需品之外进行消费的意愿。其结果就是，人们为了省钱而免去常规的牙科检查，最终可能不得不去看牙科急诊。

　　罗斯福还列出了消费的道德理由。他在1933年举行完就职典礼之后没几天就罕见地在全国性大规模银行挤兑潮中向全国发表了广播讲话，这次挤兑潮使得所有银行关门歇业。在这次“炉边谈话”中，他解释了此次银行业危机的情况并请求人们不要再去银行提款。他向全国发表这次讲话时，就像是军事指挥官在战斗前要求下属部队展现出勇气和无私。罗斯福明确指出：“你们大家一定要有信心。你们一定不要听信谣言和妄加猜测而惊慌失措。我们要团结起来消除恐惧。”公众听从了罗斯福的个人要求。银行挤兑得以结束，当银行重新开业时，资金开始流入银行而不是流出银行。

　　时至今日，这一叙事星座还在影响着我们。虽然总体叙事已经不够有力，或者说没有被很好地派上用场，因此不足以阻止经济衰退，但它仍然留存在我们的意识之中，一旦形势变化，它就有可能东山再起。与此同时，我们现在已经习惯于在每个工作日结束时收听股市收盘价并将之视为公众信心指标。我们也在密切关注各种月度信心指数，不过不是因为经济学家敦促我们这样做，而是因为我们仍然受到以往叙事的影响，即公众信心有可能会突然崩溃，就像拥挤剧院里突然传来“失火”的惊呼声一样。

　　聚焦大规模失业的叙事

　　我们可以看一看人们在大萧条期间提出的大萧条起因清单。人们陈述或推断的这些原因往往与某些事件对应，这些事件合在一起，促成了大萧条。比如，基普林格出版社的创始人威拉德·蒙罗·基普林格（Willard Monroe Kiplinger）在大萧条初期，即1930年，列出了如下的起因清单：

　　导致失业的原因大致如下：

　　1.机器的发展——这些机器只需要几个人操作就可以从事很多人的工作，这是技术方面。

　　2.人们受环境吸引或驱动从农场来到城市，导致工业中心超负荷。

　　3.女性进入了之前由男性从事的行业。

　　4.移民，这一因素现在对失业的影响要小于多年前。

　　5.商业萧条，这一条相当宽泛，既包含了失业的原因，也包含了失业的后果。

　　这都是些不错的理论，而且每条理论都很有道理，尤其是第1条提到的劳动节约型机器发展。但是，需要强调指出的一点是，没有哪条理论给出了答案，即使5条加在一起都没能给出答案，因为它们全都产生了复杂的后果，而这些后果一直没有得到相关部门的研究或探讨。 注释标题 W.M.Kiplinger,“Causes of Our Unemployment:An Economic Puzzle,”New York Times,1930年8月17日，第11版。

　　在现今的大萧条流行叙事中，基普林格提出的5个原因中只有一个会浮现在人们心头：商业萧条。今天的大多数人都会说商业萧条与信心丧失有关。但基普林格是在1930年发布这份清单的，随着大萧条的延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为促成大萧条的是信心的丧失。

　　基普林格的清单列举的是事实，而不是叙事，但我们可以推断，这5条原因中的每一条都与1930年的一则流行叙事相对应，因此也都与其他一些不易研究的叙事星座有所关联。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叙事中有一些叙事，甚至是很多叙事，都可能持有一种长期观点，认为大萧条将永远持续下去。

　　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中部对环境造成灾难性影响的沙尘暴故事开始影响大萧条叙事——从1934年到1940年，一系列风暴袭击了俄克拉荷马州、堪萨斯州、科罗拉多州和得克萨斯州，将没有得到妥当处理的表层干土吹得满天飞扬，给农场造成了破坏。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1939年的小说《愤怒的葡萄》描述了一个迁徙农民之家的辛劳，这部小说进一步敲定了大萧条与沙尘暴之间的联系。《愤怒的葡萄》畅销一时，并在1940年被改编成由亨利·方达（Henry Fonda）主演的电影。该书获得了普利策文学奖、国家图书奖和诺贝尔文学奖，此后一直是美国高中生和大学生的必读书。它是推动大萧条叙事星座的一部分。

　　多萝西娅·兰格（Dorothea Lange）拍摄的大萧条记录给我们留下了令人难忘的穷苦人民身处沙尘暴之中的照片。她的照片拍摄了垂头丧气排队等待领取救济食品的人；拍摄了贩卖五分钱苹果的男子，这些苹果整齐地堆放在城市街头的小木箱或桌子上；拍摄了人们在银行外排长队的情形；拍摄了胡佛维尔（棚户区）的生活。连同兰格鲜明的肖像一起，这些照片为今天的我们提供了有关大萧条的视觉记忆。

　　20世纪30年代是经济计量的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前，没有任何统计数据能够可靠地测算失业率。全美人口普查统计了工作者人数和不工作者人数，但是不工作者包含了老人、病人、求学者、全职妈妈和休假者。到20世纪30年代，统计数据开始把重点放到失业率上。失业率是根据劳动力总数而不是人口总数来衡量就业情况。大萧条结束以后，每月公布的失业率可能使人心生这样的想法：我们可能还会重蹈覆辙。我们可以看到失业率这个词的使用频率在Google Ngrams上一路上涨，不过，要等到1960年之后，它才会出现显著的增长。

　　失业率这个术语在20世纪30年代没有得到更多的报道，这一点似乎颇为奇怪，不过，缺少报道可能表明公众不熟悉它的定量表示法。他们尚未明确区分非自愿失业、懒惰和赤贫。相比之下，如今的叙事关注的是无过错失业，即那些一心想要就业的人陷入失业。

　　另一类大萧条叙事开始兴起

　　现在的大萧条叙事可能很少提及基普林格和其他人列举的原因。相反，当今的人们倾向于将大萧条归因于银行倒闭带来的恐惧和信心丧失。银行倒闭（及影子银行倒闭）是2007—2009年“大衰退”期间的主要叙事。在1930年的清单中，基普林格甚至都没有提到银行倒闭，因为大多数倒闭都发生在1930年以后。

　　一些现代理论尝试着在不直接依赖任何叙事的情况下解释大萧条的跨度之长和影响之深，这些理论看起来合情合理。哈罗德·科尔和李·奥海宁（Harold L.Cole and Lee E.Ohanian,2004）认为，1933年的《国家工业复兴法案》要求实施“公平竞争法则”，以便应对大萧条，但这实际上延长了大萧条的持续时间。（该法案是为了回应另一则有关购买力不足的叙事，详见第13章。）这部法案使企业更容易组建卡特尔集团，但更难削减工资。虽然最高法院于1935年宣布该法案违宪，但科尔和奥海宁认为罗斯福政府还是设法让这些法规继续生效。此外，高失业率一旦出现，就会进入持续状态，因为留下来的就业劳动力成了“局内人”，而被解雇的劳动力则成了“局外人”。就像阿萨尔·林德贝克（Assar Lindbeck）和丹尼斯·斯诺尔（Dennis J.Snower）指出的那样，在需求增长的时候，“局内人”倾向于抱团争取更高的工资，而不是要求重新雇用下岗的“局外人”。

　　其他理论也各有优点。经济史学家巴里·埃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和彼得·特明（Peter Temin）认为，大萧条的持续之长和切肤之痛要归因于美国当时无视劳动力市场的变化——这些变化使得工资水平更难下调——而盲目坚持金本位制。他们指出，越早放弃金本位制的国家，经济复苏得越好。

　　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安娜·施瓦茨在《美国货币史》中将大萧条归咎于美联储及其对货币供给的控制。但埃肯格林和特明认为，造成美国货币供给量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经济，而不是美联储。货币供给量下降的部分原因是银行挤兑，而造成银行挤兑的反馈环正是造成大萧条的反馈环。弗里德曼和施瓦茨认为，如果美联储当时采取措施抵消这种下降，它原本可以做得更好。特明还注意到，弗里德曼和施瓦茨认为银行挤兑与经济活动指标之间没有实质性的对应关系。

　　这些经济学家只是部分揭示了大萧条的严重程度。喜剧演员格劳乔·马克斯（Groucho Marx）对大萧条有着更具娱乐性的流行描述。根据格劳乔在1959年出版的自传，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时候他刚刚三十出头，在流行歌舞杂剧舞台上担任演员，薪水相当丰厚。他回忆说：

　　很快，比起演艺业，另一个更热门的行业吸引了我和整个美国的关注。那是一个叫作股票市场的小东西。我最初知道它是在1926年左右。叫人喜出望外的是，我发现自己是一个相当精明的交易员。或者说，至少看起来挺精明的，因为我买的每只股票都在上涨……我在《椰子果》的薪水大概是每周2 000美元，但跟我理论上在华尔街所赚的钱相比，这只是一笔微不足道的小钱。请注意，我很喜欢上台演出，但不太看得上这份薪水。我从所有人那里收集市场内幕信息。现在听起来令人觉得难以置信，但在那些日子里，下面这样的事情再常见不过了。 注释标题 Marx（2017[1959]），第15章开头。

　　格劳乔接着描述了很多让他和他的兄弟们过度相信并投注的内幕信息：这些内幕信息有的来自开电梯的人，有的来自华尔街人士，还有的来自他的剧院制片人以及他在高尔夫球场偶遇的一个人。他将这次经历视为一场“荒唐盛事”，并竭力想要弄明白自己在其中的角色。让“喧嚣的20年代”和“大萧条”时期的种种疯狂成为传奇的是格劳乔·马克斯这样的故事大师那种颇具说服力的讲述，他们比经济学家有着更大的公众影响力。

　　事实上，这则故事受到的关注基本上一直处于增长状态。图10.4表明，人们在2009年对大萧条的关注度要高于人们在大萧条期间对之的关注度，不过我们要知道，在大萧条发生的时候，人们还没有将这场经济衰退命名为“大萧条”，而是称之为“艰难时期”。该时期其他与大萧条相关的叙事涉及那个时代独有的一些词汇，如“等待领取救济食品的队伍”（breadline）这个词的使用频率在1929—1934年迅速上涨，在那之后就一直处于稳定下降状态。谷歌趋势的搜索结果也证实了人们在2009年对大萧条的关注度，只不过没有图10.4显示的那么显著而已。

　　图10.4 “大萧条”一词在书籍(1900—2008年）及新闻和报纸(1900—2019年）中的出现频率

　　注：大萧条叙事是一则持久的流行叙事，它的持续时间比大萧条本身要长出数十年之久。

　　资料来源： Google Ngrams （没有进行平滑处理）和作者根据ProQuest的数据计算得出的结果。

　　那么，大萧条叙事究竟如何影响我们对当今经济衰退的看法呢？我们来看一下2007—2009年世界金融危机的叙事年表，这次危机深受19世纪银行挤兑故事的影响——银行挤兑实际上就是金融危机的代名词。大萧条之后，人们以为银行挤兑的问题得到了解决。2007年的北岩银行挤兑是1866年以来英国出现的第一起银行挤兑，人们一下子回忆起了从前那些有关恐慌储户和银行紧闭的大门之外愤怒人群的叙事。这一挤兑故事引发了国际上的紧张局势，以及一年后发生在美国的华盛顿互助银行挤兑事件，接着又在几天之后引发了主要储备基金（Reserve Prime Fund）挤兑事件。这些事件导致美国政府不合常规地为美国货币市场基金提供了为期一年的担保。很显然，各国政府都意识到，它们不能任由过去的银行挤兑故事加剧公众的焦虑。

　　在2007—2009年的经济衰退中，大萧条叙事可能与银行挤兑叙事交织在一起，给人造成了这样一种普遍印象：“我们已经经过了一个像‘喧嚣的20年代’那样欢欣鼓舞、冒险投机、道德败坏的时期。现在，股市和银行正在崩溃，就像1929年一样；整个经济有可能再次崩溃，就像20世纪30年代那样。我们可能全都会丢掉工作，聚集在破产的银行门外，绝望地想要拿回我们的钱。”

　　简而言之，大萧条及其起因（在一段欢欣鼓舞的时期之后出现了信心丧失）仍是一则具有影响力的叙事。大萧条是美国历史上给人留下创伤的一段时期，当人们在聆听其他叙事了解接下来有可能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时，这段回忆会一直盘旋在他们的脑海之中。比起信心和恐惧叙事星座，关于谦虚、共情和简单生活的叙事星座给人留下的记忆要浅得多，但是对于经历过大萧条的人们来说，它在他们的记忆中仍占有一席之地。这些叙事大多都处于黯然沉寂的状态，在本书撰写之际，它们已经被成功叙事取代，后者认为炫耀性消费是合情合理的，下一章我们就来谈谈这一叙事。 中信出版2020年度好书-经济管理（套装共12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