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和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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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和参考文献
1 亚齐：海啸发生地的经济弹性
注释
灾难
班达亚齐遭遇了地质学家称为“近地”海啸的袭击。科学家来到了班达亚齐，他们将目击者的描述与地面所搜集到的数据（包括被损毁建筑物和碎片的位置）综合在一起，计算出了此次海啸的海浪大小。在西北海岸像洛格纳和兰普克这样的地方，遭到了超过30米高的海浪袭击，参见吉本斯和格尔芬鲍姆（2005）。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科学家理查德·格罗斯博士和本杰明·方超博士很快发现了地球倾斜与形状的变化，参见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2005）。
由于推测这些失踪的人已经死亡，所以死亡人数为估计数。官方数据和统计模型计算的亚齐在此次海啸中丧生的人数在12.8万~16.8万人。班达亚齐和亚齐贝萨尔地区的死亡率最高（大约为23%）。参见杜西等（2007a和2007b）。
历史
里克莱夫斯（2001）阐述了印度尼西亚的历史。格拉夫等（编辑）（2010）的论文集中给出了关于亚齐更为详细的历史的叙述，内容涵盖了马六甲苏丹国与荷兰人的战争、印度尼西亚的独立和亚齐的例外主义（或隔离性）。里德（2015）描述了胡椒的重要性，并提到了亚齐的崛起为世界供应了一半的胡椒。
灾难与增长
关于自然灾害对经济影响的一个早期现代研究来自阿尔巴拉·伯特兰（1993），他在1960—1979年对26个国家的灾害情况进行了研究。卡瓦洛和诺伊（2009）在随后的文献综述中检验了灾害是否对经济的增长有“好处”。
检验灾难影响的研究者所使用的数据来自紧急灾难数据库的公开资料，该数据库由灾害流行病学研究中心编制，网址为www.emdat.be。
配第、斯通和GDP
威廉·配第的工作在他1662年关于税收的书和1676年的《政治算术》中有所涉及。他对国民账户体系发展的贡献可参见肯德里克（1970），最新的可参见戴维斯（2015）。
尽管其他经济学家，尤其是美国的西蒙·库兹涅茨，帮助制定了现代GDP的指标，但理查德·斯通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人物，他在1984年获得了诺贝尔奖。约翰森（1985）对理查德·斯通的贡献进行了讨论，斯图坚斯基（1958）对所有的贡献者进行了更为详细的阐述，而有关通俗易懂的现代历史则可参见科伊尔（2014）。
海啸的经济影响
世界银行（2006）对亚齐的损毁程度进行了估计，其中也包含援助机构支出对局部通货膨胀影响的数据。在亚齐-尼亚斯重建与修复机构（2009）中，负责监督救援工作的印度尼西亚机构公布了其调查结果，指出了灾害的破坏范围以及2005—2009年需要做的重建工作。
我的GDP计算方式使用的是不含石油的实际GDP，数据来自政府的官方机构——印度尼西亚统计局。
内战、自由亚齐运动以及和平进程
格拉夫等（2010）对亚齐的战争历史进行了描述。2000年和2002年的和平谈判失败了，在此之后，印度尼西亚政府似乎致力于彻底消灭自由亚齐运动。在2005年新加入的参与者是芬兰前总统马尔蒂·阿赫蒂萨里建立的“危机管理倡议”（Crisis Management Initiative，简称CMI）。2005年，印度尼西亚部长哈米德·阿瓦卢丁和自由亚齐运动的领导人马利克·马哈茂德签署了谅解备忘录，见证人是后来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的阿赫蒂萨里。戴利等（编辑）（2012）讨论了和平进程以及危机管理倡议组织在和平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现代亚齐的伊斯兰教法
2016年，有超过300人受到了公开的鞭刑。其中大多数（90%）是那些被指控赌博的男子。那些受到惩罚的人当中还包括被指控赌博和饮酒的妇女，以及被指控进行婚前性行为的夫妇，参见刑事司法改革研究所（2017）。
配第和穆勒的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这一现代术语在20世纪下半叶才开始流行起来，但很明显这正是配第（1662）和穆勒（1848）谈论的内容。配第写道，一个杀死或监禁其臣民的国家只会伤害到自己，因为这些臣民（通过他们的劳动）是财富的来源。穆勒写的是“国家从毁灭中迅速地恢复”，并解释了由于人类不断地使用、破坏和重建实物资本（例如机器和工厂），物质生产资料能够以比我们想象的更快的速度重建，只要人力资本和人口能相对地保持完好无损。
参考文献
2 扎塔里：难民营的非正规经济
注释
难民数量图
有关难民营规模的数据来自联合国难民署。难民营的人口是变化的，我认为高峰年出现在2010—2015年。其他大型的难民定居点包括位于肯尼亚东部的达达阿布（达达阿布集中了五个较小的难民营），还有孟加拉国的库图巴朗（库图巴朗是逃离缅甸的罗兴亚难民的家园），参见联合国难民署（2016a）。关于按国家（来源地和收容国）划分的难民数据可在联合国难民署的人口统计数据库中获得。
扎塔里的关键事实：创立，就业率，初创率
莱德维特（2014）记述了在扎塔里早期的岁月，其中包括难民营的非正规化情况。涵盖了扎塔里非正规企业所产生的收入的其他数据则来自联合国难民署的常规情况说明书，可参见联合国难民署（2016c）。初创率是根据已建立的初创公司数量占现有公司数量的百分比计算的。关于在难民营前18个月内就由难民们建立起了完善的市场的摘要，参见REACH（灾害评估机构）（2014）。关于商店数量后几年的数据由联合国难民署进行跟踪，可参见联合国难民署（2016c）。
对扎塔里的负面解读
国际特赦组织（2013）和莱德维特（2014）讨论了扎塔里难民营最初几个月的违法行为和缺乏控制的情况。另可参见乔丹·维斯塔（2012）。
按照设计建造的阿兹拉克
关于阿兹拉克提供给扎塔里有关改进的声明，参见救济网（2014）。关于联合国官员对两个难民营的看法，参见蒙哥马利和利（2014），以及斯维茨（2014）。关于在阿兹拉克建立典型难民营所采取的措施，参见加特（2018）。关于这个叙述是如何影响阿兹拉克最初报道的例子，参见博蒙特（2014）。
马斯洛的动机理论及其在灾区的应用
马斯洛（1943）提出了需求层次结构理论。关于实证检验该理论的近期成果，参见迪纳和泰（2011），关于该理论应用于难民的情况，参见朗恩和丹兹勒（2017）。
阿兹拉克的不景气
对难民营进行采访后发现，难民营缺少工作，而难民营也因此陷入了不景气。更多关于官方观点与阿兹拉克现实生活之间的分歧信息，参见加特（2018）。关于难民营监狱5号村的信息，参见斯塔顿（2016）。关于难民营中正式的带薪工作（基于激励的志愿活动）以及相对于职位来说存在大量有意愿的劳动者供给，参见联合国难民署（2016d）。关于就业对难民福祉的重要性，参见波马克和钟（2017）。
童工和迷失一代的风险
关于童工的风险和程度，参见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14）。关于在扎塔里提供教育的挑战，参见施密特（2013）。
参考文献
3 路易斯安那：监狱经济学
注释
美国和路易斯安那州的全球监禁统计
全球监狱人口的统计数据来自《监狱研究》（2016）。美国监狱人口的数据来自美国司法部司法统计局（2018）。路易斯安那州立监狱的刑期数据来自路易斯安那州惩教局（2010）。关于监狱趋势的进一步数据来自路易斯安那州公共安全和惩教局的“简报”。
乔治·拉瓦尔·切斯特顿
典狱长乔治·拉瓦尔·切斯特顿的事例来自其于1856年出版的《监狱生活启示》（Revelations of Prison Life）。1829—1854年，切斯特顿担任位于冷水浴场地区的米德尔塞克斯教养院的院长。这座监狱以“铜墙铁壁”著称，坐落在伦敦市中心克勒肯维尔的芒特普莱森特。切斯特顿的叙述清楚地表明了囚犯在监狱中拥有很大的自主权，这包括囚犯相互之间的交流方式以及发达的地下经济。
威尔伯特·里多
威尔伯特·里多对自己的罪行、死囚期限以及改过自新和写作的叙述，参见里多（2010）。这本书是献给保罗·菲尔普斯的，他长期担任安哥拉监狱的典狱长，并对里多的写作生涯给予了支持和指导。
《安哥拉人》
在美国许多监狱都有内部报纸，但《安哥拉人》可能是其中最有名的，并在威尔伯特·里多的主笔下获得了多项国家新闻奖。《安哥拉人》杂志的最新版本可以通过订阅获得，也可以在监狱的博物馆中购买。历史版本由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所持有。威尔伯特早期的一些著作已经丢失了，他的妻子琳达好心地为我提供了威尔伯特作品的扫描件。
路易斯安那州数据：收入、贫困、肥胖、毕业、谋杀率
收入和贫困的数据摘自美国人口普查局的历史收入表格。美国肥胖率的数据来自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2017），并且可以通过肥胖现状（State of Obesity）可视化网站获得。受教育程度方面的数据来自国家教育统计中心（2016）。每10万人口的谋杀数量和谋杀率来自联邦调查局（2018）。
刚果人
刚果人是一个巨大王国中的一部分，其领土位于西非中部，横跨刚果共和国、刚果民主共和国、加蓬和安哥拉的部分地区。在19世纪后期，葡萄牙接管了刚果王国。刚果人讲的是刚果语，刚果语是现代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四种官方语言之一，刚果人也是该国最大的种族之一。
奴隶耕作、安哥拉历史、富兰克林和阿姆菲尔德
安哥拉有一家保存完好的博物馆，里面存有大量的历史资料。关于路易斯安那州刑罚制度和奴隶租赁重要性的首次公开记载见于卡尔顿（1967，1971）。福里特（2013）和卡登（2017）阐述了有关使用奴役囚犯当作农场工人的政治经济学的最新研究。关于富兰克林和阿姆菲尔德的角色信息可以从亚历山大黑人历史博物馆处获得。
监狱企业
监狱企业的庄稼和产量情况都列示在其网站上，财务业绩包含在该州的综合账目中，参见路易斯安那州（2016）。
美国监狱和英国监狱的薪资水平
囚犯的薪资水平是由州一级制定的，并没有采取全美统一标准，索耶（2017）对它们进行了手动搜集并进行了比较。在英国，囚犯的薪酬相对来说更加不透明，所以这些数字全是通过访谈得出的。
杰文斯、金钱和“需求的双重巧合”
杰文斯、卡尔·门格尔和莱昂·瓦尔拉斯被视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派的创始人。关于货币标准的介绍来自杰文斯（1875）。
奇怪而又奇妙的非正规货币
从阿姆斯特朗（1924）开始到最近的利普（1983，1995），他们都对罗塞尔岛的货币制度进行了广泛调查。巴克利（2002）描述了关于啄木鸟头皮的使用。关于在刚果王国使用海菊蛤贝壳，在安哥拉使用酒椰制成布的信息，参见万西纳（1962）。普赖尔（1977）对原始货币类型进行了更为正式的检验。
合成大麻
关于在以色列合成HU-210的信息，参见梅克兰姆等（1990）。赫德森和拉姆齐（2011）在搜寻大麻的主要合成物方面提供了更多的历史和证据。为了了解全球的情况，联合国追踪了合成大麻素的使用和发展，并呈现了一些历史，参见联合国（2011，2013）。萨科和芬克利亚（2011）记述了大卫·罗兹加的去世和在此之后的立法（《大卫·米切尔·罗兹加法案》）。
海军罪案调查处在19世纪末就知道了合成大麻的存在，参见海军罪案调查处（2009）和《海军今日》（Naval Today）（2013）。赫斯特等（2011）对美国海军士兵做了案例研究，这些士兵在使用合成大麻后出现了心理问题。
安哥拉的缉毒行动，在英国监狱中使用
关于安哥拉监狱丑闻的定期报道，参见《倡议者》（The Advocate）（2017，2018）。
“绿点卡”：储值卡
在《斯莱特》（Slate）（2005）中可以找到关于电子礼品卡的一些历史记录，德夫咨询顾问公司（2004）分析了21世纪初期的上升趋势，美联储（2018）对最近的预付费借记卡交易数量的激增进行了讨论。皮尤（2015）对用户的人口特征进行了调查。
英国合成大麻
关于英国合成大麻的信息，参见女王陛下的英格兰和威尔士监狱总督察（2014）、英国公共卫生局（2017）和高克（2018）。
来自有经验的人和“First 72+”组织
关于路易斯安那州司法系统的改革斗争，参见沃特（2018）、First 72+（2018）、新兴基金会（2018）。
参考文献
4 达里恩：偷渡、走私、抢劫兴盛的无人区
注释
峡谷、历史、人民和著名的过境点
伯顿（1973）讨论了达里恩的原住民部落、植被和鸟类生活，以及泛美公路带给他们的危险。美国总审计长（1978）对完成这条公路的挑战进行了有益的讨论，其中包括非常有趣的地图。交通工具可以在船只的帮助下横渡峡谷。1972年，在英国陆军少校约翰·布拉什福德·斯内尔的协助下，美洲探险队在干旱季节穿越了达里恩峡谷。更多关于峡谷的历史信息，包括布拉什福德·斯内尔探险队的照片，参见米勒（2014）。
哥伦比亚内战，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右翼准军事组织
一份关于哥伦比亚内战事实和数据的长篇文件于2013年发布，GMH（历史记忆小组，2016）提供了该文件的英文版《已经够了！》（BASTA YA!）。一份有关战争数据的较短篇幅的新文件可参见米洛夫（2016b）。
海盗的历史和故事：亨利·摩根，威廉·丹皮尔和莱昂内尔·威弗
关于英国海盗亨利·摩根生平的最早记述可参见艾斯克默林（1684），关于影响苏格兰民意的因素可参见丹皮尔（1697）和威弗（1699），所有的版本都可以在网上找到。在这三者当中，威弗的叙述是最令人兴奋的，因为他提供了包括达里恩地图在内的很多细节。
苏格兰公司与达里恩计划
苏格兰公司是世界上最早的“股份制”公司（个人可以投资的上市公司）之一，后来被称为“达里恩公司”。瓦特（2007）对公司的形成、投资者和目标进行了出色的描述。
达里恩灾难
普雷柏（1968）在他经典的现代叙述中对达里恩探险队的悲剧进行了详细阐述。关于寻找新喀里多尼亚的个人旅程的现代描述，参见麦肯德里克（2016）。关于那些亲身经历过达里恩灾难的幸存者的日记参见瓦特（2007）和博兰（1779）的引用。关于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祖先曾在苏格兰船上，参见米勒（1904）。
亚维萨：历史、博物馆、路线的影响
赫利希（2003）绘制了亚维萨周围地区和受保护的原住民土地范围的地图，在他的这篇文章里还描述了该地区的历史，其中包括为保护西班牙黄金河流运输路线而建造的堡垒。
达里恩航拍照片，巴拿马雨林消失的证据
马特奥-维戈等（2018）提供了巴拿马东部森林砍伐率的数据。纳尔逊等（2001）讨论并评估了热带雨林向农田的转化，以及为阻止森林砍伐而采取的政策。古铁雷斯（1989）提供了森林随时间变化的地图，并对伐木的影响进行了分析。阿西亚（2017）和贝莱尔（2018）讨论了森林砍伐和养牛业兴起的问题。
公地悲剧
生态学家加勒特·哈丁在20世纪60年代的一次关于人口过剩与环境的讨论中提出了“公地悲剧”这一术语，参见哈丁（1968）。
自由市场的失败
1832年，威廉·福斯特·劳埃德在牛津大学开展了“关于人口检查的两个讲座”，他在第一次演讲中就阐述了因过度开采而破坏共同基础的例子。
奥斯特罗姆的工作，《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托贝尔，日本村庄
奥斯特罗姆在她的《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一书中介绍了自己的工作，参见奥斯特罗姆（1990）。麦基恩（1996）描述了日本村庄资源管理的非正规制度。
《巴拿马第24号法令》和柚木树
格里斯和诺克（2011）讨论了柚木树对巴拿马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斯隆（2016）研究了《巴拿马第24号法令》在鼓励柚木树种植方面的影响。关于“柚木树热”以及更好地植树造林如何能治愈它的信息，参见霍尔（2018）。
巴拿马环境的经济潜力
关于巴拿马鸟类生活的多样性，参见里奇利和格文（1992）。多罗什和克拉奇尼科娃（2012）在假设巴拿马环境得到保护的情况下，对巴拿马环境的经济潜力进行了评估。
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遣散后的麻烦
关于增加古柯的种植以生产可卡因的相关信息，参见联合国（2016）。另可参见米洛夫（2016a）。
进入美国的新移民路线
关于经由达里恩进入美国境内的移民路线的官方信息很少。其中一篇较为详细地描述了移民路线和数量的文章来自米拉利亚（2016）。
巴拿马现金换公民身份的政策，柚木树的作用
关于“投资获取公民身份”的政策，4万美元植树造林的签证计划，参见巴拿马领事馆（2018）。
恩贝拉木材的全球市场
柚木树在公开市场上的国际价格请参见国际热带木材组织（2018）。
参考文献
5 金沙萨：极度腐败打造最贫穷城市
注释
刚果（金）经济的事实和数据
本章中关于GDP和失业的数据来自世界银行发展指标数据库。世界银行（2018b）解释了刚果（金）在营商便利性方面的排名为184（在190个国家或地区中）。生活在贫困线（每日1.90美元）以下的人口数据来自世界银行贫困与平等数据库。刚果（金）的数据较少，仅有2004年（94%）和2012年（77%）的数据，但这两年的数据却呈现了这个世界上最严重的贫困。关于疟疾的流行可参见世界卫生组织（2018）。关于金沙萨对疟疾的治疗，参见接纳承诺疗法观察组（2017）。
维恩·洛维特·卡梅伦的非洲之旅
维恩·洛维特·卡梅伦描述了他的非洲探险之旅，参见卡梅伦（1877）。卡萨达（1975）讨论了卡梅伦作为废除奴隶制活动者的重要作用及扮演的角色。
金沙萨的官方税率和实际税率
关于官方税制应如何运行的综述，参见普华永道（2018）。关于现实中税制如何运行的相关信息来自金萨沙的访谈，另请参见那库库和蒂特卡（2018a，2018b）。
亨利·莫顿·斯坦利——他的著作和生活
关于亨利·莫顿·斯坦利非洲之旅的游记可参见斯坦利（1878）。蒂姆·布彻回顾了21世纪初的远征，并在他的回忆录中讨论了斯坦利的生平和旅行，参见布彻（2008）。
对于一部现代传记来说，其中既包含对斯坦利残忍的讨论，也包括他反对奴隶制的讨论，参见杰尔（2007，2011）的评论文章，另可参见比尔曼（1990）。关于来自刚果视角的描述，参见姆布-姆普图和卡塞雷卡（2012）。
柏林会议和对非洲的争夺
“争夺非洲”的标志性事件是1884年的柏林会议，14个国家参加会议并签署了会议所达成的条约。其中，法国和英国签署了最大的索赔额，其次是德国和葡萄牙，参见帕克南（1991）。
国王利奥波德二世，刚果自由邦的人道主义灾难
关于对利奥波德二世统治的现代描述，参见霍克希尔德（1999），最新的描述可参见雷布鲁克（2015）。爱德蒙·丹恩·莫雷尔（1906）所撰写的《红色橡胶》（Red Rubber）以及1904年的《凯斯门特报告》（CasementReport），引起了人们对刚果自由邦正在发生的事情的关注，其中讲述了令人感到痛心的虐待故事，尤其是在利奥波德二世的私人皇朝疆土时期，参见凯斯门特（1904），特别是“附件1”中的访谈。
刚果直到20世纪20年代才进行了官方的人口普查，当时刚果的人口有1 000万。由于缺乏人口普查记录和埋葬记录，在刚果自由邦的死亡人数方面仍然存在分歧。凯斯门特的报告包括许多对已经倒塌或消失的村庄的描述。莫雷尔估计的死亡人数在2 000万，其他大部分人将这一数字认定为1 000万，参见霍克希尔德（1999）和万西纳（2010）。
刚果危机
关于对刚果危机时期的记录与观点的当代评论，参见内夫（1964）。关于美国和比利时在危机中所扮演的角色，参见卡普兰（1967）。
蒙博托主义——成功的早期
关于刚果（金）在蒙博托的带领下从危机到稳定的转变，以及1967年改革方案的成功，参见扬和特纳（1985）。
蒙博托币值暴跌
1993年，蒙博托被迫重新命名了货币，新扎伊尔的价值相当于300万的旧扎伊尔。1998年夏天发行的刚果法郎的价值相当于10万新扎伊尔或3 000亿原有货币。
蒙博托时代的农业和工业
关于蒙博托时代的农业计划及其灾难性的后果，包括作物产量和农场产出的数据，参见扬和特纳（1985）。关于大型基础设施计划背后的想法，参见扬和特纳（1985）。联合国（1989）对马鲁古造纸厂的不佳表现进行了研究。关于大型基础设施计划（尤其是因加大坝）的政策及持续讨论，参见戈特沙尔克（2016）。
金沙萨的两次掠夺
关于蒙博托的失败和这两次掠夺的当代叙述，参见伯克利（1993）和里奇伯格（1991）。哈斯金（2005）和雷布鲁克（2015）对掠夺事件进行了讨论。可以清楚地从国家的产出数据中看到，掠夺对经济所造成的影响导致了蒙博托时期的衰退。关于最后几年在金沙萨生活的描述，参见朗（2001）。
喂马：公务员和非正规税收
在金沙萨随处可见警察在征收非正规的税收，埃里克森·巴兹和奥尔森（2011）对此进行了讨论。关于蒙博托时代的腐败，参见雷诺（2006）。
山寨之城
关于“第15条”非正规经济的规模的介绍很少，但普策尔等（2008）讨论了它的重要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5）对此给出了一些估算。德博克（2013）讨论了基诺斯人对在金沙萨内建立非正规村庄的反应。关于在扎伊尔的非法活动及非正规活动对经济的重要性，参见麦加菲（1991）。关于非正规税收的地方性制度，参见那库库和蒂特卡（2018a，2018b）。关于非正规税收对刚果经济数据的影响，参见马里沃特和德赫德（2014）。
教育制度、私有化和激励费
布兰里尼（2012）讨论了国家教育支出的崩溃。关于国家的非正规私有化，参见特雷芬（2009）。关于公共教育的私有化，参见布兰特（2014），德赫德和蒂特卡（2016），以及布兰里尼（2012）。
道路办公室和公共基础设施（道路）
关于蒙博托时代道路办公室的困难，参见扬和特纳（1985）。关于刚果基础设施状况的最新分析，参见福斯特和贝尼特斯（2011）。
卡比拉和后蒙博托时代的国有资产流失
关于卡比拉家族的财富及其来源，参见刚果研究小组（2017）。全球见证（2017）对因矿业收入被盗取而损失的资金进行了估计。海牙战略研究中心（2013）分析了钶钽铁矿在刚果东部冲突中所起的作用。对卡比拉的批评以及他的方法与蒙博托的相似之处，参见巴维尔（2010）。
无法摆脱的困境——困在“第15条”里
恩格尔伯特（2003）讨论了弱势国家的复杂力量。关于腐败如此普遍以至于如果将其废除可能会损害经济的想法，参见《青年非洲》（Jeune Afrique）（2013）。关于“第15条”的方式以及“多来一点”的文化在现代薪资服务中所发挥的作用的信息，参见莫什奥那斯（2018）。
参考文献
6 格拉斯哥：工业革命发源地的没落
注释
格拉斯哥，从高到低：沃波尔到沃尔什
丹尼斯·笛福（1707）对格拉斯哥的自然美景发表过著名的评论。沃波尔（1878）阐述了这座城市的工业成就。沃尔什等（2010）讨论了“格拉斯哥效应”。
格拉斯哥艺术界，亚历山大·里德和印象派画家
关于格拉斯哥的艺术界优于伦敦的说法来自赫尔曼·穆特休斯，他是一位德国的建筑师，在20世纪初的时候就担任德国驻伦敦大使馆的文化和技术专员，并出版了《英国住宅》（The English House），参见穆特休斯（1904）。福尔（2011）描述了亚历山大·里德的影响。威廉·布雷尔爵士一直从里德那里购买画作，他认为是亚历山大·里德激发了苏格兰对艺术的热爱（许多作品仍然保留在巴勒珍藏馆中），相关信息参见格拉斯哥博物馆（1997）。
格拉斯哥的多个“第一”：瓦特、开尔文、地铁
约翰斯顿（2006）讨论了格拉斯哥的物理学和应用科学的历史，并指出科学发现支持了商业活动（这包括瓦特、开尔文、兰金和洛吉·贝尔德）。关于格拉斯哥大学的历史和作用，参见库茨（1909）和莫斯等（2000）。格拉斯哥的地铁于1896年开通，是仅次于伦敦和布达佩斯地铁的第三个地铁系统，但它是第一个实现电气化运营的地铁，这便意味着无烟旅行，参见赖特和麦克莱恩（1997）。
“弗吉尼亚·唐斯”家族的兴起和衰落
尼科尔（1966）描述了“烟草大亨”的兴起和衰落以及他们对格拉斯哥中心建筑的影响。迪瓦恩（1990）阐述了格拉斯哥商人所从事的烟草贸易。
格拉斯哥造船业的巅峰
对河流及其支持产业的投资产生了当地著名的一句谚语：“克莱德河造就了格拉斯哥，格拉斯哥创造了克莱德河。”布雷姆纳（1869）详细描述了格拉斯哥造船业的崛起。关于格拉斯哥造船业的近代历史，参见沃克（2001）。史密斯（2018）用一章的篇幅讨论了格拉斯哥船只优良声誉的相关内容。
城市经济学与集聚效应
马歇尔对集聚经济的探讨来自他的《经济学原理》（1890）一书。关于近期使用马歇尔计划的例子，参见波特和沃茨（2012）以及布林克曼等（2015）。
船舶制造业的迅速衰退
英国船舶制造业衰落的历史是从克莱德河开始的，这里也是关注的焦点所在。约翰曼和墨菲（2002）详细阐述了这一行业的快速衰落，政府在管理、给予补贴以及最终使船舶制造业失败中所扮演的角色。关于斯蒂芬造船厂最后一位经理的个人描述，参见斯蒂芬（2015）。关于英国造船厂的技术的工艺传统导致了难以实现规模经济的论文，参见洛伦茨（1991）；另可参见伯顿（2013）。
英国将目光投向日本
康纳斯（2009）阐述了英国政府在造船业衰落的过程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关于对日本造船厂的研究以及它们的生产率数据，参见贸易（1965）的出版物。关于缺少投资的信息摘自约翰曼和墨菲（2002）。
格迪斯委员会，上克莱德造船厂——产生与消亡
约翰曼和墨菲（2002）及康纳斯（2009）讨论了格迪斯委员会的形成和作用，贸易委员会（1966）出版了该报告。关于上克莱德造船厂“实验”的产生与失败的简史就像百老汇一样精彩纷呈（1976）。在上克莱德造船厂计划时期的有关造船厂的电影镜头，可以在肖恩·康纳利导演和讲述的纪录片《高帽和扁帽》（The Bowler and the Bunnet）中找到，这部纪录片可以在英国电影学院获得，参见康纳利（1967）。
慢性因素
慢性因素（饮食、吸烟和运动）的数据来自格拉斯哥人口健康中心及其研究人员的出版物，参见格拉斯哥人口健康中心（2008），怀特和阿杰图莫比（2012），以及多兹（2014）。关于贫困和健康状况的地图和数据可从格拉斯哥人口健康中心网站获得，另可参见卡斯泰尔斯和莫里斯（1991）。
暴力与毒品
因毒品死亡的人数的数据摘自年度出版物《苏格兰毒品死亡》（Drug Deaths in Scotland），参见苏格兰国家档案（2018）。自杀率的数据来自苏格兰的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
迪尔凯姆与自杀论
关于迪尔凯姆的法国原版著作参见迪尔凯姆（1897），最早的英译本是1952年的版本，关于近期再版的信息参见迪尔凯姆（2002）。关于迪尔凯姆的生活和工作传记，参见卢克斯（1992）。关于他所从事工作的现代意义（包括“社会事实”概念的重要性）的讨论，参见伯克曼等（2000）。
帕特南、意大利和社会资本
帕特南（1993）描述了他在意大利对社会资本和民主的走访调查，也可参见帕戈登（1988）。科尔曼（1990）对社会资本这一概念进行了数学形式的处理。
左翼和右翼对社会资本的批判
包括阿罗（1999）和索洛（2000）在内的经济学家对社会资本提出了批判。费拉吉那和阿里戈尼（2017）对社会资本支持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例子进行了讨论。
格拉斯哥的公寓过于拥挤，条件简陋
著名的流行病学研究对拥挤的条件、贫穷与疾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阐述，参见普尔特尼（1844）和佩里（1844）。
城市提升信任，玛丽·巴伯和租金罢工运动
威西（2003）记述了城市提升信任的历史，并对格拉斯哥的首套社会住房进行了描述。关于包括玛丽·巴伯和租金罢工运动在内的格拉斯哥妇女的信息，参见金（1993）；另可参见伍德利和贝拉米（1984）的纪录片《克莱德河边的红裙子》（Red Skirts on Clydeside）。
布鲁斯，阿伯克龙比，斯彭斯，格拉斯哥计划的梦想与失败
关于格拉斯哥重塑的两个计划，参见布鲁斯（1945）及阿伯克龙比和马修（1949）。布鲁斯计划（包括拆除格拉斯哥的历史中心）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有些过于激进，但是其中的想法对格拉斯哥的计划产生了数十年影响。阿伯克龙比计划（即“克莱德山谷区域计划”）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参见史密斯和万诺普（1985）。切克兰德（1976）也对这一计划进行了讨论。
“四大”——野心与失败
关于展示了“四大”小区状况的惊人的掠夺地图可从《格拉斯哥住房调查》（Inquiry into Housing in Glasgow）（1986）中获取。戴默（1989）提供了更为深入的细节、访谈以及战争期间对摩尔公园的住房计划的批判，摩尔公园后来成了格拉斯哥最臭名昭著的地区之一，被人们称之为“酒巷”。克雷格（2003）描述了在德鲁姆扎佩尔的生活，此外，环境研究中心（1985）对伊斯特豪斯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检查。正如加纳姆（2018）所描述的，周边地区的问题仍在继续。
公寓的历史
关于公寓的历史、法律依据、建筑、家具和社会影响，以及地图、计划和图片，参见沃斯道尔（1977）。法利（1990）按主题搜集了那些同住在公寓里的人们的录音。拉尔夫·格拉瑟的三本书涵盖了在戈尔巴尔斯的生活。关于典当物品时应保持尊重的重要性，参见格拉瑟（1986）。
关于周边庄园生活中的歌曲和诗歌
《吉利曲》由亚当·麦克诺顿创作，也称之为“摩天大楼断奶”（The Skyscraper Wean），讲述的是那些被送往卡斯特米尔克高层建筑中生活的儿童所面临的困境。
在格拉斯哥死于毒品以及艾滋病的人数上升
苏格兰死于毒品的人数在持续增加。在2017年，这一数字创下了自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格拉斯哥因毒品所导致的死亡所占的比例不大，格拉斯哥在过去的两年里开始流行注射可卡因，这似乎导致了更多的死亡，参见苏格兰国家纪录（2018）。与此相关的艾滋病的流行，参见拉格内特-克罗宁等（2018）。
参考文献
7 秋田：银发之都
注释
日野原重明
日野原重明是一名医生，后来成为日本的一名长寿大师。他于2017年逝世，享年105岁。日野原重明写了数百本书，其中包括日本最畅销的《活好》，参见日野原（2006）。关于日野原重明的一生，参见罗伯茨（2017）；关于“日野原主张”的影响，可参阅班多等（2017）。
日本人口统计
日本人口统计数据来自国家人口与社会保障研究所（IPSS），参见国家人口与社会保障研究所（2017a）。按城市和区域人口老龄化预测的年龄，参见国家人口与社会保障研究所（2013）。按性别划分的百岁老人的数量的相关数据来自日本老年人健康和福利局（2017）。
预期寿命
日本寿命表（Life Tables）中列出了日本人的预期寿命，参见日本卫生劳动及福利部（2015）。其他国家对预期寿命的长期预测来自《世界人口展望》，参见联合国（2017）。
莫迪利安尼和布伦伯格：生命周期模型
关于生命周期模型的起源，参见布雷特和赫希（2009）书中莫迪利安尼的文章。关于模型的含义及其重要性，参见迪顿（2005）。
养老金
社会保障支出占政府总支出比重的历史数据可参见财政部（2016）。关于老龄化造成的医疗体系负担，参见赖克和涩谷（2015）。
日本的家族传统，尊重长者
关于家族传统中亲孝行的概念，参见吉美（2011）。关于儒家观念对经济产出的影响（例如法人组织），参见中根（1970）和熊谷（1992）。
代际不平等
关于代际公平的最新综述，参见元重（2013）。关于养老金改革给日本团结理念所带来的风险的早期文章来自高桥（2004）。关于政府促进代际融合的计划，参见拉金和卡普兰（2010）。
两个武士
织田信长，出生于1534年，他在日本统一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不仅是一位灵巧的统治者，而且是一位经济战略家。织田信长打败了许多竞争对手，但他在1582年被暗杀了，享年47岁。德川家康，出生于1543年，是另一位日本统一主义者。他参加了大量的战争，因结盟并避免了冲突而闻名于世。他于1616年因自然原因去世，享年73岁。德川家族在此之后统治了日本250年。关于日本的统一，参见查普林（2018）。
自杀率
世界卫生组织（2014）将日本的自杀问题和令人担忧的自杀率上升作为案例进行了研究。关于秋田的自杀率以及经济问题普遍成为引发自杀的原因之一，参见伏见等（2005）。关于日本农村老年人的自杀问题，参见特拉法根（2004）。
孤独死
日本卫生劳动及福利部记录了有关死亡原因的数据。“孤独死”的人数并不是一个容易获得的统计数据，但是相关讨论可参见日本卫生劳动及福利部（2011），此外沃特森和田村（2014）也提供了一些数据。关于社会资本、连带性和孤独感，参见霍梅里希（2014）。
正在消失的日本：藤里与津和野
藤里的数据来自镇长提供给我的复印件，可以在网站上获取这些数据，网址为www.extremeeconomies.com。关于“购物难民”概念的兴起，参见小田（2011）。
津和野的数据来自镇上代表们提供给我的复印件。想要获取相关图片和更多数据，可以参见巴雷特（2018）。
民主危机——无争议的选举
关于对人口快速老龄化地区（比如秋田）许多村庄即将消失的预测报告，参见广谷（2014）。关于日本农村地区的政府危机，参见吉田（2015）和土野（2018）。
“鬼屋”
关于“鬼屋”数量的增多及其对更广泛的住房市场的影响，参见野泽（2017）。关于废弃城镇、工厂和岛屿的照片，参见米奥（2015）。
蜷川幸雄和金色剧院
关于蜷川幸雄及其对日本剧院的影响，参见比林顿（2016）。
老年消费者的力量
老年群体规模的数据来自人口与社会保障研究所（2017a）。关于老年消费者对市场营销和产品设计的影响，参见科尔巴赫和赫斯塔特（2011）。日本老年人退休后的非传统嗜好的其他例子，参见高桥等（2011）。对于老年消费者在促进新型产品开发中的作用，参见熊野（2015）。关于对老年劳动力会导致生产率下降（以及通货膨胀）的担忧，参见刘和韦斯特路斯（2016）。
“3K”工作
关于日本“3K”工作缺乏吸引力和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参见森川（2018）。关于这一问题对护理系统的影响以及机器人所扮演的替代角色，参见石黑（2018）。日本由于工人短缺而引发的对机器人的广泛需求，参见施奈德等（2018）。
帕罗机器人：发明、成本和影响
对于帕罗应用于临床环境的文献研究越来越多，帕罗对于缓解焦虑、压力和疼痛方面的潜在益处，参见彼得森等（2017）。帕罗在治疗抑郁症和增强社会互动方面的效果，参见乔兰森等（2016）。还有一些研究对机器人所带来的疗效和成本效益进行了批判，参见莫伊尔等（2017）和默文等（2018）。
奔向2050
其他国家对人口老龄化预测的数据来自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数据库，另可参见联合国（2017）。皮尤研究中心（2014）对2050年的情况进行了预测。关于朝鲜逐渐逼近的这一挑战以及该国可能从日本汲取的教训，参见佐利（2017）。对“各国存在未富先老的风险”的担忧，参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7）。关于美国在这一问题上的有用的讨论，参见普尔和惠洛克（2005）。关于日本目前的“长寿风险”类型对财务的影响，参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2）。
参考文献
8 塔林：科技之城
注释
瓦西里·列昂惕夫
在本章开头引述了《机器与人》的一句话，这篇文章是由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瓦西里·列昂惕夫为致力于机器自动化控制研究的《科学美国人》杂志所撰写的，参见列昂惕夫（1952）。
技术带来的两个担忧：失业和分裂
关于技术进步会导致大规模失业的风险，参见凯恩斯（1930）和列昂惕夫（1952）。关于对这些担忧的历史调查，参见莫基尔等（2015）。普华永道（2018）预测的自动化率为30%（低技能人员占44%），另可参见穆罗等（2019）提供的布鲁金斯学会关于美国的一份报告。关于“数字鸿沟”或新“数字时代下层阶级”的最新讨论，参见世界银行（2016）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18）。对美国数字鸿沟的早期关注来自美国商业部电信与信息局（1995，1998）。
爱沙尼亚的数字成就：税收、政治制度、在线政府服务
关于爱沙尼亚“数字社会”的时间和事实，请访问政府网站：www.e-estonia.com。关于政府的长期计划，参见经济事务和通信部（2013）以及爱沙尼亚国家选举办公室（2017）。关于投票人数的数据可以从国家选举办公室网站上获得，网址为www.valimised.ee/en。
苏联统治下的经济
关于苏联制度对经济的影响，包括由粮食短缺而导致非法耕种增多等信息，参见米西纳斯和塔格佩拉（1993）。关于农业集体化的信息，参见杰斯卡（1952）。
爱沙尼亚的腾飞
爱沙尼亚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腾飞，相关综述参见阿米尔（1996）。关于其中一位缔造者对“经济奇迹”的描述，参见拉尔（2007）。爱沙尼亚在苏联解体后进行了更为广泛的改革，参见罗夫等（2014）。2018年的数据来自爱沙尼亚统计网站，网址为www.stat.ee。
X-Road系统
X-Road系统通常被称作爱沙尼亚信息化的“脊梁”，这一系统在2018年更名为“X-tee”，关于该系统的用法和状态的相关信息可以在网站www.x-tee.ee/factsheets/EE/#eng进行实时查询。关于该系统在允许个人控制私人数据方面的作用，参见普瑞沙鲁和奥蒂斯（2017）。有关私营部门企业使用该系统的信息，参见派德等（2018）。
物流和劳动力市场
关于劳动力市场的运输和物流的数据来自爱沙尼亚统计局、美国劳工统计局和英国统计局。
早期的农业革命
关于农作物创新的重要性以及这些想法是如何在英国进行传播的，参见奥弗顿（1985）。关于罗伯特·巴克韦尔对畜牧业的改进，参见威克斯（2004）。关于机械化在农业中的重要性以及个体农户如何推动变革的重要性，参见福克斯和巴特林（1979）。关于17世纪英国创新力度的最新工作和数据，参见昂等（2013）。对农业生产力的估计，参见阿波斯托利季斯等（2008）。关于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如何支持英国人口的增长，参见奥弗顿（1996）。
“施荣暴动”
英国的农业劳动者对农业机械化反应的经典记载见于霍布斯鲍姆和鲁德（1968）描述的“施荣暴动”。关于在暴动期间使用暴力的最新叙述，参见格里芬（2010）。
工业革命
关于工业革命时期珍妮机的作用，参见艾伦（2007）。在印度和中国棉花生产背景下关于棉花创新的历史以及英国的历史，参见里罗（2013）。
制造业就业人数的下降
关于美国就业方面的变化来自劳工统计局。以百年视角看美国，参见甘巴里和麦考尔（2016）。
亚瑟·塞缪尔和人工智能的起源
关于人工智能的起源和早期发展，参见尼尔森（2009）。亚瑟·塞缪尔关于机器学习和国际跳棋游戏的原始论文，参见塞缪尔（1959）。关于对塞缪尔贡献的简短调查，参见麦卡锡和费根鲍姆（1990）。在历史悠久的“技术变革”的过程中，有关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信息可参见艾尔斯（1989）。
计算机芯片和摩尔定律
关于摩尔定律最早的观点，参见摩尔（1965）。近期芯片改进效率放缓的信息，参见沃尔德罗普（2016）。芯片的新类型则意味着摩尔式的改进将会继续，参见西莫尼特（2016）。
纳尔瓦
关于纳尔瓦在爱沙尼亚中的独特作用和历史的研究，参见史密斯（2002）。关于纳尔瓦地缘政治的重要性以及对俄罗斯入侵可能性的担忧，参见特兰巴克和奥里尔（2015）。
俄罗斯血统的爱沙尼亚人
人们从俄罗斯移民到爱沙尼亚的相关历史和数据，参见萨克修斯（1994）。俄罗斯政策所发挥的作用，参见卡赫和塔维尔（1997）。关于所面临的挑战的介绍，参见科特（2014）。对劳动力市场隔离及其对失业和薪资的影响的估计，参见萨尔和海莱姆（2017）。最近的研究是对各种社会行为（例如生育孩子和上学）的综合，参见普尔（2017）。无国籍人口的全面信息，参见联合国难民署（2016）。有关爱沙尼亚人种族背景的当代数据来自爱沙尼亚统计局。
爱沙尼亚的经济统计：就业、劳动力市场的参与度、工资
关于爱沙尼亚劳动力市场的近期表现的相关数据来自爱沙尼亚统计局，参见凡纳斯（2018）。
身份证、企业家挑战和电子居住证的影响
电子公民计划的创建者对这一计划的描述参见科特卡等（2015）。关于电子居住系统的扩展计划参见科耶斯（2018）。关于独立研究请参见塔姆普和马索（2018）。
爱沙尼亚的语言障碍
爱沙尼亚语属于乌拉尔语，与芬兰语和匈牙利语有关。俄语属于斯拉夫语，是印欧语系的一部分，相较于爱沙尼亚语而言，俄语与英语更为接近。有人说这便是在苏联占领期间爱沙尼亚所遭受的对待比拉脱维亚和立陶宛更为严厉的一个原因，因为后者的语言与俄语更为接近。关于混合了种族背景的劳动力市场的信息，参见萨尔和海莱姆（2017）以及克鲁斯瓦尔（2015）对此的讨论。
复制爱沙尼亚经验的国家
关于爱沙尼亚的数字政府项目在海外应用的信息，参见www.e-estonia.ee。比如，加拿大的例子可参见汤姆森（2019）。
最新的就业风险
对工作场所中机器人的最新研究，参见格雷茨和迈克尔斯（2015）。关于夸大失业风险的倾向以及未能预测新类型就业的信息，参见莫基尔等（2015）。
参考文献
9 圣地亚哥：经济奇迹之后的极度不平等
注释
智利成为全球不平等道路上的领导者
关于智利不平等方面的历史数据来自弗伦奇-戴维斯（2010）和索利马诺（2012）。关于跨国趋势方面的信息摘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2018年世界不平等报告》。在初等发达国家中，墨西哥是体现出极端不平等的另外一个例子，近年来，墨西哥一直在与智利争夺成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最不平等的国家。
睦邻政策、国际合作署和芝加哥交换协议
罗斯福总统在他的第一次就职演说中概述了他的睦邻政策，并在后来的演讲中进行了扩展，参见罗斯福（1933，1936）。瓦尔德斯（1995）详细讨论了国际合作署和芝加哥-智利间交换协议的起源和运作。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国际合作署署长提出了国际合作署的理念和目标，参见斯托克斯（1956）。关于国际合作署在整个美洲地区发挥作用的例子，参见国际合作署（1959）。
弗里德曼和哈伯格，以及他们对“芝加哥男孩”的影响
芝加哥学派一个重要的思想基础来自亨利·赛门斯在其著作中的一篇论文《自由放任的积极方案》，参见赛门斯（1947）。关于芝加哥思想的概述，参见米勒（1962）和雷德（1982）。对于弗里德曼的介绍，参见他的《资本主义与自由》（1982a）一书。关于对“芝加哥男孩”所受的教育以及他们对智利所产生的影响的阐述，参见瓦尔德斯（1995）。在电影《芝加哥男孩》（Chicago Boys）中可以找到芝加哥年轻人的镜头和对同龄人的采访，相关信息参见富恩特斯和瓦尔德瓦兰多（2015）。
萨尔瓦多·阿连德的经济计划
拉腊因和米勒（1990）详细考察了1970—1973年的阿连德经济计划及其效果。关于铜矿国有化的信息，参见弗莱明（1973）。
皮诺切特政权下的人权侵犯
智利对皮诺切特政权下侵犯人权行为的最初的调查出版于1991年，称为“雷霆报告”（Rettig Report），参见韦斯布罗特和弗雷泽（1992）。随后在2004年、2005年和2011年发布的官方报告中增加了对人权侵犯的估计。所有这些信息都被记载在圣地亚哥一家专门的博物馆里，这家博物馆叫作纪念博物馆。关于中央情报局参与皮诺切特政变，以及阿连德之死和侵犯人权行为的综述已由中央情报局（2000）出版。
“砖头”
智利的一个智囊团对“砖头”计划书进行了再版，参见公共研究中心（1992）。关于“极端实验”的早期批判，参见弗伦奇-戴维斯（1983）。
智利奇迹
弗伦奇-戴维斯（2010）阐述了贸易自由化的早期成功。关于贸易禁令的取消也可参见科博（1997）。“智利奇迹”的概念来自《新闻周刊》的一篇文章，参见弗里德曼（1982b）。赞扬智利的例子以及其他国家想要效仿智利的道路，参见世界银行（1999）。关于智利的“典型”政策，参见布鲁金斯学会（2009）。
减少贫困
关于减少贫困方面的数据，参见阿尔蒂米尔（2001）和弗伦奇-戴维斯（2010）。对于官方统计数据掩盖了隐藏的贫困的观点，参见索利马诺（2012）。
收入不平等与增长
关于智利持续的贫困问题以及增加的不平等问题，参见弗伦奇-戴维斯（2010）和索利马诺（2012）。智利的发展与增长并未惠及大多数公民的论点综述，参见拉丁美洲事务委员会（2011）。关于圣地亚哥不平等的反弹，参见费尔南德斯等（2016）。
机会平等
关于机会平等在芝加哥男孩计划中的重要性，参见公共研究中心（1992）。大学数量激增的信息以及智利教育背景的简介，参见阿朗戈等（2016）。
教育和种族隔离
共同付费的公私合营体系极具争议性，参见贝莱（2008）。关于重要发现的研究述评，参见拉丁美洲事务委员会（2008），也可参见谢和奥奇拉（2006）。但仍有一些人支持该体系，比如，丘马塞罗等（2016）对教育券竞争体系有非常清晰的了解，他们认为这确实可以改善结果。关于经济隔离和居住隔离的信息，参见蒙特罗和瓦尔加斯（2012）。关于大学课程的成本和辍学率，参见阿朗戈等（2016）。
企鹅革命，“智利冬天”，乔治·杰克逊
发生在2006年的抗议活动被称为“企鹅革命”，参见邱伐内克和贝尼特斯（2008）。2011年发生的抗议活动被称为“智利冬天”，参见贝莱和卡巴林（2013）以及瓦列霍（2016）。关于对紧随其后的免费大学教育的推动，参见德莱尔和伯纳斯科尼（2018）。有关乔治·杰克逊和广泛阵线联盟影响的报道，参见曼德（2017）。杰克逊所引用的一个有影响力的新哲学例子，参见韩（2017）。
竞争丑闻
关于药品合谋的信息，参见智利国家经济检察官办公室（2012）。竞争丑闻以及智利行业的高度集中，参见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10）。
圣地亚哥的分裂、社会基础设施和私人安全
克林伯格（2018）找出了能实现人与人之间融合的社会基础设施（包括图书馆和公园）间相互关联的证据。关于社会凝聚力、人际间的不信任，以及个人的不安全感，参见达默特（2012）。有关私人保安行业的兴起，参见埃布尔森（2006）。关于社会资本与健康之间的关系，参见鲁马尔洛·赫尔等（2014）。
未来——不平等的世界
对于不平等加剧的驱动因素，参见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11）和《2018年世界不平等报告》。关于城市化的趋势，参见联合国（2018）。关于城市收入的不平等，参见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18）。
参考文献 中信出版2020年度好书-经济管理（套装共12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