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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章 腐败本身不是问题，而是解决方案

　　根据我们的理论，无论一个社会选择怎样的执法策略，私营个体都会寻求破坏法律的运行，借此渔利。

　　——爱德华·格莱泽（Edward L. Glaeser）

　　安德鲁·施莱弗（Andrew Shleifer）

　　《监管型政府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Regulatory State） 注释标题 爱德华·格莱泽（Edward L. Glaeser）、安德鲁·施莱弗（Andrew Shleifer），《监管型政府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Regulatory State），《经济文献杂志41》（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41），no. 2（2003年6月）：第401—425页。

　　简述

　　腐败。如果我们问投资者，为什么不去某些地区投资，或者问一些地区的居民，为什么国家的经济不见起色，在可能得到的所有答案中，“腐败”几乎总是排在前面的。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发布的一项估算中，单单全球贿赂成本一项，每年竟达到1.5万亿~2万亿美元之高，而贿赂只是腐败可能的形式之一，所以，腐败的整体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要比这一数字高出很多。腐败问题危害极大、蔓延极广。尽管全世界每年投入数以亿计的资金治理腐败，但它依然顽固地存在于很多地方。

　　在这一章里，我们会从不同的角度研究腐败问题。但是，我们不会问一些类似“如何根除腐败”的问题。相反，我们会问“首先，腐败为什么如此顽固”。我们相信，这个问题的答案绝不仅仅是基本道德沦丧那么简单。我们想要搞清楚的是，为什么那么多人选择“雇用”腐败？尽管腐败肆虐，有些国家依然成功实现了经济发展，这在历史上屡见不鲜。通过新的视角，我们也许可以更好地理解腐败，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找到新的方法减轻腐败。在今天最繁荣的国家里，针对腐败的合理执法总是伴随着对创新的投入，这些创新或者开辟了新市场，或者帮助现有市场成长壮大。哪怕在全世界腐败最严重的国家里，只要把事情的先后次序理顺，就能把进步之火烧旺。

　　* * *

　　我在韩国做传教士时，每个月都会有一位“大哥”向我们收取“保护费”。只要付了保护费（对我们来说，那可不是一笔小数目），他就会保你的住所平安无虞，不会有抢劫犯光临；如果拒不支付，准会有人把你抢个精光。我们的家当虽然不多，但是离开它们我们可活不下去，所以我们支付了保护费。直到多年之后，我才明白，当时我们相当于心甘情愿地参与了一种轻度腐败。它在当地社区建立了一种权力的平衡，它让生活变得容易一些（或者艰难一些，这要看你是否支付了保护费），它让日常生活的经济车轮保持了润滑。对于保护和被保护的双方而言，腐败关乎生存问题。

　　这件事发生得如此轻易，对我和我身边的人来说都很轻易。这让我不禁好奇，腐败是单纯的道德问题吗？我知道，我熟悉的韩国人都是好人。但是，假如腐败仅仅是个道德问题，为什么这些好人会如此轻易地参与腐败呢？

　　这远远算不上反常现象。“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是一家致力于对抗腐败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它最近公布的年度“清廉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中，2/3的国家的得分在50分以下。0代表极度腐败，100代表极度清廉，全球所有国家的平均得分只有43分。根据“透明国际”的数据，全世界76亿人口中的60亿人生活在政府“腐败”的国家里。这涉及我们中间许许多多的人。腐败，或者说腐败形成的威胁，对贫困国家的冷却效应是很难估量的。仅仅是风闻腐败二字，投资者就会很惊恐，这些投资本来可以帮助这些贫困国家创造财富和繁荣的。由此可见，腐败的影响极大。

　　反腐败就像打地鼠，在这个游戏里，地鼠会从游戏界面上的各个洞里随机钻出，游戏者用锤子敲打这些地鼠。刚打中了这个，那个又钻了出来。你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打个不停，直到最后绝望地放弃。

　　我们不禁要问，是不是我们太过注意腐败的表征，没有真正理解它的成因？为了追根究底地把这个问题搞清楚，我们必须先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公开的腐败更多地发生在贫困国家，而不是富裕国家？第二，为什么腐败现象在富裕国家里逐渐变少？我们将看到，这些问题的解答会带给我们一种框架，这个框架能够帮助许多世界上贫困的国家解决腐败问题。

　　认识腐败

　　腐败不是一种新现象。许多今天的富裕国家都曾经历过腐败。实际上，有的富裕国家曾经和现在一些贫困国家一样腐败。但是，腐败同样不是永久现象。或者说，腐败至少不一定是永久现象。即使是全球最受尊敬的国家，偶尔也会发生个别的贪腐现象，但是，腐败早已不是这些国家文化的主要部分了。是什么带来了这一改变？

　　也许你能立即列出许多明显的答案：良好的领导和自上而下的政府治理、社会道德价值的改进、正确制度的落实到位等等。我们并不认为这些答案能从根本上改变一个社会普遍存在的对腐败的默许。认清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多数反腐败项目是由政府牵头的，其运行的基础是一种大是大非观念的灌输。如果这真是打击腐败的关键所在，那么，为什么这些宝贵的努力加在一起，在抗击腐败的斗争中，只能带来如此有限，又如此短暂的影响？

　　根据“透明国际”最新公布的数据，“绝大多数国家在终结腐败的斗争中没有取得进展，或者进展极为有限”。所以说，即使在严密的国际关注之下，即便拥有海量用于打击腐败的资源，甚至有些反腐项目从娃娃抓起，反复教育孩子建立最基本的诚实正直观念，然而，各国在反腐方面的进展依然极为缓慢。

　　相比于那些有幸生在富裕国家里的人，生在贫困国家的人并非天生缺少某种道德素养。也不能说他们完全不知道还有更好的道德选择。腐败对他们来说，也许就是一种相对更好的选择，一种权宜之计，一种实用工具，因为他们所处的环境没有给予他们更加符合道德标准的选择。人们雇用腐败来完成某些“未达成的用户目标”，说得更详细些，腐败可能是用来帮助人们在特定环境中实现进步的。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洞察。只有理解了人们为什么选择腐败，我们才有可能找到不一样的办法来解决腐败。

　　为什么“雇用”腐败？

　　想要逐步建立信任和透明度，首先必须理解人们为什么选择腐败来解决问题。下面是我们发现的三个主要原因。

　　第一点，社会中绝大多数的个人是谋求发展的。穷人想找到工作，富人想爬到更高的社会地位。每个人都想变得更幸福，得到更多的钱、更高的社会地位和更健康的情感。所以我们才会上学、度假或者去教堂祈祷。所以我们才会储蓄、买房、创业和竞选公职。这些事会通过这样或者那样的方式让我们感到自己的生活正在取得某种进步。如果社会无法给予人们合法的进步机会，腐败的吸引力就会显露出来。

　　第二点，和企业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成本结构。企业的成本结构是为了运营而产生的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之和。它是企业为了设计、生产、销售和支持某项产品而不得不支付的费用。例如，一个企业从制造一件产品到把它交到消费者手上一共需要花费100美元，那么，要想有利可图，这件产品的售价就要高于100美元。

　　个人同样具有成本结构，也就是维持某种生活方式而必须花的金钱数量，包括房租或者抵押贷款、学费、医疗费用、食物等等。就像企业一样，个人也要有收入（例如工作所得或者投资所得等），并且要让收入高于成本。理解这个简单的“收入—成本”关系，有助于预测在一个具体环境中发生腐败的可能性高低，和反腐败手段的效果好坏。实际上，如果反腐败项目不能从根本上影响到“收入—成本”等式，它就会难以为继。

　　为了更方便地说明这一点，请思考下面这个简单的例子。一名印度警察每个月的工资是两万卢比（相当于295美元），但他的成本结构是每个月400美元。那么，无论法律如何规定，这位警官都很容易受到腐败的侵蚀。结果不出所料，这位普通警官会索要贿赂，尤其在印度这样对腐败的起诉和执法不算完备的国家里。这并不是说他在本质上是个坏人。实际上，我个人一直坚信人性本善。但是，为了生存，他不得不做出一些艰难的抉择。这是他的生活环境决定的。

　　人们“雇用”腐败的第三个原因，也是最个人化的一个原因，它与个人的收入水平无关：多数个人都会寻求颠覆现行的执法策略，达到个人进步或者牟利的目的。这是哈佛大学学者爱德华·格莱泽和安德鲁·施莱弗的理论，他们长期研究20世纪之交美国监管制度的兴起。在环境中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假设人们要完成自己想做的事情，却发现有一部法律横亘在面前，限制了目标的实现，多数人会发自本能地在心里算一笔账：我是否需要遵守这一法律，如果违反了它，我能否全身而退？哪种选择对我最有利？

　　这一想法背后的逻辑相当直截了当：即使按照国家订立的法律来生活，照样需要付出努力。因此，一个有理智的普通人会把守法的好处和违法的后果放在一起掂量一番，看看孰轻孰重。如果天平偏向违法的一边，那么，守法对他来说，无论看上去多么“有益于社会”，实际就是一种违反理智的行为。想想这个例子：我们中有多少人曾经在没有警察（或者没有摄像头）的地方选择超速驾驶？在20年前的美国，如果车里不装一只“电子狗”（Fuzz Buster，一种便携式警用测速雷达探测仪，也被称为“挫警仪”），出门开车都不好意思和人打招呼。如今，电子狗早已升级为基于用户社群的GPS智能手机应用软件：位智（Waze）。如果人们发现前方灌木丛中隐藏着测速的警车，可以通过它方便地相互提醒。这款依靠社交媒体驱动的产品之所以能够大行其道，是因为我们中的多数人赞同，应该在逃脱测速圈套这件事上相互帮助。我们都想取得进步，它在这里意味着尽可能快地抵达目的地。为此，我们不惜对那些提醒法定限速的法规视而不见，因为我们都认为这个选择对我们更加有利。景物变迁，世事轮转，小算盘永远不变。

　　然而，社会毕竟是在进步的。从一个在腐败中泥足深陷的社会发展到信任和透明蔚然成风的社会的过程通常是按照一种预先定义的，通常可以预测的模式逐步发展的。该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堂而皇之，无法预料的腐败”开始，过渡到“转入地下、可以预测的腐败”，最后过渡到第三个阶段，即我们口中的“透明”社会。

　　当然，如果某个国家被划归到第一阶段，并不代表它不会出现第二阶段的某些表现。与其把这三个阶段泾渭分明地割裂开来，不如把它们看作光谱上的三个点。请注意，我们在这里的预设是人人都想尽可能地接近第三阶段，也就是一个信任和透明为人们所珍视的社会。历史告诉我们，当今世界广受尊重的那些国家，都曾走过从腐败到透明的漫长历程，而且它们的历程基本上都是沿着这三个阶段递进而来的。公开透明是健康经济的必要前提，想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理解这三个阶段是如何演进的。

　　第一阶段：堂而皇之、无法预料

　　我们把第一阶段称为“堂而皇之、无法预料的腐败”，许多贫困国家现在就处在这个阶段。在这些国家里，合同很难得到履行，政府制度令人难以置信，腐败丑闻屡见不鲜。前往任何一个这样的国家，随便买上一份报纸，都有可能在头版头条看到该国政商界人士对巨额资金管理不善的丑闻。在“透明国际”的“清廉指数”中，处于第一阶段的国家得分通常较低。

　　在这样的环境中部署资本是极其困难的。这样的不可预见性和不透明性势必吓走投资者，这很容易理解。比方说，你能想象在委内瑞拉经商会是什么情况吗？到本书写作时，委内瑞拉甚至连满足本国民众基本需求的社会项目都没有一个。

　　[1] 石油占委内瑞拉政府的收入的批重高达95%，油价的下降对于委内瑞拉政府是个坏消息。委内瑞拉的收入从2013年的800亿美元萎缩到2016年的大约220亿美元。政府不仅无法继续维持基本需求的开支，而且在“资金筹措”方面表现得越来越有创意。例如，委内瑞拉政府中的一部分人打起了粮食援助分配项目的主意，在成集装箱的粮食从港口清关时索取贿赂。

　　美联社（The Associated Press），《美立法者号召对委内瑞拉的粮食腐败采取行动》（US Lawmakers Call for Action on Venezuela Food Corruption），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新闻（NBC News），2017年1月23日，http://www.nbcnews.com/news/latino/uslawmakers-call-action-venezuela-food-corruption-n710906。

　　委内瑞拉的情况固然令人绝望，但我们要注意的是，很多繁荣先进的国家恰恰是从类似委内瑞拉的环境里发展而来的。注意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在社会演进的第一阶段里，尤其当国家处于贫困状态时，主要以颁布新法律为重点的反腐策略往往无法收到令人满意的实效。实际上，它甚至可能让事情变得更糟糕，因为人们要付出额外的开支才能找到规避法律的好办法。在这些人看来，法律是他们改善生活的阻碍。新法律是新阻碍。除此之外，许多贫困国家缺乏执法能力。原因很简单，因为执法的成本很高，无论财政成本、社会成本还是政治成本都很高，这些国家无力负担。但这并不代表腐败分子可以招摇过市。纵观整个世界，反对腐败的抗议活动此起彼伏，出现频率极高。在这种热情中涌现出大量以反腐为纲领的政治候选人。为了角逐关键的政治地位，他们高举反腐倡廉的大旗，在政治赛场上奔走呼号。他们中的一些人有时真的脱颖而出。例如俄罗斯的普京和委内瑞拉的查韦斯等，他们都是凭借对根除腐败的许诺登上国家领导岗位的，尽管，不得不说，选民在竞选运动期间信以为真的许诺大多最终并没有兑现。

　　真正卓越的领导人，加上国家强有力的改革意志，这个组合是极为罕见的。即使出现这样的组合，腐败也不会因为自上而下的良好意图而奇迹般地消失。例如曼德拉（Nelson Mandela）领导时期的南非和曼德拉当时如日中天的影响力。1994年，曼德拉当选为南非后种族隔离时代的第一位总统，他无疑是全世界最受敬爱的领导人之一。长达27年的漫长政治犯生涯没有挫败他把南非建设为更美好家园的坚定意志。如果说这条通向自由的漫漫长路对曼德拉的意志有什么影响的话，那就是让它变得更强大了。直到今天，曼德拉依然被人们视为伟大领导力的杰出象征。曼德拉去世时，哈佛商学院院长尼廷·诺里亚（Nitin Nohria）如此评价：“尽管曼德拉说，是非凡的时势把他这个普通人推上了领导岗位。但是，我要说，他体现了我们最为珍视的所有的领导人优秀品质——正直、德行、慈悲和谦逊。”

　　即使如此，即使在曼德拉任期最有希望的那些年里，南非依然无法摆脱腐败。从那时到现在，情况没有丝毫改观。事实上，曼德拉卸任之后，南非的腐败问题反而变得更加严重了。曼德拉的继任者是雅各布·祖马（Jacob Zuma）。在长达8年的总统生涯中，祖马把多项针对他的贪污指控和腐败丑闻消弭于无形但最终还是被迫宣布辞去总统职务，黯然谢幕。

　　在曼德拉当政时期，南非曾经极度渴望改革。一个如此蓬勃向上的国家，怎么会从曼德拉带来的希望的峰顶一泻千里，坠落得如此之快、如此之远？在很多人看来，南非拥有绝大多数惩治贪腐必备的制度特征：一部令人艳羡的宪法、独立的司法机构、健康有活力的媒体等等。然而，在大多数腐败指数排名中，包括“透明国际”的排名中，南非的得分一直徘徊在中游，实际上，南非近几年的排名一年不如一年。

　　这并不是南非独有的问题。埃伦·约翰逊·瑟利夫（Ellen Johnson Sirleaf）是利比里亚历史上第一位民选女总统，在当选5年之后，瑟利夫获得了人类最高的国际荣誉之一——诺贝尔和平奖，这是为了表彰她在维护本国和平事业中的杰出贡献。她还投入了数年时间重点建立（或者重建）了利比里亚的国内制度，提高了妇女的地位。但是，即使拥有如此之高的国际声望，瑟利夫的领导仍然无法彻底改变利比里亚的面貌。“透明国际”2016年的一份报告显示，69%的利比里亚人承认，为了获得最基本的社会服务，例如医疗和教育等，曾经有过行贿行为。瑟利夫最终因为反腐不力而卸任。十几年前，上台之前的瑟利夫曾把腐败问题称为利比里亚的“头号公敌”；十几年后，瑟利夫出师未捷，而公敌猖獗如故。在最后一次国情咨文报告中，瑟利夫告诉立法机构：“我们没有完全履行2006年许下的反腐誓言，这不是因为政府缺乏足够的政治意愿，而是因为连年的匮乏和糟糕的治理带来的欺诈和依赖积重难返。”

　　缺乏好的领导人可能是腐败产生的部分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实际上，腐败的起因比领导人选更具根本性。腐败其实是人们能够“雇用”得到的，最为权宜的解决办法。人们在所有可能的选择中选择了腐败，因为它能带来最大的好处，至少当时是这样的。

　　第二阶段：转入地下、可以预测

　　第二个阶段是“转入地下、可以预测的腐败”。在这一阶段，腐败或多或少地变为一种公开的秘密。电影《北非谍影》（Casablanca）中的一个片段可以说明这一点。在这部电影中，警察局长路易·雷诺（Louis Renault）在里克（Rick）那家热闹的非法夜总会中发现了赌博活动，当即大呼：“震惊！太震惊了！”实际上，那家夜总会一直在定期向雷诺行贿。人们能明显察觉到腐败的存在，但是，他们同样明显地察觉到，有体制站在腐败分子身后为其撑腰。与此同时，碰巧经济的发展也在同时发生着，腐败因此被视为经商的必要成本。

　　从无法预测的腐败到可以预测的腐败，这一转变可能需要极高的经济和政治成本。它需要的主要是新市场的开辟，而不是新法律的颁布。其实大多数沾染腐败的人心中雪亮，他们知道自己正在做一件不该做的事，而新的法律只能解决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情的问题，以及政府什么时候有权执行法律的问题。

　　许多其他的贫困国家也一样，主要依靠法律手段根除腐败问题，但是收效有限。自相矛盾的是，为了抗击腐败，这些国家颁布的法律越多，腐败的蔓延似乎越甚。但是如果法律机构既没有执法的力度和资金，又缺少执法的强烈意愿，即便颁布再多的法律又有何用？

　　与此同时，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近40年来的飞速发展，不得不正视这40年来FDI的大量涌入。1970年，中国的人均GDP约为112美元，今天这一数字达到了8 200美元。40年前，中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只有59岁，今天约为76岁。中国的年均增长率长期保持在10%以上，并在这一时期全球增长份额中占据了大约40%的比例。

　　中国的经历十分值得注意，中国同样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腐败问题，但腐败问题并没有阻碍中国经济的大发展，没有妨碍繁荣局面在中国落地生根。最能说明这一点的也许是过去40年间FDI的极速增长。1980年，进入中国的FDI约为4亿美元。2016年达到了1 700亿美元，足足增长了42 400%！实际上，仅在2006年至2016年这10年间，就有2.3万亿美元的FDI进入中国。难道那些把动辄数万亿美元投向中国的投资者对这个国家的情况一无所知吗？他们为什么没有等到中国根除腐败之后再投资？

　　即使中国的经济仍在快速发展（就像前文提到的，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间帮助将近10亿人脱离了贫困），我们依然要说，中国仍然有进步的空间。要想实现长期可持续的繁荣，一个国家必须前进到第三阶段。

　　第三阶段：透明

　　2017年，美国用于游说的总费用超过了3.3万亿美元。背靠巨额资金，政治说客们巧舌如簧，对政府施加各种各样的影响，目的是推动政府出台有利于自己事业、行业或者特定利益的法律。但是，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在“透明国际”的清廉指数排名中依然名列第16位。

　　在美国，腐败是一种广受鄙夷的行为。腐败一经发现，就会遭到毫不留情的铲除，当事人面临的是法律层面的严峻控诉。1977年，美国颁布了《反海外腐败法》（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简称FCPA）。它的作用是防止美国企业在海外可能出现的腐败行为，以及防止国际企业在美国本土可能的腐败行为。曾经触犯过这一法律的企业有很多，包括沃尔玛、西门子、雅芳和阿尔斯通（Alstom，一家法国的工业集团）以及许多其他企业。这些企业都因为触犯《反海外腐败法》而付出了数亿美元的巨额罚款。

　　一边是公开花费几十亿美元来影响政府的决策，另一边是大刀阔斧地查办腐败分子。这看似矛盾的两点是如何形成一致的呢？除了游说属于合法行为之外，还因为游说是一种极为透明的做法。对游说感到好奇的人们可以随时从美国参议院公共记录办公室访问相关数据，谁在为什么事游说什么人，一目了然。

　　除了公开透明之外，美国经济本身也是相对容易预测的。美国并不是腐败的净土，稍微有些理智的人都不会对美国的实际情况掩耳盗铃。但是，不同之处，同时也是给人以希望之处在于，美国通常会曝光腐败、诉诸法律、严惩不贷。用不着花费太多力气，人们就能在美国报纸的头条上看到贪腐政治家的新闻。以我们所在的马萨诸塞州为例，最近的三任众议院发言人都因腐败沦为重刑犯。前伊利诺伊州州长罗德·布拉戈耶维奇（Rod Blagojevich）因为“兜售”奥巴马时期的参议员席位而遭到腐败指控，最终被审判定罪，处以14年监禁。

　　美国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对布拉戈耶维奇这样的人严惩不贷的。美国是如何从一个腐败横生的国家转变为一个将公开透明奉为圭臬的国家的呢？

　　特威德“老板”的美国

　　一个贫穷落后的美国让人难以想象，而一个纵容公然贪腐的美国更加令人难以置信。事实上，美国历史确实有过这样一个时期，其腐败程度丝毫不逊于一些现在最贫穷腐败的国家。

　　什么是公然腐败？在美国，公然腐败最好的例子莫过于19世纪美国政客威廉·马格尔·特威德（William Magear “Boss” Tweed）。特威德出生于1823年，绰号“老板”，他很早便涉足政治，28岁即被选为纽约市议员。担任议员几年之后，特威德创办了一家律师事务所，而特威德并不是持证律师。通过这家事务所，特威德收受了很多大企业所谓的“法律服务费”，实际上大部分都是敲诈勒索所得。有了这些资金的支持，特威德在曼哈顿购置了大量地产，他在纽约政治界的影响力也与日俱增，而这一切只是一个开始。

　　传记作家肯尼斯·阿克曼（Kenneth Ackerman）如此说：“鼎盛时期的特威德团伙就像工程奇迹一般坚不可摧，它极富策略地部署力量，仿佛围棋高手落子一般控制了最关键的权力单位，包括法院、立法机关和财政部门，甚至一度控制了选举。这一欺诈组织规模巨大，组织完备，囊括了多种犯罪行为，包括洗钱、分赃，其甚至拥有自己的组织部门。”作为坦慕尼协会（Tammany Hall）当时的领导者，特威德（他同时还是美国众议院成员）贪污了巨额资金，用今天的美元计算，这些资金大约在10亿美元到40亿美元之间。

　　[2] 费斯·杰科斯（Faith Jaycox）的著作《进步主义时代》（The Progressive Era）为我们记录了坦慕尼协会（Tammany Hall，纽约的民主党机器）的一些腐败行为。该组织涉足“警界贪腐（包括大面积的敲诈勒索），对选举投票者的恐吓和选举舞弊、同房东合谋收取高额租金、破坏工人罢工、虐待新移民等等”。当一些改革者把这些贪腐行为告发到纽约市政府时，州长拒绝为针对这一组织的调查提供资金支持。最后，美国商会（Chamber of Commerce）和其他的政府机构出资，该调查才得以完成，它们当时被称为“好衙门”。随着政府腐败日益严重，这些“好衙门”在美国各地应运而生，它们由关心社会的人们出资支持，人们希望在政府里有一些能够更好地代表人们的机构。

　　费斯·杰科斯《进步主义时代》（The Progressive Era），纽约：Facts on File出版社，2005年，第80页。

　　1889年，讽刺周刊《泼客》（Puck）刊载了一幅漫画，题为“参议院的大人物们”（The Bosses of the Senate）。在这幅漫画中，美国参议院的代表们被描绘为各大商业利益集团的狂热代言人，例如钢铁托拉斯、铜业托拉斯、糖业托拉斯等等。这些代表高高在上地端坐在阳台上，阳台下面是进入参议院的几扇大门。其中一扇门上写着：“这里是参议院，归垄断者所有，为垄断者服务。”而代表“人民”的那扇门上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暂停营业”。由于美国的腐败问题太过严重，泛滥成灾，时任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任期1913—1921年）不得不在自己的任期之内解决这个问题。

　　1913年，威尔逊总统在他的一部著作中这样写道：“美国的法院被私人利益控制着。那里有贪污腐化的法官，他们的做派就像某些人的奴仆，而不是人民的公仆。啊！这是美国历史上多么可耻的一页。司法过程是我们这个国家里安全底线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它仅仅保护很小一撮人的私利，而不是保护广大人民的权益，你我的安全要从何谈起？”

　　[3] 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在就任总统之前就是一位著述颇丰的作家。政论和腐败问题是他经常涉及的话题。1879年8月，极具影响力的《国际评论》（International Review）刊载了威尔逊的一篇论文，当时他还是普林斯顿大学的一名本科学生。这位未来的总统在文章中写道：“各州和国家立法机构被紧张而怀疑的目光笼罩着，我们为国会目前的休会假期欢呼，因为这样它可以暂时避免这一危险了。”威尔逊后来在一篇名为《政府与商业》（Government and Business）的讲稿中接着写道：“要问我们国家的商业究竟哪里有问题？问题首先出在一些垄断企业，或者事实上的垄断企业身上，它们来路不正，手段不正，它们的存在和意图都是为垄断目的服务的。”

　　伍德罗·威尔逊，《新自由：关于释放人民伟大力量的号召》（The New Freedom: A Call for the Emancipation of the Generous Energies of a People），纽约：Doubleday，Page & Company出版社，1913年，第240页。

　　美国主要的基础设施项目同样腐败横生，例如铁路和公路建设项目等等。尽管19世纪的铁路建设和20世纪的公路建设为美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但它们同时也带来了史无前例的腐败。当时，美国政府大力开发铁路事业，并为承包商提供补贴。这些补贴通常是根据建成铁轨的长度发放的，而不是根据铁轨的质量或者施工的效率。因此，一些承包商的铁轨修得很长，但徒有其表。由于承包商之间的竞争是为了获得“联邦政府的补贴，而不是使用铁路的乘客”，所以，这些工程多数会使用不达标的劣质材料。

　　汽车热潮在20世纪初期席卷美国，当时的公路建设情况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根据厄尔·斯威夫特（Earl Swift）在《大路》中的描述，当时的美国联邦公路管理局局长托马斯·麦克唐纳（Thomas MacDonald）“考察了公路建设工地，发现偷工减料甚至施工作废的情况比比皆是。在很多地方，政府投入的1美元中只有10美分被用来修路……包工头协商瓜分了美国的工程，保证每个承包人都能获得某个区域的路桥工程，这样的做法带来的是疯狂加价的高价合同。美国的纳税人为此付出了双倍的成本。”

　　假如当时存在“透明国际”和它的年度排名，美国不可能在“最不腐败”的国家里遥遥领先。然而，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时间，美国终于找到了防治腐败的办法，如今排在全球最清廉国家的第16位。主要的改变是美国的法律变得更好了吗？是因为美国选出了更优秀的政治家吗？是因为美国的制度变得更优秀了吗？当然，这些因素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都对美国创造和支持如今的透明文化做出了贡献。但是，它们并不是美国的腐败忽然减少的起因。

　　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为自己创造了越来越多的财富，为自己找到了更好的谋生方式，随之而来的是他们越来越响亮的反对腐败的声音。斯坦福大学法学教授劳伦斯·弗里德曼（Lawrence Friedman）这样形容：“就政治角度而论，饱受腐败之苦的人们，他们的愤怒在1840年时几乎感受不到，到1860年也不算明显，但是，到了1890年，它汇聚成了咆哮的怒潮。”显然，1890年时，美国还没有有效解决腐败。但是，当时的人们已经能够看到一种正在美国发生并不断进化的过程。更好的未来朝着美国人走来。

　　美国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尽管腐败泛滥、世事无常，经济发展依然是可能实现的。美国腐败问题的改善主要不是来自立法机关，也不是由于执法部门日益加大的执法力度。它主要来自一种基本等式的变化，也就是普通的和富裕的美国人挣钱、进步，以及为自己和家人谋生活的基本等式的变化。爱德华·格莱泽和安德鲁·施莱弗在他们的文章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同20世纪初相比，20世纪20年代美国资本主义的腐败情况有所缓解，工人和消费者的待遇也有所提高。”尽管美国今天的资本主义依然不尽完美，但它至少比20世纪20年代时更胜一筹。

　　[4] 在艾萨克·辛格（Isaac Singer）发布缝纫机的时代，创新者更有可能因为自己的创新而遭到起诉，而不能销售自己的产品。当时诉讼之风极盛，以至于辛格和一群创新者联合起来，成立了历史上第一个“专利池”（Patent Pool）。假如说当时美国的商业环境是可以预测的，当时美国的法律和秩序广受遵守，这些说法显然是不对的。

　　除此之外，在铁路建设的高峰时期，美国的国会议员广泛地牵涉到投机和交易之中。很多议员通过手中的权力为出价最高的商人大开方便之门，借此中饱私囊。

　　通常是经济的发展促进反腐事业的成功，而不是反腐成功带来经济的发展。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人会变得越来越腐化堕落，那是因为终其一生，这些人都在贪腐。我个人绝不相信，很多人清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去贪污。

　　当人们谋求发展时，如果不存在更好的替代方案，腐败常常会成为最可行的选择。然而，一旦出现更好的选择，通向公开透明的道路也就清晰了。这就发生在全世界许多国家里，大家都看得到。

　　暴君与草民

　　欧洲曾是一块腐败横生的大陆。在当时的欧洲，最明显的腐败形式莫过于专制君主，他们劫掠土地、侵吞资产、随意屠戮平民。专制君主被比作抢劫犯，他们“一直觊觎着、试探着……永远企图着……可供偷盗的东西。”腐败渗透在欧洲社会的每个角落，成群结队的武装人员，半兵半匪，在皇室力量的秘密支持下，通过勒索和其他残忍的方式敲诈钱财和资源，所过之处，寸草不生。老百姓无论年龄、性别和地区，人心惶惶，无人幸免。在当时的欧洲，只要有足够的钱，即使一介平民也能通过今天完全无法想象的方式买通法官和陪审团。

　　与美国相比，尽管欧洲从公开腐败到公开透明的过渡更为缓慢（也许也更为痛苦），但是，最终引起转变的部分原因是相同的，那就是创新，也就是为这块大陆上数量众多的未消费者开辟新市场的创新。这种创新给了普通欧洲人一种切实可行、可供选择的谋生手段。这些新市场也迫使政府在征税和管理人民的时候运用更富创意的手段。

　　随着人类社会与农耕时代渐行渐远，金银等贵金属开始获得越来越高的流动性。因此，政府需要谋划更有效的方式向人民征税。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贝茨（Robert Bates）在他的著作《暴力与繁荣：发展的政治经济学》（Prosperity & Violenc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evelopment）中的结论是：“为了更好地从人民身上搜刮个人财富，君主创新了压榨手段，其中最重大的一项创新就是议会。在这种被称为议会的论坛上，王室在公共政策方面的让步可以换来公共收入的报偿。”仿佛突然之间，人民的财富变得更容易转移了，因此，政府选择用引诱来取代欺压。从直接掠夺财富变成追求创造财富，于是，一种新型经济诞生了。

　　除此之外，由于君主不断发动战争以扩大国家版图，所以需要筹措资金的数目越来越大。例如，17世纪的英国国王拥有大量的账户，但这些账户通常都是现金不足的。无论今时还是往日，没有什么比穷兵黩武的政府闹饥荒更糟糕的事了，和今天的不同之处在于，现在人们通常认为主权债务比私人债务更加安全（尽管这具体取决于是哪一国的主权债务）。但在当时，主权债务被看作市场上风险最高的债务。主权债务比私人债务盘子更大，偿还时间更长，特别糟糕的是，君主们可以轻易违约。朕没钱，奈若何！那些专门借钱给君主的投资者们的资金不再牢牢地和土地拴在一起，因此变得越来越灵活，这一特点促使君主们纷纷推出了更廉洁、更透明的制度。

　　这些制度一开始比较简陋。但是，它们为欧洲的投资者带来了相当可观的可预测性。例如，法院更加注重判决的时效性，而不是像从前一样偏重精确性。如此一来，投资者能够大概估算出走完法律程序所需的时间，以及判决会对业务产生怎样的影响。这一点非常重要。研究表明，在一个腐败横生的体系中，不可预测性的害处实际上可能要大于腐败本身。

　　[5] 经济学家Krislert Samphantharak和政治学家埃德蒙·马莱斯基（Edmund Malesky）在他们的论文《可预见的腐败与企业投资》（Predictable Corruption and Firm Investment）中指出，对一家企业的投资决策而言，贿赂的可预见性和贿赂数额同等重要，前提是这一数额没有高到令企业望而却步的程度。

　　Krislert Samphantharak、埃德蒙·马莱斯基（Edmund Malesky），《可预见的腐败与企业投资：自然实验得到的证据与对柬埔寨企业家的调查》（Predictable Corruption and Firm Investment: Evidence from a Natural Experiment and Survey of Cambodian Entrepreneurs），《政治科学季刊3》（Quarterly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2008年3月31日，第227—267页。

　　埃德加·坎波斯（J. Edgar Campos）也曾得出同样的结论，即在腐败对投资的影响当中，可预测性的作用至关重要。他的阐述可参阅他的论文《腐败对投资的影响：重要的是可预见性》（The Impact of Corruption on Investment: Predictability Matters）。

　　随着欧洲市场的扩大，法院系统也在相应地进步。这一变化直接影响了普通欧洲人的文化，促使人们为这些透明度更高的新制度赋予极高的价值。新制度行之有效。重要的是理解它们为什么有效：这些制度提升了透明度，它们中的很大一部分是同新市场紧密结合的，是新市场维系了这些制度，并把它们变成了必不可少的制度。

　　500年过去了，今天的环境显然不同了，并不是每个贫困国家都像当时的欧洲国家一样处于战争状态或者有一个极度缺钱的政府。但是，那个基本等式依然没变。想让一个社会中的人们遵纪守法，需要有足够好的理由才能办到。还记得阿根廷政府为了收税要求小承包商申报收入的例子吗？为了做到这一点，阿根廷政府曾经费尽了周折，却无法取得任何进展。是IguanaFix公司改变了这一切。这家企业的做法很简单，它为阿根廷人带来了道德责任之外的好处，那就是解决生活中的种种难题、取得进步的能力。

　　让公开透明扎下根来

　　有些国家看起来和美国以及欧洲诸国非常不同，但是，在通向公开透明的道路上，这些国家依然表现出了与欧美相似的模式。朴正熙（ParkChung-hee）将军是韩国1963年至1979年的独裁统治者。假如当时有人告诉他，他的女儿朴槿惠（Park Geun-hye）有一天会成为韩国总统，他当然不会惊讶。但是，如果那个人接着告诉他，他的总统女儿有一天会遭到韩国国会的弹劾，并被指控贪污腐败，朴将军也许会震惊得说不出话来。

　　然而，这一切真真切切地发生在韩国。2016年年末，因为涉嫌受贿、滥用职权和其他与贪腐有关的罪名，朴将军的女儿朴槿惠被解除职务。2017年3月，韩国宪法法院一致通过，支持国会的决定。2018年4月，韩国前总统朴槿惠被判处24年监禁。

　　要充分理解这一事件的意义，先要了解这样一个事实：朴将军曾领导韩国多年，直到1979年遇刺为止。在他的铁腕独裁统治下，韩国的经济增长达到了令人艳羡的程度。然而，朴将军治下的腐败问题同样严重。当时的韩国政府为个别大企业提供优惠政策，投之以桃；这些企业向政府官员提供回扣，报之以李。这种投桃报李的做法支持着韩国的体制，只要经济保持发展，这些腐败似乎显得微不足道。但是，它实际上完全不是微不足道的。

　　经济学家穆什塔克·可汗（Mushtaq Khan）是这样论述腐败与区域制度发展的：“谈到制度的质量，如果按照官僚体制、法律规则、政府没收风险及拒绝履行合同等标准来衡量的话，20世纪80年代那些成功的东亚国家仅仅比现在许多表现极差的国家略微好些。”在“透明国际”的清廉指数排名中，经济快速发展的印度尼西亚、缅甸和加纳得分相同，韩国与马来西亚得分相同，泰国与科特迪瓦得分相同。透明国际的清廉指数显示，在20世纪80年代，快速增长的东亚各国的清廉指数得分相当于现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得分。 而现在的韩国正在稳步迈向一个更加透明的社会。

　　[6] 穆什塔克·汗（Mushtaq H. Khan），《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失灵与国家改革策略》（State Failur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Institutional Reform Strategies），世界银行发展经济学年会——欧洲，2003年（Annual World Bank Conference on Development Economics—Europe 2003），http://eprints.soas.ac.uk/3683/1/State_Failure.pdf。

　　马修斯·麦克科特尼（Matthew McCartney），《经济增长与发展：比较概论》）（Economic Growth and Development: A Comparative Introduction），伦敦：Palgrave Macmillan出版社，第217页。

　　随着各国对创新投入的增加，这些创新为国民带来了繁荣。与此同时，各国的反腐系统也日渐完善。作为这种完善的必然结果，弹劾一位腐败的国家元首不仅变得可能，而且是极为可能的。很多今天贪腐成风的国家都有可能迎来更加公开透明的未来。想做到这一点，务必保证正确的先后次序。

　　那么，接下来怎么做？

　　那么，要怎样做才能减轻腐败呢？按照我们的理解，人们“雇用”腐败，主要目的是让自己的生活获得进步。从这一点理解出发，我们可以给出两点建议。第一，能否不再把全部重点放在与腐败的斗争上？这是因为，假如不能在反腐的同时提供一种替代方案，供人们“雇用”的话，就很难把腐败降到最低程度。这就像打地鼠，每打掉一种腐败，总会有另外一种形式的腐败冒出来。

　　哈佛大学的爱德华·格莱泽和安德鲁·施莱弗指出，每个国家都会根据自身所处的具体环境来决定实行哪一种制度或者哪一种执法机制。格莱泽和施莱弗的模型表明，“如果一国政府的行政能力极为有限，法院和监管机构容易受到恐吓的威胁和腐败的侵害，也许这个国家应该接受已经发生的市场失灵和外部效应，而不是尝试通过行政过程或者司法过程来解决这些问题。这是因为，如果一个国家想要纠正市场失灵，就势必要颠覆司法体系，各种资源只会浪费在这种颠覆上，而它纠正市场失灵的尝试也会失败”。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国家没有能力落实纸面上的法律，那么，无论它颁布多少新的法律、制度来打击腐败，都无济于事。

　　很多贫困国家的政府真心实意抓反腐，不断地把非常有限的资源投到大刀阔斧的反腐斗争中去。它们为什么不试着把工作重心转移到推动新市场的开辟上，以帮助人们解决日常生活中的难题？只要开辟出足够多的市场，让人们从这些市场的成功中受益，政府就能收获更多的收入，并用这些收入来改善司法系统、执法系统和立法系统。不仅如此，新市场还会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这些就业机会可以替代腐败，切实地成为人们积累财富的新手段。要知道，在没有提供其他“雇用”对象的情况下，强求人们不再“雇用”腐败是很不现实的，而且，数据告诉我们，这种做法通常是徒劳无益的。

　　组织运营的整合与内化

　　第二条建议，我们应该把工作重点放在自己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通过运营的整合和内化来降低腐败发生率。为了控制成本、提高日常经营的可预测性，每一个组织都能理解纵向整合与横向整合的重要性，这也是很多大型企业在新兴市场开展横向及纵向整合的原因之一，如果放在较繁荣的国家，这些整合工作就没有必要了。就像前文提到的，为了保障稳定的、可预测的供应，营多方便面的制造商托拉拉姆为自己的运营提供电力，还建立了配送和零售网络。

　　一个组织通过商业模式纳入经营之内的要素越多，该组织减轻腐败的机会就越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就像一个组织拥有了一块崭新的画布，它可以在画布上书写新的规则，定义新的奖惩制度。这正是罗山公司（Roshan）这家领先的阿富汗通信企业控制腐败的做法。

　　在“透明国际”的清廉指数排名中，阿富汗的得分是15分（满分100分），该国在180个国家中排在第177位。“透明国际”最新发布的一项报告表明，尽管阿富汗举全国之力打击腐败，但它根本不可能实现自己承诺的目标。罗山公司清楚地知道，想要征服阿富汗多年养成的腐败文化，一味打击是不够的，还需要做些别的工作。

　　也许很多人已经忘了20年前在阿富汗打电话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幸好有菲利普·奥尔斯瓦尔德（Philip Auerswald），他的著作《正在到来的繁荣》（The Coming Prosperity）能够帮助我们回忆当时的情景。奥尔斯瓦尔德引述了罗山公司创始人凯利姆·库拉（Karim Khoja）的一段话：“除非你富得流油，否则，你要走上几百公里，到最近的邻国去打电话。当时的阿富汗只有一家移动电话公司，它的收费标准是500美元一部手机，每分钟12美元的国际长途通话，每分钟3美元的国内通话。即使这样，如果不‘表示表示’，你连电话公司销售人员的面都见不到。”时至今日，罗山正在为大约600万人提供服务，它还为自己赢得了合乎道德标准的美誉。罗山公司共有1 200名员工，几乎全部由阿富汗本地人组成。然而，这一切来得并不轻松。2009年，罗山为每一位阿富汗员工支付的培训开支超过了1 500美元，这些员工得到的不仅是技术培训，还包括业务培训和商业伦理方面的培训。

　　[7] 菲利普·奥尔斯瓦尔德（Philip Auerswald），《正在到来的繁荣：企业家是如何改造世界经济的》（The Coming Prosperity: How Entrepreneurs Are Transforming the Global Economy），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58页。

　　凯利姆·库拉（Karim Khoja），《联结一个国家：罗山公司为阿富汗带来通信服务》（Connecting a Nation: Roshan Brings Communications Services to Afghanistan），《创新4》，no. 1，（2009年冬）：第33—50页，https://www.mitpressjournals.org/doi/pdf/10.1162/ itgg.2009.4.1.33。

　　然而，罗山公司所做的并不仅仅是商业伦理的培训，它希望人们永远选择人性中良善的一面。这家公司清楚了解进一步整合的必要性。为此，罗山建立了专门的政府关系部门，以处理腐败相关的指控和新闻报道。无论何时，只要遭到索贿，员工必须立即向这个部门汇报。该部门将把情况通报给阿富汗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涉事部门和媒体。今天，罗山公司被看作阿富汗希望的灯塔和国家之宝。

　　在很多腐败指标上面，阿富汗的表现仍然不尽如人意。但是，罗山公司的例子告诉我们，即使在最困难的经营环境里，防止腐败依然是可能做到的。既然公开透明能够在今天的阿富汗扎下根来，那么它同样能在别的国家里生根发芽，对此，我们充满了信心。

　　从盗版到订阅

　　对大多数人来说，尤其对生活在贫困国家里的人们来说，腐败只是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而已。只要给他们一种替代性方案，多数人不会继续“雇用”腐败来谋求发展。强制施行的道德通常是一种极其昂贵的策略，它会带来好坏参半的复杂结果。但是如果没有这种强制性的道德，就不会有随之开辟的新市场。没有比开辟新市场更理想的反腐之道了。

　　以21世纪初美国的音乐产业为例，在几次相对较快的更新迭代之后，盗版和非法音乐分享文化早已被用户付费的流媒体音乐取而代之了。

　　如果你的年纪足够大，一定还记得“混音带”（Mixtape）的黄金时代。你一定记得，双卡录音机这一伟大创新出现之后，复制一盘磁带是多么轻松的事。只要买上一盘磁带，就能轻松地为自己和朋友们复制很多盘一样的磁带。当时，很多人都会为派对准备混音带，送混音带给自己的女朋友或者男朋友，长途自驾旅行更是离不开混音带。有了自制混音带，我们就能为自己制作蒙太奇式的音乐合辑，想听就听。音乐行业的管理者用了很多年的时间游说国会出台更加严格的版权保护法律，并且耗费数百万美元用于各种宣传活动，力图让群众提高认知，不再通过这样的方式“盗窃”音乐产品。然而，这些努力丝毫没有改变拷贝磁带的做法。评论家杰弗里·欧布莱恩（Geoffrey O'Brien）把个人混音带称为“流传最为广泛的美国艺术形式”。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对我们喜爱的艺术家来说，这种所谓的艺术确实是一种盗窃。仿佛一夜之间，美国成了一个充满音乐窃贼的国度。而且，除了音乐业内人士之外，似乎没人在意这一点。

　　实际上，音乐行业更大的劫难还在后面，它就是纳普斯特（Napster）。这是一种开创性的点对点文件分享技术，它让在家里翻录磁带的做法变成了老古董。忽然之间，全世界的人们都能相互分享音乐了：任何人，在任何时间，分享任何音乐。人们真的这样做了，他们不加选择地大量分享。情况变得一发不可收拾，以至于音乐行业里的每一家公司都把纳普斯特告上了法庭。纳普斯特输掉了官司，停止了运营，并最终宣布破产。尽管音乐行业赢得了针对纳普斯特的战斗，但它输掉了阻止热爱音乐的美国人非法分享音乐的战役。非法分享从此转入更深一层的地下运营。

　　斯蒂芬·威特（Stephen Witt）是一名记者，他出类拔萃的自白体著作《谁把音乐变免费》（How Music Got Free）描述了自己在盗版音乐世界里令人激动的初次体验以及最后回心转意的过程。威特之所以不再盗窃音乐，并不是因为道德意识的突然觉醒。相反，多年以来，威特在偷偷摸摸的音乐盗版产业里怡然自得地享受了多年。他之所以在2014年决定不再盗版，主要是因为这“太麻烦了”。威特在书中写道：“盗版变得越来越贵，越来越耗费时间，到了一定程度之后，你会发现，其实订阅‘声破天’（Spotify）和‘网飞’（Netflix）的服务更划算。‘私人’数字财产的个人所有制正在消失；在新的范式之下，数字商品属于一种企业财产，用户购买的是这些数字商品的有限访问权。当我第一次使用声破天时，我立刻意识到，这一次是公司赢了——它的巨大规模和便利性让种子下载显得老旧不堪。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合法企业的产品比地下世界的产品还要好。”

　　音乐行业也许能偶尔赢得一些盗版官司，但是，只有真正理解了人们为什么“雇用”这些替代方案，正版唱片公司才有可能占据上风，完全掌控属于自己的打地鼠游戏。这个道理在整个社会范围内都是有效的。我们也许能够成功地打击个别腐败政客或者贪污行为，但是，如果没有真正理解人们为什么选择腐败手段，我们就只能不断地把辛苦得来的资源用在抗击腐败的斗争中，这种投入是看不见底的。这样说的目的，并不是要大家对腐败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坐等开辟式创新来对付腐败。我们知道，这个过程是需要时间的。我们想说的是，想为正在进行的反腐斗争赢得一线胜利的曙光，就必须大刀阔斧地运用开辟式创新来支持我们正在做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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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年前向我索取“保护费”的那位韩国大哥的行为算是腐败吗？按照我们的定义，这当然是腐败。贫困国家里索要贿赂的警察的行为算是腐败吗？绝对是！这些人之所以贪赃枉法，是因为他们是道德沦丧的败类吗？我不这样看。对他们中的每个人来说，腐败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而且，在他们身处的社会中，想要取得生活上的进步、养活家人，腐败往往是最有效的办法。就像我们反复看到的那样，简单地颁布新的法律是不可能改变这些人的行为的。它只能让腐败转入地下，变得更隐蔽。

　　我们并不是说，一个社会能够彻底根除腐败，但是，我们相信，腐败是可以在极大程度上减轻的。因为控制腐败能够提高可预测性，可预测性是提升信任和透明度的关键所在。所以，这关系到一个社会的发展潜力问题。实现繁荣是一个过程，做到公开透明同样是一个过程。

　　许多人认为，建立强有力的制度、扫除腐败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然而，审视这个广为人们接受的看法时，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发现，创新，尤其是开辟式创新，能够成为改变发生的催化剂。无论是在健全的制度中，还是在腐败的环境里，开辟式创新都能够拉动必需的要素。这些要素会随着开辟式创新一起到来，随之而来的还有经济发展拼图中最显而易见的一块：基础设施。 中信出版2020年度好书-经济管理（套装共12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