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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六章 结论：管理已经超乎人类的科技

　　科技的潜力和希望，无限宽广

　　安妮·泰勒的少年时光是在肯塔基盲人学校度过的，那时她就已经将自己的热情投入某项事业。现在，安妮白天帮助我们的产品更加无障碍地便于残疾人使用。她说她热爱这份工作，但当安妮谈到她如何打发自己的空闲时间时，她整个人都会兴奋起来。“我是个黑客。”她说。

　　2016年，安妮成为第二名被招募的黑客，参加了一个需要使用人工智能、计算机视觉和智能手机摄像头的项目。她的任务之一是在微软的园区里四处闲逛，把手机绑在她的额头上，测试这款应用程序。发明家的生活有时不适合追求时尚的人士。但说到时尚，在微软任何事情都有可能。

　　这个团队的工作致力于一项新的突破，一款由人工智能驱动的应用程序，帮助盲人通过智能手机“看到”世界。安妮本人就是盲人，但有了Seeing AI这个人工智能应用，她现在可以独立阅读家人的手写便条了。就像她说的：“这事儿对你们这帮家伙来说很简单，因为长久以来你们一直都能这么干。但是过去，当有人给我写一些个人的或私密的东西时，我只能请别人读给我听。现在我不用麻烦别人了。它的意义真的非同寻常！”

　　识别文本的重要意义不仅仅是阅读现代的信件。在新泽西，人工智能改变了玛琳娜·罗斯托教授的研究工作。她是普林斯顿大学格尼扎实验室的近东研究教授，负责对来自开罗的本·埃兹拉犹太教堂的大约40万份文件进行解读和辨识。这批文件被称为“开罗格尼扎文书”，是有记录以来最大的犹太人手稿宝库。

　　研究这些文件是一项艰巨的挑战。许多文件已成碎片，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图书馆和博物馆里。仅仅是这些材料的体积和收藏地点就使得它们在物理上几乎不可能拼接在一起。但是，借助人工智能，罗斯托的团队能够对数字化残片进行梳理，把相隔数千英里异地收藏的片段拼在一起，让中世纪犹太人和穆斯林相处共存的画面，逐渐完整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1] 普林斯顿大学的格尼扎实验室收藏了大量来自开罗本·埃兹拉犹太教堂的文件，包括个人信件、购物清单和用神圣希伯来文书写的法律文件，这些文件要求安放在一个专门的格尼扎（储藏室）里进行“体面的埋葬”。格尼扎文书是目前已知最大的犹太手稿收藏库。世界各地的学者从19世纪末就开始对这些文物进行研究，但这项工作仍然没有完成。通过将人工智能算法和计算机视觉结合起来，对成千上万的数字化片段进行梳理，罗斯托的团队成功地匹配了存储两地，相隔数千英里的同一文档的片段，无论是撕裂的形状、字迹，还是墨水的直径，都完全对应。当文件以这种方式“回家”时，描绘犹太人和穆斯林如何在10世纪的伊斯兰中东相处共存的画面，就经过罗斯托之手，逐渐完整地展现在世人面前。在人工智能的帮助下，罗斯托和她的近东研究专家团队仅仅花费几分钟的时间就完成了一项以前一直被认为是不可完成的任务。RobertSiegel, “Out of Cairo Trove, ‘Genius Grant’ Winner Mines Details of Ancient Life,” NPR's All Things Considered，2015年9月29日，https://www.npr.org/2015/09/29/444527433/out-of-cairo-trove-genius-grant-winner-minesdetails-of-olving-life。

　　如果一项人工智能算法能够帮助罗斯托再现遥远的过去，它又能做些什么来保护当今世界的“活历史”呢？

　　在非洲，偷猎是一个始终难以根除的问题。它让濒危物种面临灭绝的威胁，甚至包括世界上最具代表性、知名度最高的一些动物。微软的“地球人工智能”团队正在与卡内基·梅隆大学的研究人员合作，帮助乌干达野生动物管理局的公园管理员抢在偷猎者前面制止偷猎。这款应用软件名叫“野生动物安全保护助手”（PAWS），使用一种算法对国家公园以往14年的巡逻数据进行筛查过滤，运用计算博弈论学习和预测偷猎行为，使当局能够主动识别偷猎热点，调整他们的巡逻行动。

　　这些事例告诉我们，科技的力量可以帮助盲人以新的方式看见世界，帮助历史学家发现过去，帮助科学家为一个生病的星球寻找新的出路。科技的潜力和希望，无限宽广。

　　人工智能不同于过去的单一发明，如汽车、电话甚至个人电脑。它的表现更像是电，因为它也为工具和设备提供动力，这些工具和设备几乎运行在社会和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就像电一样，人工智能也会在后台运行，在很多方面，我们甚至会忘记它就在那里，直到停电的那一天。

　　萨提亚将这种新的现实称为“技术强度”（tech intensity），他用这个术语来描述科技对我们周围世界的渗透。这是一个新的时代，为公司、组织甚至整个国家提供了机遇，不仅通过科技的应用，而且通过建立自己的科技能力来刺激增长。这就要求组织必须用新的技能和能力武装员工，使其能够发挥科技的力量。

　　新的挑战：工具和武器的两面性

　　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但也面临新的挑战。数字技术实际上已经具备了工具和武器两面性。它们让我们想起1932年爱因斯坦的话，他提醒人们机器时代会创造诸多收益，但同时呼吁人类要确保其组织能力与科技进步同步。在我们不断努力为人类带来更多科技的同时，我们也需要为科技注入更多的人性。

　　如前文所述，当今的科技对经济的影响极不平衡，令有些人尽享巨大的进步与财富，而将有些人甩在后面，夺去他们的工作，并止步于那些没有宽带接入能力的社区。它正在改变战争与和平的面貌，在网络空间创造新的战区，通过敌对国家支持的攻击和散布虚假信息，对民主构成新的威胁。同时，它也加剧了国内社会的两极分化，侵蚀了隐私，并为极权政体创造了一种新的能力，使其能够对公民进行前所未有的监视。随着人工智能的不断发展，所有这些趋势也将加速发展。

　　我们看到这些动态关系正在影响我们这个时代的许多政治问题。人们对移民、贸易和针对富人和公司的税率争论不休，但我们很少看到政治家考虑，也很少看到科技部门承认科技在制造这些挑战中所起的作用。就好像我们都被由此产生的症状吸引，以致我们缺乏时间和精力关注一些重要的潜在原因。尤其是随着科技的影响继续加速，它有可能让人们对事物的理解更加短视和浅薄。

　　积极应对：更广泛的协作

　　虽然指望科技变革放慢脚步是不现实的，但要求我们自己付出更多的心血来管理这一变革并不过分。与以前的技术时代和发明（如铁路、电话、汽车和电视）相比，几十年来，数字技术在几乎没有监管甚至自我监管的情况下取得了进步。现在应该认识到，这种放手的态度需要让位于一种更加积极主动的方法，以一种更加自信的方式应对不断变化的挑战。

　　更加积极主动的做法并不意味着一切都应该留给政府和监管部门。这就像要求政府什么都不做一样，既短视又不成功。相反，这需要从每家公司的具体情况开始，在整个科技行业开展更加广泛的协作。

　　20年前，当微软处于困境时，我们意识到我们需要改变。我从我们的战斗中总结了三条教训，这三条教训我们一直还在学习和应用。在我们思考科技在当今世界发挥的作用时，这些教训似乎也适用于整个科技行业，就像当年适用于我们公司一样。

　　第一，我们要勇于接受政府、行业、客户和整个社会对我们寄予的更高期望。不管法律是否要求，我们都必须肩负起更多的责任。我们已经不再是什么突然发迹的行业新贵。我们需要努力树立榜样，而不是狡辩说我们可以为所欲为。

　　第二，我们需要广开言路，倾听别人的意见，多下功夫来帮助解决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为此，我们首先要与更多的人建立建设性的工作关系。但这只是开始，我们必须更好地理解别人对我们的看法和担忧。我们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把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不能等到它们恶化到失控。这就要求我们更加频繁地与各国政府，甚至我们的竞争对手坐下来寻找共同点。我们认识到，我们肯定会面临一些棘手的问题，我们需要鼓足勇气，敢于妥协。

　　曾经很多次，一些工程师争辩说我们应该继续战斗。有时，我几乎觉得他们在质疑我的勇气。虽然有时候我们需要坚持自己的立场，但更多时候，我认为，妥协比继续战斗更需要勇气。它还需要坚持。寻求共同立场的过程往往十分曲折，我们可能首先在谈判中陷入僵局和失败，然后才能各退一步，并达成协议。我们需要培养一种能力，使我们可以优雅地面对失败，即使在事情破裂的时候也要赞美对方，这样我们才能在正确的时机到来之时有能力再次出发，最终克服困难。情况几乎总是这样。

　　第三，我们需要制定一个更具原则性的工作方法。我们需要保持一种创业文化，同时将其与我们可以在内部和外部讨论的原则结合起来。我们已经开始发展能力制定这样的原则，首先是针对反垄断问题，然后是针对互操作性和人权问题。如本书第二章所写，根据萨提亚在2015年针对监视问题提出的建议，我们制定了一系列准则来指导我们对这一问题进行决策。由此产生的云承诺将继续成为我们在其他领域的效仿对象。这种方法有许多优点，包括它有助于，同时也迫使我们思考我们所承担的责任以及面对这些责任的最佳方法。

　　在许多方面，这些方法要求整个科技行业实行文化变革。出于种种原因，科技公司传统上会首先专注于开发令人兴奋的产品或服务，然后尽快吸引尽可能多的用户。除此之外，它们通常很少有时间或精力关注其他方面。正如领英联合创始人里德·霍夫曼所创造的新词“闪电式扩张”所准确捕捉到的那样，如果想在全球范围内开发市场领先的技术，那么速度优先于效率的“闪电式的快速路径”不啻为最佳途径。即使公司已经取得全球市场领导地位，也需要迅速采取行动。可想而知，如果沉重的需求可能拖累创新，硅谷将会出现怎样巨大的担忧。

　　这些担忧固然重要，但鉴于目前科技在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如果一家科技公司的发展速度超过其思考的速度，或者它根本不考虑其服务或产品的更普遍的影响，则同样十分危险。本书的论点之一是，公司尽其所能履行社会责任是取得成功的必由之路。萨提亚明确指出，当这些问题出现时，我们需要快速行动，但应在我们的技术上安装保险杠。拥有能力预见问题并确定原则性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才更有可能在加速时确保“不会翻车”。这至少有助于避免公众争议和潜在的声誉损害，并因此迫使管理层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来应对，而无法将精力集中在产品开发和用户增长上。

　　就算出发点再好，这也不是一个容易做出的选择。最自然的选择肯定是不断推广产品并将其卖给任何愿意购买的人。一旦讨论自我克制，几乎总是会有内部的反对意见（我这么说完全是经验之谈）。因此，对公司自身行为进行规范的承诺需要最高领导层具备领导力。公司的领导者需要广开思路，他们需要鼓励员工不能局限于给每一个潜在解决方案挑毛病，而应为每一个潜在问题找到解决方案。

　　要做到这一点，要求科技公司在传统的产品开发、营销和销售之外的领域发展更大的能力。随着科技与世界问题不断碰撞，财务、法律和人力资源方面强有力领导者的作用无可替代。在过去，这些职务在科技行业的重要性更多被认为存在于筹集资金、出售公司或上市方面。但在今天，他们要面对的问题更为广泛。

　　这些领域十分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确定指导产品路径的总体原则并不容易。它需要深思熟虑，并且清楚洞悉公众期望、现实世界场景以及实际开发需求，所有这些都依赖与工程和销售团队的密切互动。在微软，我们的总法律顾问戴夫·斯托尔科普夫的一周工作内容经常包括花时间与项目团队的人员合作，以便提前规划，避开迫在眉睫的问题和争议。

　　另一个挑战是，新的原则被采纳并不意味着工作的完成。我们自己的内部审计团队就曾建议艾米·胡德和我，面对本书第十一章所讨论的人工智能的道德问题，我们不仅必须在辨别具体问题的基础上制定新的原则，还要制定具体政策、治理结构和问责框架，并对员工进行培训，从而使这个道德承诺有效。这将是为全球数亿客户提供服务的大型和成熟的科技公司所面临的最大考验之一。新的原则需要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实施，正如我们在第八章中所讲，在全球范围实施GDPR所需的工程工作。此类工作需要各领域的广泛支持，因而这些领域对于运营今天的全球公司不可或缺。

　　[2] 这也要求公司董事会采取正确的领导方式。在这方面，许多科技公司同样有更加广泛的操作空间。一种情况是，董事会很有可能会对一个强势而成功的创始人百依百顺，以致董事会对公司内部发生的事情知之甚少，不知道疑难问题出在哪里，或者即使这些问题显而易见，董事会也缺乏揭示问题的勇气。另一种情况则是，董事会过于深入地纠缠于某些细节，可能会使人搞不清楚董事会在管理公司方面的作用与首席执行官领导和管理公司的责任之间的区别。

　　在微软，审计委员会主席查克·诺斯基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确保建立有针对性的严格流程，不但比财务控制覆盖的面更广，而且内部审计团队工作的联系也更紧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项工作还受益于微软官司的影响。2002年，柯琳·科拉－科特利法官主动决定批准我们的反垄断和解，作为条件，公司董事会须承担一项额外义务：成立一个反垄断合规委员会。在这一义务到期10年后，董事会继续信赖由宝马前首席执行官赫尔穆特·潘克领导的监管和公共政策委员会，令微软保持对不断出现的新问题的关注。除了在网络安全等问题上与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密切合作外，该小组每年都会花上一天时间进行年度团建活动。我们的管理团队会利用这样的场合审查过去一年的社会和政治趋势，我们会一起评估我们为解决这些问题主动做的前瞻性工作。这是一种练习，迫使所有人退后一步，不能只见树木，也要看看森林，从而让我们未来一年的工作更上一层楼。

　　所有这些都要求董事们对公司的业务、组织、人事和问题有一些真正的了解。在微软，我们的董事会定期与负责不同工作的高管分组开会，参与其他会议，并参加我们高管人员的年度战略务虚会。在我担任董事会成员的网飞，首席执行官里德·黑斯廷斯也会安排董事们参加各种大大小小的员工会议。

　　归根结底，这需要科技行业见多识广、心胸开阔的领导层既能够在各自公司将这些原则转化为更积极主动的措施，又能够在整个科技行业开展更多的合作。与其他许多行业相比，今天的科技行业往往四分五裂，甚至在行业协会和自愿行动方面也分歧多多。鉴于科技多元化的特性和竞争的商业模式，这种局面实属意料之中。其实，即使歧见一直存在，科技行业也有空间在很多方面开展合作。

　　在一些需要优先处理的问题上，如加强网络安全和打击虚假信息等，尤其需要这样的合作。近期在此方面已经出现一些重要的举措，如本书第四章所述之对WannaCry病毒的反应，以及第七章所述之西门子公司的《信任宪章》和更广泛的《网络安全技术协定》。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举措还仅是浅尝辄止地触及了我们能做些什么，以及公众和政府越来越期待什么。

　　这样的合作还需要文化的变革。如今，面对网络安全等问题，即便领先的科技公司也常常草率地得出不需要与同行公司密切合作的结论。或者，如果它们不能占据领导地位，它们就不参与行业合作行动。又或者，它们决定不参与行业合作行动，是因为其中包括其他一些目前在政治上处于风口浪尖的科技公司，而它们害怕因与面临公众批评的公司为伍而受到牵连。虽然这些担忧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可以理解的，但科技领袖必须抵制这些担忧，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这些观点共同作用，使得科技行业难以担负人们期望其承担的责任。

　　尽管单个公司以及整个科技行业都面临巨大的机遇，可以共同努力做出更多贡献，但这绝不意味着政府在做得更多方面不再有责任。科技界不乏宅心仁厚和深思熟虑之士，但工业革命开始以来的三个世纪里，还没有任何一个主要行业能够成功地完全独立地规范自己的一切，而认为现在将会出现第一个成功的案例无疑是幼稚的。

　　即使存在这种可能，我们也应该质疑这是不是前进的最佳途径。普遍存在的各种科技问题几乎影响经济、社会和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全世界各个民主国家，我们最珍视的一个价值观是由公众选举出立法者，然后让他们制定管理所有人的法律，以决定国家的发展之路。科技行业的领袖可以由股东选出的董事会选出，但他们并不是由公众选出的。民主国家不应该把自己的未来交到不是由公众选举出来的领袖手中。

　　所有这些，都要求政府采取更加积极和自信的方式来监管数字技术，这一点已经越来越重要。如同本书所述其他内容一样，这也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不过有一些重要的经验值得借鉴。

　　首先，政府必须在监管领域进行创新，就像科技行业不断进行创新一样。政府不必等每一个问题完全暴露，可以更快行动，并采取渐进的方式，先实施有限的初步监管措施，然后从中不断学习和总结经验教训。换言之，即可以采用“最简可行产品”的概念，并考虑我们在本书第十二章所提倡的针对人工智能和人脸识别技术的那类方法。我们充分认识到，对于一个新行业或软件产品而言，初步监管措施肯定不会是一劳永逸的，但我们认为，对政府而言，尽快采取一系列较为有限的措施显然是明智之举。

　　那么，这种方法确实可以在特定科技监管领域发挥作用吗？如果是这样，它可能成为我们这个时代一个新的监管工具。如果政府能够实施有限的法规，从经验中学习，然后在企业为产品添加新功能时，利用学到的经验增添新的监管规定，就可以更快地施行有关法律。需要说清楚一点，在这个过程中，官员们仍然必须博采众议、深思熟虑，并有信心至少针对一些重要问题拥有正确的答案。不过，通过将科技行业通行的一些文化规范纳入科技监管，政府就有更多的选择来赶上科技变革的步伐。

　　如果各国政府更多地观察不断变化的科技趋势，并寻找机会来更广泛地刺激市场解决方案，它们就可以产生更积极和富有实效的影响。如本书第九章所述，我们针对农村地区宽带问题的解决方法就是基于这一概念。我们不是执着于投入大笔公共资金用于铺设昂贵的光纤电缆，这些光纤电缆需要铺上几十年才能到达农村家庭，而是由政府出资刺激新兴无线技术，从而加速市场力量，使其达到一个可商用的临界点，然后自行向前发展，这种方法显然更为明智。

　　目前，各国政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机会通过其行动刺激科技市场的力量。政府通常是一个国家中最大的科技产品和服务的采购方之一，它的采购决策会对整个市场趋势产生巨大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政府拥有庞大而有价值的数据仓库。通过以适当和明确的方式使这些数据为公众所用，政府可以对使用这些数据的科技市场产生决定性影响。举个例子，如本书第十章所述，它可以刺激掌握更多信息的公共部门和民间共同努力，让那些希望从事新兴工作的个人有机会掌握这些工作所需的新技能。或者，如本书第十五章所讨论的，它也提供了一个强大的工具，使政府可用来推动开放数据模型更快地得到采用。

　　更积极的监管方法要求政府官员对科技趋势有更深入的了解，而这反过来也需要创造科技的人和必须对科技加以监管的人进行更多的对话。在这一点上，我们也面临极大的挑战。从历史上看，从来没有哪个国家的商业或科技中心像硅谷那样远离首都华盛顿特区。而且，甚至这么遥远的地理距离都比不上美国政治资本和科技资本之间的疏远关系。华盛顿大学历史学家玛格丽特·奥马拉曾指出：“他们远离政治和金融权力中心，偏安于北加利福尼亚州一个慵懒怡人的角落，创建了一个创业者的加拉帕戈斯孤岛，那里有新型的公司、独特的公司文化，以及对诸多奇人趣事的容忍。”

　　华盛顿特区与硅谷之间几乎2500英里的遥远距离掩盖了这两个地方的一个共同之处。从像西雅图这样的地方（西雅图对奇人趣事也有自己的宽容和欣赏），去这两地中的任何一地，亲自感受它们各自散发出的兴奋和活力，你就能够理解，为什么一旦身处这两地中的任何一个，你都很容易地感觉到它是世界的中心。不过，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在这个地理鸿沟之上建立一座更牢固的桥梁。

　　我们面临的一个挑战是，长期以来，科技界许多人一直断言，政府对科技的了解不够，无法对其进行适当监管，尽管科技公司一直从政府的各种资助和支持中受益，而媒体又争先恐后地抢着强化这种观点。例如，如果立法者向某位科技业高管提出了错误的问题，或者甚至是以错误的方式提出了正确的问题，媒体就会抓住立法者的错误大肆报道。以我的经验来看，与15年前相比，政府官员在近年来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那年的某个早晨，我曾和一位美国参议员讨论数字广告，发现他竟然不知道能够在互联网上阅读《华盛顿邮报》。

　　[3] 正如奥马拉所观察到的，科技行业的“企业家不是孤军奋战的牛仔，而是非常有才华的人，他们的成功是通过许多其他人、网络和机构的努力而实现的。其中就包括被两党政治领袖如此强烈地批评，以及许多科技界领袖以怀疑甚至完全敌对的态度看待的大型政府项目。从原子弹到登月，再到互联网和其他领域的支柱产业，公共开支推动了科技发现的大爆炸，为几代初创企业的诞生提供了基础”。Margaret O'Mara, The Code: Silicon Valley and the Remaking of America(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19)，5。

　　知识产权领域的许多政府官员和律师早就注意到了类似的现象。尽管抵制监管，但如果没有版权法、专利法和商标法，科技公司能否带给自己任何与其巨大市场估值相称的收益，其实是很值得怀疑的。这些法律为发明者和开发者创造了拥有自己创造的知识产权的机会。

　　在科技行业工作了超过25年后，我充分认识到科技产品的复杂性。但现代的商业飞机、汽车、摩天大楼、药品，甚至食品，无一不是如此。你肯定没有听到过任何人严肃地建议，联邦航空管理局应该允许飞机不受管制，因为它们太复杂，政府的人无法理解。乘坐飞机旅行的公众不会容忍这种情况的出现。那么，为什么信息技术就存在根本性的不同呢？特别是，考虑到许多飞机部件都已经基于信息技术。

　　事实证明，政府机构早就善于发展了解其监管产品的实际能力。这并不意味着整个过程一帆风顺，或意味着每个人的工作都做得同样出色。这也不意味着所有的监管方法都是好的，甚至符合常理。但是，科技行业需要克服一种错觉，认为只有它才能理解信息技术及其复杂性。相反，科技行业需要更开放地分享有关科技的玄妙信息，以便公众和政府能够更好地理解它们。

　　在许多方面，政府面临的第二个挑战更为明显。信息技术以及创造信息技术的公司已经日益走向全球。互联网在设计之初就是要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网络，它的许多优势来自其互联互通性。它的影响力和地理覆盖超越了历史上任何其他技术，并且也已超过了任何一个单一政府。这使它与以前的发明（如电话、电视和电力）有所不同，因为后者依赖的网络或电网通常都与国界或州界相对应。

　　要充分理解这个挑战有一个方法，那就是以史为鉴，看看另一种科技对监管造成的冲击，或许这是与数字技术最为相近的情况。进入19世纪以来，铁路在重新定义美国方面发挥了比其他发明更大的作用。铁路线超越了州政府的界线，最初，州政府承担了对经济进行监管的最高权力。在内战后的几十年里，美国的铁路公司在许多方面都变得比许多州政府更为强大。

　　19世纪80年代，这种情况发展到了顶峰，除了战争时期之外，美国并没有在联邦一级监管经济的传统，在华府内部，对铁路实施监管的提议屡遭挫败。于是，各州政府纷纷通过法律来管理铁路运价，而这影响了在它们州界之外的铁路运输。1886年，最高法院推翻了这些法规，并裁定只有联邦政府拥有这一权力。一夜之间，公众面临一个严峻的现实：各州“不能，而联邦政府则不会，对铁路进行监管”。这一新的政治动态打破了僵局，国会在第二年成立了美国州际商业委员会来监管铁路。现代联邦政府由此诞生。

　　当代信息技术在全球的影响范围与19世纪80年代的铁路有一定相似之处，当时铁路持续发展，超出了传统的管辖范围。不过如今，还没有一个与美国州际商务委员会相对应的全球机构。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并没有人有欲望创造这样一个机构。

　　政府如何监管一项比自身规模更大的技术？这或许是未来科技监管方面所面临的最大难题。不过，问题一旦被提出，部分答案也就逐渐清晰：各国政府需要共同努力。

　　前方有许多障碍需要克服。在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地缘政治的巨大阻力正导致许多国家的政府“内卷化”。当每天的头条新闻都是关于各国退出贸易同盟或者退出长期条约时，很难期待各国政府能够在团结协作方面有所飞跃。更何况，目前许多政府发现，它们甚至很难做出只涉及自身的重要决定。

　　在这些压力下，科技不可阻挡的发展进程正在迫使更多国际合作的出现。正如本书所述，政府监视领域改革、隐私保护和网络安全保障等问题都要求政府以新的方式与彼此打交道。正是基于此，微软许多计划的重点都落在对推动全球发展提供支持。自2016年初起，重要的举措包括针对WannaCry病毒协调式的响应、行业内的《网络安全技术协定》、涉及多个利益相关方的巴黎倡议和基督城倡议、美国–欧盟隐私护盾、《CLOUD法案》对国际协议的授权，以及对于一份《数字日内瓦公约》的长期愿景。同样在此期间，大西洋彼岸的隐私保护力度不断加强，有关人工智能和道德的新一轮全球对话开始出现。如果在民族主义日益高涨的时代，仍然能够取得这样的进步，那么一旦国际形势的钟摆转动方向，取得更大的进展便指日可待。

　　我们需要继续不断建立“志愿联盟”。六国政府和两家公司站了出来，共同针对WannaCry病毒做出公开表态。34家公司携起手来，共同发起了《技术协定》。51个政府团结一致，成为首批支持“巴黎倡议”的利益相关方。上面每一个例子中，都有重要，甚至是关键角色的缺席。但取得进步的核心不是执着于谁缺席了，而是应该关注谁还能被说服加入。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前进的势头，并确保联盟的队伍在未来不断扩大。

　　我们还需要认识到，在有些问题上可能达到全球共识，而在另一些问题则可能不会。当今的许多科技问题涉及隐私权、言论自由和人权等缺乏全球性支持的问题。一个志愿联盟最有可能令世界上的民主国家走到一起。这并不是一个小团体。目前，世界上大约有75个民主国家，共拥有近40亿人口。这意味着生活在民主社会的人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多。不过近年来，全球的民主国家变得不像以往那么健康。也许它们比任何一个社会群体都更需要建立新的联盟来管理科技及其影响，以便确保其长期健康发展。

　　面对这种局面，在美国政府恢复其长期以来在外交上的作用，支持并领导此类多边国际协议之前，保持不断推进的势头尤为重要。毋庸置疑，当美国与其他国家分道扬镳的时候，全球民主力量将被严重削弱。

　　继续取得进展还要求各国政府认识到，除了对科技实施监管之外，它们还需要自我约束。网络安全和虚假信息等问题将塑造未来的战争形式，并关乎民主进程的安全。纵观整个历史，还从未有一个行业能够成功地完全独立实施自我监管，同样，一个国家仅依靠私营部门或者依靠对私营部门实施监管就能够保护自己，也没有先例可循。各国政府需要共同行动，这种共同行动也包括制定新的国际规范和准则，限制国家行为，并在某个国家违反这些规则时追究其责任。

　　这不可避免地将导致新一轮辩论，即国际规则到底有什么用处。你已经可以听到人们对一种可能性表示了担心，即一些国家愿意遵守这些规则，但另一些国家将不会遵守这些规则。自19世纪末以来，世界各国一直在实施军备控制禁令和限制，一个多世纪以来，围绕同类问题的争论一直在持续。严酷的现实是，总会有一些国家违反这些协议。不过，如果存在国际规范或准则，那么其他国家则更容易做出有效反应。

　　数字技术的新挑战还要求突破传统的机构范围进行更积极的合作。如本书第十章和第十三章所述，一些成功的项目显示了这一点。这些项目汇聚了政府、非营利组织和公司的力量，共同解决工作岗位问题，并满足人们发展新技能的需要，借此帮助管理科技的广泛社会影响。这种多方合作也有助于解决其他社会挑战，如西雅图近期就通过类似的合作项目为居民提供负担得起的住房。

　　这种新型合作的机遇和需要并不仅限于社会问题。对于基本人权的保护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有赖于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公司的通力合作。随着越来越多的数据流向云端，以及越来越多的政府推动在其境内建设数据中心，这一点将日益凸显。21世纪问题的解决方案将涵盖多边和多个利益相关方。

　　要实现多利益相关方合作，关键是要认识到每个群体各自需要扮演的角色。政府官员居于独特的领导地位，尤其在民主社会中，因为他们是民选的社会问题决策者。只有他们才有权力和责任规划公共教育的进程，以及制定和实施我们所有人赖以生存的法律。公司和非营利组织可以带来公民精神，与政府互补和合作，并补充公共部门经常需要的额外资源、专业知识或数据。公司和非政府组织可以通过试验和加快行动来测试新的想法，特别是跨国行动。我们都需要欣赏和尊重彼此的角色。

　　许多问题还需要妥协。对于那些成功的商业领袖来说，妥协并不总是一个容易的选择。这些领袖帮助建立了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一些公司，他们通常靠自己的方式并克服重重困难才取得成功，而未来的监管将限制他们的自由。

　　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些科技界领袖在公开场合辩称，在私下里更是断言，创新面临的最大风险是政府过度反应，过度监管科技。这种风险确实显而易见，但我们目前还远远没有跌入过度监管的深渊。政治家和官员已经开始呼吁监管，但到目前为止，人们更多还只是纸上谈兵。与其对过度监管的危险忧心忡忡，还不如认真思考明智的监管应采取何种形式，这样才能更好地服务于科技行业。

　　最后还有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这些问题的影响远远超越了任何个人、单个公司、单个行业，甚至科技本身。它们关乎民主自由和人权的基本价值。科技行业之所以能够诞生和发展，是因为其得益于这些自由。因而，我们对未来负有责任，应该帮助确保这些价值观在我们和我们的产品淡出已久后依然会继续存在，甚至更加繁荣昌盛。

　　这个大背景能够帮助我们拨云见日。我们面临的最大风险不是源自人们为解决这些问题做得过多，而是源自人们做得不够。这种风险也不是源自政府行动太快，而是源自它们没能及时行动。

　　技术创新的脚步不会放缓，管理创新的工作也需要与时俱进。 中信出版2020年度好书-经济管理（套装共12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