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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章 审判日

　　上帝会让我们偿还所欠的债务。

　　无须执迷于惩罚的外在形式：

　　想一想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最差的情形，

　　也不会超过末日审判。

　　——但丁，《炼狱篇》（Purgatorio）第5章

　　亚瑟·洛斯·狄金森（Arthur Lowes Dickinson）于1900年10月底从伦敦来到纽约，担任普华永道纽约办公室的主管。狄金森来自一个画家、思想家辈出的名门望族，并拥有剑桥大学的数学学位，他办事有条不紊，致力于将英国会计核算中道德独立和服务大众的悠久传统发扬光大。在狄金森的监督推动下，声誉日隆的普华永道为美国钢铁公司（U.S. Steel）准备了1902年的财务报告，《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称赞其是“有史以来全美国企业发布得最完备的财务报告”。他还在芝加哥和圣路易斯（St. Louis）主持开设了审计分所，并成为伊利诺伊州会计师协会的会长。他不知疲倦地工作，为联邦贸易委员会（Federal Trade Commission）设定审计标准，并撰写会计书籍，比如影响深远的《会计实务和程序》（Accounting Practice and Procedure，1913）等。

　　作为极具绅士风度的会计师的典范，他回到了普华永道伦敦办公室，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就任公职，之后在1919年，英皇乔治五世（King George V）为其授勋。狄金森认为，会计师要专心投入到数字核算和推动合规的工作上，切实担负起企业与政府之间不偏不倚的仲裁员的责任。要保持这一姿态并不容易，在竞争激烈的新大陆更是如此。狄金森发现，美国企业的发展难以预测，节奏很快，而且大多没有监管。他抱怨称：“在英国，年度审计一直是公司业绩的重要保证，但在美国，这种情况少之又少，而且美国大企业的业务发展往往取决于少数人的心血来潮，这种发展模式可不能说具有什么确定性。”

　　狄金森也很快发现，美国客户并不知道如何区分“好的审计和差的审计”。这就意味着，普华永道承接的美国业务，因为无法接触到完整的会计账簿信息，不得不依照“投机取巧”的审计模式来开展，这种行为在英国被视为不道德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狄金森被迫采取了一些非常规的方法，比如现代广告等，并积极向客户争取接触完整的财务账簿信息。但糟糕的是，美国客户并不希望“完全公开财务信息”，他们希望得到业务经营方面的意见和建议，这在狄金森看来，是身为经验主义核数师的会计师难以做到的。但无论如何，狄金森一直致力于推动提供尽可能完备的审计报告。截至20世纪20年代末，普华永道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审计机构，正如《财富》（Fortune）杂志所称，其当数“世界头等的会计师事务所”，为纽约证券交易所700家上市公司中的146家提供审计服务。查尔斯·瓦尔多·哈斯金斯家乡本地的哈斯金斯销售公司（Haskins and Sells），以及其他如德勤等一系列受人尊敬的事务所日益崛起，为美国的石油公司和蓬勃发展的商学院提供服务，在狄金森看来，理性和秩序已经降临曾经是一片蛮荒之地的美国西部地区。

　　但是，狄金森一直期待，在理智的私人审计师的努力下，实现企业经营秩序井然，政府管理平稳协调。他的这种希望却一直没有得到实现。纵观20世纪和21世纪，现代会计师事务所充其量扮演了不偏不倚的仲裁人和经验丰富的财务分析师的角色。而在很多情况下，面对一团黑幕的企业账簿和不负责任的政客领袖，它们其实只能自认倒霉。从最坏的情况下，它们其实充当了财务诈骗的帮凶。现代财务日益复杂，经济危机的浪潮此起彼伏，改革措施和财务诚信的目标越发难以实现，这些导致会计师的角色地位更弱，也日益模糊。

　　如果说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的时候，亚瑟·洛斯·狄金森可能还觉得十分骄傲，因为他在美国一手构建起专业的英式审计体系，但他没能预见社会诚信出现的大问题，而这些问题很快就导致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的爆发，以及针对会计核算行业本身的残酷审判日的到来。1926年，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威廉·Z.里普利（William Z. Ripley）在《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上发表了一篇广为传阅的文章：“停下来，看一看，听一听！股东要求获得足够的知情权。”在里普利看来，在诸如哈斯金斯以及狄金森等人的包装下，满世界都是完整细致的账簿信息，这完全是一个假象。他警告称，企业依然“在很大程度上处于云山雾罩之中”。他十分怀疑，广告宣传能够替代清晰透明的财务报告信息。“我的桌子上摆满了大量的公司宣传手册。其中，我主要关注的是皇家烘焙面粉公司（Royal Baking Powder Company），在超过25年的时间里，该公司从来没有公开过任意一张资产负债表或者一份财务报告。”对于像造星工厂（Singer Manufacturing Company）、美国饼干公司（National Biscuit Company）以及吉列安全剃须刀公司（Gillette Safety Razor Company）等企业，“这些花里胡哨的企业根本不设利润表或者折旧科目”，而权责发生制（或者负债项目）则更是被扔得一干二净。

　　里普利预测，公司缺乏信息透明制度，将最终对美国经济造成侵蚀。为了确保投资的安全稳健，公众需要了解更多的信息，因为“公司信息的晦涩掩饰早已经不合时宜了”。只有当公司披露其真实的价值资料时，股票市场才能够实现正常运转。他对此控诉称，对于企业财务报告和资产负债表的披露，根本就没有任何制度规范。尽管存在像普华永道这样的公司，但众多家族企业的账簿资料依然很糟糕，而大公司甚至直接不公开其收益情况。里普利坚持认为，美国企业依然在热带雨林中野蛮生长。

　　如今已成为美国普华永道高级合伙人的乔治·O.梅（George O. May）对里普利的观点做出了回应，他坚持认为，审计并不是完美无缺的。任何一家公司都可以做假账，而这是很难验证的。他认为：“不管实施多少监管，都没法让投资者从一家管理糟糕的企业中获得满意的回报。”但尽管为会计师事务所的工作内容进行辩护，他也承认，对于金融监管的缺失，以及在不良财务报告基础上开展的审计工作准确性等问题，他也十分担心。他建议对企业保持警觉，坚持要求每位审计师提供证明文件，说明财务报告“按照认可的会计准则进行了公允反映”。

　　20世纪20年代，纽约证券交易所逐渐发展成为世界重要的金融机构。其交易量也开始成倍增长，道琼斯工业指数（Dow Jones Industrials Index）在1922年是95.51点，在1929年1月之后一路攀升至340点。但随后正如里普利警示的那样，繁荣的20年代（Roaring Twenties）只是因美国企业财务作假、包装宣传吹起来的泡沫。几个月之后，就在10月24—29日的短短几天时间里，股票市值缩水超过30%。在最低点的时候，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30%，商品批发价格下跌了32%，9 000家银行破产，失业率飙升至25%的高位。截至1933年，纽约证券交易所股票市值缩水89%。这可不仅仅是经济糟糕表现的全部内容。此前从未有过规模如此巨大、结构如此复杂的经济体，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公开交易股票的情况下，如此不透明的财务信息却依然得到了监管机构的默许。里普利是正确的，企业的会计账簿信息已经一塌糊涂。糟糕的会计核算并非大萧条的直接动因，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危机爆发数月之后，华尔街交易员已经彻底明白，自己手中交易的股票一文不值。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感叹道：“如果必须说市场很疯狂的话，那我们也不得不感慨其场面的宏伟壮观。”但是那些悲惨的失业人员并不见得认同这一观点。

　　为了应对这次危机，1933年，国会修改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Glass-Steagall Act），将投资业务和商业银行业务分割开来，阻止投资银行开展风险过高和难以监管的交易活动，将投资者置于高风险的境地。这也有利于对资产和负债进行审计。纽约前地方检察官费迪南德·佩科拉（Ferdinand Pecora，1882—1971）曾经揭发J.P.摩根与享有特权的投资人分享优先股内部信息，这些特权投资人包括美国前总统卡尔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在内，在他改革热情的激发下，1934年，罗斯福内阁组建了SEC，进一步强化了改革措施。该委员会由政治王朝的开创者约瑟夫·P. 肯尼迪（Joseph P. Kennedy）担任主席，而且更重要的是，肯尼迪还是深谙内幕交易的行家里手。SEC对上市公司的会计核算和报告标准进行了规范统一。罗斯福并不认为他可以清除诈骗和瞒报行为，但他认为，SEC能够阻止向股票持有人“故意散播恶意信息”，限制内幕交易行为，禁止那些扰乱市场的优先股的投机行为。

　　美国《1933年证券法》（Securities Act of 1933）为这家新成立的监管机构赋予了监管权力，使其有权要求公司提供更完整的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资产评估表”或“资产负债估值表”，以及对“折旧项目”和“清理项目”进行的核算，还有对公司所有分支机构实施的详细的合并审计等。1935年，在“首席审计师”的协助下，SEC制定了监管规则，对所有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提出了监管要求。即便如此，会计师事务所的主管依然担心，这些改革措施给自己（而不是公司）带来了太多的责任，因为公司仍然有可能对提供给事务所的报表做手脚。会计师事务所希望每份审计报告之后都有一份声明：“我们对贵公司的账目进行了审查，并提出了审计意见。”

　　美国会计师事务所的主要合伙人担心，政府对金融市场的监管过程会占据过于突出的地位，影响金融行业的独立性和金融创新活动。从会计师事务所的角度来看，这就是他们所担心的问题，从19世纪中期它们向美国政府提供审计服务和审计标准之时，这种担心就一直存在：强制性的审计要求可能取代注册会计师的地位，取而代之的，是一些看不惯金融企业的政府审计人员。但是，在1929年大危机之后的一片混乱情形下，这种论调逐渐丧失了市场，人们对遭受挫折的金融行业的信心降到了历史低点。看到监管的推行已经不可避免，普华永道的一位高级合伙人乔治·O.梅希望，通过帮助政府实施改革并加强监管，可以继续确保会计师那受人尊重的独立地位。人们依然对私人会计师保持敬意，他们可以在政府实施监管的过程中发挥领导作用。按照这一逻辑，会计师志愿者为SEC设计了财务报告的格式，并起草了官方的审计指引。梅本人还协助起草了美国通用会计准则（Generally Accepted Accounting Principles，简写为GAAP）的基本条款，如今这些规定依然以GAAP的形式为人熟知。

　　大危机过后，监管标准改革的涟漪蔓延至全球各国。1949年，美洲会计师协会（Conferencia Interamericana de Contabilidad）起草制定了南美和中美洲的监管标准。1951年，奥地利、比利时、法国、德国、意大利、卢森堡、荷兰、葡萄牙、西班牙和瑞士成立了欧洲会计师联合会（Union Européenne des Experts Comptables）；丹麦、爱尔兰、挪威、瑞典和英国于1963年加入。1957年的《罗马条约》（Treaty of Rome）成立了欧洲经济共同体（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简写为EEC）以及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Committee，简写为IASC）。同年，远东会计师大会（Far East Conference of Accountants）宣告成立。战后各国合理搭建起一整套会计核算框架，对新的全球经济体制实施监管。到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普华永道已经可以要求利用通用准则，对美国和英国公司国外分支机构的“真实公允价值”展开评估了。全球贸易的发展，引发了会计师所说的“准则互认”需求。作为IASC［2001年成为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简写为IASB）］的主席，亨利·本森爵士（Sir Henry Benson，随后成为勋爵）还是英国的军需品专家和英国特许会计师协会（Institute of Chartered Accountants of England）的主席，他继续推广应用GAAP，GAAP逐渐成为国际会计机构普遍认可的标准。

　　1946—1961年这段时间被认为是会计师的黄金时代，社会对会计师普遍都很信任。在西方经济体和日本，清晰的审计准则和监管制度与经济扩张相生相伴。但是，19世纪以来，会计核算的文化内涵已经发生了改变。政府管理机构、办公司局、法律法规以及税法不断增多，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会计核算日益复杂。前面章节中列出的那些机构名称，验证了20世纪会计核算体系中个人因素日益消逝的特点。如今，会计核算仅掌握在那些具备专业知识、高深莫测甚至是受过最优质教育的人手中。如今的会计师行业不仅仅等同于专家型行业，还意味着大型计算机时代冷冰冰的大量数据核算处理工作。

　　正如战后的经济增长一样，会计核算的黄金年代也不会一直持续下去，而就会计师而言，他们作为企业和监管之间的中立仲裁员，以及占据主导地位甚至是具有绅士风度的社会形象，很快就发生变化了。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会计师事务所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毕马威在收入方面超过了普华永道，亚瑟·安达信（Arthur Andersen）是挪威移民的后代，并在普华永道得到了锻炼，他于1913年成立了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Andersen ＆Co.），将一种全新而独特的美国文化引入到审计实践中。高压时期，芝加哥各类企业的经营混乱不堪，受此冲击，亚瑟·安达信试图重新推动这座腐败之城重回正轨。在这座城市占据主导地位的，原本是像杰克·“油腻的大拇指”·古兹克（Jake “Greasy Thumb” Guzik）这样的角色，他是艾尔·卡彭（Al Capone）手下臭名昭著的会计师，他的账簿记录所提供的逃税证明，最终导致卡彭的垮台。安达信十分重视职业道德，坚持认为审计师的服务对象中，居于首位的、最重要的就是投资人。安达信坚持认为：“为了确保审计报告的诚信准确，会计师必须保证其在思考判断和决策行动方面的绝对独立。”他说，如果自己认为财务报告数字不准确或存在错误，那“芝加哥这座城市给多少钱也不能”让他在财务报告上签字确认，即使这将导致他失去一位重要的审计客户。

　　安达信坚信，严格的审计纪律和较高的服务标准可以通过培训来实现。他试图根据“直线思考、坦率沟通”等原则，为社会提供自己理想的审计服务，据他所说，这一原则是其作为挪威人的母亲信奉的简单原则。安达信要求的品行端正、严格自律和积极参与竞争等理念，为全新审计业务模式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安达信没有致力于把那些常春藤盟校（Ivy League）或其他顶级名校的毕业生招入麾下，而是致力于亲自把那些中西部有志青年培训成才。在位于芝加哥城外的圣查尔斯（St. Charles）原圣多米尼克学院（St.Dominic College）所在地，他自己设立了占地约333 866亩的会计学院。鼎盛的时候，学院有500名编内职工，1 800名全天住校的学生，每年通过学院测试的半工半读生高达68 000名。在这片会计知识的乐土上，新学员在学院里生活、学习，与事务所合伙人打成一片，合伙人向他们灌输的是一种宗教狂热般的刻板和统一要求。学校对衬衫、领带和帽子等着装有统一的规定，需要把这些挂在特定的衣帽钩上，这让人感觉就像是从劳动节（Labor Day）一下子到了阵亡将士纪念日（Memorial Day），然后时间又继续向后推移。安达信的全体雇员有时候被人称为“机器人”，不管他们来自芝加哥、伦敦还是吉隆坡，经过培训之后，他们就好像从一个模子里出来的一样，遵循精确一致的标准，具有很强的业务竞争力，等级分明而又忠诚尽责。直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这种模式仍然没有什么变化。20世纪90年代，有位刚被招录的新员工描述了安达信培训流程开始时的情景：“这是面对红色高棉（Khmer Rouge）的第一年。每个人都好像是刚出生一样。”

　　从最开始的时候，安达信就有意与普华永道的英国模式保持距离。安达信坚信，只要严守诚信，面对“新企业投资或现有业务拓展的可行性”时，会计师同样能够提供咨询服务。可以利用成本会计模型对全部业务流程进行重新设计；而这也正是行业的发展方向。随着普华（Price Waterhouse）、德勤、毕马威、亚瑟·安达信、图什·罗斯（Touche Ross）、永道（Coopers & Lybrand）、恩斯特·惠尼以及亚瑟·扬（Arthur Young）这八大会计师事务所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所有事务所都开始将业务触角伸向咨询领域，职业独立的界限日益模糊，因为这些事务所所获得大量咨询业务的企业，正是它们为之提供独立审计业务的企业。

　　当时这八大会计师事务所遇到这些麻烦只是一个时间先后的问题。20世纪70年代，众多会计丑闻对审计行业造成了冲击，当时不合实际的记账方法，使得宾州中央铁路（Penn Central Railroad）等企业可以在破产前夜，公然宣布400万美元的利润数据。在越南战争（Vietnam War）爆发之后社会动荡的环境中，会计师和机器人正迎合了人们对“古板守旧”（square）的定义，自然很难成为受欢迎的社会角色。1971年，在尼克松政府管理时期，通货膨胀率提高至5%。1971—1976年，物价大幅上涨了38.2%。许多社会评论员为此责备会计师，因为他们没有在“通货膨胀会计核算方法”方面达成一致。不管是否公允，当企业因为高估利润、低估折旧费用，或者因为币值剧烈波动而错误估算货币价值，从而做假账的时候，会计师总是被指责的对象。在物价剧烈波动的混乱环境下，人们认为会计师不能，或者不愿意实施客观独立的审计工作。

　　通货膨胀对价值评估这一概念造成了冲击，也因此影响了传统会计核算的确定性。当货币价值因通货膨胀而缩水的时候，由于折旧或者历史价值是以最初购买价为基础、随时间推移而逐步计算的，因此就不能准确反映资产的真实价值，或者从会计角度来说，重置成本和最初买价之间就会产生差异。如果对折旧和升值价值做出错误的评估，公司就可以借此隐藏收入并操纵资产价值。

　　为了应对企业会计造假的问题，会计师提出了“减值确认”（impairment recognition）这一概念，将财务报告不实的问题考虑进来，以便对企业资产的真实价值做出评估。他们利用逐日盯市（market-to-market）方法来衡量企业资产的“公允价值”。这就意味着，在评估一家公司的价值时，要根据当前的市场价格，而并非以历史价值或者最初购买价为基础进行折旧计算。以“公允价值”为基础的会计核算方法，正是基于货币价值并非总能保持不变的观点。今天的货币价值，要根据物价总指数，以其当前的购买力来计算。这就意味着，过去的货币价值要根据其当前“实际”的购买力进行评估。但是，并非所有会计师都认为公允价值评估方式是最合适的，因为这种估值方式也有可能被操纵。如今人们认为资产价值有一定的不确定性，这就导致会计核算更加灵活，而对会计资料进行审计的难度也更高。

　　更具危害性的是，随着会计丑闻和晦涩难懂的经济辩论不断爆发，社会对会计审计和企业会计报表的信任不断降低，公众不仅被这些辩论弄得一头雾水，在辩论过程中，他们还被有意识地忽略了。当时普华永道的主管赫尔曼·贝维斯（Herman Bevis）抱怨道，公众希望会计师事务所所做的，与会计师事务所本身能够做的，这二者之间存在“期望差距”（expectation gap）。问题并不仅仅是社会信任不足。截至1966年，根据《联邦民事诉讼规则》（Federal Rules of Procedure）和1931年厄特马斯（Ultramares）案件中所确定的标准的实施，审计师需要对单一的股东承担责任，因此，如果会计师的审计客户出现财务作假，那会计师事务所也可能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果公司提交了虚假的账簿信息或做出不实陈述，而会计师事务所没有发现这一点或者没有将企业作假情况进行报告，那么，被审计企业和会计师事务所都将面临法律诉讼。

　　1974年，当时的八大会计师事务所总共遭遇了200多起诉讼。1976年，国会介入设立了由蒙大拿州（Montana）民主党强势的资深参议员李·梅特卡夫（Lee Metcalf）领导下的委员会。关于梅特卡夫报告（Metcalf Report）的诅咒不绝于耳。报告称，面对其所审计的客户，会计师事务所拥有“超出委托权范围”的权力，这体现了“值得警惕的独立性的缺失”。梅特卡夫委员会（Metcalf Committee）也对SEC进行了谴责，因为SEC“在保护公众利益和完成公众所托方面存在重大缺陷”。梅特卡夫委员会坚持要求，SEC必须对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和咨询服务两方面同时加强监管，确保其符合独立性要求。会计师事务所再也不能自己制定相应审计规则了。糟糕的会计核算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关注，而200年来一直将会计核算准则制定权交由公司来行使的美国政府，如今终于正式进场，国会对会计核算行为和会计核算标准实施监管的时代由此开启。

　　但诚信审计也是一把双刃剑。如果如今政府成为主要的审计师，那谁又会负责对政府进行审计呢？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政府慢慢开始公开账簿信息，接受公众审查。国会就越南战争的军费预算问题与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总统进行过争辩，随着20世纪70年代通货膨胀引发经济动荡，社会逐渐形成共识，需要设立一个超越党派之争的政府审计机构，来协调政府财政方面的政治争论。1972年，当总统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要求国会将政府债务上限提高至2 500亿美元的时候，国会就财政支出优先顺序问题进行了抗议，并由此设立了预算控制联合研究委员会（Joint Study Committee on Budget Control），这赋予了国会在政府预算和债务决策方面更大的话语权，使其与总统管理与预算办公室（President's 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分庭抗礼。尼克松总统签署了法令，批准成立超越党派利益的国会预算办公室（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简写为CBO），负责向议会提供从政府税收到财政支出等在内的各类财务分析数据。反过来，穆迪、标准普尔（Standard and Poor's）和惠誉（Fitch）等老的信用评级机构，原本成立的目的是分析铁路公司的股票信息，如今SEC授权它们成为全国认可的统计评级机构（Nationally Recognized Statistical Ratings Organizations，简写为NRSRO），负责对私人企业和政府发行的各类债券投资证券进行官方评级。

　　20世纪80年代后期，评级机构进一步拓展业务范围，对各国的信用水平展开了分析，以便评估该国币值水平和政府债券利率的高低（也就是一国政府成功偿还债务的能力），评级对象从3个国家扩展到50多个。1985年之前，大多数国家都是AAA评级，但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随着政府债务水平和币值的高低情况日益复杂，评估难度不断加大，上述情形有所改变。评级机构及其批评者都认识到，通过评估主权债务（也就是一国政府发行并出售给外国投资者的政府债务）来确定一国的评级水平，是极度主观化的行为。无论如何，评级机构依然保持着超高的社会地位。

　　但是，由于会计师事务所积极参与提供咨询服务，这种本可以预见到的利益冲突，进一步损害了会计师事务所的声誉。梅特卡夫报告对会计师事务所提供咨询服务提出了严厉批评，声称这些服务“与独立审计师承担的责任是完全不相容的，联邦行为准则应当坚决禁止这些行为”。但会计师事务所仍继续提供这些服务，它们坚持认为，即使咨询服务的对象就是它们的审计客户，这些服务与它们作为独立审计师的角色依然是兼容的，但它们真正追求的，只不过是成百上千万美元的服务费。1981年，记者马克·斯蒂文斯（Mark Stevens）针对其所称的“金钱黑幕”撰写了一篇尖锐的评论文章，指责当时的八大会计师事务所在它们进行审计的大量审计工作底稿中“上了一把锁”，而尽管此前的梅特卡夫报告已经有过类似的批评，他还是重申了审计行业“玩忽职守”的问题。审计行业的名声遭到了重创，但拥有大规模审计经验的，仍然只有这几家大型会计师事务所。尽管公众对它们极度不信任，但公司对它们推崇备至，这八大会计师事务所依然在审计行业占据着统治地位。

　　1989年，恩斯特·惠尼会计师事务所与亚瑟·扬会计师事务所合并成立了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德勤会计师事务所与图什·罗斯会计师事务所合并成立了德勤·图什会计师事务所（Deloitte &Touche），英国的事务所合并有所不同。八大会计师事务所变成了六大会计师事务所。1991年，斯蒂文斯又写了一篇攻击审计行业的文章，即“六大：美国顶尖会计师事务所是如何出卖自己的”（The Big Six: The Selling Out of America's Top Accounting Firms）。他声称，在不受监管的情况下，这6家审计“巨兽”通过向其审计客户提供咨询服务，正在中饱私囊。好的审计也就意味着公司较高的估值，这反过来也就意味着，会计师事务所可以因提供咨询服务而得到更多的回报。在斯蒂文斯看来，审计师提供了具有误导性的审计服务，甚至可以说，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在从银行抢钱。他继续抨击道，华尔街抱有一种天真幼稚的信任，认为会计师事务所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也有一些不那么尖锐的评论，对大型会计师事务所的诚信提出了疑问。例如，理查德·梅尔彻（Richard Melcher）是《美国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的财经分析师和总编辑，1998年，他在杂志的一篇报道中问道：“会计师到底在哪里？”梅尔彻指责称，会计师不仅没有做好其作为不偏不倚的仲裁员的任务，反而为其审计客户从事大量虽然符合会计要求但风险度很高的业务活动预留了空间。

　　梅尔彻批评道，如今会计师事务所的收入构成中，超过50%都来自咨询服务，这已经开始超过其审计业务收入。许多公司的高管都来自像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这样的机构，事务所与公司之间签署了同时涵盖审计和咨询服务的巨额服务合同，在这种情况下，“一夜之间，环境问题或其他法律责任的要求被降到了最低，存货折旧计价方法得到了普遍推广，也可以说季度末的销售收入迅速膨胀”。他希望，SEC对此能够加以重视。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实际上还对梅尔彻的论文进行过会议讨论，甚至还对自身过于依赖咨询服务表示过担心。但是没有人采取任何措施来确保会计师事务所的独立性，更不用说对公司的诚信道德和承担的风险开展检查了。

　　因为担心审计工作不到位可能引发法律诉讼问题，绝大多数审计师都能够坚持原则。但如今，公众已经不再信任他们了。原因不言自明。与咨询服务相比，公司对审计的兴趣已经大幅减弱，因为前者可以使它们的利润节节攀升。咨询服务行业一片繁荣。但最糟糕的情况终将降临。

　　1999年，在几乎没有公众抗议和投资者不满的背景下，美国政府以推动经济自由化的名义，以《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Gramm-Leach-Bliley Act）取代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允许商业银行、投资银行、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进行合并。这使得银行可以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同时也可以承保保险业务、出售债券产品（比如抵押贷款组合等）。1999年11月12日，在该法案上签字使其具有法律效力之后，克林顿总统意识到，这是“自1930年以来美国金融体制最重要的变革”。他声称，废除《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允许银行和证券公司“互设分支机构”，有利于促进市场竞争，“推动金融体系的稳定”，并帮助其“更好地参与全球金融市场的竞争”。克林顿坚持认为，新法案囊括了“推动金融安全稳健运行的重要举措”。但是，随着“非理性繁荣”（irrationally exuberant）思维的蔓延，人们认为当时的市场繁荣景象将一直持续下去，政府的监管力度不断削弱，金融产品日趋复杂，这些因素共同导致自大萧条以来，针对会计核算和公司诚信问题而制定的安全保护措施正在日渐消失。

　　与此同时，到20世纪90年代，当时的六大会计师事务所在全球招录了成百上千的会计师。问题在于，审计业务市场已经饱和，增长的潜力很小，利润也开始下滑。如今公司开始怀念亚瑟·安达信最初提出的建议，即审计师应当利用其独特的定量分析视角，来拓展咨询服务。以安达信为例，公司解决问题的能力被广为传播，在安达信咨询的对比下，安达信审计业务很快就相形见绌，在此过程中，安达信咨询逐渐成了20世纪90年代极具破坏性的公司财务造假的主要推手。到芝加哥安达信总部参观的人都震惊了，他们发现，安达信审计公司的办公设施十分寒酸，而安达信咨询公司的办公地点则极尽奢华。尽管其他会计师事务所也因提供咨询服务收取了大笔费用，但安达信咨询才是利用咨询服务搅动市场行情的巨人。它们这样做完全是出于利润的考虑。1992—2001年，公司利润增长超过3倍，其中70%都来自审计服务。安达信为那些“新经济”企业提供咨询服务，比如废物管理公司（Waste Management）、世界通信（WorldCom）公司，还有臭名昭著的得克萨斯州石油企业安然（Anron）公司，与此同时，它还为这些公司提供审计服务。所有这些公司都利用财务造假来推升其股票的市值。最终，所有企业都破产倒闭了，连一度令人尊敬的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也未能幸免。2002年，因为安然公司制作虚假财务报告，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在得克萨斯州被起诉。SEC还发现，安达信在为废物管理公司和世界通信公司等企业进行审计的过程中，存在大量舞弊行为。

　　安然造假案的规模十分庞大，因造假而推升公司股价的做法也一目了然，当公司破产时，股东损失高达110亿美元，受这些因素的影响，安达信自然难逃破产的命运。安达信审计舞弊案是如此出名，以致2002年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总统在华盛顿的苜蓿草俱乐部（Alfalfa Club）晚宴上还拿安达信开起了玩笑。总统说，他从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那里收到了一条好消息，也收到一条坏消息。“好消息是，他愿意让我们检查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坏消息是，他坚持要求，检查必须由亚瑟·安达信来实施。”

　　在安然事件中，特定的安达信审计原则其实是发挥作用的，这个情况既让人感慨，又让人觉得讽刺。2001年，针对安然公司的可疑交易和财务造假行为，受到良好培训的中级审计员起草了证据确凿的审计报告。但是，面对每年可能高达1亿美元的审计费损失，安达信的高管选择对事实视而不见。这个数目太大了，他们不想失去这项业务。有确凿证据显示，尽管知晓安然的不法行为，但安达信仍然选择了包庇。负责对安然账簿信息进行审计的合伙人大卫·邓肯（David Duncan）担心因违犯证券法而遭到起诉，于是要求其事务所的员工疯狂地将审计资料全部销毁。这当然是他的一厢情愿。这次舞弊案所涉金额庞大，安达信与安然的共谋行为性质十分严重，以至于安然倒闭之后，安达信也很快步了它的后尘。邓肯随后成为政府证人，针对其公司的舞弊行为出庭做证，而时至今日，在这场美国历史上性质最为恶劣、涉案金额最大的金融诈骗中，无论是邓肯本人还是安达信的员工，都没有因财务作假而坐过一天牢。如今，安达信雇用了200名基层员工来负责管理其后续的诉讼事宜，这与其曾经全球85 000人的员工规模相去甚远。

　　为了应对安然事件和一系列其他公司会计作假和破产事件［其中包括泰科国际（Tyco International）、阿德菲亚（Adelphia）以及百瑞勤系统公司（Peregrine Systems）等］的冲击，乔治·W.布什总统签署了2002年《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Sarbanes-Oxley Act），并设立了上市公司会计监管委员会（Public Company Accounting Oversight Board，简写为PCAOB），以确保审计师的独立，加强公司治理，并进一步明确企业审计和财务信息披露的各项要求。这完全属于要求公司诚信经营的法律规定。布什总统声称：“低标准和假利润的时代已经结束，美国任何企业董事会都必须接受法律监管。”他的言外之意是，清算之日已经到来，至少对会计师来说是这样的：“自由市场并非只有无耻之徒才能存活的原始丛林，自由市场也不是仅受利益驱使的金融自由散漫之所……出于维护我们这个自由经济环境的考虑，对于那些违犯法律的人，不管是违反公平自由原则的人，还是那些作假的人，也不管他们多么富有，多么成功，都必须付出相应的代价。”

　　在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政治领袖的支持下，人们认为这项法律是如此的重要，其发挥的效果也将十分显著。随后，澳大利亚、法国、德国、意大利、以色列、印度、日本、南非和土耳其都通过了类似的法律规定。在美国纽约，人们希望，安然公司和世界通信公司倒闭之后，这项新的法律规定将重新树立起人们对美国股票市场的信心。但是，严格的会计核算监管导致的后果就是，较小的会计师事务所面对着越来越多像歌利亚（Goliath）这样的银行和大公司，而这类企业通过内部拿高薪的会计人员和说客，自己就能够做到领先审计师一个身位。

　　2008年，当自身不完善而又估值过高的抵押债券组合［CDO（抵押债务证券）］引发世界性的金融危机时，这个问题就切实摆在了人们面前。纽约联邦储备银行、SEC纽约委员会以及当时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德勤、安永和毕马威4家机构总员工近700 000人），距离贝尔斯登公司（Bear Stearns）和雷曼兄弟仅仅一墙之隔，这两家公司的倒闭，使得政府不得不成立了挂着商业机构名称的问题资产救助计划（Troubled Asset Relief Program，简写为TARP），对还没有倒闭的投资银行实施联邦紧急救助。会计师事务所已经警告过各家银行和监管机构，称CDO属于三类资产（现金为一类资产），这类资产属于投机资产，风险很高。但是它们并没有相应的监管权力，抑或主动作为的意愿，来解决CDO引发金融危机这个难题。尽管监管机构、审计机构和银行家貌似走得很近，但几乎没有人意识到危机即将到来。

　　由于会计师事务所过于突出自己的弱势地位，就在危机爆发后不久，投资银行就开始指责当时的四大会计师事务所，认为它们对CDO产品所采取的新的风险规避型价值评估模式，影响了公众对这些资产的信心，加快了危机的蔓延。一方面是公众认为它们没有实施恰当的审计工作，另一方面是公司和金融家指责它们低估资产的价值，夹在二者之间的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不得不百般小心，担心任何会计或法律行为的不当，都将招致安达信那样的诉讼，导致整个审计行业一败涂地。实际上，英国的监管者已经开始担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垄断本身就是一大风险因素。与投资银行十分类似的是，通过复杂的金融网络，所有公司的大额资金账户都是互相关联的。一旦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中的一家倒闭，也会将另外3家拉下水。如此看来，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就成了大而不倒的机构，但同时也丧失了对其企业客户实施有效审计的能力。

　　狄更斯已经预见到了这样的迷局。为了避免会计师事务所的舞弊行为，美国和英国政府都采取措施对审计业务加以限制，却发现，如果没有审计师的帮助，根本就无法对金融机构和企业实施有效监管，更不用说对政府进行监管了。尽管审计师成千上万，他们或者就职于会计师事务所，或者在SEC、美国律政司（更不用提欧洲的那些监管机构了）工作，但自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没有一个人获罪入狱。确定哪些人实施金融诈骗，或者存在疏忽犯罪行为，并将他们缉拿入狱，这本来是审计师和政府监管者的分内之事，但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和欧洲政府在这方面迟迟未采取措施，这实在令人迷惑不解，而如果采取这些积极有效的法律措施，本来可以推动监管改革，随后还可以使得金融行业更加完善。司法部部长埃里克·霍尔德（Eric Holder）公开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他说，主要投资银行的规模和重要性，对于政府制裁那些金融不法行为起到了“抑制作用”。他还担心，除了罚款之外，针对金融机构所采取的持续的法律限制措施，将会危及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

　　尽管法律要求更加严格，监管措施更加有力，金融媒体日益活跃，但财务的公开透明依然面临着很大的阻力。由于运作日益复杂，规模与日俱增，各大银行、公司和政府机构的审计难度越来越大。如果说真要对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进行审计，那到底需要多少审计师才能完成这项工作？10 000人够吗？40 000人够吗？这甚至根本是不可能的。现实情况是，就眼前来看，面对不断变异、像病毒传播似的发展的金融工具创新和银行创新演化，政府和会计师事务所根本跟不上它们的脚步。受到发展规划不合理和账簿记录糟糕等双重因素的影响，希腊等国家和底特律等大城市正走向破产，世界各地和各国政府糟糕的会计核算所带来的灾难性的影响，正威胁着世界金融体系的稳定。政府会计师经常认为，各国和各地区都具备支付养老金的能力。由于公众对长期政府债务的风险并不熟悉，因此，他们很少会对政府糟糕的账务管理提出异议。近期，司法部打击经济犯罪，并对大型银行开出了罚单，尽管面临这些威胁，但华尔街或政府本身并没有受到审判。而如果这场审判缺席的话，真正实施改革的动力就不会出现。 中信出版2020年度好书-经济管理（套装共12册）